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希尔达·基恩是当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基恩早期主要从事公共史学研究，尤其关注用以纪念动物的物理空间。她认为这些空间不仅遮蔽了动物的真实处境，而且其在本质上不过是人类自身价值观的投射。在动物史的实践中，基恩一方面尝试解析动物权利。她指出动物权利不只是简单的道德考量，更是中产阶级用以巩固自身地位和阶级边界的行为符号；另一方面，基恩试图重构战争叙事。这种将动物纳入战争叙事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二战的既有认识。基恩的研究表明，动物史给历史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关键词：希尔达·基恩；动物史；公共史学；动物权利；战争叙事

动物史（Animal History）是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新动向。它不仅受到环境史、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学等史学分支学科的影响，同时也是动物权利运动与环境保护运动等社会现实变迁的反映。传统史学更多地将动物视为历史的背景，而动物史试图探讨动物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重视发掘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借此来重新定位动物的历史角色。动物史不仅扩展了历史书写的边界，更在历史哲学层面推动了人类重新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

在动物史的兴起过程中，英国历史学家希尔达·基恩（Hilda Kean，1949—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人物。作为动物史领域公认的著名学者，基恩也是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伦敦大学学院的高级荣誉研究员。基恩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动物史，在其早期研究中，她也较为关注公共史学。同时，基恩也是动物保护运动的参与者。通过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基恩有力推动了动物史研究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中，最早的动物史课程是由基恩开设的，也即“动物与人：谁的历史”（Animals and Humans: Whose History）。该课程在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的学士学位课程中属于必修课。基恩在教学大纲中坦言，这对于所有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新课题。从课程介绍中可以看出基恩的动物史研究观念：历史学家通常将过去简单建构为人类的过去，动物史要做的是通过动物的视角观看“给定”的过去，探索非人类动物在社会中的历史角色和文化地位。基恩并没有因为教授动物史课程而放大动物史研究的必要性，在教学中反而给了学生较大的思考空间。接下来，本文尝试系统梳理基恩动物史研究的学术脉络，进而说明其研究在动物史研究中的普遍性。

一

回顾基恩的学术生涯，其早期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公共史学领域。自1996年起，基恩便在罗斯金学院教授公共史学，她还曾担任过该院的院长和公共史学系主任。基恩十分关注有关妇女选举权的公共史学问题。对于公共史学的作用，基恩指出：“对一些人而言，公共史学意味着将历史知识以特定形式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公共史学领域的学者尤其关注过去被带入到现在的方式以及人们如何使用和表现过去。

用以纪念动物的物理空间也是她的一个关注点。基恩指出：“相较于单纯研读纸质档案，那些存在于学术讲堂之外的历史，包括动物墓园、纪念雕像、浮雕和牌匾，将告诉我们关于人类对战争中动物的看法。这种差异性尤其源于纪念场域所承载的多元象征意义。”在基恩笔下，这些纪念动物的“特定形式”不仅是人类的情感表达方式，也是人类自身集体记忆的具象化。例如，位于伦敦的“战争中的动物纪念碑”。一方面，纪念碑旨在纪念为英国以及盟军而牺牲的动物，并承认动物为人类社会的“贡献”；另一方面，动物的死亡是为了争取“人类自由”，而非争取自身的自由。对此，基恩认为:“在承认动物存在的同时，拟人化在这里的影响削弱了对人类在将动物带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质疑。”动物被迫接受战争的残酷性，而人类作为决策者的责任却几乎被这种空间叙事所掩盖。纪念碑上没有任何人类的形象，在视觉上似乎赋予了动物特别优待和独立的地位。基恩指出:“动物在西方各国的战争纪念碑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至少在表征上构成了国家遗产的一部分。”

