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仁贵，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教授

 

纳粹大屠杀是现代史上最为恐怖的大浩劫之一，这场由希特勒领导的纳粹政权实施的有组织、分阶段的种族灭绝行为，导致600万欧洲犹太人和500万其他少数群体（波兰人、罗姆人等）丧生。实际上，在这场大浩劫尚未结束之时，学者们尤其历史学者就对这场空前的悲剧进行了研究，记录并解释纳粹为何对犹太民族和其他少数群体实施如此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行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大屠杀研究（Holocaust Studies）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对象，它涵盖了二战期间的绝大部分国家，涉及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神学、文学、音乐、影视、艺术等众多学科领域。大屠杀史学（Holocaust Historiography）则是以大屠杀研究本身的发展史为分析对象，它在欧美世界和以色列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发展路径，并产生了差异显著的影响。

 

从20世纪40年代初欧洲犹太人遭到灭绝的消息传入巴勒斯坦犹太社会开始，如何解释和书写这场空前的民族浩劫就摆在当地的学者们面前：作为近期发生的事件，它能否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如何将这种巨大的悲痛和震惊转化为客观、理性的研究对象？究竟是由幸存者还是职业历史学家来对它进行研究？幸存者的证词能否作为真实可信的史料？这些都是以色列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和困惑。与欧美世界不同，大屠杀作为犹太民族创伤和苦难记忆的最重要象征符号，它在以色列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以色列社会几乎各种力量都卷入到大屠杀的解释和书写活动中。在国家纪念当局、幸存者以及大学机构的努力下，到20世纪80年代，大屠杀研究在以色列发展为一门“全民性学问”，并成为国际大屠杀研究的中心。本文以20世纪40—80年代为时间范围，聚焦于大屠杀史学在以色列国（及其前身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兴起与发展，分析以色列社会如何认知和书写这场大灾难，进而揭示大屠杀史学这门学科与以色列国家记忆构建之间交织缠绕的复杂内涵。

 

一 国家记忆与大屠杀书写在以色列的兴起

 

20世纪30年代，纳粹上台后对德国犹太人群体实施无差别的驱逐和迫害，激起了正义人士的抗议，当时的媒体对这一空前的不人道行为给予了关注和报道，但这在当时属于新闻媒体的范畴，还没有进入历史学者的视线。随着1939年纳粹侵占波兰，致使当时欧洲最大的犹太人口中心面临灭顶之灾，一些敏感的东欧犹太学者开始对纳粹及其迫害行为给予学术层面的关注，呼吁搜集纳粹暴行的罪证和记录下恐怖行动的经过。一些犹太地下组织和个人积极搜集纳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证据，以作为与纳粹暴政相抗争的手段。1943—1945年，随着欧洲大陆逐步获得解放，犹太幸存者们开始成规模地搜集和保存有关这场大灾难的历史材料，并在欧洲不少城市建立了最早的一批档案搜集机构，这些机构搜集了成千上万份纳粹档案和图片，此外犹太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创作的回忆录、日记、歌曲和诗歌系统地记录了这场大灾难。这些欧洲机构的主要推动者是在战前就比较活跃的东欧犹太学者，他们搜集档案和证词的重要目的是以之作为展示纳粹的罪证；他们把其研究活动称为“毁灭研究”（khurbn forshung/destruction research），这实际上成为大屠杀研究的开端。

 

几乎与欧洲犹太人搜集大浩劫的档案同时，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也关注了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并采取行动搜集相关档案。从1942年欧洲犹太人遭到系统灭绝的消息陆续传至巴勒斯坦时起，有许多关于纪念欧洲犹太遇难者的不同提议被提交至巴勒斯坦的犹太领导层。1945年，一位基布兹成员利贝尔·戈德伯格（Leibel Goldberg）提议出版一本带有死难者名字的“证词和纪念书籍”，致力于“为他们的死难报仇并消除匿名现象”。1946年，亚德·瓦谢姆的纪念机构正式成立，其下设立档案馆，计划从欧洲的犹太历史委员会、其他犹太组织和个人那里获取资料。建立档案馆设想的提出者瓦尔哈夫提格（Warhaftig）指出，“建立浩劫历史的民族档案馆，是整个国家记忆工程计划的核心点”；“我们已经为自己设定了建立宏伟的纪念大厅的目标，该大厅将用于汇集和处理与该时期有关的档案和材料。这些档案将为我们这一代以及子孙后代，在以色列提供浩劫、英雄主义和救赎历史构架的基石……它将成为国家纪念档案的框架”。

