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祖根，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中国中心观”克服了“冲击—回应”模式中不利于海洋史研究开展的因素，但其内部却有进一步忽视海洋的倾向。在此基础上，卫思韩提出“海上中国”概念，由中西关系史视角切入海洋史研究。海外华人和海上政治组织逐渐成为美国中国学“海上中国”研究的重要对象，其研究产生一定的学术影响。在此过程中，“互动性萌生”概念在“海上中国”研究的全球转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未来，美国中国学应通过关注海陆互动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美国中国学；海上中国；海洋史；全球史；卫思韩

历史研究多关注人类在陆地上的活动，海洋作为历史空间的作用被长期忽视，并未成为历史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费尔南・布罗代尔于1949年出版的著作《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Ⅱ）成为海洋史研究的典范，使海洋史研究逐步展开。

海洋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对美国中国学产生了一定影响，海洋逐渐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视角。同时，海洋史研究也受到美国中国学自身学术路径和研究范式变迁的影响。在“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观”后，美国中国学的海洋史研究逐渐改变研究模式，扩展出美国中国学海洋史研究的全球视野，这一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学者对这一变化进行了初步考察，主要梳理了西方学界关于中国海洋史的研究成果，并涉及美国中国学领域。近年，宋汉理和杭行对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学界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的海洋史研究进行了介绍和评价。然而，这些研究并未从美国中国学自身学术脉络出发，未形成对美国中国学海洋史研究状况的整体把握。因此，本文旨在系统考察美国中国学海洋史研究的发展演变与理论构建，展现美国中国学更加丰富的学术谱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观”中的海洋史研究进行理论反思，以讨论美国中国学研究者是如何在海洋史研究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限制的。

一、边缘区域：“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观”中的海洋

海洋在美国中国学的两个主要研究范式———“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观”中均未得到有效呈现，成为被忽视的研究对象。当然，由于这两种研究取向的巨大差异，海洋在其学术话语中被忽视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一）“冲击—回应”模式与海洋史研究

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中国学进入以“区域研究”为主要方法的现代中国学时期。“区域研究”的主要特点是采用跨学科方法对“一个单一的地理区域”进行综合研究，以超越传统汉学研究。然而，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地理区域”却未明确界定。尽管海洋处于研究范围内，但通常被认为是与陆地区别的地理区域，海洋更多是作为描述陆地活动的背景出现。

在“冲击一回应”模式中，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提出了“中国的世界秩序”框架，受这一框架影响，海洋在美国中国学中被忽视。“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传统中国的文化和制度造就了其地理范围内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自给自足、平衡与稳定。显然，这种观点失之偏颇，认为中国内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海洋无关。费正清认为，“中国的世界秩序”带有浓厚的“中国中心主义”色彩，在东亚构建了“汉字圈”“外圈”等中外关系网络，并包含朝贡贸易、效忠意识、正当礼仪等内容。其中，“外圈”由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包括进行贸易时应该进贡的国家。表面上看，“中国的世界秩序”也涉及海洋，但由于缺乏海洋史研究意识，这一研究仍以陆地上的“回应”活动为中心。正如宋汉理所说：“中国史研究的海洋取向，长期以来与占主导地位的……以陆地为重点的学术研究抗衡。”

海洋被忽视的另一原因是，在“冲击—回应”模式下，中国乃至亚洲的海洋区域被置于欧洲扩张视野下予以研究。1976年，费正清开始注意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海洋区域历史的重要性，但仍把这段历史视为“欧洲在东亚扩张的一个缩影”。欧洲扩张史的学术框架存在很大问题，它以欧洲殖民者为论述中心，聚焦欧洲在亚洲海洋区域的军事和商业霸权，忽视了亚洲政治、经济和商业网络的连续与变化，以及亚洲人民自身的主动参与。

此外，“冲击—回应”模式下的美国中国学研究通常侧重“沿海”而非海洋。首先，费正清指出，通商口岸的前身是中国海外贸易指定的港口。但是，作为通商口岸的港口并未被费正清视为连接海洋网络的核心节点。其次，费正清主要从经济史、政治制度史和对外关系史的角度考察通商口岸，并未仔细研究这些制度是否合理和真正得到执行，也未注意到很多微观层面的活动受到海洋的影响与制约。最后，费正清指出，沿海是另一种边疆。他认为，中国将过去与陆地边境群体打交道的经验运用到在沿海活动的欧洲人身上。然而，这种经验难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海洋的边界不固定，具有更多的流动性和变化性，与陆地边境迥异。

