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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发布时间：20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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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孝迁 转贴自：《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关键词：巴克尔 英国文明史 新史学 朱谦之
摘要：英国史家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科学化追求有相当关系。是书以探求历史如何成为一门科学为主旨，在20世纪初年曾出现了四种中文译本，对当时新史学思潮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五四以后，巴克尔史学在更大范围上得到了介绍和探讨，并且《英国文明史》又被重新译刊，说明它对中国史学科学化具有一定的取鉴价值。
20世纪上半期，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下文简称《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曾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时期，二是20世纪20、30年代“新史学”运动时段。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两次革新运动，途径不外乎大量译介西方史学以改造旧史学，然不同时期、不同思想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注意到了巴克尔史学，从中不难发现《文明史》自身学术特点与中国近现代史学所追求的目标存在某种默契。由此，较为全面追寻巴克尔及其《文明史》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具体轨迹，不无一定的价值。
一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1）是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史家，以其1857－1861年间所著《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二卷而闻名于世[1]。他的著作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作品，以很大的篇幅讨论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巴克尔认为，人类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历史同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过去史家最大的缺点，是他们眩惑于君王的传记、政变、战争，而忽视了对历史本身规律的探寻。而又因过去时代关于统计方面的材料太缺乏，使历史无法成为一种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具有一定规律的科学。在西方近代史学史上，巴克尔可以说是打破传统史学、力求建立新史学的先驱。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巴克尔及著作在日本、中国不乏知音。1878年日本文明史学家田口卯吉将《文明史》译成日文刊行，对当时日本的文明史学思潮的形成产生了巨大作用[2]。20世纪初年，《文明史》多种中译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史学界对历史科学理论探索的兴趣。
《文明史》在清末先后出现过四种中文译本：（一）1903年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刊的《英国文明史》；（二）通过日译本转译的《文明史论》，见1903年9月6日《政艺通报》第15号上海新民译印书局新书广告；（三）王建祖译的《英国文明史》[3]，见1904年作新社出版的《美洲留学报告》中“留学著述介绍”；（四）陆续连载于1906年至1907年清末学部主办的《学部官报》第3至第28期魏易所译的《文明史》[4]。
《文明史论》一书，著者署名“伯古路”，译者是“林廷玉”[5]，在《政艺通报》、《中外日报》都刊登了出版广告，两则广告内容完全一致。兹摘录广告如下：
是书日本博士译英国伯古路氏之《文明史论》也。氏生于19世纪，浸淫于欧风美雨，所见者文明之事迹，所闻者文明之风潮，故潜心研究各国宗教、政治、学术、制度、风土、人情，如何变迁，如何改良，与夫列邦进步之原因，人群开化之结果，考据精确，议论宏伟。日本辰巳小次郎有言曰，氏以稀代之才，著未曾有之书，诚为史家至高无之佳构也。而重译者又能以龙卧虎跳之笔达之，立论雅正，行文畅快，引证广博，而新奇道理，深入而显出。学者手此一书，当有百读不厌之趣。[6]
《文明史论》系转译自日译本《文明要论》，故中译本未正式出版之前刊登广告采用了“文明要论”这一书名[7]。《文明要论》的译者是辰巳小次郎，东京哲学书院1887年（明治20年10月）发行。日译本分二十章，根据《英国文明史》两卷本原书译出，并增补了五章原书所无的内容，即第八章十九世纪英国形势、第十四章十九世纪法国形势、第十八章德国之形势、第十九章美国之形势、第二十章全篇概要。日译本不是一种完整的译本，只是“节译”，但《文明史》各章节主要史学思想大体保留了下来。如果《文明史论》是较为完整地译自日译本，那么巴克尔史学在20世纪初已经相当全面介绍到中国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康有为所著的《日本书目志》介绍了多种文明史作品，包括有法国史家基佐(F.P.G.Guizot，1787-1874)的《欧罗巴文明史》以及未署著者名的《文明要论》。据《文明要论》的日文本，我们可以确定《日本书目志》中所提到的《文明要论》一书，即巴克尔《文明史》的日译本，这说明1898年前后中国有部分学人对此书已略有所知了。
《学部官报》译刊的《文明史》，署“英国白格耳著”，“仁和魏易译”。译刊原著第一卷第一、二章及第三章开头一部分。第一章论研究历史之方法，论人事之有一定程，人事受制于心灵及身体之公例，不明天然理学者不能言历史；第二章论物理之影响及于社会之组织及国民之品性；第三章未译章名。目前所有论著涉及这一问题，都承袭俞旦初先生的说法。事实上，魏易所译《文明史》不止这三章。《学部官报》第155、156、158、160期“选译书报”专栏所刊《欧罗巴文明史》卷二，署“英国白格尔著”，“仁和魏易译”。《欧罗巴文明史》译文之前，有魏易所作的按语：
当学报发行之初，鄙人曾有白格尔氏《文明史》译稿附登报末，后因接译美国学务统计，遂将第二卷暂停，兹编即其续译也。原书为议论体裁，但求畅晓，不计复沓，译者循句追意，但求不与原文相左，至与吾国文章格式是否慰贴，译者学识浅陋，不遑计及，阅者谅之。[8]
根据魏氏所言，《学部官报》所刊《欧罗巴文明史》卷二，实是巴克尔《文明史》的一部分。笔者所见《欧罗巴文明史》卷二内容只有第一章，名“自十六世纪中叶至路易十四即位其间法国文化之概观”。核对1901年美国纽约出版的两卷本英文原著，始知此章乃《文明史》第一卷第八章。魏氏说“兹编即其续译”，说明他至少已译到《文明史》第一卷前八章，比南洋公学译书院译本多出了三章，但此书第一卷第四、五、六、七章内容并未刊登于《学部官报》，该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查考。魏易译本所据的原著是三卷本的《文明史》，恰恰与后来1936、1946年胡肇椿重译《英国文化史》相同，魏氏所译那章即胡肇椿所译《英国文化史》中册的第一章：“自十六世纪中叶至路易十四秉政间之法国思想史”，故魏氏说是“卷二”。至于他为何将此书更名“欧罗巴文明史”，可能与此卷以论述法国、西班牙等国历史为主有关。
