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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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生态思想演进的历史形态
发布时间：201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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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文杰 毛杰 原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11期
[关键词]西方生态思想；演进；历史形态
[摘要]英国工业革命后，随着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环境、资源等诸多问题的激化，于是产生了反思工业文明，创建生态文明的声音。1789年，吉尔伯特。怀特率先以书信体的文学样式，写作了《塞耳彭自然史》，标志着世界上最早的生态思想的诞生。西方生态思想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生态文学、生态伦理学和生态政治学。这三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构成了西方生态思想演进过程中的不同历史形态。
[中图分类号]K504；K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10)11—0103—08
Historical Forms of Evolution of Western Ecological Thoughts
YU Wen-jieMAO Jie
(College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 iangsu, China)
Keywords：western ecological thoughts; evolution; historical forms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ough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rapidly, which also lead to the environment problem, such as the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become intense, the waste of the resource and so on. Because of this, people began to rethink of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expected to found an ectopically world, in which people respected the nature. Gilbert White took the lead in writing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in the forms of letters in 1789, which meant the naissance of ecology. The thought of the western ecology fell into three his- torical phases approximately: ecological literature, ecological ethics and ecological politics.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t theories and means of the three phases in western ecology, use for reference to contempo- rary Chines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的物质经济与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环境破坏、资源短缺、人口暴涨、竞争加剧、社会矛盾与冲突不断，这些问题不断蔓延并逐步遍及整个世界。在这一背景下，英国率先发生了反思工业文明、呼唤伟大传统、创建生态文明的历史的声音。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生态思想演进已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历史。
西方生态思想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当时，它是以一种较为复杂的观察地球的生命结构的方式出现的：人们把所有地球上的活着的有机体描述为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美国著名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认为，生态学思想自18世纪以来就一直贯穿着两种对立的自然观，一种是阿卡狄亚式的，一种是帝国式的。前者以生命为中心，倡导人们过一种简单和谐的生活，目的在于使他们恢复到一种与其他有机体和平共存的状态；后者以人类为中心，期望通过理
性的实践和艰苦的劳动建立人对自然的统治。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①我们认为，真正的生态主义应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凸显自然的整体性及其内在价值，而不是强行把生态系统纳入人类的经济活动，达到控制和征服自然的目的。1789年，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一书问世，标志着工业技术革命后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生态思想的诞生。怀特由此成为近代西方生态思想的奠基人，之后有各国不同的思想家对生态问题予以重点不同的关注。到今天为止，生态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科学，生态文明也被提出并且要求替代工业文明；同时，生态主义运动蓬勃展开，继而同女权主义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和反核运动等联系在一起，汇聚成为声势浩大的历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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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自然的经济体系》，商各印书馆1999年版，第22页。
