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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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的世界史理念及实践
发布时间：201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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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兰克被视为民族国家史学的鼻祖。二战后，随着联邦德国史学界对民族国家史学的反思与批判，兰克的名字也不可避免地被划入了德国史学史的负资产清单。最近几年，在全球史浪潮的推动下，德国史学界对本国的世界史学传统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因兰克在其晚年撰写过多卷本《世界史》，所以其世界史理念及实践也是人们绕不过去的一笔史学遗产。
世界史应该是人类关联史
兰克在82岁高龄时宣布要撰写一部《世界史》。作出这一决定，并非一时兴起。事实上，从1818年起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担任中学历史教师，到1825年在柏林大学任教，兰克讲授的便是“普遍史”或世界史。在其以往出版的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史著作的序言里，经常有涉及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史的铺垫。
不仅如此，兰克一直怀有撰写一部符合自我史学理念的《世界史》的学术雄心。这一雄心源自他对19世纪初欧洲世界史书写的不满。从1736年起，英国史学界推出了60多卷本以各民族史为单位的世界史巨著，彻底改变了欧洲学术界以往受《圣经》影响的狭隘的世界史观念。德国学者纷纷效仿，并试图超越这部巨著。一个重要的突破点便是，英国史学界的世界史著作虽然几乎涉及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但缺乏内在的联系性与系统性，只能算是一部各民族历史的汇编，而从康德到费希特再到黑格尔，德国哲学家都提出自己的世界史体系。他们通常把人类历史解释为一部逐步实现自我完美的进步史，并把欧洲置于其先锋位置。
早在19世纪30年代初，还是柏林大学副教授的兰克就对此类历史哲学式的世界史理念做出了尖锐的批判。兰克指出，一方面，这种进步历史观在哲学界仍然颇有争议，不是哲学界的一致意见；另一方面，它只是以某几个民族的历史为依据，而视其他民族的历史为不存在或不重要。如果放眼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其实它们自古至今都处于极其不同的状况之中。在兰克看来，历史哲学是一种“不成熟的哲学”。哲学家们依据少数历史事实创建了自己的概念体系，他们重视的是概念之间的逻辑性，而忽视了概念与事实之间是否一致。在使用其概念体系解释世界历史时，哲学家们常常只挑选符合其体系的事实，而对那些不符合其体系的事实视而不见。因此，历史哲学不能胜任世界历史的研究与书写。与此相反，历史学虽然研究具体个案，与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宏观把握似乎相距很远，但若历史学家在做好个案研究的同时，注重历史事物之间的关联性，立足于微观而放眼宏观，从少到多，从小到大，却是有可能在未来实现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理解与解释的。
当然，兰克对英国史学家的世界史撰写方法也是不满意的。在其《世界史》的前言中，兰克明确指出，各民族史的汇编还不能成为世界史。因为这种汇编忽视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联，而人类共同体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兰克心目中的世界史，是一部人类交往与融合史。
为什么没有古代中国
兰克在其《世界史》的前言里也说明了这部著作所不能包括的内容，如地球与人类的起源、文字出现以前的人类历史。他认为，地球与人类的起源问题，只能由宗教与自然科学来回答。历史学只能研究拥有文字记载的以及历史遗迹可解读的人类历史。让中国读者感到困惑的是，兰克也把古代中国排除在其世界古代史之外。兰克不同意以往把“某个东方民族”视为世界历史的出发点的做法，并提出了似乎符合其世界史理念的理由：不能从处于“永久的停滞状态”的民族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内在运动。在他看来，中国人的古代文明虽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中国人长期处于自我封闭与停滞状态，没有与其他民族发生密切交往，而一个民族只有在与其他民族发生密切交往时才算真正进入了世界历史。
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与其他民族密切交往的例子数不胜数，其中也不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与规模的先例，如汉武帝打击匈奴的政策迫使部分匈奴部落西迁，由此引发“民族大迁徙”，最终推动日耳曼人进犯古罗马帝国，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等等。兰克在其《世界史》中虽然也提到了“民族大迁徙”，但认为它不是日耳曼人入侵古罗马帝国的主要推动力，由此错过了向东方进一步探索欧洲历史进程的世界性关联的契机。
兰克把古代中国视为处于“永久的停滞状态”，其实是落入了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的陷阱，接受了黑格尔对古代中国的固定印象，而不是像他本人一再要求的那样，对历史个案进行具体的研究。兰克将古代中国排除在其世界史之外，其实有着更为现实的原因。按照兰克自身严格的史学研究规范，历史写作必须建立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对于处于耄耋之年、生活在欧洲文化中的他来说，学习并通晓汉语、获得并使用中国历史文献，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时德国读者普遍认为的中国是一个自我封闭、自古不变的民族的“定论”，便成为绕过这些障碍的托词。
难以摆脱的欧洲中心主义
