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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小历史与大历史于一体的知识体系重构——读钱茂伟《史学通论》
发布时间：2014-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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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小历史与大历史于一体的知识体系重构
———读钱茂伟《史学通论》
王瑞 《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
［摘要］钱茂伟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在新时代的教育理念与史学理念指导下，力图通过新的理解方式建构而出的、能反映本世纪初十年学术水准的通识教育读本。该书聚焦于以小历史为核心的公众史学，并以此为重心建构知识系统，反映出公民时代大众史观的觉醒。由小历史而大历史，由历史书写而历史研究，由史学实践而史学理论，《史学通论》建立起一种内涵与功能更为全面的普遍历史学，建构了一种与公众生活更加贴近的史学概论知识体系。
［关键词］史学概论；史学通论；公众史学；小历史
自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的史学概论教材建设已走过上百年历程。时至今日，面对多种版本、多样风格的相关教材，还有必要再增加一部吗？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所著《史学通论》的出现，对此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一 聚焦以小历史为核心的公众史学
在钱教授看来，历史学是一种学科知识体系，史学概论则是关于史学理论与实践的教育知识体系。《史学通论》与前人所撰史学概论的不同，集中体现在知识重心的迁移与扩充。它以小历史补大历史之不足，以历史书写补历史研究之不足，期望借此能有所改观中国社会对历史学的“成见”，进而将史学从史学工作者的狭小领地，推广向全社会，把史学从职业人员的“小众之学”，发展成为与人人相关的大众之学。
《史学通论》作为史学概论教材家族中的新成员，它在知识重心上的迁移与扩充，反映了当代史学理念更新的动向，即紧密切合时代的需要，以小历史为主体，向大众史学迈进，广泛提升公民的历史素养。时代与学术思想的嬗变总是迭相推进的。《史学通论》不再以培养史学专才为要务，而以深化人文通识教育为鹄的。可以说，这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时代的产物。钱教授作为一位具有深切社会责任感的历史学者，敏锐地观察到政府控制社会的传统国家时期已化作过往，公民控制政府乃时代之大势所趋。然自２０世纪以来，中国民众的“臣民意识”并没有随着封建政权结构的瓦解而消解，尽管国家早已赋予民众以公民的权利，民众的权利意识亦于改革开放中逐渐形成，并持续发展，但从社会心理层面上来说，中国目前仍处于向全面公民社会迈进的转型期。针对当前时代发展的需要，钱教授提出，要实现由“臣民”到“公民”的内在素质提升，必须经由通识教育[①]这座桥梁。《史学通论》之“通”一语双关，全书共１５章计３０余万字，不仅通论有关历史与历史学、历史书写、历史认知、历史运用类型的理论和方法，尤其重视在普及史学知识的基础上，以小历史书写为核心，深化通识教育，提升民众的人文素养，为推动社会的合理发展贡献出一份知识分子的学力。
时代的变化呼唤学术理念的更新，正是钱教授的“公民历史素质教育观”决定了《史学通论》的重要转向，即将学术视角自大历史与精英史观下移，定位到小历史与公众史学上。这一转向令该书不得不打破以往史学概论的书写范式，而切合其独特的撰述宗旨与理论重心来重新设计、安排，从而建构起别具一格的学理体系。大、小历史原指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微观历史即“历史的细节”或“局部的历史”。《史学通论》论大、小历史，则从书写单位上分野，把小历史界定为“以社会民众为对象的历史书写”，主要包括“个人史、家庭（家族）史、乡村（小区）史、公司（企业）史、特殊群体（女性、劳工等）史”[②]。该书倡导“小历史”，是为了寻找更多社会弱势区域的声音与记录。亘古以来，大家所熟悉的中国历史多为有关国家、王朝与精英的宏观叙事，精英史学一家独大，小历史却难觅踪影，平民几乎集体失声。仅凭精英史观下的撰写，委实难以呈现历史的全貌。有鉴于此，《史学通论》特别强调，今天的史学亟需改变以往鲜闻平民声音的失衡状况，应给予小历史以应有的重视和平等的发展空间，由此，丰富的小历史资源可与精英史学相互补充，让多种声音从多种视角较为全面地充实历史与史学的内涵。
