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暨全球史研究院教授。

摘要：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身处美国史学大转型的时代，其学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他便不断思考政治的内涵和政治史研究的新路径，强调政治不仅是利益竞争的场所，而且也是观念和象征性行动的舞台，于是开始尝试运用社会心理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探究特定时期和人群的信念、情绪及态度与政治行动的关系，由此造就了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早期范式。尽管他在理念、方法和研究方式等方面存在种种局限与不足，具体的研究成果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质疑和超越，但他对于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开拓性贡献，仍在美国史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关键词：美国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学；现实关怀；史学转型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为学之路甚为顺利，25岁便拿到博士学位，39岁获得普利策奖，43岁时就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德威特·克林顿（De Witt Clinton）美国史讲席教授”。惜乎天不假年，他年仅54岁便因白血病离世。在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留下了十余部颇有影响的著作，提出了一些至今仍不时为人所谈及的命题。他也是一个留心时事、深深浸润于社会思潮之中的学者，历来论者十分重视他的学术与时代的密切关联。的确，他在相对短暂的一生里，亲历和见证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大事，举凡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30年代的“大萧条”和“新政”，40年代的世界大战，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抗议运动，以及在他有生之年尚未终结的冷战，都给他的思想和治学打下了鲜明的印记。鉴于学界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已有较多讨论，本文打算采取纯粹的学术史方法，从“内部主义”路径来重新审视他的史学理念和研究方法，重点考察他在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中所扮演的角色。

按照通行的观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史学的主潮是“社会转向”，即“新社会史”走向成熟，并对其他研究领域产生辐射性影响。实际上，这个时期美国史学所发生的变化不仅深刻而巨大，而且带有整体性，可以说是自专业化以来美国史学至为重要的一次革命性转型。除“新社会史”这一史学新潮流之外，政治史作为美国史学的传统“强项”，也出现了意义深远的转变。一批政治史家借鉴行为科学的理论，采用统计分析的手段，对基层政治（尤其是选举行为）进行细致探讨，催生了“新政治史”。另有学者从“文化路径”革新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推动了政治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其显著标志就是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在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这一重大转变中，霍夫施塔特是一个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

在其学术的起步阶段，霍夫施塔特接受过“正统的”思想史训练，其博士论文便是在思想史名家默尔·柯蒂（Merle Curti）的指导下完成的。柯蒂在1942年赴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以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课。霍夫施塔特后来谈到，自己虽然仅听过柯蒂一门讲座课，即“美国社会思想史”，但自认是他的学生，并感谢他把自己领进了思想史研究的大门。霍夫施塔特在回顾自己的学术成长之路时还说，步入史学领域之初，他的学术兴趣集中于“正统政治史（orthodox political history）和观念史”；但后来他逐渐发现，自己所做的研究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或者说是两者的交叉地带。他这里所指的就是当时尚未正式命名的政治文化史。

对美国史家来说，从政治史、思想史走向政治文化史，其道路应是相当自然而顺畅的。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上缺少大思想家，也没有什么名副其实的政治理论经典。1967年，霍夫施塔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谈到，美国的“民众主义”没有出色的理论家；实际上这也正是整个美国政治思想史的突出特点。有个英国学者在评论霍夫施塔特的《一种政党体制的理念》时也说：“美国的政治理论就其最好的情况而言，并不能从美国政治科学中找到，而只能从美国史学中找到……”其言外之意是，美国的政治理论并不见于某几种经典文本，而存在于零散的历史碎片之中，需要史家予以发掘和整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线，许多在欧洲只潜藏于书斋和书本之中的政治理论，在美国却变成了大众政治话语，融入了通行的意识形态。于是，研究美国的政治思想，就等于是考察政治行动者的话语方式、思考习惯、行为逻辑及情绪感受，也就是梳理“众声喧哗”的政治表达，而不是阐释思想精英的理论写作。这时，政治思想史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政治文化史。

当然，美国政治史和思想史领域的“文化转向”，还受到多种思想和学术潮流的推动。霍夫施塔特早年深受进步主义史学范式的熏陶，像查尔斯·比尔德等前辈大家一样，重视不同集团或阶级的冲突，强调阶级利益的作用。“二战”结束和冷战兴起以后，美国史学界对进步主义学派的清算也进入高潮。对霍夫施塔特来说，这种清算并不是鄙弃进步派史家的学识，否认其启发意义，而是要突破其理论取向和解释模式，尤其是打破地理和经济决定论，也不再片面地注重利益冲突。在霍夫施塔特看来，构建历史进程的因素不仅来自外在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而且也包括内在的观念和态度；美国人中间不仅经常发生各种冲突，而且也存在一定的思想和价值的共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史家重视向社会科学取法，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始进入史学领域。霍夫施塔特一度醉心于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利用纽约和哥伦比亚大学优越的学术环境，与相关学科的学者多有接触交流，不仅获得了灵感和启发，而且还借来了一些可用的分析工具。另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和世界接连发生重大的政治动荡，人们看待政治世界的方式也为之一变。霍夫施塔特对于时代和形势十分敏感，很自然地留意到政治行动者的意识形态所具有的重要性。他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眼光从拿笔的思想家转向政治行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关注点也不再是书本里的政治理论，而是行动中的政治观念，于是就成为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先驱。只是在其生活的年代，他在这方面的开拓性贡献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一、方法论的演进

霍夫施塔特是一个十分看重方法论的史家。他在评论美国最初的社会史研究时称，“一种没有社会学观念的社会学历史”是不可取的，要写好社会史，就必须在观念和方法上有更为清晰的意识。当论及进步主义学派之后美国史研究的趋向时，他又提到，史家须致力于寻找新课题，而这种课题之所以新，并非因为此前从未有人涉猎，而是因为它们不适合以往史家的思想框架，或者还没有适当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题材。他还特别强调，史学的新理念和新方法主要来自史学领域之外，比如，弗洛伊德的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便能启发史家重视行为的情绪和象征性的一面。的确，在美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文化转向”中，理论和方法乃是一股重要推力；霍夫施塔特作为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早期倡导者，其主要贡献也正在于方法论方面。

一个专门领域的研究方法，首先体现为如何界定研究对象。这也是研究方法的基本方面。1960年，霍夫施塔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称我为政治史家，主要对观念在政治中的作用感兴趣，是一个研究政治文化而不是政党和制度的历史学者。”他这里对自己学术特点的概括，其着重点正是研究对象。这当然也不是他在一次访谈中陡然冒出的想法，而是对自己长期的研究实践加以反思的总结。

霍夫施塔特的第一本书是《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他接受博士研究生训练的成果，无论在题材还是方法上，都带有“正统的”思想史的特点。不过，他笔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一套纯粹的理论，而是一股影响社会实践的思潮。而且，他在书的结尾提及“社会观念与社会制度的互动”，认为“观念有其原因，也有其结果”，称“人在社会的生活”只有通过“文化分析”方能得到说明。这似乎带有越出“正统的”思想史藩篱的意味。1948年，他的成名作《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问世。霍夫施塔特的学生后来评论道，这本书较前一本，在处理观念方面有两大变化：一是借鉴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二是摒弃了进步主义学派的冲突理论。若把这本书置于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中来看，其方法论意识的萌芽已然依稀可见。