在“冲击—回应”模式下，美国中国学主要关注中国对外关系史中的海洋，但未形成专门的海洋史研究。虽有个别学者注意到海洋史的缺失并进行相应研究，但这些研究还是根植于“冲击—回应”模式，将中国的海洋活动置于欧洲扩张史视野下，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存在观点错误。华裔学者罗荣邦在20世纪50年代后致力于研究中国海权史，发表《宋末元初中国海上力量的形成》等一系列论文，详细分析了宋元时期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原因。尽管如此，他的海权史研究仍无法对当时美国中国学的主流取向造成影响。

（二）“中国中心观”与海洋史研究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国学在批判“冲击一回应”模式的基础上，开始转向后来被柯文（Paul A. Cohen）定名的“中国中心观”。“中国中心观”具有四个特征，即内部取向、把中国横向分解为不同区域、把中国社会纵向分解为不同阶层、运用跨学科方法，而前三个特征与美国中国学的海洋史研究相关。第一个特征超越了体现“西方中心主义”的欧洲扩张史视野，以中国标准思考中国历史问题。由此，在历史研究中，“描述中国最近几百年的历史就不是从欧洲、从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和西方扩张主义的萌动开始，而是从中国开始”。中国人民参与海洋活动的历史得到了更有力地展现。第二个特征即将中国内部空间横向分解为不同区域，其中包括沿海地区。16世纪初，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沿海文化，并与腹地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沿海地带“面向外界，面向全球；眼光既集中在中国，但也同样集中在全世界”。这种凸显沿海地带外向型特点的认识有利于开展中国海洋史研究。相较于“冲击—回应”模式，同样是关注沿海地区，“中国中心观”的第三个特征强调下层社会对历史的参与，因而更关注沿海地区的具体贸易行为，也就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

然而，“中国中心观”也包含不利于海洋史研究的因素。“中国中心观”的第一个特征虽超越了欧洲扩张史视野，但为纠正“冲击—回应”模式的偏误，受“中国中心观”影响的学者将中国近代史视为“不受西方的影响，或将中国描绘得过于刻板”。因此，对海洋史这类超越传统研究的历史，“中国中心观”的适用性大打折扣。柯文后来提到，滨下武志提出的“亚洲区域系统”包含“陆地区域”和“海洋区域”，而“一旦采取以海洋为中心的地理视角，就更能理解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亚洲内部政治关系演变的原因”。但是，“中国中心观”的内部取向具有强烈的边界意识，未过多考虑外部力量在海洋上的组织方式、活动和影响。

“中国中心观”的第二个特征尤其受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区域系统”理论的影响。“施坚雅模式”虽有助于推动海洋史研究，但也存在一些缺陷。第一，这一模式并未完全摆脱对“冲击—回应”模式的路径依赖。施坚雅描绘的“东南沿海”区域发展周期模型，将1757—1842年视为区域经济和海洋贸易的衰落期，并认为1842年以后为繁荣期。实际上，这一模型仍将西方国家的贸易活动作为标准，存在严重的问题。对于这段时期，“施坚雅模式”并未“区分西方重商主义者的活动”和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区域性重要商船贸易”。第二，“东南沿海”仍属于一种背景性阐述，难以跨越大陆和海洋边缘而进入近海和远洋区域。对此，罗伯特·加德拉认为，施坚雅回避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海南等地与其相邻的东南沿海及岭南之间的功能关系”；二是“宏观区域系统和邻近的跨洋社会的联系，以及中国与更广泛的世界的联系”。尽管施坚雅并未彻底忽视这些联系，但也未将这些联系完全纳入其考察视野和分析框架。此外，“中国中心观”未能突破民族国家的局限而开展跨国比较史研究。费正清时代的美国中国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内部取向的“区域研究”，并未将中国以外的相关问题纳入研究范畴，而此后的“中国中心观”也未能构建起具有比较视野的研究框架。事实上，海洋网络本身就对亚洲沿海不同地区的特点进行了整合，“中国中心观”无法回答在宏大背景下不同沿海区域社会变化的问题。

“中国中心观”的第三个特征体现在美国中国学的地方社会史研究。这些研究虽扩宽了地方社会史的研究视野，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难以解释一些社会现象。对于费正清时代的美国中国学来说，中国学本质上是“陆地中国学”，海洋史研究未受重视。即便涉及沿海通商口岸的研究，其主要研究对象也来自陆地，而非海洋。这种忽视海洋的问题，在“中国中心观”时代不仅未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加剧。

