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国保，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越南研究院教授；吴剑文，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

摘要：在国别史研究中，如何处理好国别、区域、全球三个研究维度的关系，恰当选定区域范围作为参照标识，是研究者面临的重要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的区域视角出发，对同一时期越南历史发展的动力进行了不同阐释，引发了学界争论；还有学者基于越南历史的多样性，以多层次区域乃至全球为载体展开研究，产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梳理国内外学者围绕越南史研究的区域选择实践，不难看出，在开展国别史研究时，正视国家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基于研究问题的逻辑边界及不同地域的时空联系选择合适的区域维度，或许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路径。

关键词：区域国别；全球史；越南史；研究路径

近年来，有关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构建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的思考，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带来不少启示。有学者指出：“区域国别学既需要对国际区域做专门的研究，也需要对不同的国别做专门的研究，当然还需要对区域国别进行综合性的研究。”那么，如何处理区域研究和国别史研究两者的关系，在国别史研究中恰当选定区域范围作为参照标识，就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如果忽视研究对象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与不同区域的联系，固守某一特定区域作为国别史研究中唯一的参照系，通常会削弱研究成果的说服力，较易产生学术分歧和争论。反之，如果在国别史研究中根据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合理选择区域观照背景，以多层次区域乃至全球为载体展开研究，往往可以取得更加令人信服的成果。有关越南史的研究便是一个明显例子。因此，追踪、梳理越南史研究中跨区域选择的探索实践，或可为国别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参考。

一、群岛与大陆：两种东南亚区域视角下的越南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东南亚史学界两位久负盛名的重要学者—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和维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分别基于群岛和大陆两个不同的区域视角，对同一时期越南的国家特性做出了不同阐释，引发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前者从东南亚群岛区域的视角出发，得出东南亚陷入17世纪普遍危机的结论，而后者基于对东南亚大陆区域的考察，反驳了这一观点，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越南。17、18世纪越南的历史面目在“群岛”和“大陆”两种不同区域视角的交织中显得难以捉摸。

1993年，安东尼·瑞德在其东南亚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中指出：“不景气的全球商业气候、荷兰垄断压力、军事失利和干旱频繁的相对不稳定的气候，导致了东南亚17世纪中叶罕见的严重危机。”这个结论在21世纪遭到有力挑战。2003年，美国东南亚史专家维克多·李伯曼的《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公元800—1830年，第一卷：大陆区域的整合》一书出版，他指出：“如果我们拿马来—印度尼西亚区域中大部分地区的土著统治者和货运商人，在1550年和1800年两个不同时间点的状况进行比较，瑞德关于17世纪政治和经济衰退的基本论点是令人信服的；然而，当我们转向东南亚大陆时，会出现更多涉及面更广的问题。瑞德决心将马来—印尼王国作为整个地区的模板，实际上就是通过设定一条单一的轨迹来遮盖东南亚的分裂。”李伯曼认为，瑞德用群岛部分区域的特征来概括整个东南亚区域是以偏概全，基于群岛区域海洋贸易得出的结论，无法完整揭示越南等东南亚大陆国家的历史特征。

事实上，瑞德对贸易十分关注。虽然在《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中，瑞德阐明他的写作主旨在于“共同展示一部东南亚‘整体历史’的风貌，在这里，饮食、健康和娱乐与战争、王朝和外商同样重要，无分轩轾”。但是，通读两卷发现，瑞德似乎没有实现他的主旨。有学者在回顾年鉴学派创立发展的历程时指出，年鉴学派“经过长期的发展，它忽视个体或事件的倾向逐渐成为一个问题，这与时代思潮变化有关，也与年鉴学派过度贬低政治史的导向有关”。瑞德轻视政治史的倾向，甚至比布罗代尔等年鉴学派的前辈更为明显，王朝和战争被置于非常边缘的地位，贸易是叙述中毫无疑问的中心，而“海洋贸易的刺激被视为推动变革的首要动力，甚至是唯一重要的推动力”。

