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志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摘要：《牛津历史著作史》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权威史学史著作，为审视中国史学传统提供了深受西方汉学影响的“他者”视角。从史学叙事策略看，它对中国史学传统形成了有特点的纵向认识，对涉及中国史学传统的若干专门史撰述作了横向思考。同样，它在看待中国史学传统时，仍然存在历史观等方面的缺陷。我们在借鉴时，需扬长避短，取是舍非。

关键词：《牛津历史著作史》；中国史学史叙事；比较史学叙事；史学叙事策略；全球史学史

《牛津历史著作史》是当代西方史学界最具雄心的全球史学通史著作，旨在打破欧洲中心叙事，将各文明历史编纂传统纳入同一对话平台，以其宏大视野与丰富个案为全球史学家提供宝贵参照。英文版首卷扉页称，该书是五卷本、多人合作的学术著作，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人类保存、恢复和叙述过往的努力，关注不同地域史学传统及其与西方史学的可比性。各卷涵盖特定历史时期，不过度强调西方史学分期概念，且随时间推移，时间跨度逐渐缩短，以反映后期地域范围扩大和全球历史研究活动增长。它是首部以集体学术研究方式覆盖全球历史编纂史的著作，由150篇专论组成，被称为“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涵括整个人类史学文化传统的历史著作史”，伊格尔斯、彼得·伯克、唐纳德·凯利对其评价颇高。

《牛津历史著作史》注重比较研究，声言以全球眼光、平等价值看待史学文化传统，重视非西方史学传统研究。每卷历史分期考虑东西方情况，在大时间框架内处理各类史学史。中国史学史的章节均由西方汉学学者执笔，汇集最新研究。然而，该书在“包容”非西方传统时，其内在的西方学术范式与潜在政治意识，仍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对中国史学的叙述方式。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批判分析《牛津历史著作史》关于中国史学传统的史学叙事策略，标举其比较史学叙事的优长，同时就其在西方汉学根本影响下的历史观和西方中心主义提出辨析，取是舍非。

一、关于中国史学传统的叙事策略

《牛津历史著作史》各卷以专题章节勾勒出西方汉学眼中的中国史学发展图景。其中，直接或主要以中国史学传统为主题的章节有18章，占150章的12%。《牛津历史著作史》对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叙述，遵循了中国历史更迭的时间线，这里归纳为五个阶段，并就其史学叙事策略作初步的梳理分析。

（一）早期史学与奠基

《牛津历史著作史》肯定中国史学起源的独特性，即从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纪实功能到《尚书》《春秋》所确立的“信史”与道德评判传统。但西方学者以古希腊“历史探究”为隐性标准，质疑先秦史学“客观性”，认为其服务于政治与道德教化，未发展出独立批判的史学。相关内容包括第1卷第15章“中国的历史与铭文”、第16章“中国的历史与哲学”、第17章“先秦编年史”三章。

“中国的历史与铭文”的史学叙事策略。夏含夷在探讨中国史学起源时未采用“六经皆史”脉络，而是构建“自下而上”的史学史模型。第一，方法论上，受考古学与新文化史影响，视甲骨文、金文为“器物”，分析其制作工艺，语境化分析则强调其功能性与目的性。第二，史料观上，触及史料性质根本看法，解构“客观记录”，指出甲骨文金文特点，论证其历史记录有立场；将出土遗迹视为“档案馆”推断信息运作系统和历史意识。第三，目的论层面，回答“历史写作”诞生条件，区分“历史记录”与“历史著作”，构建演进谱系，强调社会功能演变和历史意识成熟。这是现代西方学术范式与中国早期历史记录的对话。夏含夷将中国史学起源问题纳入全球比较史学史讨论，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的历史与哲学”的史学叙事策略。它受后现代史学、新文化史影响，反思中国“正统”史学叙事，发掘多元文本形态，提出了四方面的思考：第一，解构早期“历史”与“哲学”独立性，挑战现代学科分类，认为早期文本是述道之文，二者一体。第二，以轶闻趣事作为基本形式，以微观叙事对抗宏大叙事，强调短小故事对中国思想的例证和情境影响。第三，用文本批判方法，认为《左传》按地理或主题编排，试图还原“故事集”原貌。第四，对韩非子“难”篇进行逻辑批判，揭露依赖轶事论证的问题，是构建“法、术、势”体系的步骤。史嘉柏从线性叙事转向复线、竞争性叙事，历史与哲学在“故事”中共生。从商周青铜铭文到战国诸子论难，早期历史叙事在经验记录与价值建构间摇摆，这种双重性既孕育文明智慧，也埋下发展瓶颈，理解这种张力对把握传统思想的根系至关重要。

