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

摘要：传统文化是一座蕴藏着无尽珍宝的伟大宝库，无论从时代的久远，或是从部类丰富、内容浩瀚而言，都是举世罕有其匹。当前，我们拥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最好时代条件，而又肩负重任。亟须解放思想，广搜材料，增强问题意识、大力发掘各个时代的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广阔领域的有用资料，创造性地阐释其中闪射光芒的卓识和哲理，用当今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讲出其中珍存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让前人的宝贵成果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发挥启示和激励作用。以此增强文化自信，并且让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为丰富人类智慧宝库作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传统文化；问题意识；《汉书》历史地位；《文史通义》学术价值；林则徐诗作爱国思想

探索古代经典，今天的中国学人首先感到无比自豪，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世界各国中最为丰富的史学遗产。之所以最为丰富和无比自豪，用最简单的话说，原因在以下三项。一是历史记载长期连续，史著丰富浩瀚，名家辈出。二是在历史观点上有高度成就，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基本命题，善于总结兴衰治乱、施政治国的经验，包含深邃的智慧，表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三是体裁多样，分别成功地从不同视角观察和反映历史。最主要的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学案体等，鸿篇佳构琳琅满目；还有专门总结历史理论的名著《史通》《通志·二十略》《文史通义》。历代的名著都有出色的思想体系，严谨的结构布局，善于继承又勇于创造，都对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需要我们大力地发掘、总结。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其中，《史记》《汉书》是极受推崇的，刘节先生评价这两部巨著是成就辉煌，功劳巨大，他用了诗意的语言赞誉说：“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司马迁和班固，真是要大书特书的事……在这样早的年代，我们中国就有这样有思想体系、有具体计划和严密组织的著作，而且用光华灿烂的文字写出来，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从此以后，纪传体的所谓正史，就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要体制。不只是国内，就是东亚各国如《大日本史》《三国史记》《高丽史》《大越史记》，这些日本、朝鲜、越南各国的正史，都是受他们的影响的。”从《尚书》《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以下至《廿二史札记》《文史通义》《海国图志》《日本国志》，这些史学名著都是文化瑰宝，生动地体现出宝贵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我们今天从事创造性阐释工作正处于最好的时代机遇，承担着十分光荣的任务，其重要标志就是2021年11月举行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一重要的历史文献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新概括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取得的重大理论成就，表明全党工作必须把发掘传统文化精华、将之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这一重要概括，为学术文化界提出了新课题，开拓了新视野。当前历史学科正大有用武之地。我们有大量的史学名著，正迫切需要我们站在当今时代高度，对书中的精华作出新的解读，提出一系列创新成果，让这些史学经典都活起来，为当今确立文化自信、激发民族创造力发挥巨大作用。

一、从古代史学传统评价《汉书》历史地位和编纂特色

如何推进？如何创新？关键问题是在研究工作中要加强问题意识。

推进研究工作有许多重要方面，包括提高理论修养、分析能力，广搜材料，关注学术前沿问题等项，都是重要的、有效的。还有极其重要的一项，就是带着问题进行研读、分析，此即本文所要强调的“问题意识”。《汉书》本来与《史记》同为传统史学的楷模，历代学者居多马班并举。然则曾经有一个时期，有的论著却每每出现贬低《汉书》的倾向，人为地将马班对立起来。这些乃是离开了当时历史条件，严重忽视班固撰史对中国优良史学传统的继承，违背“知人论世”原则而造成的误判。实际上，尽管班固有其时代局限，其才华和气魄也不及司马迁，但在总体上，《汉书》却自觉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传统而取得出色成就，《史》《汉》是双峰并峙，同是传统史学的优秀楷模。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有力的证据，如：继承了纪传体多角度、多层次记载历史的宏大格局，同时首创“断代为史”，使《史记》著成之后长期只能零篇续作、修修补补而出现的大难题得以解决，《汉书》创立了著史新格局，使得长期连续记载历史得以实现；“十志”的著成，使典制体得到完善，“十志”中又出色体现了“通古今”的思想，新创的《刑法》《地理》《五行》《艺文》4篇志对于保证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都有重要作用，《刑法志》揭露刑狱严酷，残害百姓，很有进步意义；具有洞察历史变局的卓识，对于西汉藩国问题、武帝晚年改悔实行政策转变、昭宣中兴局面的出现、西汉晚期的衰亡等重要历史变局都作重点记载并有中肯评论；体例严谨，记述翔实生动，不少篇章堪与《史记》媲美。班固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杰出的成就，也是与东汉初年国力兴盛的时代环境分不开的。