然而面对动物被杀害的事实时，英国国家叙事与历史真相之间依旧存在着一些差距。虽然人们修建纪念碑是为了彰显为盟军“献身”的动物，目的是试图承认动物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不过，针对这些动物的死亡，基恩指出：“人们在造成动物死亡方面的明确责任几乎未被承认。”纪念碑也没有提及被人类杀害的动物，这种选择性纪念的做法显然是为人类的宏大叙事服务的。基恩甚至指出：“纪念碑暗中强化了一种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人类的利益总是放在动物的利益之前。”纪念碑本身隐含了对动物工具化认识的延续，使得人们并未真正反思战争对动物的剥削本质。动物作为“沉默的他者”的困境导致其在政治上始终没有自己的代表。

基恩指出，越来越多的动物被刻画为雕像，动物雕像的性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早期，动物雕像仅限于贵族出于纪念自己宠物的私人哀悼需要。随着反活体解剖运动的开展，动物雕像成了运动宣传的媒介，但其有时也是为了表彰动物的拟人化特质。雕像的修建不再只是出于个人原因，而更多是为了保存集体记忆。基恩认为，动物对于建构人类社会的集体记忆有着重要的作用。动物不仅只是人类经验的象征，更是作为叙事修辞而存在。阿拉斯加雪橇犬巴尔图（Balto）的故事就是例子。巴尔图作为雪橇队的领队犬，长途运送抗毒素并成功地阻止了阿拉斯加诺姆镇的流行病的传播，当时人们甚至还在纽约中央公园为巴尔图建立一座纪念雕像。还有圣伯纳犬巴里（Barry）的故事，巴里在山地救援中一共挽救了40人。巴黎塞纳河畔阿斯尼埃尔狗公墓入口处专门为巴里修建了一座雕像。动物往往在被公众承认的那一刻，其存在本身就已经融入了人类的过去，而且纪念活动也有助于激发人们对动物的兴趣。可是，巴尔图晚年的悲惨遭遇与其为人类所做的贡献极不相称。基恩认为，动物变得重要，不是因为动物的行为，而是因为人类的某种品质转移到了动物身上。“动物形象往往仍被视为概念化的符号而非真实的生命个体。纵使雕刻家刻意塑造特定动物而非泛化形象，这种现象依然存在。”雕像将动物的行为拟人化的同时，也遮蔽了动物本身的真实处境。

动物墓地也是纪念动物的重要形式。人类将动物埋葬在墓地的做法虽然自古有之，但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变得普遍。基恩着重分析了三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动物墓地：伦敦的海德公园宠物公墓、纽约郊外的哈茨代尔宠物公墓与巴黎塞纳河畔阿斯尼埃尔狗公墓。这些墓地大多修建于19世纪末。在基恩看来，动物墓地主要是人类针对自己熟悉的动物用来表达情感的空间。同时，这也是动物主人的一种博爱示意，强调特定的动物个体对人类个体的重要性。随着动物权利运动的开展，动物墓地开始试图超越私人哀悼的范围，逐渐成为纪念动物在宏大叙事中所扮演角色的空间。作为动物与人类之间关系重叠的地方，动物墓地的空间界限也较为模糊。基恩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将这些动物墓地定义为动物的地方，因为它们包含动物的尸体或火化的遗骸。但这些从未被发现过，所有可见的全部都是人类的文字和图像，有时是动物活着时的照片或刻在石头上的表现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动物的描述远比动物的身体更为重要。动物墓地虽然反映了一种跨越物种界限的关系，但墓地是由人修建的，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人类的宏大叙事框架。对此，基恩也谈及：“在动物的价值得到承认的那一刻，动物同时也被纳入了过去为更伟大的人类而做出的有价值牺牲的叙事中。而它们当前持续的困境却被忽视了。”

在公共空间中，人们对动物纪念活动的设计在本质上是人类的宏大叙事在现实层面的延伸。同时，这也使得动物的真实生存状态难以被公众正视。基恩指出：“承认动物表征的存在并不能让我们了解动物本身，而是揭示了（某些）人类如何在与（某些）动物的关联中看待自身。”也就是说，人们试图通过表征来理解动物，但这些表征本质上却是人类自我投射的镜像。基恩对动物权利的研究也印证了这种观点。

