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学者们对海登·怀特的形象一直莫衷一是。美国历史哲学家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指出：“多变（polytropos）似乎是海登·怀特的特征，他的专著《元史学》就是多变的（polytropic）”。在接受艾娃·多曼斯卡（Eva Domanska）的史学访谈时，凯尔纳进一步指出：“怀特对福柯的迷恋，绝不仅仅只有人已死、作者已死以及读者已死这些内容，因为这种后现代世界的主体观简化了碰撞功能（colliding function）。怀特不想生活在那个世界里。这是我为什么把他与萨特、存在主义以及最重要的选择问题联系起来的原因”。把怀特当作一个存在主义人文主义者（existential humanist），凯尔纳重点讨论了怀特的语言人文主义(linguistic humanism)。与凯尔纳不同的是，赫尔曼·保罗（Herman Paul）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怀特完全是一个韦伯式的中世纪学者(Weberian medievalist)。相比前面两位学者，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的研究则认为怀特是一位“辩证修辞学家”。在《解构历史》这本著作里，阿伦·姆斯洛(Alun Munslow)认为怀特是一位解构主义者。不足的是，姆斯洛并未详细考察怀特与福柯之间的思想渊源。

　　在怀特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关注着历史学的学科化问题。在《历史的重负》中，怀特全面考察了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现状及其学科发展困境。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怀特把历史学作为一门自主的或职业的学科，并着重讨论其学科化如何塑造了欧洲历史哲学家们对历史意识的认识。在第136和137页，怀特专门使用了英文单词disciplinization来指代历史学的学科化。在《历史解释的政治学：学科与去崇高化》中，怀特讨论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历史学，在走向学科化的过程中的有关解释的政治学问题。怀特出版的相关论著说明他一直从总体上思考着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研究现状、发展困境，以及如何摆脱其学科发展的藩篱。在福柯的经典著作《规训与惩罚》中，规训的英文单词对应的是discipline。福柯对疯癫、病人和知识话语的研究说明精神病学、临床医学和人文科学在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中受到权力和话语的规训，进而与它们在16和17世纪的存在状态截然不同。在本文，怀特的学科化主要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指的是从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走向职业化或专业化的过程；其二指的是历史学在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中，其话语体系深受权力关系的制约，造成了历史学成为一门被规训的学科，进而在认识论框架下越走越远，逐渐斩断了其与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联系。

　　在考察历史学的学科化问题时，怀特密切关注着福柯的研究成果。1973年，怀特发表了《福柯解码：来自地下的笔记》的论文，并把福柯思想放在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进行解读。1979年，在英国学者约翰·斯特罗克（John Sturrock）编辑的《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这本书中，怀特专门撰写了一章研究福柯的内容，进一步阐述其对福柯思想的理解。1987年，怀特把在《结构主义以来》中撰写的福柯内容进行修改，并把标题改为《福柯的话语: 反人文主义的史学》，进而收录进《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这本论文集中。通过阅读福柯的专著并撰写相应的论著，怀特尝试着借鉴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和研究方法，以便进一步阐述其对历史书写以及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看法。怀特已公开承认他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思考深受福柯的启发，但很少有学者专门分析福柯是如何塑造怀特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认识。

　　通过分析怀特对历史学学科化的思考，本文试图指出怀特采用了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并对19世纪历史意识、主体性和客观性进行解构。本文还指出，在反思并批判西方历史哲学的过程中，怀特是一名福柯式的解构主义者。详细考察怀特是如何阅读福柯的专著并吸收后者的后结构主义思想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怀特对历史学学科化的看法与福柯后结构主义思想之间的联系，而且有利于加深对怀特形象的认识。

　　一、怀特对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初步认识

　　在美国史学界，威廉·博森布鲁克（William J. Bossenbrook,1897-1984）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教师。博森布鲁克于193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导师是中世纪欧洲史领域大名鼎鼎的詹姆斯·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博森布鲁克分别于1925年和1932年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ser, 1720-1794），主要研究德国政治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默泽尔的历史观。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博森布鲁克在附属于底特律城市学院的韦恩大学（现为韦恩州立大学）担任历史教师。博森布鲁克是“一个学识深厚且富有远见的老师”，他所开设的中世纪史和文艺复兴史的课程让学生们“极度兴奋”。博森布鲁克培养了众多青年才俊，其中最知名的两位分别是艺术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阿瑟·丹图和历史哲学家怀特。丹图提到博森布鲁克在培养自己对历史哲学的兴趣上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博森布鲁克的历史课程”，丹图指出，“唤醒了我，以及一代学生们对思想世界的兴趣。在我所旁听过的课程中，博森布鲁克讲授的课程是最让我激动人心的”。

