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章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一、引言

能被称为“知识史研究”的学术活动，在欧美学院中出现已有很长的时间，但知识史研究成为一种“学术自觉”，其理论与方法被频繁讨论，则应是21世纪以来的新现象。在最近几年，其热度愈发上升。2020年，在《知识史杂志》（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的创刊号上，两位主编杜普雷（Sven Dupré）和索姆森（Geert Somsen）曾开宗明义，提出野心勃勃的问题：“2020年会成为知识史研究新纪元的开始吗？”  这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虚妄之谈，而代表着他们对学术潮流的敏锐把握。

相较北美，近年来知识史研究在欧洲更显兴盛之势。比如在德国柏林（Berlin）、瑞士苏黎世（Zürich）、瑞典隆德（Lund），以“知识史”为名的研究中心都相继成立。至于有关的研究实践，以往在不同语言中都各有其发展线索，比如德国和瑞士的“Wissensgeschichte”，法国的“histoire des savoirs”，瑞典以及北欧的“idéhistoria”，英国的“History of Knowledge”，如今开始汇聚一处，彼此间展开更频繁的对话和整合。

此外，以知识史为名的新刊物如《知识史杂志》、《知》（KNOW: A Journal on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等陆续创刊；国际知名的出版公司也开始出版与知识史有关的书系，比如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公司的“历史中的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ies in History）系列、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的“知识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书系、罗曼与利特菲尔德（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集团的“全球知识学”（Global Epistemics）书系等等。

在这股潮流之中，最先表达学术反省意识、著述最为丰富的，当属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伯克（Peter Burke）。在2000年、2012年分别完成《知识社会史》上、下两卷出版后，伯克又在2016年出版《什么是知识史？》，在2020年出版《博学者：从达芬奇到桑塔格的文化史》，而他目前正在写作的书籍则是关于“无知”的社会史。

当然，大多数相关研究以考察历史上的各种“知识”为主旨，但关注“知识史”这一学术方向本身问题的论著也时有出现。究竟知识史研究的任务为何，它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定位，它的核心主题又是什么？本文以伯克《什么是知识史？》一书及其激发的众多讨论为主要关注对象，概述学者们对以上问题的观点，并由此展开讨论。

二、如何界定知识史在史学研究中的位置

如前所述，在欧美学院中，知识史研究实际上处于一个“实践先行”的状态。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很多学者的研究已经涉及到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知识，但他们还没有自觉举起“知识史”的大旗。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如何看待知识史研究在历史学中的位置，知识史是否应该成为历史学之下的一个分支领域或者次级学科？

在厘清这个问题之前，一般的想法是先应考究知识史研究的核心要素，即历史上的“知识”本身。什么是“知识”？对此问题的回答多种多样。人们通常认为，知识是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之总和。但这一界定仍然略显含糊。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反过来问“什么不是知识？”，这个问题也不是历史学家所能轻易回答的。伯克本人在《什么是知识史？》书中，并没有给出“知识”（knowledge）一词的准确定义，书中很多地方他交替使用“知识”和“信息”（information）这两个词，对如何准确区分它们也未作太多解释。按他的说法，“信息”是北美学者较喜爱使用的词汇，其原因是受到一种“实用主义哲学文化”的影响。  但按照列维·斯特劳斯所说，“信息”与“知识”之间有“生”与“熟”之分，信息被以各种方式组合、并被置入特定解释框架之中，从而形成知识。

其实，“生”与“熟”的区分仍显笼统，因为即使是“生”的信息，它也不是自然而然呈现的，它也会受到认知前提和模式的影响，用伯克的话说，它也可能是充满预设和偏见的。  因此，对历史学家而言，重要的不是探究“知识”的本质性定义，而是研究在不同历史时代，“知识”如何成为人们认识自身和世界的工具。德国女学者莱塞茜（Simone Lässig）认为，知识史当然和“知识”有关，但“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换句话说，什么能构成知识，什么又不成其为知识，在不同的时空，人们对此看法也多有差异。按这种思路，知识史研究不仅要关注什么是“知识”，且更应考究过去的人们如何以“知识”这种观念来进行理解，他们又是如何界定“知识”及其边界的。 