李伯曼部分否定了瑞德关于东南亚在17世纪因贸易衰落而陷入危机的结论，他认为在17世纪后，“就领土范围、行政渗透和经济资源而言，缅甸贡榜王朝（建于1752年）、暹罗却克里王朝（建于1782年）和越南阮朝（主权独立时期，建于1802年）代表了殖民前活力的顶峰。”李伯曼研究的最重要依据，是东南亚大陆区域17世纪后被瑞德忽略的很多政治和文化上的变革，以及从17世纪开始这一区域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新发展。其中，越南无疑是李伯曼研究最有力的例证。他认为，越南15世纪的理学革命开启了越南精英文化深刻长期的变革，后来的阮朝政府也借助中国文献重塑了行政、法律和学术系统，而这些变革的起源与海外贸易无关。耐人寻味的是，面对李伯曼的质疑，瑞德并没有以“马来—印度尼西亚”区域为依据展开回应，而是针锋相对地指出越南具有与李伯曼笔下不同的特征：“我坦承现在的争论在岛上更为激烈。越南确实借鉴了很多中国国家建设的模式，包括通过科举考试、印刷术以及令人畏惧的长期军队来运行官僚机构。但不要忘记，一直到1800年，越南作为一个单一国家仅仅是在红河三角洲一带（也称‘东京’），而越南文化的向南扩张是与其截然不同的对手国家—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功劳，这个国家向东南亚多元主义做出了很多妥协。”当以越南作为反驳李伯曼的佐证时，瑞德回应的力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不禁要问，越南历史何以在不同研究视角下呈现不一样的面貌?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又该如何开展越南国别史研究?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认识和把握越南历史发展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二、越南历史的复杂性及其表现

越南的历史发展进程有其复杂性。在秦汉至北宋的很长时间里，现在越南的中、北部地区属于中国封建王朝统一管理下的地方行政区域。越南自主建国后，一方面，它与中国封建王朝保持着频繁的朝贡往来；另一方面，“红河三角洲的越南势力南伸、进入人口稠密地区的发展过程，也使越南转型为一个多种族、多语言与多文化的国度”。近代后的法国殖民和现代美苏在这一区域的对峙，更将越南卷入战争的漩涡。漫长历史进程中不同群体在越南的角逐和多样文化的交融，形成了越南历史复杂的面貌。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受中国的影响，同时能灵活调整这种影响以适应发展需要。正如美国的越南史研究专家K.W.泰勒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国历史，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越南历史是不可能存在的。”越南历史“是在中华文明的影响范围内组织和治理人类社会独特经验的例子”。李伯曼在评述约翰•K.惠特莫尔（JohnK.Whitmore）的越南及东南亚研究时也提到：“至15世纪晚期，一个中国化的儒家文化圈在东南亚大陆地区形成，它明显区别于越南以西、以南印度化的小乘佛教文化圈。”中国台湾学者耿慧玲亦指出：“越南在世界上特殊的地位，即在于他所呈现出的独特汉化现象。”但是，也不能忽略越南“一代又一代人为解决长期存在的社会和政治组织问题而设计的一系列实验”。这种内在的特性，使历史上的越南受中国的极大影响，同时自身又独具特色。在政治上，古代越南既向中国封建王朝朝贡，通过朝贡换取“回赐”和册封，又在国内使用不同的称号，以求维护统治尊严。在文化上，古代越南既借鉴推行中国的科举制度，又曾一度实行独特的佛、儒、道三教考试。在经济上，一方面，曾属于中国封建王朝管辖的红河三角洲“发展出了一种在中国南方普遍存在，但在东南亚其他区域几乎没有的三角洲农业”；另一方面，海外贸易在越南历史发展中也起到不小的作用，最典型的莫如南河阮氏政权，正是海外贸易“为其提供了捍卫政权最有力的工具：武器以及武器制造技术和原材料”。