自1877年开始到1886年去世，兰克先后推出了六卷本《世界史》，此后他的助手又在其遗稿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三卷本，共为九卷本（16册）。在时间上，《世界史》只写到15世纪，因此只是一部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史，并且是以欧洲史为核心的。因兰克在此前已经完成了15世纪以来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所以他的《世界史》等于是为其近代欧洲史补充了古代中世纪的基础。
兰克很清楚，仅仅是欧洲史还不能成为世界史，他必须走出欧洲的家门，但他不过是在欧洲的南大门口“遛了个弯”，就迅速返回了熟悉的欧洲家园。受欧洲中心主义理念以及知识结构的影响，兰克所撰写的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史只是一部略带有非欧洲背景、与近中东的非欧洲文化略有关系的欧洲古代与中世纪史。支撑这种与欧洲以外的世界沾点边的“世界史”的，是一种特殊的世界历史哲学，即世界历史的核心是欧洲多民族国际体系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兰克认为，这一体系起源于古埃及，因为在那里最早形成了一个埃及——闪米特多民族体系。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这一体系又将欧洲各民族吸纳进去，逐步形成了新的越来越广泛的、以欧洲为核心的近代世界体系。换句话说，兰克的世界史写作犹如在跟踪一个国际政治龙卷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它由小到大，最终席卷全人类。而其他民族被卷入之前的历史，则被排除在这一世界历史之外。
应该说，这种世界史撰写方法实际上也有悖于其历史主义的个体理念。众所周知，兰克在批判进步主义史学观时曾经说过，每个时代都是直达上帝的，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因此他反对将一个历史时代仅仅视作通向最佳状态的一个过渡。按照同样的逻辑，每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也都有其独立的价值。即便某些民族没有与其他民族发生密切关系，没有参与人类的大融合进程，也不应该将它们排除在世界历史的撰写范围之外。
不难看出，兰克的世界史并不是一部完整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史。它依然存在一些空白与缺陷，一方面因为古代与中世纪时期人类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客观上较少，另一方面由于许多交往的历史还没有被发现。更重要的是，各民族独立或基本独立生存的历史，尽管文明硕果累累，却被排除在外。在理论上，兰克也认识到民族史与世界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世界史不应该脱离民族史，成为虚幻的历史哲学，但也不能在民族史上停步不前。在具体的实践上，他却选择欧洲与近中东的民族史为其世界史的起点与重点。实际上，更为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把已知的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所有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历史的多个起点，在阐述其独立发展的同时，跟踪它们之间的交往并最终逐步形成人类大融合的历史。
总之，兰克的世界史实践是不完美的、令人失望的，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向世界史高峰挑战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在再次提及兰克的时候，人们或许应该意识到，他不仅是民族国家史学的鼻祖，而且也是世界史与全球史写作的一位先驱。
（作者：景德祥，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
世界史应该是人类关联史
兰克在82岁高龄时宣布要撰写一部《世界史》。作出这一决定，并非一时兴起。事实上，从1818年起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担任中学历史教师，到1825年在柏林大学任教，兰克讲授的便是“普遍史”或世界史。在其以往出版的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史著作的序言里，经常有涉及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史的铺垫。
不仅如此，兰克一直怀有撰写一部符合自我史学理念的《世界史》的学术雄心。这一雄心源自他对19世纪初欧洲世界史书写的不满。从1736年起，英国史学界推出了60多卷本以各民族史为单位的世界史巨著，彻底改变了欧洲学术界以往受《圣经》影响的狭隘的世界史观念。德国学者纷纷效仿，并试图超越这部巨著。一个重要的突破点便是，英国史学界的世界史著作虽然几乎涉及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但缺乏内在的联系性与系统性，只能算是一部各民族历史的汇编，而从康德到费希特再到黑格尔，德国哲学家都提出自己的世界史体系。他们通常把人类历史解释为一部逐步实现自我完美的进步史，并把欧洲置于其先锋位置。
早在19世纪30年代初，还是柏林大学副教授的兰克就对此类历史哲学式的世界史理念做出了尖锐的批判。兰克指出，一方面，这种进步历史观在哲学界仍然颇有争议，不是哲学界的一致意见；另一方面，它只是以某几个民族的历史为依据，而视其他民族的历史为不存在或不重要。如果放眼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其实它们自古至今都处于极其不同的状况之中。在兰克看来，历史哲学是一种“不成熟的哲学”。哲学家们依据少数历史事实创建了自己的概念体系，他们重视的是概念之间的逻辑性，而忽视了概念与事实之间是否一致。在使用其概念体系解释世界历史时，哲学家们常常只挑选符合其体系的事实，而对那些不符合其体系的事实视而不见。因此，历史哲学不能胜任世界历史的研究与书写。与此相反，历史学虽然研究具体个案，与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宏观把握似乎相距很远，但若历史学家在做好个案研究的同时，注重历史事物之间的关联性，立足于微观而放眼宏观，从少到多，从小到大，却是有可能在未来实现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理解与解释的。
当然，兰克对英国史学家的世界史撰写方法也是不满意的。在其《世界史》的前言中，兰克明确指出，各民族史的汇编还不能成为世界史。因为这种汇编忽视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联，而人类共同体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兰克心目中的世界史，是一部人类交往与融合史。
