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小忠，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摘要：琳达·科利尝试以性别、种族、阶级与区域作为书写全球微观史的核心要素，融入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史，进而追踪个体发展轨迹的全球历史结构，理解身份认同的宏大网络。帝国史讲述的绝非单一片面的、线性的故事，并赋予某种言论特权，而是要呈现欧洲在全球联系中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囚徒叙事可解读为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嵌入了语言、政治、行为和宗教信仰等因素，通过印刷文化来讲述囚徒的身体，并将其理解为国家和帝国社会主体的象征，进而重构不同区域、文化与阅读所凸显的身份意义。无论是帝国史，抑或英国史，甚至是全球微观史，琳达·科利实践了一种多元的“自下而上”的微型传记方法，突破了线性的民族国家叙事框架。全球微观史叙事既不局限于叙述宏观的历史或体系的进程，亦未痴迷于异质的个体及其微观世界；而是囊括了经济贸易、个体情感、家庭纽带、文化交流、种族融合、性别与阶级等要素，具有宏观和微观双重要素的复调叙事特征。

关键词：性别；帝国史；囚徒叙事；全球微观史；微型传记方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问题日益成为史家反思史学性质及其价值的核心论题，而全球史与微观史的理论反思则颇具典型性。微观史学家就历史书写的立场及蕴含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讨，论题聚焦于观察尺度、叙事视角与语境化解释等，尤其反思了如何将“微观社会与宏观社会、经验与结构、面对面的关系与社会系统、地方与全球联系起来”等问题，以免微观史沦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一种对支离破碎的世界的接受”。同样，全球史亦因关注宏大概括疏于历史细节而受到诟病，地方性因素仍持续影响了历史写作。与批评全球史忽视细节的研究者不同，德国史家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认为，全球史学者亦立足于“细致的档案工作和对地方突发事件认真关注”，这种重视个案的全球史研究呈现了普通人“如何卷入各种不同的全球性或地方性机构网络和权力体系的交错之中，以及这种情况又是如何对他的创作、对他在社会上和制度中的生存构成挑战”，进而“可以在同一项研究中将微观与宏观视角统合起来”。显然，这种“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视角，旨在讲述历史主体的地方实践与全球变迁进程之间联通的生命故事，揭示历史的异质性并挑战均质化的全球叙事。由此，德国史家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称这种全球地方化的叙事为“全球微观史”，即“在地方传统和根深蒂固的制度环境中，深入理解全球结构、机制、观念的‘转化’、调适与改造，以及这些全球关联对地方局势的重塑”。就学科门类而言，英帝国史研究较早融入了全球批判性视角，强调了全球化时代英帝国的历史地位、解释框架，以及盎格鲁中心主义视角等问题。故“英国性”（Britishness）论题亦被提上了史家的研究日程，英国史家琳达·科利则颇具典型。这位曾执教于耶鲁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女历史学家，主要致力于英帝国史、全球微观史和女性史研究，援入了帝国史与全球史交互关联的研究视角，并以区域、文化、性别与政治为要素构建了“全球互联”（global interconnections）的国家史叙事，据此阐释国家身份塑造的历史过程。鉴于此，本文将结合《囚徒》、《伊丽莎白·马什的苦难》和《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等作品，探讨她对性别话语、帝国史叙事，以及微型传记的方法论意义，借此阐释其全球微观史的理论反思与叙事特征。

一、性别话语与国家身份塑造

众所周知，英国绝不是传统意义上孤岛民族，而是表现为不同社会背景和地区的英国人，他们的经历和精神内涵倾向于实用和包容。由此，琳达·科利试图突破狭义的英格兰史，而是从更具包容性的英国身份认同的视角探索“性别和种族问题，以及宗教、经济和社会等级的各个阶层”，将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建构成“大不列颠”的国家叙事，塑造一种超越岛国属性的英国身份，凸显当代英国人的某种焦虑。在历史书写方面，琳达·科利追求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尝试“将军事史和帝国史整合到一个整体的、广义的不列颠政治和社会史当中”。在琳达·科利看来，英国的形成仰赖于新教文化的发明，一方面结合了而非压制了旧的忠诚；另一方面表现为军事侵略和商业扩张的模式，并将海外帝国视为“他者”来理解英国国家的建构过程。由此，琳达·科利认为，这种策略有助于解释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斗争、1776年美洲独立以及20世纪晚期英国处于种族紧张的困境。后帝国时代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境，是因为“天主教、好战的法国或德国或异域帝国形式的‘他者’不复存在，自然结果便对内部分歧产生了新的敏感。此外，英国发展的四国模式倾向于坚定地向内而非向外看，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当下政治发展的另一面相”。以该书第三章中的“苏格兰人的帝国”和“美洲与英国情感革命”为例，琳达·科利探讨了苏格兰人在塑造英帝国主义形象上扮演着先锋的角色，这种向英帝国主义渗透塑造了英国强硬的政治风格，以及促成权威的形成。琳达·科利指出，苏格兰人之所以不遗余力地重塑英帝国，不仅因为帝国为他们提供了工作和商业冒险的机会，更在于帝国的思想观念为他们提供了与英格兰人相互平等的身份想象，维系了自身的信仰和传统习俗。显然，这种研究路径凸显了一种“将英国置入帝国”（Putting the British into the Empire）的全球史视角，用理查德·德雷顿（Richard Drayton）的话说，琳达·科利“拒绝‘高端政治’或专注经济，倾向于强调那些欧洲之外陌生世界中的普通男女的故事。对英国人来说，而不只是对其他人来说，这个帝国似乎不是一种征服的经历，而是一种困境、脆弱与折磨”，尤其“囚徒叙事”突破了英国区域的界限，延伸到北非、北美与亚洲，从而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英国人及其心理代价联结了起来。