流。我们发现，西方生态思想已经不断发展并且具有更加深刻和丰富的历史内涵。本文致力于探讨西方生态思想从近代以来所经历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的历史形态及其基本特点，从而为当代中国的生态启蒙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照系。
一、蕴含生态意识的文学书写
最早的生态文明意识萌发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诞生的生态文学。吉尔伯特．怀特(Gil— bert Whitel720~1793)是近代西方生态思想历史之父。1789年，他率先以书信体的文学样式，写作了《塞耳彭自然史》，表达自己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忧思以及对古典文明的追念。在西方生态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怀特是英国历史上达尔文、斯宾塞和赫胥黎等一代思想巨人的先驱，并在历史上享有同样崇高的声望：他不仅是英国近代生态思想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生态人文主义思想者。在他的影响下，才有了世界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生态人文主义。半个多世纪后，即1854年，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问世。呵护环境的生态思想马上在美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以至于在欧美世界形成一种强烈的呵护环境、热爱自然的生态意识。
怀特生活的时代，经济期望值的不断膨胀使得工厂体系冲击和改变了英国农业，特别是英国中部地区的农业。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工业人口对食品的需求，封建的村舍自给农业残余必须受到破坏，因此土地被商业化了，农场主们学会了不为他们自己去生产，而是为市场去生产。为了越来越有效地生产食品，农村的地貌被改变了。1750年代以来，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圈地法案，从中世纪以来一直保存下来的公地系统被废除。从18世纪中期到l9世纪早期，大约有六百五十万英亩的英格兰土地完全被合理地规划为类似棋盘格子一般的形状，四周环绕着山楂和桉树等灌木丛。资本家通过有效的和集中化的管理来增加个人的财富，使农业生产中的大量劳工流离失所，并散布于工业城市而受制于新的工作模式。这一经济革命从不列颠传播到美国和其他更远的地方。①像怀特那样把安详、稳定与和谐视做当然的时代，很快就不复存在了，他的故乡塞耳彭也面临着一种时代的变迁，尽管在怀特时代人们并没有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
直到1860年，环境忧虑还没有发展成为实际上的批评运动。②然而，怀特通过对塞耳彭自然史的研究，率先表达了他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忧思。我们认为，怀特的生态思想来自于他对历史和时代的感悟，对工业技术革命时代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于农业时代的怀旧与追恋。他的《塞耳彭自然史》，主要内容是考察其家乡塞耳彭村在英国工业革命及其之前的生态状况与历史变迁。塞耳彭村是隶属英国汉普郡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庄能引起人们关于秩序、宁静、朴素，深人人心的原则，淳厚习俗和虔敬民风等想法的感觉。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要发展那种习惯和平的生活。怀特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塞耳彭村度过的，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能在二十多年里，每天都从宗教事务中找到足够的闲暇时间在他的教区周围旅行，并将他在自然界的所见所闻写给他的朋友们。③
《塞耳彭自然史》是以书信的方式来记录塞耳彭村的鸟兽鱼虫等自然生态变迁的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生态学价值，包括从分类学到生物气候学，季节变化的研究，以及动物行为学。怀特还超出了日常观察和娱乐的层次，把塞尔彭近郊视为一个复杂的处在变换中的统一生态体。令人不能忽视的是这本书所具有的文学性，它是《塞耳彭自然史》至今仍被人们所追捧并阅读的原因所在。在《塞耳彭自然史》中，许多书简的篇首都记录着怀特捡取的古罗马思想与文化之精髓，但怀特重新赋予其新的文化风采与时代意义。格兰特·艾伦在《塞耳彭自然史》一书的导言中以“别调”一词来描述怀特的书札，说它“宛如图画，生动、逼真地描绘了生活的某一时期”；说它是“自然、亲切、愉快的书札”。④由此可见，怀特不仅是一个生态学家，而且是一个文学家。人们认为，“如果要成为怀特的学生，除了需要了解自然历史之外，还要对古典文学和新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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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④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第32—33、23、4页。
②B．W．克莱普：《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环境史》(B．W．Clapp，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Britain：since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伦敦：朗曼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有较深的造诣”①。