 

为了协调大屠杀研究活动，1947年7月13—14日，希伯来大学牵头在耶路撒冷举办了“我们时代的浩劫和殉难国际研讨会”（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hoah and Martyrdom in Our Time），吸引了世界各地的150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是首次有关大屠杀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是希伯来大学的历史学家本·锡安·迪努尔（Ben Zion Dinur），其目标是避免各研究机构之间的竞争；把耶路撒冷的历史档案馆作为大屠杀的资料中心；将搜集到的资料整理出版；在以色列地建立大屠杀的世界档案中心。1948—1949年独立战争结束后，不少原本在欧洲从事大屠杀档案搜集和文献研究的幸存者进入以色列，为大屠杀研究在以色列的开展提供了直接的契机。以色列国建立后，搜集大屠杀档案和证词被上升到国家高度，成为一种铭记大灾难的重要方式，“从道德和民族的角度出发，向子孙后代全面讲述我们所经历的这场巨大的灾难是我们的职责”。

 

几乎从一开始，大屠杀研究在以色列就被置于国家高度，在政府推动下，成立了开展大屠杀研究的官方机构——亚德·瓦谢姆纪念当局。1953年8月19日，在时任教育部长本·锡安·迪努尔的推动下，以色列议会通过《浩劫和英雄主义纪念法》（Law of Remembrance of Shoah and Heroism），也称《亚德·瓦谢姆法》（Yad Vashem Law），建立名为“亚德·瓦谢姆”的浩劫殉难者和英雄纪念当局（Shoah Martyrs and Heros’Remembrance Authority）作为以色列的国家纪念机构，其职责包括“发起和指导纪念项目；搜集、研究与出版所有有关浩劫和英雄主义的证据，并向犹太人民讲授它的教训”。亚德·瓦谢姆纪念当局建立后，时任以色列教育部长迪努尔亲自兼任董事会主席，他明确把大屠杀研究与大屠杀纪念作为该机构的两大主要任务。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争取建国和捍卫新国家的努力成为以色列社会压倒一切的目标，受此影响，大屠杀议题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对创伤记忆进行管理和运用的目的。以色列教育部长迪努尔强调，对大屠杀的研究是“我们的民族在遭受了巨大灾难之后恢复健康和活力的本能”。亚德·瓦谢姆档案馆第一任主任约瑟夫·克尔米什（Joseph Kermish）指出，研究这场大灾难“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一项“神圣的使命”（heyliker khoyu），这场灾难及其教训必须作为对犹太人的严正警告：“我们不希望最近发生的事件留下的仅是记忆和纪念，相反，它们应当作为沉默的告诫，并警告我们必须为子孙后代得出全民性的结论。我们负有神圣的使命，要汲取这一代人的惨痛教训。”而在同一时期，以色列大学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基本都不愿触碰大屠杀议题。这一时期以色列的大学对大屠杀研究不太感兴趣有这些原因。第一，研究队伍缺乏。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以色列仅有希伯来大学一所综合性大学，而且它主要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学者把持。第二，学者们认为大屠杀距当下太近。希伯来大学的学者深受德国科学主义史学的影响，认为距离事件太近通常无法真正观察它的影响。第三，幸存者的学术性不被大学所承认。幸存者因未受过正规学术训练而无法在大学中谋得教职，他们在以色列社会是边缘性的，这种状况直到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才得到改观。

 

虽然国家层面对大屠杀创伤记忆进行了频繁的运用，但以色列公众的大屠杀意识经历了一个极度复杂且异常艰辛的过程。在建国初期，社会主流是以挑剔的态度来对待幸存者的，这让幸存者感受到一种“无言的悲哀”。以色列社会批评欧洲犹太人“像羔羊一样走进屠场”（Like sheep to the slaughter），认为只有那些参加过隔都起义或者反德游击队的抵抗者才是“为生存而战”的英勇典范，除此之外的幸存者都被视为软弱与无能之辈。在私人层面谈论大屠杀是一项“禁忌”，在此情况下，许多来到以色列的幸存者成为“沉默的一代”，当时全部国民的注意力集中于反抗英国委任统治当局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之上，社会所认可的英雄是积极反抗、勇于自卫、不怕牺牲的战斗者形象。这一崇尚英雄的价值观与同一时期以色列社会的发展潮流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民族国家构建的目标，以色列致力于塑造身体强健、扎根故土与战斗精神的“新型犹太人”。

 