二

在基恩的动物史研究中，对动物权利的解析是其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基恩对其讨论多集中在《动物权利：自1800年以来英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一书之中。伯特兰·泰特（Bertrand Taithe）评价这本书“填补了动物史家们，尤其是哈丽特·瑞特沃（Harriet Ritvo）的研究，与大量致力于激进思想的劳工史之间的空白。”对于这个“空白”，多数学者都只限于描述人类虐待动物的行为，却很少从历史的角度对动物权利进行分析。基于此，基恩试图追溯动物权利在英国的历史轨迹，并将论述的起点放在了前工业革命时期。

当时英国社会对待动物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指出：“在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英格兰，人们根深蒂固地认为世界为了人类而被创造出来，其他物种就要从属于人类的愿望与需要。”可是，这一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加速了动物地位的变化。动物的角色逐渐由生产工具扩展到家庭宠物，甚至是动物园的明星动物，受到人们情感上的关注和尊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至少在英国，除了工业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外，还发生了一场“宠物革命”。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动物议题也经常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例如，狩猎问题、动物实验、宠物饲养、动物贸易以及动物检疫，等等。基恩认为，具体的讨论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议题完全是正当的，并且是政府所应该考虑的。同时，在英国文化生活中，动物也已然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在文化象征以及维持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画作中的动物形象、小说诗歌中的动物符号、动物园的明星动物以及动物雕像，等等。在当时的英国，动物不仅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同样也是公共历史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基恩发现，保护动物的观念开始被纳入基督教会话语之中。在18世纪，英国国教会牧师汉弗莱·普里马特（Humphry Primatt）就尝试讨论人类需要保护动物的原因。基恩认为，这种观点在国教会中没有多少影响，但在不断增长的新教教派中得到了更大的传播，尤其是卫斯理宗（Methodism）。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动物的同情是卫斯理宗的重要特征。卫斯理宗既反对隐含着虐待的狩猎，也反对日常生活中对家畜的虐待。这些观点已经超越了当时社会对动物的工具化认识。加之，卫斯理宗经常在乡村与集市中布道，保护动物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

不仅是宗教观念，哲学与政治领域对动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于人类优越论，经常被提及的理由是人类比其他动物更理性以及只有人类才会使用语言。对此，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发出经典之问：“完全长大了的马和狗，较之出生才一天、一周甚至一个月的婴儿，在理性程度和交谈能力上强得不可比拟。但假设是别种情况，那又会有什么用？问题并非它们能否做理性思考，亦非它们能否谈话，而是它们能否忍受。”边沁认为，就造成痛苦而言，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没有理由比对待人类更恶劣。同时，法国大革命对于动物处境的改善也有一定的影响。法国大革命要求废除封建特权，其中和动物相关联的主要是贵族的狩猎特权。通过废除封建特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改善了动物的处境。这些观念也随之传播到英国。当时英国社会对待动物的态度开始逐渐趋向同一，“人们对待动物的方式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人道主义的显著特征，成为新兴中产阶级和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的资格。”人们对待动物的态度不仅是基于道德考量，也是为了维持体面和身份认同。

