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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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发布时间：201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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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
转贴自：智识学术网
1929年，法国史学家费弗尔(Lucien Febvre)[1]、布洛赫(Marc Bloch)[2]等人创办一份后来被通称为《年鉴》(Annales)的学刊[3]，围绕这个刊物所聚集起的一批史学家，被称为"年鉴学派"。
其中心人物除了费弗尔、布洛赫外，还有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4]、拉布鲁斯(Ernest Labruosse)、肖努（Pierre Chaunu）、莫拉泽（C.Morazé）、杜比(Georges Duby)[5]、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6]、维拉尔(P.Vilar)、诺拉(Pierre Nora)、夏蒂埃(R.Chartier)、勒韦尔 (Jacques Revel) [7]、勒华拉杜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8]、孚雷（Francois Furet）、费罗（Marc Ferro）、阿里埃斯（Philippe Aries）、芒德鲁（Robert Mandrou）等。
这一学派在20世纪后半期逐渐传入中国并发生着重要影响。今天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进行回顾与总结之时，这一传播和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9]。
一、年鉴学派及其代表作被评介和翻译到中国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中国学术界已经多少透露出年鉴学派的讯息。从现存文献来看，比较早的在中国提到年鉴学派的是，发表在《史学译丛》1956年6期上的，由俞旦初翻译的苏联学者加斯顿·马纳科尔达的《第十届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上的现代史学的主要流派》，不过那时把“年鉴派”翻译成“编年”学派，文中还提到“布洛克的著作‘封建社会’、布洛杰里的著作‘菲立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10]。张芝联在回忆早年的史学研究时说：“1960年，贵阳师范大学历史系约请北大教授去短期讲学——‘传经送宝’，我去讲了一周，题目是《西方史学流派》，我介绍了四个流派：德国学派、年鉴学派、文化形态学派、大企业史派。”他后来在北京大学继续开这门课程[11]。1961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康恩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一书，把年鉴学派说成是，“取得了一些无庸置疑的成就”，“也发展了一些严重错误的、片面的和反动的思想”[12]。可见，那时中国史学界对年鉴学派是有所了解的，不过总体上，“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中国史学界对年鉴学派还是知之甚少的。”[13]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年鉴学派的输入成为西方史学输入的突出现象。还是张芝联，他翻译了玛丽安·巴斯蒂《法国历史研究和当代主要思潮》，连载在《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2、3期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年鉴学派[14]。无独有偶，夏伯嘉在《史学评论》第一期（1979年）上发表《马克布洛克与法国年鉴学派》，比较早地在台湾传播起年鉴学派的史学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年鉴学派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粗略说来，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中国学者撰文介绍学派总体或者个人情况。李幼蒸、朱本源、姚蒙、何兆武、金重远、张芝联等介绍了当代年鉴学派的历史思想，主要叙述了从费弗尔、布洛赫参与《历史综合评论》工作，到20世纪70年代年鉴史学的发展、演化、影响及遭到的批评[15]。张芝联、赖建诚、吕一民等介绍了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16]。陈彦等介绍和分析了年鉴派的新一代情况[17]，顾良、端木美、王舟、马胜利、吕一民等则重点介绍了雅克·勒高夫、杜比、孚雷、勒韦尔、伏维尔、芒德鲁、拉布鲁斯等人的史学成就[18]。
中国学者对法国新史学家的访问中所包含的内容也有助于年鉴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姚蒙对勒高夫的采访涉及“当前法国的史学形势”、“对年鉴派-新史学的估计”和“三个方面的方法论革新”[19]。他对伏维尔的采访，第一个主题是“目前法国史学现状”，其中涉及年鉴派与法国其他史学流派的关系，布洛赫、费弗尔开始就存在的传统，总体史对于今天史学家的意义等问题[20]。其与孚雷的交谈中，透露法国史学家使用长时段理论和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角度考察法国大革命情况，文中表明“年鉴派”在巴黎已经过时了[21]。他与巴歇莱的谈话涉及年鉴学派“总体史”概念的内在矛盾和总体史研究的分化问题[22]。陈启能、许明龙同勒华拉杜里的交流，表明勒华拉杜里对于年鉴学派的信心[23]。而端木美对杜比的采访，表明杜比对于年鉴学派的另一种追求——年鉴派-新史学的趋向[24]。
中国学者对其著作的介绍和评论，增进中国对年鉴学派的了解。被介绍和评论的图书有，费弗尔《十六世纪不信神的问题——拉伯雷的宗教》、《莱茵河》等[25]，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和《历史学家的技艺》等[26]，布罗代尔的《论史学》、《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资本主义动力》等[27]，勒高夫等人的《新史学》[28]， 勒华拉杜里《蒙塔尤》[29]等。
年鉴学派的著作被陆续翻译成汉文，许多著作在大陆和台湾都有汉译本。费弗尔《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首先被翻译过来[30]，他的《莱茵河》[31]也被翻译过来。布洛赫的一系列作品如《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32]、《历史学家的技艺》[33]、《法国农村史》[34]、《封建社会》[35]等被译成汉文。布罗代尔依次被翻译的作品是《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36]、《论历史》[37]、《法国社经济与社会：50年代至今》[38]、《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39]、《资本主义的动力》[40]、《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41]、《法兰西的特性》[42]、《资本主义论丛》[43]、《文明史纲》[44]，勒华拉杜里《事件史历史人类学及其他》[45]、《蒙塔尤》[46]、《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47]、《新史学的斗士们》[48]，勒高夫《新史学》[49]、《<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50]、《法国当代新史学》[51]、《中世纪的知识分子》[52]、《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53]、《圣路易》[54]、《关于史学的若干问题》[55]，利科《历史学家的技艺：年鉴学派》[56]，杜比《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57]，菲雷《历史学和人种学》[58] ，其他还有《年鉴史学论文集》[59]，《年鉴》编辑部《我们在进行实验：再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60]等。
