作者简介：张作成，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摘要：实践是现代意大利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学术话语，也是克罗齐精神哲学体系的一个基本层面。克罗齐实践观的内涵包括理论与实践必然结合、实践判断即历史判断和历史理解的个体性视角三个维度。克罗齐在阐释实践观过程中回应了剥离理论与实践联系的哲学或心理学观点，指明理论与历史学实践结合的必然性；从历史认识真理性、历史知识用处等问题维度进行阐述，呈现和预期了主观和主体因素在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兴起的态势；辩证地处理历史理解中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与同时代的梅尼克有同有异的回答。克罗齐实践观影响了现代意大利史学和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界，对现代意大利社会具有积极价值，同时也显现出与现代意大利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时代潮流“不合时宜”之处。

关键词：克罗齐；实践观；历史认识论问题；现代意大利史学

早于克罗齐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与克罗齐同时代的乔瓦尼·金蒂莱（Giovanni Gentile）和晚于克罗齐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各自学术研究中以实践为论题或以实践命名自己的学说。学术界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并未对“实践”话语所关涉的意大利学者或学术语境进行界说，或者运用“实践”的字面含义，即指称意大利历史和现实中的政治事务；或者将其作为一种哲学类型的命名；或者按葛兰西的用法，以其特指马克思主义学说。因此，有必要说明，与学术界对意大利学术语境中“实践”的既有理解不同，克罗齐的“实践”本质上是他从哲学角度观照历史学而进行的学术话语建构。克罗齐精神哲学体系中的“实践”，有哲学化阐释的一面。本文研究的主题词用的是“实践观”，而不是学术界研究和克罗齐自己也在使用的“实践哲学”术语，其原因在于克罗齐所具有的明确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解构意识。克罗齐自陈他的精神哲学只是观点的整理系列，随时向新经验开放，随时可以修正。而“实践哲学”表述则蕴含着学术体系的固化、封闭特质。同时，根据克罗齐“哲学是历史学的方法论”这一基本学术立场，克罗齐的“实践”与现代意大利史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历史认识论问题的回答有关。这些表现克罗齐实践观史学意涵的问题包括：历史学中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历史知识的用处问题，历史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和历史理解的视角问题等。

克罗齐研究是欧美国家意大利学领域长盛不衰的话题，也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从政治思想史和哲学研究角度解读克罗齐仍是主要的研究路径。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推动克罗齐研究逐步深入，也为本文从历史学角度、在史学思想史脉络中解读克罗齐实践观提供了学术基础。较之既有成果，本文研究可能具有的价值有两方面。第一，以克罗齐意大利文版《实践哲学：经济与伦理》为基础释读其实践观。这一文本最初于1908年出版，是克罗齐精神哲学四卷本中的第二卷，在克罗齐著作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出现在意大利话语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思维的跨学科话语和支配意大利史学界的德国话语的自主阐释和批判。但学术界既有研究未见使用这一文本的学术成果，这也有碍对克罗齐的准确理解。第二，以克罗齐实践观研究为中心，细化现代意大利史学史中的问题意识脉络，澄清其与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问题意识的关联。从国别与区域史学史研究角度来看，克罗齐属于国际和国内学术界“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位重要的历史思考者。但“西方”这一空间范畴在本文研究中首先需要在意大利语境中具体化。在构建实践这一学术话语的过程中，克罗齐首先从意大利史学自主发展角度，综合利用了“西方”各个国家的学术资源并且回应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厘清这一学术过程有助于理解克罗齐的史学思想及其在现代意大利史学史和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史中的学术地位。

一、理论与实践必然结合

历史学的自主性包括研究方法与史学理论两个层面。这两重现代化的核心指向都在于使历史学研究具备有自身学科特征的研究方法和能够体现历史思维特质的理论体系。按照《牛津历史著作史》作者的观点，在国家统一之前，意大利历史学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学科自主性。“在1861年意大利统一之前，历史书写有着很强的政治目的，但同时也使这门学科在方法论上和欧洲的范式达成一致。”从1861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这半个世纪中，现代意大利历史学研究在古代史、中世纪史和当代史研究领域取得长足进展，涌现了大批历史研究著作和代表性历史学家。这是意大利历史学在研究方法上实现自主性的表现。与此同时，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以克罗齐为代表的意大利历史学家也在探索着符合意大利历史学实际的史学理论体系。这方面的表现之一是克罗齐1908年出版的《实践哲学：经济与伦理》。