　　博森布鲁克也培养了怀特对历史哲学的兴趣，并鼓励后者从事历史研究。在回忆本科求学生涯时，怀特指出博森布鲁克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历史教师之一”。博森布鲁克告诉怀特：“历史主要是观念、价值和梦想相互碰撞的故事，而不仅仅是身体和机器的历史，辩证关系的获得只能通过分析概念而不是物体之间的联系”。博森布鲁克还向怀特介绍了欧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和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等人的著作，这为怀特后来接触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1968年，为了纪念博森布鲁克的史学成就和学术贡献，怀特编撰了《实用的过去：献给威廉·博森布鲁克的思想和社会史文集》，并撰写了《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和实在论：19世纪早期思想史概念初探》的论文。2014年，怀特出版了《实用的过去》，并专门把它献给博森布鲁克。在2014年新出版的《元史学》里，怀特深切缅怀博森布鲁克这位“超凡魅力型”（charismatic）老师在其走向史学研究道路上的重要性。显然，博森布鲁克在怀特的史学生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史学方法上，博森布鲁克坚持从整体的视角研究历史问题。1938年，在修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他出版了史学专著《尤斯图斯·默泽尔的史学方法》，详细考察默泽尔的历史写作方法和历史观。默泽尔出生于德国的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并在1768-1780年之间撰写了《奥斯纳布吕克史》，试图说明德意志帝国在观念和制度上的特殊性。在历史写作上，默泽尔秉持实用主义历史观，尝试对德意志历史进行总体性的分析。通过阅读默泽尔的著作并分析其史学方法，博森布鲁克试图全面分析默泽尔的史学思想。1961年，博森布鲁克出版了专著《德意志心灵》，通过分析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进而全面考察“德国人的问题”，即德国人未能融入西方价值共同体的原因。《德意志心灵》的大部分内容原本是德国人通史的一部分（general history of the Germans）。后来，为了全面考察800至1950年之间德国人变化着的自我意识及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博森布鲁克把它进行修改并出版。地缘政治学派认为德国与西欧其它国家之间在地理上和政治上存在明显差异，最终造成了德国人在价值观念上与西欧其它国家存在重大差异。自由派思想意识学派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未能建立自由且民主的政治体制，最终造成了德国历史的特殊性。这两种解释观反映了的德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垮台及其不人道性的反感，但博森布鲁克认为它们都存在不足之处。于是，博森布鲁克从整体上考察德国人心灵和自我意识在历史上的流变，以及德国人在价值观念和精神信念上不同于西欧其它国家的独特性。

　　在史学编撰上，博森布鲁克主张从总体上考察了西方文明的特征及其历史。博森布鲁克先后编辑并出版了《西方文明的根基》、《当代文明的发展》、《西方文明史》和《世纪中叶的民族主义》。博森布鲁克的史学编撰存在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他试图从总体性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其次，他坚持从辩证对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此外，他坚持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与当下生活中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最后，他对当代世界的倒退状况予以强烈的道德关怀。在《西方文明史》和《西方文明的根基》中，他试图从当下的视角向学生介绍西方历史经历的整体以及文化整合。在《当代文明的发展》的序言中，博森布鲁克指出：作者“尤其关注当代西方文明作为一个动态整体性的呈现。导论试图描述当代西方文明不同于其它文明的“总体形态”。每节的导言对这种文明的某个时期进行解释，阐明它的连贯性特征，并将随后的章节捆绑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博森布鲁克强调当代西方文明的“动态整体性”、“有意义的整体”以及西方文明与世界历史上其它文明的不同之处。除此之外，博森布鲁克在书中多次强调西方文明的文化整体、地中海的世界主义文化、地中海统一、民族文化的出现和海外扩张以及文化统一或融合和欧洲霸权的衰落等重要主题。1965年，博森布鲁克编辑了《世纪中叶的民族主义》并撰写了《德国民族主义和碎片化》的论文，进一步探讨德国民族特征和民族主义。

　　怀特接受了专业的史学训练。1947至1951年，怀特前往韦恩州立大学历史系攻读本科学位。在回顾本科求学经历时，怀特对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颇感兴趣。之所以选择研究罗马天主教，主要是因为他上大学的时候对这个主题“一无所知”。罗马天主教在欧洲存在长达一千多年，怀特认为只有通过信仰才能理解其历史。本科毕业后，怀特前往密歇根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53年，在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的资助下，怀特前往罗马从事档案调查，并撰写以克来佛的圣伯纳德(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与1130年的教皇分裂为主题的博士论文。

　　但是，在接受专业训练后，怀特并不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只追求客观性的学科。怀特质疑客观性在历史学的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受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尤其是韦伯对领导权（leadership）和制度研究的启发，怀特指出：“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并不像德语中的知识科学（Wissenschaft）那么客观”；其次，受欧洲大陆存在主义哲学家，尤其是萨特、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影响，怀特称自己是一名存在主义者，且不相信人文学科的历史研究中存在客观性。此外，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尤其是福柯、罗兰·巴特和雅克·德里达等人的思想也鼓励怀特解构主体性和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最后，在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正遭遇史无前例的危机，其逐渐变为一门无关紧要的学科。正如此，怀特对历史意识及客观性继续进行批判和反思，并认为历史试图重建客观性的努力要为历史书写让路。