在《文明史》四种中文译本中，以南洋公学译书院译本最早。1901年南洋公学译书院曾在《中外日报》上向学界宣布译书计划，其中就有《文明史》一种，署“英国白克尔著”[9]。1903年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文明史》，“汤寿潜署检”，署“英伦勃克鲁原本”，“南洋公学译印”，“光绪廿九年五月第一次活字排印”。分甲乙丙丁戊五篇，即原书第一卷前五章。篇一总论史学考证之原、人事齐次之理。凡人事每受制于心理、物理，故史学与格致有密切之关系；篇二论天然物理于人群组织、个人品质上所施之感格力；篇三论心理学家考察心理之法；篇四论心德、心慧，析心理为二，曰德，曰慧。此篇发明二者之关系，于治化而较其轻重；篇五论宗教、文字、政府三者范移治化之力。南洋公学译书院译本前面载有一篇《亨利·多马斯·勃克鲁传》，这篇传记不仅较详细介绍了巴克尔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著书过程，而且提要钩元，把《文明史》中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部分，集中概括出“十条大意”。魏易译本、胡肇椿译本、《文明要论》日文本以及《文明史》英文本，都没有发现这篇传记。所以，有学者认为，“如果这是译者所撰，则说明当时中国学者对它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和深度。”[10]
通观这篇传记全文，除非是研究巴克尔的专家，否则很难想象一般译者能够撰写出如此详实的传记，尤其是巴克尔1861年去中东远游，某日去某地游览，都有记载，甚至还清楚巴克尔墓志铭的内容和字体，这更让人怀疑此篇传记乃20世纪初中国学者所写。1903年前后，中国对西方的认识虽有很大的飞跃，但对西方史学发展动态所知仍是有限的，如此精要的“十条大意”，普通译者恐怕很难概括得出。笔者在爬梳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此传的真实身份，它只是“译作”。这篇传记系译自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的“BUCKLE,HENRY THOMAS”条目，而且它只译了该条目前半部分的内容，后半部分未曾译出。兹摘录两条“大意”的中译文和英原文，以资核对：
一、从来史家才力薄弱，目炫于人群诸务之繁赜，心懵于统核各国人性特殊之法，与夫各事物之定理，而欲成一诸法具备之史，为史家质学之导，所谓独为其难者也。
That, owing partly to the want of ability in historians, and partly to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phenomena, extremely little had as yet been done towards discovering the principles which govern the character and destiny of nations, or, in other words, towards establishing a science of history.
一、文明进步浅深之故，在乎措施适当与否。而措施之当否，非考察不为功。今有一国焉，以纯固之精神，用之于文明之措施，凡所考察，皆经历验，其国有不日进于文明者乎。不然，措施失当，考察不精，轻信多疑，乖违迭见，其国奚自进乎文明哉。
That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varies directly as “scepticism，”the disposition to doubt and to investigate, and inversely as “credulity ”or “the protective spirit,”a disposition to maintain, without examination, established beliefs and practices.
《亨利·多马斯·勃克鲁传》中有一段话：
勃克鲁以著《英国文明史》得盛名，全书具在，发而读之，觉理绪深微，节次秩如也。开章专论著史之法，揭其大纲，渐及统核人群进化程途之公例。次乃撮举各国历史记载之异同，以发明著史之法，与所谓大纲，所谓统核人群进化程途之公例，如引西班牙、苏格兰、日耳曼、合众国诸国历史之体要皆是也。[11]
研究者往往藉此认为该传对《文明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若将此传与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巴克尔条目对照研读，我们发现译者有曲解原文本意之嫌。事实上，原文仅对此书作客观的评述，“十条大意”只是该书主要观点的概括，似乎看不出有何“高度评价”的意思。这篇传记只译了原文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内容其实对巴克尔及《文明史》颇有微词。原文指出，巴克尔否定了种族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夸大了气候、土壤、食物和自然景象的力量，时常带有自然宿命论的倾向；他虽收集了大量资料以证明自己的论点，但是严密的历史论证在书中并不多见；他经常改变或扭曲历史事实，把问题简单化；他的知识虽然很渊博，但既没有受过正统教育也没有经过科学的训练；他习惯于证明一个观点的正确性而推论出全部事实，以偏概全；他虽掌握了数量惊人的史料，但思想并不丰富[12]。可见，撰写巴克尔条目的作者对巴克尔许多观点持不同意见，他虽然肯定《文明史》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书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深究，但并不等于它的结论是正确的。南洋公学译书院不把巴克尔条目全文译出，可能出于不想冲谈《英国文明史》在中国正面影响的考虑。
二
《文明史》第一卷前五章集中反映了巴克尔的历史哲学。此书第一章即以“论研究历史之方法，论人事之有一定程，人事受制于心灵及身体之公例，不明天然理学者不能言历史”（《学部官报》译文）为标题，以表明作者立志建立历史科学的决心。巴克尔说：“吾人将何恃以为史乎？欲兴一空前绝后之举，殚精竭虑，使史学一门与他类问学之考求精碻者，不相上下，以免学者偏畸之弊斯可矣。今是书悉本此意，虽所成就者与所存想者，未能尽符，而吾仍望吾史之成就，或媲美格致家之成就。”[13]他继18世纪启蒙思想家之后，把自然规律、自然因果关系引人了史学领域，强调历史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他说：“一凡作事必有动机为之因，二此动机必有前事为之因，三若能尽悉前事及知其设施之理之法，则其间构接之究竟，虽累黍之微，不难察知而预定。”由此，他认为只要“取上下古今人事所现之相，悉数研察，以寻求其相通之故”[14]，那么“通例公理”就能被发现。
“欲跻史学于各学之列”[15]，就必须批判那些以为历史乃“自由意志”或“预定命数”的结果之观点。巴克尔指出，“命数本诸神学之幻说，自由本诸心学之臆断”[16]。事实上，“盖凡人动作，循其往事之迹，外虽反复靡定，内实有条不紊”，人的行为受严格的因果关系制约，不过是“宇宙间有一大整齐之理”的一部分。历史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当前学识所及，亦仅能见其大概”，“近世学者考人进步至锐且速，吾谓不及百年，证据益当完密。今形体界内所谓之理，哲学家鲜有非之者，将来伦理界中亦必无排斥齐次之理之史学家。”[17]所以，作者坚信“通理公例之无在不著，无物不具”[18]，问题在于人们是否善于发现、认识它。