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认识论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史学发展，也需要回答这一问题。当时西方学术界中非理性主义、实在论和马克思主义三种学术思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意大利学术界非常有影响。亨利·柏格森是法国著名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认为：“实践哲学就是那些哲学：把行动看成最高的善、认为幸福是效果而知识仅仅是完成有效活动的手段。”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中，亨利·柏格森的立场是否定理论的存在，强调实践或行动的唯一性。实在论者承认理论的存在，但否认理论能够影响实在，即一种理论认识并不具备实践意义和伦理价值。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中强调实践的首要性地位。柯林武德对此做了恰当的总结：“马克思的哲学要解决的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它的使命是‘让世界更美好’。”这三种回答是克罗齐写作《实践哲学：经济与伦理》面临的学术前提。在克罗齐看来，这三种学术思潮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判定上，都存在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倾向，也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或者持守理论而完全否定实践，或者从另一方面固守实践而忽视理论。克罗齐的学术判断并非无可非议，尤其是其有关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理解和判断。本研究意识到这一点，但在此论证语境中首先关注克罗齐实践观的阐述与评价。

克罗齐从界定实践概念出发，回应上述三种学术思潮。克罗齐将实践定义为：“实践活动是精神的一种形式。”“经济与伦理是实践的两个阶段。”具体而言，实践活动包括追求有用的经济活动和追求善的伦理活动。与上述三种学术思潮的理解方式不同，克罗齐认为实践活动与理论活动相互依存。“要肯定实践活动形式和理论活动形式并存，就意味着从一种形式推导到另一种形式，而且两种形式都从精神与实在的统一中推导出来。”克罗齐所言的理论活动，指以美为目标的美学和以真为目标的逻辑学。在克罗齐的精神哲学体系中，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联系体现在理论活动对实践活动具有指引作用。

克罗齐关于理论与实践活动关系的观点，在意大利社会语境中可以解读为：只有思考的人才能成为行动的人，只有经过沉思的人才能成为行动的人。克罗齐的这一理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的社会语境中具有一定的伦理价值。在西方历史语境中，柏格森非理性主义哲学影响了索雷尔（Sorel）的工团主义理论，成为暴力理论、君主制制度的思想应援。柏格森哲学极端地否定理论，片面强调直觉及行动的重要性。柏格森的这一哲学观点在意大利社会和学术界存在大量应援者和实践者。其原因在于，现代意大利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之后，涌现了支持意大利通过殖民扩张活动彰显自身国家地位的社会政治思潮。1911年意大利出兵侵略利比亚，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暴力行动的非理性主义和工团主义理论的外化。

在克罗齐看来，任何一个实践行动都有理论活动的一面，都由理论指引，因而实践行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理性的行动。反过来，理论活动是以认识过去或现在为目的的活动，但这种认识活动与实践并非截然分立的，而是影响实践活动的。克罗齐理解的实践活动，不是由自发的直觉活动构成的绵延之流，并不傲然置身于现实世界之外，也并非沉浸于火热的现实世界之中。克罗齐不赞同与现实实践生活相隔离的超验主义学术立场，也不赞同像意大利诗人邓南遮（d’Annunzio）那样亲自驾驶战斗机占领阜姆的行为。克罗齐对实践的理解观照现实，但又刻意同现实保持距离。克罗齐对实践的系统分析体现了其实践观的学理性；他对意志活动与实践活动关联的强调，体现了其实践观的现实性。