　　在职业生涯初期，怀特在史学研究上强调整体视角。1957年，怀特在《英语杂集》上发表了《柯林伍德和汤因比：英国史学思想的变迁》的论文。通过考察历史哲学家R. G. 柯林伍德的历史思想和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对世界历史的论述，怀特试图解释英国史学思想的重大转变。1958年，怀特在同样的期刊上发表了《克里斯多弗·道森史学思想中的宗教、文化和西方文明》，主要考察英国天主教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的历史哲学。在怀特看来，汤因比、道森和柯林伍德都试图从全面的视角来解释历史进程。受柯林伍德和意大利历史哲学家贝内代托·克罗齐的启发，怀特认为理解历史的最佳方法就是采用柯林伍德和克罗齐所倡导的理念主义（idealist）取向。1963年，怀特在《现代史杂志》上发表了《克罗齐历史观念中的遵守相关性》的论文，并指出克罗齐已观察到“十九世纪末的伟大世界观都是以对世界的片面看法为基础的”。在怀特看来，克罗齐对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一个历史概念，且不依赖单一的隐喻为其特征”。

　　在1966年出版的论文《历史的重负》中，怀特从整体上考察了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现状。事实上，这篇论文的标题更应该称为《历史学的重负》或《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负》。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后期，历史学家一直采用一种费边策略来应付社会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批评，且相对成功地化解了人们对历史学的批评，进而使得历史学家占据了一个处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从认识论上来说是中立的中间立场。可是，到20世纪中后期，这种费边策略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且无法应对社会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批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因为历史学因其保守进而造成大多数历史学家形成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幼稚；二是因为19世纪许多历史学家自信和自豪地占据的那个位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所谓中立的中间立场已经土崩瓦解。怀特直接不仅阐明了他对传统历史学家采用费边策略解释历史学的不满，而且表达了对职业历史学家们过分追求客观性目标的担忧。

　　在与其他历史学家共同编著西方思想史时，怀特全面考察了自由人文主义在西方文明史上的重要性。1966年，怀特与威尔逊·科茨（Wilson H. Coates）和J·S.夏皮罗（J. Salwyn Schapiro）合作，共同编撰了《自由人文主义的兴起：一部西欧思想史》的第一卷，主要考察了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之间自由人文主义的兴起和发展。1970年，他们出版了第二卷，并起名为《自由人文主义的苦难》，详细考察法国大革命之后自由人文主义的历史。在这两本书中，怀特与其他编撰者把“自由人文主义”视为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传统”，并集中讨论自由人文主义在欧洲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古希腊罗马传统》中，怀特从整体性视角分析了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历史传统。早在1960年代初，怀特就参与了“世界文明的主要传统”丛书的编撰工作。怀特承担的任务就是完成《古希腊罗马传统》。这本专著直到1973年才出版，但怀特的编撰思路早在60年代初就已形成。怀特从希腊-罗马文明的文化整体性的角度论述了古典时期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现代西方文明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的文化传统，它们分别是日耳曼-凯尔特人的蛮族传统，犹太-基督徒的东方传统和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古希腊和古罗马拥有它们各自不同的人文主义，且它们不同于欧洲近代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怀特参考了博森布鲁克在编撰西方文明史时所采用的历史方法和视角。怀特研究的主题包括土地、人民、希腊继承的文化传统、希腊的政治演变及其文化成就，以及罗马帝国随着古典人文主义的衰落而衰亡。《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出版说明青年时期的怀特喜欢选取宏大的历史主题为研究对象，并尝试着对它们进行综合性的分析。

　　在《元史学》中，怀特全面探求了19世纪欧洲历史写作的深层结构。在《元史学》的“中译本前言”中，怀特提到其出版旨在对“更具有综合性（comprehensively）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2014年，为了庆祝《元史学》再版，怀特撰写了一篇纪念其出版40周年的新序言，并提到：“史学史首先是（必定是）最明显的书写，也就是说，对单词或符号进行铭刻（inscription），抑或者把它们刻在媒介上。在铭刻的过程中，书写被赋予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立即把事物‘固定’在时间里，且似乎为它们自己的时间以及我们自己的时间揭示它们的含义”。怀特认为历史首先是书写，且形式对内容至关重要。在叙事策略上，怀特吸收了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四种文学模式，悲剧、喜剧、讽刺剧和浪漫剧。在修辞风格上，怀特吸收了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四种修辞风格，讽喻、提喻、转喻和隐喻。在意识形态蕴涵上，怀特吸收了卡尔·曼海姆的四种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主义。怀特把历史情节归入四种文学模式（浪漫剧、悲剧、喜剧或讽刺剧），且每种文学模式与一种意识形态模式（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一种论证模式（形式论、机械论、有机论或情境论）和一种比喻模式（隐喻、转喻、提喻或反讽）相结合。通过研究米什莱、兰克、布克哈特、托克维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的言辞结构和写作实践，怀特试图分析这些模式如何构成了历史写作的深层结构。

　　在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中期，怀特在研究主题和史学方法上仍然受博森布鲁克的重大影响。在研究主题上，跟博森布鲁克一样，怀特倾向研究重大历史主题。他对古希腊罗马文明核心价值的探索，对自由人文主义的强调以及对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的关注等都说明他对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或传统感兴趣。在史学方法上，受博森布鲁克史学研究的影响，怀特坚持从整体性的视角来研究历史。正如梅吉尔所指出的：怀特模仿了博森布鲁克研究方法，并超越了他的老师。从职业生涯初期到《元史学》的出版，怀特深受博森布鲁克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试图从“统一的（unified ）”和“整体的（comprehensive）”的视角来分析历史主题。