“先秦编年史”。李惠仪以中国现存最早的系统性历史著作《春秋》为核心，探讨先秦编年史发展演变。认为“春秋”或为编年史泛称，《春秋》经历了从编年史到经典的过程，并重点阐述《公羊传》“大一统”思想及对孔子地位的提升。《左传》既是历史著作，也蕴含对历史观念的深刻反思，有多种政治秩序观和伦理道德观。这一史学叙事策略，展现“儒家思想”或“中国史学”的内部张力与复杂性，提供比较视角，打破单一叙事，以理解中国史学的独特性。

（二）秦汉史学的典范确立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被置于核心地位。《牛津历史著作史》高度评价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抱负及纪传体通史体例的开创性，不过，它倾向于将《史记》的个人精神与《汉书》的官方正统性对立，视《汉书》为史学被王朝国家“规训”的开端。这部分涵盖该书第1卷第18章“历史写作与帝国”、第19章“司马迁与《史记》”、第20章“汉史著作”。

“历史写作与帝国”。陆威仪吸收柯马丁新文化史，试图“解构”传统史学叙事，揭示“权力运作”。以秦始皇统一为背景，探讨其对中国历史编纂模式的重塑，聚焦刻碑纪功、统一编年史诞生及《吕氏春秋》历史理论，分析不同历史叙述对“帝国”合法性建构和意识形态塑造的作用。认为统一改变中国政治格局，影响历史理解与呈现方式。其史学叙事策略包括：历史文本并非透明事实载体，用文学分析工具挖掘文本潜在功能，强调回到具体历史时刻理解。他质疑《史记》等史著的“客观性”，揭示胜利者叙事本质，但极端“去魅化”或致虚无主义。

“司马迁与《史记》”。倪豪士探讨《史记》创作背景、文本演变及深层意义，揭示其保存传承过程，承认“民族经典”地位，并类比实证影响力。他聚焦史实与撰述过程，关注司马迁个人遭遇，指出创作是集体与个人交织且漫长艰辛的。这是“去神秘化”与“再语境化”过程，将《史记》作为动态复杂的文本建构体审视。倪豪士对《史记》的整体研究，不盲从定论，审慎质疑考证，既做细部分析，也做跨文明比较，探寻文本意义与作者意图。通过多维度的动态叙事策略，让《史记》在当代学术语境中“活”起来。

“汉史著作”。杜润德剖析司马迁、班固和范晔等史家著述，揭示汉代史学思想演变及历史写作在构建王朝合法性等方面的作用，发现中国正史编撰有独特模式和规范。海外汉学中，北美汉学传统研究汉代史学的核心范式是“语境化”与“去自然化”，“语境化”是将历史文本置于具体语境，“去自然化”是挑战“正史”叙事权威，揭示其建构过程并分析权力关系。研究焦点是“汉代人如何书写和思考历史”，属于史学史和学术史研究路径，有思想史关怀。该叙事策略深化了对中国早期史学传统的理解。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史学的制度化与繁荣

