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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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宾娜谈“后现代”之后的历史学
发布时间：2010-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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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能 郭远英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2009年9月15日,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副所长洛琳娜·彼得罗芙娜·列宾娜(ЛоринаПетровнаРепин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作了题为“新千年初历史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前景”的学术报告。
列宾娜首先介绍了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历史的各个研究所,主要有:俄罗斯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斯拉夫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考古学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等。世界历史研究所根据年代、地区、研究方向分为不同的专业研究室。还有相关辅助学科的研究室,包括地图学、地理学、史料学。研究所对理论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视,例如,有专门研究理论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室;社会文化研究室也进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研究室下面有很多中心,如理论研究室下面有心智史研究中心、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等。
列宾娜的报告主要涉及了近年来俄罗斯历史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前景。她指出,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与21世纪初,整个人类社会遇到了很多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予以回应。而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引发了社会的转型。这些挑战和转型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和后果。在俄罗斯,称史学由此而产生的变化为“史学革命”。史学革命使得历史学家必须重新思考许多问题。
史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视,与之相应,作为一门研究历史认识原则和方法的学科的史学方法论,其重要性明显增加。历史认识的目的是要如实地重建过去的历史,但重建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干预问题,这也是后现代历史学否认历史学科学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学在克服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保留了自己的“追求真理”和客观地认识过去的使命。历史认识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历史学家社会责任感的加强。这种责任感就是要为社会提供可靠的历史知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应该去探寻真理,尽管真理不可能是绝对的,但是我们要有去探求的信念和愿望。在史学研究的各个阶段,历史学家追求真理的愿望反映在他对史料的鉴别上,在对史事的解释上,在对历史的评价上。至于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古列维奇(А·Я·Гуревич)有句名言:“学者对过去的人们和当前的人们负有双重的社会责任。”历史研究中固定的职业操守和准则,要求历史学家成为诚实的人,或如古列维奇所说,成为“能够经受批评、甚至可以推翻自己的记忆”的人。
在历史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历史学家的责任感问题一直存在。为什么历史知识的可靠性与历史学家的责任感问题在今天变得如此突出?这部分地是与近几十年世界的变化相关联。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种变化就是全球化。全球化进程对历史学和历史学家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化不可分割地与信息交流过程相联系,由此对那些在历史领域内从事研究的人提出了新的问题。在有关历史知识的性质问题上,在对历史认识可能性的评估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问题导致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范式出现。
尽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不同,但许多历史学家都意识到这些问题的紧迫。只有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例外,因为他们根本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他们呼吁“忘掉历史”和“没有历史意识也行”。[1]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就已出现了深受“语言学转向”影响的著作,但是同时也引起了明显的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历史学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使历史学保留应有的社会地位,不构建理论模式,不尝试从总体上把握历史,是不可能的。
在这方面迈出的关键一步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在所谓“后现代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激烈争论中,出现了第三种立场,或称为“中间立场”。持有“中间立场”的历史学家认为在话语之外存在有现实;话语独立于我们对话语的概念,但是作用于这些概念。他们既考虑到“语言学转向”对史学实践的影响,又不走极端,即不否定历史的存在,认为它与文学有着根本区别。