在《塞耳彭自然史》一书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怀特熟练地吸收和运用古典文化以及近代思想家的智慧来完善他的作品。从维吉尔《农事诗》中，怀特感悟到博物学家的品性：“博物家夏季傍晚的散步，我深信他们中有神的智慧。”②从维吉尔的《牧歌》中，怀特聆听到来自树林间回荡着的蚱蜢的尖叫声。③即使是对于蜜蜂的自然性的刻画，也渗透着古典诗文的气息：“还有声音击打穹石，发出鼓荡的回声。”④在描述动物的蜕皮时，怀特还借用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语句。当然，怀特没有忘记文艺复兴之后才被重视的卢克莱修《物性论》对回音的描述：“在寂静的地方，大石能够把语言以同样的形状和同样的秩序送回来，当我们寻找着那些在昏暗的山谷里，迷了路的我们的同伴，大声地，向分散了的他们发生呼叫的时候。我曾见过一些地方送回六七个回声，当你仅仅叫出一个声音的时候，因为一座山把声音抛向另一座山，这样就重复发出它们的回音……”⑤可见，怀特不仅在生态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还完美与精妙地将生态思想与文学旨趣相结合，成为生态文学思想的先驱。
在怀特之后，美国的亨利·D．梭罗是以怀特为代表的英国理想的生态人文主义思想走向美国以卡逊为代表的现实的生态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桥梁。梭罗是怀特生态思想的忠实继承人。一方面，梭罗十分重视怀特的理论著作，不仅在自己的阁楼上认真收藏怀特的著作，而且在自己的日记里不断地提到它的内容；⑥另一方面，梭罗还继承了怀特的书写方法，始终拿传统的名著与格言来阐发自己的生态学说与人文思想。希腊神话、圣经典故和英国历史上的名人，常常为他《瓦尔登湖》的立论说理提供重要依据。⑦
梭罗是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在他的生态思想中蕴含着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唐纳德．沃斯特认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我们会发现一种最重要的浪漫派对待地球的立场和感情，同时也是一种日渐复杂和成熟的生态哲学。我们也会在梭罗那里发现一个卓越的、对现代生态运动的颠覆性实践主义具有精神和先导作用的来源。”⑧梭罗生态思想的浪漫主义特征，还体现在他对动植物生命的看法上。他认为，存在着“超灵”(oversoul)或神圣的道德力，它渗透于自然的每一事物中。一个动物的最重要部分当然是它的灵魂、它的生机蓬勃的精神，而大多数论及动物的书全部忽视了这一点，它们是把动物当成无生命的物质现象来论述的。梭罗非常尊重生命的存在，不仅要尊重人的生命，而且要尊重动植物的生命。梭罗在《缅因森林》中写道：每种动物都是活的比死的好．凡物，活的总比死的好；人、鹿、松树，莫不如此。
梭罗崇拜自然生活，他将对自然环境的关心完全融人他所提出的“好的生活”概念。⑨从1845年开始，梭罗独自在瓦尔登湖畔的一座小木屋内隐居了整整26个月，他试图“站在一个完全客观的位置，远离尘世，从而真实地记录一个远离人类世界的大自然”⑩。梭罗一生留下了日记、手稿共39卷，两百余万字，其中已经出版的包括《瓦尔登湖》、《种子的信仰》等著作，这些著作多以优美的散文体并结合诗歌而著成。《瓦尔登湖》是梭罗作为诗人和生态自然主义者的杰作，《种子的信仰》更是他作为科学家的代表作，它们表现了梭罗时刻与大自然亲密接触，除了对自然以伟大的礼赞外，更探索了自然中诸多存在现象的内在关联。
作为生态文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梭罗在书中充分运用了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以及圣经典故，还引用了许多英国历史上著名诗人的诗句，而他自己也在适当的地方，尽显才情，用激昂的诗句来表达他对自然的热爱，这也是梭罗的作品，尤其是《瓦尔登湖》，既作为生态主义思想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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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玛格丽特·格兰杰：《吉尔伯特·怀特与他的经历：一本科学的传记》(Margaret Grainger，“Gilbert Whiteand his Records：A Scientific Biography”)，《英国研究评论》(The Review ofEnglish Studies)第41卷(1990年)。
②③④⑤吉尔伯特·怀特著，缪哲译：《塞耳彭自然史》，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362、329、332页。
⑥⑧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第86—87、8l—82页。
⑦亨利。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72、262页。
⑨B．P．泰勒：《书评：亨利·梭罗和自然生活》(D0b Pep—perman Taylor，“Book Review：Henry 7horeau andthe Natural Life”)，《组织与环境》(Organization&Environment)第18卷(2005年)。
⑩迪克·内伯斯：《梭罗的自然法则》(Deak Nabers，“Thoreau，S Natural Constitution”)，《美国文学史》(American Literary Historv)第19卷(2007年)。
同时又是文学名著的原因。①鲍勃·泰勒就曾这样评价过梭罗：“显然，相比于一个荒野的提倡者，梭罗更加是一个田园诗的作者。”②
怀特和梭罗的作品代表了早期生态思想家对自然问题关注的情感和智慧。这一切，来自于他们对历史和时代的感悟，来自于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对农业时代的怀念。他们采用了文学方法，用一种寂寞的、恬静的、优美的文笔表达了对生态环境的忧思，从古代文化中吸取语言修辞和情感智慧，并赋予它们新的时代意义，充分显示了怀特和梭罗作为生态思想家所具有的独特的品质和深邃的历史内涵。
二、构建生态伦理的哲学意义
作为伟大的生态主义思想的先行者，怀特和梭罗对后来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以后，由于西方工业革命的深化，人们在从美国到欧洲的土地上看到了这样的景观：田鼠的地道变成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小路；老橡树逝去，变成制木的工具；猎人的数字要超过鹿的数字；仅剩的一只候鸽撞到了射出的子弹；活着的人再也看不见大湖各州的原始森林……时代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使生态运动和生态思想开始寻求从文学思想到达伦理道德的根本上的历史变迁。1949年，由普罗米修斯公司出版的美国环境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以土地伦理来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协作关系和道德规范。1986年问世的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更以浓重的笔墨开启人们的心灵与智慧，让哲学走向田原，到自然深处去寻找生命的价值体系；1988年问世的《环境伦理学》则试图在人、动植物和整个生态自然之间建构起环境与生态伦理。