这本书最初拟定的标题是《美国政治中的人物和观念》（Men and Ideas in American Politics），但出版方觉得缺乏整体框架，主题也不够鲜明，可能不利于打开市场，于是一再要求他调整书名。书中各章原本是分别写就的单篇文章，若要从中寻找共同的主题，实际上就需要对思路和主旨加以反思。为此，霍夫施塔特专门写了一篇导言，并把书定名为《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不想这一招立见奇效，不仅把这本书变成了畅销书和常销书，而且使之跻身美国史学经典之列。无论在当时学界还是后世研究者眼里，这本书都是一本“大众读物”，所面向的读者来自专业圈以外；而其学术影响力的提升，端赖这篇后写的导言。有论者从中发现了“共识学派”的核心论点，但就本文的论旨而言，其中的方法论意蕴更值得关注。在霍夫施塔特看来，美国政治传统的缔造者并不是政治思想家，而是政治行动者（men of action）；因此，他这本书乃是“某种关于美国政治背后的想法（预设）的思想史”，其内涵是美国政治领导人的思想观念。他还用“舆论气候”（climate of opinions）、“共有的信念”（shared convictions）和“美国政治意见”（American political sentiments）来描述其研究对象，并且在第7章的结束处提到了“美国政治文化”一词。一言以蔽之，他笔下的人物虽多为著名政治领导人，但这本书不是系统的政治思想史，而是对若干政治行动者的经历、想法、心态和习惯的综合性述评。显然，政治文化研究的影子在此已朦胧闪现，只是在具体写法上，这本书仍未摆脱经典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影子。

及至20世纪50年代前期，霍夫施塔特对进步派史家的局限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发现，这批学者把一切政治组合都归因于不同群体的经济利益，而忽视观念在政治中的作用；即便谈到观念，他们也往往把它视作“物质关切”的反映，或者看成争取和维护利益的工具。这都不免失之简单片面。因此，他决心反其道而行之，写一本书来展示观念对于政治行动的意义。1955年出版的《改革年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后文简称“《改革年代》”），充分显示了霍夫施塔特在这方面的用意和雄心。

在《改革年代》的前言中，霍夫施塔特两度提及“政治文化”一词。他在第一处称，平民党的思想主张不过是“美国政治文化中某种颇为流行的民众心理冲动”的“增强版表现”；在另一处他又说，“激起我兴趣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多数缺点，同样也是整个美国政治文化的缺点，因而它们通常也可见于美国的保守派”。在他写作的时期，政治学界关于“政治文化”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尚未形成气候，“政治文化”的概念也鲜有人提及；学界虽有人在做这方面研究，但通常采用“意识形态”“国民性格”等提法。可见，霍夫施塔特走在了史学界乃至整个学界的前面。在他的笔下，“平民主义”是一种“民众心理冲动”的表现，当时美国社会存在的种种“怨气”“倾向”“疑虑”“情绪”和“热情”，塑造了美国政治的面貌；进步主义也是一种“心理冲动”，进步派力图恢复“遭到大公司和腐败政治机器破坏的经济个人主义和政治民主”，并以此振兴已经丧失的“某种道德和公民精神的纯洁性”。他关注的这些现象，无疑都属于心理维度，而且带有非理性的性质。以往史家对此不是加以忽略，就是没有办法处理。霍夫施塔特之所以提出这方面问题，显然是因为他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已有新的考量。他自陈所着意的不是政治运动、立法举措、法院判决和管理机构的运作，而是“参与者的观念”，即他们认为什么是错误的，什么变革值得追求，以及什么办法是可取的。他明确表示，尽管自己研究的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情感”，但它们不属于“高层文化”的范畴，而是对“具有政治意识的普通公民”发挥作用的思想。若用格尔茨的理论眼光来看，这样的“思想”无疑就是“意识形态”。

在对平民主义运动和进步主义改革的解释中，霍夫施塔特极意贯彻上述思路。在他看来，平民主义的兴起，与某种特定的心理状态有密切关联。他发现，“平民主义中的大量紧张和焦虑感，便是这一乡村美国迅速衰落的产物”；长期存在于美国历史中的“农业神话”，以及由此塑造出的“传统心态”，在社会的急剧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大量移民到来）中趋于破碎，由此引起农场主的失落感和不适应感，寻求变革的冲动便随之而生。进步主义改革的产生，也离不开某种心理机制的作用。基于欧洲和移民而形成的“政治伦理体系”（注重等级和权威），有助于滋生城市老板和政治机器等弊端，这与形成于传统社会条件（以土生扬基新教徒为主体）的“政治伦理体系”（其核心是个人主义）产生冲突，由此引发了进步主义改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美国人的危机感并非产生于经济萧条，而是来自对“社会和道德的退化”的担忧，来自对民主制度受到侵蚀的不安。换言之，心理、情感、习惯和国民性格等文化因素，在美国的政治变革中具有塑造性的作用。此外，这个时期盛行的另一些情绪，比如孤立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对欧洲和欧洲人的仇恨，种族的、宗教的和本土主义的憎恶感，以及对大公司、工会、知识分子和东部沿海地带及其文化的仇视，不仅与改革形成对立，而且经常与改革混合在一起，从而增添了改革运动的复杂性。

1962年，霍夫施塔特写成《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这又一次为他展示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机会。他在书中把“反智”界定为一种“观念”和“态度”，“一种诸多相互关联的命题的复合体”；更具体地说，就是一般美国人对知识和知识人，而不是某种学说或理论的怀疑、反感和贬斥。这样一种界定，显然是沿袭了《改革年代》的思路。他同时还指出，“反智主义”并不像人物生平、制度发展或社会运动那样，是一种“正式的历史题材”。这似乎是说，“反智主义”并不是一种自足的历史事实，而是研究者以“反智主义”这一概念为工具，从美国社会和文化中提取信息而建构出来的“社会事实”。就方法论而言，“建构性”正是政治文化史研究的突出特点，因为它的题材往往不是“个体性事实”，而是需要研究者聚拢和整理的“社会事实”。霍夫施塔特在“导言”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和路径，表示他关注的是“广泛流行的社会态度，连带政治行为，以及中等和低等文化程度的人们的反应，只是偶尔涉及明确表达的理论”。他还说，“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就其对我们事务产生影响的程度而言，足以严重抑制理智生活与文化生活或使之贫乏的态度”。这表明，他打算以“反智主义”为题材写一部政治文化史。不过，这本书与实证研究相去甚远，也不同于常规的历史写作，而更近于用历史资料写成的思想随笔。而且，他对题材和材料都有高度的选择性，专挑敌视知识分子和藐视知识的言行，以此拼出一个“反智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

