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吕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 “中世纪晚期危机”是对14-15世纪发生在西欧的饥荒、瘟疫、战争及其导致的人口减少、经济停滞、政治和社会秩序紊乱的概括。中世纪晚期危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成为西欧中世纪史的重要研究主题，已经形成了两大主流解释模式。第一种是“衰落论”：通过探寻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是西欧社会相对于中世纪盛期的衰落；第二种是“转型论”：通过探讨危机的影响，提出中世纪晚期危机推动了西欧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这两种范式都是以中世纪晚期之前或之后的历史时段为标准做出的相对性判断。时至今日，只有以危机与危机应对的视角重新审视14至15世纪西欧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与发展，揭示出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的韧性，才能对旧的范式实现突破，进而深化对历史上“危机”与社会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

 

关键词：中世纪晚期危机 封建社会 近代国家 危机应对 社会韧性

 

 

 

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和历史观的转变，中世纪已经摆脱了“黑暗的时代”这一刻板印象。但是，由于黑死病、战乱和人口大量死亡等历史事实，14至15世纪的西欧历史却一直笼罩着昏暗的色彩：“中世纪晚期危机”这一史学名词的广泛使用就是证明。史学界没有对“中世纪晚期危机”形成明确的统一定义，而是将它作为对14至15世纪发生在西欧的饥荒、瘟疫、战争及其导致的人口减少、经济停滞、政治和社会秩序紊乱的概括。“中世纪晚期危机”在何时提出？它对理解西欧中世纪历史，特别是14至15世纪的历史有什么意义？史学界关于“中世纪晚期危机”的研究已经形成哪些主要观点？在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以何种视角继续对中世纪晚期危机的研究，才能加深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认识以及危机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理解？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中世纪晚期危机”概念的诞生

 

作为史学名词的“中世纪晚期危机”诞生于20世纪。在此之前，人们如何看待西欧中世纪，特别是14至15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理解“中世纪晚期危机”史学意义的前提。

虽然14、15世纪的人们是黑死病、饥荒、战争等一系列被后来历史学家称为危机的亲身经历者，但是，他们从未使用“危机”描述自己所处的时代。一方面，根据词源学，“危机”一词最早来自希腊语，后来被引入拉丁语(写作“crisis”)，但是，直到16世纪，“危机”一直是医学名词，只用来表示“病危的时刻”。另一方面，从中世纪晚期编年史和时人日记的记载来看，当时的作者尤为关注一个个的政治事件，特别是战争，倾向于以短期的直接原因对政治事件做出解释：他们既不具有以较长时间跨度看待历史的视野，也没有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之间建立联系的意识，因此，无法形成对所处时代的整体认识。

相较而言，人文主义者们不仅表现出了给历史分期的意识，还展现出了以长时间跨度理解历史的野心：他们将西罗马帝国覆灭至自己所处时代之间的历史时期视为一个统一的时段，为其冠名“中世纪”(拉丁语，medium tempus/medium aevum)。“中世纪”本意为“中间的时代”，是人文主义者对这一历史时期贬抑之情的明确表达。在他们眼中，中世纪是黑暗和野蛮的时代，是辉煌古典文明的断裂，他们要与中世纪决裂，复兴希腊─罗马的文化，开创新的时代。新教史家和启蒙思想家继承并发扬了人文主义者对中世纪的负面评价。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对中世纪野蛮和宗教蒙昧主义的批判，是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之一。总之，在16至18世纪，5至15世纪开始被整体地看作一个历史时段，但是，近一千年的历史被认为是同质的、没有变化的，从始至终是一样“黑暗的”，14和15世纪只是其中的片段。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扩张给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剧烈冲击，如何从历史中寻找民族文化的根源，重新建立身份认同成了19世纪欧洲思想和文化界力图回答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浪漫主义思潮和“科学的”历史学重新挖掘了中世纪历史的意义。浪漫主义通过文学和艺术等多种形式改变了中世纪扁平的负面形象，突出了民族文化和情感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延续性。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浪漫主义史家米什莱，他不仅将法兰西民族和国家的构建作为叙述14、15世纪历史的重要线索，还特别将贞德塑造成爱国主义的英雄。“科学的”历史学也尝试在3至11世纪的“蛮族入侵”和蛮族王国与近代民族之间构建起对应关系，以此说明近代之后民族情感和领土诉求的合理性。相对而言，“科学的”历史学低估了中世纪晚期历史的意义，对14至15世纪历史的叙述没有突破中世纪晚期编年史的范式，大多以国王的统治时期为节点，重点考证和记述大人物主导的政治事件和著名战役。总的来看，浪漫主义和近代历史学挖掘出了中世纪的多元面相，并开始尝试理解中世纪历史与近代欧洲之间的联系。然而，由于过度投射民族主义诉求，它们都在部分程度上扭曲了历史真实，而且，以叙事为主的书写方式导致它们缺乏分析性的解读。因此，直到19世纪，14至15世纪的历史依然由政治事件连缀而成，它与之前及之后历史时代的区别与联系没有得到探讨。