1949年，利奥波德在对沙乡农场和美国其他地方的环境变化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土地伦理”学说，第一次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学思想引入伦理学领域。《沙乡年鉴》的出版，标志着生态伦理学的诞生。利奥波德认为，传统的古典时代的西方伦理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摩西十诫”就是一例，“当俄底修斯的黑色船头的船队驶过昏暗的海洋回到家里之前，他的妻子在漫长岁月中所持的忠诚”也是一个明证。③在现今这个荒野难以拯救的时代，由于人类对土地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已经使两者的关系空前紧张，伦理关系已经由人与人转向人与土地，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将整个生态系统理解为一个共同体——土地，而人只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人除了对土地进行使用、研究和休闲之外，还应该对土地的健康担当一种责任，要热爱、尊重和赞美土地，并高度认识它的价值。他这样形容现今人与土地的关系：“迄今还没有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土地，就如同俄底修斯的女奴一样，只是一种财富，人和土地的关系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人们只需要特权，而无需任何义务。”④当然，利奥波德提出的这个“土地”概念，不只是土壤，也不只是为人类提供资源的母体，而是一个包括土壤、水、植物、动物等在内的广泛而相互依存的自然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每个成员都有它继续存在的权利。它暗含着对共同体内每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重。⑤由此，充满活力的人应当在社会教育、法律制度等方面，充分体现出对于资源、环境等共同体中全体成员的生态学意识。不仅如此，利奥波德还主张，应当从哲学和宗教的层面上体现人对于整个土地共同体忠诚的感情和无限的信念：“如果在我们理智的着重点上，在忠诚感情以及信心上，缺乏一个来自内部的变化，在伦理上就永远不会出现重大的变化。资源保护还未接触到这些最基本的品性的证据，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哲学和宗教都还没有听说过它。”⑥为此，利奥波德敬告那些有所觉醒和一无所知的人们说：“我不能想象，在没有对土地的热爱、尊敬和赞美，以及高度认识它的价值的情况下，能有一种对土地的伦理关系。所谓价值，我的意思是远比经济价值高的某种涵义，我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⑦
继承与发展利奥波德环境伦理学的是被誉为“环境伦理学之父”的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罗尔斯顿曾坦言，他在阅读利奥波德的著作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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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和论公民的不服从》(HenryDavid 7horeau，Walden and On the Duty of CivilDisobedience)，纽约：科利尔出版公司1962年版，第7页。
②B．P．泰勒：《书评：亨利·梭罗和自然生活》，《组织与环境》第18卷(2005年)。
③④⑤⑥⑦奧尔多·利奧波德著，侯文蕙译：《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192—193、194、199、212页。
候，便被他的“土地伦理”所深深感动。①于是，从1975年在《伦理学》杂志上发表《生态伦理是否存在?》一文开始，到《哲学走向荒野》的出版，罗尔斯顿便开始考虑诸如生态伦理能否作为一种哲学上的伦理学说而存在、自然除了工具价值外是否存在客观的内在价值等环境伦理学的问题。1988年《环境伦理学》的出版，标志着罗尔斯顿的生态哲学思想已经走向成熟。罗尔斯顿继承了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他把利奥波德没有充分论述的关于自然的生态思想加以深化，在生态整体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自然价值论为理论核心的生态哲学思想。
罗尔斯顿对环境伦理学发展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摒弃了传统环境伦理学家往往通过以权利学说作为环境伦理学立论的基础，重新建立了以自然价值论为核心的生态伦理思想体系。我们知道，权利学说在西方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伦理学说，因此许多环境伦理学家试图将权利学说直接用于环境伦理理论的建构，并以权利为保护动植物的行为提供一个合法的道德基础。例如，生态学家查尔斯·C．爱顿就提出这样一种信念：“世界上有数百万的人认为，动物拥有生存和独处的权利。”哲学家纳斯也说：“原则上，动物所拥有的生存和成长的权利，与我们及我们的孩子所拥有的权利同样多。”②然而，罗尔斯顿则认为，权利观念主要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产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说中，就很少提到权利这一概念。而且，对于东方社会来说，权利概念也是很陌生的。因此，罗尔斯顿认为，权利概念只有在一定的文化习俗的范围内，在主体性和社会学的意义上才是真实存在的，而这一概念并不能适用于大自然。③
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的中心问题是以自然价值来构建自己的生态伦理思想体系。当时，环境伦理学家大多认为：“任何客体，无论它是什么，只有当它能用来满足人们的某种兴趣时，才获得价值。”④罗尔斯顿反对从人的利益角度出发来评价自然的价值。他认为，自然不仅仅具有相对于人才具有的工具价值和使用价值，人也不是大自然唯一的评价者，即使人消失了，大自然中仍然存在着内在价值。自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感受而客观存在的，它是由自然物自身的属性和生态系统的功能性结构生成的。因此，罗尔斯顿把价值当成了事物的某种自然属性，而这种自然的价值属性最重要的特征在于自然的创造性：自然系统的创造性是价值之母，大自然的所有创造物，就它们是自然创造性的实现而言，都是有价值的。⑤由此可见，罗尔斯顿的生态思想打上了自然价值论的深刻印记，体现了以生态学为出发点和理论基础来纠正与改造传统的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自然价值观的理论倾向。⑥