在建国前后的以色列，大屠杀研究的兴起主要是出于国家记忆的需要。可以说，大屠杀研究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的状况充分反映出私人记忆与国家记忆的区分。在公共修辞上，大屠杀被作为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神话，为此设立许多纪念场所和开展研究、纪念活动；而在私人层面，大屠杀幸存者却无法向公众倾诉心声，只能作为个人经历被压制。战后大屠杀进入以色列的国民意识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它与当时的几次重大事件密不可分：1950—1952年的“德国赔偿事件”（Heskem HaShillumim），促使以色列人对德国及其罪行进行了首次反思；1953—1962年的“卡斯特勒审判”（Kastner Trial），以色列政府高层也被迫卷入其中；1953—1962年的“艾希曼审判”，这次审判激发了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灭绝犹太人行为的全民热情，从而直接促成大屠杀意识在以色列国民意识的高涨。这一系列事件助推了大屠杀研究在以色列从官方到民间的纵深发展。

 

二 从纪念当局到大学机构：以色列大屠杀研究的学科发展

 

与其他国家不同，大屠杀研究在以色列的兴起，从一开始并非是一种象牙塔的行为，而是主要来自政治领域（尤其是官方）的推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国家构建活动。作为国家官方机构的亚德·瓦谢姆纪念当局在以色列大屠杀研究的兴起过程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不仅汇聚了幸存者和职业历史学者组成的学术队伍，而且以官方的名义搜集了大量的档案文献，为大屠杀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的大学逐渐成为大屠杀研究的新引擎，希伯来大学和几所新兴的综合性大学纷纷设立大屠杀研究机构、开设大屠杀研究课程和研究生项目，标志着大屠杀研究在以色列逐步发展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对象。

 

20世纪50年代，在时任教育部长兼亚德·瓦谢姆董事会主席迪努尔的领导下，亚德·瓦谢姆纪念当局成为以色列大屠杀研究的主要阵地。迪努尔强调大屠杀研究是亚德·瓦谢姆的首要任务，“亚德·瓦谢姆的首要使命是大屠杀研究。我们应当把大屠杀这一篇章纳入学术的范畴，以作为一门研究领域。我们拥有汇集大屠杀材料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我认为希伯来大学也会支持我们。亚德·瓦谢姆将作为所有有关迫害犹太人材料的国际中心”。

 

为了推进以色列的大屠杀研究，迪努尔采取了以下措施。其一，设立并加强研究部门的地位。迪努尔在亚德·瓦谢姆设立研究部（Ha-agaf ha-madai/Research Department），任命希伯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以色列·哈尔彭(Israel Harlpen）为研究部主任，期间迪努尔一度亲自负责研究部事务。其二，设立档案馆和图书馆，广泛搜集和整理欧洲的大屠杀档案材料。研究部建立后，该机构主任以色列·哈尔彭发起了有关大屠杀材料的“抢救工程”（Salvage Project）。从1954年起，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态势下，亚德·瓦谢姆与以色列外交部合作，在后者出使东欧的特派团中分配了工作人员，从欧洲尤其是冷战前沿的东欧地区搜集了大批原始档案。其三，编纂和出版著作。1955年，亚德·瓦谢姆启动了《流散犹太社团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ommunities）编纂工程，以搜集在大屠杀期间被摧毁的每个犹太社团的历史信息和材料。迪努尔把该项目视为“一项搜集的事业、记忆的事业和研究的事业”。为了促进研究活动，亚德·瓦谢姆先后创办了《亚德·瓦谢姆简报》（1954年）和《亚德·瓦谢姆研究》杂志（1957年），作为以色列学者发表大屠杀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其四，与其他学术机构开展联合研究。1954年，迪努尔访问美国时，与当地最主要的大屠杀研究机构纽约意第绪科学研究所（YIVO）签署学术合作协议。1957年，亚德·瓦谢姆与希伯来大学联合成立了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及其最近世代的历史研究所，培养从事大屠杀研究的青年学者，该机构是以色列境内成立的首个专门的大屠杀研究机构。

 

在战后初期，研究出版活动并非亚德·瓦谢姆纪念当局的优先事项，当时它的主要精力用于把尽可能多的档案带到以色列，以为将来的研究打下基础。迪努尔在回应公众对于出版成果的期待时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领域所做的一切仅是准备工作。”随着波兰的犹太历史研究所和巴黎的当代犹太人档案中心相继出版了一大批大屠杀相关的著作，给予以色列学术界巨大的压力。与之相比，到1960年，亚德·瓦谢姆只出版了两本著作，其中仅一本与大屠杀直接相关。巨大的投入和热切的期望，收获的仅是很少的回报，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抱怨。幸存者历史学者联合公众借机发难，导致迪努尔于1959年辞去亚德·瓦谢姆董事会主席，职业历史学者也跟随他离开亚德·瓦谢姆前往以色列的大学，以色列大屠杀研究的主要阵地由此转向大学。