许多作为教材的《史学概论》和《西方史学史》著作以及作为其他用途的此类专著，纷纷涉及年鉴学派的内容。例如吴泽主编《史学概论》介绍了费弗尔、布洛赫、布罗代尔等人生平，概括了它的三个发展阶段，总结了它的总体史思想和综合研究的方法，并分析了年鉴学派的局限[61]。此外，在许多高校历史学专业的考试中，“年鉴学派”成为学生专业水平的测试内容，例如1996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专门就年鉴学派出了到论述题。
这些译著、评论和教材的相关内容为中国人深入了解和研究年鉴学派提供了保证和参考。
二、中国学者对年鉴学派的研究
中国学者在介绍并翻译年鉴学派的同时，对这一学派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不同层次的。
在中国学者的西方史学思想史著作中，刘昶《人心中的历史》[62]第四章《年鉴学派的总体历史理论》，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63]第十章《西方史学的现状与未来》中的第1节《法国“年鉴学派”》，是对于这一学派的一般性介绍。庞卓恒主编的《西方新史学述评》中，赵进中研究了西方新史学中的年鉴学派的整体历史、结构历史和不同时段历史的研究[64]。于沛主编的《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65]中，罗凤礼的《心理史学》论述了费弗尔对于心理史学的贡献；俞金尧论述了布罗代尔对于家庭史的贡献，于沛论述了布洛克对于比较史学的贡献；王小宽《计量史学》论述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导致历史研究的计量化，认为拉布鲁斯《十七世纪价格波动概论》、《法国大革命开始时的经济危机》为计量史学树立了榜样。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66]，有姚蒙写的第十三章《法国年鉴学派》。罗凤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67]，有杨豫写的第九章《法国年鉴学派》。其他，如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68]，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69]，周樑楷《近代歐洲史家及史學思想》[70]，都有对于这一学派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中国学者的西方史学史著作中，年鉴学派也占有一席之地。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71]第二十九章专论年鉴学派。宋瑞芝等主编《西方史学史纲》[72]的第十六章《新史学的兴起》有《年鉴学派的出现》，第十七章《对人类历史的探讨》中有《年鉴学派的持续发展》。徐正等主编《西方史学的源流与现状》[73]，第十一章《现代西方史学营垒的斗争》中有《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第十三章《当代欧美主要国家的史学》中有《年鉴学派的发展，布罗代尔和勒高夫》。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74]，第三章《现代法国史学》分《年鉴学派》上下进行论述。张广智《西方史学史》[75]，第八章《现代史学Ⅰ》有《年鉴学派的崛起》，第九章《现代史学Ⅱ》有《年鉴学派的演进》。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76]，其中第五章是陈启能的《法国年鉴学派与中国史学》。郭小凌《西方史学史》[77]，第十章《现代西方史学鸟瞰》第三节为《法国年鉴派史学》。其他，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78]、杨豫《西方史学史》[79]也对年鉴学派展开了论述。
而以专著形式研究年鉴学派的就有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学派到新史学》[80]，赖建诚译著《年鉴定学派管窥》[81]，张广智、陈新《年鉴学派》[82]。单篇论文更是数量不菲，由于统计的不完全，这里无法给出具体数字。
大体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
年鉴学派产生的背景与基础。例如李铁、张绪山《法国年鉴学派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评价》[83]，曹景文《年鉴学派产生背景略议》[84]等。
对布洛赫的研究。例如，陈彦《了解法国新史学的一把钥匙——马克·布洛克史学遗产初探》，概述他的生平，探讨其比较方法及其影响，研究了他是人类学在史学中的运用，以及他在史学中引进社会学的努力[85]。
对布罗代尔的研究非常突出。汪从飞研究对于工业化的历史阐释问题[86]，陈新初步讨论布罗代尔理性保守主义与历史学家责任理念极其实践效应[87]，姜芃指出布罗代尔文明理论对于后人的启示[88]，赖建诚重新探讨布罗代尔的史学概念[89]，高承恕考察了布罗代尔与韦伯在历史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意义上的问题[90]。
关于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王晴佳和纪胜利讨论年鉴学派历史总体研究对我们的启迪[91]，江华则研究年鉴学派对于世界体系理论的贡献[92]。其余还有孙娴等人的研究[93]。关于年鉴学派长时段理论有，孙晶讨论了并评价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94]。
关于年鉴学派范式的演变。这方面的文章有杨豫《法国年鉴学派范式的演变》[95]，汪建武《试论年鉴学派及其史学模式》[96]，周樑楷《年鉴学派的史学传统及其转变》[97]，陈启能《<年鉴>杂志的更名和史学研究的新趋向》[98]。姚蒙《法国新史学的范型》[99]，杨豫《“新史学”的困境》[100]，
其他，徐万发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当代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在史学认识论上的对话[101]。
为配合研究，学者们把国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引进过来。对于学派总体看法，引进苏联学者、勒华拉杜里、彼得·柏克、保罗·科利、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吉雷·罗哈斯的看法[102]。关于学派的背景与基础，引进井上幸治的成果[103]。关于学派总体史的论述，翻译并发表布雷塞奇的观点[104]。关于学派的比较史学，借鉴了小威廉·西威尔关于马克·布洛克与历史比较的逻辑的有关论述[105]。关于学派的演变，吸收了安德烈·布吉耶尔在《年假学派的演变与现状》为年鉴学派在当代所遭受挑战辩护的观点，其中谈到有人认为，年鉴学派冷落政治史是其缺陷；他们还说计量史学已经破产[106]。巴勒克拉夫和伊格尔斯的论述更是流行。伊格尔斯、哈罗德·T·帕克等人编《历史研究国家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其中《导言：从历史角度看历史研究的变革》中比较了年鉴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观念上的共同认识与差异，指出年鉴学派对意识的历史的重视，对经济、人口模式的计量研究，对政治史的忽略，以及全面或者总体研究的倾向[107]。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二章专门论述年鉴学派《年鉴传统——寻求一种历史科学的法国历史学家们》[108]。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09]中，第2章《探索新概念和新方法》论述了年鉴学派在西方的影响；第3章《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论述了布罗代尔关于社会学影响历史学的贡献，费弗尔、布洛赫关于心理学影响史学的贡献；第5章《探索历史学的意义：国别史、比较史学和元史学》中论述了布洛赫关于比较史学的贡献与影响。其他还有道格拉斯·约翰逊关于布劳代尔的论述[110]。他们的这些论述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
三、年鉴学派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年鉴学派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对中国史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如论者所言，“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现当代西方史学，自引进中国后，对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对促进历史学的现代化，特别是促进历史学家开阔视野、深化认识、更新观念、拓展方法，就其总体而言，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111]。