第二，社会结构具有多样性，区域发展具有差异性。一是从不同社会阶层的层面看，在越南曾属于中国封建王朝管辖的时期，“读五经四书、学汉字的，多是越人的上层，而对生活在封闭村社中的广大越人的影响则较小”；“由于越人上层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他们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和典章制度、使用汉字，使越南成为濡染中国文化最深的国家”。同时，越南也“保存了其民族的基本特色，如高脚屋、嚼槟榔、用铜鼓、妇女的地位较高等等”。惠特莫尔提醒越南史研究者：“在我们试图将越南的社会制度归入任何类别之前，我们需要考虑越南社会行为的特点。对此，我们应该摆脱精英模式，以便从整体上审视越南人的社会特征。在17世纪，从法律和观察者描述的细节来看，越南人的社会行为更接近东南亚其他区域。”二是从国家内部区域层面看，今日越南的疆域是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很大的区域差异。传统意义上的古代越南王朝，其控制的疆域范围主要是今天越南的北部地区。“到15世纪时，征服了占婆王国。17世纪时，在顺化阮氏的统率之下，他们又吸收了最后残留下来的占族独立地区。在同一世纪里，越南人开始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建立殖民地（这个地区当时是柬埔寨人的领土），并且自此之后，他们稳步渗入交趾支那的行动一直没有间断。”尽管越南自主建国后便不断向南方推进，“他们以后的历史就与其东南亚邻居交织在一起了”，但是，古代占婆地区与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地区，显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基因。“在古代占婆的政治经济中，海港有着重要的地位，海洋活动举足轻重，其政治模式表现出典型的河流流域脉络体制政权的特征。”在更往南的区域，历史上海洋和贸易因素表现得更加明显。今天的越南南部城市河仙，在17—19世纪是“东亚海域航运贸易网络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同时也是一个以海洋贸易立国的‘港口国’典型和东南亚‘非经典政权’的典型”。越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南北差异，一直延续到1976年，南北双方在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上依然存在差异。加拿大历史学家克里斯多佛·高夏（Christopher Goscha）总结道：“这个国家的多元性也让学者们越来越着迷。这已经成为探讨越南通史的新走向。”

第三，历史上，“越南语言文字使用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不同文字及其背后迥异的文化心理，丰富了越南历史的内涵，使越南文化呈现多元交融的面貌。缘于中越两国特殊的历史渊源，古代越南以汉字作为官方正统书写文字。尽管越南在使用汉字的长期实践中借鉴中国汉字造字方法创制了本国文字—喃字（亦称字喃），从李朝（1009—1225年）时期逐步推广，但主要应用于文学创作或乡规民约，汉字仍然是官方使用的书写文字。因此，存留传世的越南古代和近世史料多为汉喃文献。除文献典籍外，越南还保留大量使用汉文的碑刻，这些碑刻也是反映越南历史，尤其是越南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早在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区域史兴起不久，D.G.E.霍尔就敏锐地意识到，对于研究东南亚区域的早期历史而言，中文资料是必不可少的，而就越南古代史的研究来说，汉喃文献更是最重要的史料来源。“17世纪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来到越南，为了传教，他们采用拉丁字母为越南语注音，逐渐形成了新的越南国语字。”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后，也在学校里传授法语和越南语。“但在1945年8月革命之前，越南语只限于小学低年级的越—法双语教育，小学高年级和中学以上，法语仍处于独尊地位，因此法语在越南占据着正式语言位置。”但是，越南顺化政府仍使用汉语汉字，直至20世纪中叶，越南摆脱殖民统治后以“国语字”作为国家的正式文字，汉字和喃字才正式退出越南文字的舞台。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语言具有文化阻隔和文化沟通的双重功能”，越南使用多种语言的历史，使其文化具有复杂兼容的面向。在越南文学史上，既有《金云翘传》这样以中国明末清初小说为蓝本，被越南汉学家以本民族特色诗歌形式进行再创作而产生的文学经典；也有模仿法国文学名著《基督山伯爵》写成的《金龟号船长》（又译《金龟船神》）。在现在的越南语中，也包含大量从汉语、法语等其他语种借用融合而来的外来词。20世纪初，越南的翻译家不断将中法两国经典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越南语，无论《三国演义》中的谋略纵横，还是雨果笔下冉·阿让的个人悲剧，均滋养了越南文化的发展。除书写载体外，古代越南的历史编纂也深受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书写范式的影响，产生了以《大越史记全书》和《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为代表的大批传统史学典籍。与此同时，随着法国对越南侵略的加剧和欧洲文化影响的不断加深，一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越南历史学家对传统史学的弊病进行了反思，开始使用“国语字”撰写有别于传统史著的“新史学”作品，陈重金的《越南通史》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陈重金自幼深受汉文化熏陶，青年时期又赴法国默伦师范学校留学，精通汉文和法文。可以说，陈重金《越南通史》是受中法文化共同影响的产物，也是越南文化兼收并蓄的标志。无论文学、史学还是其他方面，以汉语和法语作为主要媒介，中华文化对越南的浸染和熏陶，抑或越南对以法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理解和吸收均达到很高水平。这种文化的多元和交融无疑是越南历史复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越南历史的多面性，在给当代历史学家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其研究带来了多维度的拓展空间。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能跨越单一区域限定下研究视角的局限，以多层次区域的视角剖析越南历史的复杂面向。作为以研究印度尼西亚史起家的历史学家，瑞德自然更容易从东南亚的群岛视角出发理解交趾支那历史上繁忙的港口和越南女性享有的地位；而作为研究缅甸史起家的历史学家，李伯曼以东南亚的大陆眼光关注升龙和顺化城里的宫殿和文庙，也无可厚非。需要正视两者的争论，也更需要历史学家揭示越南历史迷人的多样性。在多层次区域中探寻越南历史的轨迹，既是越南历史进程复杂性的客观要求，也是历史学家学术视野不断拓展的必然结果。