不止如此，琳达·科利还试图援入性别话语来重构帝国史或全球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成为妇女史研究的分析范畴，探讨了社会生活中统治和权力关系。由此，法国史学家尼古拉·奥芬斯塔特指出，性别揭示了女性身份和男性身份的建构过程，亦“促进了对身体和所有涉及性别的事物的历史化”、“通过性别认同的棱镜可以重新思考历史发展或某些特定时期，这通常会导致富有成果的重新解读，甚至一些年代学上的偏移”。质言之，性别话语不仅为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理解视角，而且赋予了历史过程新的时间尺度。性别史研究往往又与情感史缠结在一起，情感史研究日益显示其独特价值；加之保存了大量有关人类情感的文献资料，这无疑促进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情感不仅是个体自我的生物特征，而且受到不同社会与文化的塑造，是生物性与历史性的结合体。由此，个体自我的生物性状态需自传式新信息加以激活和更新，这种活的历史叙述的意义将转换成某种客体记忆以及可量化的时间过程。当然，它亦渗入了文化权力的因素，这种因素受到社会情境化和诠释经验的检验，成为洞察个体意识、民族身份乃至国家特性的认知框架，这有助于认知女性独特的自我意识。譬如，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曾探讨了1789年10月凡尔赛女性大游行的事件，该事件的导火索是18世纪食物短缺造成面包价格过高，然而这种抗议活动却酿成了更大的政治事件，并昭示了全新世界的来临。不过，伯克认为，这场屠戮国王、王后与主教的狂欢仪式，昭示了人类的激情、暴力与愤怒等情感因素，预示了革命时代的到来，但需要警惕欢乐之后的信心和忍耐心，以免“偏离了审慎之道”。同样，法国史家阿莱特·法尔热曾讲述了一位贫困卑微的24岁女孩为了面见国王而遭逮捕入狱的故事，这位女孩是圣安德雷的玛丽-热娜维耶芙，她受男子蛊惑要进宫面见国王，但由于未能如愿，进而捣毁王后豪华的马车，最终被关押在巴士底狱。在审讯记录中，玛丽-热娜维耶芙表达了只想看国王用晚餐并想知道国王为何召见她，此外别无任何不轨行为。由此，法尔热认为，该故事“包含了公众想象的全部因素，正是这种想象驱使每个人前去面见国王，之后又将失望化为仇恨”，进而建构了国王气势汹汹和危机四伏的两重印象。显然，这个故事表明，性别史往往讲述的是女性的渴望、恐惧与怨恨等情感，成为勾连政治与历史学的分析范畴。诚如琼·斯科特所言，性别表明了一种政治忠诚和理论视角，引导史家将其“政治概念化”，这种政治化努力挑战了史学研究和大学的权威，改变了“历史的书写方式”。此外，女性史修正了历史的内涵，质疑了传统史学赋予“他的故事”的优先权，揭露了“许多历史记载中隐含的等级制度”，这就意味着传统史学所宣称的充分“讲述完整故事”难以实现；而关于“历史的主体”是“普遍存在的人的完整性和自我存在”的主张势必受到挑战。