当代很多人认为，“知识”总是代表着证据、可靠性、可验证性、理性、真理等概念，但莱塞茜指出，这种理解太过简单化，以“证据”为例，虽然一般认为“证据”本身能够使知识区别于信仰或者情感，但是不同时空的人们对于什么能够构成“证据”的理解大为不同，对证据之表现形式的把握也是主观性很强的活动。在莱塞茜看来，知识与非知识之间的界线其实是流动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莱塞茜其实代表了很典型的历史化方法，她的研究没有预设一个本质化的“知识”定义，而希望探讨历史中的人如何看待知识。

需要注意的是，以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的说法，不论在何种时代，知识总是一种带有“真理性宣称”的话语，  换句话说，不论知识如何构成，不论它事实上是否代表着真理，它总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的。如果按福柯的想法，除了历史方法之外，很难还有其他方法去衡量这种“真理性宣称”的对错，所以对于知识，人们能做的主要就是以历史的方式去描述它，分析它的内在结构和运作方式，以及重建它所产生的效应。学者大多认为，福柯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当代知识史研究的基础，  即研究者们可以避开对知识“对错”或“真理与否”作简单的评判，而是以历史的眼光去考究它们。

类似视角同样可被用于考察“知识”与“信仰”的对立。在很多文化中，与信仰有关的、超越性的精神内容被视作一种“智慧”（wisdom），体认“智慧”的方式，显然和一般所说的理性认知有很大差别。因此，对历史学家而言，重要的是打破“知识”和“理性”之间的刚性对应关系，承认某些同样带有“真理性宣称”的“灵性知识”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作用，时至今日，很少人会把各种包含非理性因素的信仰体系作为整体与“知识”相区分。即使如此，如何看待某些极端神秘论、不可知论的思想观念？将它们与“知识”混为一谈，会不会导致某种危险？  如以一种历史化、工具化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并不难解决。在某个时代或某个研究对象那里，承认某些东西神秘而不可知，也是其整体世界认知的一个部分、或一个侧面，它即使谈不上是“知识”，也是知识史需要考察的内容。

为什么历史学家们会把“知识”作为研究对象？按伯克的观察，当代西方的知识史研究是从另两类研究中逐步发展出来的，一是书籍史，二是科学史。  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各类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学者发现，传统的书籍史或科学史研究，都无法涵盖人类历史上的“知识”全部，因此需要一个更广大的视野。

如果说书籍代表着知识的外在载体，那么“科学”则是近代以来人们最常用的看待“知识”的眼光。很多学者提到，在欧美世界，早期对“知识”的研究主要是以“科学”和“科学知识”为主，并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色彩，在二战后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后，“科学”对知识的垄断才被打破。  人们开始意识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本身就是19世纪才定型的思想观念。德国学者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早就指出，以往关于科学知识的学说未能充分说明科学的知识如何从非科学的知识中发展出来，用现代人已知的、想当然的思维方式和范畴理解以往未知之时的思维，因此会导致很大的误解。

即使是“科学”观念产生以后，它也无法包含“知识”的全部。美国科学史家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就认为，知识史除了关注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之外，还应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以往被认为不合“科学”标准、甚至“知识”标准的那些东西，比如手工匠人的手艺，打猎、放牧、农耕这种实用性的技能，民间郎中的药方食谱等等。其二就是“学问”的历史，尤其是人文知识的历史。  这两大领域内容有其自己的发展路径，并不一定与现代科学共生伴随。但自19世纪以来，它们却经常被现代科学所规定。知识史研究旨在从历史角度将它们与现代科学“解绑”，还原其本来面目。