 

最早在以色列的大学开展大屠杀研究的尝试是在1949年，当时幸存者历史学者迈耶·迪沃尔泽奇（Meir Dworzecki）向希伯来大学毛遂自荐，提议建立“一个研究大屠杀时期犹太历史的研究所”，它包括详细的研究、教育计划、搜集档案、出版著作和在教学中加入大屠杀的内容。由于种种原因，该提议没有获得批准。迪沃尔泽奇并没有因此而放弃。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色列在希伯来大学之外新建了多所大学（例如巴伊兰大学、特拉维夫大学、海法大学等）。迪沃尔泽奇决定在这些新成立的大学碰碰运气。1959年，巴伊兰大学董事会同意建立一个由迪沃尔泽奇领导的大屠杀研究讲席，这是以色列设立的第一个大屠杀研究讲席。几乎与巴伊兰大学同时，希伯来大学由于迪努尔的加盟也参与到大屠杀研究中。这些举动标志着大屠杀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对象在以色列的大学体系中开始得到承认。

 

尽管以色列最早设立大屠杀研究讲席的是巴伊兰大学，但在当地最早开设大屠杀课程的是希伯来大学。1957年，亚德·瓦谢姆与希伯来大学洽谈建立联合研究所，使后者开始涉足大屠杀研究。从1958年底开始，亚德·瓦谢姆纪念馆的出版编辑扫罗·厄什（Shaul Esh）在希伯来大学开设大屠杀的课程。1959年，希伯来大学建立当代犹太人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Jewry），将之定位为研究最近世代的欧洲犹太人历史，逐渐取代了联合研究所的地位。与此同时，扫罗·厄什离开亚德·瓦谢姆进入当代犹太人研究所任职，他为该研究所确定的重点是，纳粹灭绝政策与犹太人的反应、周围民族对大屠杀的态度和大屠杀对1945年之后犹太民族的影响。该研究所除了讲授大屠杀以外，还讲授反犹主义。

 

在迪沃尔泽奇的领导下，巴伊兰大学成为以色列大屠杀研究的先驱，其特色是对幸存者的研究。迪沃尔泽奇组织学生对大屠杀幸存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口述史访谈。在1967—1973年间，每个选修大屠杀课程的学生都被要求采访一位大屠杀幸存者。到1972年，搜集了80份证词。巴伊兰大学还按照希伯来大学当代犹太人研究所的模式，建立了最近世代的流散犹太人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Diaspora Jewry in Rencent Generations）。特拉维夫大学和海法大学也不甘落后，相继开设了大屠杀研究项目。建立于1964年的特拉维夫大学大流散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f Diaspora）成为开展大屠杀研究的重要依托。1972年，特拉维夫大学犹太历史系开设了3门有关大屠杀的课程，包括丹尼尔·卡尔皮（Daniel Karpi）的现代反犹主义课程以及伊扎克·阿拉德（Yitzhak Arad）和迪纳·波拉特（Dina Porat）开设的大屠杀课程。从1961年起，扫罗·厄什以兼职身份开始在海法大学讲授大屠杀的课程，随后勒尼·亚希尔（Leni Yahil）成为海法大学大屠杀研究的开拓者。到20世纪70年代末，海法大学有160名学生参加了大屠杀研究领域的9门课程，而且有不少研究生选择大屠杀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大屠杀研究机构和研究生课程在以色列多所大学的开设，表明大屠杀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对象在以色列的地位不断稳固。

 

三 谁有权书写创伤历史：有关大屠杀历史编纂的论争

 

尽管学者们对纳粹屠杀欧洲犹太人的档案搜集工作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当时还没有对纳粹灭绝犹太人行为的统一名称，“Holocaust”（纳粹大屠杀）一词只是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人们广泛使用。起初，英文世界表述这场大灾难的术语是“近期犹太人的大灾难”（recent jewish catastrophe）和“近期犹太人的悲剧”（recent jewish tragedy）等。就专有名词而言，东欧正统犹太人和幸存者中间普遍使用的是“Hurbun”（意为“毁灭”），而巴勒斯坦犹太社团通常使用“Shoah”（意为“浩劫”）作为指称这场大灾难的专门词汇。虽然这场大灾难的统一名称出现较晚，但这并未影响人们书写它的尝试，在以色列学术界内部乃至与欧美学术界之间围绕大屠杀历史编纂展开了论争和较量。