在《英国人》第六章，琳达·科利考察了女性介入公共政治生活的情境，尤其利用妇女财产和家庭政治史料探讨了战争与性别之间的爱国关系。在科利看来，英国女性反对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不仅基于女性的爱国热忱，而且关涉女性对英雄主义的崇拜与美好生活的想往，甚至情欲本身。最值得一提的是，妇女在地方和私人募捐中表现极大的热情，无论是缝制旗帜和张贴标语，还是提供生活物资，尤其大庭广众之下的户外仪式，向超越血缘或婚姻关系的军人呈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感，这均被视为一种突破家庭领域的美德。她们的积极性行动不仅支持国家利益，而且凸显了女性热爱和平和热衷推销自我的公共角色。事实上，琳达·科利探讨的是一种“有限的女性政治”，女性的双重角色不仅存在个体空间与公共领域的区分，而且两者之间亦有置换的可能性，尤其当女性干预政治事务与追求政治权利之时。由此，通过解释卢梭的政治理论，科利认为具有美德和崇高道德的女性，其职责在于激励男人采取正确的政治行动；甚至当女性踏入政治生活时，她们的高尚道德和善良确保了投身事业的正当性。在科利看来，尽管少数妇女支持了议会改革运动，成为女性宪章派成员，参与了反谷物法联盟，以及反对奴隶制；然而她们不是“作为英国公民而采取行动”，而是处在“由男性规划和推动的运动的边缘”。随着廉价的报纸、杂志、书籍和大报的传播，以及新慈善、爱国和政治协会的出现，无疑对那些接触的人、信息和思想产生了累积性影响：一方面，城市生活的匆忙和诱惑证明了女性存在“参与公共事务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走出家庭“也是某种坚持公共精神的权利方式”。诚然，科利深知研究女权而不探讨与之相对的男权，这就好比只看到硬币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因此，在分析英国男权存在区域、经济状况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时，科利解释了男性抗拒拿破仑战争时表现出的权利意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涌现了一股大众爱国热情和大不列颠精神，群众武装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是如何运作且具有怎样的意义，如何研究这群爱国者的身份认同，这些论题显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譬如，在探讨战争动员方面，科利探讨了许多贫困边缘的民众何以愿意勇赴战场的原因，进而改变了传统的征兵对象和模式。科利指出，参战的主体存在信仰、区域、民族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就信仰而言，非国教徒表现出一定的爱国精神，而东英吉利乡村新教徒因隔绝的地理位置影响了他们参加战争的意愿。由此，科利认为大量公开宣称愿意参战的表态呈现如下特征：（1）威尔士和苏格兰对于参战的反应有别于英格兰，相互之间也存在差异；（2）“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就越有可能产生更高水平的志愿者”；（3）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国家召唤大量人员保卫国家，已有足够的兵源。不过，科利注意到第二条特征在1789年前具有弹性，因为英格兰的繁荣富裕却“滋生了最令人不齿的地方主义”；相反，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经济却有助于军事化，苏格兰人秉承了尚武传统，以及跋山涉水进入低地和英格兰北部寻求就业机会。此外，威尔士和苏格兰部分地区的民众对当地地主具有广泛的顺从，致使这两个地区的志愿军团人数比例高于英格兰。科利指出，1803年年底，志愿兵团中的普通士兵占整个大不列颠全部士兵的15%左右，人数超过了5.2万人。诚然，在经济因素之外，文化机制亦影响了兵源的数量。通过不同区域和社会阶层的比较，琳达·科利指出，19世纪初英国为了应对拿破仑战争进行了战时爱国主义宣传。不过，由于乡村平民的地理位置制约了志愿者参战，而乡村地区又维系了传统的民情民风，这种生活方式也有助于培植恭顺和忠诚。相反，城市的工匠、矿工与码头工人易受舆论煽动且表现出抗议精神，这些不安定分子相对缺乏忠诚。当然，这种文化设定一旦考虑入侵危机的因素时，城市化和工业化地区提供的志愿兵往往占据更大的比例，因为“人口稠密和工业化的经济实际比农业为主的经济更容易动员”。譬如，通过比较7个以农业为主的郡和11个商业和工业的郡，科利发现愿意保卫国家的男性所占比例各自为22%和35%。另外，草根民众对战争的反应不如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工人，后者更容易社会军事化，因为这些接受新文化的城市工匠“更容易受到宣传活动和征募新兵集会的鼓动”，而且他们也“没有被捆绑在土地上”，进而早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助于抵御大革命法国的军队于国门之外”，却不易于受革命的影响。显然，通过战争动员这一特定主题，琳达·科利考察了男性介入公共生活的可能性原因，形成了与女性鲜明的对照，折射了女性处于边缘身份的焦虑。