1919年，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撰写的《中世纪的秋天：14世纪和15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出版，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本著作摆脱了传统的政治史书写模式，从文化史视角确定了14和15世纪在中世纪到近代的欧洲历史中的位置。赫伊津哈强调关注这一时段本身的特点。他认为，这一时期是中世纪文化成熟与结果的时期，但正因为过于成熟而缺乏活力，这一时期也是中世纪的末期，是中世纪文化瓜熟蒂落、消亡的时期。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翻译为《中世纪的衰落》并非完全错误。除此之外，赫伊津哈还指出，这一时期孕育着古典文化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精神，才产生了文艺复兴。尽管赫伊津哈以秋天来比喻14、15世纪在中世纪文化史中地位的方式带有历史形态学的色彩，但是，他的研究立足于中世纪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和特点，赋予了中世纪晚期独特的意义，揭示了它在西欧历史中的双重地位：它既是中世纪结束的时期，又是孕育文艺复兴的时期。

19世纪下半叶，现代意义的“危机”一词开始在经济学领域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变化，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别是由于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给西方世界造成的巨大冲击，“危机”这一概念逐渐被引入其他学科，推动了以“危机”为视角的历史研究。1931年，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法国农村史》中用“14至15世纪大危机”(“la grande crise des XIVe et XVe siècles”)描述法国农业在中世纪晚期的历史状况，并指出：“封建领主的收入危机结束了中世纪，开启了近代。”这被认为是中世纪晚期危机概念的首次提出。1935年，德国历史学家威廉·艾贝尔(Wilhelm Abel)提出了“农业危机”(德语，Agrarkrisen)这一概念，认为14、15世纪的产品价格下跌是农业危机的重要标志。到1949年爱德华·佩罗伊(Edouard Perroy)在《年鉴》杂志发表《经济收缩的开始：14世纪的经济危机》时，“西欧社会在14至15世纪遭受了一场异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认知。”

对“危机”概念的借用反映了历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重要转变。20世纪初，“新史学”运动对以记述重要政治事件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历史学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政治领域以外的历史开始被纳入史学研究的范围，包括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另一方面，历史学的目标不再是根据档案材料对事件进行还原和叙述，而是要借助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索历史发展的结构和规律。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学领域中不仅诞生了“中世纪晚期危机”，还出现了启蒙运动前的“思想危机”“前工业时代的经济危机”和“3世纪危机”(即罗马帝国的危机)等概念。

历史学赋予了“危机”更加广泛和灵活的内涵。它既可以指代一个长的历史时段，也可以指代一个短的历史时段，既可以表示固有的矛盾与紧张，也可以表示趋势发生大反转或极端的困境，还可以表示一个领域或整体的收缩和萧条。对中世纪史研究而言，“中世纪晚期危机”的提出改变了战争和政治斗争主导14至15世纪历史的书写方式。它在以前被按照时间顺序连缀起来的事件，特别是各种天灾人祸之间构建起联系，使全面、深入探讨这个时间单元内历史变迁的原因和整个中世纪历史发展的脉络成为可能。