巴克尔在《文明史》第二篇“论天然物理于人群组织、个人品质上所施之感格力”，较为全面阐述了他的地理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受制于规律的支配，而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规律有两种：自然规律和精神规律。对于自然规律，他说：“细考外物之感人，其最有力者，可类而为四：曰气候、曰食品、曰土壤、曰万有现相”。前三者“于组织人群，则独有大效焉”[19]。他主张气候不仅刺激或消沉人类的努力，同时还影响到人类工作的恒心和能力，并察觉到，“活泼之业，为处温土所乐操者，居气候炎热之地，则必不愿就，即就亦有不宜是也。”[20]一年中大部分时期的气候妨碍人们的户外工作，结果遂造成对于工作或作或辍的习惯，及其浮躁不定的民族性。“万有现相”即自然景象，会对人的精神状态产生直接的作用：
天然状态中之令人恐惧疑骇者，每足以激发人之意象，意象一萌而觉悟即为所制。人观于天然物势力之伟大，自觉其力不足以胜之，不期而畏沮之意生，且每措一事，疑难多端，似造化之有意弄人者，又若脑力幼稚之时，骤为某物所震，则后此见而生畏，不暇考此庞然大者究何由而使然，此大惑之所以不解也；反是而遇天然物小量薄弱不足令人失措者，则又思以一己之力加于天然物，而使之服从于己，且以其暇而试验剖解此天然物，知其为某某法律所筦摄，此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而能役使之也。[21]
巍巍山岳或平坦平原所在的区域易产生一种极富想象而溺于迷信的民族；在小而复杂的地形如希腊等地，则人类的理性在很古时代便已十分发达。1903年在中国史学界影响至深的日本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一书也曾引用过这段话：
凡天然之现象，过于伟大，则恐怖之念起，而想像力易敏，道理性易缩，其遮人心之发达而妨文明之进步者，莫此为甚。若使反乎此，而天然之现象，中和而不过于伟大，则人类不至为天然所压倒，自信力遂从而发达，不特不怖此天然，且爱此天然；不特不漠置此天然，且接近此天然，至为种种之实验，以制天然之势力，以达人间之利用焉。[22]
日本家永丰吉、元良勇次郎合著《万国史纲》曾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历史现象的解释。是书认为古代东洋诸国“皆左右于天然之境，其被天然之惠最笃”，但“盖人民享天然之惠过厚，则流为呰窳偷生”，同时“又有大山大川及他天然之异象，人民易起奇怪之想，至于迷信遂堕，盲昧无力”，所以不能永保其文明[23]。
巴克尔虽在书中以很大的篇幅来讨究各种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但他并不认为自然条件会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相对于精神规律，自然规律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又是有限的，“天行之力，外虽无穷，内实有限，有止而无进，如谓能以来续往而增益力，吾实无据以为之证”，“大凡实效之进化，不赖天赐之恩，惟恃人为之力。”[24]同时，他把人类文明分为“欧洲文明”（实指西欧文明）和“非欧文明”（实指亚非文明）。前者主要受精神规律支配，欧洲自然条件不太优越，反而有利于人类知识的积累，从而驾驭自然，“欧洲壤土地偏小，气寒而土瘠，天地造化之力远逊他洲，惟其得天独薄，而人力乃伸”[25]；后者受自然规律支配，所以“开化独先”、“进化虽云最早”，却不能“至善且久称之”[26]。巴克尔还说：“欧洲人力胜而天行败，非欧洲则以天行胜人力，是故国民之进化，自由之政令，皆原于欧洲。”[27]可见，巴克尔不仅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反之却有知识决定论的倾向，同时也流露出欧洲历史中心论的取向。
历史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发现、认识历史规律的有效方法是什么？巴克尔说：“察诸曲以知一全之术，曰内籀，穷理家用之于他学有效矣，吾且破除成见，弃一切旧说，用其术以治史学。”[28]他主张采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来研究历史。在归纳法中，他特别强调统计方法的重要性，着重笔墨讨论统计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社会现象诸如婚嫁、自杀、犯罪，可以通过统计方法发现其中的规律，“人之动作合于法例之证据，悉得之统计簿”，虽然统计学在目前尚处于幼稚阶段，但是“统计学之于考察人性情之用固已多，所阐明远胜一切艺学。”[29]
巴克尔史学的特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对历史科学的执着追求，二是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三是提倡统计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后来论者认识其史学思想都从这三方面入手。平心而论，巴克尔是西方史家中最早系统论证历史可以成为一门科学的“第一人”，虽然时至今日，历史是否能成为科学，仍未成定论，但巴克尔的工作无疑推动了历史科学化的进程，应予充分的肯定；以往论者时常将巴克尔视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显然是误解了他的史学思想；巴克尔虽重视统计方法治史，但他没有把它看成是万能的，只是归纳法中的一种。统计方法逐渐被史家所重视，不无受他的影响。
三
《文明史》最早的中译本是1903年6月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印本，对巴克尔及其著作介绍最为详实的，则是《亨利·多马斯·勃克鲁传》。南洋公学译书院译本于1901年即已译毕，1901年8月15日蔡元培在译书院负责人张元济家中得见译稿，并在日记中记载，《英国文明史》“言心理决事，终不如历史之可据”，“又言治化之进，系慧不系德。欧洲近百年战事及窘戮异教之事渐寡，皆以智进故也。又言人之智愚善恶，皆为外界风习所铸，非由先世遗传。”[30]1901年杨荫杭所译的《物竞论》曾征引过《文明史》，书中说道：“白格尔于所著《英国开化史》中言：古代之建筑其存于今日者，往往弘大惊人，此盖君主之权强大无极，而臣民悉为奴隶。”[31]1902年7月作新社出版《万国历史》论及十九世纪英国史学时，提到“著《文明史》之巴克尔”[32]。1902年10月《泰西政治学者列传》中有一篇《邈克尔传》，简要介绍了巴克尔的生平和著述。因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其评论《文明史》部分全文摘录，以见原貌：
邈克尔所有著述，立论尖新，着着出人意表，且又行之以雄浑活泼之文，抑扬顿挫，妙尽鼓舞，论者皆自以为不能及也。但以辞气过激，初时不无为世所嫉，或目以为异端妖说，又其以伦教为无益于开化，故各名家多不免有异议者。要之以豪迈之气，兼卓绝之识，谠言直论，肆无忌惮，鞭笞一世，矫千古之弊败，非如是安能行也。于其论破法教，尤为痛快，多有言人所不能言，以故有识者皆好读其书。近日耳曼、法兰西亦已有译本，其书行世，可望致昌盛也。至俗人僧侣之忌恶之，则亦以自有所病而然耳，固不足以为邈克尔轻重。即邈克尔初心，亦不志在以合时俗之眼也。邈克尔之议论，活活泼泼，读之自足令人惊喜。每当睡气相侵之时，若能一读，则精神振动，不复知睡魔之何去矣。惜乎！盗跖长命，颜回夭折，天之定数，何颠倒哉。邈克尔总论二卷，已倍于基率特《文明史》全书，使天假以年，则全卷落成，不几如涑水《通鉴》之大著哉。呜呼!壮士未酬，早为泉下之客，邈克尔之遗憾，可想像而知矣。而至于史理，则以基率特为嚆矢，邈克尔次之；若比较其议论之高下优劣，则又非同日而论，邈克尔应处以高度，基率特应处以低度也。[33]