《史学通论》从推动史学发展的立场上，指出推广小历史书写、树立公众史观是当务之急。小历史不仅可以弥补大历史的缺失，在民众中推广小历史书写，还能扩大史学的实用功能，增强史学的发展活力。客观地看，史学功能具有多层次性，不同层次能满足不同群体对史学的需求。譬如大历史对于普通人而言，可能谈不上实用，但传记、家谱等小历史的实用性，却是得到普遍认同的。时至今日，史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增强史学的实用性。在西方，史学传记所占的位置，可与典章制度、事件鼎足而立。典章制度和事件，大都被史家做成专业论文，但一般人了解历史，无法看那些专业论文，要靠人物传记作为理解历史的重要凭借。也就是说，西方普通老百姓对历史的理解，是从传记中得来的[③]。钱教授针对这一点提出，我们也应该根据史学功能的多层次性，编纂出不同类型的历史作品，尤其是小历史作品，以满足更为广泛的民众需求，其中小历史的书写工作，要向全民推广。
钱教授敏锐地把握到，中国史学已经由政治史学向学术史学转型，今后将会再从学术史学向公众史学迈进。然而，如何把史学阵地由文教机构延展向更为广阔的民间，把历史学由“小众之学”发展为“大众之学”？《史学通论》探索到的途径就是让历史学“走入寻常百姓家”。大历史书写需要一定水准的专业能力，如何掌握、运用大历史，仅限于有限的高层知识群体。小历史书写多属民间记载，从业门槛相对低，几乎人人可做，书写对象也较为广泛，因而其发展天地相当广阔。而在当前，能让历史为更多人所用，才是史学的出路所在。
小历史坚持大众史观，即人人都有历史，小到个人，大到家族、村落、社群，概莫能外。写平民，写普通人，是小历史书写的基本导向。在小历史中，普通人不再是历史的注脚，也能成为历史的主角，普通个体的生活经验被生动地记入史册，历史的面目就在无数大小碎片的投射中更加接近真实。要之，小历史凸显了公民主体修史。根据《史学通论》的理念，推广小历史书写，让民众参与修史，使史学与人人相关，这样的历史学才是普遍的历史学。让更多人能使用史学，把史学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上，无疑是扩大史学实用功能的一种有效途径。一般说来，大历史多为国所用，小历史则为民所用，只有把小历史与大历史结合起来，才是全面、充分的历史学。正是在大、小历史的相互观照、补充中，史学功能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史学通论》一书在学术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集中表现在开创性地探讨了公民时代的史学该如何发展的问题。钱教授认为，公众史学将取代精英史学的主体地位，成为未来史学的发展趋势与方向。小历史书写的主体与对象都是民众，也是民众最关心的历史。在精英史学视野下，个人、家族、乡村的小历史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公众史学视野下，小历史书写则是丰富多彩的。自传、家谱、村史，均以公民为中心，这是公众史学的基本要求。钱教授提出，自传统的大历史观而聚焦为细化、具体的小历史观，是当前必须更新的史学观念。中国悠久的国史纂修传统，可将之逐渐发展为公民写史传统，从传记、家谱开始向社会推广小历史书写。因为人是最基本的个体，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单位，家族则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传记与家谱自然是小历史书写的最基本层面。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从修谱缘起、谱系图、家族小传、家族大传、家族纪事、家族简史等六个方面，提出诸多具体要求，尝试对家谱体例进行创新设计
二 读者本位，实践先行
作为新近出版的史学概论教材，《史学通论》在史学理念与教学理念上的转变，均由精英教育向通识教育转型的时代背景所促成。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史学概论课程要求在修完通史的基础上开课，定位于历史研究能力的培养。可是从本世纪开始，这门课程在国内许多高校被列入人文通识教育科目，就变成了新生入门导论课。这一变化立刻引发史学概论课程从教育理念到知识体系的更新。传统的史学概论知识体系以历史研究为中心，这是由培养史学专才的教育目标决定的。在通识教育视野下，史学概论的首要目标无疑已发展为提升公民的历史文化素养。具体言之，应依据公民通识教育的要求，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今而古，“全方位地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历史理解能力、历史书写能力与历史研究能力”[④]。钱教授认为，史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引导学生进入历史学大门，吸引更多的公众关注历史学，学习历史学，参与历史学。