 

 

二、“衰落论”视角下的中世纪晚期危机

 

 

既然中世纪晚期存在危机，那么危机因何发生？这一问题的答案构成了中世纪晚期危机研究的衰落论，并形成了新马尔萨斯主义(Neo-Malthusianism，也被称作“新人口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两种主要的解释路径。

英国中世纪经济史家M. M·波斯坦(M. M. Postan)将马尔萨斯理论引入中世纪晚期危机的研究中，以人口数量的变化为切入点解释西欧社会在14至15世纪的危机，被认为是新马尔萨斯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1966年，由他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出版第二版。第二版与1941年第一版的最大区别在于，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的最后一章由德国历史学家汉斯·纳布霍尔兹(Hans Nabholz)撰写的《过渡中的中世纪农业社会》(“Medieval Agrarian Society in Transition”)替换成了比利时历史学家利奥波德·热尼科(Léopold Génicot)撰写的《危机：从中世纪到近代》(“Crisis：From the Middle Ages to Modern Times”)。这一变化不仅意味着14、15世纪被定性为了“危机时代”，还标志着新马尔萨斯主义学派在中世纪晚期历史研究中主导地位的确立。

新马尔萨斯主义学者反对从亨利·皮朗以来强调商业和城市在中世纪经济发展中主导作用的观点，认为农业才是中世纪西欧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以此为前提，他们提出，西欧中世纪的农业技术发展缓慢，从13世纪末开始基本停滞。14世纪之前，西欧农业主要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增加产量的方式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但是，到14世纪初，这种粗放的农业发展模式因耕地肥力耗尽和可供开垦的土地减少而无以为继。因此，1300年左右，西欧出现了人口的相对过剩，即人口数量超过了农业生产力所能供养的数量：人口停止增长，甚至在14世纪初出现小幅下跌的现象正是人口相对过剩的重要表现。生活资料与人口数量之间的不平衡导致饥荒、战争和瘟疫的大规模爆发。但是，饥荒、战争和瘟疫不仅是危机的表现，还是社会机制自我调节的方式：由于它们“消除”了过剩的人口，经济和人口得以在15世纪下半叶重新开始增长。总之，在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解释范式中，中世纪晚期危机是农业生产和人口数量之间平衡关系被打破之后，重新确立新的平衡的过程，是相对于10至13世纪农业和人口增长而言的衰落时期。因此，利奥波德·热尼科直接用“正在衰落的中世纪”描述中世纪晚期危机。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解释路径不仅被史学界普遍接受，还推动了对中世纪晚期危机产生原因的进一步探讨。新马尔萨斯主义关于人口与农业生产之间动态平衡的理论包含着对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思考：作为前工业时代影响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气候有没有对14至15世纪的危机产生影响？通过对长时段气候史的研究，艾玛纽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提出，10至13世纪是“中世纪暖期”，气候温暖而干燥，非常适宜谷物种植，有利于土地的开垦和农业产量的提升，推动了人口的增长；然而，14世纪初，气候进入“小冰川期”，夏季变得凉爽而潮湿，冬季则非常寒冷，气温下降导致谷物产量大幅降低，人口数量因此迅速减少。气候的变化恰好与中世纪农业和人口的变化趋势相对应，这不仅再次确认了14至15世纪西欧农业和人口衰落的结论，还构建起了气候变化引发农业衰退导致人口相对过剩的因果链条。勒华拉杜里的气候决定论支持了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解释路径，强化了人口相对过剩是西欧出现中世纪晚期危机原因的观点。但是，关于人口相对过剩的原因，无论是波斯坦从农业技术角度的解释，还是勒华拉杜里气候史的论证，都忽视了社会─经济制度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向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解释提出了挑战。