通过梳理大量微型传记，琳达·科利阐释了女性重塑帝国史的性别差异，尤其考察了踏入次大陆殖民地的欧洲女性。科利指出，进入次大陆的欧洲女性，能够挣脱家庭束缚并追求多元的社会生活和个体自由，“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有时能够以不加掩饰和非传统的方式追求旅行、社交、知识或性；而且，与男性同行一样，这些女性常常渴望赚钱。尤其如果未婚或丧偶，入境的女性可以通过参与亚洲海运或陆运贸易来实现这种愿望；或者他们可以付利率向印度商人或欧洲人借贷；或者她们可能参与各种形式的腐败。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妻子玛丽安·黑斯廷斯（Marian Hasting）利用自己职位和印度人脉赚了10万多英镑，这似乎是她瞒着丈夫挣得的一笔大钱。或许，这纯属例外。不过，有关亚洲公司底层的欧洲女性的纪录也表明，面对新环境，她们的行为有时会发生剧烈变化。17世纪70年代初，孟买市郊一名公司员工的妻子伊丽莎·德雷珀（Eliza Draper）写道，她‘在他的办公室里度过了我最宝贵的时光’。当她不分担丈夫的工作，或选择‘在海里游泳，读卷书，涂鸦填满一大堆纸’时，她与来自印度、中国和亚洲各地的客商和托运人打交道，他们求助于我们，寻求交通和情报。后来，德雷珀离开丈夫去当海军军官，但仍继续参加次大陆认为的礼貌的欧洲社会”。显然，这些“欧洲”的女移民存在一定的社会可塑性和创造性，“在更深层次上，印度女性行为的真实可塑性和想象的可塑性，包括一些欧洲女性和一些印度女性，让他对女性谦逊的衰退产生了根深蒂固的焦虑，这种焦虑必然导致社会和治理的腐蚀，并成为其症状”。由此，琳达·科利展现了一种囊括区域、性别、阶层与帝国等互联的全球史叙事策略。其实，关于女性与政治权力的话题，她对此亦颇感兴趣，尤其探讨了贵族女性利用智慧、美貌与身份来介入政治生活，获取高层政治信息并参与政治阴谋。譬如，维多利亚时代帕默斯顿子爵的夫人埃米莉（Emily），她不仅举办奢华宴会来树立政治影响力，而且充分显示了其与生俱来的的政治外交本能。同样，克里斯托弗·列文伯爵（Count Christopher Lieven）的夫人多萝西娅（Dorothea）扮演了间谍的角色，这位普鲁士贵族女子利用沙龙聚会，影响了一批英国政要：譬如，从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到未来成为首相的格雷伯爵（Earl Grey），甚至在流亡法国巴黎期间，52岁的她还赢得1840至1848年法国政要吉佐特（Guizot）的好感。

诚然，帝国史研究的全部意义、吸引力与挑战在于理解国家之间的联系，并保持对不同地区和族群之间运行的各种复杂矛盾联系的敏感性，承认不同文明背景下的权力系统与行动者的多样性。琳达·科利指出，帝国史是一门极其挑战性的学科，尽管出于政治原因，学者往往大规模抵制这类讨论。不过，“在全球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引人注目的是帝国大规模的默许程度，其中原因之一是，覆盖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各种帝国制度往往被认为理所当然”。由此，“帝国史学家需要阐明不同帝国体系之间的差异，而不只是它们相互借鉴、联系和相似之处”。换言之，帝国史讲述的绝非单一片面的、线性的故事，并赋予某种言论特权；而要呈现欧洲在全球联系中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譬如，在海军、地缘战略与商业发展中，英国的全球联系较为突出，但也需考虑地域的广泛性，将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互关系纳入整个英帝国的叙事框架之内。琳达·科利亦指出，帝国体系史的构建还需考虑英国自身诸如土地资源、人口、过度扩张和少数民族语言等国内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时空下影响到君主制，无疑与英国的独特性存有关联。显然，这种援入帝国维度的国史书写，不仅促使故事趋向复杂化，而且能发现故事背后隐含的不同问题。诚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均是某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尤其“民族”被视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就此而言，琳达·科利的历史解释考虑了民族主义与全球经济的关联性。在探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国内税收与收入问题时，琳达·科利一方面考虑了财政政策、走私活动，另一方面重视中国与印度茶农和贸易商人的交往活动。显然，这两桩事件均与美洲殖民地商业的不满和波士顿倾茶事件存在时间与形式上的联系。在1793年至1815年的战争时期，英国纳税人的代价既源于拿破仑的欧洲战争，亦受非欧洲国家抵抗的影响。由此，1815年英国中产阶级为废除或减少所得税而奔走呐喊，尤其是削减军费开支；这便影响了曼彻斯特、格拉斯哥、贝尔法斯特和加迪夫等地民众的收入和生计，也影响了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等殖民地。显然，这种帝国史书写不仅展示了区域和国家的互动，而且将“民族”这一概念置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过程加以论述。

二、传记书写与全球微观史尝试

20世纪60年代，无论是史学论题，还是研究方法，英国左派史学深刻地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琳达·科利的老师约翰·普拉姆便是如此。尽管普拉姆受到G. M. 屈维廉的辉格史学影响，但他与霍布斯鲍姆维系了一段学术友谊。理查德·埃文斯指出，20世纪50年代剑桥大学历史系在政治与方法上仍非常保守，但普拉姆却属于“政治左派”，霍布斯鲍姆与普拉姆的交往也一度颇为亲密；后因普拉姆的政治倾向的转变，两人关系渐行渐远成为陌路人。作为普拉姆的弟子，琳达·科利亦受英国左派史学的影响，力求开拓史学的边缘领域，并赋予传统史学领域新的解释。诚如丹尼尔·斯诺曼所言，科利尝试走出“辉格派”（Whiggish）的共识阶段，受到E. P. 汤普森和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等史家的影响，后者强调激进主义、抵抗、冲突和抗争。由此，琳达·科利指出，“如果18世纪的普通民众充满诸多愤怒和反叛，工业化怎会如此稳固，国家怎会发动如此多成功的战争?难道不存在某种程度的凝聚力和冲突、爱国主义和抗议吗?”质言之，琳达·科利意识到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的互动，以及全球文化因素在国家扩张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此外，20世纪50年代，英国史家或多或少被卷入巴特菲尔德与纳米尔之间的学术争议，并产生了一项关于如何撰写历史传记的遗产。诚如传记史理论家梅拉妮·诺兰所言：“众多传记史家均通过集体或群体传记的方式来书写传记。这可以被视为纳米尔和巴特菲尔德方法的混合，他们深切地关注讲述独特和偶然的生活，以及既得利益和社会结构。集体传记既是一种方法论，关注个人的生活，同时也考虑了群体的传记。”显然，琳达·科利秉承了这种撰写历史传记的学术传统，并通过诸多个体的微型传记来构建整体的历史图景。