三、多层次区域维度中的越南史研究

古代越南地处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区域互动的前沿，近代沦为法国殖民者统治中南半岛的重要据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又深陷美苏冷战格局的漩涡，这种历史发展的独特性赋予了越南史研究丰富的内涵。越南史研究的复杂性需要研究者跳出“越南”“东南亚”单一的区域界限，以问题为导向，选取多层次的区域维度，呈现富有张力的越南史的多维图景，从而为更广泛的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借鉴。越南自主建国前，今越南中、北部地区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治理下的地方郡县，其历史与中国封建王朝治下的其他区域构成一个整体。中国的越南史研究者对今越南中、北部区域的政治建设、经济发展和文化演进不断进行探究，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丰富了学界对于越南尚属中国封建王朝治理时期历史的认识。

越南自主建国后，虽然与中国封建王朝没有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但以汉字和儒家文化为主要纽带的文化联系没有隔断，因而包含古代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在内的东亚区域成为学界透视古代越南文化重要的区域维度。朱云影的《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和陈玉龙等人的《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是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惠特莫尔和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等接受过系统西方史学训练的学者，在研究越南古代文化时也多选择中华文化作为参照系。惠特莫尔认为，“对越南人影响最大的中国模式来自15世纪初中国正统的新发展的儒家思想，这种模式对越南精英的知识和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并通过他们开始改变大众的生活方式。”伍德赛德在《越南与中国模式：19世纪前半期越南和中国政府的比较研究》中有言：“两千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越南和韩国、日本、中国一样，都是东亚古典文明的重要成员。”他以中国的清朝作为参照，研究越南阮朝政治的这部著作，被誉为“深入了解越南政治社会和政治风格演变的绝对不可或缺的作品，其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方法很可能适用于与中国相邻的其他社会，甚至适用于中国境内的特殊地区”。

当然，越南对中华文化绝不是单向度的吸收，而是有条件地将其内化，在更广泛的区域空间内传播应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越南在中南半岛推行的“亚宗藩关系”。戴可来对中南半岛的“亚宗藩关系”进行了讨论。他指出：“越南深受中国文化的濡染，政治制度仿效中国，实行皇帝集权制，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如法炮制，与比它弱小的周边国家占城、真腊（柬埔寨）、哀牢（老挝）等建立了同样的宗藩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亚宗藩关系’。”这个概念提出后，越南史的研究者从古代越南外交秩序构建的实际出发，跨越以往研究宗藩关系的区域限制，探讨了越南在中南半岛推行宗藩体系的实践，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在沦为法国殖民地，尤其是“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成立后，使越南的发展与柬埔寨、老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越南史的研究者来说，打破王朝国家界限而以更大的区域作为载体，更容易把握这一时期越南历史的走向。在《越南：世界史的失语者》中，高夏用生动笔法描绘了法国殖民当局是如何通过“加紧对预算的管控，调整行政管理界限，精简行政部门”，从而“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印度支那国”的。对于后来越南革命的历史，高夏也强调：“越南共产党由于得在殖民环境中运作，必须调整他们的印度支那革命计划以因应法国的计划。”因此，要想理解现代越南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政策选择，“我们必须将目光拉回殖民与冷战时期”。可以说，如果不对“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区域整体历史进行把握，而抛开柬埔寨和老挝单独研究越南，就难以理解其自身历史的演变。