1951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以法文在《年鉴》杂志发表《存在一个封建制度的整体危机吗？》一文。他提出，中世纪晚期危机是封建制度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整体危机”(法语，crise générale)。14至15世纪，西欧社会生产力衰退导致统治阶级不断增长的非生产性支出无法得到满足，为获取更多收入，他们发动战争并创建国家税收，引发农民起义和城市暴动，生产力进一步遭到破坏，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陷入恶性循环。希尔顿认为，这是中世纪晚期危机产生并延续近两个世纪的基本原因。和新马尔萨斯主义学者一样，希尔顿也将生产力的衰退归咎于技术停滞。但是，他认为，中世纪生产技术进步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固有的局限：一方面，商品贸易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过小，不足以引发竞争推动技术革新；另一方面，生产关系中的两个阶级都无法推动生产技术进步——土地贵族对生产技术漠不关心，而农民和手工业者没有资本用于风险很大的技术革新。希尔顿突破了新马尔萨斯主义以农业和人口为核心的解释模式，将中世纪晚期危机的原因指向了封建制度本身的缺陷，尤其是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整体危机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世纪晚期经济和社会变化的主要观点，直到20世纪70年代，佩里·安德森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一书中仍然将整体危机(英语，general crisis)视作封建社会在14至15世纪的主要特征。但是，封建制度为何在14世纪前推动了增长和繁荣，却在14至15世纪导致了衰退和动荡？造成整体危机的根本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从封建主义的核心——生产方式中寻找。

1976年，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居伊·布瓦(Guy Bois)在著作《封建主义的危机：14世纪初期至16世纪中期东诺曼底的乡村经济和人口》中提出，中世纪晚期危机是封建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法语，crise systémique)，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居伊·布瓦认为，领主捐税，即领主占有农民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份额，是中世纪经济体系的核心，决定了封建经济的两种模式。在增长模式下，领主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逼迫农民增加产量，农民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要方式实现增产，农业产量增加推动人口增长，领主收入增多：这是11至13世纪西欧封建经济繁荣的基本机制。但是，由于大垦荒带来的增产额度日益萎缩，农业生产率在增长模式下实际呈现下降趋势，领主的课税率因此也呈现降低趋势，不过，人口和农业产量的持续增长仍可以支撑领主收入的增长。随着可开垦土地的减少，农民所能供养的孩子数量减少，人口下降引发耕地面积缩减，农业产量降低，领主收入下降：封建经济进入衰退模式，这是中世纪晚期危机产生的机制。在衰退模式中，农业生产率呈现增长趋势，领主课税率也相应增长，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但是领主的收入依然下降，封建经济发展走入死胡同。这导致饥荒和瘟疫频发，统治阶级开始通过军事冒险挽救收入不断减少的趋势，而“战争─税收─战争”的机制进一步引发封建社会─经济体系的混乱。总之，封建主义危机是封建经济体系耗尽了所有扩展的可能性并导致封建社会在政治、制度和精神领域陷入的僵局。

居伊·布瓦不仅深化了希尔顿的整体危机论，还将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解释范式纳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范式中。在对衰退模式的阐释中，他明确采用了人口相对过剩理论，但是，他将人口相对过剩的原因归结为封建生产关系中领主对农民的剥削而非技术的停滞。尽管居伊·布瓦延续了以农业和人口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最核心指标的研究思路，但是封建主义系统性危机理论将各种社会因素纳入了一个严密的因果链条中。2000年，居伊·布瓦出版著作《中世纪的大萧条：14-15世纪，系统性危机的先例》，进一步阐述了封建主义系统性危机，并详细论述了危机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反映。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伴随着经济史、人口史研究的退潮和历史研究日益碎片化的趋势，西方学界对宏大解释范式逐渐失去兴趣。居伊·布瓦之后鲜有关于中世纪晚期危机原因的宏观探讨。