保护动物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人们甚至尝试通过立法来防止虐待动物。基恩认为：“对待动物的方式所发生的变化，不仅取决于哲学、宗教或政治立场，还取决于人们从字面上和隐喻上观看动物的方式。观看的行为本身在现代人的形成中变得至关重要。”从字面上和隐喻上观看动物主要是依靠诗意形象和绘画再现。例如，济慈（John Keats）的诗歌对虐待动物的谴责，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的诗歌中描绘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未来世界，等等。不同于诗意中的理想化与浪漫化，现实中动物的处境却是另一番境地。大规模的动物养殖、熟视无睹的动物虐待与恶劣的动物生存环境已然成为常态。保护动物的立法手段开始得以实施。1822年，英国议会通过保护动物免受虐待的法令。纵狗咬牛游戏（bull-baiting）中的公牛成了第一批从立法中受益的动物之一。基恩指出:“法律的制定不仅是为了保护财产，也是为了规范乌合之众和煽动者的行为；它们还起到了保护那些无法为自己说话的人的作用。代言人和保护人的角色被确立起来，以唤起那些没有人类语言的无声动物的事业。”法律不仅是为了维护人类之间的财产和社会秩序，也承担了保护无声动物的社会责任。一些公益组织也应时而生，诸如防止虐待动物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协会的成立并不只是为了争取新的立法，也是为了确保法律得以顺利执行。由于动物保护的相关立法还处于初始阶段，还并不完善。第一批受益于议会立法的动物只是用于农业生产的动物，还没有包括私人领域的家庭宠物。

为了进一步改善动物的处境，人们也试图通过教育来改善公众对待动物的态度。不同于强调立法手段来保护动物，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等社会组织还谋求在法律之外来保护动物。动物园的建立是开展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基恩看来：“如果普通人的眼睛能看到艺术和自然世界的瑰宝，这将有助于把他们从乌合之众中吸引出来，使他们融入国家，从而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幸福。”动物园作为公共空间，其不仅向公众普及了自然知识，还通过参观规定来对公众进行道德规训。通过教育来提高公众素质与审美，同时也可以减少政府的管理成本。对于动物保护的宣传教育来说，也是如此。在基恩看来：“合理对待动物也是这种教育的一部分，因为这种行为日益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人们似乎正逐步营造出更加尊重动物权利的社会氛围。

然而在基恩看来，善待动物是中产阶级塑造其身份认同的关键一环。中产阶级保护动物并非出于纯粹的道德考虑，而是通过动物保护实践来标识其与底层阶级在道德认知层面的差异，借此来展示社会地位和道德优越感。基恩指出，人们对待动物的方式与阶级的形成和分化密切相关，并不是中产阶级走上了保护动物的道路，而是中产阶级试图借此证明自己与堕落的乌合之众和懒惰的贵族不同。动物日益成为新的阶级意识和独特性的焦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们的阶级认同。同时，动物保护人士一直热衷于以人道和文明的方式对待动物，认为动物不应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或虐待，并希望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支持。这也在政治领域得到了明确的复制。基恩认为：“对待动物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不是因为它在议会中被讨论，而是因为这种情绪被纳入了体面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行为的定义中。”善待动物甚至成为文明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保护动物运动不仅只是对动物权利的关注，它也起到了维持社会结构和阶级认同的作用。

以动物谋生和善待动物之间似乎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更容易意识到动物福祉，而较低阶层的人可能由于经济压力而忽视这些问题。不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也并不总是热衷于保护动物。例如，上层社会的狩猎运动就受到了广泛批评。通过善待动物，一种新的体面性得以发展，中产阶级既与乌合之众进行了区分，又与上层贵族保持了距离。这些在基恩看来，善待动物不过是中产阶级维持自身阶级边界的行为符号而已。

在好奇心与消遣兴趣面前，中产阶级的体面性有时沦为空谈。虽然英国议会早就通过了诸多动物保护法案，可是这些法案却没有约束猎狐与猎鹿等狩猎行为，而后者又是上层社会所偏爱的运动。此外，活体解剖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人道问题，甚至被视为虐待动物的一种方式。随着麻醉技术与电刑技术的发展，其在解剖过程中确实可以减轻动物的痛苦，但也导致更多的动物被纳入解剖，解剖动物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值得注意的是，“活体解剖的实施者来自传统上寻求道德指导的社会阶层：受过教育，通常是富有的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男性。”这里出现了一种矛盾：善待动物作为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然而这与活体解剖者的立场却不相协调。这其实反映的是人对动物身体的物化、支配与利用。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抗议活体解剖、反对捕杀鸟类与倡导素食主义，但这毕竟是少数。