意志活动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一个实践活动的发生，必然伴随着一个意志活动。这里的意志活动与实践活动，不是时间上的前后相续关系，而是同时生成的活动过程。“意识存在于意志和实践活动之中。这种意识活动不是反射性的，而是被感觉到的，是被拥有的。如果没有这种感觉，就没有实践活动的现实性。”这体现在历史发展过程和历史学研究过程两个层面。比如，意大利国家统一过程，是统一意大利国家的意志和统一的实践活动两者耦合作用下形成的。这里的意志是由众多个体意志构成的集体意志。就历史发展过程生生不息的实态来说，不存在一个始终不易的意志，而是随着实践活动不断更新，与之相伴随的意志也会更新。这样，新的意志与新的实践活动不断产生、不断综合，推动历史过程的发展。从克罗齐自身的学术观点来看，个体意志和个体实践活动是理解历史的根本。在历史学研究过程中，历史批判或史料批判活动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论程序。“评论家或历史学家在历史批判过程中是有意识的。评论家或历史学家反过来在批判自己时，将自己对象化，将自己置于评论史或史学史之中。”这里以克罗齐在《自我评论》中进行自我分析评判的语言为例：“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我的作品产生了怎样的共鸣，我可以用很多页的篇幅来介绍我的著作在意大利和国外的传播情况，介绍它们引起的讨论（有时是激烈的论战），介绍它们在我的思想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美学、语言哲学、文学史、艺术史、逻辑学、史学理论、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理论等）引发的许多作品。”在此，克罗齐将自己对象化之后，置于与之相关或他产生影响的各个学科的学术史中进行审视和评价。这可以看作历史研究活动中的一个历史人物评价。克罗齐在对自己进行历史评价时，是意志活动与评价实践活动的结合。实践活动的发生有其具体层面与展开秩序。

按照克罗齐的观点，一切实在与历史的理解范畴和表现形式都可以在他的精神哲学体系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在这方面，克罗齐的观点与英美心理学界的主流观点抵牾。英美心理学界将“感觉”作为理解（包括历史理解）的基本范畴。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心理学原理》中从心理学角度将“感觉”作为理解的基本范畴。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同名著作中也持相同立场。“感觉，开启了人们认识事物的第一扇窗，接着又被认识事物的各种其他的思维方法所替代。”根据当时西方学术界的通行观点，心理学是一种综合性哲学类型，不仅掌控人们的心理活动，也支配着人们的历史沉思。按照这一思路，历史学就心理学化了，心理学成为历史学的主导思维。

克罗齐从精神哲学角度出发，回应了斯宾塞、詹姆斯的观点，并且在其精神哲学体系中解说了“感觉”的位置。克罗齐对此问题的立场是，“否定存在感觉这种精神形式”。克罗齐分析了“感觉”的两个内涵，说明自己所持观点的理由。第一，感觉属于心理学范畴，指称的是心理学事实。例如，感觉可以指一个人对于“祖国”“爱情”“自然”等的感受。与詹姆斯等的观点不同，克罗齐认为感觉不会转化成知觉，也不能形成认识事物的意识。第二，感觉指人的精神状态。比如，一个人高兴或痛苦。克罗齐认为，人的精神状态用心理学范畴来表现，并未进入认识的阶段。归结起来，精神除了克罗齐所界定的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之外，并不存在第三种形式——感觉。

虽然感觉本身并非认识活动和理解过程的根本要素，但感觉是认识活动的实践准备阶段。进行上述否证之后，克罗齐并未完全将感觉从人类认识活动中清除，而是说明了感觉对于他理解的实践的启示意义。以历史学为例，感觉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在于“预示了历史学中的直觉因素”。克罗齐的解释思路是，强调由感觉而形成的历史感在历史叙事和历史解释中的作用。因为一个历史叙事的建构，不可能完全根据概念完成，还需要历史学家对历史实在的直接感觉才能成型。“历史学理论的进步在于清楚地认识到：不能从概念中推导出历史叙述，历史叙述源于对实在的直接感觉，即基于任何历史重构都不可或缺的直觉因素。”以克罗齐1925年出版的《那不勒斯王国史》为例，可以说明他的这一观点。从概念角度看，《那不勒斯王国史》的研究写作贯穿着克罗齐对于现代史学中“南方问题”的思考。从感觉角度看，克罗齐出生于南方、成长于南方，除了1893年意大利南方大地震后到罗马叔父家寄养的岁月外，克罗齐一生很少离开自己南方的家乡。关注到意大利学术界探讨“南方问题”的一些历史学家污蔑南方的历史和现实后，克罗齐从自己热爱南方的感觉和情感出发，系统研究南方历史。

