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求真方面，修昔底德一直是西方古代史家的典范，近代实证主义史家更是将其视为客观的、科学的历史学家的先驱。然而在20世纪初，西方学界已开始有学者对修氏“客观的”、“科学的”的史家形象提出质疑。20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西方学界“语言学转向”的发生，在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影响之下，学者们更加关注并强调修氏的文本语言、内容结构、叙事技巧、表现手法等艺术特征，修氏“客观的”、“科学的”史家形象几乎被彻底颠覆，有学者甚至称之为最不客观的历史学家。应当说，学者们揭示出修氏史学思想中主观性和艺术性的一面，特别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对于我们理解修氏的求真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结合古代希腊史学观念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流变，对修氏求真思想的内涵、特征及其思想根源作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修氏的求真思想包含对历史事实的考辨和对历史本质与普遍规律的探求两个层次。修氏探寻历史的本质和普遍规律，并视其为永恒不变的东西，体现了古希腊思想中的实质主义特征，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古代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和巨大进步。修氏的求真思想建立在其人性说的基础之上，因此其中所体现的客观与主观、特殊与一般的矛盾也根源于此。具体讨论如下，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

　　古代希腊史学求真思想和求真方法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荷马史诗》作为古代希腊史学的源头，其中已蕴含了求真思想的萌芽。诗人荷马认为他所吟唱的内容是出于缪斯的启示，并常常求助于神的权威来回忆往事：

　　告诉我，家住俄林波斯的缪斯，你们无处不在，无事不晓，而我们，只能满足于道听途说，对往事一无知了。

　　有学者指出，诗人荷马的这种神赋论已开始对“在场”、“目击”与“传闻”进行区别，强调叙事的“目击”前提和眼见为实，因而具有了一定的经验基础和理性因素。不过，荷马包括公元前8世纪的农民诗人赫西俄德只是歌颂神（缪斯）告诉他的事情，还没有形成对事实进行探寻和研究的自觉意识，更谈不上对神的启示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和批判。

　　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希腊人的思想开始从诗歌的形式过渡到偏重于思维的形式”，爱奥尼亚散文纪事家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检验古希腊人的各种旧闻传说，区分事实与虚构。米利都人赫卡泰乌斯在其《谱系志》中申明：“我写的是我认为真实的东西，因为希腊人所拥有的似乎对我来说是荒唐可笑的。”尽管赫卡泰乌斯具有了批判和求真精神许多故事，但除了与外国历史对比之外，还没有发展出具体有效的历史批判方法。而且，他批判性的调查研究只限于遥远的过去，仍属于神话传说领域，而非历史领域。这“既表明他从神话中解放历史的愿望，又说明他还不能区分二者”。

　　直到希罗多德《历史》的出现，历史学才作为史家通过调查研究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知识形式，真正地从神话中独立出来。希氏开篇便宣称，《历史》的内容是作者本人的调查研究成果。尽管希氏出于“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的撰述目的，基本秉持“有闻必录”的原则，“让记录同批评相比时拥有优先权”。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已经自觉地将自己实地观察、调查所得与目击者的证词、传闻等口述资料相区别，并且在撰述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史料批判方法，从而超越了其前辈赫卡泰乌斯。因此，学者们一般认为，希氏《历史》一书不仅意味着历史学的诞生，“还标志着批判性著述的开端，尽管它实际上还很朴素”。

　　不过，希氏在撰述中虽然对一些事件的真实性进行检验和判断，但并没有形成一贯的或统一的认识，“人们只好从他的整个著作中得出他关于证据的观念是什么”。修昔底德则对古希腊诗人和散文编年史家的史学思想和方法进行了严厉批判，在西方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历史的探寻依赖于证据和对证据的批判：

　　我相信，我从上面所援引的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总体上看是可以相信的。可以肯定，这些结论比诗人的结论更可信，因为诗人常常夸大事实；也比散文编年史家的结论更可信，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吸引听众而不是说出事实真相；他们处理主题往往是缺乏证据的，岁月悠悠抹去了它们的历史价值，使其迷失于传说的雾境中。在探讨古代历史时，我们可以要求只用最确凿无疑的材料，得到我们所期望得到的正确结论。