不过，无论是传记对象抑或解释策略，琳达·科利实践的微型传记均有别于20世纪上半叶的传记书写范式，她不仅关注全球互联中的个体人物命运，而且强调个体微观世界的全球联系及整体史价值。事实上，《伊丽莎白·马什的苦难》这部作品可视为她书写全球微观史的成功尝试。该书是一部利用个人生活经历来探索跨区域和跨种族的史学著作，讲述了伊丽莎白·马什（Elizabeth Marsh）这位18世纪女性非凡动荡的生活故事。马什不仅是一位勇于挑战和冒险的女性，而且成为跨海洋和跨大陆的商业贸易的代表，成为再现18世纪英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某种象征。伊丽莎白·马什生于牙买加，住在伦敦、直布罗陀和梅诺卡，访问过非洲和里约热内卢，探索了印度东部和南部，卷入法国和印度的战争，在摩洛哥苏丹宫廷中被囚禁。她参与了佛罗里达州的土地投机活动和国际走私活动，并陷入了三种不同的奴隶制度。琳达·科利将马什置入国际贸易、西方海外掠夺以及宗教思想传播等全球网络之中，建构了地缘政治变革与个体生活复杂细节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一部书写全球时代个体女性生活史的传记。该书导论开篇写道：“这是一部跨越国界并讲述三个互联故事的传记。”首先，讲述了伊丽莎白·马什这位女性鲜为人知且异常重要的职业与经历；其次，关注她的家庭、父母、叔父、兄弟、丈夫、孩子、堂兄妹以及其他较远的亲属关系，由于他们的职业、迁徙和观念均塑造了马什的流动性。换言之，为了呈现她周遭的世界，该书以建构与创伤的策略将她置入变革时代的洪流中加以考察；最重要的是讲述了“一个全球的故事”。伊丽莎白·马什恰巧处于全球动荡变革时期，这些反复地塑造和扭曲了她的个人发展。由此，“这部书讨论了个体的生活世界和世界中的个体生活”，这种传记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全球过去的理解”。诚如琳达·科利所言：“伊丽莎白·马什是一位不为人知的女性，她比同时代的任何其他女性都走得更远，也比同时代大多数男性走得更远。她的生死也与一系列全球趋势和发展相缠结。”在科利看来，这是由各种力量塑造的女性故事，旨在阐释各大洲陌生社会的联系与交流，这既为她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也为她布满了可怕的陷阱。由此，“世界史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奥林匹克式的版本，它应融入人类和个人的维度。在本书中，我长期致力于研究一个大家庭是如何经历全球史上这个重要而混乱的时期”。具体而言，琳达·科利围绕伊丽莎白·马什的生活、家族及所属世界，讲述了她的婚姻、游历、家人以及帝国网络中的个体命运，尤其将她置于帝国扩张、贸易交往与地缘政治的广阔的世界加以叙述。从伊丽莎白·马什的地域航行来说，她的经历被绘制了跨国界、跨海洋与跨阶级的生活地图。伊丽莎白·马什儿时经常穿梭于朴茨茅斯和查塔姆之间。1755年与家人移民到地中海，最初住在梅诺卡，法国入侵被赶出了直布罗陀。1756年战争被带到摩洛哥，成为第一批名义上与当时代理苏丹西迪·穆罕默德（Sidi Muhammad）有持续私人接触的欧洲人之一。17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和中期，由于结婚和生育，马什在伦敦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后随其丈夫在西欧和东欧、北非、北美大陆和加勒比以及南美和亚洲的部分地区进行贸易，并密谋移居佛罗里达州。其后，丈夫破产迫使她逃往印度；1771年，伊丽莎白·马什将与他一道前往次大陆，途经里约热内卢和非洲海角。1774年12月，她把年幼的儿子短暂地送往波斯，将女儿送回英国，又从海上出发前往马德拉斯。在接下来的18月，她参观了印度东部和南部的定居点、城镇和寺庙，1776年在达卡与其丈夫重逢，1777年至1780年，从加尔各答航行到英国并返回次大陆，完成了最后一次迂回航行。显然，琳达·科利不遗余力地复原马什的个人生活轨迹，用意在于展示全球互联中的个体生活；而马什的家族与世界的联系表明了个体生活的全球网络结构。诚如琳达·科利所言：“最重要的是，两次自我创造的航行和写作在时间点上如此相近，而且它们与不列颠及其帝国相关联，尽管从未排斥在外。”这个“全球的时刻”往往凸显为“不列颠野心勃勃的商业、令人发指的奴隶贸易、不断增长的境外移民，以及繁荣的出版业和消费主义，不仅影响了伊丽莎白·马什自身的经验，而且激励了更为鲜明的世界扩张意识和人类多样性，这些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阶级范围”。质言之，马什的形象既表征了帝国扩张的全球生活，也凸显了微观个体的命运。