与此相关，克罗齐还表达了对实证主义史学家历史认识客观性观点的看法。在实证主义史学家看来，历史学家保证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准则是：遵循严格的史料批判方法，分析史料，形成历史叙事，避免自身的主观因素渗入其中。克罗齐对这种通过摒除历史学家主体性而获得所谓客观历史认识的做法，持反对态度。“在反对将历史客观性寄托于单纯的资料再现这一错误观点时，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从感觉形成的对资料的反应，任何历史叙事都是不可能的。由此，人们认识到主观因素或智力因素在历史论断中的重要作用。”克罗齐《那不勒斯王国史》是欧洲史与意大利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名作。《那不勒斯王国史》中既有实证主义史学家重视的原始史料的批判运用，也同样蕴含着克罗齐对那不勒斯历史与现实的感觉和感情。那不勒斯王国存在时间为12世纪初至1860年。这近800年的存在时段是一系列实践的绵延之流，也是历史的绵延之流。克罗齐的基本立场是，实践活动必然与理论活动结合，没有理论活动就没有实践活动。就历史学研究这一实践活动领域而言，克罗齐的立场可以表述为：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学。其中蕴含的推论是，历史学的内涵不是对历史事件做出简单的直观描述，而是在回应社会发展对历史学需求基础上，进行富含理论因素的学术判断。

二、实践判断即历史判断

实践活动包括追求有用的经济活动和追求善的伦理活动。两者本质上都是人的历史活动。从学术研究角度认识经济活动与伦理活动，也即从历史视角做出学术判断。“实践判断就是历史判断。判断一个实践行动意味着呈现它的历史。”克罗齐精神哲学体系的“根”和“魂”在于历史学，体现之一是其实践观与历史学思维的关联。克罗齐将历史学思维作为众多学科思维的基础。每一个学科按自身方式认识研究对象时，本质上都是以历史学思维在进行认识。依据克罗齐的观念论立场和他所隶属的欧美学术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观念论学术思潮的立场，认识即判断，历史认识即历史判断；认识包括历史认识并不是实在论者界定的“照镜子式”的反映，也不是客观主义者理解的与人的价值和情感无涉的描述。英国哲学家布莱德雷“历史事件（在我们对历史一词的限定意义上）首先就包含着一个判断”的命题可以看作应援这种学术思潮的一个案例。就克罗齐的观点看，这里的历史判断意味着学者从自身主体立场出发，运用相应学科概念表述为命题，表达自己的认识；历史判断是一种独立的、自足的和自主的行动。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历史判断包括两个环节：判断行动是否发生和阐述行动发生的具体过程。在进行这两个环节的过程中，认识者会使用判断的逻辑范畴。这两个环节的语言表现相当于认识过程中的事实之真和价值之真。在逻辑构成方面，每一个历史判断由主题和断言构成。这里的主题相当于行动的事实层面，断言相当于行动的价值层面。针对每一个事件或行动的历史判断，都首先需要对其过程或面貌进行清晰的表现，然后再对其价值进行明确的判断。以克罗齐《19世纪欧洲史》为例，我们各引用一段文字来具体说明历史判断的这两个构成维度。克罗齐《19世纪欧洲史》第四至九章即是对19世纪欧洲历史进程的事实表现。“事实是，国家的民族构架（即使并未全部完成）和自由制度（虽然程度千差万别），在全欧洲付出了长期艰辛之后才得以确立。”在价值判断层面，克罗齐在这六章题目和内容论述中高频使用的范畴“自由”，即是克罗齐自己价值观念的表达。“像思想一样，自由总是面临新的、往往是棘手的和意料之外的问题。自由必须与这样的问题斗争，以便驯服和塑造它。”克罗齐《19世纪欧洲史》中的这段文字例证了历史判断的事实表现与价值判断两个维度。从这一意义来说，历史判断是一种历史综合，是一种历史综合判断。