具体说来，它对中国史学发生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文中举出的例子还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是本文没有涉及的。
第一，年鉴学派第一、二代的整体史观和长时段理论被中国学者用于历史研究。例如，张广智就使用布罗代尔的三个时段理论，对基督教入华进行了考察。他以为，《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成了基督教入华史的转折点，这是完全与布罗代尔的短时段含义相吻合的，不过与布罗代尔漠视短时段内发生的政治、军事事件不同，这一时段内由于基督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宗教传播的政治化倾向日益浓烈，于是教案蜂起，反洋教斗争不绝。而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至1900年‘庚子事变’，时间跨度40年，是布罗代尔时段理论中很经典的中时段。在这一中时段内，基督教入华的传教活动与西方列强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利益更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了，这种‘情势’既有别于1860年之前，也有别于1900年之后中国基督教会史上一度出现的‘黄金时代’迥异。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所包括的历史是一种结构，这里就是潜伏于中国人中的心理结构。中国的反基督教思想可溯及大秦景出入唐时，以后便代代相传，相沿成习，迄至晚明。这种集体无意识是世代相继的文化心理，绵延一千多年之久的思维定势，悠远而又有韧性，恒久而又顽固，按前述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这是一种对历史长河的流速起深层与长久作用的“心理结构”。“这或许就是讨论1860年至1900年为何成为近代基督教入华史上‘暴烈期’的深层原因。”[112]
使用长时段理论研究历史的，还可以举出，王培华《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113]，他用现代天文物理、气候、地理和生物学科的成果和方法论述元代（从太宗十年到至正二十八年共131年）北方蝗灾的时空分布规律。其另一篇文章《元代北方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点与申检体覆救灾制度》[114]，研究元代（从太宗十年到至正二十六年共129年）北方4省56州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特点。
使用整体观念研究历史的，如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115]，摆脱了孤立单一地研究某个城市或市镇的窠臼，将苏州与众多的江南城镇、乡村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通过考察中心城市与周边市镇、市镇与乡村的互动关系，较全面地勾画出江南城市社会形态与地区市场体系结构。
把两种观念结合起来典型的是，1999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同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大气所、地质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系联合起草《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将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5个专题列为重点。试图通过人类活动方式的改变（包括土地开垦、作为种类、耕种方式、聚落选址的更移）研究来探寻环境变化的信息[116]。这一具体工程显然体现了整体观念和长时段观念。
第二，社会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内容。邓京力在谈到新时期的社会史复兴时说：“社会史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西方社会史的发展经验而展开的。如果把1929年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立《社会经济史年鉴》杂志看作是西方社会史的发端，那么社会史在西方已经发展了至少70年。在这70年中，愈来愈多的西方史学家投入到了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中去，其研究课题激增（涉及人口与家族、阶级与社会团体、集体意识、社会运动、社会反抗、现代化的变迁、城市史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模式不断更新。这对于刚刚起步不足20年的中国社会史来说，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117]
例如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118]“为了给人一种汉代乡村社会整个历史中的方位感，作者给出了一个从远古至清末整个中国乡村社会发展行程的宏观框架。······从‘两汉时代的气候条件’这种在以往鲜为人道及的‘历史气候学’知识成果着笔，一直讨论到‘两汉民间禁忌与择日之术’这种汉代农民精神深处的东西为止，是全面检讨汉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其中，既包括农民的肉体生存状态，亦包括农民的精神生存状态。从最外在的、边缘的东西写起，层层推进，壮如剥笋，最后直捣农民的心理内核，是本书结构上的特点。”[119]
冯尔康《清人生活漫步》[120]，“从多角度、多层面对有清一代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涉及婚姻家庭、移民社会、名人生活、社会观念、政府指令与妇女行为方式关系等方面。”[121]
在社会史研究中家族、宗族史成为热点。赵华富《徽州宗祠堂三论》[122]、《宋元时期徽州族谱研究》[123]，方光绿《淳歙方氏宗法组织上层结构浅论》[124]，王梅堂《元代内迁畏吾儿家族世家——廉氏家族考述》[125]，吴景山《元代汪世显家族碑志资料辑录》[126]，丁宝斋《诸葛亮与汉末襄阳大姓》[127]，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128]， 都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
宗教风俗也是热点之一。代表作有郑慧生《神义的衍化和神的产生》[129]， 张锴生《我国古代失踪社会二次葬》[130]，沈建华《由卜辞看古代社祭之范围及起源》[131]，王晖《论周代天神性质与山岳崇拜》[132]，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133]，陈高华《元代的天妃祭祀》[134]。
日常生活史被展现出来。例如，刘修磐《魏晋南北朝社会上层乘坐牛车风俗述论》[135]，江庆柏《图书与明清苏南社会》[136]，姚伟钧《商周饮食方式论略》[137]，范金民《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以江南为中心》[138]，王子今、周苏平《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139]，赵全鹏《清代老人的家庭赡养》[140]，徐晓望《从<闽都别记>看中国古代东南区域的同性恋现象》[141]，于云瀚《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风俗探论》[142]，韩国河《魏晋时期丧葬礼制的传承与创新》[143]，叶新民《从内蒙古地区的石雕和壁画看元代社会生活习俗》[144]，高伟《元朝君主对医家的网罗及其影响》[145]等。