因此，史学概论的编纂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知识基础和接受能力，而不能让艰深的文本将读者拒于史学大门之外。“内容组合要符合学生需求”，这是《史学通论》提出的原则。《史学通论》如何以读者为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深入浅出。《史学通论》是一部根据通识教育理念建构出来的公民历史素质培育读本，在行文、插图、知识的深度与广度等方面，都恪守读者本位的价值导向。它囊括了丰富的史学知识，却不晦涩艰深。文辞表达浅近通俗，简洁明了，还适度地吸纳一些当下的网络语言，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该书行文措辞不似学术论文谨严，偶现性情之语，但这不妨害立论的公正。生动的表达赋予语言以个性，整本书也因此流露出几分率性直言的味道。总体看来，表达方式已从学术体转向说话体。学术体的文本对读者群与传播范围都有很大限制。研究成果若表达得过于严整、缜密、专业，外行将很难看得懂、读得进，就只能在有限的内行之间传播。可知，要推动公民通识教育，通俗的人文读本是必要的基石和上升的阶梯。钱教授在撰述《史学通论》之际，已充分考虑到为谁而写的问题。
概念清晰，主题精练。与相关教材相比，《史学通论》提出了不少新颖的概念，并对所有概念作出简明清晰的解释。如历史意识，“是人类经历一定时间段后产生的有意识回溯过去的想法”；影像文本，“是指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记录的外在事物形象文本”；历史的人文解读，则是“指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需求、认知水平来理解历史”[⑤]。全书多章使用了主题式标题，如“被描述的客观历史”、“历史记忆是不存在的存在”、“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小历史”、“与历史持续的对话”等。用一句话说清楚概念，或用一句话概括一章的思想内容，既便于读者理解、掌握，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层次简明扼要。《史学通论》拥有复杂的知识体系，文本却并不烦琐。钱教授强调，理论的逻辑层次可以复杂，但具体到每个要点的阐述则必须精练，要少一点“过程性、描述性”文字[⑥]。在成书过程中，钱教授详细考察了前人文本的长处，同时指出有些文本段落过长，引文过多，一看便知史家对主题的提炼不足。《史学通论》为避免松散的演绎性语言，而较少使用直接引文，多用间接引文，通过“强化归纳”的方式把要点突显出来。该书在表达上充分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力求简洁准确、通俗易懂，并尽可能紧贴时代与读者的需求，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知识条件和接受能力，以“好用”作为撰著的最高标准。
体系由易而难。由历史到历史学，是一个由存在到不存在、由“实在的历史”到“被描述的历史”的过程。历史书写单位的建构，宜由小而大，由近而远。历史认识的核心是历史观与认知，重在理解、诠释、叙述、建构。历史的使用由低往高，分为普及、提高、理论三大层面。由小历史而大历史，由历史书写而历史研究，由历史的人文解读到历史的专业研究再到历史的哲学思考，坚持由易而难原则，是全书的逻辑体系所在。图文并重。该书的文本风格从纯文字转向了图文并重。全书插图计２１８幅，主要来自网络资源，个别为作者本人所拍摄的照片。钱教授认为当前是一个读图时代，现代图书不应再忽视图像资料。史学概论教材如果没有插图，将会显得更加抽象、晦涩，图像可以让教材生动起来。打开文本，史家图像与书影就在眼前，能帮助读者对史家和作品建立一种直观的印象，甚至还可能引发读者的兴趣，进一步延伸阅读图片前后的文字。国内史学概论教材配图，始于庞卓恒等先生的《史学概论》。庞氏“概论”中的插图大致可分三类，一为包括史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在内的人文学者，二为历史人物，三为著作。《史学通论》在庞氏“概论”的经验基础上进行了调整，仅录中外历史名家和以史著为主的书影。不难看出，该书有关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书影图片，多为“导学卡”指定的“课前阅读材料”。各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图像中心，这些能帮助读者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钱教授所选录的史家图片，还涉及到部分当代学人，以方便读者了解与自己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史界前辈。总之，插图能增强观感，加深理解，这种便利是纯文字作品所欠缺的。