　　对于当代史事的叙述，修氏主要依靠亲身的经历以及目击者的证词，对此，他也自觉确立了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并对史学求真的限度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

　　在叙事方面，我绝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因为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未必完美无缺。

　　此外，修氏在撰史过程中也间或运用了史诗、地方编年史、档案、铭文等文献和考古证据。修氏使用文献和考古资料大多“与过去的历史有关”，“我们认为最保险的历史研究方法在修昔底德看来只是第二位的，只有在不可能获得确实和详细的资料的情况下，用来代替直接的观察”。修氏在研究古代历史时发现，希腊后世流传下来的很多记载和传说都是不可信的，经不起证据的检验。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常常不加批判就轻易地接受所有古代的传说故事，就是对于那些和他们本国相关的故事，甚至当代的历史，也是一样。修氏认为，尽管由于时间的间隔和证据缺乏，人们对于古代历史难以做到完全确知，但通过认真地批判考核证据，史家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取历史事实的真相和关于古代历史的正确认识的。例如，修氏以荷马史诗为证据，指出诗人从来没有用“希腊人”来称呼全体希腊联军，以此证明在特洛伊战争以前，古代希腊诸部没有组织过任何共同行动。根据诗人荷马的记载和希腊各地的古风遗俗，修氏揭示了居住在沿海地区和岛上的早期希腊人常以海上掠夺为谋生手段的事实。修氏在采用荷马史诗等文献资料时，也对其进行了批判。如修氏指出，阿伽门农之所以能组建联军，“主要是由于他实力超群，而不是因为那些求婚者向丁达琉斯宣了誓就必须跟随他”。他也批判地运用荷马关于希腊联军舰船数量的记载，对远征特洛伊的希腊军队数量进行了估算。修氏还根据考古资料证明卡里亚人曾在提洛岛殖民的事实。“在这次战争期间，雅典在提洛岛举行祓除仪式时，岛上的坟墓都被发掘。可以发现超过半数的死者是卡里亚人，他们殉葬武器的风俗和埋葬的方式，与现在卡里亚人的习俗是相同的”。

　　对于当时“其他希腊人”中间流传的很多没有根据的说法，修氏也进行了批判。“例如，有一种看法认为拉西代梦的每一位国王有两票表决权，事实上他们只有一票表决权。有人认为拉西代梦有一支名叫‘皮塔涅’的军队，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以上两事都见载于希罗多德《历史》中，因此修氏所批评的“其他希腊人”里，无疑包括希罗多德在内。

　　在第一卷的序言中，修氏还批评了雅典人的轻信和对本国历史缺乏真正的了解，并以雅典历史上著名的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刺杀希帕库斯一事为例说明。在第六卷的一段著名的插话中，修氏再次详细追述了该事件的原委。雅典人对于皮西特拉图斯家族僭主制的严酷统治记忆犹新，将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视为反抗僭主暴政的勇士。然而修氏指出，雅典人关于本国这段史实的认识并不正确。首先，当时雅典僭主的统治是比较温和的，并非暴政，僭主们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智慧和美德。其次，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行刺希帕库斯根源于一场同性恋的纠纷，本属个人私事，并非为了争取公众自由；他们二人误以为阴谋暴露，因而采取鲁莽的刺杀行动；而且他们所刺杀的希帕库斯也并非如雅典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当时的雅典僭主，而是雅典僭主希皮亚斯的弟弟。为了证明这一点，修氏三次引用了铭文资料，并指出“希帕库斯因其悲惨命运而闻名于世，也使后世相信他是当时的僭主”。此次刺杀事件发生后，雅典僭主希皮亚斯担心自身安全，才开始了严酷统治。因此，雅典僭主的严酷统治是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行刺事件所导致的结果，而非导致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行刺事件发生的原因。雅典人颠倒了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由此可见，修氏认为，通过对史料证据进行严格批判，史家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历史事实——无论是古代的史实，还是当代的史实——的真相的。而人们之所以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事实，是因为“大多数人不用批判的方式去处理所有的传说”，“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找麻烦去寻求真理，而很容易听到一个故事就相信它了”。修氏在撰史过程中，自觉践行自己所确立的史料批判原则，详实地记载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相关事件，因而荣膺了“科学的历史学家”的美誉。　　