霍夫施塔特在1965年出版了一部文集，名为《美国政治中的多疑症风格及其他》。书中的主题性文章《美国政治中的多疑症风格》（“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带有政论的味道，最初发表在《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后为《华盛顿邮报》摘要转载，在公共舆论中广受欢迎，但学术界却反应平平。收入书中的其他文章，有的是史学论文，有的则是时评和随笔。不过，该书导言却是一篇阐述政治文化史方法论的重要文献。霍夫施塔特写道，本书各篇文章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美国政治文化的风格”，特别是其中某些盛行的“思想和修辞的风格”，目的是有助于揭示美国政治的“环境和背景”，而非其结构，因之所涉及的主要是“政治的象征性方面”，而非“制度的形成”和“权力的分配”。这似乎是霍夫施塔特为“政治文化”所下的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在他看来，政治文化不同于结构、制度和权力关系等政治的“实体”方面，而属于政治的象征的、情感的“软性”方面；研究政治文化的意义在于理解政治，有助于确定人与公共议题的关系，进一步揭示政治行动的复杂性。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对政治的理解发生了重要转变。以往所谓“政治”，涉及的问题是“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得到了什么”（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这就是说，“政治”不过是一个竞技场，人们在这里尽可能理性地界定自己的利益，并千方百计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可是，“政治”还需关心“谁以何种方式认知何种公共议题，以及为什么”（Who perceives what public issues, in what way, and why）。换言之，人不仅追求利益，而且要在政治中表达乃至界定自己，因而“政治生活的作用类似于某种身份、价值、恐惧和期望的回声板（sounding board）”。这些观点可以视作霍夫施塔特对自己此前政治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升华，是当时美国史学界关于政治文化的较为清晰的认知，从中不难看到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影子，也相当接近美国政治学理论中关于政治文化的主流定义，尽管霍夫施塔特很少明确地提及政治学。

几年之后，霍夫施塔特又推出了《一种政党体制的理念》一书。有评论者称它是一本不合霍夫施塔特惯有风格的书，带有他向来所避开的专题研究的性质。这本书没有讨论研究路径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但从题材和切入角度看，无疑属于政治文化史的范畴。该书的题材是美国早期政治领导人对政党态度的变化，主旨在于揭示“合法反对理念”在美国的形成和发展。霍夫施塔特认为，“建国之父”在政党问题上呈现出一种悖论式的态度，他们害怕政党的弊端和后果，可是又很快发现有必要建立政党；他们制定了一部用以控制和抵消政党的宪法，却不得不依靠政党来运作政府。不过，即便政党已然融入美国政治，但在较长一个时期，对立政党的领导人都不认为对方是合法的；他们不把对方看成“合法反对”或政府的可能替代，也不相信两党能长久竞争并最终实现轮流执政，而是希望对方尽快“完蛋”。但是，第二政党体系终究还是出现了，“合法反对”最终成为美国政治的重要机制。相对于18世纪及以前英美世界流行的“反党派的思想和实践”，接受党派并承认“合法反对”的政党制度，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合法的政党反对以及对它加以接受的政治理论的出现，在世界历史上乃是一件新鲜事。显然，霍夫施塔特意在讨论“反政党”政治文化的兴衰，因之我们不妨把这本书视作一部政治文化史研究的专题之作。

在越来越清晰地界定研究对象的同时，霍夫施塔特也不断摸索相应的研究方法。他在这方面的尝试，主要是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概念，把它们改造成历史分析的工具，以服务于相应的问题意识。早在1950年，他在评论史密斯的西部史新著《处女地》时就谈到，重新界定西部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哲学、心理学和文学批评中对“神话及想象的象征性面相”进行重新考察的趋向，这两者之间出现了令人惊喜的“交叉”；史密斯书中对“象征与行动”“观念与现实”的互动做了精微而深入的揭示，其学术认识较特纳那一代人已有极大的提升。不妨说，霍夫施塔特从史密斯书里看出的新意，正是他自己在政治史研究中所要追求的目标。后来，他在自己一本书的“导言”中也提到，哲学、人类学和文学批评对“人类心灵的象征与神话制造等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并对历史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推动“文本分析”方法的发展。

当然，这并不纯粹是霍夫施塔特个人的兴趣使然。当他步入史学领域之际，美国史学界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普遍趋于浓厚，许多史学大家，包括霍夫施塔特的导师默尔·柯蒂，都大力倡导取法于社会科学。霍夫施塔特对于历史理解的途径和方式向来持开放态度，深信向其他学科敞开门户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他曾颇有感触地说，虽然难以系统地说出社会科学究竟给历史学家带来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给他提供了“大量新洞见和新的创造性的可能”；或者说，社会科学对历史研究的最大意义，不是提供处理老问题的新方法，而是打开史家思路，拓展其视野，启发他们去发现新问题。霍夫施塔特还身体力行，曾与李普塞特合编《社会学与历史学》一书，所收文章的作者多为当时锐意创新的人物，有些已在新社会史、新政治史、计量史学等新领域崭露头角，比如李·本森（Lee Benson）、塞缪尔·海斯（Samuel Hays）、斯蒂芬·瑟恩斯特罗姆（Stephan Thernstrom）等。他自己也为文集撰写一篇论文，讨论美国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力主史家放弃偏见，汲取社会学的营养，重视定量分析，采用比较方法，借鉴行为科学。

此外，霍夫施塔特还享有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在他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初期，这里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大家的汇聚之地；他经常与他们一起交流想法，探讨问题。当时他有好几个同事都喜欢运用社会心理学、文学批评和心理分析的理论，讨论各自领域的问题。在构思和写作《改革年代》时，他也深为相关学科的理论所吸引，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非理性、无意识的揭示），卡尔·曼海姆的意识系统概念，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文学批评理论（尤其是关于象征物在人类想象中的重要性的观点），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关于“地位”的理论，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关于“隐性”和“显性”功能的区分，都给他带来了启发和灵感，有些还直接被他用作分析工具。后三位正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

霍夫施塔特不同于后来许多政治文化史研究者，没有大量地汲取政治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而更多地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即他所说的“depth psychology”）获得灵感，以提炼问题意识，寻找分析角度。他有意借助心理学的概念工具，诸如“认同”“多疑症”“焦虑”和“投射”（projection）等，以深入理解人类的行为。他还谈到，曼海姆的理论提供了他自己“一直在寻找的观念和社会境况之间的关联”。不过，在具体写作中，他仍借重传统的叙事和分析方法。在《改革年代》中，当解释平民主义的缘起和特性时，他注重“农业神话”与商业现实的冲突如何促使农场主走上造反之路，但很少引用史料来展示当时人如何构筑和维系“农业神话”，如何感知和看待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兴起及带来的冲击，而是以一般性叙述方式来交待“农业神话”及其与平民主义兴起的关系。当论及“地位革命”与进步主义改革的兴起时，他也主要是从外部来描述不同群体的地位变化，而很少讨论各群体对自己和其他群体地位变动的认知及感受。比如，他提出了“教士很可能是地位革命中最彻底的失败者”这一重要判断，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福音运动”乃是教士试图恢复往昔地位的一种努力。可是，支持这一判断的基本上是外部指标，诸如生活水平难以保障，其意见不再受到看重，而没有涉及教士自身的认知和感受。即便在《一种政党体制的理念》这一专题研究著作中，所用的具体方法也大体类此。