　　在职业生涯早期，怀特对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了初步认识。他已深刻认识到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困境。受韦伯、福柯、巴特和德里达等人学术研究的启发，他强烈质疑客观性在历史学的重要地位。通过吸收后结构主义者的思想，怀特力图解构客观性在历史学的正统地位以及人的主体性，进而在撰写《元史学》时把研究主题转向叙事、历史写作和写作实践。随着他对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研究的展开，他进一步考察了历史学的学科化困境，并思考着如何去学科化，进而让历史学重获生机。

　　二、怀特与历史学的学科危机

　　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历史学这门学科的客观性共识遭受史无前例的批判。由于民权运动的兴起、反越南战争游行以及美国政治思想意识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之间的意识形态共识遭到严重破坏，在随后的十年里未能重新确立起来。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所指出的：“政治文化起初急剧地向左倾斜，接着又向右倾斜，共识被两极分化所取代，然后又变成了碎化；肯定的态度被否定、困惑、冷漠和半信半疑的态度所取代。所有这些动荡对历史客观性的观念带来了各种后果，而且往往相互矛盾”。围绕越战问题而展开的全国性争论造成美国社会撕裂，女权主义者、非洲裔美国人以及青年社会活动家纷纷走上历史舞台，批判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保守主义理念和价值观。另外，反越战抗议运动中提出的问题不仅造成了左派历史学家和自由派历史学家之间的激烈争论，而且造成了60年代美国历史学界的大分裂。由于传统的政治和社会共识遭到重大破坏，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女权主义者和其它少数族裔纷纷走上街头和政治舞台，并探索各自的政治主体性，进而极大地动摇了历史学家们追求客观性的信心。

　　新左派史学的兴起和内部分化也直接削弱了客观性在历史学中的重要性。美国的新左派历史学家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传统的左派历史学家，他们大部分支持共产主义信仰和价值观，代表人物主要有尤金·杰洛维斯（Eugene Genovese）、克里斯多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和詹姆斯·韦恩斯坦（James Weinstein）；另一派是年轻一代的新左派历史学家，他们在政治上更加激进，并主张从底层的视角来研究历史问题，代表人物主要有斯汤顿·林德（Staughton Lynd）、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和杰斯·莱米斯奇（Jesse Lemisch）。当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政治运动遭受镇压，法国巴黎学生运动失败，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的时候，新左派历史学家们的政治幻想破灭。新左派史学的兴起和发展说明新左派历史学家内部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分化，进而造成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黑人民族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也进一步挑战客观性在历史学的崇高地位。在20世纪初，美国种族主义者指出，就种族的天性而言，黑人偏向主观，而白人偏向客观；就性别的天性而论，女人擅长直觉，而男人擅长分析。显然，这种种族主义话语让非洲裔美国人和女性备受歧视。在60和70年代，福柯对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文学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对西方人是如何建构东方人，以及“东方主义”背后所暗含的西方文化霸权等问题的论述鼓励着非洲裔美国历史学家和女权主义史学家进一步批判大写的历史。在研究奴隶制时，黑人史学重点考察白人对黑人的压迫，黑人如何反抗白人压迫，进而揭露种族主义和种族压迫的故事。同样，妇女史学家和女权主义史学家也试图揭露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和性别歧视，进而书写她们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历史。黑人史学和女权主义史学在美国史学界的兴起和发展不仅说明历史学家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是与现时政治密切相连，而且说明历史学家对客观性的追求是与个体的身份认同和经历紧密相连。

　　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极大地动摇了客观性在历史学的正统地位。在创作《元史学》时，怀特提到德里达的《论文字学》、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以及巴特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诗学论著相继出版。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指出，权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形态多样的技术体系和细则。建立在日常生活中权力关系网络之上的精神病学把相应的知识和话语进一步发展，使得精神病学成为一门被规训的学科。另外，福柯反对经验的历史主体，认为作者已死，历史文本都是权力-话语的产物。此外，福柯反对实证史学，并试图解构历史的客观性。在分析文本时，巴特指出作者已死，且作者不是作品意义的决定者。另外，巴特从阅读的角度重新阐释写作和阅读，认为读者的阅读过程就是写作产生意义的过程，且不断产生新的意义。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考察了文字概念的历史，批判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特征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福柯、巴特和德里达对主体性以及历史客观性的批判鼓励着历史学家进一步解构客观性在历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在客观性遭受重大质疑之际，怀特尝试着从《圣经》的解释者犹太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 1138–1204）那里吸取灵感，并探求历史解释的出路。在《迷途指津》中，迈蒙尼德认为，《圣经》与上帝的行为相关，且不能为人类所理解。迈蒙尼德还指出，人类的创造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且上帝的意志已超出人类理解的范围之外。爱上帝并不意味着只有通过字面意思才能对《圣经》进行正确的解释，因为这种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偶像崇拜。迈蒙尼德认为解释《圣经》的目标是要追求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减少其可能性。迈蒙尼德对《圣经》的解释鼓励着怀特思考19世纪的历史意识并探索历史解释策略的多样性。对怀特来说，历史解释并不是追求一元论，而是多元论。