二、“海上中国”与美国中国学海洋史研究的兴起

在“冲击—回应”模式向“中国中心观”转型过程中，美国中国学开始关注海洋史的研究趋势。20世纪60年代，国际海洋史研究委员会的成立推动了海洋史研究的专业化和学科化。1979年，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和卫思韩（John E. Wills, Jr.）主编的论文集《从明到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区与延续性》（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出版。其中，卫思韩的论文《从汪直到施琅时期的海上中国：外围历史中的主题》明确提出了“海上中国”（Maritime China）的概念，标志着美国中国学海洋史研究的兴起。

美国中国学的“海上中国”研究，实际是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发展而来。此前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强调朝贡制度的统一性，遮蔽了海洋活动的丰富性和差异性。相较之下，“海上中国”研究力图在中外关系史中加入此前缺失的海洋史内容。例如，威廉・Z. 穆尔德（Willem Z. Mulder）主要关注明代和清前期的中国海洋史；斯坦利・斯佩克特（Stanley Spector）主要关注海外华人历史；卫思韩主要关注海洋史视角下的中荷关系。在1968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卫思韩开始探索研究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新框架。17世纪的中荷关系不仅反映了“冲击—回应”模式下两国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冲突，还展现了两国在海洋互动博弈方面的复杂性。

（一）“海上中国”的含义与史料来源

“海上中国”作为一个研究区域，其范围包括从长江三角洲至海南的中国东南海岸及邻近海域，以及离岸岛屿、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等。与同时期兴起的“中国中心观”对区域史研究的关注相似，“海上中国”研究也关注中国不同地区在经济、社会及发展模式上的差异。不同的是，这些海洋史学者试图通过研究“海上中国”勾勒出新视角下的中国历史。“海上中国”概念也反映了部分美国中国学研究者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尝试从多元视角发现中国历史的学术追求。

要理解“海上中国”，必须依赖充分的历史档案和文献。美国中国学开展海洋史研究的史料大多来自欧洲档案馆。1972—1973年，在陆续参观了九个国家的12个档案馆后，卫思韩详细介绍了八个关于早期中欧关系和“海上中国”的研究主题，以及这些主题的研究现状。这些主题包括明朝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关系，罗马天主教的传教过程等。同时，卫思韩还列出了与这些研究主题相关的、可利用的档案及收藏地。后来，卫思韩基于对新档案的分析，更新了对相关内容的研究。此外，“海上中国”的研究材料呈现了一种“档案的逻辑”（ logic of the archives），卫思韩列出的八个主题及档案具有相互关联性。比如，荷兰的档案揭示了关于耶稣会传教士和葡萄牙使馆的重要信息，在葡萄牙人的记录中还发现了关于荷兰人在巴达维亚的活动情况。这些档案相互印证，有助于促进相关研究。乔治・苏萨（George B.Souza）的著作也体现了“档案的逻辑”。苏萨在研究中广泛使用了葡萄牙与印度的档案资料，他还查阅了西班牙、荷兰、意大利、巴西、美国及英国的档案记录。特别是在荷兰国家档案馆中，苏萨发掘了大量涉及葡萄牙人在亚洲进行经济与政治活动的材料，这些史料对揭批葡萄牙殖民历史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观察事例和证据。

（二）“海上中国”的主要研究对象

随着“海上中国”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从事离岸活动的群体和组织也成为“海上中国”的主要研究对象。一些学者将海外华人作为“海上中国”的组成部分，这对超越“中国中心观”，反思将中国史横向分解为不同区域的地方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海外华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贸易活动被认为是“海上中国”的核心内容。

海外华人群体在东南亚社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20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一部海外华人史研究著作，吴汉泉（Sarasin Viraphol）的《朝贡与利润：1652—1853年的中暹贸易》（Tribute and Profit: Sino-Siamese Trade, 1652-1853）表明，暹罗王室与海外华人在17世纪后半叶建立了长期共生关系。19世纪初，中暹两国的稳定关系保证了区域经济的稳定。在“海上中国”的视域下，吴汉泉的海外华人史研究进一步超越了已有研究框架，取得了新的突破。