虽然“要么新马尔萨斯主义，要么马克思主义”一度是中世纪晚期历史书写必须首先做出的选择，但是，它们对中世纪晚期危机发生原因的解释却建立在同一个基本的认知之上，即中世纪晚期危机是西欧社会在14至15世纪相对于中世纪盛期(11至13世纪)的衰落，危机的结束以经济和人口在15世纪下半叶的重新增长为标志。在“衰落的中世纪晚期”这一共识之下，危机原因和表现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新马尔萨斯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藩篱逐渐被打破。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全面地描述危机，黑死病、战争、人口过剩、饥荒、土地抛荒等灾难共同构成了中世纪晚期危机，中世纪晚期的历史因此成了一份灾难名录。另一部分学者则在经济和人口之外的专门领域探讨危机的表现：在政治史领域，战争对社会资源的消耗和公共秩序的破坏被凸显出来；在心态史领域，14、15世纪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社会动荡造成的“精神震撼”被认为是中世纪晚期危机在精神层面的反映；在环境史领域，中世纪晚期危机还可以被视为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社会─生态矛盾所造成的结果。

 

三、“转型论”视角下的中世纪晚期危机

 

在探寻危机起源的同时，中世纪晚期危机对西欧近代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也是历史学的重要研究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成为研究热点。西方史学界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一主题进行了两次大讨论：第一次大讨论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源自英国历史学家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在1946年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第二次大讨论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由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unner)的论文《欧洲前工业时期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引发。通过这两次大讨论，中世纪晚期被贴上了“过渡时期”的标签。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国内众多前辈学者不仅积极译介和评述这两次大讨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有关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原创性研究。例如，吴于廑先生的《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和侯建新教授的《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等。与此同时，在我国世界史研究的话语体系中，直接译介自西方学者表达方式的“过渡时期”逐渐被更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时期”所取代，因此，在世界史学科中，“过渡时期”与“转型时期”为同义词。本文无意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再做狗尾续貂之论，而仅探讨有关“过渡时期”，或者说“转型时期”的研究对中世纪晚期危机历史影响的阐述。

所谓“过渡时期”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时间范围，史学界没有达成统一的界定。最早提出“过渡时期”这一说法的莫里斯·多布将其界定在14至16世纪；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稍晚时则提出，过渡时期至少从14世纪持续到了17世纪；而克里斯托弗·戴尔此后则强调西欧社会的转型从1300年左右开始，到1800年之后才结束。由此可见，虽然关于“过渡时期”的下限存在争议，但是，14至15世纪是“过渡时期”的开端却是共识。那么，西欧在中世纪晚期经历的危机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的答案被包含在了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动力的探讨中。

通过这两次大讨论，有关“过渡”的动力形成了两种主要的观点：以莫里斯·多布和罗德尼·希尔顿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直接生产者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尤其是农民内部的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诞生的关键；以布伦纳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强调阶级斗争推动过渡的作用，认为领主对农民的暴力剥夺导致雇佣劳动者出现才能推动资本主义的出现。与这两种观点相对应，关于中世纪晚期危机对“过渡”进程的影响也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在莫里斯·多布看来，危机没有完全摧毁乡村的封建生产关系，但是催生了货币地租、雇佣劳动和独立的小生产者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素，推动了富裕农民阶层的兴起，为16世纪末约曼农用资本主义雇佣方式经营农场奠定了基础。在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解释范式中，罗伯特·布伦纳则认为，农奴对领主的反抗导致西欧农奴制度彻底瓦解，15世纪中期以后西欧的大部分农奴转变为了租佃农，这是封建主义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变的第一步；16世纪，农民的生产资料被暴力剥夺(英国的圈地运动)，导致大规模雇佣劳动者出现，农业资本主义才真正确立。尽管有关过渡动力的探讨未达成共识，但是，这两种观点都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导致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农奴制度和庄园经济逐渐瓦解，为资本主义萌芽准备了土壤。

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讨论将有关中世纪晚期危机的研究引向了对其历史影响的探讨，赋予了14、15世纪既是“危机时期”又是“过渡时期”的双重性质。这一视角修正了中世纪等于封建主义社会、近代等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划分方法，展现出了西欧历史在中世纪与近代交接之际的连续性。然而，对社会形态转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将有关中世纪晚期危机的历史影响局限在了社会-经济史范畴，尤其导致了以乡村和农业经济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与变化。