　　在探索如何解放历史学的道路上，怀特密切关注着福柯的学术研究。福柯的《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分别于1966年和1969年在法国出版。随后，这两本著作分别于1970年和1972年被翻译成英文。在《词与物》中，福柯对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一部门有专门论述。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讨论了西方知识认识型的断裂和延续性。但当时大多数美国历史学家并没有像怀特那样强烈关注福柯的论著。在《元史学》中，怀特坦承他对19世纪和当代历史意识的反思源于福柯的《词与物》。1973年，怀特专门撰写了一篇关于福柯思想的论文，名为《福柯解码》，后来被收录进《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中。1979年，怀特修改了《结构主义以来》一书中所撰写的福柯内容，并将其重新名为《福柯的话语：反人文主义的史学史》。1987年，该论文被收入《形式的内容》。据梅吉尔统计，在1973至1981年间，共有192篇研究福柯的论文，其中只有24篇是历史学家写的。与福柯相关的论著的出版说明怀特不仅认真地阅读了福柯的相关论著，而且对福柯思想非常熟悉。

　　在《元史学》中，怀特多次引用福柯的著作。怀特提到他以反讽的姿态对历史意识的价值进行怀疑、对历史重构的虚构特征进行强调、以及对历史在众多学科中的地位所遭受的挑战等问题的思考深受福柯及其他法国哲学家的影响。在《元史学》的“导论：历史的诗学”中，怀特在第2页的第一个注释里提到了福柯的《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其中，怀特使用的《知识考古学》是1969年在巴黎出版的法语版本，说明怀特在开始《元史学》的创作之前就已阅读福柯的两本著作。另外，怀特坦承他对19世纪历史意识和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思考得益于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如吕西安·戈尔德曼、巴特、福柯和德里达。怀特重点强调：“福柯没有意识到其用来分析人文科学史的范畴只不过是一些比喻的形式化而已”。怀特还指出在《解码福柯》这篇论文中已指出这个问题。另外，怀特引用了福柯的《词与物》第367至373页的内容。对福柯著作的多次引用说明福柯在创作《元史学》的过程中吸收了福柯的解构思想。

　　怀特对福柯思想的痴迷还体现在他为《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撰写了书评。当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于1977年出版时，怀特专门撰写了一篇书评。怀特指出，《规训与惩罚》对思想史研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为了回答人们是如何证实或否定新的规训机构，如监狱、学校、医院、精神病院、军事系统等对人体和精神进行惩罚，怀特指出：“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正如福柯的著作总是提醒我们的，我们所说的数据，以及我们用作的证据是由我们的目的所决定的，正是这种目的指导我们书写话语”。这篇书评的发表说明欧洲历史上的规训技术、机构、制度和话语给怀特留下了深刻印象。

　　怀特不仅是福柯思想的追随者，而且是研究福柯思想的专家。1979年，在《结构主义以来》中，怀特贡献了一章研究福柯的内容。在撰写的过程中，怀特分别引用了福柯的多本著作，包括《精神疾病与心理学》的法文版（1954年）、《疯癫与文明》的法文版（1961年）和英文版（1971年和1973年）、《临床医学的诞生》法文版（1963年）和英文版（1973年）、《雷蒙·鲁塞尔》英文版（1963年）、《词与物》法文版（1966年）和英文版（1970年和1974年）、《知识考古学》法文版（1969年）和英文版（1972年和1974年）、《我，皮埃尔·里维耶，杀了我妈，我妹和我弟》法文版（1973年）和英文版（1978年）、《规训与惩罚》法文版（1975年）和英文版（1977年和1978年）、《性经验史：求知的意志》第一卷法文版（1976年）和英文版（1978年和1979年）以及收录福柯论文和访谈的文集《语言、反记忆和实践》。怀特不仅考察了福柯对事物秩序的分析，而且探讨了福柯的权力观、福柯的话语风格以及福柯对西方认识型的断裂和延续的思考。通过分析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怀特指出权力无处不在。怀特所撰写的这个章节，与他在1973年所发表的《福柯解码》说明怀特是解读福柯思想的“最好解释者之一”。

　　继《元史学》出版之后，怀特在专著、论文或史学访谈中经常提到并引用福柯。在《比喻实在论》中，怀特在第45页讨论了福柯所使用的现象（empiricities）这个术语作为研究对象。在第59页，怀特指出，福柯是一位后结构主义者，并对文本主义进行详细分析。在历史研究中，怀特进一步指出，隶属于后结构主义者的文本主义（textualism of poststructuralist）的文本因素易遭受批评。在《实用的过去》中，怀特写到：“正如福柯早已提醒我们的，历史一直扮演着更实用的功能，换句话说，它是一种伦理话语，而不是一种科学。在古代、现代，甚至是中世纪，历史话语被视为修辞学的一个分支”。通过引用福柯并强调历史的实用功能，怀特试图进一步解构历史学的客观性并强调其实用特征。