《牛津历史著作史》关注到六朝时期史学脱离经学，获独立学科地位及史书种类激增，论述唐宋史学重点在于史馆制度完善、官方修史系统化（如《资治通鉴》编修）及史学批评理论（如刘知幾《史通》）成熟。这凸显中国史学作为国家工程的规模与持续性，涵盖第1卷第21章“六朝时期（公元220—581年）的历史写作”、第22章“佛教：僧侣传”，第2卷第1章“中国唐代历史方法的发展”、第2章“成熟时期的中国史学编纂：960—1368年”。

“六朝时期（公元220—581年）的历史写作”探讨该时期历史写作特点、发展原因及重要史书编纂情况。丁爱博从宏观层面阐述中国传统史学受儒家思想影响，与希腊史学对比，分析汉代至隋的书志，考察历史写作体裁崛起及材料进入情况。他认为六朝历史写作显著发展，是中国史学迈向成熟重要阶段，此阶段私人著史为主，官修史书少，史书编撰受多种因素影响，为唐代历史写作专业化奠定基础。海外汉学家探讨中国史学相关概念时，常与西方史学对比，捕捉其独特性与共性，通过叙事策略将史学史转变为全球对话，对理解中国传统史学遗产有价值。

“佛教：僧侣传”探讨东亚佛教历史写作中主导的人物传记，特别是僧侣传记发展历程。柯嘉豪以《高僧传》等为基点，采用立体化研究方法，追溯源流、剖析结构与意识形态，解构中国佛教历史撰述的形成过程，揭示其根本属性，置于东亚语境理解其文化典范力量。

“中国唐代历史方法的发展”探讨600—959年唐五代历史编纂背景、问题、原则、组织及成就。先概述唐代政治背景孕育官方史馆，传统历史观影响历史写作，接着分析史馆运作与编纂流程，阐述体裁特点等，强调唐代史家努力及新类型兴起。作者揭示唐代历史方法发展及影响，其叙事策略打破简单看法，揭示复杂建构，叙事在“张力”中展开，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材料，为理解中国史学提供新视角。蔡涵墨、邓百安研究将唐代史学还原为文化生产活动，揭示“历史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成熟时期的中国史学编纂：960—1368年”探讨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编纂的变革与发展。这一时期，文人阶层、印刷术、官方文献都在影响历史撰述方式。宋代史家平衡官私史学编纂，构建历史叙事体系。蔡涵墨打破传统叙事，强调宋代史学的突破性，将其置于长时段考察，评估影响，与现代历史学家类比，展现多元历史图景，融合多领域构建解释模型，揭示宋代史学编纂特点及其在元代的余波，使其成为理解时代精神与文化特质的关键。

（四）明清史学的繁盛与嬗变

明清史学被叙述为“帝国”体制下官方史学（如《明史》《四库全书》）达到顶峰，私家史学在考据学和经世思想中寻出路。此叙述隐含目的论，认为中国传统史学达到制度顶峰后“内卷”，至近代与西方史学碰撞转型。涉及《牛津历史著作史》第3卷第1章“中国明清官修史书”、第2章“清帝国扩张的历史书写”、第3章“中华帝国晚期的私家史学”。

“中国明清官修史书”探讨明清官修史书发展特点与演变，揭示晚期“帝国”历史编纂新格局。阿奇姆·米塔格指出宋代是分水岭，使明清官修史书有别于以往。作者采用多种分析模式，将其置于时代与社会语境中考察，揭示当中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反驳“中国历史编纂停滞论”，展示其丰富性与动态发展。该研究为理解明清官修史书提供了框架，指出其是皇权主导的大规模文化生产活动，同时提醒阅读时要思考写作原因等。

“清帝国扩张的历史书写”探究“清帝国”借历史编纂构建统治合法性，特别是“扩张”的历史。帕米拉·凯尔·克罗斯利分析清朝用实录等文献塑造“帝国叙事”并渗透社会，使其崛起成必然、征服合法化。作者认为“清帝国”借此巩固统治，影响后世理解。随着国力衰退，“主序”叙述渐衰。克罗斯利以来自天文学的概念为理论透镜、以官方军事文献为史料，剖析国家权力操控历史叙述的过程。