二

　　对人类历史本质和普遍规律的探求，是修氏求真思想中更为深刻的内容，体现了希罗多德之后古代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对此，柯林武德有相当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希罗多德感兴趣的主要是事件本身，而修昔底德感兴趣的主要是事件发生时所依据的规律，其主要目的是要证实心理学的规律，即支配各个事件之间关系的不变法则。“修昔底德在史学思想上并不是希罗多德的继承人，而是一个把希罗多德的历史思想掩盖并窒息在反历史的动机之下的人”。柯林伍德此处所谓的“心理学规律”无疑指的是修氏的人性说，当然，关于修氏的人性说是不是心理学的规律，修氏的史学思想是否具有反历史的倾向，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详见下文）。不过柯林伍德指出修氏不是为叙述事实而叙述事实，而是致力于探求人类历史的本质和“永恒不变的真理”，的确抓住了修氏思想的核心。

　　修氏在《伯战史》第一卷的序言中宣称：

　　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类似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只是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修氏在此处明确地将史学的求真与致用联系起来，这在西方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具有重大意义。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修氏认为，他所求之真不仅适用于了解过去，还能指导未来，这意味着它不单单是具体史实的真，更是带有一般性或普遍性的真。而这种真之所以能鉴往知来，乃是“因为人性总是人性”，人性是不变的。即不变的人性是历史的本质，具体的、变化的历史事件是人性的表现，通过考察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和以往的史实可以认识和理解其背后不变的本质和规律，并用以指导未来，理解将来发生的类似事件及其原因。修氏关于史学求真和致用的信念正是建立在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人性这一观念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有学者所言，修氏的撰述宗旨表明：

　　它所关注的一种真实之物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个别的；它应该从过去之物中廓清而出并能为将来之物所用。……“过去之物与将来之物”是一种“正反相对的措辞”，用来表述某种不折不扣地正在发生的事物，这种事物因其基于人性而被当做根本的、在个体事物的一切变化之中历久不变的深层存在。……这条道路只能通过对特殊事件的批判性研究而导向适用的和普遍的东西。

　　按，人性，古希腊文Φνσιs，拉丁音读physis，英译作nature，中文译为自然、本性。Physis是名词，其源自动词Φνω，拉丁音读phyo，词义为产生、成长等。Physis一词大概最早为爱奥尼亚哲学家所运用，以说明自然界事物的产生、变化及其特征。至公元前5世纪，此词更多地指人的本性。从自然的physis转到人的physis，表明古希腊思想家开始关注人及人类社会，反映了哲学思想的进步。Physis指人的本性，其涵义较为广泛，包括自然而来的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人类所共有的品性、能力、生理特征等。在《伯战史》中，修氏重点关注的是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即人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欲望、好斗性以及人的情绪（激情、安全、恐惧、希望）等。

　　在修氏笔下，对权力的追求，即强者对弱者的征服是人性最显著的表现。雅典使者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曾指出强者统治弱者是一条一直存在的、符合人性的法则，在臭名昭著的“米洛斯对话”中，雅典人又明确指出，这是一条“来源于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的必然法则”。这一法则是必然的、永远存在的，其来源的基础——神性和人的本性也是不可能变化的。这种人性不变的观点，是修氏特别强调的。人性一方面表现为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弱者臣服强者时，却力图摆脱强者的统治。后者就城邦而言，是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伯战史》全书。受雅典控制的塔索斯邦，摆脱了依附于雅典的地位。修氏对此评论说：“在雅典的许多属国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因为这些城邦一旦建立稳健的政府，享有行动的自由，他们就追求绝对的自由，不会理睬雅典人向他们提出的有关法律和秩序的空洞说教。”而弱小的城邦获得自由和独立后，又会顺从人性追求统治其他弱者的权力。“人性的本能，就是统治那些屈服者，正如他们抵抗那些想攻击他们的人一样”。正如雅典人对米洛斯人所说的，“你们和其他人如果有了我们现有的实力，也会做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所以，在雅典人看来，如果不能持续保持帝国的扩张去统治其他国家，那么他们已经拥有的帝国就有丧失的危险，进而被其他国家所奴役。

