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陆启宏，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Iggers，1926-2017)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在欧洲史、欧洲史学史和欧洲思想史领域很有建树，主要著作包括：《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1968)、《欧洲史学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1975)、《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1997)以及《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2008)等。

　　我们可以看到，伊格尔斯通过这些著作逐渐形成了其对20世纪西方史学史的完整认识。在1975年出版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中，伊格尔斯从“传统科学历史观的危机”入手，讨论社会科学对20世纪史学的影响。伊格尔斯将“作为一种历史社会科学的历史学概念”区分为三种类型：法则论的、阐释学的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以年鉴学派、联邦德国的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代表。①在1984年的修订版中，伊格尔斯增加了一章，用以讨论“对过去十年的回顾”。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伊格尔斯最终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分为三个阶段：作为一种学术规范的历史学的确立(早期阶段)、社会科学对传统学术研究的挑战(中期阶段)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想对社会科学研究路线的批判(最后阶段)。

　　伊格尔斯指出，兰克在19世纪奠定的“科学的”历史学有三项基本前提：真实性(“认为历史学是描绘确实存在过的人和确实发生过的事”)、意图性(“假设人的行为反映了行为者的意图，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要理解这些意图以便重建一篇完整一贯的历史故事”)和时间序列(“随着一种一维的、历时的时间观念在运作的，其中后来的事件是在一个完整一贯的序列之中随着较早的事件相续而来的”)；而这些前提“在最近的史学思想中却逐渐地受到了质疑”。正是这种质疑导致了20世纪的西方史学的转折，转向了伊格尔斯所谓的中期阶段，即“由19世纪的专业历史学所特有的那种叙事的、朝着事件定向的历史学之转化为20世纪朝着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研究与写作的形式”。②伊格尔斯在1975年出版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中主要讨论的就是这场转变。

　　这种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尽管历史学家不再关注社会上层和精英，转而关注普通的民众，但是这些普通民众是淹没在长时段的趋势、社会的结构以及各种数据图表之中的，而非活生生的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没有人和事件的历史学”日益受到批评和质疑。英国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在1970年就指出：“在追求统计事实时忽略了个人以及他们的态度。”③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又出现了一次转折。伊格尔斯正确地将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在1979年发表的《叙事史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一文作为这一转折的标志。斯通在文章中宣告“叙事史的复兴”，认为叙事史的复兴正是对“科学化的历史”的反动，认为这“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对昔日的变化做出一种有条理的科学解释的努力的终结”。④斯通指出了人类学在叙事史复兴中的作用，他在《叙事史的复兴》一文的修订版中写道：“叙事史在一些‘新史家’中复兴之首要原因就是人类学取代社会学和经济学，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学科。”⑤

　　伊格尔斯和斯通一样，敏锐地注意到人类学在20世纪末的这次西方史学转折中的显著作用。正是对于人类学的关注使得历史学家转向了“文化”，即历史学的主题“从社会结构和历程转移到广义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面来”；历史学家“从人类学家那里学到了文化对于理解政治社会行为的重要性”。⑥伊格尔斯写道：“如果说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曾经力图以对社会的研究取代对政治的研究的话，那么新的历史学就转向研究被人理解为是日常生活与日常经验的条件的文化”。⑦这种转变体现在西方各国的史学研究上，如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德国的日常生活史、英国的社会史和美国的新文化史等。

　　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学家就倡导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例如：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La Société Feodale)不是将焦点聚集在封建主义的政治、教会和司法体制方面，而是“从人类学切入封建主义，把它当作是一个各种人际关系的复合体”。⑧而真正提出历史人类学的是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倡导历史学与人类学紧密结合。《年鉴》1974年第6期的专刊“倡导一种历史人类学”(Pour Une Histoire Anthropologique)，其前言写道：“我们期待由它们(指历史学和人类学)在概念领域的统一所产生的两者实际合作。如果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在他们的菜谱和餐桌礼仪方面仍有不同，但他们在同样的领域内追捕同样的猎物。”⑨