除海外华人外，美国中国学还关注以郑氏政权为代表的“海上团体”。一些学者注意到地方官员在应对“海上团体”时采取的策略。例如，魏白蒂研究了阮元在浙江施行的保甲和团练制度。卫思韩描绘了汪直、李旦、郑芝龙、郑成功、施琅在明末清初扮演的多重角色。司徒琳（Lynn Struve）也加入对“海上中国”的研究，她梳理了东南海域部分团体参与1644—1662年反清斗争的历史事实，特别是郑氏家族在东南沿海建立统一的反清海上基地的过程。郑成功成为这一时期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1982年是郑成功收复中国台湾320周年，福建省举办了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包括卫思韩在内的国内外学者一百多人参会。会上，卫思韩指出，“郑成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人物，而且也是十七世纪世界上的人物。”在“海上中国”的研究视野下，过去处于边缘位置的“海上团体”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者的关注焦点。

（三）“海上中国”研究的学术影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海上中国”研究的发展，一些美国中国学研究者对“海上中国”的认识不断深化。费正清的学术观点也随之发生变化，并明确使用了“海上中国”这一概念。1976年，费正清指出，近代中国包括“陆地中国”和“海上中国”两个区域，而“海上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初年。总体而言，费正清对中国海洋史的认识虽存在缺陷，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冲击—回应”模式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

“海上中国”研究推动美国中国学超越“中国中心观”，并带来了海洋史的视角。20世纪80年代，以魏斐德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者开始关注明清鼎革的内在秩序变化，以及这一变化与白银贸易的关系。美国中国学研究者摒弃了明清海洋贸易不活跃的传统观点，聚焦于明清时期的海洋贸易。例如，张彬村对16世纪以福建为代表的中国沿海地区的海洋贸易展开研究，并特别关注船员等群体的海洋贸易实践。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美国中国学的海洋史研究虽未成熟，但已逐步摆脱“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观”的束缚，探索出“海上中国”的一些特性。这一阶段关于中国海洋史的成果虽不多，但相关研究已日益受到重视，为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中国学的“海洋转向”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从“互动性萌生”到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海洋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全球史研究的推动，美国中国学的“海上中国”研究逐步走向成熟，相关成果丰硕。随着国际学界海洋史研究的“全球转向”和新海洋史研究的兴起，海洋作为全球化的重要空间和超越单一区域的天然地理范围，逐渐进入全球史的学术视野。作为全球史的海洋史，“展示了近代早期世界不同海洋环境中的实践如何通过贸易、劳动、暴力、地理知识和法律形成重要的趋同”，而“这种差异中的统一使得海洋史成为审视近代早期全球秩序形成的重要透镜”。

卫思韩提出的“互动性萌生”（Interactive Emergence）概念对美国中国学的“海洋转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卫思韩《1500—1800年的海上亚洲：欧洲统治的互动性萌生》一文中。这篇论文实际上是卫思韩对1987—1991年的12部关于亚洲海洋史的论著进行评价的综合书评。卫思韩提出“互动性萌生”概念，意在阐明：“如果我们继续将欧洲的入侵与亚洲的回应割裂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那么关于欧洲与亚洲在海域中的许多重要互动就无法得到真正的理解。”

从时间上看，“海上中国”研究主要关注的时段集中在16—17世纪，而非此前美国中国学聚焦的19世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界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时期美国中国学海洋史研究的发展，卫思韩在与他人合撰的文章中表现了对17世纪比较史的浓厚兴趣。卫思韩发现，17世纪前后的“海上中国”是“最能充分展示中国的潜力和局限性的地方，无论与中国的核心及边缘地区进行比较，还是与世界上其他地理位置相似的地区进行比较”。因此，通过关注“海上中国”与周边区域的互动，相关研究就越来越有可能超越单一国家或文化地区，展现全球史的取向。

“互动性萌生”概念的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近年来出版的两部关于中国海洋史的论文集中。欧阳泰和杭行主编的论文集《海盗、白银与武士：全球史中的东亚海洋世界（1550-1700年）》，展示了“东亚混合海洋文化的形成……是源自无数互动”，并直接“论证了现代世界的‘互动性萌生’，而这并不仅仅是由欧洲人决定的”。在另一部论文集《近世东亚：战争、商业与文化交流———卫思韩教授纪念论文集》中，许多作者承认“互动性萌生”概念和“卫思韩式的历史研究方法”对他们的中国海洋史研究有直接影响。一批美国学者如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肯尼斯・斯沃普（Kenneth M. Swope）、何达蓬（Dahpon Ho）、珍妮弗・盖诺（Jennifer L. Gaynor）等人受卫思韩的直接教导或其学术思想影响而投入海洋史研究，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