“中华帝国晚期的私家史学”指出明清私家史书摆脱官僚化束缚，形式多样，呈现出批判和创新特征。伍安祖分析诸多史著，揭示其补充官方史学的特质，展现明清私家史学繁荣及贡献，提供全面视角。并以“辩证”与“整合”为策略，打破二元对立，描绘史学多元图景，为明清私家史学“正名”，重塑对中国史学传统的理解。

（五）对近代以来中国史学转型和当代中国史学的认识

这部分涉及《牛津历史著作史》第4卷第24章“中国和日本的史学转型”以及第5卷第30章“1949年以来中国的历史书写”。

“中国和日本的史学转型”探讨近代中日史学在西方影响下的转型。斯特凡·田中指出，中日虽有悠久史学传统，但面对西方现代史学观念，仍需重新审视构建自身历史。阿克塞尔·施耐德考察中国史学转型，鸦片战争后西方历史观念传入，冲击传统史学编纂。转型过程中，中国史家面临现代学科建构史与民族复兴责任的张力，以及普遍性理论与中国特殊性相结合的挑战，且因政治因素，学界差异扩大。其史学叙事策略包括：关注核心问题而非仅答案；将史学文本放回具体语境，揭示思想与现实的联结；将转型视为重新建构和书写“中国”历史的过程。通过该策略，作者描绘出动态复杂且充满思想交锋的图景，试图超越西方的“现代化”叙事，为理解中国学术思想形成提供视角。

“1949年以来中国的历史书写”探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历史书写的演变及共同问题。苏珊·魏格林·施维德齐克指出，因政治对立两岸历史书写长期分离，两岸历史学家都面临“国族建构”任务及对中国历史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思考。作者构建分析网络剖析两岸史学异同与变迁，因身处两岸学术政治之外，能指出双方史学“叙事局限”。通过该案例揭示历史学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等方面的核心角色。不过，作者的论述存在西方史家常见的偏颇，如描述大陆历史撰述时过分强调苏联影响，而忽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发展；讨论“中国历史特殊性”时，忽略中国历史学家构建历史叙事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西方汉学家的中国史学史叙事，基本涵盖从中国史学起源至1949年以来的史学发展。他们以“去神秘化”“再语境化”“批判性分析”为核心方法，多维度揭示了中国历史编纂与权力、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中国史学史复杂历程，展现了中国史学的多元性、动态性和批判性。将中国史学史研究纳入全球比较史学史讨论范畴，为理解中国历史文化提供新参照，丰富了历史叙事等根本问题的认识。

二、中国史学传统之专门史的比较叙事

《牛津历史著作史》作为全球史学史，其比较视野可谓贯穿全书。这里提出与中国史学传统有关的制度史、王朝史、战争记载三方面的比较史学叙事专题研究，就其叙事策略分别提出初步分析，对应卷章分别为：第2卷第23章“制度史”、第24章“王朝史的写作”、第27章“历史写作与战争”。

（一）制度史撰述的比较

彼得·罗格对比中国与中世纪欧洲制度史写作，指出二者撰写路径差异显著。中国制度史（如《职官志》《食货志》）是王朝自我认知与合法性建构的重要部分，具有高度系统性与连续性，与政治合法性紧密相连，通过梳理制度沿革确立当朝合理统治，服务选贤任能；欧洲制度史则零散多元，作者聚焦教会，论证其合法性与延续性。透过分析《通典》等中国著作与《历代教宗传》等欧洲文献以揭示制度史写作背后的政治、文化动因及作用。

作者探讨中国史学时强调，中国史学与政治权力结合紧密，由官员撰写，既记录机构现状，更考察历史演变以探寻治理模式。制度史撰写服务于王朝统治合法性，梳理制度淡化军事政变影响，论证统治是历史自然发展结果。同时，探讨了政治斗争对制度史编纂的影响，如宋朝巩固文官统治、元朝平衡维护统治与尊重汉文化。与西方史学相比，中国史学不仅是学术活动，更是维护秩序、巩固合法性的工具。