　　在《伯战史》中，人性还表现为对财富和荣誉的追求。修氏指出，雅典的扩张与掠夺财富是密切联系的，盟邦所缴纳的金钱是雅典财政的重要来源。城邦内部斗争也反映出人对财富的贪求。修氏描绘了科西拉革命期间债务人杀死债权人，掠夺其财富的情况。对权力、财富的贪欲与追求荣誉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顺从自然而来的欲望本身就是高尚的。伯里克利宣称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对雅典的地位感到无比的自豪。他指出，雅典的地位是因其不断对外扩张而形成的。斯巴达决定对雅典宣战与捍卫帝国的荣誉不无关系。尼西阿斯之所以如此热心地主张和斯巴达签订和平条约，其目的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声誉。雅典政治家亚西比德极力主张远征西西里，是想获得将军的职位，并希望通过征战获得财富和荣誉。

　　另外，在《伯战史》中，人性也经常表现为人的情绪，诸如激情、恐惧、安全、希望等心理因素，具有非理性的特征。不少西方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讨论修氏的人性说。如前文所述，柯林伍德曾指出修氏的人性说是“心理学的规律”，并称修氏为“心理历史学之父”。卢金比尔则认为，修氏所谓人性是“内在于人的自然动力的集合。它推动着历史的进程”。人性有激发、冲动的一面，即其书中之σργη（orge），包括欲望和情绪（激情、恐惧、希望等）。情绪产生冲动，促使人们去实现自己的欲望。此类行为多有不理智和冒险的特点。人性还有知觉、评估的一面，即γνω—η（gnome）。Gnome对欲望作出判断和评估，指导人们放弃欲望或正确地行动以实现欲望。他认为：修氏人性说表现为一种“心理学的程序”、一种“冒险与避免冒险的行为体系”，可纳入行为心理学。

　　卢金比尔指出欲望与情绪的关系，确为卓识，这在修氏关于许多重要史实的记载中都有所体现。如雅典征服密提林之后，戴奥多都斯在第二次公民大会上发言说，“城邦和个人一样，都是天性易于犯错误的”。“希望和贪欲到处都有；贪欲在前，希望跟着来；贪欲产生计划，希望暗示计划可以成功——这两个因素虽然看不见，但是比我们眼前所能看得见的恐怖还强烈得多”。、不过，卢金比尔的说法也存可议之处。按他的说法，欲望、情绪与gnome均为人的心理动机，欲望受情绪或gnome的支配，形成人的行为的原因。然而，修氏书中也有不少历史事件原因的分析并未依此程序。《伯战史》记载斯巴达与阿尔哥斯的一次战争，谈到双方军队的人数时说：“人性总是夸大他们军队的人数，所以估计的数字是不可靠的。”、人性表现为自吹自擂和战胜对手的欲望。西西里诸邦面临雅典的入侵，曾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抗击雅典人。叙拉古人赫摩克拉特斯发言说：“我们不谴责那些渴望统治别人的人，而只是谴责那些早早地准备屈服于别人的人。因为人性的本能之一就是统治那些屈服者，正如他们提防那些想攻击他们的人一样。”、此所谓人性，在雅典方面表现的是追求权力的欲望，就西西里城邦而言则是沦为附庸的恐惧。修氏描写雅典发生大瘟疫，一些人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表现出疯狂的情绪，做出许多违法的事。这里反映的是情绪的作用。在《伯战史》中，不少历史事件原因的分析都未与卢金比尔所说的“心理学程序”相符合。