　　三、怀特对历史学学科化和去学科化的思考

　　通过分析疯癫、医学感知和人文科学知识话语的变异，福柯考察了欧洲历史上同一性是如何转变为异质性的过程。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采用考古学方法，详细考察了中世纪后期至1800年之间欧洲历史上的疯癫现象。在中世纪晚期，疯癫是欧洲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且愚人和疯子可以在街头自由行走。在文明的进程中，欧洲人开始视疯癫为一种威胁，并建造庇护所，进而把疯子禁闭起来。随着现代精神病院的诞生，疯癫在理性话语系统中完全缺席。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通过分析医学话语及其底层结构，福柯试图阐明认识型（episteme）是如何运作，以及科学的话语是如何构造和制约人们的感性经验。在18和19世纪，临床医学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使得欧洲医学从业者的医疗感知方式从凝视（gaze）向洞视（glance）转变。伴随着医学学科的专业化，临床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职业或专业话语进一步构造并规制了人们的感性经验。在《词与物》中，福柯试图解释社会如何辨别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并按照理性图式对它进行区分。通过分析精神病学、医学和人文科学的话语，以及在欧洲历史的不同时代官方话语以何种方式对事物进行感知和分类，福柯指出在疯癫和健全、患病和健康、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区分始终受居于主导地位的权力-话语所支配。通过阅读这些著作，怀特指出，福柯认为历史“与其说是一种方法或思维方式，不如说是十九世纪特殊弊病（malaise）的一种症状，而这种弊病源于发现所有事物的瞬时性或历史性（temporality）”。怀特进而指出，福柯书写历史是“为了摧毁它作为一门学科、一种意识模式，以及一种（社会）存在方式”的表现形式。通过采用考古学方法并考察事物秩序的非连续性、断裂和变异，福柯试图对精神病学、医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话语进行解构，并探讨其背后暗含的非连续性的历史。

　　受福柯研究精神病学、临床医学和人文科学的启发，怀特对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总体现状进行了诊断。在18世纪以前，历史研究还不是一门学科。从事历史研究的大部分人员只是历史爱好者，且并未接受专业的史学训练。他们接受古代和现代语言的训练，并学习如何研究各种文献，且掌握修辞技巧。历史写作被视为修辞艺术的一个分支。在19世纪初期之前，欧洲大学里面并不教授历史。历史学并不是大学的一个学科，也没有历史教员。有专以古代为业、研究远古的、《圣经》所记述的世界的教员，但是没有历史学家。历史是什么人都可以写的东西。用不着写学位论文，也用不着执照。自从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索邦大学分别于1810年和1812年成立历史系主任以来，编辑和出版历史文献的协会相继成立。例如，《德意志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就于1819年成立。这些历史文献机构和十九世纪中叶历史期刊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历史学的专业化进程。到19世纪中后期，受“证据规则”和历史实在论的客观性等标准的约束，历史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此之后，历史学家从业余从业者转变为职业历史学家。与此同时，历史学在走向学科化的道路上逐步从未受规训的状态向被规训的状态过渡。

　　在《词与物》中，福柯主要分析了在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欧洲历史上认识型的断裂。在16世纪，人文科学以隐喻的方式对经验世界进行编码，并广泛使用相似性的观念。到17世纪，人文科学从相似性向差异性转变，以相似性为基础的话语模式逐渐消解。为了梳理出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人文科学使用转喻，并用事物的某个部分来指代整体，且把自然历史、财富和普遍语法当做其研究对象。到19世纪，类比成为主导性的科学范畴，各个学科致力于对整体中各部分的不同功能进行研究。把整体当成部分的相加，从对部分的掌握中获得整体的概念，这正是提喻修辞赋予语言的关系形态。然而，生物学、经济学和哲学所探求的起源以及它们企盼从时间的演进中找到生命、劳动和语言问的统一性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取而代之的是，它们所探求的是无尽的差异和变化。在19世纪，话语模式偏向关注平行轴的时间。而在20世纪，话语模式转向关注垂直轴的表层和深层。欧洲人逐渐意识到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人，而是语言，因为人文主义者所讨论的人已无法指涉现实中作为存在物的人。正如此，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语言分析和结构主义等20世纪人文科学是以反讽为基础的。

　　福柯对认识型和比喻模式的阐发鼓励着怀特对叙事模式中的四种比喻模式进行探索。在《元史学》中，怀特指出：“现代不同的作家和思想家，如马尔罗（Malraux）、叶芝（Yeats）、乔伊斯（Joyce）、斯宾格勒、汤因比、韦尔斯（Wells）、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本雅明、福柯、卢克奇，以及诸多其他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当代史学思想在置业历史学的反讽态度旁确立了各种历史过程的概念，以作为这种态度的可能替代品。这些概念都以隐喻、转喻和提喻的模式构成，每一种都有自己的解释策略，以及独一无二的意识形态蕴涵。当在这些可替代的历史图景之间进行选择成为其问题时，人们更喜欢这种而不是那种的惟一的理由是道德或美学的理由”。怀特特别提到福柯的思想帮助他质疑20世纪的历史意识。在《解码福柯》一文中，怀特专门使用四种比喻模式来解释福柯的认识型。在《比喻实在论》中，怀特用隐喻、换喻、提喻和反喻来阐释西方19世纪历史编撰学的模式，进而阐述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一样，并在情节编排上使用修辞结构。提喻将部分当成整体，其它三种比喻模式分别把属于整体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定格为相似 (隐喻 )、相邻 (换喻)和相反(反讽)。怀特认为，历史事实是经过作者筛选，并用一种虚构的制式(matrix)或概念装置串联起来的叙事对象。在解读史料的过程中，怀特认为历史学家使用了各种比喻策略和修辞手段。怀特对四种比喻模式的分析力图说明，只要历史学是以言辞结构为基础，同样的历史事件就存在不同的历史书写方式。显然，福柯对认识型和比喻模式的分析鼓励了怀特对叙事理论进行进一步阐发。