克罗齐的实践判断即历史判断的论断，反驳了实证主义史学传统持有的真理观。实证主义史学的真理观只承认和强调事实之真，即从原始材料中获取的有关历史事件或行动细节的表现。英国实证主义史学家“巴克尔在其名著《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sation）中利用了凯特里的统计资料，以此支持他所偏爱的命题之一—历史进步的过程取决于外部自然环境和人性理智两者的共同作用”。克罗齐不赞同将真理观完全局限于事实之真的层面，认为应在此基础上增加价值之真这个维度。在克罗齐看来，有关一个历史事件真理性的认识，包含由资料提供的关于事件本身的真实信息和由概念呈现的恰当价值判断标准。关于真理中的事实之真维度，克罗齐与实证主义史学家存在共识，他们都予以肯定。这一点无需多论。真理中的价值之真层面，是克罗齐与实证主义史学家不同之处。按照克罗齐的解释，实证主义史学家否定的价值之真实际上也存在于他们的历史叙事之中，只不过他们对此没有自觉的意识。例如，巴克尔在概括文明史概况时使用的“进步”概念，就表现了他的价值观。即在巴克尔看来，文明史的整体发展趋向是“进步”的，而不是“停滞”或“倒退”的。因此，巴克尔选择和使用“进步”这一概念、而没有选择“停滞”“倒退”概念来描述文明史进程，体现出他对文明史的价值判断。归结起来，概念是具有价值内涵的，是表现历史学家价值判断的语言中介。

在历史认识真理问题上，克罗齐的学理分析承认和尊重历史认识主体的介入和在场，符合认识生成过程实际。与此相关，克罗齐将历史认识真理性理解为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复合，反对将主体、价值排除的真理观。“断言即思想。断言即真理。在研究过程完成，思考过程结束之后，结果是人自己做出的断言。这种断言不是通过新的、超越的行为，而是通过思考的思维行为。在纯粹的理论思维中，不可能出现谬误。真理的源泉就在人本身之内。”克罗齐这一学术立场在西方史学理论界存在回响，尤其是在观念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中不乏同声相应者。克罗齐之前的哲学家布莱德雷，克罗齐之后的柯林武德和爱德华·卡尔，都赞同克罗齐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克罗齐这一立场也为当代史学理论界接受。例如，《劳特里奇史学理论读本》对当代学术界的客观性观念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大多数当代学者捍卫客观性，或者努力将主观性植入客观性之中。”我们可以用当代美国思想史家阿兰·梅吉尔对客观性的定义来说明这一点。阿兰·梅吉尔界定了客观性的四个内涵：绝对意义上的客观性、学科意义上的客观性、辩证意义上的客观性和程序意义上的客观性。这四种客观性的内涵，呈现了主观性植入客观性这一学术事实：从毫无偏见的、忠实于事实的知识，到将特定学术共同体共识作为客观性标准，再到认为客观性是在主体与客体互动过程中构建的，最后到将学术实践作为一种不带个人色彩的客观研究程序。阿兰·梅吉尔本意是想表明客观性概念难于界定，这四种内涵界定是试探性的，因而无意在这四种内涵之间呈现一种关联或核心线索。不过统观阿兰·梅吉尔这四种客观性内涵，我们能够看到主观性逐步介入客观性信念的理解趋向。这体现了克罗齐在客观性问题认识上与当代学术界的汇合之处。

关于历史知识之用，意大利史学界存在培根式偏见，即只有自然科学和数学对人类福祉有用。这种观点在肯定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之用时，也否定了历史知识之用。克罗齐的应答方式为：精神的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主要以判断的形式体现。历史知识之用的根据在于，判断的历史性质和判断具有的价值性。每一行动发生时，与这个行动伴随的意志具有历史性。从理论或实践活动角度做出判断时，面对的意志和行动都具有历史性。如1789年7月14日，法国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1793年到1815年，欧洲各国先后七次组成反法同盟。有关这些历史事件意志与行动的判断，都是历史判断。关于历史解释，实证主义观点认为，自然科学与数学的范畴和公式，是认识任何事物的必要条件。克罗齐构建精神哲学体系本身是为意大利史学界建构一种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史学界的话语体系，也是为了从历史学角度出发构建一系列历史解释范畴。培根式偏见持有者、实证主义者同克罗齐之间的分歧在于理解知识的科学主义路径与人文主义路径的分歧。这种分歧源于对自然与精神关系的不同理解。在科学主义者看来，自然与精神分属两种不同性质的实体，也分别由不同科学知识门类研究。这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划分的由来。前者属于精确科学，后者属于规范科学。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西方自然科学各个科学门类的发展同西方近代化、工业化历程以及社会福祉改善联系紧密，因此在学术界与社会上比人文科学具有更高的声望。这也是培根式偏见和实证主义知识观能够坐实和持续的原因。克罗齐的精神哲学体系试图从人文主义一侧矫正这一知识心态。因此，在自然与精神关系问题上，克罗齐这样解释：“精神与自然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只是阐述单一实在—精神实在—的两种不同方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算不上真正的关系。精神与自然两种阐释方式，也不是两种相互协调的知识模式。因为前者是认知阐释和真正的科学即哲学，其中的实在是活动和精神性；后者会导致对象的二元性，为实用便利做出抽象阐释，不具有真正的认知特征。”