第三、心理史学、心态史学的发达。邹兆辰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中国学人是在了解法国年鉴学派史学的过程中了解心态史学的。······法国的心态史引起了中国读者的热情关注，尽管人们对心态史学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但可以预料，心态史学对中国学者的启迪可能不亚于美国的心理史学。”他还举了许多例子[146] 说明，许多史学工作者受到多种因素的启发，认识到史学研究要借助心理学，需要研究人的心理状况，纷纷呼吁历史研究应重视社会心理；他们从研究个别问题开始，尝试对某些历史问题进行社会心理的解释；研究中国心理史学的理论框架；探讨个别历史人物心理特征；探讨各个时期、各个不同范围的群体社会心理。而且“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具有跨学科的特点。” [147] 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148]， 探讨政治文化这一中介因素。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特有的群体政治心态以及这种心态的由来与作用。把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归结为“同旧世界彻底决裂”的信念与追求。以这个特征为线索，展现了从波诡云谲的政坛到动荡频仍的社会底层的种种矛盾斗争，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心态。“作者曾负笈西欧，采他山之石，他的研究正是吸取了政治文化史学、年鉴史学、心态史学的成果。”[149]
罗贤佑《儒释思想影响与耶律楚材的心路历程》[150]，对耶律楚材个人际遇、思想、感情、心态作了分析，认为他最主要的精神支柱是儒家的入世信条，而非佛家的出世禅理。其他研究心态史的文章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如乔凌宵《明清之际的文化心态与西学传播效应》[151]，王忠阁《元代文化心理散论》[152]。
第四，史学对下层社会的关注。何晓明在预测21世纪中国史学走向时认为，“80年代以后，在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动下，自我封闭的中国学术格局被打破。体现人类文明新成就的思想、理论、方法被中国的史学工作者直接接触、认识，汲纳。外国同行的不同工作范式成为我们学习、借鉴的对象。年鉴学派、心理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等等过去不了解，或者被错误批判的史学流派、思潮、方法的合理成分逐渐被我们消化、吸收。······这些‘他山之石’，被中国史学家用来‘攻玉’，用来促成历史学降落民间，是80年代以后中国历史学的新迹象。”[153]
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154]，“作者要写‘从下往上看的历史’的撰述动机十分自觉。”这种“从下往上看的历史”，正是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也正是《年鉴》杂志创刊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欧美史学的主要潮流。”[155]而且这本书，“主讲乡村社会、‘编户齐民’、布衣百姓有关或相干的事情，其余的事情不管多么重大，只要与乡民相关度不高，一律舍弃。而且，这不是技术考虑使然，而是相应的带有历史哲学性质的认识使然。这种带有历史哲学性质的认识，可以说是典型的‘年鉴学派’与‘社会史学派’的立场与主张，也可以说是对西方史学界提出的‘从下往上看的历史’作出的有力回应。”[156]其他还有，伊永文《宋代市民生活》[157]，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158]，徐浩《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159]等。
第五，多学科方法的使用。李学勤主编《中华姓氏谱》[160]内容涉及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遗传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诸多学科。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161]，“除了使用历史学的方法以外，还使用了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作者引入‘经济腹地’的概念，从相互联系的地域和经济两个要素，探讨元朝对外贸易发展的原因。作者还用进出口平衡的理论研究元代的进出口贸易。”[162]。
刘德武《美国世界战略》，“这本书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它包含有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国家关系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可算是集各家之所长。”[163]
90年代以后，“在农史研究方法上，除传统的历史文献研究法外，又对农业考古研究、比较农史研究等方法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际应用。······民族学、生态学、经济学等方法在农史研究中也有一席之地。”[164]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他以历史学为出发点，吸收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力图通过考察明清时期闽台地区的家族组织，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与演变趋势。”[165]
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166] “作者根据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所提供的视角、概念和方法，分别辨析了两汉乡村的社会分层及农民地位与归宿，两汉的乡里村落与宗族的基本面貌，两汉乡村的婚姻形式与家内人际关系及其家产分割方式，两汉民间信仰与乡村神祗崇拜及巫术在乡间的盛行等等。······为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提供了又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167]
在跨学科的方法中，计量方法的使用最为突出。黄启臣《澳门通史》[168] ，“全书编制个类合乎规范的统计表格90多个。这些表格主要涉及澳门的土地、人口、渔业、工业、外贸、制造业、旅游业、博彩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保险业等经济部门，作者在大量的史料中爬梳整理，使用计量方法对澳门经济的发展轨迹进行定量分析，使全书更具有准确性和科学性，避免了定性分析的空泛。而且，规范的表格使读者一目了然、简洁方便。通过计量方法分析研究，再编制成经济发展动态轨迹的表格，更加强了本书的科学价值。”[169]
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170]从整体上全面探讨了宋代的宗族和宗族制度，系统性、贯通性，注重宗族和宗族制度与宋代社会的相互影响。“钩沉了百余则材料，绘制出《宋代宗族义田建置情况一览表》，对142个同居共财大家庭的地区分布、家长姓名、义居口数、年数、旌表时间作了尽可能的挖掘，绘制出《宋代同居共财大家庭基本情况表》”[171]
其他使用计量方法的还有，沈登苗《明清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172]，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173]，潘青《元代江浙行省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分布》[174]，
第六，促进文献搜集与整理的数字化。许多古典传世文献被电子化，例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建成“汉籍全文资料库”，陕西师范大学建成“二十五史”，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建成“文渊阁《四库全书》”，香港中文大学建成“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电脑化资料库”、“魏晋南北朝一切传世文献电脑化资料库”、“竹简帛书出土文献电脑资料库”，河北大学建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大学建成“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等，这些资料都可以使用电脑全文检索、复制和编辑等[175]。