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治史逐渐回归西方史学主流，对社会-经济史的主导地位造成了冲击。新政治史走出了传统政治制度史的窠臼，转向探讨其他领域历史变化在政治中的表达，力图以政治视角对历史现象做出全面阐释。与经济-社会史对社会形态演变的探讨相对应，新政治史将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作为重要的研究主题：近代国家在中世纪的起源问题重新引发了史学界的思考。一般认为，近代国家的诸多要素可以追溯到西欧在14世纪前形成的封建王国，但是中世纪晚期的变化推动了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的转变，14至15世纪的西欧国家甚至被称作“过渡的国家形态”(法语，état de transition)。中世纪晚期危机在西欧从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过渡”的进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在年鉴学派依然忽视政治史研究的20世纪7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贝尔纳·葛内(Bernard Guenée)出版著作《14至15世纪的西欧：国家》，通过将政治主题与社会史、思想史有机联系起来的研究路径对国家形态的研究做出了革新。他认为，官僚化、有限的君主权力和特权阶层的民主是14至15世纪西欧国家形态最重要的三个特点，中世纪晚期危机导致这三者、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呈现波动起伏的发展特点。13世纪末到14世纪上半期是国家机构增多、国家权力增强的时期，官僚化快速发展；14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前20年，战争和瘟疫引发财政困难，导致官僚化进程被打断，民众叛乱频发，代议制大会取得成功，特权阶层出现民主化倾向，君主权力被削弱；1430年之后，君主权力日渐恢复，官僚化进程复兴，代议制大会及其包含的民主思想式微。贝尔纳·葛内承认君主权力在危机结束后比危机之前有了增强，但是他强调，中世纪晚期危机，特别是14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实际上中断了封建王国官僚化的进程。

与贝尔纳·葛内聚焦于中世纪晚期国家形态具体特征不同，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里斯·斯特雷耶在《近代国家起源研究》一书中着力于西欧国家形态从12世纪至16世纪流动变化的过程。他认为，14至15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导致了政治的不稳定性，最显著的表现是叛乱和战争的频繁发生。战争对国家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战争的结果促使国家的领土边界变得清晰和稳定，为国家主权的确立奠定了空间基础；另一方面，持续的战争状态导致政府总是倾向于以临时应急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完善政府机构来解决问题，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发展。总的来说，中世纪晚期危机导致西欧国家在组织和程序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却并未推动国家体制的大变革，直到1450年后，西欧范围内的战争基本结束，经济开始复兴，国家才有了改革和强化政府的精力和物质基础。

以上两项研究从经济─社会危机导致战争和国家管理体制失灵的角度凸显了中世纪晚期危机的内涵和影响。尽管它们力图展现中世纪晚期危机对西欧国家形态演变的多面影响，但是，它们将王权加强和官僚化作为从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过渡的重要标准，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本身打断了过渡的进程，而危机的结果推动了过渡的进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新政治史的发展，有关近代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进入高峰。1984年，法国科学研究中心(CNRS)发起“近代国家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État Moderne)科研项目；1989年，欧洲科学基金会(ESF)设立“13-18世纪欧洲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in Europe，13th-18th Centuries)科研项目：这两个项目调动了欧洲各国历史学家对近代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热情。在大量涌现的研究成果中，以国家财政制度变化为脉络阐释近代国家起源的研究路径异军突起，对中世纪晚期危机在西欧国家形态演变进程中的影响做出了新的评价。

1997年，作为以上两个科研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法国历史学家让─菲利普·热内(Jean-Phillippe Genet)以公共税制的建立作为近代国家形成的标志，对近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做出了总结。西欧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起点在1250年至1350年间，终点则因国家各异，落在16至18世纪。从根本上来说，近代国家源于封建制度的确立及11至13世纪的经济和文化繁荣，但是，真正推动国家形态向近代国家方向发展的是作为封建王国重要职能和结构性现象的战争。14、15世纪长期的战争状态导致封建赋税体系无力负担昂贵的战争费用。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君主与臣民进行协商，达成了确立公共税收制度的协议，通过这种方式，君主与臣民之间建立起了政治对话(法语，dialogue politique)的机制，这是近代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在这一解释框架中，中世纪晚期危机被视为14至15世纪萧条的经济无力支撑战争和快速发展的国家体系而导致的综合结果。然而，2003年，让─菲利普·热内在《近代国家的起源：英格兰的文化与政治社会》中又指出，在战事延绵和军队组织形式发生变化(雇佣军重要性提升)的中世纪晚期，正是由于经济无法继续满足战争和国家发展的需求，公共税制和王国内部的政治对话机制才得以迅速发展。不过，由于公共税制与封建赋税体系并存，国家运行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封建主义，所以，中世纪晚期的国家有着显著的“过渡”特点。