此文充分肯定了巴克尔及《文明史》在西方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甚至认为比基佐《欧洲文明史》略胜一筹。
1902年12月《新世界学报》有篇陈怀的《方志》一文中说：
我谓史学亦然，史必得欧人统计之学而后于史家可无憾。方志者，统计之学之所由出也。善哉！英伦文明史曰：“天下精微之理，极数千年通人学士，竭虑研思，万方而未得其解者，求之日用见闻之间，而其理悉备。[34]
1904年京师大学堂教习陈黻宸在《中国史学通论续编·读史总论》也引用了“英伦文明史曰”这段话，并以此批评中国学者，“往往识足以洞天地无尽之奥，而不足以知民俗之原，辨足以凿浑沌七窍之灵，而不足以证闾里之事。吾观欧美各强国，于民间一切利病，有调查之册，有统计之史，知之必详，言之必悉，如星之罗，知棋之布，如数家人米盐，厘然不遗铢黍。彼其所以行于政治者，无一不于社会中求之。而我国之社会，究不知其何如矣。”[35]巴克尔极力提倡统计方法治史，希望从对社会现象统计中得出平均数，发现谋杀、自杀等社会问题的规律，对统计方法的科学性坚信不疑。陈怀和陈黻宸受巴克尔治史方法的影响，都认识到统计方法治史的重要性。1902年陈黻宸在《新世界学报》第4、5期发表《地史原理》一文，可以说是运用统计方法研究历史的一次尝试。
1902年12月汪荣宝编译的《史学概论》论及地理学之补助于史学时说：“利用实际之山河以解释历史之事实，英人帕克尔论高山大河之势力影响于人间之心理，此在今日已成老生常谈。”[36]1903年2月日本加藤弘之所著《人权新说》讨论规律问题时指出，自然科学进步昭著，而培根、巴克尔（伯克尔氏）、洛克、斯宾塞等人的学说“往往得物理学之裨益”，然比之物理诸学，“其鄙野陋劣，真堪惊叹”[37]。1903年日本浮田和民所著的《史学通论》出现了多种中文译本，与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颇有学缘关系。该书深受《文明史》影响，部分内容直接取材于巴克尔著作，如《史学通论》第二章“历史之定义”和第五章“历史与地理”，讨论历史科学问题以及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反映的大体是巴克尔的史学观点。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了《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此文系译自浮田氏《史学原论》第五章“历史与地理”，仅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对当时学界影响至深，后来出现的一系列讨论地理与文明关系的文章大致不出该文范围。通过浮田和民和梁启超的论著，又间接传播了巴克尔史学，扩大了它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汉声》第6期《史学之根本条件》一文也提到了巴克尔；1903年出版的严复所译《群学肄言》，曾多次提及巴克尔；1904年9月《中外日报》在《最新中学物理学教科书》的广告中说：“英儒巴克尔谓进化之功，艺学居十之九，而政教之力不与旨哉。是言，今欲开吾国民智，非人人稍通格致之理，断无实益。”[38]这条材料颇耐人寻味，巴克尔的论说居然渗透到了广告语中，可见他的一些文明论逐渐成为人们一种习以为常的普遍观念，深入民心了。1906年严复在《政治讲义》中，对新史学思潮批评传统史学无非“相斫之书”、“帝王家谱”观点提出质疑，把矛头指向颇受中国学人青睐的《文明史》。巴克尔曾批评，以往史书“所载者执政之谟猷，帝王之举动，所详者兵战之胜负，攻守之善否，而民慧之能进不能进，与夫民慧之进之关于治平者不计”，“独至于史，则每于其要者遗之，细者纪之。”[39]所以，我们在《文明史》中找不到帝王将相、百官大臣轶闻野史，也见不到宫廷政变、权力角逐、外交阴谋的记载，他力图展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演进的历程，探索文明进步的内在规律。严复对巴克尔史学不以为然，他说：
英国有拔可尔者，尝著《文明史》一书，一时风行，几谓旧史所载，皆无关宏旨之文，而所重者，专在天时、地利、水土、寒热之间。不知此固重要，而史家专业，在纪人事，而于一切有关政治者，尤所重焉。[40]
1909年2月他在《泰晤士万国通史序》涉及巴克尔史学，仍未改初意，巴氏之书“理烦而略事变”[41]。严复“指桑骂槐”，他对新史学思潮“过激”思想的不满而祸及巴克尔，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文明史》对当时史学思潮有一定的影响。
四
巴克尔及其《文明史》对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学界发生过一定影响，他的一些史学思想已经远离其名字，逐渐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观念了。巴克尔史学虽继续在史学界发挥着作用，但作者的名字和《文明史》四种中文译本逐渐被人遗忘了。五四以后，巴克尔名字又渐被学人所注意，一方面是通过国外社会学、历史哲学、史学概论、人文地理学译著在中国得到了间接传播；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直接研读英文原著，对巴克尔史学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五四以后的许多译著，对巴克尔史学都有所论及。因数量繁多，不能逐一列举，择其有一定影响的译著加以介绍，以窥一斑。20世纪初年美国新史学派核心人物鲁宾逊（J.H.Robinson）所著《新史学》（The New History）（1912年）一书，1924年何炳松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在史学界掀起的影响自不待言。然《新史学》英文本在五四之前就已流传到中国。1916年李泰棻自刊所编的《西洋大历史》上卷的《绪论》，大部分内容转译自《新史学》，甚至《绪论》中的第三章“史之新同盟”，便照译鲁宾逊《新史学》的第三章。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新史学》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因鲁宾逊在书中多次评论巴克尔史学观点，而这些评论又几乎原封不动地转译到了《西洋大历史》。《西洋大历史》论及近代历史如何成为一门科学时，对巴克尔史学有所点评。书中说到，“布克氏拟著一种《人类史》，与其他科学家所研究者相等，至少亦须相拟”，历史也可以与自然科学一样“有一定普遍之定律以为根据。”同时还指出，“布克氏欲发明人类动物之物质的及心理的定律，更追溯文化发达中此两定律之运用”，“彼以为欧洲文化如此发达，物质定律几无运用余地。故史家重要目的，即应研究心理的定律，即道德的及知识的定律。”诚然，“布克著作行世五十余年，但布氏之思想并无他人继续进步”，各种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有很大的发展，但要建立历史科学，至今仍有较大距离[42]。《西洋大历史》的出版在当时大学生中和史学界轰动一时，李大钊亲自为之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想见此书在当时的影响了。巴克尔史学亦通过《西洋大历史》被广大普通知识分子所了解。20世纪20年代初何炳松又以《新史学》为教本，为北大历史系学生授课。1929年何炳松所译《西洋史学史》对巴克尔史学也有评介。作者认为从物质的角度解释历史，最著名的史家是巴克尔，其所著《英国文化史》可视为第一次尝试，“意欲表明物质世界对于组成社会之影响”。但学人真正理解其史学思想的很少，引巴克尔的话“欧洲文化之演进，显然物质定律之势日减，而心理定律之势日增”，“所谓文明者，实以心理战胜外界为标准者也”，并且认为“巴克尔之定律虽过于大胆，实能发前人所未发，仍不愧为史学界中开山之杰作。”[43] 20世纪20年代，巴克尔史学重新受到关注，与美国新史学派论著在中国的出版有一定的关系。