　　意大利微观史学的研究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以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和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等人为代表，他们最早使用“微观史学”(Microhistoria)一词，来界定这种“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⑩微观史学试图建立一种微观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因此大量借鉴人类学尤其是克利福德·格尔兹的理论和研究。(11)

　　德国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反对史学的社会科学倾向的结果。(12)日常生活史的目标是：“通过调查日常工作、居家和游戏的物质环境，以及通过进入工作场所、家庭和家户、街坊、学校中的大众经验的内在世界(简言之，所有这些背景通常被划归为文化领域)，发展一种对于普通人生活的更为质性(qualitative)的理解。”(13)日常生活史受到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的新左派、布尔迪厄的“实践论”、爱德华·汤普森和其他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及英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影响。(14)其中人类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边缘群体(他者)的关注和微观的视角上。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英国的社会史也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伊格尔斯在《欧洲史学新方向》修订版的《对过去十年的回顾》中写道：“社会史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不仅没有中断，实际上还有所加强……目前，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社会史，但现在其社会科学基础是放在诸如人类学和符号学这些探索集体意识、价值和意义，并将人视为历史局势中的积极因素的学科之上，而不是放在地理学、经济学或人口统计学这些对人类自由加上了外部限制的科学之上。”(15)如果说“社会学是研究观察对象的社会科学”，而人类学则是“力求详尽阐述观察对象的社会科学”。(16)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了英国社会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在英国，社会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至关重要的学科，至少是唯一一门能让一些历史学家(包括我自己)抱有持续的兴趣并不断从中获益的学科。”(17)1976年，爱德华·汤普森在印度的一场讲演中表达了他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看法。汤普森认为，对历史学家而言，人类学的影响“不在于模型建构，而在于寻找新的问题，用新的方式看待老的问题，强调规范(或价值体系)和仪式，关注骚乱形式的表达功能，以及权威、控制和霸权的象征表达”。(18)

　　人类学在美国新文化史中的作用则更为重要，如伊格尔斯所指出的，对于文化的强调，“把历史学和克利福德·格尔兹的人类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

　　克利福德·格尔兹的人类学是建立在反思“文化”这一人类学核心概念的基础之上的。格尔兹的文化概念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20)

　　格尔兹将文化视为文本，他认为：“观点、乐曲、公式、地图和图片均非可供观赏的理想之物，但却是可供解读的文本；仪式、宫殿、技术及社会组合物亦是如此。”(21)因此，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解读这些文本，并解释文本里“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格尔兹写道：“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种文本的集合体——这些文本自身也是集合体，而人类学家则努力从这些文本的当然拥有者的背后去解读它们。”(22)而解读文本的方法就是格尔兹所提出的“深描”。“深描”(thick description)是格尔兹从美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那儿借用的术语，是指对意义的分层次的深入阐释，因此民族志不再是一种观察行为，而是一种解释行为。格尔兹将这种“深描”式的民族志归纳为四个特点：(1)阐释性的；(2)它所阐释的对象是社会话语流；(3)这种阐释在于努力从一去不复返的场合抢救对这种话语的“言说”，把它固定在阅读形式中；(4)它是微观的描述，“典型的人类学方法，是通过极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的阐释和比较抽象的分析”。(23)

　　对格尔兹而言，文化作为文本之所以是可解读的，是因为文化是公共的，而其中的意义是共享的，他在《文化的解释》中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经典论述：

　　我所采纳的文化概念本质上属于符号学的文化概念，以下的论说文试图表明它的效用。我与马克斯·韦伯一样，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24)

　　因而，对文化的解释工作“就是清理意义的结构，并确定这些意义结构的社会基础和含义”。(25)

　　格尔兹反对将文化看作是纯粹的符号系统，而必须要关注行为，因为“文化形态正是在行为之流中得到表达的……它们的意义来自它们在现行生活模式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是来自它们互相之间的任何内在关系”。(26)因此对格尔兹而言，文本根植于真实经验世界中的行为，而人类学解释就是对所发生之事的“阅读”。(27)