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因此《汉书》列传中的大量成功篇章十分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应特别提到，在集中记述重要人物的专传中，如《张骞传》《苏武传》《霍光传》《赵充国传》等，借人物写了历史大关节点。张骞通西域，实现了“凿空”，丝绸之路的开拓自此始，这对中国史、欧亚交通史乃至世界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博望侯的坚韧、勇敢、智慧和其使命精神，更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在百般威胁利诱、困苦磨难面前表现了坚贞不屈的崇高民族气节；霍光辅政，为昭宣中兴创造条件；赵充国为安定西北少数民族做出重大贡献。还有《魏相丙吉传》，写两位贤臣全力辅佐宣帝保持强盛局面。这些篇章都难能可贵地做到结合重大历史事件，成功表现出人物的卓识、韬略、毅力和气度，因而历代脍炙人口。

班固还苦心经营，为地位、性格、气质相近，行事相关的多位人物撰写合传，写出其事迹、品行、胸怀，而特别寄意于借此写出时代的风气和社会状况演变的特点。这恰恰是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取得极其成功之处，这一优良传统得到班固的继承而更加彰显。其典型篇章有如《隽疏于薛平彭传》《王贡两龚鲍传》以及《匡张孔马传》等篇合传，无不状写生动，意蕴深刻，引人注目。

卷七十一《隽疏于薛平彭传》写了以儒学进身的隽不疑、疏广、于定国、薛广德、平当、彭宣六人的事迹，他们有的从政有方、公正处事，有的不慕权势，功成身退，堪称是体现了儒学优良传统的襟怀磊落之士。班固将此六人写成一篇合传，凸显了他们以儒学进身而能实行孔子学说精义、发扬历代志士仁人崇高气节的共同特点。因此篇末赞语大加赞扬，以隽不疑的品格最为难能可贵，同时充分肯定疏广知足不辱、功成身退，于定国断狱公平、同情鳏寡之人，而薛广德、平当、彭宣三人不恋权位、不患得患失、严于操守，故云：“疏广行止足之计，免辱殆之絫，亦其次也。于定国父子哀鳏哲狱，为任职臣。薛广德保县车之荣，平当逡遁有耻，彭宣见险而止，异乎‘苟患失之’者矣。”班固记载、议论的用意是以隽不疑等的志节操守激励后人，并借此抒发本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因而能够引起正直人士的强烈共鸣，感受到《汉书》具有荡涤心灵的力量！