政治文化史和政治思想史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差别，就是前者更加注重探究观念与行动的关系。传统的思想史也并不是纯粹地研究观念，而是常把观念视作“变化的武器和行动的工具”。霍夫施塔特对观念与行动的关系的认识并非固定不变，但通常依据因果模式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在《改革年代》等著作中，他关注行动的心理动因，相信心理状态可以引发或体现为外在的行动。比如，对农业和乡村社会的神话般的信念，诱使农场主采取集体行动以复兴农业及农场主的地位；城市中间阶级的“地位焦虑”，则促使他们采取改革行动以维护自己的地位。换言之，失落感、不满和焦虑这些心理情绪，可以带来大规模的社会反应（社会运动或政治改革）。他还谈到，政治生活并不仅仅是一个相互冲突的利益的斗争之所，各个群体都在这里为“具体的物质得失”而较量；它也是一个投射“地位期望和挫折”的场所；而且，在现实政治中总是存在两个紧密纠缠在一起的过程，一个是利益政治（不同群体为了“物质目的和需要”而进行斗争），另一个是地位政治（来自“地位期待和其他个人动机”的各种“投射性的合理化”冲突）；一般来说，在经济萧条时期，利益冲突居于主导；而在繁荣时期，地位考量对政治的影响就大为增强。可见，在他的分析策略中，外在的利益和内在的动机往往是两分的，两者在政治中何者更为重要，主要取决于更大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这就是说，心理因素对行动的影响并不是孤立自是的，而受制于外部条件。他也表示，政治文化的研究不是替代性的，而是补充性的；强调政治的“象征”方面，并非意味着“金钱和权力问题”不重要，也不是要抛弃传统的政治史，而只是补其不足。这表明，霍夫施塔特还处在从“正统的”政治史向政治文化史转变的过程中，在方法论上也带有过疲的色彩。

二、特点和得失

霍夫施塔特曾谈到，他那一代职业史家能够感受到两种学术传统的张力：一种是以讲故事为旨趣的叙事史，另一种是以分析为特点的专题史；两者各有利弊，如何平衡与协调，乃是美国史学面临的重要问题。他本人除少数几篇论文外，很少进行实证性的专题研究，其主要著作都是选取美国历史的重大问题作为题材，采取全景式写作的方式，夹叙夹议地讨论美国政治文化的总体特征，着力揭示其复杂性和矛盾性。他生前还有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就是要以“政治文化”中心线索，写一部通论性的美国史，可情只来得及写出《1750年的北美》（America at 1750）的初稿。

霍夫施塔特的许多书出版后，当时的评论者大多注重其中的具体观点和结论，也有论者就其看法提出商榷。从学术史的视点来看，霍夫施塔特的主要影响并非来自关于具体问题的解释，而是阐述了若干影响整个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命题。比如，他在《改革年代》中提出的“地位革命”假说，就是一个颇受关注的方法论命题。在他关于平民主义的讨论中，“农业神话”破灭和“乡村美国”衰落给农场主带来的心理冲击，多少也包含“地位焦虑”的意蕴，但“地位革命”主要针对的是进步主义改革的起源和目标。霍夫施塔特力图解析这样一个悖论：进步主义改革发生在经济繁荣的时期，中间阶级的生活并不拮据，可是他们何以要起来“造反”呢？他发现，他们的行动并非源自经济上的不满，而是由于他们不幸沦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位大变动”的受害者，其社会威望和在权力分配中所处的位置都大为下降。也就是说，他们以往享有优越的地位，而此时却已受到新兴工商业富豪的排挤，这引起他们的紧张和焦虑，于是产生了不满现状并力图改变现状的冲动。除此之外，霍夫施塔特还注意到阴谋论思维的政治影响。在《改革年代》中，他曾触及“阴谋论”思维对平民党运动兴起的意义；后来他进一步考察了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和影响，提出了“多疑症风格”的命题。至于他所讨论的反智主义，则已超出政治之外，其影响涵盖整个“美国生活”。

在揭示美国政治文化的总体特征时，霍夫施塔特特别强调政治价值共识的重要性。他在《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的导论中明确指出，尽管美国历史中不乏各色各样的冲突斗争，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发生分歧的冲突各方，都拥抱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基本价值，诸如财产权利、经济个人主义和竞争的意义等；这些核心价值在美国历史中没有遇到过真正的挑战，而价值共识则使斗争的各派在竞争结束以后可以合作。一言以蔽之，美国历史有一个突出特点，即物质利益随时代而变化，但同样的理念却代复一代地为美国人所接受。显然，霍夫施塔特笔下的美国政治传统，有着一条单一的连贯而清晰的主线。他在1967年谈到，尽管把他列入“共识学派”的阵营并不妥当，但他还是觉得进步派史家过于强调冲突，必须对其加以反拨和纠偏；而且，共识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任何社会如果要能运转，都必须在道德和宪制方面具有某种共识，而且绝大多数具有政治行动能力的公民，在特定时间里必须能够接受这些共识。他的这些观点，对于当前美国政治似乎有些针砭效用。就历史常识而言，美国作为一个在族裔和文化上具有高度多样性的国家，其国家认同和社会稳定都离不开美国人对某些价值的共同信念。可是，当前美国最突出的问题恰恰是，不仅整个社会缺乏共识，而且历史学家也没有共识可言；甚至在多元文化主义者和身份政治的拥护者看来，只要谈论价值共识，就无异于支持白人精英的话语垄断和文化霸权。素来热衷于时事的霍夫施塔特若能看到这种局面，不知会作何感想。

霍夫施塔特呈现其学术观点的方式，并不同于当时美国史学界通行的习惯，与同期或后来的政治文化史论著也颇不一样。他拥有十分出色的“概念化”能力，其判断和评论颇具洞察力和震撼力，但在一般史家所倚重的“史料功夫”上却显得颇为薄弱。后一点始终是他作为史家的“阿基里斯之踵”。他的主要著作出版后，善意的评论者大多肯定其思考的深度和观点的刺激性，对他的写作技巧和可读性赞不绝口，但同时也不忘顺带提及他不倚重一手史料的研究特点。例如，有位英国学者指出，霍夫施塔特是获得国际承认的出色美国史家，虽然不做一手文献的研究，但善于利用二手文献，对熟悉的材料进行重新解释，能够提出富于启发性和刺激思考的新见解。无论如何，不做档案研究终是一病。1950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评终身教职时，便有人以此为由极力反对。经当时主持其事的哈里·加曼（Harry J. Carman）大力斡旋，他方得以涉险过关。然则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有人在评论《改革年代》时讽刺他不做史料研究，只靠读书和借用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来写书，虽然得了普利策历史学奖，但其书既不是历史学著作，也不是社会心理学著作。另有评论者批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在研究上很不充分，很不细致；以“我的观点”为由来规避史学的严格要求，也是很不得体的。当然，霍夫施塔特并不是完全不用史料，只是其书中偶尔所引的史料，大多取自易于获取的印刷文本；即便他唯一一本带有实证研究性质的专著，即《一种政党体制的理念》，所用史料也大抵限于印刷出版的时人文集。无怪乎，小阿瑟·施莱辛格在评论霍夫施塔特的治学风格时，不乏调侃意味地写道：“多数历史学家试图直接抓住事实，并把它们整理成某种牢固而无懈可击的模式，可是霍夫施塔特这个知识社会学家却并不面对面地看过去，而是透过解释这副不断模糊的眼镜（receding glasses of interpretation）在幽暗中看过去。”