彼得·罗格的制度史比较研究涉及七项具体的史学叙事策略：一是对比史学，以欧洲为“他者”凸显中国制度史独特成熟；二是政治功能论，揭示制度史写作是政治实践；三是史家身份论，强调史官写作是“再创作”；四是案例深描法，将抽象理论具象化；五是脉络化梳理，勾勒中国史学发展主线；六是批判性分析，挑战传统史学定论；七是制度变迁观，动态看待制度的名与实。

彼得·罗格的核心贡献是动摇传统史学“历史是客观事实忠实记录”观念，论证制度史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各种力量角逐的产物，“历史”是经特定视角筛选、建构的结果。其分析与福柯“知识－权力”论述契合，制度史编纂是统治者掌握历史解释权、建构官方记忆的手段，高平之战、宋辽金史编纂等是“胜利者书写历史”体现。通过对比中国与中世纪欧洲，参与“历史书写与政治秩序”全球对话，提出以“官僚帝国”、政治合法性为核心的史学传统，为世界史学史研究提供参照。彼得·罗格构建解释框架，将中国制度史激活为与权力核心紧密相连的“活的传统”，为理解古代历史写作、审视历史与现实关系提供方法论启示。

（二）王朝史撰述的比较

查尔斯·韦斯特并置中国、西欧与拜占庭的王朝史书写，分析其共同点（如强调正统、记录君主言行）与差异（如中国史书对“天命”转移的独特阐释及史官制度差异）。作者通过比较三地历史编纂传统，探讨王朝史编纂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异同，以朱密日的威廉、米哈伊尔·普塞洛斯和欧阳修分别代表西欧、拜占庭和中国，避免强加历史编纂模式。经比较分析，发现王朝史撰述兴起与政治结构、思想遗产和政治思想假设密切相关。西欧王朝史繁荣因政治分裂和家族权力崛起，拜占庭因国家主导和古典思想复兴抑制其发展，中国虽有谱牒文化，但家族结构和社会政治观念与西欧不同，王朝史性质和功能差异较大。

从比较史学叙事策略来看，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方法论上的“去中心化”与“语境化”。这是文章最根本的策略。作者没有将西欧的“王朝史”概念视为普世标准，而是首先解构了这种潜在的西方中心主义预设。明确指出“王朝史”这一源于西欧历史经验的概念，其内涵（家族世系、血缘继承）无法直接对应中国的历史编纂实践。这是一种“破”的功夫，为先入为主的读者清除了认知障碍。随后，文章迅速建构起一个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解释框架，即围绕“天命观”和“正统性”展开的政权合法性叙事。这使讨论回到了中国历史自身的逻辑轨道上。

第二，论证上的“个案深描”与“脉络化”。作者没有泛论宏大的“中国史学传统”，而是通过一个精心选择的个案——欧阳修及其《五代史记》——来具体化其论点。欧阳修是一个完美的案例。他身兼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其修史行为既有官方背景（曾任馆职，后位至高官），又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私修前代史）。通过分析他的实践，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史家如何在一个复杂的政治和文化网络中，平衡事实、文采、道德评判与政治合法性。作者将欧阳修置于由司马迁开创的史学传统中，并提及“志”等独特体裁。这不仅说明了欧阳修著史的渊源，更将个案“脉络化”，显示出中国史学是一个具有自身发展逻辑和形态的、连续的知识体系。

第三，概念上的“差异性辨析”。这是本章最精彩的部分，它深入到核心概念层面，进行精细的“概念史”比较。作者承认中国谱牒与西欧谱牒在时间上（11世纪复兴）的“同步性”，但立刻在功能上划清了“差异性”。中国的谱牒是构建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的工具（横向的、联谊的），而西欧的谱牒是确认法律特权和政治地位的凭证（纵向的、继承的）。这一辨析有力地支撑了核心论点。中西方对“公”与“私”领域的不同界定，直接导致了历史书写重心的根本不同。在中国，家国同构，政治权力本身就带有伦理和家族色彩，因此史书不必像西欧那样刻意去强调一个独立于“国”的“家”的世系。