　　福柯考察了事物的表象空间在欧洲历史上的断裂、变异和延续。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旨在研究事物是如何通过自身的表象空间进行呈现。但是，事物的表象空间并不是由事物本身来自我呈现，且并不独立于它所定义的对象而存在，而是不断地重新定义这个空间。在怀特看来，福柯的目的是要“使思想史摆脱对超验因素的屈从……从中清除所有的超验自恋症；并使它从寻找业已丧失的起源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在《词与物》中，福柯分析了欧洲历史上认识型的两种非连续性：第一个开始于17世纪中期的古典时代，一个开端于十九世纪，其标志着现代的开始。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考察了“疯癫的话语”如何在欧洲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展开。受福柯对疯癫研究的启示，怀特详细分析了福柯是如何对疯癫话语、进而对同一性和异质性，以及理性和非理性进行分类。为了分析事物的表象空间是如何变化的，福柯分析了知识和话语的非连续性、断裂和变异，这有助于怀特分析19世纪的历史意识的变异。

　　福柯对事物的表象空间的变化的考察启发了怀特对19世纪以来历史意识的分析。怀特鼓励历史学家考察“非连续性的历史学”，因为研究“非连续性、断裂和混沌”是历史学家的宿命。在《元史学》中，怀特用反讽模式考察了19世纪历史意识演进的三个阶段。怀特指出：19世纪历史意识的第一个阶段形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史学思想的一种危机情形中。像伏尔泰、吉本、休谟、康德和罗伯逊这样的思想家，最终以一种本质上是反讽的态度看待历史。1830年至1870年是19世纪历史意识的第二阶段，对反讽的厌恶成为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特殊腔调，且历史哲学倾向于采用抨击黑格尔历史哲学体系的形式。19世纪最后30多年是历史意识的第三阶段，尽管马克思的历史概念绝不是反讽式的，但他成功地解释了每一种历史概念的意识形态蕴涵。在历史哲学转变的过程中，历史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异。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历史哲学从黑格尔开始，经由马克思和尼采到克罗齐的演化，其“反讽情形已完全不同于启蒙运动晚期相应的情形”。受福柯考古学方法的启发，怀特解释了历史意识自19世纪以来是如何发生断裂和变异。

　　在《词与物》中，福柯质疑西方大写的历史，并对实证主义历史观进行批判。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充分使用理性，力图探究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历史学领域，秉持实证主义历史观的历史学家以客观性为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但是，这种“大写的历史”蒙蔽了西方史学家从整体上对历史学的正确认识。福柯指出：“大写的历史越接受其相对性，越深埋于与它自己所叙述的一切所共有的运动中，就越倾向于微不足道的叙事，并且它通过人文科学而呈现出来的实证内容（positivity）就烟消云散了”。另外，由于大写的历史为人的科学划定了界限，进而从“一开始就摧毁了人的科学想在普遍性要素中变得有价值这样一个意图”。福柯还指出，“人从来不在其实证性中呈现，且这种实证性不是立刻为大写的历史的局限所限定”。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写的历史形成了一个既享有特权又危险的接受环境”。在“大写的历史”的解释框架下，福柯高呼人已死，作者已死，且实证性也逐渐消散。通过批判“大写的历史”和实证主义历史观，福柯力图对历史进行解构。

　　怀特对认识论的批判深受福柯影响。正如怀特所断言的，“当代学院历史学仍然局限于十九世纪晚期造成历史主义危机的那种反讽式眼光，并且继续对部分职业的或非职业的史学家对思辨历史哲学怀有的兴趣感到悲哀，一般史学思想仍然产生出了种种挑战反讽观点的‘历史学学（historiology）’体系。在20世纪，欧洲大陆哲学家诸如瓦莱里、海德格尔、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和福柯等人强烈怀疑历史意识的有效性、强调历史重建的虚构性，且质疑了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客观性准则。在这些哲学家的影响下，怀特以反讽的姿态质疑20世纪历史学家的历史意识，并试图让历史学走出困境。正如怀特所指出的，《元史学》试图“解构所谓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神学。它是反实证主义的，并反对实证主义历史观”。怀特进一步指出，“对史学科学化的要求，仅仅代表着表达了对一种特殊的历史概念化形态的某种偏好，其基础要么是美学的，要么是道德的，而它在认识论上的论证仍然有待确立。”通过采用后结构主义方法，怀特力图解构历史学的客观性以及职业历史学家所广泛接受的历史意识。