达斯顿所说第一个领域内的“实用技能”，代表的就是当代知识史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译“隐性知识”）。“默会知识”与“明晰知识”（explicit knowledge，或译“显性知识”）的区分来自于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名著《个人知识》，  它指的是一种无法通过语言文字符号清晰准确表达或者直接传递的知识形态。因其往往不见于文字，所以成了传统书籍史研究的“盲区”，而科学史研究也不重视这类内容。如何研究“默会知识”？时至今日，这仍然是困扰着很多学者的难题。彼得·伯克提出两个方向：其一是关注一些“默会知识”的混合性和多层次性，即它有可能借助某些符号进行表达，其二是研究“默会知识”文本化的过程，也就是它如何向“明晰知识”进行转化。

打破“科学”对知识的垄断，另一层含义是打破传统“科学”或“知识”理解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从世界文明史的眼光来看，不同地域的文明有着不同的知识体系，其产生、发展、组织结构等并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比如欧洲、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对比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主张不能用单一的眼光去描述知识。  德国思想史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曾经把“历史”这一概念描述成一种“集合性单数”（Kollektivsingular），即它本身包含许多种不同的形式，但都是作为整体的“历史”之组成部分。“知识”和“知识史”其实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在21世纪以来，知识史研究的触角正在伸向人类过去的更多角落，触及更多领域。但同时，它的兴起是非替代性的，并不会因此就导致其他某些领域的衰落和消亡。彼得·伯克曾设想了知识史研究将来的两种可能走向，其一是逐渐成为自觉自成的领域，成为历史学当中一门成熟的次级学科；另一走向是，它会渗入许多其他史学分支中，比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等。伯克自己也承认，后一走向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点上，“知识”和“文化”有些类似，它当然无法涵盖所有，但人们在哪里都能发现它的踪迹，研究各种“历史”都离不开它。一言以蔽之，知识史可以被视作是人们看待“整体历史”的一种视角，一种渗透性很强的视角。

三、知识史研究若干主题

知识史当然以“知识”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与传统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社会史（social history）等研究有何不同？或者说，同样涉及到“知识”，知识史研究应该有何种特异之处？它的主体性如何体现？

瑞士学者萨拉辛（Philipp Sarasin）在2020年提出知识史研究的三大“柱石”（pillar），或者说三个核心的主题，第一是知识的诸种秩序，第二是知识流通，第三是知识的物质性和媒介性。 

我们首先从“知识秩序”这一概念开始。“知识秩序”（Order of Knowledge）是彼得·伯克喜爱用的一种说法，这当然是受到福柯著作英文译名《事物之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的启发。“知识秩序”指的是“特定文化当中知识的主要形式和组织，再加上与他们紧密相关的社会价值，共同构成的体系”。  这种秩序是更广大的社会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比如在古代中国，这个秩序是由儒学和科举制度主导的；在阿拉伯国家，则是由清真学派和伊斯兰学校奠立的。不同文明、甚至同一文明的不同阶段都可能会有不同的知识秩序，因此，和“知识”本身一样，它也具备很强的多元性和流动性。

从“知识秩序”的角度去看，知识史比传统思想史研究视野更加广阔。在传统思想史（或学术史）研究中，重要的思想家、学者无疑居于核心，这些人的原创性作品有其独特贡献，推动了整个思想观念史的发展。但在知识史的视野里，这些重要思想家、学问家的作品其实都是其身处特定时代的“知识秩序”的产物，再伟大的论述也离不开其背后的那一套知识体系。

所以，对“知识秩序”的强调，使知识史研究重新估量经典思想家和学者的“原创性”，并引入一种更普遍化的分析视角。从知识史视野来看，很多思想家的论著观点就不显得那般“石破天惊”，它自有其得以产生的知识脉络，后者即如土壤一般。思想家无法跳脱此种脉络，正如人无法跳脱自己的皮肤。知识史学者不但关心新的“知识”之出现，还要关心在某些特定的历史场景中，人们在解释他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时，背后基于何种特别的“知识秩序”？他们是运用何种或哪些既有知识来进行解释的，而这些新的解释反过来是否会、或者如何影响既存的知识秩序。