 

1.幸存者与职业历史学者之间的较量

 

从一开始起，以色列社会主要有两大群体积极介入这场空前民族浩劫的历史书写：一是大屠杀幸存者及其支持者组成的学者群体，这批学者在进入以色列之前绝大多数曾在欧洲的历史委员会工作。其中的重要代表包括，约瑟夫·克尔米什、拉结·奥尔巴赫（Rachel Auerbach）、纳赫曼·布卢门塔尔（Nachman Blumental）、拿单·厄克（Nathan Eck）和迈耶·迪沃尔泽奇等。来到以色列后，他们由于没有接受正规的学术训练，而只能进入隔都战斗者纪念馆和亚德·瓦谢姆纪念馆工作。另一个群体是希伯来大学的职业历史学者，主要由本·锡安·迪努尔和以色列·哈尔彭以及他们在希伯来大学的学生构成，其中包括扫罗·厄什、丹尼尔·科恩（Daniel Cohen）、阿里尔·塞加尔（Arieh Segal）等。迪努尔毕生致力于犹太史的研究，他是以色列官方历史叙述“耶路撒冷学派”（Jeusalem School）的主要奠基者，因主张以巴勒斯坦故土为中心审视犹太历史而被冠以“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Zionist historian）的称号。

 

比较而言，幸存者一开始在以色列学术界处于边缘地位，大屠杀研究的话语基本由职业历史学者所掌握。在如何开展大屠杀研究问题上，幸存者和职业历史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的看法，由此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幸存者强调，职业历史学者缺乏研究大屠杀的必要知识，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这场大灾难，而自己亲身经历了大屠杀所以对其最有发言权；职业历史学者则认为幸存者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许多的回忆录和目击证词过于肤浅和粗糙，其过于情感化的记载无法作为大屠杀研究的权威来源。具体来说，两大群体之间存在的显著分歧体现在以下方面：

 

分歧之一：大屠杀研究应该由谁来承担，即谁有资格来书写这场民族创伤的问题。对于许多幸存者而言，大屠杀同时也是一场个人的危机，使自己与犹太民族、外部世界的关系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他们把大屠杀研究作为修补这种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治疗个人创伤的主要方式之一。幸存者认为自己不仅亲眼目睹了暴行，而且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对这场悲剧有切身的体会；在他们看来，只有那些经历过大屠杀的人才能对此进行研究，因为“在这项研究中，有一个特殊的角色，那就是那些亲身经历过这场恐怖的人”。而在迪努尔等职业历史学者看来，学术研究必须与私人情感保持距离；认为幸存者充满个人情感色彩的作品更多是“文学”，而不是“学术”，这种书写方式使之缺乏可信度。

 

分歧之二：幸存者证词能否作为史料，或者说他们书写的大屠杀历史是否可信？战后初期，由幸存者撰写的大屠杀著作有成百本，不少人抱怨它们的学术质量较差，导致人们对幸存者证词的史料价值产生了怀疑。在职业历史学者看来，德国档案是研究纳粹及其“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史料依据，这些档案文件比口述材料和目击证词更具权威性，因而是大屠杀研究的基石。但幸存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强调在纳粹销毁了大量罪证的情况下，幸存者证词具有官方档案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够揭示“犹太人在隔都、监狱、集中营等地经历的全部真相……德国人竭尽了全力抹除他们的犯罪痕迹。为此，他们经常焚烧死者、销毁记录和档案文件……但是，犯罪行为不能被掩盖！幸运的是，仍然有足够多的证人活着，他们能够完整地描述犹太人的殉难和德国人的残酷行为……就像其他档案文件一样，（它们）将作为……讲述占领时期犹太历史的来源”。

 