这是克罗齐从精神哲学体系出发，为维护人文科学包括历史学知识的学术地位与声誉进行的论证。克罗齐论证的可信性或许有商讨余地，但他从人文科学知识角度出发进行思考与研究的创新性是毋庸置疑的，进行学术创新的勇气令人钦佩。

从史学思想史演进角度看，克罗齐将主观和主体因素植入历史认识中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这既符合19、20世纪之交从客体向主体、从客观向主观重心转移的哲学研究发展趋势，也顺应了与世纪转折同时发生的时代转型对历史学发展提出的新需求。但关于主观性介入历史认识的问题，西方史学理论界有不同于克罗齐的观点。“人们可能会反对这种说法，亦即现代历史思考在研究政治人物的行动时不会不产生出一定的碎片化的实用主义甚至于功利主义。必须首先确定和指出前景的动机，它关系到单个行动的成绩和结果的标准，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客观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依赖于这种结果。”这是可能由主观性因素导致的认识和伦理相对主义风险。比如，对19世纪欧洲史的认识，克罗齐以自由为主题；但假如换作另外一个历史认识者，19世纪欧洲史的主题可能并非自由，甚至与自由主题蕴含的价值立场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断定克罗齐与其他历史研究者认识的真实性呢？如何评判他们伦理观念的合理性呢？是否存在由主观因素导致的认识和伦理上虚无主义的可能呢？这些诘问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作为主观性因素的个体性介入历史认识过程。克罗齐在写作《实践哲学：经济与伦理》的过程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由此自问：将用于判断意志和个体行动的范畴用于历史学正确吗？以实用主义的或道德的方式判断历史事件和整个历史过程正确吗？克罗齐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肯定的依据在于他所力主的个体性立场。

三、历史理解的个体性视角

实践可以附加上个体和社会这对人类社会系统范畴。个体与社会的矛盾，是20世纪初期意大利史学研究领域存在的一对基本矛盾。截至20世纪初，自统一以来意大利国家的历史经验与统一之前意大利人对国家统一的期待视域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意大利国家统一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引致国家强大，也没有给意大利人带来当初期望的美好生活。“诸多证据表明，1870—1900年，意大利农村的生活水平恶化。平均而言，农民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三花在了食物上，还常常食不果腹。”这只是反映当时意大利国家整体境况的一个农业历史片段。这种历史反差使20世纪第一个十年成为现代意大利历史中的转型年代。“1910年代是个深刻转型的年代，而这一转型在“一战”之前就已经露出了端倪。”这种时代转型在意大利历史研究中的体现是，历史研究的主题逐渐由阶级转变为民族。意大利人价值观念的变化，使政治史研究领域重估历史人物成为一种学术主潮。随着意大利国家对外殖民扩张历程展开，意大利历史学家开始逐渐摆脱德国方法学派那种在历史研究中对现实政治和战争所持的孑然孤立态度，现实关切的热忱日渐高涨。身处这一时局和史学生态中的历史学家克罗齐，通过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思考调适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竭力以自己的历史思考作为建构意大利历史与史学的一种手段。

在克罗齐的理解中，个体性视角能成为认识的前提，而且能够保障获取真实的认识结果。“在叙述艺术史或哲学史、经济史或伦理史时，我们将自己置于个体性行动的视角；在阐述其美学或哲学产品、有益或道德行动时，我们从美学、哲学、经济和道德角度对其进行评判，并逐一了解作品或行动是否符合其初衷。”克罗齐阐述的个体性认识视角，并非单一、静态的，而是多角度、动态的。