对巴克尔史学在中国有推广之功的，不能不提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Bernheim）所著的《史学方法论》（1889年）。《史学方法论》虽时至1937年才出现中译本，但20世纪初年即通过传入国内的日人所著史学研究法作品，中国史学界对此书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并不陌生。20世纪20、30年代，《史学方法论》与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C.V.Langlois）、塞诺波（C.Seignobos）合著的《史学原论》（1897年），有“近代史学双璧”的美誉，在中国史学界几乎有点家喻户晓了。当时出版的大量以“史学研究法”、“史学概论”命名的著作，无不深受《史学方法论》、《史学原论》的影响。1925年李璜在北大开设历史学一课，就要求学生以《史学方法论》、《史学原论》为参考书，给学生讲授史学方法和理论的基本知识。伯伦汉在书中多处论及巴克尔史学，对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寓批评于介绍，他说：
巴克尔为近代自然科学之结果及其精确的方法所惑，深以为历史太觉落后，故必入手研究其一般的定律，乃能成为科学。……以为自然及人类之精神，为其二基本因素。于是巴克尔氏将文化的因素，完全否认，进而作第二步之研究，求知此二因素中，何者有决定的力量，结果以为热带地方之人，完全为自然所支配，但温带之人则不为其所束缚，而能征服自然，故在吾人之文化范围内，演化之进程，当为人类精神所决定者。巴克尔氏复进一步，探究人类精神之诸禀赋中，何者有决定之影响，其答案谓唯有理智，能予吾人以科学上之启发，一切文化上之进步，均赖于是。其他如情绪、道德的冲动等，均系静止者，虽有变化，亦系出于理智上之见解使然。由此，吾人可知巴克尔氏实将孔德之思想，持之过偏。[44]
同时，伯伦汉还批评巴克尔视统计方法为发现历史规律的工具，认为统计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是不科学的。伯伦汉对巴克尔的非难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这种批评客观上引起了中国学人对巴克尔史学探讨的兴趣。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史学界研讨历史是不是科学、统计方法能否在历史研究中应用、地理环境因素在历史发展中有何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巴克尔史学是他们借以阐发的主要对象。
193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山文库”，胡肇椿重译巴克尔《英国文化史》上册，便是其中一种。而德国福利德尔（E.Friedell）所著、王孝鱼译的《现代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Age）同属于“中山文库”，对巴克尔史学亦有所介绍。福利德尔注意到了《文明史》在历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上有别于传统史学，特别引征巴克尔的话：
大多数的历史家，并不来告诉我们那些真有价值的事情，关于知识进步的各种消息，和人类如何受了智识的传布而发生影响；他所告诉我们的，只是那充满了篇幅的最琐碎，最烦人的各种细故：帝王的个人历史，和宫闱的各种情形，某一个大臣的冗长无味的演说，或某一个大臣的空洞思想……总而言之，在人类的历史里，他把那最重要的事情给忽略了，只保存了那些不重要的。[45]
作者对巴克尔打破传统史学以政治史、战争史为中心的格局，表示了赞许的态度。随后又介绍了巴克尔关于决定历史发展的两种规律。最后福利德尔对巴克尔的总体评价颇有特点：
他的书里只包含着一种意见似的或计划似的序论而已。他所坚持的那些很清楚而并不十分光明的结论，和其他的许多英国著作犯了同样的毛病，叙述的时候，用一种很松懈无力的口气，不足以感动读者。重复不已，原料和引用他人的言论连篇不断，让人看的生厌。巴克耳念的书太多了，因此把他自己的著作，弄得臃肿膨大起来，累得他不能自由行动，随意发挥。不单他的著作是如此，他个人也是受了这种臃肿的压迫，不能翻身，因为他直到临死，还在那儿一字一句地念他自己的著作呢。……从巴克耳的性质上来判断，他的著作不会变成了一种真正的世界文化史，只会变成了一种英国人民知识的发展史，即表见于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公益、教育、商业和工艺上的各种智识发展史。[46]
福利德尔对巴克尔史学的认识虽不见得很深刻，但还是较公允而富有个性的，值得注意。
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学人论著中，对巴克尔史学有所回应的实属不多。但五四前后情况却有很大的改观，巴克尔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他们的论著中，甚至有不少学人研读过《英国文明史》英文原著。1915年恽代英在《文明与道德》一文中探讨自野蛮以至文明，道德为与日具进，或与日具退？以为道德无进步亦无退步，古今相差不远，“如排克尔之说是也”。作者认为以为古今之道德，毫无异同点，“排克尔之说殆不可信”[47]。1920年3月“心瞑”在《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一文中认为，从广义上讲，唯物史观“乃一切自然现象之势力为主而说明历史历史者”，因此他以为“巴克尔之置气候风土”，也可以“目为唯物史观之一”[48]。很明显，这是对巴克尔史学一种误解；1920年9月“三无”在《文明进步之原动力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关系》一文讨论文明进步原动力是什么，介绍了巴克尔的观点。文中指出，巴克尔所著《英国文明史》，“谓道德、宗教、文学、政治，并不能为文明进步之助力，徒足阻碍其发达，为文明进步之原动力者，惟智力耳。故必以智力增进知识获得为有意味之科学发达，始能助长近世之文明。因此则为文明之中心的要素者，即所谓科学也。”他认为巴克尔的见解“不免过陷于偏颇”[49]。
1921年《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有两篇文章同时介绍了巴克尔。徐则陵的《史之一种解释》一文指出，“英人柏克（Buckle）著《英格兰文化史》”，属于自然物质史观，“柏克谓气候与土壤性质定民族之强弱，又曰：‘从人类与外界接触上著想，则人类活动与自然界之公例有根本关系焉。’”但徐氏对巴克尔的观点不以为然，“自然界与人生诚有关系，然气候与土壤二者不足以尽自然界之公例。”特别要指出的是，徐则陵引用巴克尔那句话所作的注释，可说明他是阅读过《英国文明史》英文原书的[50]。陈训慈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一文讨论科学史观时，强调巴克尔是“最先明揭求公例之见者”。同时他论及经济史观时，接受美国学者塞利格曼（E.R.A.Seligman）《经济史观》（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的看法， 以为巴克尔是“马氏（马克思）学说之先驱”[51]。陈石孚所译的《经济史观》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20年10初版，至1926年已再版五次，在学界颇有影响。是书上卷第一章“早年的历史哲学”，对巴克尔有所评论。塞利格曼认为，尽管维柯（Vico）、孟德斯鸠等人在此前对社会运动如何受物质环境的支配有过讨论，但是只有巴克尔才“用哲学的方法，加以丰富的例证，来建设一个学说”，所以他被视为经济史观的真正创始人，是“当之无愧”的[52]。