分歧之三：对大屠杀性质和研究范围的争论，即专注于大屠杀本身还是也包括反犹主义的问题。迪努尔为代表的职业历史学者，对大屠杀的定义是比较宽泛的，将之视为历史上憎恨犹太人行为的延续，因此主张把反犹主义和对犹太人的憎恨统统纳入大屠杀研究中，“我们说大屠杀研究应当始于反犹主义，任何对此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是在伪造历史”。为了从反犹主义角度深入理解大屠杀的根源，职业历史学者主张上溯至19世纪70年代现代反犹主义的兴起。与迪努尔等人不同，幸存者认为，扩大研究范围将使大屠杀边缘化，为此主张聚焦于1933—1945年的大屠杀事件本身，关注纳粹德国的政策和行动、犹太人的生活与选择、犹太人的抵抗活动等。约瑟夫·魏兹（Yosef Weitz）指出，“如果我们的研究始于两千年前的反犹主义，那么我们将无法回到当前的时代和回到大屠杀时期”。

 

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幸存者与职业历史学者之间围绕谁有权书写创伤历史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总体来说，这两大群体之间的观点差异是由于不同的经历、感受以及所受的学术训练所致。就来源地和背景来看，几乎所有的幸存者历史学者都来自波兰、立陶宛等东欧地区，年龄更为年长（基本有50岁及以上）；而职业历史学者群体基本都来自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中西欧地区，相对年轻一些，基本在30岁左右。受来源地学术传统的影响，这两大群体的学术路径也存在巨大差异，前者属于东欧犹太人典型的民间史学传统，而后者接受了德国式的正规学术训练，奉行严格、科学的历史主义。更重要的是，幸存者亲身经历了大屠杀，许多人丧失了亲人和家庭，见证了东欧犹太世界的毁灭过程，他们直接的出发点是关注和研究这场给个人带来巨大创痛的大灾难以作为疗伤的手段；而职业历史学者在大屠杀期间远离欧洲“炼狱”、身处巴勒斯坦，没有经历大屠杀，对这场大灾难的感受和体会没有幸存者那么强烈，更多是从以色列国家构建的角度审视大屠杀与犹太民族的关系。

 

2.以色列与欧美世界之间的学术竞争

 

大屠杀研究在当代以色列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是以色列学术界内部的活动，也是一部以色列与欧美学术界之间相互交流和竞争的历史。战后初期，欧洲学者走在大屠杀研究的前列，当时国际大屠杀研究的话语权掌握在欧美学者手中；受限于档案材料、研究人手等限制，建国初期的以色列在大屠杀研究领域处于边缘地位。欧美学术界一开始虽处于领先地位，但大屠杀研究在当地只是众多的学科对象之一；而大屠杀研究在以色列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形成包括官方、民间、大学的多层次研究梯队，亚德·瓦谢姆国家纪念当局代表官方层面的大屠杀研究，幸存者和隔都战斗者组织从民间层面开展研究，而以色列大学更是大屠杀研究的中坚力量。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到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快速发展为国际大屠杀研究的重镇。

 

欧洲不仅是大屠杀的发生地，而且是率先开展大屠杀研究的所在地，欧洲各地纷纷建立的历史委员会和档案中心搜集了大量的档案和证词。在搜集档案材料过程中，大屠杀研究活动在欧美世界开展起来。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法国、波兰、美国等地形成了多个重要的大屠杀研究中心，例如巴黎的当代犹太人档案中心、华沙的犹太历史研究所、纽约的意第绪科学研究所、伦敦的维尔纳图书馆等，涌现出一批大屠杀研究学者和相关成果，例如波兰的菲利普·弗里德曼（1948年后前往美国）、法国的莱昂·波利亚科夫、英国的格拉尔德·雷提林格、美国的劳尔·希尔伯格和约瑟夫·滕恩鲍姆，他们是战后第一代大屠杀研究学者中的佼佼者。到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参与到大屠杀研究中，它在欧美学术界发展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尤其1961年劳尔·希尔伯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的出版将欧美世界的大屠杀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欧美学者主导了战后初期的大屠杀研究，而以色列学者在这一领域处于全面落后地位。这种局面的造成，有一系列的内外部条件。首先，欧洲作为浩劫发生地和战犯审判场所，当地众多可供利用的德国档案落入了盟军手中，这些德国官方材料为欧美学者所获取，从而为其开展研究提供了资料上的便利。其次，欧洲各地成立的历史委员会培养了一大批学者，这些学者中不少人进入欧美大学和学术机构任职。最后，战后初期的学者普遍认为幸存者的证词不可靠，而主要基于德国的官方档案来研究，促成了欧美学者作为大屠杀研究权威地位的形成。这种情况导致成千上万的幸存者证词在战后初期的大屠杀书写中完全缺席。

 