　　格尔兹的《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一文正是运用“深描”的典范，它对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格尔兹在文章中将巴厘岛的斗鸡作为一个文本看待，并用“深描”的方法对其进行多层次的阐释，揭示了斗鸡是“三种属性的结合”：“直接的戏剧形态、隐喻的内涵和它的社会场景”。(28)

　　格尔兹的“深描”方法及其在斗鸡分析中的运用对20世纪后期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新文化史家主张“用格尔兹的方法代替史学方法，把文化史研究看作是对过去所做的民族志描写”。(29)新文化史家林·亨特(Lynn Hunt)指出：“解读意义并非推导出解释的因果律，相反地，是被当作文化史的核心任务，就如同格尔兹提出它是文化人类学的核心任务那般”。(30)

　　美国新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中达恩顿就借鉴了格尔兹的人类学方法，“以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并称之为带有民族志特点的历史学。(31)达恩顿在书中力求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合流，探讨“人类学的史学”之可能性，人类学为历史学提供了：一个通路(将一个表面上无法理解的仪式、文本或行为作为研究异文化的切入点)、一个过程(“一贯试着从在地人的观点看事情，试着了解当地人寄意所在，也试着寻求意义的社会面向”)以及一个作为象征世界的概念，在其中“象征是共享的”。(32)达恩顿的研究是一种从“文本(text)到语境(context)”的研究，试图解释符号之间的隐喻关系(metaphorical relations)。(33)而解释文本的方法就是格尔兹的“深描”方法，达恩顿在《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里的《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一文中正是从社会的、节日的和象征的三个层次阐释屠猫事件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史学的这次转折还涉及另一个方面：“语言学转向”。尽管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与科学的历史学有很大差别，但它们分享了两个“关键性的观念”：(1)“肯定历史学研究的乃是一个真实的主题，而历史学家所总结出来的叙述必须与之相符”；(2)“双方都是以一种单线的时间观念、都是以这一概念在进行操作的”。(34)而“语言学转向”正是对这些观念的质疑。正如伊格尔斯所说的：“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就达到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历史学是更紧密地与文学而不是与科学相联系着的。”(35)格尔兹的人类学与“语言学转向”是有关联的，因为格尔兹主张将文化作为文本。历史学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正如伊格尔斯所敏锐地指出的：“假如我们接受这种批判的前提的话，那么有意义的历史著作便会是不可能的事。”(36)

　　格尔兹的人类学以及受格尔兹人类学影响的历史学(格尔兹式的历史人类学)就存在着这种困境，正如伊格尔斯所说的：“但事实上，格尔兹对文化的解释并没有任何控制机制。”(37)格尔兹的人类学和格尔兹式历史人类学的核心就是将文化视为文本，并用“深描”的方式解释其中象征的意义。但是，一旦将文化视为文本，文本和解释的问题就会影响人类学或历史学的研究，这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

　　(1)文本的问题。如前所述，格尔兹人类学的核心是将文化视为文本(Culture as Text)，因此格尔兹研究的对象仍是文化。但是，格尔兹式历史人类学(如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研究的对象却是文本中的文化(Culture in Text)，其核心是文本。在这里，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消失：对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其田野考察的直接结果，无须辨识其真实性，而历史学家则需要辨识其所研究文本的真实性。例如：在《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中，达恩顿没有辨析孔塔的文本，而想当然地将之视为真实事件的记录，而非虚构的故事。哈罗德·玛(Harold Mah)更是指出达恩顿曲解了孔塔文本的整个语境，在孔塔文本随后的段落中这些工人并没有逃脱惩罚，这样就改变了整个故事的基调。(38)对于运用格尔兹人类学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往往忽视了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的一句话：“人类学家不研究乡村；他们在乡村里作研究。”(39)