随着动物权利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动物保护运动的焦点也在发生转移。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其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城市街道以及街道中的动物；在六七十年代，其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实验室与家庭之中，关注实验动物与家畜的处境；而在19世纪末，又开始转移到中产阶级的时尚服饰；但是步入20世纪之后，“隐藏的虐待行为仍然被各个阶层所实施”。正如朱莉安娜·阿德尔曼（Juliana Adelman）所言：“我们尚未解决人类的困境；我们继续剥削动物并回避体验这一过程及其后果。我们并没有让‘旧事物’消失；我们只是把它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根本不必看到它。”工厂化养殖与虐待宠物等问题依然广泛存在，只不过其变得更为隐秘。

虽然动物权利提倡人类应当为动物的福祉负责，但其本质上是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利益。不过与以往情况相比，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确实有了一定的好转，动物保护运动的空间也由陆地扩展到海洋。越来越多的动物得到了法律或慈善机构的保护。基恩指出：“那些在对待动物时带着同情心和人性的人不仅改善了动物的生活，也改善了人类自身的生活。”

三

在撰写《动物权利》一书时，基恩就已经开始质疑人们是否真正“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毕竟，“作为与人类生死与共或因人类决策而死的生命，动物居然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对此，基恩将动物纳入战争叙事，并试图从动物作为受害者与能动者的两个方面来重新审视战争过程。

一方面，从动物作为受害者的地位来看，以往的战争叙事掩盖了动物的残酷遭遇。基恩试图通过考察战争中的动物来揭示战争的普遍残酷性。在英国对德宣战之后，英国本土便开始准备应对德国的报复性空袭。在防空的前期准备中，尽管人们遵循了政府关于疏散儿童和熄灯的建议，但却忽视了政府、兽医和动物慈善机构对于如何在战争爆发时照顾宠物的相关建议。这表明宠物在战争中往往被视为次要对象。而且，伦敦地区在宣战后的一周内便约有40万只动物遭到杀害。宠物主人将宠物带到兽医诊所执行安乐死，甚至将其遗弃，尽管其目的在于减少空袭中的不确定因素，但这也造成了动物和人类之间关系的裂痕。基恩认为：“尽管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一些争论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人与动物互动的行为模式得以确立。如果人类改变了，那么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动物也改变了。”人与动物互动的行为模式通常由人类的社会结构、伦理观念和经济需求决定。

宠物大量死亡的背景是可以预见的。虽然人们善待动物被认为是一种文明行为，但是基于战时态势，更多的人认为城市里的动物既消耗食物，又破坏城市环境，同时还是疾病传播的媒介。当战争爆发后，“不仅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人与动物之间共享（或不共享）空间的物理参数也反过来帮助构建了这种关系。”例如，防空洞不允许人类携带动物一同避难，其需要优先保障人类自身的安全。毕竟，动物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变得不安，进而使得情况失控。加之，兽医专业建议的影响力不足，这也使得整个社会在宠物保障方面缺乏准备。尽管当时英国内阁成立了国家空袭预防动物委员会（the National Air Raid Precautions Animals' Committee），但该委员会的关注重点并不是宠物，其关注的是那些被认为有经济价值的动物，其目标是功利主义的。随着战争爆发，伦敦城中的家庭宠物随即被大规模杀害。

基恩发现，宠物的大量死亡不仅与当时的战时环境相关，而且与家庭中的人与动物之间关系也存在着重要关联。基恩选择了四则关于动物的故事：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法国贵宾犬马尔克斯（Marx）在战争爆发后依旧在院子嬉戏，当时的战争似乎对人与宠物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影响；黑色猎犬安格斯（Angus）因为对战争的恐惧而被其主人送往了动物保护所，由动物慈善机构领养；波斯猫露露（Lulu）因为战乱而被自己的主人结束其生命；白兔明妮（Minnie）因为其主人全家搬离伦敦，不仅其被主人的朋友杀死，还被制作成食物。基恩认为，人类决定是否杀死动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理由总是各种各样的，但战争并不是杀死动物的终极理由。基恩指出：“动物本身的情况，如年龄、货币价值或类型，甚至人类的身体情况，如被召唤入伍，都不一定决定动物的生死。相反，动物和人类之间预先存在的关系的本质才是关键。”更重要的是，家庭成员对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动物的生死。宠物是为人类服务的，这种关系在基恩看来类似于主仆关系，人类掌握着对动物的支配权。