当然，我们还需以全球史视野审视被殖民和冷战时期的越南历史。正如本·基尔南指出的，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与19世纪下半叶西方殖民主义的兴盛密不可分。此外，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世界多地发生的殖民入侵与自然灾害，也给越南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了强烈冲击，反映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近年来，“从国际的角度切入，重新考察越南纷争和危机的前因后果”，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

时至今日，对东南亚国家而言，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无疑是该区域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因此，东盟自然成为越南史研究者关注的对象。1967年东盟成立后，越南在很长时间里对其采取敌视态度。从1975年越南统一到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越南和东盟的关系在1975年后经历了缓和、对抗、和解的变迁过程”。这种关系的演变“有着复杂的背景因素”，本身就是观察越南历史演变和东南亚局势变迁的重要视角。因此，越南加入东盟后，以东盟作为区域载体观察越南，成为越南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学者指出，东盟身份为越南带来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收益，同时，越南的加入也对东盟内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正视越南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核心是把握不同历史发展时期越南与不同区域主体间的密切联系。一些国内外的越南史研究者，针对越南历史发展在不同阶段的特点，着眼并抓住中南半岛、东亚乃至全球等多层次的区域载体进行研究，产生了富有张力的成果。这不仅突破了单一区域视角下对越南历史的刻板解读，展现了越南历史的多重面相及其发展演进的逻辑轨迹和区域脉络，也激发了对国别史研究方法的新思考。

四、越南历史脉络与国别史研究的区域选择

至此，无论对李伯曼和瑞德两位学者关于越南的争论，还是对诸多越南史研究者的学术贡献，我们会有更清晰的认识。李伯曼将东南亚区域划分为大陆部分和群岛部分，认为大陆部分与群岛部分相比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农业收入占经济收入的比重更大，二是国家主导的社会整合更为成功。这两点在瑞德的著述中未得到足够重视，李伯曼认为，瑞德把更适用于东南亚群岛部分的特征扣在了越南头上。瑞德以越南南、北方这样更小的区域层次特征为依据，反驳李伯曼的质疑。我们从两位学者的论争中可知，由于越南历史的复杂性，所以不能以单一的区域视角来解读其历史发展的过程，而是应尊重其多样化的区域联系，在多层次的区域载体中探寻其发展的动力。国内外诸多的越南史研究者正是遵循了这样的原则不断进行讨论，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可见，区域载体的选择对于国别史研究有着重要影响。

吴小安对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区域划分有过理论分析：“区域的划分远远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范畴，也不是几个民族国家简单松散的集合体，而是在国际关系作用方面最终具有某种社会文化、族群、历史、地理与政治经济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共同属性。”“区域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与分析范畴的概念。”区域国别研究，应从研究问题的实际出发，聚焦问题分析框架中的变量，在不同情境下选择不同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以此来应对研究问题的复杂性。

回顾越南史研究中区域选择的经验可以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厘清国别、区域、全球等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各自应承担的角色。二战后的西方东南亚史研究发展的主线，充分体现了西方史学变革的学术脉络，其中一大趋势是全球史观兴起对区域与全球联系的充分关注。前述李伯曼和瑞德的著作无疑受到全球史观的影响，但两位学者的论争不能不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如果将全球史观简单视为对区域整体特征的追求，而忽视区域内各个板块之间的差异，则有可能减损结论的合理性。于沛对全球史兴起发展的脉络进行了全面梳理，他指出全球史的兴起包含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因素，更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主要表现为历史研究单位的转变，这既是一种历史观念的变化，也是历史方法的转变。葛兆光认为：“全球史并不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其实，它更是一个观察历史的角度、视野和方法。”