总之，年鉴学派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已经影响了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对象、方法和其他诸多理念的变化，也就是说它已经对中国史学范式或者模式的改变发生了影响。当然，这里的考察是初步的。年鉴学派对中国史学影响的程度、范围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只有经过进一步的定量与定性的综合分析后才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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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人译为“费夫贺”。
[2] 或译为“布洛克”。
[3] 这份学报先后有四个刊名：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1939年《社会史年鉴》、1941《社会史论丛》、1946年《年鉴：经济、社会、文明》。
[4] 也译“布劳代尔”、“布劳岱”、“布霍德”、“布洛杰里”。
[5] 又译“迪比”。
[6] 或译“勒戈夫”。
[7] 或译“雷韦尔”、“内维尔”、“雷凡尔”。
[8] 或译“勒华拉杜利”、“勒胡瓦拉杜里”、“勒鲁瓦·拉迪里”。
[9] 以往相关成果有，姜芃《十年来我国对年鉴派——新史学的研究述评》（《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11期12-19页，《历史学》同年2期37页）、张广智《20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2期，又见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73-394页）、陈启能《法国年鉴派与中国史学》（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5-246页）。
[10] 加斯顿·马纳科尔达：《第十届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上的现代史学的主要流派》，俞旦初译，《史学译丛》，1956年6期，第154页。
[11] 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我学术道路——从<资治通鉴>到人权研究（代序）》，三联书店1995年。
[12] 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三联书店1961年，第378页。
[13] 陈启能：《法国年鉴派与中国史学》，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30页。
[14] 之前的1978年张芝联还撰写了《法国年鉴派史学》，此文收入他的《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1988年）文集中。
[15] 李幼蒸《法国当代历史思想》（《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陈新《法国年鉴学派：过去与现在》（《九江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年2期）、李伯重《“年鉴学派”：一个重要的历史学派》（《百科知识》1996年6期）、王宇博、唐炎宝《法国年鉴学派述评》（《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7年4期）、朱本源《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两大发展趋势》（（《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姚蒙《法国大革命史学在当代法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4期）、何兆武《从思辨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世界历史》1986年1期）、金重远《法国“新史学”简介》（《历史研究》1986年2期）、张芝联《漫谈当代法国史学与史学家》《法国史通讯》1980年）、周以伦摘译《年鉴学派已非同以往》（《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1期）。
[16] 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赖建诚《法国年鉴学派领袖布劳代尔》（《史学评论》第十二期1986年）、顾良《布罗代尔与年鉴派》（《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1期）。《社会科学报》，2002年9月26日7版发表《布罗代尔：多声部的历史乐章》。
[17] 陈彦《法国的“新史学现象”——年鉴派的新一代简析》（《史学理论》1988年2期）、吕一民《法国“新史学”述评》（《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5期）、徐浩《探索“深层”结构的历史：年鉴学派对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研究评述》（《学习与探索》1992年2期）、吕一民《颠倒一切——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研究评述》（《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7期）。
[18] 顾良《雅克·勒高夫简介》发表在《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上，该文根据《文史丛刊》第234期（1986年10月）和《新观察家》第1141期（1986年9月）刊载的有关对勒高夫的采访及其他零碎材料编写而成。其他有李圣光《杜比与欧洲中世纪婚姻的研究》（《辅仁历史学报》（十一期）2000年）、顾杭《孚雷法国革命史学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端木美《一代史学家的楷模——纪念乔治·杜比逝世周年》（《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端木美《法国当代史学巨星——乔治·迪比》（《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6期）、王舟《法国史学家勒韦尔谈年鉴学派》（《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7期）。雅克·勒韦尔1989年3月底至4月中旬到北京和上海作了为时约半个月的学术访问。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行们进行了座谈。马胜利、高毅《伏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心态史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89年2期）、吕一民《法国心态史开创者芒德鲁》（《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4期）、吕一民《拉布鲁斯在法国当代史学中的地位》（《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5期）。
[19] 姚蒙：《“历史始终是人类社会在时间中的演进”：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采访记实》，《史学理论》，1987年2期。
[20] 姚蒙：《“今天的史学正处于过渡之中”—— 访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
[21] 姚蒙：《“建立一种批判的大革命史学”—— 访法国著名弗朗索瓦·孚雷》，《史学理论》1989年第4期。
[22] 姚蒙：《“研究历史的宏观与微观”—— 访法国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让·巴歇莱》，《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
[23] 陈启能、许明龙：《“年鉴学派的建树不可逆转”——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胡瓦·拉杜里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这是1994年5月拉杜里访华时做的采访。
[24] 端木美：《回顾历史，继承传统，着眼未来——访法国著名史学家乔治·杜比》，《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1982年5月杜比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在京沪两地进行三周学术访问。
[25] 陈启能主编：《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介绍了费弗尔《十六世纪不信神的问题——拉伯雷的宗教》。郭华榕：《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吕西安·费费尔的<莱茵河>一书的价值》，《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3期120-125页。