　　夏蒂埃(Roger Chartier)也反对达恩顿对“文本”的格尔兹式的解读。夏蒂埃质疑了将格尔兹的“深描”方法应用于历史学研究的有效性：“将完成的行为或被述说的故事视为‘文本’是否合理？”夏蒂埃写道：

　　我们是否能够将文献(一个古老事件的仅有痕迹)和实践本身视为文本？在这里是不是存在混洧书写表达的逻辑和形成“实践感”所产生的逻辑这两种逻辑类型的危险？对像“文本”或“阅读”这样的术语进行隐喻性的使用通常是有风险的，当我们通过人类学调查获得的仅仅是书写的文本时，情况更是如此。它不仅去除了赋予故事或仪式与字面意义一样多意义(或甚至更多)的言说或行为方式；最重要的是，一个有着自身地位的真实文本介于观察者和假定的口头或节日的“文本”之间。在这个意义上，屠猫事件并不是斗鸡游戏：在叙述和解释中，历史学家所依赖的是一个已经由此构成的报告和一个已经存在的文本，这些文本都有着它自己特殊的目的。文本展现了事件，但它也将事件建构为书写行为的结果。(40)

　　(2)象征的问题。象征通常是多义和多价的，很难确定其明确的意义。历史学家鲍勃·斯克里布纳(Bob Scribner)指出，对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而言象征是复杂的社会实践，因此需要注意如下问题：

　　随着时间变化，象征的效用和意义是否改变，为什么某种象征在特定时间内比另一种象征更受欢迎，是否所有的象征都有能被历史学家获取的明确意义。此外，对于象征行为的强调在唯心主义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忽略了很多物质文化的功能的和实用的方面：有时一根管子仅仅是一根管子。在象征的建构和解释中社会性别的问题使得问题更为复杂。(41)

　　对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批评来自法国史学家罗杰·夏蒂埃对《屠猫记》的评论。夏蒂埃反对达恩顿对“象征”的格尔兹式的理解以及将文化定义为“象征世界”，夏蒂埃指出：

　　我们几乎不能假定象征符号与它所象征和呈现在我们眼中的事物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变化源自很多方面：关于符号，任何特定的象征都能传达很多意义；关于环境，一个符号能不能被赋予象征功能，这依赖于它被使用的环境；关于理解，一个群体或个人与其他群体或个人必然是完全不同的。声称象征“如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共享”似乎是危险的。相反，它们的意义是不稳定的、易变的、不明确的。(42)

　　可见，夏蒂埃和达恩顿对象征的理解存在着明显不同，达恩顿认为尽管象征是多义的，但象征意义是共享的，在语境中是可以理解的，而夏蒂埃则认为象征是不明确的，象征意义也不是共享的。

　　(3)解释的问题。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小问题。其一，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是否拥有解释的权威。对于这个问题，最严厉的批评来自美国人类学家温森特·克拉潘扎诺(Vincent Crapanzano)。克拉潘扎诺在《赫尔墨斯的困境：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一文中分析了格尔兹关于斗鸡的文本，探讨了“民族志作者的权威建构问题”，他写道：

　　尽管格尔兹用现象学-解释学作为伪装，但其实在“深度游戏”中并不存在从当地人视界出发的对当地人的理解。有的只是对建构出来的当地人的建构出来的视角的建构出来的理解。格尔兹没有为他对意图的归因、就主观性的断言、关于经验的声称提供足够分明的证据。他关于建构的建构的建构看来都不过是臆测，或者至少是把他的视角、他的主观性与本地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建构出来的本地人——的视角和主观性混为了一谈。(43)

　　格尔兹后来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95年出版的《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一书中提到民族志研究普遍面临的道德困境时这样写道：“是谁给予我们权利去研究他们？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声音谈论他们时，难道我们不是在取代或盗用他们的声音？是否可能有不涉及玩弄权术和宰制的再现他人的方式？是否一切归根结底在于谁书写了谁？殖民主义死了吗？或者说，它是否终究会有死去的一天？”(44)