其次，罗尔斯顿在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之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系统价值”概念，并以系统价值来分析诸多生态伦理问题。他认为，在生态系统层面，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工具价值，尽管作为生命之源，生态系统具有工具价值的属性。我们面对的也不是内在价值，尽管生态系统为了它自身的缘故而护卫某些完整的生命形式．我们已接触到了某种需要用第三个术语——“系统价值”(system Value)——来描述的事物。罗尔斯顿认为，生态系统是价值存在的母体，离开了生态系统，有机体就没有生存的条件。然而，生态系统的价值并不完全浓缩在个体身上，“它弥漫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它不仅仅是部分价值(part—value)的总和，也是一个充满某种创造性的过程”⑦。罗尔斯顿认为，只要人们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这个整体的环境中的时候——不管他们是怎样理解他们的文化和人类中心主义式的偏好，以及怎样理解他们对他人或动物和植物个体的义务的——他们就会感到，他们对生物共同体的这种美丽、完整和稳定负有某种义务。⑧
在西方近代生态思想史上，像利奥波德那样从伦理角度提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还是第一次。他已经超越了怀特与梭罗时代的浪漫主义思想中的情感与想象的境界，试图从古典文化中为土地伦理寻求支撑和证明。罗尔斯顿则继承并发展了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从而完善了他的环境伦理学说。以他们为代表的环境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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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刘耳、叶平译：《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lO、62页。
③⑤⑦⑧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270、255、256页．
④R．B．佩里著，傅统先译：《现代哲学倾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26页。
⑥马兆俐：《罗尔斯顿生态哲学思想探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学家在生态文学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升华：不仅结合了文学的方法，从古典文化中吸取智慧，而且还发展为生态伦理学，在宗教和哲学层面上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从整体观的角度提出自然共同体学说，呼唤人们努力构建和谐、稳定和美丽三位一体的生态系统。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为生态思想由文学走向伦理，并实现向着现实政治的超越，做好了准备。
三、呵护生态秩序的政治理念
怀特的生态思想在经历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那个充满激情与想象的时代之后，依然以其强劲的势头影响着20世纪的生态主义运动。20世纪是个发人深思的时代：一方面，帝国主义时代走向终结，殖民主义体系不断解体，民族国家的自由与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流；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争霸导致多种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惨痛教训，使不同民族国家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技术”是对还是错?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已经遭到普遍的怀疑。与此同时，工业的发展，市场的扩张，给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愈加严重，因此在欧美世界出现一大批生态人文主义思想家、生态主义运动和生态主义的政府组织，他们或它们在当代世界的绿色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均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证明，从生态思想到权力政治，是2。世纪生态思想演进的基本特征。①
生态政治秩序的构建是与蕾切尔·卡逊和罗马俱乐部对生态问题的讨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蕾切尔·卡逊对家人、对社会、对自然十分尽责。与怀特一样，卡逊关心过花鸟鱼虫；和利奥波德一样，卡逊关心过森林、海洋，关心过死亡的河流和土地的王国。更重要的是，卡逊还为禁用“六六六粉”和“滴滴涕”等危及生态安全的诸多药物而奔走呼号。1962年，《寂静的春天》在美国问世，它记录了卡逊艰难的生态事业的人生之旅。为了生态文明，卡逊敢于碰硬，敢于抗恶，敢于同诸多的农药生产厂家、销售公司、新闻媒体叫板，而从不顾及个人的安危，直至为人类生态文明的建设事业奉献一生。在英、美两国生态文明不断推进的同时，欧洲大陆也掀起了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限度等问题的辩论，并很快成为世界历史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热点，而且至今没有衰退的迹象。人类发展的历史，其实质正是人类完善自己、宽容他人的历史。只有这样，生态文明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生活和灵魂，并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罗马俱乐部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讨论给人们揭示的问题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当人们在寻求经济增长的时侯，是否还应当为此担当一种责任?