著名历史学家吕森( Joern Ruesen )发展了“中间立场”的理论。他从两方面来看“客观性”的保证问题。首先,经验是对解释的一种限制,也就是说,解释不能违背经验。其次,历史学家之间的相互评估和批评是“客观性”的另一种保证。把“客观性”理解为“相互主观性”( inter-subjective )意味着:历史解释不能是随意的,它需要接受历史学家共同体的评判。当然,吕森也认为,经验不能强调过头,不能将经验等同于客观历史存在。吕森还认为,在客观性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客观性,而是对客观性的肯定。不同看法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性。“中间立场”论者用互补的原则来回应后现代主义者。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发生在史学领域的探寻对社会—历史进行新的概念建构的运动,主要是借鉴了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的创立就是为了对抗后现代的挑战,并对社会生活的组织进行分析,对社会各组成部分的互动进行分析。其中,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当代俄罗斯史学中,也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和史学方法论的影响的不同看法。例如,赫沃斯托娃(К·В·Хвостова)在不久前发表的论文中就涉及了这个问题。她指出,在“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之前,历史学家也分析语言结构、史料中包含的概念和术语等问题,但是后现代主义明显将语言分析和文本的意义提高到一种不恰当的地位上,这虽然有积极的方面,但更有消极的方面。再如卢普斯基(А·В·Лубский)出版了一本名为《历史研究的另一种模式》[2]的书。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促进了历史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形成。由于文化史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学者们开始不仅把文化作为一套价值和规范进行研究,而且研究文化如何在社会语境中“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历史研究的“批判现实主义流派”和“新批判主义”。它们的任务是要重新确立历史学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威信。具体而言,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形成一个新的史学反思。这种新的史学反思的基础是文化。文化不单是一种价值,也不是抽象的,而是理性的具体的活动。从历史学和哲学的发展来看, 19世纪就有“批判主义”,到21世纪初出现了“反批判主义”。“新批判主义”就是对19世纪的“批判主义”和21世纪初的“反批判主义”的综合。
“中间立场”理论是要把个别性和普遍性综合起来,并运用到史学研究中去。中间派主张普遍性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只对某些区域、某些阶段或某些团体是适用的。它意在将现有的不同方法综合起来,而不是创造新的替代性方法。俄罗斯有一个很有名的学派,即“托木斯克学派”,其领军人物之一是尼古拉耶娃,她写了一本专门论述这些“中间立场”的书。[3]她的研究把原来的理论研究综合起来,在具体研究和理论研究中融入了社会心理学方法,把社会心理研究置于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之间。总的来看,史学的科学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社会文化史学派,是当前国际史学或者西方史学中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他们采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将社会史研究跟新文化史研究相结合。社会文化史既包括了社会史又包括了文化史,既包括了宏观研究又包括了微观研究,既有个体研究又包括集体的研究。它是一门综合性的新学科,一种新的流派。
年鉴学派是社会文化史的实践者。1989年,年鉴学派的《年鉴》杂志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过时。即在进行研究时能不能不局限在当前面临的具体问题上。比如研究一个很具体的人,在一个很具体的地方,一件很具体的事情,这个问题很有局限性,怎么把这种局限性很强的研究第一步上升到社会层面。虽然研究的是一个个人事件,是一个地方事件,但是能不能反映社会层面上的问题,与社会有什么关系,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是全球,除了社会层面以外,在全球层面上,研究的问题跟全球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影响。从方法论的角度,《年鉴》杂志的编辑部文章提出:“怎样区分观察的层次,怎样确定必要的综合的程式,怎样从个别的人上升到集团和整个社会,从地域到全球?”[4]
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种答案。其中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柯林斯给出了他的回答。他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哲学社会学·心智变化的全球史》。他认为,个体的研究是有限的。个体的研究怎样上升更高层次,一种办法是类型化,就是说不光局限在一个人身上,而是提升到一种类型的高度,这是一种方法。他还认为,地域研究是必要的,但不是分析的终极点。他把宏观过程看成一个网状的动态过程,提出一个网状模型,但列宾娜认为,他的建议并不能解决问题。
列宾娜也撰写了一本著作,主要讲个体化、地域化、社会化、全球化,专门分析研究层次和各层次间的关系。她认为,从客观上看,当代世界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全球化。对历史学家而言,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各种变化,怎样反映在历史学中,历史学如何应对这些变化,这是史学界当前的主要问题。目前的研究有一个倾向,即把传统的对民族层次、国家层次的研究抛开,或者停留在地域性研究层面,或者直接进到全球性研究层面。除了全球史研究外,还出现了“超民族史”或“跨民族史”研究,其主要特点不是去研究个别的一个国家或民族,而是着眼于国家间层次的研究。这样就把民族认同、民族性、民族国家、民族意识等问题忽略掉,引发了不同意见。
所谓全球史,或者世界史,是着眼于对重大、宏观的全球性问题的研究。而且它摒弃了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即不再从欧洲中心的视角来看问题,而是运用后殖民的视角,即一种全球总体性的视角来看问题。再有就是强调用边缘的视角来看问题。全球史研究既强调统一性,即全球历史是统一的;同时也强调各个不同的地方都有自身独特的价值。目前全球史研究的重点放在当前广受关注全球性问题上,诸如全球移民问题、民族认同问题、民族自我意识的动员作用等问题。相应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其他重大的学术会议经常会讨论这些问题。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我们现在对全球史的理解与过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过去对全球史的理解是由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布罗代尔的全球史是把社会发展解释为一个复杂的体系,从社会的统一性以及构成社会的集团和亚体系(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的相互作用来进行解释。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布罗代尔全球史研究方法的另一重要特征,即把研究领域扩大,超出民族界限的范围。但是这种研究与今天的全球史研究存在很大不同。