[26] 张绪山等：《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本出版笔谈》，《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4期。郭圣铭、王少如主编：《西方史学名著介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其中介绍了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T·S·布朗：《重评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张绪山译，《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3期。
[27] 康新文：《法国年鉴历史学派评议：读<论史学>》，《中国图书评论》，1989年1期。赖建诚：《对布劳代尔<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解析 ( 上 ) 》，《国立编译馆馆刊》，第 20 卷，第 1 期 (1991.06)。赖建诚：《对布劳代尔<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解析 ( 下 ) 》，《国立编译馆馆刊》，第 20 卷，第 2 期 (1991.12)。赖建诚：《布劳岱的<地中海>：半世纪之后的省思》，《当代》，第 145 期 (1999.09)。郭圣铭、王少如主编《西方史学名著介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介绍了《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陈启能主编《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介绍了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魏良弢介绍了《资本主义动力》（《假说·史实·启示：读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8年5期）。
[28] 郭圣铭、王少如主编《西方史学名著介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介绍勒高夫等人《新史学》。陈启能主编《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也介绍了勒高夫等人的《新史学》。
[29] 陈启能、姜芃、俞金尧、许明龙：《蒙塔尤》四人谈，《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1期。陈启能主编《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介绍了勒华拉杜里《蒙塔尤》。
[30] 吕西安·费弗尔：《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王养聪译，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31] 费弗尔：《莱茵河：历史、神话和现实》，许明龙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32] 马克·布洛赫：《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通讯》1983年总第4期。马克 ·布洛克：《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齐建华译，葛懋春、姜义华主编：《历史比较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03-145页。
[33] 马克·布洛赫《史家的技艺》，周婉窕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34] 马克·布洛赫著，《法国农村史》，余中先、张朋浩、车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35] 马克·布洛赫著，《封建社会》，谈谷铮译，台北桂冠1995年。马克·布洛赫著，《封建社会》，张绪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36] 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承中译，《史学理论》，1987年3期。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与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布劳代尔《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柳卸林译，收入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
[37] 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译，台北市：五南图书公司1988年。
[38] 布罗代尔、拉布鲁斯编《法国社经济与社会：50年代至今》，谢荣康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39]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Civilisation materielle, economie et capitalisme : XVe-XVIIIe siecle）（三卷），顾良, 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卷1，1992年，卷2、3，1993年。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1999年。
[40] 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 杨起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41] 布罗代尔：《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Mediterranee et le monde mediterraneen al'epoque de Philippe II ）（二卷），（上）唐家龙、曾培耿译，（下）吴模信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42] 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L'identite de la France）（三卷），顾良,张泽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997（一卷《时间与历史》1994年、二卷《人与物》上1995年、三卷《人与物》下1997年）。
[43]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44] 布罗代尔：《文明史綱》（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蕭昶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45] 4、E·勒胡瓦拉杜里：《事件史历史人类学及其他》，许明龙译，《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3期。
[46]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马胜利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大犹：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上下冊，許明龙译，台北麦田2001年。也有人译为《蒙塔龙》或《蒙塔荣》。
[47] 勒鲁瓦•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48] 勒化拉杜里《新史学的斗士们》，《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4期。
