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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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迈斯托，说故事的好手
发布时间：201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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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东金
转自《中华读书报》 2010-6-9
“全球史”的兴起，只是最近数十年的产物。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渐成主流，史家即使注重全球视角，也多从西方如何影响、塑造非西方世界落墨。（也有伟大的例外，托因比在布局其巨著《历史研究》时，选定的研究单位是“文明”。当然，那种情势下，他感到有必要为自己放弃流行
的国家民族史，转而另起炉灶作一辩护。）这一趋势到了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逆转。1963年，芝加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发表《西方的兴起》，一般论者将之视为“全球史”登场的标志，等到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问世及其修订版本的不断推出，“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走向了成熟。除了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另一个可资佐证的现象是，自1995年以来，连续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都把全球史列为重要的讨论题目。
全球史出现的大背景，无疑是20世纪下半叶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但也有人说，最重要的缘由在于美国大学独特的历史教学模式。因为要为那些并不专修历史或人文学科的美国大学生开设一门名为“世界史”的课程，众多历史教师不得不尝试一种新的史学编撰和讲述方式，在一本书的篇幅内把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活动囊括在内。这一努力的结果，就是一系列标榜以“全球史”的著作。这是一个类似知识社会学视角的新解释了。
按照国内学者刘新成的归纳，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全球史学者形成了审视世界发展进程的独特视角：摒弃以国家为分析和叙述单元的传统，将长期以来被忽略的物种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超越国界”的生态环境现象纳入考察范围，将不同社会之间的竞争、交流以及力量对比关系变化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因加以描述，将互相依存的地区所形成的“网络”作为基本叙事单位。不能以某个国家的发展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真正普适于所有社会的只有三大过程，即人口增长、技术的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基于这一认识，物种交换、移民、文化互动等新内容与社会政治发展、贸易扩张、帝国主义等传统命题一道，纳入了全球史研究的视野。
这也是阿迈斯托在《世界：一部历史》这部极其成功的教科书中为我们展示的图景。
一流的史学家，无一例外都是说故事的好手。阿迈斯托也是如此。书中讲述了数以百计的精彩故事，它们都可归入两大主题之中：人与自然的互动，以及人与人的互动。两大故事交织出现。第一个故事以环境为中心，讲述人类如何使自身脱离自然界，寻求在建设性开发和破坏性开发之间达成平衡。第二个故事以文化为中心，讲述人类文化如何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分。
这些内容，对那些习惯了以国家民族、外交战争、政治演变等为中心内容的历史读者，一定会是个崭新的体验。但是这符合置身于全球化时代，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挑战的现代人的视野。
作者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本人，就有着一个全球化的身份。他是西班牙裔——这从姓名上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长在英国，在牛津接受严格的历史学训练，这使他继承了英国史学家优良叙事的传统。功成名就以后，又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阿迈斯托的背景很适合这一全球史的写作。而他之前的几部著作，就已经为我们展现了全球视野下历史学的新魅力。例如《文明》一书，在这部充满新意的文明史中，阿迈斯托关注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明主题，而是更加注重生存环境。故事的主线索，换成了欧洲人如何突破大西洋洋流来到新大陆，印度洋如何因为风向系统而一度成为贸易繁盛之地……
这些精彩的环境叙事在眼下这部舞台更加宏大的新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铺陈。阿迈斯托还很好地平衡了所谓人定胜天和环境决定论之间的张力。在很多环境史写作中，我们经常能读出环境决定论的气味，人似乎被动地成为所处环境生态的产物，即使有能动性的一面，也主要是以破坏的因素出现。而阿迈斯托避开了这一窠臼。他让我们看到，环境并不决定人类的行为或生活，但是环境的确为我们的行动设置了界限。今天我们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资源压力时，有必要重温这一得自历史经验的总结。