公共税制和王国内部政治对话机制的确立取代王权加强和国家机构官僚化，成为西欧从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核心要素。以此为基础，中世纪晚期危机不但没有打断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的过渡进程，反而通过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与政治权力运作模式的变化，推动了西欧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的转型，促成了最早的近代国家的确立。以此逻辑为核心，14、15世纪，西欧政治与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变化都可以被纳入有关中世纪晚期危机对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过渡进程影响的研究中。在政治文化史和政治社会史的浪潮中，许多研究虽然不再以阐释近代国家的起源作为直接目标，但却有意或无意地为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的转型做了注解，例如，有关中世纪晚期政治思想、政治话语、民族观念的研究等。

综上，有关西欧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社会形态演变和国家形态演变的史学研究强调中世纪晚期危机对西欧近代社会形成的影响，阐释了中世纪晚期作为旧形态与新形态之间过渡时期的意义，构成了中世纪晚期危机研究的“转型论”。“转型论”不仅改变了将中世纪与近代割裂甚至对立而看的历史观，还与“衰落论”相互补充，完善了“中世纪晚期危机”作为史学名词的内涵。

 

 

四、衰落与转型之间：“危机应对论”解释模式的提出

 

“中世纪晚期危机”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广泛使用，以及“衰落论”与“转型论”这两种解释框架的形成，无疑极大地推进了对西欧14至15世纪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变化的理解。中世纪晚期危机的“衰落论”以繁荣稳定的中世纪盛期为参照，既强调中世纪晚期与中世纪盛期之间的联系又突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历史转折；中世纪晚期危机的“转型论”以现代性的诞生为指向，强调中世纪晚期与近代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和发展变化的漫长过程。“衰落论”与“转型论”两者并不矛盾，甚至可以相互补充勾勒出西欧中世纪的历史脉络：中世纪晚期危机打破了中世纪盛期的繁荣和稳定，推动了封建生产方式、封建王国向近代资本主义和近代国家的转型。

然而，无论“衰落论”还是“转型论”，甚至“中世纪晚期危机”本身并非毫无争议。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L.·戈德史密斯(James L. Goldsmith)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中世纪晚期危机，相反地，西欧社会从13世纪至工业革命一直处于增长时期，黑死病和战争只是这个增长周期的小中断。法国历史学家热罗姆·巴谢(Jérôme Baschet)则认为，中世纪晚期存在危机的因素，但因此就将中世纪晚期定性为衰落或危机的时代则言过其实了，因为它们对14、15世纪西欧的影响非常有限。此外，以“过渡”或“转型”视角书写历史的方式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质疑。中世纪史专家弗兰齐斯克·格劳斯(Frantisek Graus)提出：“任何时代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过渡的时代，因为在每个时代里都有老的事物消逝，新的事物诞生。”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讨论“过渡”毫无意义。不过，这些质疑并未对以危机视角考察中世纪晚期历史的研究路径造成威胁。居伊·布瓦在反驳詹姆斯·L.·戈德史密斯时，不仅指出后者的研究没有考察任何原始资料，缺少实证的基础，还认为对中世纪晚期危机的否认是后现代思潮导致的非理性主义对史学研究的入侵。2016年，英国中世纪经济史学家布鲁斯·坎贝尔(Bruce M. S. Campell)虽然从环境生态史的新视角对中世纪晚期危机起因和影响做了新的诠释，但是他仍然选择以“大转型”作为对中世纪晚期历史的概括。