今天的全球史或世界史,有一个新的研究宗旨,即在研究时要消除各种民族的限制、地区的限制;不能像欧洲中心主义者那样,从欧洲的一个民族群体或欧洲的一个地域出发来进行研究。还需强调的是,当今的全球史研究并不是不同国家的历史加在一起或各个地区的历史加在一起,而是要研究全球性的联系、全球性的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发展而来的。这就不是将研究局限在一个洲或者一个国家,而是把作为整体的全球性关系和联系作为研究对象。在全球史研究这样一个大的流派中存在有不同的看法,这无关大碍。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在努力地从微观研究重新回到宏观研究上来。全球史研究是一种真正的宏观研究,它要考察的是全球范围的运动,考察全球性的联系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全球史观和全球史研究不是要取消民族和地域的历史,而是坚持全球性的研究视角。
总之,全球史的观点并不是要否定地方史或者民族史,而是以新的视角对地方史和民族史作出研究。新的宏观研究方法的支持者们会在许多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如全球史的分期,在不同历史时期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权重,全球史与地域史或民族史的相互关系等。但是,他们在一点上的认识是相同的,必须从微观研究回到宏观研究、必须从碎片化回到理论综合。
“文化的转向”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史学界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从而促成了比较史学理论基础的更新。过去的比较史学是以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为基础的。过去的比较研究是在一种普遍的或进化的(实际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框架中寻找统一性,而现在的比较研究是要探寻历史经验的多样性,它非常重视地域语境和文化传统的多样性。有学者甚至认为, 90年代后的比较研究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它摒弃了原来简单化的比较方法,更多地利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它不是简单地归纳相同和不同,而是研究对象的背景和语境;它的研究方法也由因果分析进到语境分析。与全球史研究热相对应,地域史研究在当前的史学界也是方兴未艾。当然,在这一新兴研究领域中存在很多分歧和争议。例如在“地域”的界定问题上就存在很大分歧。有的地域很小,一个国家里可以有好几个地域,这就是国家内的地域;有的地域很大,可以包括很多国家,如高加索。还有就是“地域”的历史变化问题。历史上的地域跟现在的不一样。历史上这个地域可能很大,现在变得很小。历史学家经常会依据当前的行政-地理划分去研究历史上的地域,或用现在的名称去称呼它们。但这种做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摒弃。他们逐渐认识到,地域概念是与具体的历史文化发展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地域不仅是一种地理概念,而且是经济文化概念,它是自然、经济、文化、人口等因素的综合体。地域是由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生活方式、共同的文化观念形成的一个经济文化整体。研究地域问题,要同该地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它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进行不同地域的比较时,一定要考虑到地域间的不同文化历史背景。此外,地域史研究往往具有它的意识形态内涵,即往往跟研究者对所研究地域的感情、对地域的历史记忆相关联。
在地域史研究的促动下,地方史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目前,俄罗斯的历史学家非常注重考察一个具体问题的全球前景,考察全球的和地方的、历史的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之间的关系,考察“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5]在俄罗斯,有专门的地方志研究,它已被正式确定为一门学科。通过地方志的研究,肯定会培养当地人对当地的感情、对国家的感情。这里面有历史记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感情等因素的影响。无疑,这种地方志研究之所以能够在俄罗斯兴盛,从政治方面看是与苏联解体后俄国人的强国愿望相关联。由此,地方志研究也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在地域史和地方史研究走向深入后,又有新的问题出现,如地方史( local history)和地域史(regionalhistory )的区别问题。虽然学者们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就两者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区别依然没有定论。由于在理论研究中未能对两者作出明确的区分,所以就导致了两者在实践中的混淆,如在各种学术教育机构的教学计划中。
总体看来,地域史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它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也在跨学科协作和国际(跨民族)合作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深化和丰富。
总之, 21世纪初的历史学发展状况表明历史学家对理论的兴趣在不断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索历史学与所有社会人文学科的合作和相互借鉴,其意义是巨大的。今天,历史学的“最高任务”是在方法论的基础上实现历史综合,这一综合有可能帮助历史学界建立普遍接受的史学新范式,以取代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旧范式。
(陈启能口译并补充列宾娜其他书面材料、郭远英根据录音整理)
[1]参见詹金斯(K·Jenkins)的作品,如WhyHistory? Ethics and Postmodernity, L·, N·Y·, 1999;RethinkingHistory, L·,N·Y·,1992;On“What isHistory”·From CarrandElton toRorty andWhite·L·,N·Y·,1995·其中《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埃尔顿到罗蒂和怀特》的中译本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
[2]ЛубскийА·В·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емодели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2005·
[3]НиколаеваИ·Ю·Проблемы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огосинтезаиверификациивисториивсветесовременныхконцепций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го·Томск,2005·
[4]《Анналы》нарубежевеков·Антология·Отв·ред·А·Я·Гуревич·М·,2002·С·12-13·
[5]БулыгинaТ•А•,МаловичкоС•И•“Новаялокальнаяистория:Новые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епрактики”,Новаяhлокальнаяистория•Вып•3•Ставрополь,2006•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