此篇合传之后，紧接着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是记载王吉、贡禹、龚胜、龚舍、鲍宣的合传，这五人同样一身正气、志节高尚而青史留名。与前一篇合传宗旨相同、人物事迹相类，班固将之安排为姊妹篇，目的显然是为了强化表彰坚持廉正操守的人物这一主题。以上两篇合传所载十一人，都是操守廉洁、不恋权位和同情民众疾苦、敢于为民请命的正直人士，通过史实大力表彰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儒家思想的真谛和古代优秀人物的崇高气节。班固具有这样迥异于流俗的高尚史识和出色的编纂才能，本已堪称难能可贵，而《汉书》还设置了一篇与上述两传形成鲜明对照的合传——《匡张孔马传》，集中地写了一批追求利禄、贪婪庸俗的高官，给以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一方面是严于律己、体恤民众，一方面是卑琐自私、钻营牟利，班固将两者对比着写，褒贬分明，激浊扬清，使人读之更加受到心灵的震撼，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教育作用。此篇中匡衡、张禹、孔光三人都在西汉后期因通儒家经典而致身丞相，马宫在王莽时任大司徒。班固以他们为典型，揭示出独尊儒术以后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儒学成为向上爬的途径，因此造成一批只会背诵经典、对国家毫无责任心的人物，他们身居高位而只图保住富贵利禄。班固在传末愤慨地议论说：匡衡、张禹等人“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生动地刻画出这种人口诵经书、外表道貌岸然、专以阿谀奉承为能事的丑态。班固刻画上述禄利之儒的形象，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使我们真切地了解独尊儒术之后身登高位的是一些什么人物。与此有密切联系的是，班固在《儒林传》中指出，汉儒传经的流弊，在于乖离经义，热衷支离破碎的解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这样任意附会、凭空臆说，必然引人误入岐途。所以用百余万言来解释一部经典的烦琐笺注，早就被历史淘汰，毫不可惜。“班固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却能把阐发儒学的真谛，继承早期儒家的本色，与利欲熏心的俗儒及专搞烦琐笺注的陋儒区分得很清楚。这对我们今天在反思儒学演进的历史时候，如何做到把历史上以经邦济世、弘扬儒学真义的正直儒家人物，与口称仁义而一心投机钻营的伪道学，及惯于琐屑饾饤、不明世务的章句小儒分开来，作辩证的具体分析，使之互不掩盖、互不混淆，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总之，班固撰写列传，其内在的旨趣，是要结合传记写出国家治理的情形、社会状况和学术风尚，按照这样的“知人论世”“同情之瞭解”的态度和方法深入考察，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其史识的宏远和著史技巧之高明，更加体会《史》《汉》同为楷模的崇高价值。按照这样的研究思路，《汉书》“传记”中还有不少成功之作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评价。如《元后传》《王莽传》等。贯彻“历史主义”“知人论世”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更坚定地确立《史》《汉》双峰并峙、同为传统史学优秀楷模的认识。

二、从时代课题阐释《文史通义》的学术价值

再以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为例。坦率地说，尽管人们普遍承认《文史通义》是一部名著，有关的研究成果也不算少，但是其真正价值何在，至今仍在若明若暗之间。必须带着问题来研读这部名著，才能推进研究工作。我们应该尤其关注，章学诚如何总结自《左传》《史记》《汉书》以降史学的演进，指出后代正史的编纂面临史识不能指导史例（指修纂史书的条例、成规），反而成为史例的奴隶这一严重问题，从而提出了改革历史编纂方向的主张，其深远影响直至当代。

当时《明史》历尽艰辛刚刚纂成，在士林中享有崇高地位，人们都习于旧规，认为“正史”编纂仍应沿用以往成例，一代一代因袭不变。章学诚却以纵贯的眼光分析了三千年史学的演变。他认为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卓见绝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又因为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不愧为撰述的典范。加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固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够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人至千古，卷盈数百”，“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既然正史编纂的末流已到了酿成灾难性的局面，至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努力开创新局，探求历史编纂的新路。

他目光如炬，发现并大力彰显纪事本末体在历史编纂的独特作用。纪事本末体虽然至明清甚为流行，以至形成了用它撰成的史书上自春秋下至明代自相连续的记载，但理论上的认识却大大落后于这种实际。章学诚是第一个对这些重要问题作出深刻阐述的史家。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