个体历史行动发生时有情感伴随，由相应行动意志支撑。例如，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发生时，那些那不勒斯革命者心中都怀着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感。这些革命者在意大利南方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实践、组建资产阶级政府并按照法国大革命理念推进改革时，心中的目标是在意南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现代化的国家。这一革命目标是支撑那不勒斯革命者们不畏旧制度势力阻挠和迫害，进行革命实践的意志。对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克罗齐不赞同用经济或社会范畴进行集体化的解释，认为应该进行个体化的历史解释。克罗齐在《那不勒斯王国史》中表述了这一历史解释原则：“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从伦理政治史过渡到经济社会史上，并假装在经济社会史中找到了历史运动和民族美德。历史运动和民族美德应该在伦理政治史中寻求并在其中表现出来。”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追求国家独立、自由的伦理道德理想和革命实践鲜活生动地体现于每个革命者个体身上。意大利统一之后，在重评意大利历史人物的学术思潮中，萨沃纳罗拉、马志尼、加里波第、加富尔等个体历史人物的诞辰或逝世纪念日，成为现代意大利史学界以个体视角解释意大利历史的契机。

个体性视角是克罗齐持有的认识论立场，但在西方学术界并不是唯有克罗齐持有这种立场。克罗齐讨论个体性问题直接以梅尼克为论争对象。德罗伊森、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德国学者有关个体性的观点是克罗齐和梅尼克共享的学术前提。在19世纪末自然科学思维模式主导西方学术界的语境中，克罗齐与梅尼克个体性观念蕴含的历史知识观存在相通之处。“在19世纪末，历史解释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争执，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努力克服存在于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思想方式之间的裂缝。”在回应这一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同这些学者一样，克罗齐和梅尼克强调历史研究的个体性特征，以应对当时西方学术界将自然科学作为一切严肃学术研究样板的做法。在方法论方面，与自然科学寻求规律并以规律解释事件的方法不同，克罗齐和梅尼克强调历史学甚或人文科学的个体性特征，将想象性理解作为历史学和人文科学独特的方法论。但这种相通之处并未抹杀克罗齐与梅尼克之间的差异。

克罗齐与梅尼克对个体性视角的理解不同，彼此之间存在争鸣。这一论争所处的时代思想氛围是，在德国历史学家的思维中，“德国文化作为高于其他各种西方文化的历史巅峰而在历史上具有优越性”。因此，相对于意大利，德国是历史话语的建构者和历史问题的作答者。西方国家之间学术话语水平和势能的不平衡，也表现在个体性问题上。

梅尼克对个体性问题的态度是截然区分个体与整体，认定个体的行动由个体自身成就，但整体的运作则是神的意志和结果。对于认识上的主观与客观，伦理上的善与恶，梅尼克认为都需要个体与神之间达成一种妥协或中道。在个体事件与外部世界关系问题上，梅尼克持有非理性的、泛神论的态度。“我们在这里站在了一般而言的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次最深刻的重大事件面前，站在了一次决定性的行动面前，借此，西方世界的天才们以有别于古代天才的方式，在没有失去与他们之间活生生的连续性的情形之下，塑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个体性。中世纪的独特精神、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是这种西方世界的个体化进程中先行的主要阶段。”尽管梅尼克以歌德等近代学者观点例证和阐释了历史主义运动在西方的流变以及这些学者协调个体与世界关系的方法和态度，但梅尼克思想本质上是泛神论的历史哲学，以宗教思维或形态学方式作为自己思想的基底。作为与克罗齐同时代的人，梅尼克虽与克罗齐关注相同的认识论问题，但他的思考方式基本上是超验主义的、启蒙时代的风格。这与克罗齐的风格相反。在思考个体之外的集体时，克罗齐将集体看作个体的集合，看作诸多个体行动共同影响的结果。

根据克罗齐个体与普遍关系的辩证法，个体性解释与普遍性解释或整体性解释互为表里，并非截然隔离。在克罗齐看来，个体行动是一切历史的内容。个体行动之间并不是孤立、离散的，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实在整体。“从个体角度来看，随着每一个新的意志行动的出现，被动性及其随之而来的追求进步的动力都会重新焕发生机；而随着这一行动的出现，它们又会熄灭，并在新的行动中复活；如此循环往复，沧海桑田。但是，宇宙实在本身就是进步（就连实证主义哲学也证实了这一点，即实在是不断进步的）。”克罗齐所说的个体不是超验的个体，而是活生生的，有自身经历和经验的个体。这些个体胜利与失败、光荣与耻辱、智慧与愚钝、生存与毁灭都会一一在历史实在进程中喧嚣与沉寂。从这一学术立场出发进行历史书写，克罗齐对于历史个体的态度是生存论，即将那些在既定历史时间和空间中行动的历史当事人看作鲜活的个体。这样的个体是复数的，这样的个体的行动是动态的。因此，以读者的视角观看克罗齐的史学著作，无论是《那不勒斯王国史》《1871—1915年意大利史》《19世纪欧洲史》，还是克罗齐其他的史学著作，我们都能从中看到由异常丰富的历史人物角色共同表演的历史剧。