诚然，伊丽莎白·马什的故事不止于某个帝国的故事。大英帝国还为她的出生和大部分的流动提供了条件，但这些经历及其影响只占据了叙述中某个部分；马什的生活亦折射了跨文化变迁的面相。换言之，英帝国的扩张主义、海上争霸、奴隶贸易与移民活动等均塑造了她个体命运的宏大网络，而绝望情绪和痛苦经历则成为洞察个体心态的联结点，凸显了欧洲外的民族文化对社会个体的影响。琳达·科利探讨了18世纪西迪·穆罕默德在摩洛哥的统治如何影响了伊丽莎白·马什的婚姻，1756年西迪·穆罕默德命令海盗夺回英国船只，引发了伊丽莎白·马什终结了第一次婚约，造成了1774年她与詹姆斯·克里斯普（James Crisp）在孟加拉定居，进而接触了欧洲之外的企业，“这对夫妻通过不同的方式——丈夫通过贸易，而妻子利用他的收入去旅行——都从达卡的纺织制造业和其全球范围的市场中获利”。颇具趣味的是，琳达·科利以反事实性假设探讨伊丽莎白·马什的感情生活，指出后者被海盗俘获而错失了与亨利·托里的婚姻，进而改变了马什的人生轨迹。由此，科利认为，倘若马什如愿地嫁给了亨利·托里，那么她的个人生活不会和世界史产生戏剧性的联系，只能像多数贵妇人那般终老于伦敦。进而科利推测，马什与詹姆斯·克里斯普的婚姻可能并不美满，更多凸显了马什的感恩和家族责任。由此，琳达·科利坦言：“我们可以把伊丽莎白·马什的一生看作是世界历史各个阶段之间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她参与了一些关键的发展，这些发展传统上一度造成了由西方主导的世界：英国海军力量的崛起、七年战争的领土转变、美洲革命和美国建立，以及1750年之后欧洲更协调一致地入侵太平洋。另一方面，她的故事也清楚地表明，西方力量受到了一些限制，以及非西方中心的主动性、创新和交流的持续创造力。”譬如，在西迪·穆罕默德于公元1790年去世之前，欧洲贸易公司和外交官就已经开始破坏他对摩洛哥海外贸易施加决定性控制的运动。此外，琳达·科利叙述了詹姆斯·克里斯普如何用西班牙裔犹太商人和银行家构建横跨亚洲、北非、加勒比地区和利沃诺和汉堡等欧洲自由港的商业和家庭网络，考察了帝国野心与大陆商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凸显了具有浓厚官僚主义色彩和更具侵略性的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进程。由此，琳达·科利指出，“大英帝国促进全球经济联系和全球化，这一点（不无道理）受到赞誉也就不足为奇了”。显然，奴隶制、海洋、帝国、战争与欧洲国家列强的竞争塑造了她，并通过跨美洲、欧洲与北非的区域贸易再现了英帝国海上霸权和全球市场网络形成的历史过程。由此，科利利用广泛的档案研究和个人观察，透过女性的视角审视了英帝国的扩张、财富、商业、残酷与复杂的面相。显然，琳达·科利援入了一种将个体人物置入帝国扩张的全球史视角，建构了个体命运与帝国扩张的互动关联；这种叙事策略既强调了地域性与全球性的结合，又拓展了传记表现历史过去的主题，具有理论与方法的价值。此外，科利探讨了女性隐秘的情感，尤其对伊丽莎白·马什的婚姻生活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这种情感史与全球史的纠葛，呈现了传记书写的思想实验的史学价值。