因此他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总的主张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这样对几千年史学演进的分析、总结，以及对历史编纂理论的创新，是章学诚理论探索的重中之重。他对《史记》极其推崇，称其记述史事灵活变化，体圆用神，特别认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为史家做出了典范，在《释通》等三篇中都讲到，并强调《史记》所开创的“通史家风”，又认为《汉书》的十志、《南史》《北史》等史著也体现了“通史”意识，又严肃批评后期纪传体正史纂修丢掉了用史义统帅史料、指导史例这一灵魂，只会墨守成规，造成“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的严重弊病，甚至泛滥成灾、“溃败决裂”！像这样精辟的见解，掷地有声，“发前人之所未发”，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章氏生活时代，考证之风极盛，只重视具体史料的收集、考辨，理论思维相对薄弱，因此章氏的主张不被周围人士所理解，长期遭受歧视。到了20世纪，虽然学术界一些有识之士称扬他，但仍有专重考证的学者称他是“乡曲之士”。到底是不是有识之士？我们很有必要带着这个问题研读、探索。可以拿《四库全书总目》中“史部提要”来做一比较研究。《史记》在史部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那么，四库馆臣所作的提要又向读者介绍哪些内容呢？在《史记》提要中，先称：“汉司马迁撰。褚少孙补。迁事迹具《汉书》本传。”然后即转到褚少孙，因为记载有不同，一称他为“元、成间博士”，一称“宣帝时为博士”，需作考辨。又论所谓《史记》有“十篇阙”的说法，引了《汉书》张晏注、刘知幾诸家说法，最后提出“未成”的说法为正确。再列出《司马相如列传》《贾谊列传》有后人追加的字句，“至其全书则仍迁原本”。考证《后汉书·杨经传》所谓尝删去十余万言，故《史记》非本书，此说毫无根据，以及曾出现的一些所谓“真本”“凡例”等，均为假托、讹伪之作。最后又论及几种版本的差别。全篇《史记》提要所讲，都是关于阙、补、文字窜易、是否完本、版本区别之类，至于《史记》创立通史的意义、体裁运用之成功、体例之完善、表达之生动、史识之高明、发愤著史的精神等重要内容，均无一语道及。附之其后的《史记正义》提要，较《史记》提要篇幅长二倍多，均讲版本之异同，更可见提要轻重主次之失当。对于《史记》这样一部气魄宏伟的巨著，对其杰出的史学思想、高度的编纂学成就、生动感人的叙事才能和深远的影响等，竟一概避而不谈，讲到的都是枝节问题的考辨，无关宏旨。篇中对于《汉书》《资治通鉴》及众多史著的评论也大体如此。整篇提要中更找不到对历史编纂演进历程的反思、对面临困难局面的清醒认识和解决办法。

以上述各项与章学诚的理论主张相比照，章氏的开阔视野和使命担当精神，他对史学优良传统的深刻总结和植根于此而对改革方向的探索，其价值和意义不是更加清楚了吗？

《文史通义》具有超前性价值，我们增强问题意识，深入发掘分析就能够卓有成效地推进研究工作。这类关键之处尚有多项。如“六经皆史”应如何评价？为何刘咸炘《文史通义·识语》称“六经皆史”之句是全书的纲？再如章学诚为何讲“学于众人，斯为圣人”？梁启超为何评价《文史通义》一书是“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能够更清楚揭示出章学诚的理论主张如何回答了时代的需要。他大力针砭繁琐考证的不良风气，又勇于探索“道”的当代意蕴，指出当旧的规矩、办法出现严重弊病之时，必须“固约六经之旨随时撰述以究大道”，拿出魄力打开新局。其理论主张反映了乾嘉时期的时代精神，表现出非凡胆识和担当精神，真正继承了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对清末思想解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更加证明增强问题意识对于发掘传统文化精华具有重要意义。

三、从爱国精神体悟林则徐诗作的思想艺术成就

在今年6月2日举行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当前文化传承发展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突出地需要我们增强问题意识。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机遇，我们应该在发掘传统文化精华中提出真知灼见，发挥聪明才智，而不停留在表象观察或囿于旧说。如何发现新问题？我认为以下两项尤其重要。一是，对于传诵已久的古代名篇名著，要凸显其如何继承前代的优良传统，又勇于创新？二是，要“知人论世”，阐释传统名篇名著的思想成就与其时代条件和学术风尚的关系，其作品如何反映时代精神、时代智慧？这是源头活水，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明白这些名篇名著何以具有久远的生命力，历久弥新，给人以激励的力量。

最近读到林则徐的七律诗，是他因坚决抗击英国殖民者侵略，被清朝投降派当局判定有罪，谪戍伊犁，写于西行途中，题《出嘉峪关感赋》。带着问题意识，我们联系到当时清中叶的政治特点、西部边疆的地理形势和鸦片战争前后社会思潮的特点来解读，就会深刻体会到诗中炽烈的爱国精神和巨大的震撼力。《感赋》第二首为：