　　其二，过度解释问题。“解释”是格尔兹解释人类学和格尔兹式历史人类学的核心，因此“过度解释”也成为格尔兹式历史人类学无法解决的问题。达恩顿对屠猫事件的研究如同格尔兹对巴厘岛斗鸡游戏的研究，但是这两者并不完全相同，达恩顿的研究是基于对文本的分析，而格尔兹的研究是基于对事件的直接观察。因此，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达恩顿的研究方法是否存在对文本进行过度解释的问题。(45)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达恩顿对屠猫的研究提出的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解释而非一个历史事实。此外，格尔兹式历史人类学的微观视角关注“碎片”，但是这些“碎片”是否能与整体建立起联系已成为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需要考虑的问题。(46)

　　伊格尔斯面对历史学的后现代挑战，态度一直比较暧昧。在1984年《欧洲史学新方向》修订版所增加的第五章《对过去十年的回顾》中，伊格尔斯详细讨论了西方史学史在过去十年中很多发展的趋势，但对海登·怀特则一笔带过，没有认真地讨论。只是到了1997年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他才讨论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著作产生了一种重要的却又很有限的冲击”，并采取了罗杰·夏蒂埃的折中主义策略：“历史学是许多种叙述的形式之一，然而在它对真实性保持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一点上，它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在具体操作上，伊格尔斯倡导布尔迪厄的方式：“文化不能再看作一种自我包涵的文本了，而是必须要在变化过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语境之中加以观察，而这必须是通过它的符号来进行研究”。(47)

　　伊格尔斯在《欧洲史学新方向》和《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确立了一种20世纪西方史学史书写的范式。这一范式为后来很多的学者所接受。例如：张广智认为，西方史学经历了五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其中第五次转折“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从此开始了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这次转折在理论上受到马克思和韦伯理论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借鉴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新技术和方法”。这种“新史学”借鉴了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方法，与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范型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新政治史、新社会史、新经济史以及人口史等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在研究的主题内容方面，传统史学只关注“精英人物”和政治史传统，是“自上而下的历史”，而“新史学”则关注普通民众，是“自下而上的历史”。(48)显然，这一次转折所确立的正是伊格尔斯所说的以社会科学为取向的“中期阶段”。

　　而在第五次转折之后约20年，西方史学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伊格尔斯在1984年就已经意识到这一变化，他在《欧洲史学新方向》修订版所增加的第五章《对过去十年的回顾》中回顾了西方史学史在这十年(1975-1984)中的发展：“对于传统历史编纂学所忽略的社会阶级、文化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新的兴趣；更深入地探索历史行为的心理学和人类学基础；而且，在有限的但并非微不足道的程度上，扩大了历史的概念范围，并对历史学家的专业方法论程度采取一种更富于批判性的态度。”(49)之后，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专门讨论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西方史学发展趋势。周兵在张广智的五次转折论的基础上将西方史学这一以“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为标志的变化称为“第六次转折”。(50)

　　伊格尔斯对西方史学史的考察一直是动态的，几乎每过十年就要对西方史学进行回顾。伊格尔斯在1984年出版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修订版中，新增加了一章专门讨论1975-1984年西方史学的新发展。在1997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伊格尔斯则完整地考察了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伊格尔斯在2008年出版的《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与王晴佳等合著)中又将考察的视角延伸至2007年。伊格尔斯在写作《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时有两个基本观点：“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研究方法”以及“捍卫理性的探索”。第一点表明，伊格尔斯不再仅仅将考察的视野局限为西方，而是扩展到非西方世界；第二点则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表明伊格尔斯对后现代主义的怀疑和审慎的态度。(51)如果说《欧洲史学新方向》和《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讨论的重点是西方史学的转折，那《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则是史学史书写本身的转折，从全球的视野考察史学的发展：“在更广泛的思想、社会和经济的背景下追溯历史思想和著述从18世纪到21世纪初的发展，讨论的重点将放在西方和非西方的历史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上。”(52)

　　注释：

　　①[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②[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③Alan Macfarlane,The Family Life of Ralph Josselin,a Seventeenth-Century Clergyman:An Essay i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3.