　　我们认为，修氏从人性入手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具有心理分析的倾向，但他的人性说并非一种“心理学程序”。人的欲望或受情绪支配或受gnome指导，然而欲望与欲望、情绪与情绪之间也发生冲突。它们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形成规律。而且，尽管gnome代表了人性中相对理性的一面，但这种思考和评估的过程并不必然是理性的。Gnome一词本身的涵义就比较复杂，有思考、判断、决心、意见、观点、倾向、性情等多种意思。、在修氏书中，只有伯里克利等少数杰出人物能够做到明智地运用gnome节制和指导人性中的orge，体现出人性中理性的一面，、大多数人在运用gnome时，多带有主观和感性的因素，常常受到欲望、情绪和偶然性的命运的支配和影响，并经常犯错或发生改变。因此，在修氏看来，gnome正确引导人的欲望和情绪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所以他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主要立足于欲望和情绪等方面。天生的、自然生成的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欲望、好斗性以及人的情绪是人类共有的本性，是非理性的。修氏的人性说正是以非理性的人性为基础的。人的非理性的本性是不变的，然而它又通过具体的变化着的人的行为表现出来。欲望、好斗性和情绪，或结合，或冲突，在不同的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本质上是人性的表现，其最终的动因也就是人性。人的活动与其本性并不是处在两个分离的世界。在理解修氏人性说时，这点是应特别注意到的。

　　修氏以上对人性的认识明显带有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智者时代的烙印，尤其反映了智者高尔吉亚、安提丰等人的思想。尽管修氏的人性说并无大的创获，然而他是西方第一位把人性观念运用于历史分析的历史学家。修氏叙史，着力于从人性入手分析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解释历史事件之所以然。他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叙述了爱彼丹努斯事件和波提狄亚事件。但修氏认为，这些事件只是战争的表面原因。斯巴达最终决定对雅典宣战，其真正原因不是为了帮助盟友和其他希腊诸邦摆脱雅典的奴役，而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修氏将诸多城邦的矛盾归结为雅典与斯巴达的矛盾，而此两者的矛盾表现的则是人性中的权力欲望和被沦为弱者的恐惧。实际上其他国家卷入冲突的原因，在修氏看来，也可以从人性中寻求解释。如科西拉和母邦科林斯的矛盾由来已久，并由于争夺爱彼丹努斯的控制权而发生军事冲突。雅典之所以同意科西拉入盟，不惜和科林斯兵戎相向，是因为觊觎科西拉强大的海上力量，并意图控制通往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海上通道。麦加拉仇恨雅典的原因在于其被排斥出雅典所有的港口和市场，波提狄亚城邦与科林斯交好的原因在于摆脱雅典的控制。西西里战役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一次重要战役。修氏说，从来没有哪一场战役有如此之多的国家和部族聚集在一个国家（雅典或斯巴达）之下。他分析这些国家支持雅典或斯巴达的原因：“不是因为友谊的原则或种族的联系，而是因为每个国家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而团结起来的。”此所谓的“利益和需要”不外乎是人性的表现，是对权力、荣誉和财富的追求，对获得自由的渴望或丧失自由的恐惧等等。

　　这种对权力和自身利益的追求，同样反映在城邦内部各政党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上。修氏详细地叙述了科西拉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指出党派首领打着为民众谋利益的旗号，实际上谋求的是自已的利益，力图推翻现行制度，取得统治地位。修氏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科西拉革命期间发生的种种暴行，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是贪欲和野心引起的统治欲，以及党派斗争的暴行表现出的激情。”此所谓“统治欲”和“激情”正是人性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修氏指出，这种争夺权力的党派斗争，并非仅发生在科西拉，而是希腊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