《史学通论》的培养目标和小历史书写训练密切相关。该书强调必须重视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如何去评价人、事、物，现实的评判标准多强调实用价值，历史的评判标准更关注文化价值。然而，当评判的对象一旦脱离现实时空，就会失去实用价值，只有文化价值才能拥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钱教授提出，可以在小历史书写实践中，反复训练学生学会在实用价值之外，发现历史文化价值，逐渐形成超越的审美能力，从而能产生深刻的历史认识和判断。
有了历史意识，才有历史书写。历史书写是西方学界提出的概念，实际涵盖了历史记录与历史编纂双重意义。该书所言之“历史书写”，侧重于历史记录，它是史学活动最基本的层面。总是先有历史书写，后有历史研究。钱教授认为，长期以来，高校的史学专业训练多重视研究能力的养成，而忽视对历史书写的训练。历史书写能力并非是人能生而知之的，需要不断加以训练，这也是该书的职志所在。过去的“史学普及化”活动，所普及的多为历史知识，《史学通论》在普及知识的基础上，重视加强实践环节，让学生在具体训练中深刻地理解史学的精神，最终养成并努力推向社会的正是小历史书写能力。该书还指出，当前高校的历史学系应成为小历史书写的倡导中心，再由点及面，向社会推广，以形成公民写史的时代新风。
《史学通论》在内容安排上，实践环节所占比重并不大，却极其重要，是达成教学目标的根本。传统的史学概论偏重理论，如“三论”体系，一般从史学本体论开始，经由史学方法论，再回到史学认识论上。这种纯粹理论的套路，使学生始终徘徊于抽象的知识世界。与此相对，《史学通论》重视课程实践活动，注重在实践中训练学生的历史书写能力，而不再纠结于一些“大而无当”的术语和空洞的习题。为此，该书在第一、四、五、十章特别安排了“课后实务项目”。第一章于课程导读伊始，即要求建立个人档案，收集整理重要的物品、图片资料，通过自传的写作，开始训练历史传记的写法。让学生从中体会到历史记忆如何转化成历史书写，历史书写与真实的历史又有何异同，从而深切地认识历史与历史书写究竟各是什么。第四章结合口述历史的课程内容，要求围绕某个主题，团队合作一个口述采访项目，以深化学生对相关知识、技巧的理解，训练做口述史的实践能力。第五章结合小历史教学，开始训练书写家族史，编纂小家谱，并借此进一步确立小历史书写理念，提升小历史书写能力，理解历史文本的建构流程。第十章结合史学评论的做法，通过撰写读书报告的形式，训练“对话型史学评论”的写作能力。特别要指出的是，将知识转化成能力，是钱教授为该书增设实务训练的核心宗旨。
先自学后教学是现代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史学通论》对新教学理念的把握，主要体现在导学卡上。史学概论教材设置导学卡，始于庞卓恒等先生新编的《史学概论》，每章设“教学引导框”，包括“本章学习目标”、“需要掌握的主要内容”、“复习思考题”、“参考书目”四个部分。庞氏“教学引导框”，实际上仍是传统教学理念下的课程预习与复习而已。《史学通论》基于近年提出的“先学后教”新理念，往前迈进了一大步。该书每章均下设“讨论主题”和“课前阅读材料”，大部分章节还设有“关键词释”，作为自学纲要，这些完全是建立在讨论课的理念上。要在教学之前落实有效的自学，导学卡的设计是关键。《史学通论》的导学卡强化了自学环节。一般说来，出色的学生多具有极强的自学能力。就这一点而言，自学能力应是一个学生的核心优势。先学后教的新理念，可以不断强化学生的自学能力，从而更大限度地发掘学生的潜能。
可以说，《史学通论》立足于当代史学前沿，聚焦当前史学建设问题，力求用新的史学理念，建构出一部契合时代的“公民历史素质培育读本”。该书体现了关于史学概论编纂的新的理解与建构，努力纂成“能为当代青年所接受的教材”[⑦]。
三 对传统教材知识体系的突破
《史学通论》不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知识框架，在细节中也屡屡体现了钱教授对史学的新思考与新体会。如钱教授借助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认识论理念，对传统的史学概论教材知识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明确提出“历史认知应以理解与解释为中心建构体系，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⑧]。该书第八章分别从理解与诠释的视角，阐述对历史的认知实际上是一代又一代人“与历史持续的对话”。理解、诠释之后，需要建构起一个逻辑框架，将“认识”呈现出来，第九章就专门研讨对客体的文本建构与文字表述问题。“建构”是本书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它是针对后现代主义“虚构”立论的。钱教授认为，历史认识的组织方式可称为“建构”，并提出“历史建构是幅画”，“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图景，再现的历史当然也得是实物图景”，专题作品实际上是“建构起来的历史图画”。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就是一门重组过去的学问”[⑨]。由此可知，历史文本的建构不仅是主体知识体系的重构，同时又是客体被建构形成的历史图像。这些思考与努力都超越了传统史学认知论的理论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已倾向于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史学认识论。