[49] 勒高夫《新史学》，顾良译，《史学理论》，1987年1期。雅克·勒高夫《新史学》， 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与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2-122页。Le.Goff著《新历史》，，梁其姿译，《食货月刊》1983年12卷10、11、12、13期连载。J·勒高夫（J.LeGoff）等《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50] 雅克·勒高夫：《<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文立译，《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1期。
[51] 姚蒙、李幽兰等编译：《法国当代新史学》，台北远流1993年。
[52] 雅克·勒高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53] 雅克·勒高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
[54] 勒高夫：《圣路易》，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55]勒高夫：《关于史学的若干问题》，刘文立译，《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4期。
[56] 保罗·利科：《历史学家的技艺：年鉴学派》，载王建华译，《历史学家的技艺和贡献》，第8-13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7] 乔治·杜比：《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马胜利译，《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1期。
[58] 弗朗索瓦·菲雷：《历史学和人种学》，许明龙译，《史学理论》1989年4期。
[59] 梁其姿等译：《年鉴史学论文集》，台北远流1989年。
[60]《年鉴》编辑部：《我们在进行实验：再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陆象淦译，《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9期。 [61] 吴泽：《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66-370页。[62]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63]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64] 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3-71页。
[6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66]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67]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68]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69] 中国人民大学1996年。
[70] 台北唐山書局1990年。
[71]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
[72] 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73] 东方出版社1991年。
[74]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75]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7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77]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78] 重庆出版社1991年。
[79]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80]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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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5年1期。
[84] 《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4期。
[85]《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290-304页。
[86] 汪从飞：《布罗代尔与工业化的历史学阐释》，《开放时代》，1996年5/6期。、
[87] 陈新：《理性保守主义与历史学家的责任：初论布罗代尔史学思想及其实践效应》，《世界历史》，2001年1期。
[88] 姜芃：《布罗代尔文明理论的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1期。
[89] 赖建诚：《布劳岱的史学概念重探》，《当代》第 159 期，2000年11月。
[90] 高承恕：《布劳岱与韦伯：历史对社会学理论与與方法的意义》，收入黃俊杰主編《史學方法論叢》121-156页。
[91] 王晴佳：《历史的总体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迪》，《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3期。纪胜利：《年鉴学派总体历史理论的特点及其启示》，《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2期。
[92] 江华：《年鉴学派与世界体系理论》，《学术月刊》，2004年4期。
[93] 孙娴：《法国现代史学中的总体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1988年3期。
[94] 孙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及其评价》，《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3期。
[95] 《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2期。
[96] 《湖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93年5期。
[97] 《史学评论》第七期，1984年。
[98] 《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2期。
[99] 姚蒙：《法国新史学的范型》，《读书》1989年6期。
[100] 杨豫：《“新史学”的困境》，《史学理论》，1989年6期。
[101] 《西藏民族学报》（社科版），1992年3期。
[102] 参考陈启能《苏联学者对年鉴学派看法的变化》（《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4期）、埃·勒鲁瓦拉杜里《法国和欧洲的史学研究近况》（《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4期。该文为1994年5月访华在北京的演讲）、彼得·柏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89》（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保罗·科利《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墨西哥）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吉雷·罗哈斯《布罗代尔在拉丁美洲和在美国的不同影响》（《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1期）。
[103] 井上幸治：《年鉴学派成立的基础》，《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104] 布雷塞奇：《年鉴学派对总体史的探索》，张广勇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5年11期。
[105] （美）小威廉·西威尔：《马克·布洛克与历史比较的逻辑》，朱彩霞译，范达人：《当代比较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7-140页。又见葛懋春、姜义华主编：《历史比较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46-160页。
[106] 该文为许明龙所译，《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3-137页。