　　鉴于历史学在走向学科化的过程中不断受到职业性学术权力和主导性话语的规训，怀特尝试着对它进行进一步解构，力图恢复历史学的本来面貌。怀特对历史学的解构或去学科化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历史学应该以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仅仅以客观性为基础。怀特在《历史的重负》中讨论历史学家使用“费边策略”以应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它学科的批评，这直接说明了历史学家的困境和历史学的学科负担。在历史学走向专业化的进程中，历史学家把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并坚持历史事实的准则，进而造成历史学应该以追求客观性而不是意识形态化为目标，最终造成了历史学墨守成规并成为一门保守的学科。事实上，历史学并不是一门客观的学科，因为它一直为不同政权和政治理念服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成立的社会阶级和政治选民赋予历史相应的权威是为了获得他们的思想意识收益。在讨论纳粹党的思想意识时，怀特认为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的成功和存在可以通过上个世纪历史意识的学科化和秘密政治化进行解释。对于以价值中立为伪装且旨在把史学当做资产阶级的一门学科的努力而言，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思想意识形态似乎强烈反对这种取向。怀特进一步指出，我们对左派、右派和中间派的区分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研究学科化的一种功能，但这种功能把历史当做一门价值中立的学科排除在外。在学术研究中，思想意识形态时常入侵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地，并让后者不能真实地书写过去的历史。既然历史写作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历史学家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就不可能对它们予以拒斥。因此，怀特主张历史学应该以思想意识形态而不是只以客观性为基础。

　　其次、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应该回到十九世纪初期历史学所处的那个黄金时代，重构认识论与伦理学和美学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仅仅将历史学置于认识论的框架之内。正如怀特告诉我们的那样，许多史学经典都诞生在19世纪的黄金时代，那时候，历史哲学与历史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自19世纪末以来，专业史学蓬勃发展，进而成为历史写作和历史意识的主要模式，这导致了当代历史学的危机。历史学对科学性的追求说明历史学对特定历史概念化的一种具体模块化的偏好，其历史依据要么是伦理的，要么是审美的，但其在认识论上的正当性尚待确立。随着历史学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职业历史学家所公认的历史准则使得历史实在论大为流行，不仅规训了历史学的学科发展，而且阻碍了历史与审美和认识论之间的联系。

　　在如何解放历史学这个问题上，怀特转向维科并寻求帮助。维科指出认为“古代人的智慧是神学诗人（theological poets）的智慧”。维科还指出，“万物的起源在本质上必须是原始的”，正是因为这些理由“我们必须将诗性智慧的起源追溯到原始的形而上学（crude metaphysics）”，就像从树干上分枝节一样，从原始的形而上学上分枝而来的道德、经济学和政治都是诗性的。另外，从物理学分枝上演变而来的宇宙学、天文学、年代学和地理学也都是诗性的。维科还指出，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所有这些最早的比喻都通过诗性逻辑的推理而来。在维科的帮助下，怀特找到了如何从专业历史学家那里重建历史意识和历史写作的出路。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应该是诗人；历史写作应该书写诗性历史，且以诗性智慧和美学而不是认识论为基础。怀特分析了黄金时代的经典历史作品，进而发现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作品预示着诗性智慧，而诗性智慧是建立在想象力、非理性、美学而不是理性的基础之上。把知识探索转向维科，怀特希望回到19世纪的黄金时代，用诗性智慧来理解历史意识，并让历史学摆脱被规训的状态。

　　最后，历史学应该追求历史多元主义。在《元史学》中，他分析了情节编排、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以及各种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力。在历史书写上，历史学家可以对它们进行多样排列，且使用多种解释策略。在《历史多元主义》这篇论文中，怀特进一步指出历史多元论与叙事主义框架下的历史表现密切相关。怀特试图说明历史学应该追求异质性，而不是同一性。通过强调叙事在历史写作中的重要性以及历史写作的多样策略，怀特力图解放被规训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学，进而为历史多元主义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总结

　　在历史学的学科化和去学科化问题上，怀特借鉴并吸收了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受福柯对事物的秩序、欧洲历史上的认识型、知识话语以及微观权力技术等研究的启发，怀特诊断出19世纪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都走向了规训的道路。怀特最关心的是历史学如何走出困境，而不仅仅像福柯那样强烈批评西方理性、大写的历史和人文科学。一方面，怀特对传统的人文主义、古希腊罗马传统和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深信不疑；另一方面，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回到19世纪那个黄金时代，重新建立起历史学与美学和伦理学等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进而将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从概念化历史中解放出来。

　　怀特吸收了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却自始至终与福柯保持着距离。福柯对欧洲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人文主义、科学、理性以及制度等发起了猛烈的批评，并以反人文主义者（anti-humanist）的姿态对历史进行解构。与福柯相比，怀特是一位怀旧的历史学家，对人文主义理念深信不疑，使得他不会像福柯那样成为悲观主义者和激进批评家。怀特指出：“历史毕竟是一门人文主义学科……它所关注的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参加一个共有人性（common humanity）以及人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表达那种人性”。怀特还强调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理念而不是其现实吸引着我们去探求历史。因此，怀特始终“谴责悲观主义和宿命论，”并在知识探索上始终与福柯保持着距离。

 

（作者简介：魏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