以上的史学叙事策略可以概括为：一种自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比较史学史方法。它拒绝西方概念的简单套用，用欧阳修的实践展现中国史学的复杂面貌，辨析“王朝”“谱牒”“权力”等核心概念在中西语境中的根本差异。这种方法论告诉我们，在进行文明比较时，不能仅仅满足于寻找表面的相似性（如都有编年史和家谱），而必须深入挖掘这些相似形式背后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文化逻辑和哲学观念。这一策略的本质，是在倡导一种更具反思性、更尊重研究对象主体性的历史叙事，这对于我们理解任何非西方的文明传统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战争史撰述的比较

梅瑞迪斯· L. D. 里德尔对比唐王朝、拜占庭与阿拔斯王朝对战争的叙述，揭示中国史书将军事行动纳入儒家政治秩序框架书写，与受宗教影响的拜占庭和中东史学形成对照。作者探讨7—13世纪中世纪早期东方文化对战争的记录方式，选取唐朝、拜占庭马其顿王朝和中东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进行比较研究，分析编年史等不同历史文本，揭示不同文化在战争决策等方面的共同原则和宗教偏见。作者发现宗教义务和文化偏好影响战争叙述，拜占庭、阿拔斯和唐朝史学分别带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视角。

作者的史学叙事策略可以概括为：通过“内外比较”与“多维剖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一个解释中国战争史学独特性的因果模型。

第一，内部剖析：解析中国战争史学的生成逻辑。作者从中国史学内部揭示了几个相互关联的动因。

第二，外部比较：凸显中国战争史学的独特性。这是关键的论证策略，独特性在对比中显现。将中国与拜占庭、阿拉伯等文明进行对比。例如，与拜占庭强调“将军的个人英勇与基督教美德”相比，中国史学更注重“战争的道德合法性和整体战略”。这有力地证明，中国战争史学的特点并非“天然如此”，而是在特定文化选择下形成的独特路径。所有这些策略最终服务于一个更高的史学目标：不仅仅是描述“中国战争史学是什么”，更是要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

作者经由这一叙事策略构建了一个因果链：政治需求（官方教化）与文化哲学（道家思想）共同影响了社会结构（文武关系），这三者合力塑造了史学编纂的实践，最终形成了与西方或其他文明迥异的战争史叙事模式。它揭示了一种文化心态：通过对史学文本的剖析，反向解码了整个中国文化对战争的“复杂态度”和“独特的战争哲学”——一种强调智慧、道德、全局和最低限度使用暴力的深刻思想。它展示了如何通过精妙的史学史叙事策略，将一个看似专门的文献学问题，提升为关于文明特质和思想史的重大讨论。

上述三项专门史撰述领域的比较史学叙事研究，代表了西方汉学之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转向：从“客观记录”到“书写建构”，它不再天真地将历史文献视为透明的真相载体，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充满意图和权力的叙事建构。从“西方标准”到“中国中心”，它反对用西方的历史概念和分期来生硬地裁剪中国历史，力主从中国自身的文化脉络和概念体系出发理解历史。从“孤立的国别史”到“反思性的比较史学”，它并不排斥比较，而是提倡一种更高级别、更深刻的比较，在互为他者的镜鉴中，更清晰地认识彼此的独特性，建立一种以中国为主体、具有高度反思性的比较史学研究新样态。这种比较的最终目的是深化对中国自身主体性的理解。

三、误读中国史学传统的理论根源

从全球史学史视角看，《牛津历史著作史》涵盖世界各区域主要史学撰述传统，其对中国史学史自先秦至现当代构建了一种史学史叙事的认知脉络。尽管《牛津历史著作史》在编纂意图上致力于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并在比较叙事的专题研究上，显示了对中国史学传统自身主体性的一定程度上的准确把握，但其深层史观，特别是“帝国史叙事”、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冲击-反应”论，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对中国史学的叙述与评判，导致诸多误读与曲解。