如果说怀特第一个从工业革命中走出，把对自然生态的亲情转化为19世纪浪漫主义时代的情感和想象的话，那么卡逊则把这一时代的激情和想象转化为强烈的现实精神。她不满足于利奥波德学理上的土地伦理和有限的个人活动，而是为生态思想赋予强烈的现实精神，并投身于政治运动。1962年《纽约人》杂志开始连载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这本书一开始就用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寓言给人们以强力一击；接着，整本书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各种农药给人和动物造成伤害的实例，强烈地震撼着美国社会的广大民众。一方面是以化工为代表的企业和工厂及赞同无限增长的人对她的攻击；另一方面是被卡逊的绿色呐喊唤醒的广大民众，他们意识到农药的滥用已造成严重的危害，并开始参加和组织绿色生态运动。由于民众压力日增，导致政府不得不介入这场运动。1963年，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书中结论，该委员会证实卡逊对农药潜在危害的警告是正确的。美国国会立即召开听证会，美国第一个民间环境组织由此应运而生，美国环境保护局也在此背景下成立。
卡逊《寂静的春天》显然是以触目惊心的事实，把人类从滥用化学药品的迷途中唤醒，以少用和慎用化学物品的方式拯救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从而开创了属于人类自己的生态文明的新纪元。可以说，“《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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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文杰：《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主义》，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②蕾切尔·卡逊著，吕瑞兰、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卡逊不仅仅停留于对严酷的环境现实的揭露，而且还致力于为人类通往绿色生态文明寻求科学的路径。她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①比如，她注意到使昆虫不育的方法或者利用蜘蛛网来控制昆虫等等。卡逊和她的《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1964年4月，卡逊由于癌症不幸逝世。但与此同时，大批富有良知的学者都投身于生态主义运动之中，各种群众组织、团体和党派也在积极地掀起颇具声色的社会运动，因此“《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②。
《寂静的春天》是继怀特《塞耳彭自然史》之后西方生态思想史上的一座最伟大的里程碑。这部著作把生命的情感与严肃的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土地伦理和生态理想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效用。以《寂静的春天》为起始，西方生态思想走进了绿色政治时代，即不满足于仅仅对生态环境的人文关怀，而且诉诸群众运动和建立政党政治，试图“通过行动、资源和意识形态结构发展的全部内容作为西方政治话语的部分来建构绿色理想”③。他们试图从参与国家政治的角度以求得更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甚至从更宽泛的层面，如和平反核、女权运动等社会思潮或运动，来使生态主义具有更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并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1968年4月，在意大利企业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奥莱里欧·佩切依博士的组织下，来自10个国家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有识之士约三十人建立了一个探讨超越民族国家的界线、超越学科领域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无形的学院”——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成立伊始，便致力于从影响全球发展的五个要素——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环境污染——来寻求突破并达成共识，出版了《增长的极限》。
《增长的极限》是把人类的发展与生态平衡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该书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济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人口指数不断上升。人的平均寿命已由1650年的三十岁左右增长到1968年的五十三岁左右。然而，在对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上，人们发现，经济增长主要集中于富人一族，而人口增长则主要集中于贫民一族，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却只得到更多的孩子④，两极分化已成为世界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主要趋势。该书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土地和人类的生存质量。据调查与分析，世界非工业区的粮食生产总量像人口一样，按同样的比例上升，因此人均粮食生产在低水平上发展，几乎没有变化。尽管在南亚、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仍可扩大耕地面积，可是由于新开垦土地平均每公顷需要1150美元⑤，因此农业生产的发展几乎没有可能性和可行性。这样，世界上的土地只有一半用来耕作，人类的生存质量就必然受到很大影响。每年有i000万到2000万人的死亡可以直接归因于营养不良。⑥可见，农业生产与人的生存质量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于自然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该书在资料与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线性”发展的基本观点，事实上也表明西方国家应当为此担当更多的责任。