近年来，学术界谈得较多的话题之一是学术的中国化问题。中国学术既要及时与西方的理论沟通交流，又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尤其要结合中国当下的现实，提炼出适合中国的理论体系。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从中国经验中提炼理论思维。而史学概论的中国化，“是指根据现实世界发展状况与中国经验”，“抽象出新颖的适合现代中国人理解的史学通论体系”[⑩]。钱教授长于思考，尤其擅长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归纳与提炼史学理论。书中大量篇幅，如“历史记忆是不存在的存在”、“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小历史”、“与历史持续的对话”、“与史学文本的对话”、“历史的人文解读”、“历史从业者的素养”等篇章，均是其长期思考的结果。经过钱教授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长期思考，该书所呈现出的理论与方法，变得生活化、通俗平易，且实践性强。
大体言之，史学的发展方向，无非是“往高走”或“往低走”。往高走，即趋于专业史学；往低走，则趋于公众史学。自２０世纪末以来，历史学开始回归公共领域，由此产生了公众史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针对史学大众化这一史学发展的时代动向，钱教授提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史学工作者，应以科学认知态度去引导这股文化潮流，使其走向科学的发展道路”[11]。有鉴于此，该书第十二章从历史的人文解读角度肯定了历史知识传播的通俗化，强调专业研究领域与历史文学领域的合作。历史的人文解读体现了人类对历史理解的丰富性。该章是以往史学概论著作中没有涉及的，这些都深切地反映出当代史家学术理念的更新。
史学作品公开发表以后，就成为公共知识产品，读者要品评是非得失，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对史学评论的关注，最早见于吴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其后，李振宏先生亦于《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设立“史学评论的理论与方法”专章。《史学通论》在史评方面的创见在于，要求把评论当作评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展开，即所谓“与史学文本的对话”，一扫传统评论中只见评者指点圈画的独断气息，而力图站在读者与作者的双边立场，以了解之同情的方式展开深度的沟通交流，并提炼出一套由发掘亮点、发现盲点、延伸讨论三部分构成的学术化史评写作模式。以往的史学概论教材以培养史学专才为己任，方法论所占的篇幅也较多。《史学通论》将相关内容归纳为“历史的专业研究”一章。这正是该书在第一章即讲明的“降低了历史研究训练的分量”，“方法论有所浓缩”[12]。在历史心理学部分，该书还介绍了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理论，关注了血型在历史人物分析中的作用，这些为以往的教材所忽视。在讨论历史从业者的素养时，该书针对社会现实，并在传统教材的基础上，扩充了“历史从业者”的范围，将其细分为“历史研究工作者”、“历史教育工作者”与“通俗史学工作者”，并一一讨论与之相应的职业素养。此种设想与见地不仅新颖，而且契合了时代对人才多元化的需求。
该书主张“采百家之言成一家之言”，把已经公开发表的各家精彩观点，吸收到自己的逻辑构中，建构成一部系统的通识教材[13]。该书较多吸纳了史界同仁的学术观点，“姜义华、赵吉惠、庞卓恒、李振宏、李剑鸣、王学典诸先生的同类教材，直接影响了本书的编纂”[14]。从知识来源上看，该书从报纸、期刊、图书等多种渠道搜罗独到的有关学术见解，大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架势。总之，由小历史而大历史，由历史书写而历史研究，由史学实践而史学理论，《史学通论》建立起一种内涵与功能更全面的普遍历史学，建构了一种与公众更亲近的史学概论知识体系。
四 延伸性思考