（一）“帝国史叙事”

《牛津历史著作史》在整体上，将秦汉至清代的中国历史定义为“中华帝国”。魏孝稷指出，这是西方汉学以“中华帝国”为基轴架构的“帝国史”范式。该范式突出“汉族”与“异族”二元对立的空间叙事、秦至清“帝国时代”的时间叙事、传统中国政治的皇帝专制主义叙事。其弊端在于忽略中原与边疆互动一体化进程，以政治事件划分历史分期狭隘，专制主义叙事陷入还原主义。这种“帝国史”范式以罗马帝国为原型套用于中国历史，存在根本谬误，更为重要的是严重背离了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国的“天下”观与“王朝”循环模式，与罗马式“帝国”有本质区别，“天下”的边界是弹性变化的，“王朝”更迭是同一文明体的延续发展。天和天下，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概念。有论者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信仰的高度，系统考察了两周时代“天”这一原初性质历史哲学命题的思想史演进，及其对于塑造中华文明的关键作用。还有论者就“天下”与“中国”的关系提出辩证认识，“中国”是“大一统的标识”，“天下”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空间”，而且“天下”格局从周秦汉唐一直延续到晚清走向世界之际。另有论者通过比较思考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帝国有着本质不同”，帝国是“某一特别民族在进行大规模领土扩张后所形成的国家形态”，是“一个特殊群体对被征服地区居民的统治”。因此，只有这样“坚持两个结合”前提下的历史认识，才能真正揭示中国历史和史学的真相和总相。

另外，“清帝国”概念看似客观中立，实则潜藏西方中心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隐患。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审视，需警惕以下错误认知：其一，忽视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形态划分取决于生产方式变革，简单将清朝归为“帝国”，会模糊其封建社会晚期本质，忽视内部独特性，还易与西方殖民帝国类比，忽略多方面差异。其二，遮蔽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双重性。清朝满族贵族统治存在民族压迫，但阶级压迫是社会矛盾主要方面，过度强调民族压迫会掩盖阶级压迫本质，淡化人民反抗斗争，因此要用辩证眼光看待矛盾，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其三，割裂历史发展与文明演进连续性。将清朝视为“外来征服”的“帝国”，会割裂其与中国历代皇朝的历史联系，否定中华文明连续性与统一性。其四，忽视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清帝国”叙事模式从统治者视角书写历史，忽略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以及社会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牛津历史著作史》把中国史学传统悬置于“中华帝国”论、“中华帝国晚期”论，以及“清帝国”论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背景板上，其“帝国史叙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和史学史成了“中华帝国史”和“中华帝国史学史”，将中国史学发生发展进步的动力归结为所谓服务“帝国”的统治合法性。这与苟日新日日新、累世重光的中国史学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历史叙事，是完全相悖的。中国史学通过国家治理层面的修史制度、不断创新的史书体裁、以及深植于文明基因的天地生民整体价值判断，系统地讲述了一个连续不断的文明史叙事，一个在统一中包容差异的治理史叙事，一个在和平中追求创新的民族史叙事。正是这种独特的史学叙事，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从顶层的理论转化为可触、可感、可传承的集体记忆与民族精神。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白寿彝的“史学遗产论”，即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史学叙事的预见性、科学性阐释，并就如何批判继承和守正创新提出了全面系统思考。

（二）欧洲中心主义的隐性在场与“历史主义”标准

《牛津历史著作史》试图平等对待所有文明的史学传统，但其潜藏的评判标准仍未完全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尤其体现在以源于西方的“历史主义”作为衡量史学“现代性”的标尺上。所谓“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变化性以及理解历史必须置于特定时代背景之中。这套观念是在18－19世纪伴随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成熟的。