在纵览了有关中世纪晚期危机内涵和解释范式的争论之后，我们应该以何种视角继续书写14至15世纪的西欧历史？尽管有学者反对用“危机”为中世纪晚期的历史定性，但是，这一时期的灾难和动荡，特别是饥荒、战争、瘟疫、人口大量死亡、经济萧条、政治混乱等现象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完全否认“危机”的存在，要么是因为对历史学领域中“危机”一词的含义理解过于狭隘，要么是因为对危机给中世纪晚期西欧历史的影响认识不足。然而，“衰落论”和“转型论”都是以其他历史时段为标准做出的相对性的判断，要想在它们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对14、15世纪历史的研究，我们还需要进入当时的历史情境，更深入地挖掘中世纪晚期西欧历史的自身特点。

危机的出现必然引发人们对危机的应对，这是由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决定的，所以，危机与危机应对(coping with crisis)构成了中世纪晚期西欧历史一体两面的核心特点。从这一核心特点出发，我们可以在“衰落论”和“转型论”之间更加聚焦于危机本身和处于危机中的人，既考察危机的表现和破坏性，也认识人们在危机之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行动与策略，进而揭示出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应对危机，维持既有社会体系运转的能力，即西欧封建社会所具有的“韧性”。

“韧性”(resilience)这一概念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生态学、社会学等学科，旨在考察现代社会在面临灾难、危机等情况时应对、适应和转变的能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将“韧性”引入历史语境，以危机应对的视角揭示社会韧性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2018年，由德国科学基金会(German Science Fondations)资助的“韧性：中世纪研究与社会学对话中的社会剧变时期”(Resilience. Phases of Societal Upheaval in Dialogue between Medieval Studies and Sociology)科研小组融合了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和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提出从应对策略、应对策略形成的条件和可动员的资源三个方面综合分析社会从危机中复原的过程及其带来的历史变化。这一研究路径要求把危机的发生与人们对危机的应对整合起来考察，对被遮蔽在“衰落”或“转型”标签之下的变化和现象做出新的思考。例如，“变态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在14、15世纪英国的出现和流行，是不是传统封建主义在受到经济危机和战争冲击的情况下，领主在封建制度基本框架内所做出的灵活应对？中世纪晚期法国国王与城市联合，加强中央集权的进程，是否可以被看作国王与城市合作以便调动王国内部尽可能多的力量解决内忧外患的危机应对策略？基层民间组织在14、15世纪西欧的勃兴，难道不是普通民众在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的情况下，自发利用民间资源应对危机的手段？等等。

与衰落论和转型论以其他历史时段作为参照系的结论指向不同，危机与危机应对的视角侧重考察危机与人的互动关系，在承认危机破坏性的基础上，认识人们应对危机的行为也是推动社会变化的动力。然而，危机应对推动社会变化，并不一定等于西欧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必然且快速发生。相反地，在危机的刺激下，人们利用既有社会结构和资源做出的有效应对策略，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中世纪晚期西欧封建社会以稳定性和灵活性为特征的韧性。克里斯托弗·戴尔在《转型的时代》一书结尾处特别提醒读者，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转型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它不应该是对如此重要的历史阶段居然始于1300年之前并且直到1800年之后才告完成所产生的惊讶或失望的原因。我们对该时期的人们忍受艰难困苦、争取过上较好生活，以及由此取得结构性变化的能力刻骨铭心。”“忍受苦难、争取过上较好生活”事实上就是对危机应对行为的概括，对“转型”时期漫长性的突出强调则是从时间跨度上对西欧封建社会韧性的注解。因此，危机与危机应对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突破危机必然推动转型、以及西欧封建社会因危机在14、15世纪衰落的线性史观，启发我们反思封建社会的韧性与被普遍接受的历史分期之间可能存在的错位。理解了西欧封建社会的韧性，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雅克·勒高夫为何反对将文艺复兴视作中世纪与近代的断裂，为何主张一个从罗马帝国晚期到18世纪末的“长中世纪”(un long Moyen Âge)，并认为直到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西欧的封建社会才真正终结。

 

 

 

（本文原载《世界历史》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