　　修氏据人性解释历史，也表现在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上。据修氏在《考古学》篇中记载，早在部落时代，占有肥沃土地的人因拥有较多财富而扩大权势，从而引发“纷争，导致公社瓦解”。米诺斯帝国清除海盗，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和维护自身的安全。阿伽门农之所以能组建联军发动特洛伊远征，主要是由于他的实力强大和其余各部的畏惧，而不是因为那些求婚者所谓的宣誓。僭主们追求的是“个人的安逸和家族势力的扩大”。斯巴达早就干涉他邦事务，并把自己的政体形式强加给它们。波斯战争之后，希腊世界出现了雅典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对峙。修氏告诉我们说，“从波斯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尽管中间有些和平时期，但就整个时期来说，这两个强国不是彼此发生战争，就是镇压他们同盟国的暴动。”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出于双方各自的利益需要。斯巴达通过在盟邦中设立寡头政体来确保自己的利益，而雅典则剥夺同盟者的海军，向盟邦征收贡金。最后，雅典势力的不断增强终于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随之爆发。可见，人性，即人之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欲望、好斗性、情绪（安全、恐惧等）一直贯穿于希腊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并不断推动着希腊世界的进步。人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

　　概而言之，修氏认为，人性是人类历史的本质，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最终动因，而且由于“人性总是人性”，人性是不变的，将来发生的事同样也可以从人性中得到解释。其著作不仅提供个别历史事实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深刻揭示了历史事实背后关于人性的普遍规律。这正是他的著作提供给读者的最大教益，也是其书能“垂诸永远”的原因。

　　修氏视永恒不变的人性为历史的本质，表现出古希腊思想中实质主义的倾向。柯林武德认为：古希腊人的历史观念受“知识”论的影响，表现出实质主义和反历史的倾向等特点。在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学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柯林武德所说的特点。不过，修氏的史学思想是否有反历史的倾向，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修氏看来，历史的本质（人性）是不变的，人性诸要素（欲望、情绪等）结合或冲突形成历史的现象。本质可以从具体的、变化的历史事件中认识。本质与现象并没有处在两个分离的世界。修氏正是“通过对特殊事件的批判性研究而导向适用的和普遍的东西”（前引K·莱茵哈特语），并在叙史中表达出历史进步的观念。修氏探寻历史的本质，视其为永恒不变的东西，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古代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但并非如柯林武德所言希罗多德的思想被修氏“掩盖并窒息在实质主义与反历史的动机之下”。直至希腊化时代末期，在波利比乌的史学思想中，实质主义与反历史倾向才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当然，希腊史学观念的变化并非古希腊人思想的倒退，而是从另一方面反映其哲学思维的巨大进步。　　

三

　　由于修氏撰史旨在通过记述历史事实展现人类行为的共同特征，探求人类历史的本质和普遍规律，因此，修氏在叙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客观与主观、特殊与一般的矛盾。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修氏在叙史时，“似乎总是被同时拉向两个相反的方向”， “在极端的主观性和极端的客观性之间摇摆”。

　　一方面，修氏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及其相关事件的叙述，具有全面而精确的鲜明特点。修氏坚信他笔下的这一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战争”，因此，对于雅典和斯巴达的军事政治斗争、各自同盟内部的争斗、战争阴影笼罩下希腊诸城邦内部的党争，以及各种重要的偶然性事件（如地震、瘟疫等）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相关的历史事实，他都尽可能详细地加以记述。书中记载了大大小小的诸多战事，对于交战双方的指挥官、士兵人数、排兵布阵、战略战术、军事装备等均不耐其烦地详加叙述，以至于令学者感叹，“修氏对最细微的细节有一种狂热：下层的将领，战斗的列队、地理学的细节，如此等等，以至于在修氏著作企鹅本后面索引中的专有人名，每页列两栏，就有十二页之多”。