也正是由于霍夫施塔特不做“档案研究”，使得其著作在观点的新颖和论证的薄弱之间，形成了刺目的反差。他的解释系统通常不是建立在论述或阐释的基础上，而是由议论和断言所构成，而且许多见解看上去更像是灵光乍现、睿智洞明的“主张”（assertion），而不是理据充足、论证缜密的“论点”（argument）。在个别极端的情况下，他甚至直接把理论作为证据使用。比如，当论及地位上升的教授和地位下降的教士何以均支持改革时，他仅引述了一条现代社会心理学原理作为论据：“社会群体无论其社会级别是处于上升还是下降之中，某些社会—心理紧张感都会显著增强……”他对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借用，由于缺乏翔实的史料基础，有时也难免显得生硬，看上去像是先立一概念，继而引用来自二手文献的材料加以证明。对于由此可能在学术上引出的尴尬，霍夫施塔特也并非全然没有意识。例如，他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的开头便申明，本书并不是“正式的历史作品”，而是“由我的观点组织和统摄事实细节”的“个性化写作”。

有学者称赞道：“霍夫施塔特的‘深描’涉及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对美国公共生活的影响。”其实，这是对“深描”的误解。人类学的“深描”进入历史研究之后，对于揭示过往的“意义世界”，深化“历史的理解”，都产生了可喜的效果。史家运用“深描”的一般方式，是基于丰富的史料来描述历史角色的行为、想法和感受，借以展现其未曾明言的“意义”。霍夫施塔特的写作习惯却并不是这样。他更倚重研究者的外部视角，借助当时人对相关现象的评论，援引其他史家的有关研究，以分析和评论历史行动者的心理及行为。若以小说叙事模式为喻，“深描”近于“内焦点叙事”，即从人物的角度、用人物自己的行动和心理来呈现故事的发展轨迹。然则霍夫施塔特的论述方式则更接近“全知叙事”，即叙事者高居人物之上，像上帝一样观察、讲述和评论他们的经历。在霍夫施塔特的书中，研究对象很少自己出面呈现自己的想法和态度，一切都是研究者以“全知视角”来加以叙述和评论。霍夫施塔特明晰而洞然地概括了美国人的“国民性格”，诸如个人主义、“多疑症风格”和不信任权威的心理等，但他很少从历史行动者的角度呈现这些特点的内在表现，而多从研究者的视角来条陈其外在的脉络。有时，霍夫施塔特还忍不住亲自出场，以“我”的身份直接发言。请看下面这些句子：“我指出农场主的商业角色，并不想是要否认其境况的艰难，或其不满的真实性与严肃性”；“我说过，进步主义思想彰明较著地是一种新教思想”。颇有几分反讽意味的是，霍夫施塔特多次声称自己非常关注非理性情绪在政治中的意义，但他讨论非理性情绪的方式却是非常理性的。而且，过于强调非理性情绪的意义，也未必是理解政治文化的有效路径。在政治领域，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话语等都能起重要作用，而这些因素通常具有理性的性质。换言之，政治行动不仅源自“冲动”，也常常出于“算计”。

正如许多论者所注意到的，霍夫施塔特的治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经常能从自己的“现实关怀”中敏锐而巧妙地提炼问题意识。霍夫施塔特早年曾加入激进党派，一生都深度卷入主流政治运动，时时关心和思考现实问题。对他来说，政治非但不是需要警惕和排除的干扰性因素，反而是有助于他选取题材、调整视角的启发性资源。他曾毫不隐讳地宣示自己的现实关怀，称“让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起步的因素，乃是一种关心当前问题的意识……我至今仍是出于现实关怀而写历史”。他的主要著作多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观察，从历史中寻求思考的线索。《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的导言开篇便说，20世纪前半期美国人内心充满不安全感，这使得他们更愿意回顾往昔，而不是展望未来。不过，这种“国民怀旧情绪”在历史上早有脉络，尤其常见于美国政治传统之中。他以此衬托其书的主旨，称历代美国领导人大多不喜欢变化，而是力图维护现状，或留恋过往，这表明保守主义深深扎根于美国政治传统之中。他写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更是对他所感知的现实的直接回应。他亲眼见证了麦卡锡主义的兴衰、艾森豪威尔的当选和美苏竞争，发现当时美国盛行的反智主义有其历史渊源和演化脉络。他认为，“反智主义并不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第一次在这个国家大行其道。事实上，我们的反智主义比我们的国家身份还要古老，有着长久的历史背景”。该书第一章列举了50年代贬低、敌视知识分子及嘲弄知识的意义的十余个事例，由此引出本书的话题。在《美国政治的多疑症风格及其他》中，有多篇文章直接讨论当前的政治问题（主要是右派的政治理念）；另有几篇则从历史出发回应当前的政治问题（他称作“当前事件的历史背景”）。《一种政党体制的理念》谈及“建国之父”的反党派思想与党派行动的矛盾时，称当前新兴国家的政治变迁问题可以激发美国学者重新审视美国的早期历史。霍夫施塔特的研究确实带有“回溯式”的特点，但时常落入“现时主义”的窠臼。当然，他的“现时主义”毕竟还有点遮遮掩掩，因为他本人不时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纠结不已。当今美国的身份群体史家却不再是这样，他们完全放弃了学术的谨慎姿态，毫无顾忌乃至兴高采烈地拥抱现实。

从史学的性质和限度来看，“回溯式”研究一旦走向“现时主义”，就容易用历史比附现实，造成对历史的误解和扭曲。有评论者批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称霍夫施塔特对其自由主义和“思想及教育信念”都不加掩饰，过度介入自己的研究题材，以致“不能把实质性的与无关紧要的区分开来”。诚然，这本书原本不是“正式的历史作品”，遭到这般诟病也不足为异。可是，他的《一种政党体制的理念》作为一项专题研究，也存在明显的因现实而曲解历史的问题。他比较重视“西方现代民主的两党或多党体制”与“一党制国家威权统治体制”的差别，由此反观美国早期政党政治的意义，把“合宪的、负责任的和有效的合法反对”的兴起，称作美国早期重要的政治创举，认为美国的“合法反对”比英国发展得更为充分，而一个或一个以上反对党对“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充分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反对党不仅可以在议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能够在议会之外鼓动和组织选民，以此形成“永久、自由和得到承认的反对结构”。显然，霍夫施塔特完全没有意识到，把美国早期政党与“合法反对”扯在一起，大有“郢书燕说”的意味。他在此前的一篇书评中，即以一般政府模式之下的执政与反对来看待美国的政党，用轮流掌权来衡量一切政党政治，而很少考虑政党政治与美国的共和主义及政治模式的关系。

