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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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史学新动向——实践史学
发布时间：20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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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金尧 转自：《光明日报》2011年9月13日
新文化史在西方兴起，并借助于语言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迅速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历史学起到了推动作用：一是使社会史的研究不再局限在大结构、大进程、大比较上，在研究的对象(如以大众文化为主、微观史研究等)和方法(如叙述)上有很大的创新。这可以被理解为以人民大众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社会史在新社会史基础上的发展。二是历史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表达了人们对以往史学范式的不满，文化转向既可以被看成是解释性范式崩溃的原因，也可以被看成是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转向为历史学的范式转变提供了契机。
在新社会史盛行时期，文化不受重视，确切地说，文化被认为是一个被经济社会所决定的领域。新文化史兴起后，文化的地位大为改变，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助于文化摆脱从属的和被决定的地位。但是，作为符号和意义的体系，文化是如何发生变迁的呢?历史学主要关心在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而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的观点难以说明这种变化。
同时，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语言学转向”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语言/话语结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结果，一切都成了语言的产物。比如美国妇女史学家琼•斯科特认为，知识是维持世界秩序的一种方式，这种知识的含意与话语语境有关。琼•斯科特还质疑历史学家专注于经历，对于一般的历史学家来说，人的经历应是真实可靠的，但在她看来，经历本身也是话语的产物。这似乎成了德里达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一名言在历史学中的翻版。这样激进的观点当然会引起人们的质疑：“难道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文本?”
针对上述问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文化的要素，以及文化与社会情景的关系，努力把曾经弱化或排除的社会因素找回来。同时，反思不同形式的决定论，提出要克服客观/主观、实在/观念、经济/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重新思考语言转向后的历史学时，人们既承认语言学转向对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注意从社会是如何经历不断转变这一角度去修正受语言学转向影响的某些观点。这种思考势必把行动者、行动，以及既能使经历发生，又能限制经历的结构性制约等话题放在重要的位置。
实践理论其实就是关于人民大众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行动的理论，这种理论特别适用于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历史研究。大体上，实践理论借助于实践来分析结合成一个整体的体系。同时认为，尽管体系是一个整体，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维度并不拥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某一时间、某个地方，体系内部存在着非对称性、不平等的现实，这是引起体系的矛盾运动的关键，实践的理论要解释的就是某个特定的社会/文化整体的发生、再造，及其形式和意义的变化。举两个例子，威廉•休厄尔试图协调文化作为“体系”和“实践”的关系，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可以互补。从事文化的实践意味着要利用现存的文化符号去达到一定的目的，同时，文化体系离开了不断的实践就无法存在。因此，体系也意味着实践。作为一个符号体系，文化具有“真实但微弱的内聚力”，但它不断被实践所突破，从而发生变迁。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认为文化有其二元的存在模式，一是作为一般的体系或结构，二是文化在人类有目的的行为中的出现和运用。他认为,结构是静态的，而人类的行为在时间中不断地展现开来。行动在结构中开始，也在结构中结束，但人的行动或实践的积累性、集聚性的效应将使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为历史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文化在人们的行动中被改变和再生产,而“结构”也就变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存在。
这些探索代表了当前历史学在超越文化转向过程中进行理论思考的主要趋势，探讨的重点在于行动者是如何使文化发生变化的问题。当前关于实践的研究极为多样，关于实践的理论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这些探索可以防止文化理论走上“文化主义”或“唯心主义”的道路。
“实践的历史”在当前已成为“受到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影响最大的历史写作的新领域之一”。根据英国社会史学家彼得•伯克的介绍，“实践的历史”涉足的新题材有语言史(尤其是言语史，即说话的历史)、宗教实践史、旅游史、收藏史、阅读史等。
在社会史的传统题材如婚姻、家庭、亲族关系的研究中，“实践的历史”也有新的收获。还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就用“实践”的思想研究了比利牛斯山区农民的婚姻问题。他发现，当地的农民往往会在婚姻方面采取一定的策略，以确保他们的家系延绵和他们对生产工具的权利，这些策略也可以看成是社会再生产的策略。此后，“策略”成了家庭史研究者在描述农民如何应对日常生活，尤其是应对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时经常用到的一个词。
“实践的历史”是人们赋予超越文化转向的历史研究的一个暂时的名称，这种历史研究考虑了“社会的”和“文化的”两方面因素(但不是这两个方面因素的简单相加)，突出了人作为行动者的主体地位，使人成为在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等环境中有意志、有计划、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
前面已讲到，超越语言转向的要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但是，超越以后的历史学该是什么样的问题也同时摆在人们面前。对实践理论和实践历史的探索代表了欧美史学家超越文化/语言转向所做的努力之一，它能否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范式仍有待观察。但是，这种探索表明，后现代主义主导史学的局面正在成为过去。
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历史”仍有指导价值。关于行动/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及其作用，当前实践的历史主要从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人的理论中汲取营养，而很少直接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有关实践的历史的研究。其实，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布迪厄作为实践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就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自己创造着历史。这就指出了人作为行动者、作为主体的能动作用，与“实践的理论”所关注的并无差别。马克思主义又认为，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现实社会环境(这当然也包括文化和传统)中创造历史的。这又指出了人的行动的约束性因素。此外，马克思主义对于作为个体和集体的人的作用做出了区分，在很多情况下，作为集体的行动显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历史是在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无数人的行动最终可能出现谁都没有预想到的结果。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对于“实践的历史”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可以进一步发展实践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