1922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引用巴克尔的话，以说明欧洲地理形势有利于控制自然，造就了东西文化的不同特质[53]。1922年衡如在《新历史之精神》一文说，“以科学之进步释史者”，起于孔多塞、而孔德、“柏克继之”[54]。1923年丁文江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开头便说：“布克尔（T.Buckle）是十九世纪用科学知识研究历史的第一个人。照他的学说，凡人类的历史都是气候、土壤、交通的关系，这种物理派的历史观，在他的《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出版的时候很有势力。”[55]他撰写此文受启于巴克尔，亦未可知。1923年刘宜之所著《唯物史观浅释》第四章“巴克尔底物质的历史观”，对巴克尔的作了专评，他认为巴克尔史学在诸多历史学说中“算是很新的学说”，但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比，后者实比前者进步很多[56]。1925年陆懋德在《学衡》上连载《中国文化史》一书，作者坦言：“本书体裁，多仿英人巴克尔《英国文化史》”[57]，说明陆氏研读过《文明史》英文本，并对其史学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1929年4月徐琚清在《谈谈历史》一文指出，历史定律没有统一标准，“除了柏苦儿一流人以外，其他的史家很少敢提及的”，“柏苦儿一班子是造史律的专家，大胆地拿历史也当自然科学看，有时自不免流于武断”[58]。1929年10月孙寒冰等著《社会科学大纲》绍述“地理史观”指出，巴克尔首先把物质世界对于历史的影响揭示出来，更用丰富的证例来证明食物、土地以及自然界普通的情形对于社会组织的重要，但他也知道地理的限制，“并不说地理的原因是一切历史的总枢纽”[59]。
1932年陈易编著《历史动力论》一书指出，以往学校的历史教科书被曲解成大人物和大英雄的个人记录，使青年少年“终身拘守著一个错误的历史观”，“我们尊重巴克尔和格林（Richard Green）的事业与遗名，乃是因为他们最先攻击这种奇怪的观念。”[60]1934年4月《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一文讨论到地理环境史观时论及巴克尔，作者认为巴克尔虽以气候、土壤、食物以及自然状态加于人类之影响，解释社会，但他不完全是一个地理决定论者[61]。1940年胡秋原之《历史哲学概论》评《文明史》固失夸张，然由批评而得之折衷意见，“足启以后研究之道路”，尽管偶有怪说，但“创见甚多”[62]。1946年陈序经在《文化学概观》一书中，简要介绍了巴克尔的史学思想，把他视为西方新史学的先驱，认为巴克尔“在消极方面，反对旧的史学，而使在积极方面，能够产生一种新的史学。”[63]从巴克尔史学在中国学人著述中的回应来分析，不论对他持褒还是贬，准确理解还是曲解，都可证学人对他是相当重视的，甚至有人建议选译西洋学术名著，历史类著作共五种，其中便包括了巴克尔的《文明史》[64]，可见它在学界中的地位了。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巴克尔史学有不同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论者对历史科学的态度。在当时史学理论及方法讨论热潮的背景之下，1936、1946年胡肇椿重译《英国文化史》第一卷，分上中册，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中山文化教育馆组建，并设立了编译部，计划出版“中山文库”，文库第二期选译书目的第三种即巴克尔《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65]，原拟定分三册出版，而实际上最后只出版了上、中册，也就是原书的第一卷[66]。1937年《出版周刊》为《英国文化史》刊登的广告，言简意赅，兹摘录如下：
本书（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为近代英国史家博克尔（H.T.Buckle）名著。共三册。著者试循索欧美各大国之社会进化，而资以证明英国文化所必趋之自然途径。对于研治历史之方法，独具卓见。全书主要点可分四项：（一）气候、土壤、食物及其变化为组成民族性之主要动力；（二）怀疑主义乃智识进步之泉源；（三）轻信乃文化退步之重要障碍；（四）政府、贵族、教会及其他机关，对于人民所施之过分保护，反截绝与阻碍文化及自由精神。征引详博，文笔锋利，读之不感枯涩。兹先出上册，以享读者。[67]
在胡肇椿译本出版的同时，王光煦在《光华大学半月刊》发表了《巴克尔<英国文明史>提要》，内容涉及《文明史》前两章[68]。20世纪前50年中国史学界曾出现过两次译介西方史学的高潮，学界至始至终都没有忘记巴克尔史学遗产，这从一个角度也说明了科学主义是中国近现代史学一贯追求的目标。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界对巴克尔史学更多停留在介绍的层次，真正对其有所研究的还是很少[69]，特别应该一提的是朱谦之。他是当时研究史学理论的名家，在许多领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朱谦之所著《历史哲学》1926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但此书却是1924年他在厦门大学授课的讲义。他在书后所列参考书目中就有《英国文明史》英文本一种。而朱谦之在1933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历史哲学大纲》一书中，对以往人们对巴克尔史学的误解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统计学，朱谦之指出，巴克尔过于将社会现象看得和自然现象一样，是受了当时统计学者凯特勒（Quetelet）的影响。同一罪恶在同一社会状态里可以有规则地翻来复去。从其他许多统计上的平均数不变，巴克尔看出个人一切行为均为所在社会状态之直接的结果。依统计学的论证，进步不是因个人的行为而决定，常因支配舆论之知识的一般法则而决定。朱谦之认为巴克尔“过于误解统计上的事实，当然是一大错误”，但也不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趋于极端，“统计法在社会静力学上之重大意义，也正是很明显的事实。”[70]朱谦之对巴克尔采用统计方法研究历史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后来的《现代史学概论》一书中，坚持了原来的看法，“我们如果能如Buckle在《英国文明史》第一章所说，以统计方法为发现历史进化法则之一个重要工具，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补助方法，实在再好也没有了。”同时他还说：“我们应该知道就是历史中之统计方法，他的功效也只能如Buckle所说，于历史进化的法则有所贡献，过此便失去了历史统计学之原来的意义了。”[71]
对于地理史观，朱谦之首先肯定《文明史》“在建立科学的历史法则，与使此观念的普及上，是有非常的贡献的”，但巴克尔的学说，因人文地理学者米细勒（Michelet）、拉萨尔(Ratzel)、森普尔（Semple）诸人的提倡，“遂使Buckle声名，永久和物质环境联在一气”。巴克尔原书第一卷第二章“论物的法则对于社会组织与个人性情的影响”[72]，虽然很重要，但专就古代社会而言的，“Buckle虽从外的现象对心的作用入手，结果却认心的作用比物的作用更为重要”，因此巴克尔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自然现象与道德原理，虽在短期间中，也曾惹起很大的变化，但不久便归平复。从长期来看，知识法则并不受这些副次的原因支配，反而它们受知识法则所支配。朱谦之认为巴克尔这种以知识为中心的历史观，是“综合了从16世纪渐渐发达来的自然环境史观，与18世纪后半法国发达的知识中心的历史观，才结合为这个实证科学之历史观的。”[73]仅凭这一结语，足以表明朱谦之对巴克尔史学的认识，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至今看来仍颇具卓识。