为什么没有古代中国
兰克在其《世界史》的前言里也说明了这部著作所不能包括的内容，如地球与人类的起源、文字出现以前的人类历史。他认为，地球与人类的起源问题，只能由宗教与自然科学来回答。历史学只能研究拥有文字记载的以及历史遗迹可解读的人类历史。让中国读者感到困惑的是，兰克也把古代中国排除在其世界古代史之外。兰克不同意以往把“某个东方民族”视为世界历史的出发点的做法，并提出了似乎符合其世界史理念的理由：不能从处于“永久的停滞状态”的民族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内在运动。在他看来，中国人的古代文明虽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中国人长期处于自我封闭与停滞状态，没有与其他民族发生密切交往，而一个民族只有在与其他民族发生密切交往时才算真正进入了世界历史。
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与其他民族密切交往的例子数不胜数，其中也不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与规模的先例，如汉武帝打击匈奴的政策迫使部分匈奴部落西迁，由此引发“民族大迁徙”，最终推动日耳曼人进犯古罗马帝国，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等等。兰克在其《世界史》中虽然也提到了“民族大迁徙”，但认为它不是日耳曼人入侵古罗马帝国的主要推动力，由此错过了向东方进一步探索欧洲历史进程的世界性关联的契机。
兰克把古代中国视为处于“永久的停滞状态”，其实是落入了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的陷阱，接受了黑格尔对古代中国的固定印象，而不是像他本人一再要求的那样，对历史个案进行具体的研究。兰克将古代中国排除在其世界史之外，其实有着更为现实的原因。按照兰克自身严格的史学研究规范，历史写作必须建立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对于处于耄耋之年、生活在欧洲文化中的他来说，学习并通晓汉语、获得并使用中国历史文献，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时德国读者普遍认为的中国是一个自我封闭、自古不变的民族的“定论”，便成为绕过这些障碍的托词。
难以摆脱的欧洲中心主义
自1877年开始到1886年去世，兰克先后推出了六卷本《世界史》，此后他的助手又在其遗稿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三卷本，共为九卷本（16册）。在时间上，《世界史》只写到15世纪，因此只是一部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史，并且是以欧洲史为核心的。因兰克在此前已经完成了15世纪以来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所以他的《世界史》等于是为其近代欧洲史补充了古代中世纪的基础。
兰克很清楚，仅仅是欧洲史还不能成为世界史，他必须走出欧洲的家门，但他不过是在欧洲的南大门口“遛了个弯”，就迅速返回了熟悉的欧洲家园。受欧洲中心主义理念以及知识结构的影响，兰克所撰写的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史只是一部略带有非欧洲背景、与近中东的非欧洲文化略有关系的欧洲古代与中世纪史。支撑这种与欧洲以外的世界沾点边的“世界史”的，是一种特殊的世界历史哲学，即世界历史的核心是欧洲多民族国际体系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兰克认为，这一体系起源于古埃及，因为在那里最早形成了一个埃及——闪米特多民族体系。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这一体系又将欧洲各民族吸纳进去，逐步形成了新的越来越广泛的、以欧洲为核心的近代世界体系。换句话说，兰克的世界史写作犹如在跟踪一个国际政治龙卷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它由小到大，最终席卷全人类。而其他民族被卷入之前的历史，则被排除在这一世界历史之外。
应该说，这种世界史撰写方法实际上也有悖于其历史主义的个体理念。众所周知，兰克在批判进步主义史学观时曾经说过，每个时代都是直达上帝的，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因此他反对将一个历史时代仅仅视作通向最佳状态的一个过渡。按照同样的逻辑，每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也都有其独立的价值。即便某些民族没有与其他民族发生密切关系，没有参与人类的大融合进程，也不应该将它们排除在世界历史的撰写范围之外。
不难看出，兰克的世界史并不是一部完整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史。它依然存在一些空白与缺陷，一方面因为古代与中世纪时期人类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客观上较少，另一方面由于许多交往的历史还没有被发现。更重要的是，各民族独立或基本独立生存的历史，尽管文明硕果累累，却被排除在外。在理论上，兰克也认识到民族史与世界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世界史不应该脱离民族史，成为虚幻的历史哲学，但也不能在民族史上停步不前。在具体的实践上，他却选择欧洲与近中东的民族史为其世界史的起点与重点。实际上，更为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把已知的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所有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历史的多个起点，在阐述其独立发展的同时，跟踪它们之间的交往并最终逐步形成人类大融合的历史。
总之，兰克的世界史实践是不完美的、令人失望的，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向世界史高峰挑战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在再次提及兰克的时候，人们或许应该意识到，他不仅是民族国家史学的鼻祖，而且也是世界史与全球史写作的一位先驱。
（作者：景德祥，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