尽管以色列的大屠杀研究在起步阶段十分薄弱，但从一开始起，以色列（及其前身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就致力于成为大屠杀研究的世界中心，理由是大屠杀研究只有在以色列地才有前途，认为它在流散地是没有未来的，当地的反犹主义必定会阻扰材料的搜集和研究的开展。以色列建国后，教育部长迪努尔从以色列作为犹太民族的精神中心出发，强调将所有的材料集中到一个中心会促使研究全面深入地进行，而以色列地是最合适的中心，“为了保护材料并把一切都交给犹太人处置，必须在以色列地建立这个中心。这是出于一个简单而基本的原因：在这里它将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在这里，你可以发现完全的犹太特征并由国家支配”。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色列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屠杀研究学者，尤其希伯来大学的当代犹太人研究所汇聚了阵容最为强大的大屠杀研究队伍。第二代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屠杀研究学者中，除了美国的诺拉·莱文和露西·达维多维奇以外，其他大部分是以色列学者，例如约瑟夫·迈克曼、拿单·厄克、耶胡达·鲍尔、以色列·古特曼、勒尼·亚希尔、扫罗·弗里德兰德尔。这批以色列学者在国际大屠杀研究领域逐渐占据了话语主导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屠杀研究的“以色列学派”。这批引领国际研究潮流的第二代大屠杀研究学者（以以色列学者为主），不再以德国官方档案文件为主，而是更多使用犹太材料，例如日记、证词、社团档案。

 

3.“纳粹中心路径”还是“犹太中心路径”？

 

从研究路径看，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大屠杀研究领域存在“纳粹中心路径”（Nazicentric）与“犹太中心路径”（Judeo-centric）的争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学术界有关大屠杀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力图理解“这场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即大屠杀的发生学问题，其视角聚焦于纳粹（即加害者）而非其受害者，从而形成了“纳粹中心路径”。与欧美学术界的研究路径不同，以色列学者通常从犹太（即受害者）视角入手来探讨大屠杀的原因，强调犹太议题是希特勒以及整个纳粹主义的核心议题，而不是附属品。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以色列学者的国际影响不断提升，“犹太中心路径”得到广泛的接受。

 

战后初期，由于有关大屠杀的绝大部分史料都是基于纳粹的档案，欧美学者将关注点主要放在纳粹德国及其同伙身上，很少从犹太视角来研究大屠杀，这种“纳粹中心路径”往往“只关心反犹敌视主题及其影响，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在此情况下，欧美史学术界对大屠杀的研究基本是从加害者（Taterforschung／perpetrator research）的视角进行的，研究的是“没有犹太人的大屠杀”。正如劳尔·希尔伯格认为的，大屠杀研究基本上是对德国及其同伙的研究：“我决定写关于德国加害者的问题。消灭犹太人是一项德国行为。它是在德国的办公室、德国的文化中实施的。我从研究一开始就深信，如果不深入了解加害者的行为，就无法全面了解历史。加害者具有总揽性的地位，只有他才是关键。我不得不通过他的视角来审视这场毁灭从它的起源到高潮的一切过程。”在“纳粹中心路径”下，很少看到犹太人的活动（例如犹太人的行动、观点、社团生活和生存策略以及他们与德国统治者的互动），犹太人几乎是缺席或者说是边缘化的。从德国官僚机构的角度来看，犹太人早就被安排好了被谋杀的命运；他们既被动又温顺，除了偶尔几次暴动之外，他们基本上忠实履行了被赋予的消极角色。从研究时段看，欧美学者通常将大屠杀置于二战史的框架下，聚焦于纳粹入侵波兰之后的大屠杀历史（即1939—1945年）。

 