实际上，讨论美国早期政党体制的形成，撇开共和实验和民主政治就难免导致非历史的谬误。美国早期的政党斗争乃是民主政治固有的公共辩论和权力竞争的结果，是社会多元、利益多样的伴生物。质言之，提出不同的公共政策主张，不同群体组织起来以竞争权力，是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与英国君主政体中“陛下的反对党”（His Majesty's Opposition）之说，不啻有天渊之别。而且，在美国也不存在英国式的执政党、在野党之分。政党最初源于选举性官员在立场、主张和利益等方面的分歧；而在政党政治形成以后，不同政党同时竞争并参与政府，经常分别控制不同的政府分支，相互制约，一起分享政府权力。因此，政党对美国早期政治的意义并非“合法反对”，而是运行分权制衡机制，并推动政治民主化。即便美国形成稳定的两党制以后，也没有出现一党执政、一党反对的局面，而是两党各自组织选民竞选政府职位，并在政府中就治国方略和公共政策进行博弈。再则，1800年前后的美国政治精英，也并非用当今的政党理念来看待权力交接。他们看到的是人事的变更，而不是党派的兴替。

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霍夫施塔特的政治文化史研究还有一定的精英主义色彩。在政治上，霍夫施塔特就带有精英主义的倾向。作为纽约知识分子的一员，他对普通民众抱有强烈的不信任心态。1953年他在密歇根大学演讲，称“民众至上的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要为高等求知活动的贬值负责，因为这种民主宣扬平等至上主义，是一种“大众操持或经手的政府”（government by or through the mass man），以民众的观点和情绪为掩护，把任何以人民的名义所做的事都视作具有“事实上的正当性”。进而言之，民主不利于促进心灵的开发，而天然具有抑制精英性质的智力活动的习性。他举例说明，大学教育发展的最好时期，无论在欧洲（13—14世纪的西欧，19世纪的德意志）还是在美国（1870—1910年），都不是民主或民主化高涨的时代。他还谈到，知识分子具有某种贵族特性，这使得他们在美国这种以平等为核心的民主社会，感觉很不自在；“智识”遭人怨愤，主要是因为它不平庸，也体现不平等，使拥有它的人显得更加优异。他在这里似乎暗示，“智识”是优秀分子的特性，普通民众既不能理解，也难以接受。这与托克维尔关于民主必然导致智性生活平庸的论述，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因之顺理成章的是，霍夫施塔特在史学上也偏向于精英主义。尽管他几番声称自己关注普通人的政治理念，但他在书中很少征引涉及普通人的史料，甚至也没有援引研究普通人的二手著作。他的成名作《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毫不含糊地把美国政治传统的缔造者指定为一小批精英领导人，因之被伍德沃德称作“另一种‘总统综论’”。在当时美国的史学语境中，“总统综论”正是对政治史研究一意关注高层政治的讥诮。在《改革年代》中，霍夫施塔特宣称自己关注“有政治意识的普通人”的思想，可是他所说的普通人其实并不普通；他们固然不同于威廉·詹姆斯、亨利·亚当斯、约翰·杜威这样的文化名人，只是“文化素养一般的作家”，可是毕竟属于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出版社出书的知识精英。另有人在评论《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时说，这本书以及他的其他早期著作，都是“左翼精英主义”的例证，都有着力矮化大众的倾向。如果纯用当今美国史学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来评判霍夫施塔特的思想取向，那他就不仅是白人男性精英主义者，甚至还有种族主义的嫌疑。当然，这样也就完全超出了历史的限制。

三、遗产与影响

今天，霍夫施塔特对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开拓之功，已然得到学界公认。但是，在他的著作刚问世之际，评论者大多不太关注他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的特点，而着意评析其书的内容及相应的思想底蕴。他们一般把他看作一位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者，看重他讨论的问题以及提出的观点，而很少顾及他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的创新。

霍夫施塔特成名甚早，他的第一本书《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出版后，就赢得学界的普遍好评。西部史名家雷·比灵顿称赞此书有“重要贡献”，“树立了供他人遵循的很高标准”；对研究“社会理论和达尔文主义对美国思想其他领域的影响”颇有启发，是“观念史”不可忽视的成果。其他评论者或称该书是“对1860—1915年美国思想史的主要贡献”，或称赞它对“这个国家的社会思想史”是一本“有贡献的书”。《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则获得了更多、更高的赞誉。有评论者称，这是“一部历史研究成果的极为出色的解释性综合之作”，“兼具原创性和敏锐智慧的印记”，堪称“最佳意义上的通俗写作的良好榜样”。小阿瑟·施莱辛格提到，此书是“令人十分称羡的新政治史的产物”；它在重新评价美国政治领导人时，不仅吸收了许多批判性的学术成果，而且调动了丰富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方面的知识，借助开放和反思的精神，体现了“对于个人动机和困境的敏锐理解”，并具有熟练的文字技巧。还有学者把这本书置于美国思想史的学术脉络中，称它在“拉尔夫·H. 加布里埃尔（Ralph H. Gabriel）和默尔·柯蒂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历史写作学派”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见，在当时的评论者眼里，霍夫施塔特最初的两本书都属于思想史论著，完全无关乎“政治文化”。

那么，霍夫施塔特几次提到“政治文化”的《改革年代》，是否被评论者归入“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呢？有一位学者在1989年谈到，《改革年代》出版后，评论者纷纷称赞霍夫施塔特“不再把政治狭隘地界定为自我利益的算计，而是转向更广泛的政治文化的概念”。可是，揆诸史实，这似乎只是一种事后的追认。当时的评论者几乎没有人把这本书同“政治文化”挂钩。在《改革年代》问世以前，“政治文化”一词尚未进入美国的史学语言。1900—1955年间，“Jstor”数据库所收录的历史期刊中，出现“political culture”一词的文献仅11篇，并且多为评论和短札，一般仅提及这个词，很少做具体的讨论。因之无足为怪，《改革年代》里几次提到的“政治文化”一词，并未出现在当时的书评里。在当时的学界看来，这本书也不过是一本有新意的思想史论著，而霍夫施塔特则是一个擅长社会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学者。当时发表的十数篇书评，很少提及他在研究路径和视角上的转换。诚然，也有书评注意到霍夫施塔特“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技巧”，但依然把他的研究路径视作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称赞《改革年代》“在整体上是一部最高质量的思想史著作”。乔治·毛里也注意到此书在方法上的新意，称它对改革运动的研究不同于其他人，其特点在于关注公共群体的“认知和感情”，是一种“探究改革群体心理的出色尝试”，大量采用了“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技巧与语汇”。不过，对于把适合于当前的学术技巧用于讨论过去的事情是否适当，毛里也持保留态度。但不管怎么说，《改革年代》奠定了霍夫施塔特的学术地位。有一位评论者甚至不惜夸张地赞美道：“……《改革年代》表明，霍夫施塔特作为一个过去的阐释者，能为冰冷的数据增添富于同情的洞达之见，从而把历史从死人之书变成生命的记录，这使得他可比肩于C. 范·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同样称得上是长于创造性综合著述的大师。”不过，这位评论者不避溢美之嫌，并非因为他发现霍夫施塔特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有新尝试，而是推重其富于见地的观点和高超的写作手法。