　　④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 Present,No.85(Nov.,1979),p.19.

　　⑤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in Lawrence Stone,The Past &

　　The Present,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p.86.

　　⑥[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第16、18页。

　　⑦同上，第9页。

　　⑧[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第63页。

　　⑨"Introduction",Annales: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29 eannée,N.6,1974,p.1310.

　　⑩周兵：《当代意大利微观史学派》，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第93页。

　　(11)Giovanni Levi,"On Microhistory",in Peter Burke(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p.102.

　　(12)Geoff Eley,"Foreword",in Alf Ludtke(e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trans.William Templ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vii.

　　(13)Ibid.,p.viii.

　　(14)Geoff Eley,"Foreword","Labor History,Social History,Alltagsgeschichte:Experience,Culture,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veryday-A New Direction for Gennan Social History?",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61,No.2(Jun.,1989).

　　(15)[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第207页。

　　(16)同上，第217页。

　　(17)Eric Hobsbawm,"British History and the Annales:A Note" ,in Eric Hobsbawm,On History,London:Abacus,1998,p.243.

　　(18)E.P.Thompson,"History and Anthropology",in E.P.Thompson,Making History:Writings on History and Culltre,New York:The New Press,1994,p.201.

　　(19)[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第16页。

　　(20)[美]克利福德·格尔兹：《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见氏著：《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3页。

　　(21)[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

　　(22)[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见氏著：《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第511页。

　　(23)[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见氏著：《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第23-24页。

　　(24)[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见氏著：《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第5页。

　　(25)同上，第10-11页。

　　(26)同上，第20页。

　　(27)Elizabeth A.Clark,History,Theory,Text:Historians and the Lnguistic Tur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48.

　　(28)[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见氏著：《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第503页。

　　(29)王爱和：《人类学和历史学：挑战、对话与发展》，载《世界民族》，2003年第1期，第35-36页。

　　(30)[美]林·亨特：《历史、文化与文本》，载[美]林·亨特主编：《新文化史》，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31)[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序”，第1页。

　　(32)同上，第286页；Roger Chartier,"Text,Symbols,and Frenchness",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57,No.4(Dec.,1985),p.683。

　　(33)Robert Darnton,"The Symbolic Element in History",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58,No.1(Mar.,1986).

　　(34)[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第4页。

　　(35)同上，第10页。

　　(36)[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第13页。

　　(37)同上，第144页。

　　(38)Dominick LaCapra,"Chartier,Darnton and the Great Symbol Massacre",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60,No.1(Mar.,1988); James Fernandez,"Historians Tell Tales:Of Cartesian Cats and Gallic Cockfights",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60,No.1(Mar.,1988); Harold Mah,"Suppressing the Text：The Metaphysics of Ethnographic History in Darnton's Great Cat Massacre",History Workshop,No.31(Spring,1991).

　　(39)[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见氏著：《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第25页。

　　(40)Roger Chartier,"Text,Symbols,and Frenchness" ,p.685.

　　(41)Bob Scribner,"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Early Modern Europe",in R.Po-Chia Hsia and R.W.Scribner(eds.) ,Problems in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Early Modern Europe,Wiesbaden:Harrassowitz,1997,pp.19-20.

　　(42)Roger Chartier,"Text,Symbols,and Frenchness",p.689.

　　(43)[美]温森特·克拉潘扎诺：《赫尔墨斯的困境：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见[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7页。

　　(44)[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林经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

　　(45)Roger Chartier,"Text,Symbols,and Frenchness",p.685.

　　(46)John and Jean Comaroff,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2,pp.16-17.

　　(47)[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第13-14、144-145页。

　　(48)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39、343页。

　　(49)[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第229页。

　　(50)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51)[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等：《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52)同上，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