知识史研究的问题之一是，它是否要将历史上所有的认知行为都纳入考察范围，如何区分出有价值的认知行为和研究对象。经典思想家的著作当然值得关注，那么普通人的毫不起眼的认知活动应该被研究吗？美国历史学家苏珊妮·马钱德（Suzanne Marchand）就认为，知识史研究者必须思考“哪些知识值得被认识？”，否则其研究就会太过庞大、松散而琐碎。  历史上数不胜数的个体认知行为，只要被置入某些特定的知识体系、或者“知识秩序”当中，才能凸显其价值，才能被研究者注意。

研究历史上的“知识秩序”还会触及到它的另一侧面，即“无知”（ignorance）。这也成为知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就如同研究“记忆”的史学家要关注“遗忘”、研究“语言”的史学家们要关注“沉默∕无声”一般。历史上不同“知识秩序”的差别，同时也伴随着不同“无知”的差别。而“无知”状态还分为两种，一是人们“知其无知”，第二是人们“不知其无知”。  “知其无知”和“不知其无知”的区分，不仅关系到人们对特定知识的了解程度，还涉及该时代整体的知识框架、认知模式和范畴等。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知识的“流通”（circulation）及其媒介（media）。之所以用“流通”这个词，是因为知识的流动往往是多方向、多层次的，相比之下，“传播”（dissemination）更多是单向状态。  “流通”并不仅仅是对一种状况的描述，对于知识而言，它还有更具本质性的意义。

萨拉辛提出，理解“知识”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从“流通”的视角来看待它。知识的流通并不会将它变成“脱离情境属性”（unsituated）的东西，而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形成。萨拉辛认为，知识从本质上而言更像是一种“混合物”，它具有动态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知识流通的“媒介”往往对知识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是不同时空中的“接受者们”也在重塑知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知识的“再生产者”或“共同生产者”。  莱塞茜也抱持同样观点，她认为知识的流通是知识史研究的最核心问题，知识只有进入意义的网络才能真正成型。  换句话说，没有知识是在完全真空和静态的状况下产生的，口传、文字书写、图像绘制、以及其他意会方式，都是流通的媒介。只有在流通中的知识才成其为“知识”。

再进一步说，对知识的“流通”有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第一是地理意义上的流通，即知识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空间之间的流动，第二是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流通，指知识在其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消费者、再应用者之间的流动和转换。第三就是流通的“物质性”问题，即关注承载知识的物品。

说物品是知识的“承载者”，似乎意味着它处于附属和被动的地位。其实不然，知识的“物质性”也在参与知识的流通，甚至对知识进行改造。以现代大众媒体为例，书籍、影视剧、广播、互联网等等知识的载体，都会受制于“消费市场”这一大环境。商业因素、政治因素、不同物质媒介形式，都会影响知识的流通，甚至反过来塑造知识、改变一整个“知识秩序”。  时至今日，随着数字化潮流的兴盛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信息的大量泛滥和私人化、暂时化、碎片化等倾向已经给我们时代的知识整体带来了极大的变化。由今观古，“物”和“媒介”究竟在知识史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今后的研究者无法忽视的问题。

以上所述的几个主题，其实都会涉及到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内容，但以“知识”作为分析核心，它们便有了独特的切入历史的方式。莱塞茜曾说，“知识”是继“文化”之后新出现的一种历史分析的类型。  或许它就像一面透镜，人们透过“知识”观察本以为熟悉的历史发展进程，却能发现新的内容。只要人类认识世界的努力不停止，知识史研究就不断能获得新的资源。

（本文原载《西方史学史研究》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