霍夫施塔特的其他著作，在当时也不是以研究路径和方法的创新而引人注目。有人提及，《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是一本“通过我们的政治修辞来把握我们的政治心理”的著作，但这位评论者同样没有提到“政治文化”一词。还有评论者说，这本书“对于重新思考美国社会和文化史”，将会是“一种有价值的激励”。《一种政党体制的理念》出版后，倒是有评论者注意到了它在研究路径方面的特点：该书主要不是研究政党发展和行为，而是讨论“美国政治文化对政党行动和竞争的作用的缓慢接受”。还有一位评论者直截了当地指出：“该书作者系我们一个研究美国政治文化的最受尊敬的、卓越而知见广博的学者。”这是较早明确地把霍夫施塔特的研究与政治文化挂钩的评论。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政治文化”一词已广为流行，美国政治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也大体完成。据查，1956—1970年“Jstor”数据库所收录的历史期刊中，出现“political culture”一词的文献多达164篇，其中不乏专题研究论文。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霍夫施塔特在世时，有几位知名学者对他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激烈批评。诺曼·波拉克撰文讨论霍夫施塔特关于平民主义的分析，评说犀利，语气也不甚友好。在波拉克看来，霍夫施塔特仅仅从“意识形态的层面”看待平民主义运动，而忽视其“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因素”，未免“基础脆弱”。显然，波拉克并不觉得霍夫施塔特的研究路径是有效的，尤其不看好他所使用的心理学方法。波拉克写道：“基本来说，心理学把静态的社会模式（实际上就是共识论框架）强加于社会运动的研究之上，因为它要求有一种标准或基准点，以判断何者是或不是非理性的。”可是，历史上凡要求改变现状的抗争运动，都不符合静态的社会模式，容易被视作非理性的。而且，心理分析最显著的缺陷在于片面关注抗争背离社会的一面，而不重视其发生的原因。这也正是“霍夫施塔特运用心理学的失误之所在”。从今天的视点来看，波拉克似乎对霍夫施塔特的研究方法有很深的误解。其实，霍夫施塔特并不是用心理学模式来把抗争运动归入“非理性”（即不合理）范畴，进而肯定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他不过是借心理学的启发来分析非理性因素对抗争运动的“发生学”意义。

当时还在俄勒冈大学任助理教授的威廉·威廉斯，对霍夫施塔特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方式也大加非议。他对《改革年代》尤为不满，在总体上持否定态度，指斥这本书根本不是史学，而是“把历史转化成意识形态”，其质量也配不上普利策奖。在他看来，就其方法论而言，这本书也在两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其一，它不是基于对“原始证据”的深入研究，只是一味地援用社会心理学的概念（特别是“为地位而斗争的理念”）来诠释他人的研究成果；其二，社会心理学并不是不可以用，但霍夫施塔特却忽视心理学所揭示的关键性事实，不去探究历史行动者意识中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即没有揭示“他们如何思考他们在做什么”。因此，他的一些结论显然是因过度的抽象而忽略了事实，这表明，光凭社会科学的概念或“当前政治的见解”，而不讲事实，不做深入的历史考察，是不可能写出“有效的历史”的。威廉斯甚至有几分尖刻地嘲笑道，霍夫施塔特把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概念当成“饼干模子”，可是他没有弄明白社会心理学只是提供“现实的模式”，而不是用来铸造现实的。总之，霍夫施塔特的方法暗含“一种把历史作为供人操纵的信息体的观点”。

霍夫施塔特过世以后，从政治文化史研究着眼高度称赞他在美国史学中的重要地位的学者，当首推其“私淑弟子”罗伯特·凯利。凯利自陈，他虽然没有参加过霍夫施塔特的研讨班，但通过读其书而了解其学术，并找到了治学的方向，因而他也是霍夫施塔特的学生。他将霍夫施塔特的研究置于美国社会政治和史学风气的大脉络中，把霍夫施塔特奉为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开山祖师。他认为，《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给美国政治史研究带来了新气象，改变了以往把经济利益作为一切政治行为的基础的方式，将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理论引入了历史解释。《改革年代》的出版更是产生了惊天效应，因为它把政治描述为“一幅多种世界观冲突的画面”，这些世界观的起源和性质通常是非理性的，来自具体的“文化环境”（cultural milieu），而不是简单地源于经济利益。在凯利看来，美国史家能从文化的视角看待政治，即认为在公共生活中能带来“能量释放”的因素“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情绪的；不仅是经济的和实用的，也是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这一变化无异于一场革命，其深层意义在于采取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人性。凯利提出，霍夫施塔特正是这一革命的主要发起人；他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教导”美国史家通过探究“政治修辞的象征意蕴”以发现和确认“公共意识形态的类型”，重视文化对于塑造政治世界观的意义，并认真对待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另外几位亲身涉猎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学者，对霍夫施塔特的学术贡献也赞美有加。丹尼尔·豪和彼得·芬恩写道：“霍夫施塔特通过强调象征性陈述和象征性行动的功能，给美国史研究带来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如此之强烈，以致今天人们很难记得这些概念当年是多么的新异。”不过，在这两位学者眼里，霍夫施塔特所造成的这场革命，其最大成果并不是政治文化史的兴起，而是从政治史转向文学和思想（智性）的历史。再过几年，霍夫施塔特对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开拓之功，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肯定。1984年，《美国历史评论》载文论述霍夫施塔特的史学，其中谈到，霍夫施塔特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他对政治与观念的理解上，他自陈研究的是“政治文化”。进步派史家相信人的政治行动主要与利益关联，意识形态不过是服务于利益的表述；但霍夫施塔特致力于理性地理解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借助对政治的象征性利用以及采纳“多元主义的理论”，以阐释美国的政治文化，并为后来史家的研究搭建阶梯。而且，霍夫施塔特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就选择政治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并开始探讨美国历史上“对政治的象征性利用”。他的这种“分析风格”此前甚为少见，而他对“政治文化中的象征系统”的处理，与格尔茨的理论仅有一步之隔。进入21世纪，霍夫施塔特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得到了更高评价。有位专门研究霍夫施塔特生平与学术的学者提出，霍夫施塔特对于探究过往的新路径具有“学术的想象力”，他不仅“重建政治和经济转型的过程”，而且“发掘塑造这些变化并赋予其意义的心态文化（mental culture）”。他所关注的这种“激发历史角色反应的集体心理和看似非理性的压力”，如果采用传统的研究方式，是根本无法处理的。

那么，霍夫施塔特在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中的影响，真像以上评论所称许的那样重要而深远吗？的确，霍夫施塔特关于具体问题的解释和观点，不是已经过时，就是遭到了颠覆；但他的治史理念，以及他在路径和方法上的探索，无疑是留在美国史学史上的重要遗产。当然，正是由于处于探路开拓的阶段，霍夫施塔特的研究难免存在某些局限，与后来成熟期的政治文化史也有较大的差别。