该书在评价中国史学时，一个反复出现的论调是：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官修史书）缺乏“历史性”，即过于强调循环史观和道德教训，未能认识到每个时代都具有其独一无二的价值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例如，在分析《资治通鉴》时，肯定其史料价值与编纂水平，但隐含的批评在于，其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提供“资治”的镜鉴，而非为了理解“过去本身”。这实际上是以兰克式“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史学作为潜在的理想模型。

这种评判的偏颇之处在于，它忽略了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评判标准。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以及章学诚倡导的“史德”与“六经皆史”论，都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中国史学的“通变”思想，其对“常”与“变”关系的辩证理解，其对“直笔”与“实录”原则的千年坚守，本身就包含了对历史客观性的深刻追求，只是其表现形式与哲学基础不同于西方。用一把源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尺子来丈量中国史学，必然会得出“缺乏历史主义”的片面结论，这正是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隐性体现。

（三）“冲击-反应”模式下近代史学转型叙述的中国主体性缺失

对于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牛津历史著作史》的叙述不自觉地落入了“冲击-反应”模式的窠臼。在这一模式下，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被描绘成主要是在西方史学观念的冲击下被动做出的反应和调整。这种叙述过度简化了转型过程的复杂性。

事实上，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是外源性冲击与内源性变革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西方史学传入之前，清代考据学已经发展出一套极为严谨的史料考证方法，其在实证精神上与兰克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构成了接受西方史学的内在基础。同时，晚清今文经学的复兴，如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观，已经在对传统经学资源进行重新阐释，为接纳进化史观准备了土壤。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史界革命”，固然深受日译西书的影响，但其核心议题——如何重建国族历史以激发民众爱国心——本身就是中国在面临瓜分危机时的内在需求。

因此，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仅仅视为对西方“冲击”的“反应”，不仅忽略了中国传统史学内部的变革潜能，也剥夺了中国史家在转型过程中的主体性。他们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基于对本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主动地、有选择地吸收和改造外来理论，以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这种叙述模式，本质上是将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纳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叙事中，削弱了其自主发展的历史逻辑。

四、小结

《牛津历史著作史》以全球视野和丰富个案研究，为我们审视自身传统提供“他者”之镜，其优长尤其是比较史学方法值得借鉴。但该书潜藏“帝国”史观、隐性欧洲中心主义及“冲击-反应”叙事模式，如镜中之像会变形，导致对中国史学传统严重误读，将其丰富性、复杂性和主体性简化为服务“帝国”政治、静态且被动回应西方冲击的叙事。

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史家揭示中国史学演进总相，绘就中国史学史全景。中华文明五大特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均体现于中国史学演进及其历史叙事。在当今学术语境下，需反思西方中心叙事。有学者提出“打破西方中心”，倡导“文明对话”；也有学者指出西方线性历史观遮蔽人类文明发展特性，无法呈现客观全面的世界历史。面对“欧洲奇迹”迷思，西方学者自我反思，亚非拉知识分子争取历史叙事话语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人类利益为原则书写共享历史叙事，是去“西方中心论”的重要路径。唯物史观则为重绘世界文明演化图景提供思想指导。

因此，我们要在反思西方中心叙事基础上，构建中国立场、全球视野的中国史学史叙事。这个叙事既要展现中国历史魅力与底蕴，又要与其他国家史学研究平等对话交流。我们尊重外国史学和域外文明，对涉及中国史学与中华文化者要“择”，有益理解阐释的取之，曲解诋毁甚至企图“解构”的，或辩或弃。这是建构必须坚持的原则，能确保中国史学与中华文化健康发展。中国史家应树立志向，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以高度文化自信和学术自觉，回归中华文明本体论立场，撰写涵括中国史学在内的世界史学史，彰显中国史学史的全球史学价值。这既能展现中国史学辉煌历程与独特智慧，也能提供理解人类记录与思考历史的中国视角。这一宏大目标，可从系统比较《牛津历史著作史》与中国几代史家的中国史学史叙事开始。

（原载《史学史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