伴随西史东渐的大潮和史学理论本土化的进程，史学概论撰述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过两次高潮。现行的史学概论教材多成书于后一阶段，从而被烙上那个时代的精神印记。《史学通论》“应时而生”，不是要否定前人的探索与努力，而正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尝试提供一种能应对当前时代需求的新的思考与建构。在《史学通论》已处于比较前沿的情况下，要想高屋建瓴地讲些更为前沿的延伸性思考，难度确实较大，但从学科建设角度来说又必须这么做。好在《史学通论》导论章对近几十年以来的史学概论教材建设有了深度的思考，并已指明史学概论编纂的基本发展方向。在此，笔者想循着钱教授指明的基本路径，提几点建设性意见：
继续加强图文编纂的力度。一般人拿到新书总会粗翻一下，而直观的图片无疑是最能抓住读者眼球的方式。本书在这个方面作出了努力，但尚可进一步改进。初版因为纸张选择不当与印刷技术差的因素，导致不少图片清晰度不足，影响了读者的阅读感觉。下次如能使用彩色印刷，效果当更为理想。此外，还可进一步丰富图片的内容。
进一步丰富体系的建构。《史学通论》以学生的需求与接受能力为中心设计史学概论体系，这个理念值得充分肯定，但如何设计才更为合理，仍需不断探索。目前的体系建构方式，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第十一章“人类离不开历史学”似可置于卷首。不过，我们看翻译过来的欧美史学概论作品，其体系没有一部是相同或相似的。这表明，我们需要发挥更为充分的想象力，从而写出内涵更为丰富的史学概论作品。
加强经典案例教学设计。史学概论介绍史学理论与方法，有高度的抽象性。这种教材要吸引人，必须有丰富的案例设计，先案例，后理论。譬如导论章可以设计一个案例，让学生写出个人近十年中的五件大事，且按时间顺序组织成文。据此案例，可以引伸出许多史学话题，如小历史与大历史、历史来源于生活、重新建构、历史选择性、历史意识、历史记忆、历史文本等。这不仅为前人所忽视，也是《史学通论》所关注不足的。
某些专题可以继续深化。该书将“历史研究的时空视野”列为专章，此一主题对史学概论教材知识体系而言，较为新颖。笔者通读该章后发现，关于“历史研究的时间视野”，完全局限于历史观一端，以史观为基点。历史观固然能体现基本的时间视野，但两者的内涵与范围是不对等的，时间视野大，史观小。将“个人本位”当作“历史研究的空间视野”之一是否合适，笔者不敢肯定，但将大量的人物评价与问题研究放在此部分来讲，篇幅比重有点失衡，值得作者再作思考。
对史学长期发展趋势的思考有限。史家与史学趋势，乃至史学研究工作者如何应对全球视野下的新史学的发展等，是每个史学研究者共同面临的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以笔者看来，该书需要在此方面进一步拓展讨论空间。
总之，《史学通论》的编纂，体现出生活化、网络化、时代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特征。口述史、小历史、通俗史学等专题讨论，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历史学并不遥远，史学理论与方法可以与现实生活亲密相关。钱教授提出，“近十年的史学概论编纂，出现中国化、入门化、素质化变化三大趋势”[15]，那么可以说，《史学通论》正是“中国化、入门化、素质化”三者相结合的新成果。用图片抓住读者的眼球，文字要适合外行人阅读，得让公众参与进来，学会基本的书写技能，由易而难，进入历史学大门，这是史学概论教材建设的基本方向。笔者的建议，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也诚挚地期望，这样一部“得风气之先”的务实之作，能进一步处理好细节问题，而臻于完善
[①]通识教育，也即“全人教育”或“完人教育”，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教育思潮。
[②]钱茂伟：《史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２页。
[③]许倬云：《从历史看人物———以刘邦和朱元璋为例》，俞立中主编：《智慧的圣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２４页。
[④]钱茂伟：《史学通论》，第１７，页。
[⑤]钱茂伟：《史学通论》，第１７、４５、１７７页。
[⑥]钱茂伟：《史学通论》，第２４页。
[⑦]钱茂伟：《史学通论》，第２５２页。
[⑧]钱茂伟：《史学通论》，第１２５页。
[⑨]钱茂伟：《史学通论》，第１４４、页。
[⑩]钱茂伟：《史学通论》，第２１页。
[11]钱茂伟：《史学通论》，第１７６页。
[12]钱茂伟：《史学通论》，第２２页。
[13]钱茂伟：《史学通论》，第２页。
[14]钱茂伟：《史学通论》，第２5２页。
[15]钱茂伟：《史学通论》，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