考察巴克尔及其《文明史》在中国20世纪前50年传播介绍的具体轨迹，我们发现巴克尔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的“兴衰沉浮”，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内在追求密切相关。向来缺乏历史哲学思考传统的中国史学，要把史学推向科学化的道路，借鉴西方史学已有的成果显然是必要的。从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高唱历史“公理公例”，至20、30年代史学界重新检讨历史是否能成为一门科学，人们都没有忽略最早系统阐述历史科学命题的先行者——巴克尔。在中国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巴克尔史学遗产是人们无法也不应该回避的研讨对象。除了辛亥革命至五四之前这段时期，中国史学界相对比较低沉外，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学化的追求基本没有中断过，从巴克尔在中国介绍和影响的行程来看，亦可以得到部分证明。巴克尔史学对中国史学科学化无疑具有一定的取鉴价值。
Key words: Buckle ;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New history; Qianzhi-Zhu
Abstract: The spreading and influence of English historian Buckle’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in China was mainly related with the pursuit of scientification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iography. The main idea of this book was to explore how history became a scientific decipline. In early 20th century, there emerged four versions of translation in Chinese, which had direct or indirect influence upon the emergence of New History thoughts. After May Fourth Movement, Buckle’s historiography was more widely introduced and discussed, and hi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wa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again, which demonstrated that it is of some value to the historical scientifi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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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所见《英国文明史》二卷，只是作者原先拟定的庞大写作计划中的一个“导言”而已，一直到巴克尔逝世之前，导言部分仍未写完。
[2] 黑板胜美为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一书所作序言中指出：“这本《日本开化小史》，是博士读了一种西洋文明史而后构思撰述的。大概是受了巴克尔的文明史等影响而引起著述的动机，也未可知。……明治时代能够称为文明史体裁的历史，实以此日本开化小史为嚆矢。再广泛地说，明治时代的著述，其以西洋的学问为基础而研究日本固有之历史与文化者，要以此书为嚆矢。”见田口卯吉著、余又荪译：《日本开化小史·序言》，商务印书馆1942年。
[3] 王建祖，字长信，广东番禺人，北洋大学堂毕业。1902年自费留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商务专业，1906年回国。在美国期间，曾翻译《英国文明史》、《欧洲上古史》、《银行论》、《俄国变革考》。
[4] 参考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5] 《政艺通报》、《中外日报》上的广告都没有指明《文明史论》的译者。笔者在资料搜索的过程中，随手记下了此书译者，一时疏忽，未记下这条材料的出处，后反复查找毫无结果，致此说明，望能为研究者最终发现《文明史论》译本提供一点线索。
[6] 见《政艺通报》第15号（1903年9月6日）和《中外日报》（1903年10月22日）刊登的上海新民译印书局新书广告。
[7] 新民译印书局广告，《中外日报》，1903年4月10日。
[8] 《文明史》，《学部官报》第155期，1911年6月7日。
[9] 来函，《中外日报》，1901年10月17日。
[10] 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1] 《亨利·多马斯·勃克鲁传》，见《英国文明史》，南洋公学译书院1903年译本。
[12] 参见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巴克尔条目。
[13] 《英国文明史》，南洋公学译书院1903年译本，篇一，第3页。
[14] 《英国文明史》，篇一，第8页。
[15] 《英国文明史》，篇一，第4页。
[16] 《英国文明史》，篇一，第6页。
[17] 《英国文明史》，篇一，第16页。
[18] 《英国文明史》，篇一，第3页。
[19] 《英国文明史》，篇二上，第1页。
[20] 《英国文明史》，篇二上，第3页。
[21] 《文明史》，《学部官报》第20期。南洋公学译书院译本没有将这部分内容译出。为了更加准确理解这段译文，可与胡肇椿译本对照研读。“现在以自然现象来说，很显然的，凡能激起恐惧或惊愕的感觉及引起心中之空泛不能制止的观念者，也有燃起想象之特别趋向，而使理解之作用在其范围中渐趋迟缓，在这种情形中，人把自身与自然之权力及尊严相比较，于是便很有痛苦地感其自身之渺小，一种劣等性的感觉潜盖着他，各方面有无数的阻碍牵制着他，而限制他个人底意志，他底心受不可了解的及难以解释的恐嚇，于是不再去探究这种严肃伟大中所包含的真际了。反过来说，在自然作用浅小而微弱的地方，人反得有自信心，他似乎较能倚靠他自己底力量，他能够——事实上——一往无前，向各方面发挥他底权力，假如想象越接近他，那么，使他更为易于对现象得到实验及精细的观察，考究及分析的精神得着激励，他且尝试着要综合自然底现象而纳之于定律。”（胡肇椿译：《英国文化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7页）