除了家庭宠物之外，其他一些动物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对德宣战后，英国举国进入战时体制。由于大量动物对资源的消耗，官方也开始杀害动物。首当其冲的便是动物园中的动物。例如，伦敦动物园的动物要么被杀死，要么被放生。基恩指出：“杀害动物园里的动物被证明是冲动的以及不必要的，就像杀害宠物一样。”由于此举对国民情感的较大冲击，使得官方开始救济伦敦动物园。毕竟，伦敦动物园是英帝国殖民霸权与帝国扩张的象征。同时，由于野生动物对农业生产与粮食储存的破坏，政府开始允许甚至鼓励人们可以捕杀野生动物。然而，有些动物的处境并没有多少变化，尤其是稀有动物和优良品种，其被送往英属殖民地和美国，以避免绝种。

基恩将动物带入战争叙事，这样的做法确实会多多少少影响人们对二战的历史理解。正如尼尔·彭伯顿（Neil Pemberton）所认为的那样，基恩的这一做法恢复了动物和人之间意味深长地互动，同时也挑战了历史学家解释战争的方式。

另一方面，从动物作为能动者的地位来看，动物是战争的重要参与者。在基恩看来，哪怕是最保守的历史学家也会认为动物在过去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在战争之中。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二战初期的英法联军的军事撤退行动。虽然大撤退作为一个充满人的故事，但在大撤退中，动物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恩指出：“动物，尤其是狗，在人们有关敦刻尔克的回忆和日记中占据了重要位置。”通过观察和理解动物的特殊反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人类自身的安全。例如，动物对空袭声音的反应会影响人类应对空袭的策略，其自身有着应对战争的能动性，可是人们并没有因此善待动物。例如，宪兵在撤退的途中有组织地杀害流浪动物。动物在战场上的遭遇往往被忽视。同时，对动物的关注则进一步使得战争叙事更为复杂和多维。

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因战争而呈现出一种矛盾性。在消极方面，物理环境的改变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被打乱，进而也影响到动物。为了应对空袭，伦敦开始严格执行灯火管制。人类自身的活动在夜间受到限制，可是这并没有限制动物的活动，而是任由其外出，进而造成交通事故频发。在积极方面，在撤离伦敦的过程中，动物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撤离者而言，动物对人类的情感陪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宠物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基恩指出：“考虑到一些人认为动物和儿童是家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撤离的家庭经常把他们的动物带走，而不是杀死它们，这种发现就不足为奇了。”物理环境的剧烈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既打破了传统上的物种界限和角色分配，也催生了一种新的跨物种关系。

在基恩看来，人与动物之间在饮食与居住环境上的互动就是跨物种关系的例证。在饮食方面，由于举国战时体制，政府对食物实行定量配给，然而动物专用食物却依旧继续生产，而且官方机构还会给出专门的食谱。有时候，人们还会排队给动物购买食物。基恩指出，排队给动物领取非定量食物的制度不仅模糊了原有的阶级界限，也打破了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界限。大后方成了人与动物共存的空间。人类的食物与动物的食物甚至可以进行交换，例如，猫粮与茶叶的交换、兔子肉与蛋糕的交换，等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在居住环境方面，为了应对空袭，政府开始修建大量的防空洞以及避难所。由于动物的不可控因素与公共卫生要求，这些建筑并不允许宠物进入，而是任由其在防空洞外流浪。但这引起了一些动物保护机构的担忧，其开始号召并建设动物避难所。毕竟，动物在空袭中的应激反应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可以提前进行空袭预警。如此，“动物们表现出能动性，这样做拯救了它们自己和它们的人类同伴。”基恩指出，大量现存的关于躲避轰炸的文本驳斥了动物只是对人类的反应做出回应以及躲避过程必然由人类主导的观点。战争是动物和人类的共同活动，这种共同活动不仅只是发生在个人的层面上，国家也开始关注战争中的动物。战争越来越明确地覆盖了所有年龄、阶级和性别的人以及动物。