[107]伊格尔斯、哈罗德·T·帕克等：《历史研究国家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陈海宏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0-13页。
[108]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铃、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
[109]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110] （英）道格拉斯·约翰逊：《布劳德尔——一位具有戏剧性的历史学家》，喻野平、齐新潮译，《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8年1期。
[111] 张广智、陈新：《年鉴学派》，台湾扬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199页。
[112] 张广智：《近代中国对基督教入华的回应——一项现代新史学的理论诠释》，《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3期。
[113]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1期。
[114] 《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3期。
[115] 人民出版社1999年。
[116] 韩茂莉：《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总体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10期。
[117] 邓京力：《新时期中国社会史发展趋势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1期。
[118] 齐鲁书社1997年。
[119] 王学典：《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值得倡导——〈两汉乡村社会史〉简评》，《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 期。
[12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21] 杨海英：《1999年清史学界动态和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8期。
[122] 《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4期。
[123] 中国元史研究会：《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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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中国文物研究所：《出土文献研究》五辑，科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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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中国元史研究会：《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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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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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4期。
[146] 如莫世雄《护国运动时期商人心理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4期）、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5期）、彭卫《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147] 邹兆辰：《当代中国史学对心理史学的回应》，《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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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张宪章：《致力于历史表象与“终极原因”之间的探求——读<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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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何晓明：《降落民间——21世纪中国历史学走向管窥》，《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1期。
[154] 齐鲁书社1997年。
[155] 王学典：《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值得倡导——〈两汉乡村社会史〉简评》，《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 3期。
[156] 王学典：《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值得倡导——〈两汉乡村社会史〉简评》，《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 期。
[15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5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59]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1期。
[160] 李学勤主编《中华姓氏谱》2000年9月现代出版社与华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161]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2] 李治安：读《元代海外贸易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1期。
[163] 张友伦：《史学跨学科研究的有益尝试——评介刘德武同志的<美国世界战略>》，《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9期。
[164] 卜风贤：《二十世纪农业科技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5期。
[165]王铭铭《帝国政体与基层社会的转型——读<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1期。
[166] 齐鲁书社1997年。
[167] 王学典，《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值得倡导——<两汉乡村社会史>简评》，《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
[168]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169] 刘正刚：《评黄启臣<澳门通史>》，《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5期。
[170]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71] 刁培俊：《<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读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5期。
[172] 《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4期冬之卷。
[173] 《清史研究》1999年1期。
[174] 《中州学刊》1999年6期。
[175] 袁林：《中国古代史研究数字化文献资源与利用》，《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