“互动性萌生”概念蕴含全球史意味，并对美国中国学的“海洋转向”具有重要作用。在全球视野下，基于“互动性萌生”概念的“海上中国”研究呈现两个主要特点。第一，为相关研究赋予了更广阔的视野。“海上中国”是以中国海域为中心，对东北亚和东南亚产生积极影响的亚洲海洋史。在全球史视野下，中国海洋史的研究范围更广阔，延伸至印度洋与太平洋东岸，形成了一种从宏观视角来看“海上中国”的研究趋向。已有研究将“海上中国”的活动范围拓展至印度洋世界。杭行指出，1672年，郑氏家族已“建立了一个更加开放和多元化的经济实体，向西延伸到东南亚和印度洋”，而这一转变得益于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此同时，马特・松田（Matt K. Matsuda）注意到，广州逐渐成为一个“全球市场”的节点。一方面，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交流网络将不同区域的人群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从广州出发的航线跨越重洋，连接了夏威夷群岛、昆士兰等环太平洋地区，形成了庞大的海上交流网络。

第二，形成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更高追求。“海上中国”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试图将中国海洋史的书写从传统的欧洲扩张史转向亚洲海洋史。在全球史视野下，以欧阳泰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者进一步利用海洋史研究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对“海上中国”的研究热点———郑氏家族，欧阳泰提出应超越欧洲扩张史的“西方中心主义”框架，强调郑成功是“17世纪引起广泛关注的全球化世界的体现”。此外，美国中国学研究者也注意规避研究方法上的“西方中心主义”陷阱，特别是在关于“南海非地中海”的争论中。布罗代尔认为：“中国南海仍然是一个被许多文明包围的‘地中海式的海洋空间’（Mediterranean Seeraum），那里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并在同一个时间节奏下同呼吸，共命运。”一些学者因而将南海与地中海进行比较，甚至直接将南海称作“亚洲的地中海”。然而，相关的海洋史研究表明，南海与世界海洋史中的其他海域，特别是地中海，无论在地形条件还是海域开发程度上均有显著差异。一个最为明显的区别就是卫思韩提出的“季风铁律”（iron logic of the monsoons）。因此，研究“海上中国”需要更为精准的认识，不能照搬其他海域的模型和范本。

近三十年来，美国中国学海洋史研究的内在发展与全球史的研究潮流相融合，进一步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海洋区域是具有流动性、混合性的“容器”，与陆地区域的社会文化交织在一起，并不具有固定边界。有学者借用福柯的“异托邦”（Heterotopia）概念，将“海洋是一个异托邦的概念”作为海洋史研究的一个中心和主题，认为海洋是具有复杂关联的空间。在该研究领域，未来研究仍有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空间。

结    语

回顾美国中国学的海洋史研究，可梳理出一条清晰但复杂的学术发展轨迹，并从中窥见其不同时期学术态势的更新变化。此外，相关研究的路径变迁并非线性，而是多股学术思潮的并流竞逐。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遭到柯文概括的“中国中心观”的批评，其研究方法的偏失也在卫思韩等学者的“海上中国”研究中得到纠正。“海上中国”研究与“中国中心观”几乎在同一时期兴起，二者在研究领域和理论方法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且各有特点。在“海上中国”研究的推动下，新一代海洋史家在全球视野下进一步开拓和加深了自身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完成了美国中国学的“海洋转向”。

“海上中国”研究的突出贡献在于丰富了对中国历史发展动力和机制的认识。目前，大多数史学理论和方法仍来自对陆地活动和现象的分析。然而，人类历史与海洋活动密切相关。海洋文化在社会构成、地域特点等方面产生的作用与陆地文化迥异。对中国历史的相关研究在长时间内主要聚焦于陆地，较少从海洋视角出发进行观察和认识。这也导致海上活动的许多群体在历史叙事中往往成为“失语者”，或仅作为背景出现。

美国中国学的海洋史研究逐渐走向繁荣，反映了历史研究与当代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海洋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区域和通道，逐渐成为历史学界关注的重点。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展现了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的积极态度，也激发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一些美国中国学研究者试图从“海上中国”的历史研究出发，不断丰富对当代中国的理解。美国中国学的海洋史研究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例如，研究时段较为狭窄，且由于史料的限制，唐代之前的“海上中国”研究仍较为匮乏。因此，尽管海洋视角提供了研究历史的重要维度，但美国中国学研究者仍需继续努力，在持续推动海洋史研究的同时，更加积极地整合陆地因素，以全面建构海陆互动的历史情境。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