三、囚徒叙事与后殖民主义视角

琳达·科利尝试挣脱以“他者”的眼光审视过去的视角，恢复女性、阶级与地方区域的主体身份，即便书写实践仍存在本位主义立场。由此，她的作品亦借鉴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提供的理论与分析工具，讲述跨区域、跨国别与跨民族的历史故事。后殖民主义史家G. C. 斯皮瓦克通过探讨印度社会中各阶层女性，尤其关于舍摩国王妃和印度寡妇殉葬的民俗仪式，反思了帝国与殖民地在叙事和生产知识方面存在话语权力的差异，形成了土著女性被压抑、失落与反霸权意识形态的叙事模式。由此，斯皮瓦克认为，理想型的历史书写不宜“仅仅关注对宏大事件的叙事或知识分析”，而应“关注日常生活的客观细节”并且“为日常生活而拼凑出一个表面连续的自我”，进而修补恢复边缘的历史，“不仅让我们可以审视对女性的历史胜利的书写，也可以审视对历史的最为霸权的阐释”，发现“语言碎片之间的沉默”。质言之，斯皮瓦克坚持了一种后殖民主义理性批判，强调了日常生活叙事中的“自我主体”。这种基于文学思维习惯并未轻视档案纪录的重要性，而是通过增补档案之外的民俗、仪式与心态等来丰富历史书写，据此批判某种基于“帝国-殖民”二元论的认知框架，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霸权话语模式。事实上，琳达·科利的《囚徒》既可视为全球史和性别史的作品，亦是对“帝国-殖民”叙事模式的超越，成为诠释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史学精品。在琳达·科利看来，传统帝国史研究将“英国视为其他地方帝国的奥林匹克式的开创者”，塑造成“一段宏大而可怕的传奇，充满了国际和洲际之间的对抗、接触与冲突，充满了史诗般的创举和重大的破坏，甚至种族灭绝行为”。不过，“帝国也是由小人物的故事构成，这些人的生活截然不同，有时甚至被帝国摧毁”，进而让人们感到“英国人”之间存在的分歧和复杂性。科利坦言，她一直想探讨英国史的全球背景，突破岛国思维走向更广阔的视野，尝试一些新的想法、立场和论点，讲述新颖的不同的帝国故事。与传统帝国主义叙事不同，在借鉴民族志和人类学的方法基础上，科利致力于讲述域外沦为囚徒的英国人的故事，这些人并非政治家、君主、工业巨头、殖民地总督、知名文化人等自信的占统治地位的白人男性；而是普通海员、士兵、移民、平民、低级军官、小商贩、游民、流亡者、罪犯和各类女性等。由此，《囚徒》充分利用图像、碑文、歌曲、档案、布道文、日记、口述与手稿等资料，建构了蕴含国籍、种族、区域、宗教与性别等要素的“囚徒叙事”。科利指出，这类“囚徒叙事”打破了单一的可辨识的英国人的传统观念，采取了一种“欧洲地方化”的视角来看待非欧洲世界，进而“全球帝国成为一个可行的选择，像他们这般岛国，各色的英国人被吸引来仔细审查饱受苦难的囚徒故事。”显然，这种“囚徒叙事”蕴含了地方知识的全球扩散，以及将欧洲经验建构成他者的叙述策略。由此，科利的“全球微观史”的叙述策略彰显了如下两维度：一方面考察英国成为帝国的25年里所面临的制约和危机，以及由此对英国及其他民族的影响；另一方面讲述了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普通男女在对外侵略扩张时沦为俘虏的故事。从《囚徒》的解构来看，该书分为三部分共10章，第一部分重点考察北非和地中海两个地区，叙述了1600年至18世纪早期英国商业和帝国主义活动遭到排斥的历史；第二部分致力于考察17世纪后期到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期间北美大陆的囚徒，重点关注1775年之后以暴力去殖民化的过程；第三部分聚焦于南亚和中亚地区，探讨了18世纪中期到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帝国俘虏的变化和全球实力扩张的过程。科利坦言，她“一直试图传达英国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及持续存在的局限性”，并通过考察英国在美洲、亚洲和地中海的海外经营模式，重建历史的关联性。由此，科利考虑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界线，并使之复杂化，因为事实上，这条界线有时会被跨越和妥协”；建构“世界不同地区的英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的行动、宣言和著作与本土事件和反应之间的联系”。譬如，科利考察了1841年至1842年发生在阿富汗的囚徒事件，凸显了英国经历的帝国冲突和英国人对帝国事务的理解，尤其关乎到穷人与特权阶层之间的差异。阿富汗民间流传着如下故事：在喀布尔撤退之时，伯克夫人和坎宁安夫人被阿富汗部落族人俘虏带走，其后，她们皈依伊斯兰教并嫁给阿富汗人，度过了她们的余生。不过，当时英国作品均忽略了这些被俘的女性，以及那些处于相似命运的边缘群体。相反，科利讲述了另一批从事写作的女囚徒的故事，尤其以罗伯特·塞尔将军的妻子弗洛伦蒂亚被俘的女英雄故事最具典范性。弗洛伦西亚·塞尔将她囚禁的故事写成了《阿富汗劫难记》，该书刚一出版，便受到英国人热捧并成为畅销书；该书不仅为议会大臣所引用，而且维多利亚女王也仔细研读过。弗洛伦西亚·塞尔被阿富汗人囚徒期间，展示了令人敬畏、勇敢、充满信心的美德，她只要有可能就会做笔记，把日记装入绑在腰间的袋子里，并放在衣服下面记录这场海外战争的过程。颇具趣味的是，这些从事写故事的女囚徒，她们闲暇之余本能地转向了写作事业，甚至在她们之间形成了竞争激烈的行业；更毋庸说那些受过教育的英国军官，他们还纪录了实用的信息，譬如，治疗霍乱和蝎子螫伤的方法等；以及观察到的更客观的内容。显然，科利透过这种地方性差异，阐释了女性受到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建构。此外，科利亦表达了对当下的关怀，指出若想理解非洲、亚洲、美洲，甚至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历史与现状，那么有必要重新评估英国人在这些地区的作为和影响，进而为英帝国的影响提供某种不同视角，更准确地评估它在全球历史上的地位。同样，科利坦言，英帝国主义并非单一的、可预测的实体，甚至支持了“极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种族暴力的帝国遗产和异族通婚等缠结在一起，致使后殖民主义国家残留了帝国主义的印记。譬如，印度对待锡克教徒和克什米尔分离主义者，受军事控制的印尼造就了多民族国家。由此，21世纪的和平仰赖于我们如何监控、平衡和控制庞大的潜藏危险的新民族。显然，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叙事方式，《囚徒》无不受到20世纪晚期后殖民主义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建构了全球视域下微观史的书写范式。