人与动物之间的战时关系甚至也会影响宣传政策的制定。战时的英国虽然仍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分化，但人与动物的感情联系却跨越了阶级界限，甚至成为民族内部广泛认同的情感纽带。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宠物，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饲养宠物，可是英国官方开始承认动物和人之间互动的积极方面。由于战时体制，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开始用来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动物成为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塑造的关键元素。对于纳粹德国虐待动物的新闻报道广为流传，纳粹分子宰杀大量的犬类，不仅供人类进行食用，同时还会被制作成甘油和肥料；反观英国则不会如此，人们不仅会给宠物提供食物，而且其也不会继续利用宠物的尸体。这种态度对比的背后，隐喻英国是正义的，纳粹德国是邪恶的。对于英国政府而言，“尽管几十年来，一直在讨论如何对待各种动物，但它并没有主要考虑动物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战争期间，政府通过操控公众对动物的情感和态度，强化了对敌的政治宣传。动物在这里成了意识形态的操控工具，也塑造了敌我之间的道德评判。

结合上述可以发现，基恩将动物视角引入二战叙事的尝试不仅揭示了以往战争叙事中被掩盖动物的残酷遭遇，同时也凸显了动物在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基恩看来，没有动物的战争叙事是不完整的。她甚至认为，将动物纳入战争叙事的做法可能会影响人们对二战的既有认识。

四

基恩的动物史研究既呼应了当代西方史学范式的转型，也推动了动物史研究从“人类如何观看动物”到“动物如何影响人类”的转向。对于基恩在动物史课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动物史研究的可能性、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动物史对于历史学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等等，基恩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回答了这些问题。

对于动物史研究的可能性而言，虽然动物史的研究史料较为匮乏，但基恩力求拓宽其研究资料的范围，其大量利用包括报纸、日记、图像、广告、访谈、信件、传单、慈善机构档案与社论在内的原始文献，尤其是图像资料。例如，其在《动物权利》一书中共使用44幅，在《宠物之死》中共使用了31幅。基恩所使用的图像资料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与文献资料搭配使用，以此用来补充文献的不足。当然，基恩的研究也离不开当时英国饲养宠物的流行趋势，这一趋势使得大量的动物痕迹留在了纸上。基恩也曾谈及：“之所以关注伦敦，一方面是因为首都存有大量的信件与日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战争初期，这里曾发生过前所未有的杀害猫狗的事件。”因此，在研究史料较为充足以及人与动物之间关联度较高的情况下，动物史研究是可能的。

对于跨学科的可行性而言，基恩承认跨学科“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从基恩的研究成果来看，她其实仍然只是在重复“历史学家的工作：我们寻找材料，这些材料往往产生于不同的时代，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想象过去的历史，并让它在当下鲜活起来。”她对于跨学科方法的应用仍然只是限于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尤其是文学、哲学与神学等领域，跨学科的范围并没有延伸到自然科学。在动物史研究过程中，基恩依据的更多是档案资料，接触到最多的人是档案管理员。由此，基恩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面对跨学科实践的无力感。这实际上也是动物史理论与实践的张力所在：在理论上呼吁跨学科方法论，在实践中仍然是枯坐档案馆。

对于历史学而言，动物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随着西方动物史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动物。通过将动物纳入历史叙事的做法，动物史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史学完全以人类为中心的书写惯性，也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历史叙事的反思。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动物史学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动物史家如何适当呈现动物在历史过程中的能动性？如何在确保人类伦理价值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动物权利？这些都是动物史研究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原载《史学史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