第一代学者尤其是欧美学者的研究主要基于德国档案探讨大屠杀，即使是对犹太抵抗运动的研究也是从德国视角进行审视。在此情况下，犹太人沦为完全消极甚至缺席的角色。“纳粹中心路径”在大屠杀研究中的主要体现之一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美学术界兴起的“蓄谋派”（intentionalists）与“功能派”（functionalists）之争，这场争论掀起了国际学术界对于大屠杀研究的热潮。“蓄谋派”学者认为，灭绝犹太人的图谋早就扎根于希特勒极端反犹的世界观之中，而纳粹党的上台执政使这个灭绝企图由观念转化为现实，犹太人也因此注定在劫难逃。可以说，希特勒的意志决定了大屠杀的政策和时间表，他从一开始就蓄谋歼灭所有犹太人，臭名昭著的党卫军及其国家机器只不过是忠实地贯彻了这一愿望。而“功能派”学者指出，对犹太人的歼灭决策形成时间较晚，尤其“最终解决方案”是在种种外部因素所迫下决定的；纳粹国家机器并非完全按照元首（Fuhrer）的意志运转的，大屠杀是德国官僚机构几乎自主运转而产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无论在“蓄谋派”学者还是在“功能派”学者看来，犹太人的作用都是完全消极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与欧美学者不同，以色列学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路径，即偏重于探讨大屠杀的受害者视角（victims），以犹太人为中心探讨这场空前的悲剧。这种新倾向被弗里德曼归纳为“犹太中心路径”，“我们需要的是纳粹统治时期的犹太民族史，在这段历史中起中心作用的是犹太民族，犹太民族不仅是悲剧的受害者，而且也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存在的承载者。简言之，我们的路径必须是‘以犹太为中心’，而不是迄今为止一直采取的‘以纳粹为中心’”。以色列学者将关注点从加害者转向受害者，侧重探讨“大屠杀的犹太维度”（Jewish dimension of the Holocaust），关注纳粹统治下犹太人的命运与选择。犹太抵抗运动、世界犹太人以及欧美国家的营救行动、纳粹统治下的犹太领导层、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与大屠杀等议题，都是这种犹太视角（更准确地说是以色列视角）的体现。在“犹太中心路径”下，以色列学者把欧美学者通常的聚焦范围从6年（1939—1945年）拓展为12年（1933—1945年），意在重新评估反犹主义在纳粹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并强调犹太人政策是如何影响纳粹的整个政策走向。

 

四 结语：处于认同构建漩涡中的以色列大屠杀史学

 

到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国内建立了一系列大屠杀研究机构、涌现出众多国际知名学者、举办了多场国际研讨会、出版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大屠杀研究已发展为以色列学术界最为炙手可热的学术领域，其研究成果超过了任何其他领域，“大屠杀已经产生了比犹太历史上任何一个事件都要多的历史研究”；而且，大屠杀研究在以色列的影响超出了学术界，渗透到公众领域，成为一门深受各界关注的“全民性学问”。研究大屠杀的学者被给予崇高的地位，耶胡达·鲍尔和扫罗·弗里德兰德尔等被授予以色列最高学术荣誉“以色列奖”（Israel Prize）。很大程度上，这种状况的形成充分反映出大屠杀史学在以色列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对象，它同时也是一种国家记忆。

 

自建国以来，大屠杀的话题一直占据着以色列政治议程和公共话语的中心地位。可以说，大屠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当代以色列已被大屠杀的精神、象征和记忆所包围，无处不在的大屠杀幽灵使这个国家几乎成为一个“大屠杀的国度”（Holocaustia）。学者伊迪斯·泽塔尔就以色列对大屠杀遗产的政治利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自以色列国建立之时起，大屠杀及其几百万死者就一直存在于以色列，这两大事件之间的联系始终不可分割。大屠杀一直存在于以色列的言词和沉默中；存在于定居在以色列的成千上万幸存者的生活和噩梦中，以及存在于缺席的受害者的哭泣声中；存在于立法、演说、仪式、法庭、学校、媒体、诗歌、墓志铭、纪念碑和纪念书籍中。通过占有和排斥、记忆和遗忘的辩证过程，以色列社会借助大屠杀定义了自身：它把自己视为受害者和原告的继承人，为他们赎罪并挽救其死亡。在建国初期，通过把以色列公民身份隐喻性地赠予被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后者象征性地融入了以色列的政治肌体中，它在以色列集体中体现为历史、物质、政治、心理和超自然方面的存在。”

 

大屠杀史学在以色列的兴起和构建类似一种“记忆史学”（memoriography），即介乎于一种记忆和史学的复合体；这种“记忆史学”的首要目标并非还原历史真相，它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当下的现实需要。作为民族集体创伤和苦难记忆的“奠基神话”，对大屠杀的研究成为以色列国家认同构建的重要内容。与欧美世界有着根本不同的是，以色列的大屠杀研究把苦难叙述与政治认同交织在一起，它一直处于认同构建的漩涡中心，这种政治属性导致它在究竟是一门学科对象还是一种国家记忆的问题上始终纠缠不清。对于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大屠杀研究不单纯是过去事件的研究和重现，也是“民族集体疗伤”的学术形式，成为向以色列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灌输民族教训的主要途径。基于此，以色列的大屠杀史学不仅是书写苦难历史的学术行为，而且关系到以色列的立国正当性和政治合法性，它本身就成为了塑造身份认同和国家记忆的重要手段。

 

（原载《史学月刊》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