在罗马俱乐部诸多著作问世的同时，世界生态绿色群体和绿色政党也在不断推进社会运动的展开。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世界各地均不同程度地爆发保护环境和生态的平民运动，各国的绿色政党相继成立，如1960年代末成立的、为欧洲的绿色生态运动带来强大推动力的新西兰价值党，尽管很快销声匿迹，但其政党宣言《明天以后》给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生态运动以有力的鼓舞。新西兰价值党的纲领认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必须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原则，必须有一种稳定状态的人口和经济，有一个分散的政府，有妇女平等和广泛的民权．并强调社会的合作、抚养、医疗、养育和调解活动。尽管新西兰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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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蕾切尔·卡逊著，吕瑞兰、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12页。
③布莱思．多尔蒂：《绿色运动中的理念与实践》(BrianDoherty，Ideas and Actions in the Green Mouement)，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
④丹尼斯·米都斯等著，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③《世界粮食问题》(Zheworld Food Problem)，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7年版，第460~469页。
⑥《人口、资源、环境》(Population，Resources，Environment)，旧余山：弗里暈公司1970年版，第72页。
生态运动和绿党政治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然而给欧洲的绿色生态运动却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英国是欧洲绿色生态运动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的国家。1973年，
英国发表了《为生存而奋斗的行动计划》之后，生态党便积极投入议会选举，推进和平运动，并使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和核裁军运动向联合同盟的方向发展。另外，还有德国绿党和比利时绿党，它们得到官方的承认，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很明显的成就。德国绿党在197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以3．2％的选票(约90万张)得到了大约130万美元的联邦基金。在这些政党的共同努力下，1984年欧洲绿党成立，使不同国家的绿色生态运动和绿党政治相互协调和协作，并秉着关注世界和平、环境保护、社会经济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宗旨，体现出强烈的生态人文主义精神，为传统的生态思想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
在美国，生态主义运动也由思想文化转向社会政治，不断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从1860年代到19世纪末，美国社会充斥着平民党的社会运动，反对工业化带来的诸多弊端，为美国20世纪的生态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1973年，美国绿党成立。与欧洲绿党一样，他们十分关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生态运动以及反核运动等社会运动。生态主义从关注自然发展到关注多方面的社会问题，不仅要还原绿色生态，更要建立绿色政治，主张在整体论的背景下实现“符合人性标准”的美国社会。①
生态文学、生态伦理学和生态政治学等三种形态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文学叙述。《塞耳彭自然史》最早被认为是英国18世纪文学史上的精彩一页，《瓦尔登湖》等著作最早也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在西方世界形成影响的，卡逊的《在海风下》、《海的边缘》等许多著作，也首先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流的文学作品；而利奥波德的生态伦理学研究则是生态思想研究由文学研究到达生态政治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桥梁，他将人类对环境的意识由文学升华为人文关怀，从情感上的表达发展为伦理上的思考，并赋予生态思想以强烈的现实感。到卡逊的生态政治学思想时，西方生态思想已经具有普遍的社会属性，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参与等方式使环境得到更有效的改善。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形态并没有在往更高层次发展的时候摒弃前一种形态所具有的特征，而是包容并超越前者，促使生态思想不断进步、发展和深化。或许，正是由于文学理想的介入、伦理学的参与和政治学的呵护，生态思想史的演进与发展才形成宏大的社会潮流。在这一语境中，以西方生态思想历史形态研究为参照系，打破经济技术带来的诸多欲望与梦幻，让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努力构建节约生态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与生存方式。②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生态启蒙与生态伦理的构建、生态法律与生态制度的构建、生态监督与生态评估体系的构建，从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向着科学和健康的方向发展。
收稿日期20l0—08—30
作者于文杰，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毛杰，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池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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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文杰：《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主义》，第308页。
②胡锦涛：《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