[22] [日]浮田和民著、李浩生译：《史学通论》，杭州合众译书局1903年印本，第五章。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关于该段话的译文：“若夫精神的文明，与地理关系者亦不少。凡天然之景物过于伟大者，使人生恐怖之念，想像力过敏，而理性因而减缩，其妨碍人心之发达，阻文明之进步者实多。苟天然景物得其中和，则人类不被天然所压服，而自信力乃生，非自不怖之，反爱其美，而为种种之试验。思制天然力以为人利。”（见《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23] [日]家永丰吉、元良勇次郎著、邵希雍译：《万国史纲》，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译本，第1－2页。
[24] 《英国文明史》，篇二上，第6页。
[25] 《英国文明史》，篇三，第1页。
[26] 《英国文明史》，篇二上，第6页。
[27] 《英国文明史》，篇五，第7页。
[28] 《英国文明史》，篇五，第1页。
[29] 《英国文明史》，篇一，第16页。
[30] 《蔡元培全集》第15卷，……出版，第357页。
[31] [日]加藤弘之著、杨荫杭译：《物竞论》，译书汇编社1901年印本，第80页。
[32] 《万国历史》，作新社1902年再版印本。
[33] [日]杉山藤次郎编纂、“中国广东青年”述译：《泰西政治学者列传》，广智书局1902年印本，第17页。
[34] 陈怀：《方志》，《新世界学报》第7期，1902年12月。
[35] 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680页。
[36] 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第2年第10期，第76页。
[37] [日]加藤弘之著、陈尚素译：《人权新说》，译书汇编社1903年，第3－4页。
[38] 《最新中学物理学教科书》，《中外日报》，1904年9月23日。
[39] 《英国文明史》，篇五，第2页。
[40] 严复：《政治讲义·第一会》，《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249－1250页。
[41] 严复：《泰晤士万国通史序》，《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70页。
[42] 此段文字可同时对照何炳松译本《新史学》，《何炳松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3－64页。
[43] [美] 绍特韦尔(James T.Shotwell) 著《西洋史学史》，《何炳松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98页。
[44] [德]伯伦汉著、陈韬译：《史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70页。
[45] [德]福利德尔著、王孝鱼译：《现代文化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2页。
[46] 《现代文化史》上册，第43页。
[47] 恽代英：《文明与道德》，《东方杂志》第12卷12号，1915年12月 。
[48] 心瞑：《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东方杂志》第17卷第6号，1920年3月。
[49] 三无：《文明进步之原动力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关系》，《东方杂志》第18卷第17号，1920年9月。
[50] 徐则陵：《史之一种解释》，《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11月。
[51] 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11月。
[52] [美]塞利格曼著、陈石孚译：《经济史观》，商务印书馆1926年5版，上卷第5页。
[5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第18页。
[54] 衡如：《新历史之精神》，《东方杂志》第19卷第11号，1922年6月。
[55] 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科学》第8卷第1期，1923年1月；又参见卫聚贤：《历史统计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85页。
[56] 刘宜之：《唯物史观浅释》，上海书店1923年印行，第16页。
[57] 陆懋德：《中国文化史》，《学衡》第41期，1925年5月。
[58] 徐琚清：《谈谈历史》，《燕大月刊》第4卷第2期，1929年4月。
[59] 孙寒冰等著：《社会科学大纲》，黎明书局1929年10出版，“史学”篇，第27页。
[60] 陈易编著：《历史动力论》，大东书局1932年初版，第45页。
[61] 杨秀林：《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师大月刊》第26期，1936年4月30日。
[62] 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民主政治社1948年改订再版，第37页，第63页。
[63] 陈序经：《文化学概观》，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40页。
[64] 瞿菊农：《选译西洋学术名著之建议》，《图书月刊》（国立中央图书馆）第1卷第4期，1941年5月31日。
[65] 《本馆编译部上年度工作概况》，见《中山文化教育馆纪念刊》，1935年3月。
[66] 《英国文化史》上册目录：第一章历史研究底方法，第二章自然定律底影响，第三章形上学者所应用的方法，第四章道德定律与知识定律底比较，第五章宗教、文学及政治底影响，第六章历史、文学底起源，第七章由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英国思想；中册目录：第一章自十六世纪中叶至路易十四秉政间之法国思想史，第二章保护精神史及其在英法两国之比较，第三章法国保护精神之蔚盛亦即表明夫隆德战争之失败及夫隆德战争与同时代英国叛乱之比较，第四章保护精神为路易十四引用于文学智识阶级及统治阶级连合所产生的影响底考察，第五章路易十四之死保护精神之反动及法国革命之整备，第六章自十六世纪之末叶至十八世纪之末叶之法国历史文学，第七章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法国革命之近因，第八章由第五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之西班牙思想史概略。据1908年英国伦敦出版的三卷本《英国文明史》，其第三卷，凡五章：第一章14世纪末苏格兰的形势，第二章15－16世纪苏格兰的形势，第三章17－18世纪苏格兰的形势，第四章17世纪苏格兰知识分子的考察，第五章18世纪苏格兰知识分子的考察。
[67] 《英国文化史》出版广告，《出版周刊》第222号，1937年2月27日。
[68] 王光煦：《巴克尔<英国文明史>提要》,《光华大学半月刊》第5卷第3、4期合刊，1936年12月8日。
[69] 据台湾学者王汎森研究报道，1931年左右，傅斯年曾翻译了英国史学家巴克尔《英国文明史》第一卷前五章，并且自己还撰写了《地理史观》，这说明傅斯年早年就已注意到了巴克尔，在欧洲受过巴克尔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330页。)
[70] 《朱谦之文集》第五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6页。
[71] 《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第198页。
[72] 《朱谦之文集》第五卷，第216页。
[73] 《朱谦之文集》第五卷，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