事件是认识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历史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概念。克罗齐从行动与事件对照的角度，说明了个体与社会的联通。“事件不再是行动，而是行动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事件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整体的行动。不能用进步概念判断事件。”在克罗齐的理解中，事件成为一个静止的状态、集体的事态。克罗齐的这一论证，也是在反驳梅尼克将意志作为行动根本动因的立场。

在个体与社会关系问题上，梅尼克在思考历史问题的过程中，面对自然科学领域解释事实的因果法则，将意志自由作为解释历史的根本范畴。梅尼克的反自然主义或反实证主义立场，强调个体性历史理解的观点，是他与克罗齐的共同之处。这种共同之处的体现之一是，梅尼克所言的“历史主义的核心是用个体化的观察来代替对历史—人类力量的普遍化的观察”。梅尼克与克罗齐的不同在于，梅尼克在通过历史思考追寻“最高意义上的生命”的过程中，将意志作为行动的原因，进而作为塑造事件的根本。在克罗齐看来，意志作为心理因素只在促成行动的初级阶段具有积极价值，一个行动的发生、一个事件的形成根本有赖于思想因素或哲学因素。“思想因素与其他任何历史判断一样，都是实践判断的构成要素，可以称之为哲学；因此，实践活动的哲学是实践判断的必要条件。”克罗齐由此将事件的理解纳入他的精神哲学体系框架之中，赋予事件一种理性的特征，不像梅尼克那样将事件作为道德意志促动的结果。

结    语

实践作为克罗齐精神哲学体系的基本维度，是克罗齐依据学术逻辑为新时期意大利国家发展提供的智力支持。在19、20世纪之交，意大利国家邂逅新千年之际，意大利社会和学术界期望意大利能够把握新的时代契机，解决走上统一道路以来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实现新的发展。这一时代吁求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体现是，整体提升意大利在欧洲范围内的学术文化水平，使意大利以自主的学术文化样貌面对新的时期、新的世界。在实践观建构上，克罗齐整合了欧美学术界的有关思考，但并非将其单纯移植到意大利学术界，而是在解决既有问题基础上凝结为具有意大利特色和时代风格的学术思想。克罗齐在欧洲和美国学术整体格局中既与国际主要学术思潮对话，同时又持守意大利的地方化特征。

克罗齐实践观以历史思维为底色，为提升现代意大利史学的话语能力和水平赋能。其实践观阐释中呈现的对一系列历史认识论问题的回答，成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界相关研究的学术路标。克罗齐有关实践判断即历史判断的观点，试图将历史学从超验主义中解放出来，并向行动中熔铸理性的特质。在重视历史化思维的前提下，克罗齐认为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历史行动都具有伦理属性。行动的伦理属性既影响着行动与事件本身，同时又作为普遍精神在特定时空中的具体实现。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从学术与时代互动角度分析克罗齐实践观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及之后的现代意大利历史语境中彰显的悖论和“不合时宜”之处。克罗齐实践观秉持理论与实践结合，强调实践活动致用和求善的属性。然而克罗齐心中怀着“强权即公理”的国家行动伦理和强国梦想，因此对于意大利国家的殖民扩张和战争行为持沉默或支持态度。在这一现实态度上，克罗齐同他所批判的非理性主义者又汇合到了一起，这是其实践观的悖论所在。由于极端内在论的学术立场，克罗齐实践观所探讨的问题基本局限于学术层面，并未对意大利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做出明晰判断，也未从20世纪初世界历史宏观全局去考察意大利国家的未来走向。这为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社会政治思潮在意大利的落地和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使克罗齐的学术思考对于意大利国家需求而言显得“不合时宜”。

（原载《世界历史评论》2024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