全球史的兴起，一定程度是因为之前主要的历史研究单位，即民族国家不再适用于一些历史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全球贸易、资本流动等问题时再严守民族国家的边界，就会人为割断客观存在的全球性联系，不符合实际情况。同样，“全球”或“东南亚”“越南北部”这样或大或小的区域，也并不是适用于所有历史研究场景的完备的研究对象。应从研究历史问题的本身出发，尊重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层级的客观联系，选择适合的研究单位。对此，吴小安指出：“无论是地方还是国别，无论是区域还是全球，从来都不是僵化的和固定的、绝对的和密封式的，它们或多或少都是专题个案研究的依托框架。”

从区域上说，小到一个村庄，大到全球均有其适用的研究，它们之间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共存于历史学研究中的单位。落脚到越南史的研究，如果要了解越南社会整合与区域差异性的问题，就需要先分别以越南的南、北方作为研究对象，了解清楚以嘉定为中心开展海外贸易为主的南方，和以红河平原农耕生产为主的北方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社会特性，再结合18世纪东亚、东南亚贸易网络的变化等，分析越南社会南北整合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如果要分析冷战格局下越南的外交，就必须置身于全球两极相互争夺的国际场景。

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全球史观带来的最大启示，应该是要注重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不可孤立地看问题，更不可僵化地在所有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套用某个特定的区域作为研究单位。正如有学者在回顾国际学界对区域研究的反思时提到的：“一些研究强调，应该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反思区域研究，避免在研究时采取传统的区域研究‘容器式’的思维（即认为文化的特征和地理的边界相一致）。”因此，既可从东南亚区域的整体层次把握越南历史发展的脉络，也可以多样化的视角来审视这片区域，越南的视角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在东南亚历史，尤其是大陆东南亚的历史上，越南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越南是中国西南方向的一个重要邻国，而山川相连的地理位置及特殊的历史渊源，亦使其成为历史上与中国保持最密切关系的周边国家之一。特别是自后黎朝至阮朝四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越南进一步推行、强化中国式的行政管理及密集型三角洲农业经营方式，推崇中国古典文化，并不断向更远的南方地区推进。也就是说，越南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与中国的密切互动而对东南亚产生了重大影响。

结    语

当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蓬勃兴起，“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是时代所需”，如何推动区域国别学学科范式创新和研究路径突破，关乎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时，“历史学的视角有助于理解和洞察现实问题的本质，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重要的历史线索”。在国别史的研究中，如何务实地选择多层次的区域载体作为观察研究对象历史演变的维度，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正如吴小安指出的，区域研究新的视角和框架“远远超过了以前民族国家疆界所规定的范畴，变成了跨地方、跨族群、跨文化、跨国家、跨地区、跨洲际和跨海洋的多元互动与多元身份认同”。从前述学者对越南史研究的讨论中也可看出，如果仅拘泥于某个国家，或简单僵化地套用“东南亚”一类在特定历史时空中形成的区域划分成例，显然会降低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说服力；而基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针对研究对象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务实地选择多层次的区域载体作为研究依托，或将产生学界普遍认可的学术成果。

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不是越南独有的特征，所以“我们应该避免将越南看作一个孤立的个案”。亚洲的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非洲的埃及和尼日利亚、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国也拥有悠久的历史，也曾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并在独立及发展过程中成为各自所在的区域联盟的成员。可以说，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是大部分历史悠久国家的共性。因此，选择多层次的区域载体开展国别史研究将是一种具有推广价值的具体方法。“地域的疆界从来就不是僵化和固定不变的，地理同时应该是方法论分析范畴随机应变的机关。”国别史研究的对象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均或多或少地与不同层级的区域产生过联系，并最终内化为塑造其今日状态的要素。如果希望从历史中找寻理解当下的钥匙，就应发现并厘清历史发展进程中多层次的区域联系。在国别史研究中，基于研究问题的逻辑边界，观照不同地域的时空联系，在国别、区域、全球的多重视角中把握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脉络，或许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路径。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