阿迈斯托的全球史在传统史学界可算标新立异，但在基本的史学方法，特别是对证据材料的使用上，他又是传统的，丝毫不越史学家的藩篱。
教科书性质的历史著作一般材料都来自二手著作，基于大量专题研究之上。但阿迈斯托除了参考大量优秀的专门研究，还在行文编排中，为读者保留了历史学家如何工作的痕迹：搜集和裁减史料，进而组织成有条理的叙事。在书中，随处可见第一手的史料引用。读者会得出印象，对这些材料的解读，不同时代不同历史学家之间可能并没有共识。
阿迈斯托交待自己的研究方法时说：“描绘过去的画面，唯一的方法就是从人类遗留下来的证据入手，然后借助有根有据的想象一点一滴地加以汇总。”历史学需要想象力，但又受到原始资料的限定。和任何带有创造性的劳动一样，历史学也是戴着镣铐的舞蹈。
历史讲求证据，训练质疑。“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也不可能是讲述过去是什么样子的，而是生活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证据倾向于揭示过去可能是那个样子。”这是阿迈斯托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在他看来，这一目标远在历史学的趣味性之上。所以，有时候阅读阿迈斯托的书，并不容易找出作者显明的意见，他经常是摇摆的。对于自己所设定的两大故事主题，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他也作如是观：这两个故事已经演绎了数千年，我们无法预料故事以胜利还是以灾难结尾。
历史学家只是总结和解释历史，无法预测和创造。但也许我们能从阿迈斯托的历史叙述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带着对这两大关系的新的洞见，尽力使故事的结局令人满意，也使我们所处的地球环境得以延续。
阿迈斯托有时候也不无自相矛盾。例如，在讲到他认为哪些问题值得历史学家追问，或者说自己是依据什么标准来组织材料，填满本书将近1200页的巨大篇幅时，阿迈斯托说：他愿意就过去而研究过去，试图发现那些只对过去的人才有意义的、过去的人曾经面对过的问题。想透视过去人的心灵，尤其是与自己的文化不同的远古文化，就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去理解它。在我们现今多元文化的社会和多元文明的世界里，我们最最需要的是理解。
看上去，作者是在申述一种理念：历史无所谓重要与不重要，只要当时代人觉得有意义，它就有意义；后世人是无法评价的——他们只需记录。秉持这样一种高调的中立观，阿迈斯托可算得上是一位后现代史学家，并不认为在过去与现代之间存在着有意义的关联，任何现代与过去的沟通，都是带着现代人的曲解。
但阿迈斯托的这一历史观一遇到实践，就只能后退。他自己承认：“在每一个历史时段，世界上总有某些地区因其更具影响力、有更多人口、更具塑造世界的力量而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他也认为在叙述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时，欧洲和美国占据了很多视线，但这并不是“欧洲中心主义”，而是忠实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原貌。他还举出中国的例子。中国在书中篇幅颇多，他解释这样安排并不是出于认同中国，而是因为“中国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影响全球的创举的确极其丰富”。
阿迈斯托的书还以相当多篇幅讲述了“边缘”地区和文明的历史。例如，在“国家与社会：16和17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一部分中，作者开篇引述了中非恩东戈王国女王恩辛加宣布“她愿意变成一个男人”，以此说明这是现代早期政治变迁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在非洲的回响。而这一故事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的崛起、难以驾驭的贵族势力的衰退、权力从贵族向皇室依附者的转移”——这似乎是和17世纪非洲历史并不相干的话题。之后的正文，“非洲”一节所占的篇幅和“欧洲政治变迁”大致相当。坦率地说，这已经不是历史的原貌和实际分量了，而是作者一意坚持全球史观使然。作者似乎把“去西方中心”当成了一种教条，以至于不能承认近代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欧洲人在全球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现今的世界何以整合为一体。
阿迈斯托夫子自道：我尽量不忽视那些通常被历史学家看轻的民族和地区。那么，这些“边缘文明”是不是因为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而进入阿迈斯托的考量之中呢？未必尽然。因为作者紧接着就补充说：贫穷的、边缘的群落有时能对世界产生令人惊讶的影响。世界的边缘地带常常发生改变世界的事件——那是文明的断层线，会辐射出地震效应。
与我们已熟知的全球史代表，诸如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本特利等著《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比较起来，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堪称一部誓将全球史观贯彻到底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