东西尉候往来通，博望星槎笑凿空。

塞下传笳歌《敕勒》，楼头倚剑接崆峒。

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

除是庐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

以往有的解释者，认为此诗特点是突出地写出边地的遥远苍凉，戍守者的寂寞艰辛。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抓住要领，与诗的宏大视野、核心内容和积极意义相差太远。我们只要把握关键之处，思考诗人追溯了什么样的历史传统？反映了清代中叶国家什么样的政治、军事特点？诗人抒发的思想感情又与鸦片战争时期进步思想界“经世致用”学风有何关系？如能紧密联系这些问题，就能读出诗中强烈的时代精神和豪迈的爱国感情。首联集中赞颂清代国家统一规模空前发展，东西部广阔国土彼此畅通无阻、国家的政治管理和军事调配再无障碍，并且目光远大地追溯到西汉博望侯张骞的功绩历代受到赞颂，加强国家统一具有久远的历史传统。颔联形象地写出各民族和好相处的局面，内地民族和边疆民族感情不断加强，《敕勒歌》随着民族乐器的演奏，从北方草原传来，报道边疆地区的宁静、和平。而展望广大的西北地区，自嘉峪关城楼之上到陇右崆峒山，早已联成一气，诗人自豪地譬喻为倚剑之姿，彼此呼应。颈联进一步作今昔对比，说明今天国家统一多么来之不易，意义重大。古代修筑长城是为了防卫游牧民族侵掠，如今长城成为农牧交融、边境与内地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纽带，代替秦汉时期守卫森严、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现今是月夜在长城脚下饮马的和平景象，而古时喊杀声阵阵的旧战场，如今却只见到大雕在空中盘旋，俯视着在广袤土地上人们从事劳作和商旅的往来。尾联强调嘉峪关极其雄伟险要，为固守边防和治理边疆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诗句是林则徐从内地沿着西安——兰州——酒泉——嘉峪关一线亲历亲见的景象写下的，依据实地考察而发出的对国家统一民族和睦局面的由衷赞美！这是一首反映时局变化的现实主义的成功诗作，增强问题意识，我们就能深入分析、体悟到这首诗蕴涵的强烈爱国主义激情。

很有意义的是，林则徐这首诗得了毛泽东的书写。毛泽东以其豪放遒劲而又妍丽飘逸的书法写了这首诗。同时书写的还有《出嘉峪关感赋》（其一）：“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同样表达了他胸怀大局、为国谋划的豪情。从艺术价值言，这两首都气魄雄健，形象鲜明，对仗工整，音调和谐，无愧为中华诗歌宝库中的出色之作。

毛泽东日理万机，空闲时间兴之所至、书写前人诗作是十分难得的。毛泽东谙熟历史、本身又是思想境界卓越、艺术手法高超的大诗人，因此，他很有兴致地书写历史人物抒其磊落襟怀、而又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诗作。我们很自然联想到有两位重要人物各有两首诗被毛泽东所书写。一位是三国时期统一北方的大政治家曹操，另一位就是鸦片战争时期英勇抗击侵略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书写曹操的两首诗，是《龟虽寿》和《观沧海》，诗句雄健，意境豪迈，具有开拓心胸的力量，而且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因而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曾说：“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并且在《浪淘沙·北戴河》词中写下了礼赞这位军事家兼豪放诗人的名句：“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而在毛泽东诗词世界中与魏武帝曹操占有同样重要地位的，正是民族英雄林则徐。毛泽东高规格地写了他的《出嘉峪关感赋》两首诗，又都罕见地在手迹上落款“毛泽东”，正证明毛泽东对林则徐名篇的激情欣赏和高度肯定，包括对林则徐的抗英功绩、对清代中叶全国统一局面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赞颂、经略祖国大西北的磊落襟怀，都给予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国家统一的宝贵传统在清代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阶段，而“东西尉候往来通，博望星槎笑凿空”、“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的壮美诗句，正是这一重要历史的写照！“以诗证史”是20世纪以来备受学者重视的研究课题，林则徐这两首具有重要时代蕴涵的格律诗，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新证据。

传统文化是一座蕴藏着无尽珍宝的伟大宝库，无论从时代的久远，或是从部类丰富、内容浩瀚而言，都是举世罕有其匹。当前，我们拥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最好时代条件，而又肩负重任。亟须解放思想，广搜材料，增强问题意识，大力发掘各个时代的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广阔领域的有用资料，创造性地阐释其中闪射光芒的卓识和哲理，用当今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讲出其中珍存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让前人的宝贵成果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发挥启示和激励作用。以此增强文化自信，并且让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为丰富人类智慧宝库作出更大贡献。

（原载《中国文化史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