大致与霍夫施塔特同时，还有几位美国史家对政治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形成，做出了不可轻忽的贡献。伯纳德·贝林的《美国政治的起源》（The Origin of American Politics）一书，较《改革年代》要晚十余年问世，但书中有一章直接用了“政治文化的来源”作为标题，因之有评论者当即就指出，该书属于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对理解美国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确立提出了新的解释。在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方面，贝林以他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一书做了具体的演示。他明确指出，从革命者留下的文字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重大事件背后的“预设、信念和观念”，也就是“明确表达的世界观”，或“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在这里，贝林不仅为“意识形态”提供一个格尔茨式的定义，而且明确把它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内涵。在他看来，革命者所说的“奴役”“腐败”和“阴谋”等词句，并不是纯粹的宣传和辞令，而表达了他们真实的恐惧和焦虑；而对“反自由的阴谋”的担忧，正是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几十年以后，贝林反观自己当年的研究，依然兴奋不已，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他觉得，自己从意识形态入手，采用语境主义的方法，抛弃“启蒙的陈词滥调”，从革命者实际所说的话里发现了他们的观念、信念、态度及其真正的来源，揭示了美国革命的由来和逻辑，开辟了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新境界。尽管贝林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专门的政治文化史家，但他在这里所阐述的方法论，以及他的研究实践，提供了一种与霍夫施塔特并不一样的范式。他基于细致的实证研究，采用“内焦点叙事式”的“深描法”，让历史行动者以自己的言辞来展示他们在重大事变中的态度和心理。

贝林的理念和方法，在他的学生戈登·伍德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伍德在《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一书的前言里，明确表示自己所研究的是1776—1787年美国的政治文化，也就是当时人乔尔·巴罗（Joel Barlow）所说的美国人的“思考习惯”，其主旨在于揭示这十余年间美国政治文化的根本性转变。他还介绍了自己研究思路的由来。他原本是想对革命时期的制宪做一“专题性的分析”，但随后逐渐发现，如果不了解制宪者“据以行动的预设”，就难以理解写入宪法的各项制度和设置。循着这一思路，他最终发现了革命一代“关于社会过程的一般信念模式”，捕捉到了他们的意义世界及其变化。从伍德所用的“预设”“信念模式”和“意义世界”等词来看，他对“政治文化”的理解与霍夫施塔特有相通之处，只是在他书的致谢名单中并没有提及霍夫施塔特的名字。相比之下，伍德的研究与霍夫施塔特确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不仅几乎遍览主要史料，引证十分翔实厚重，而且重视历史语义学和语境主义，细致辨析为今人所熟悉的关键词汇在当时语境中的含义，以及其含义在不同时空中的变化。此外，他对当前思想观念的介入也保持着更高的警惕。

稍后，美国学者林·亨特在法国革命史领域也尝试进行政治文化研究，并产生了较大反响。据她自己说，她不是从文化入手来理解政治，而是把政治作为文化来看其对社会的塑造作用；她所说的“政治文化”，其落脚点在于“分析社会模式和文化预设如何塑造了革命的政治”，所关注的是“权力的诗学”，而不是“政治的社会学”。换言之，她不主张从社会来解释政治，而是强调政治对社会的塑造。亨特在论及其书的主旨时还说，她意在“揭示政治行为的规则”，即政治行为主体的“共同价值和共享的行为目标”。她写道：“这些表达出来并塑造集体意图和行动的价值、期望及未言明的规则，就是我所说的革命的政治文化；这一政治文化为革命者的政治行动提供逻辑。”照这样看来，她所说的政治文化与霍夫施塔特的界定颇有渊源，不过她在书中同样未提及这位美国史领域的先驱，而声称自己受到了法国史家孚雷（Francois Furet）、阿居隆（Maurice Agulhon）和奥祖夫（Mona Ozouf）的启发。可是，这三位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没有用过“政治文化”一词。

在霍夫施塔特的亲炙弟子中，埃里克·方纳早年曾专注于政治文化史研究。一如霍夫施塔特对进步主义史学的批评，方纳不满意以往关于内战原因的讨论，因为它们过于关注地域关系和经济利益，而忽视其和党的作用，尤其是没有注意到“意识形态”对于理解内战起源的重要性。根据他的理解，“意识形态”是某个社会群体（阶级、政党或派别）的“一整套信念、价值、恐惧、偏见、习惯性反应、承诺”，或者说是其“社会意识”。他所说的“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具体指共和党人如何看待美国社会，如何看待北部，如何看待南部，如何看待19世纪50年代，以及如何看待美国的未来。而且，共和党人意识形态的核心乃是“自由劳动”的观念，这一观念与南部人所看重的一切都是截然对立的，因而他们不可能接受共和党的胜利，而只能下定脱离联邦的决心。内战爆发以后，这一意识形态为北部众多背章不同的人群提供了“集体行动的基础”，并为北部社会进行战争动员准备了“道德共识”。方纳后来谈到，他的处女作《自由土地、自由劳动和自由的人》于1970年出版后，之所以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离不开一个特别的机缘，即当时“美国历史学家正重新发现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其实，方纳对霍夫施塔特倡导的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推进，也正在于他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内战起源的解释，并进一步发展了通过解读“意识形态”来理解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

前文提到的霍夫施塔特的“私淑弟子”凯利，对霍夫施塔特的理念与方法也有继承和发展。他多次谈及霍夫施塔特对美国政治史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并把这种新的研究范式称作“文化政治史”（cultural political history），而不是“政治文化史”。他认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史家看待美国政治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不再用单一维度的眼光看问题，眼里不再仅仅有经济利益的冲突，而且还有不同族裔群体、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意识形态、不同道德价值和不同宗教信仰的纷争。总之，政治具有文化的维度，同时体现人性的理性和情绪的方面，充满了象征性行动。这番话似乎是对霍夫施塔特所做工作的一个总结。而且，凯利和霍夫施塔特一样，对“文化政治史”的界定并不是借鉴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而是取法于人类学，采用文化史的路径来研究政治史，关注不同的族裔和文化群体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方面的冲突，探讨意识形态（共和主义）和领导人动机对于政党斗争的意义。他自承自己的方法是分析和描述，其目的在于说明和理解过去的政治。显然，凯利对霍夫施塔特范式的主要发展，在于把文化因素加入政治史，并把文化与族裔直接联系起来。

总的说来，霍夫施塔特的学术生涯正值美国第二波“新史学”兴起和壮大的时期，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带有某种过渡性。他对新理论、新方法颇为敏感，不仅自己乐于尝试，而且也鼓励年轻一代争取新的突破。他在评论社会科学对史学的意义时，一方面肯定新的分析性史学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强调史学传统（叙事）的重要性。他对社会科学进入史学的前景做了乐观的想象，相信将会出现一种新的史学样式，其中有叙事，有个人风格，有系统的经验研究，也有哲学的思辨。他还对这种新的史学样式做了进一步的展望：它是一种“传统历史与社会科学的混合”，与以往的叙事史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分析性，而与以往典型的史学专著的最大不同则在于其文学性和新的问题意识；它接受社会科学的启发，采用起源于社会科学的方法，因而可将这种历史著述命名为“某种文学人类学”（a sort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照这样说来，理想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应当是富于“文化”含量的政治史。在这一点上，霍夫施塔特的代表性论著今天依然具有示范的效应。

（原载《世界历史评论》2025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