　　另一方面，修氏的叙事又呈现出一种强烈的选择性。修氏往往根据其主题所需，忽略了很多在我们看来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从大的方面来说，《伯战史》纪事，主要限于军事、政治领域，对于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家庭关系等社会其他方面则鲜有记载。就具体史实而言，如公元前449年的卡里阿斯和约、公元前425年雅典提高盟邦缴纳贡金数额等重要事件，修氏皆付之阙如。又如，修氏在回顾“五十年历史”时期雅典势力扩张和雅典帝国形成的历史时，并没有叙述公元前439年-434年雅典在希腊西部地区扩张的事实，竟出现了五年的历史空白。而在第六卷叙述西西里远征时，修氏说，这时，西西里诸邦已各有归属。这说明修氏对公元前439年-434年雅典在西部地区的扩张是知情的。那么，修氏为何恰好遗漏了这五年的史事呢?有学者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认为公元前415年至公元前413年雅典远征西西里的行为是雅典人集体疯狂的一个表现，要使得读者也认同他的想法就不能让读者看到雅典人在西方更早的符合理性的活动”。再如，在当时希腊人看来，麦加拉法令是导致战争爆发的一个关键原因，修氏虽然在书中几次提及麦加拉法令，但每次都语焉不详，甚至根本就没有将之列入引发战争的表面原因之中。梅耶很精辟地指出，修氏在卷一关于战争原因的叙述正是对当时希腊人一些流行观点的“无形反驳”。在修氏看来，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是斯巴达对日益增长的雅典势力的恐惧。他之所以对麦加拉法令如此轻描淡写，就是“为了表明它的不重要”。

　　另外，修氏在叙史时往往抓取某些典型的事件进行建构，对所发生的类似事件往往集中在一次叙述中，以揭示其本质。“具体的特征和典型的行为或反应、具体的事件与普遍的人类处境之间的动态张力，是修氏最富创造性的洞见之一”。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初，希腊很多地区都发生了瘟疫，而且在战争期间瘟疫也多次发生，但修氏只详细记载了雅典瘟疫的状况，以展现雅典人在瘟疫和死亡的威胁下陷入疯狂情绪，并导致道德法制的败坏。有学者认为，修氏将每一次瘟疫的相关情形都融入了对雅典瘟疫的叙事之中。同样，在雅典和斯巴达的直接干预以及战争的影响下，希腊“一个城邦接着一个城邦发生了革命”，但修氏只对科西拉内战进行了详细描述。与雅典瘟疫叙事一样，修氏叙述科西拉内战意在展现非理性的人性本色。修氏对历史人物的描绘也体现出典型化特征。如克里昂作为伯里克利之后雅典民主派的领袖，在当时雅典政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修氏在书中只让他出场了三次，甚至其中一次只有一句话。在修氏笔下，克里昂实际上被刻画为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治鼓动家的典型。M.I.芬利指出：“简而言之，修氏是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事件到其内在的模式和普遍性，从一次单独的革命（如科西拉革命）到革命的本质，从一位如克里昂那样的政治鼓动家到政治鼓动家的本质，从具体的强权政治到权力本身。修氏往往抓住一些典型的片段或个人进行建构，一个好的例子对于实现其目的已经足够了，其余的都是无用的重复”。

　　与《伯战史》中的叙事部分一样，书中的演说辞也体现出修氏思想中客观与主观、特殊与一般的矛盾。修氏一方面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一方面又使演说者说出他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好像“有两颗心灵在修氏胸膛中碰撞”。在叙事中，修氏通过记述人的具体行为以揭示隐藏在背后的普遍规律，而在演说辞中，修氏让那些支配人类行为和思想的普遍规律自我表达，以言辞的形式显现在人们眼前。从这个意义上讲，书中的演说辞不仅是修氏笔下演说者的“思想之真”，更是修氏个人的“思想之真”，体现了修氏对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理性认识。

 

　　总之，修氏求真思想中客观与主观、特殊与一般之间的矛盾正是根源于修氏的人性说。修氏以不变的人性来叙述和解释历史，然而人类历史本身却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的，在修氏的笔下，一方面人类历史不断地变化着，另一方面不同时空中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又都是相似的或一样的。变与不变之间的这种张力贯穿了修氏全书。修氏的方法是，大胆地从有限的资料和具体的经验事实跳转到普遍性，并将之作为普遍真理和人类历史的法则。因此，修氏在叙述人类历史，特别是古代历史时，便是根据人性说，运用可能性推理方法进行建构的，这一特征在修氏叙述希腊古代历史的《考古学》篇中有明显体现。需要指出的是，修氏求真思想中的矛盾恰恰体现了其思想的深刻之处，反映了修氏的史家自主性和历史批判思维，以及试图从变动不居的历史中认识和把握普遍真理与规律的不懈努力。修氏的求真思想反映了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进步，并对后世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