不过，在叙事框架方面，英国史家P. J. 马歇尔指出，诸多不同类型或区域文化下的囚徒故事缠结在一切，显得有些不协调，尽管利用了大量手稿和插图；但科利声称的“独创性”经不起太仔细的检查，尤其北美囚徒故事并不是从未被探讨过。不过，梅里斯·奥格伯恩指出，这种叙事框架凸显了“新”帝国史的框架，凸显了文化和身份问题对帝国进程的重要性。换言之，这种由性别、种族、性、阶级和国家，以及充满权力关系所塑造的身份，具有支离破碎、脆弱和易变的特征。显然，囚徒叙事可解读为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嵌入了语言、政治、行为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并通过印刷文化来讲述囚徒的身体，将其理解为国家和帝国社会主体的象征，进而重构不同区域、文化与阅读所凸显的身份意义。由此，这个框架考察了大英帝国的军事、战略和地域政治等要素，并阐述了它们如何影响英国各个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从而纪录了跨文化权力背景下帝国焦虑，成为再现苦难的档案，呈现了英帝国主义的“异质性”。然而，这种观察帝国过去的军事视角难以与人口增长、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相协调，这就意味着不能充分解释帝国的变化。究其根源，首先，19世纪在非洲产生的殖民地并不是移民殖民地；其次，重申维多利亚时代对技术解决方案的信仰，并不能满意地解释权力运行和帝国内部社会分裂的状况；最后，军事观点夸大了战争的困难，亦过分简化了对技术和社会变革的解释，即便这种军事和文化路径为帝国史提供了新的解释。显然，这部关于帝国的跨学科论著，嵌入了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超越了被设定为颂扬的、目的论的、简单文本的种种束缚。尽管如此，这部关注印刷文化和全球帝国差异的作品，却未给予当今帝国的话语、帝国的表现，以及关于帝国的认知多元性等论题应有的关注。

结语

显然，琳达·科利书写的全球微观史，实践了一种多元的“自下而上”的微型传记方法，突破了线性的民族国家叙事框架。全球微观史叙事既不局限于叙述宏观的历史或体系的进程，亦未痴迷于异质的个体及其微观世界；而是囊括了经济贸易、个体情感、家庭纽带、文化交流、种族融合、性别与阶级等要素，具有宏观和微观双重要素的复调叙事特征。此外，琳达·科利引入了后殖民主义视角，尝试恢复那些被传统帝国史书写挤入边缘的女性声音，强调区域国别因素对全球互联的方法论意义。就此而言，琳达·科利尝试以性别、种族、阶级与区域作为书写全球微观史的核心要素，融入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史，进而追踪个体发展轨迹的全球历史结构，理解身份认同的宏大网络。这种一粒沙子见世界的叙事尺度诠释了妇女建构、国家形成和帝国塑造的历史过程，成为洞察奴隶制、皇家海军、东印度公司、七年战争、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规范和女性的社会境况等事件的有效途径。由此，与传统的全球史不同，“全球微观史”主要聚焦于不同文化缠结的网络个体，从而以历史行动者的视角叙述历史进程，就像传教士、跨境移民、远途个体商人的游踪一样。这种视角考察了故事主角的个人历险、家族网络与重大政治事件的关系，探索了文化的关联和全球变迁。与微观史不同，“全球微观史”的叙事框架嵌入了全球维度，是一种全球语境中的个体生活故事，这种以小见大的历史书写强调了个体与全球的“互联”和一种介入“全球网络”的个体想象，建构了历史行动者的世界史。诚然，琳达·科利运用日记、信件、自传、旅行见闻与证词等文献，揭示了历史个体丰富的经验和内在生活的偏好，但亦需警惕那些未被赋予巨大权力、财富和责任的普通人所潜在的叙事困境，坠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方法论陷阱。总之，琳达·科利的全球微观史写作不仅弥合了全球史和微观史之间的裂隙，而且为全球时代的历史书写提供了以微型传记为点状的叙事结构，以及为书写世界历史网络中的边缘群体提供了有益的尝试，从而建立了某种全球微观史的书写范式。

（原载《新史学》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