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彼得·伯克，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荣誉教授，伊曼努尔学院终身研究员，主要研究欧洲现代早期文化史与社会史，在历史学理论与方法领域亦有不少著述。

译者简介：李小龙，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校者简介：黄璐，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   

 

如果知识史还不存在，那就有必要发明它，特别是为了把当今的“数字革命”置于一个长时期内不断变化的视角之中。在过去的几个时刻，人类经历了他们知识系统的多次重大变化，这尤其要归功新技术：例如书写的发明，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别的地方；印刷术的发明，特别是东亚的雕版印刷术和西方的活字印刷术；以及现在仍历历在目的电脑（尤其是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兴起。不论是好是坏，这类变化都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后果。正如我们在互联网的例子中逐渐意识到的那样，新的通讯媒介既带来了威胁，也带来了希望。得益于全球化和新技术的推动，我们的知识体系正在历经重建，为了在这一时期找准自己的定位，我们最好是转向历史。 

 

所幸的是，知识史的确存在，而且有关它的研究正在蓬勃兴起。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在写《知识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时，我认为我或多或少是在孤军奋战。然而，在当今学术界，一个曾经只有数千人队伍的国际性的“学术共和国”（republic learning），现在已经有了数以百万的公民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想到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课题或是一种似乎全新的研究方法，你很快就会发现，不同地方的个人和团队早已有了相同或类似的想法了。无论如何，知识史的研究显然已成为了一种趋势。  

的确，直至最近，知识史——不像稍后便会谈及的知识社会学——还被视为一种新奇的、甚至是异类的话题。1993年，管理学理论家和未来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声称，“目前还没有知识史”，并预测它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次他的预言稍显滞后，因为当时人们对知识史已是兴趣日增，并涌现出包括《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 1989）、《知识场域》（Fields of Knowledge, 1992）和《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1996）等著作。20世纪90年代起，知识史从历史研究兴趣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尤其是在德国、法国和英语世界。正如本书的时间轴所示，在过去数十年里，有关该主题的书籍日益增多，还出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知识组织》（The Organisation of Knowledge in Victorian Britain, 2005）等集体研究。 

目前为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集体研究是由克里斯蒂安·雅各布（Christian Jacob）主编的两卷本巨著（预计还会有两卷）中的其中一卷，名为《知识之场》（realms of knowledge[Lieux de Savoir]）——仿效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那部当今鼎鼎有名的《记忆之场》（realms of memory[Lieux de Mémoire]）。然而诺拉的文集仅限于法国，雅各布的作品关注的则是长时期（最近2500余年）的全球史。

这项研究主题最初是许多独立倡议的产物，但它正在逐渐制度化。慕尼黑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两个研究知识史的学术团队都专注于现代早期。相关讲席已经设立，包括埃尔福特大学的“现代早期欧洲的知识文化”（2008）讲席。研究中心已经成立，例如伯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Max-Planck 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1994）、苏黎世的知识史研究中心（Zentrum Geschichte des Wissens, 2005）。还有关于该主题的课程，如曼切斯特大学的“从古登堡到谷歌：中世纪至今的知识管理史”。集体研究项目也在进行中或是已经完结，其中之一是由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资助的“实用可靠的知识”的历史研究。有关这个宏大主题的众多方面的学术会议愈发常见。知识史正在成为一种半学科（semi-discipline），它有自己的社团、期刊等等。正如知识本身一样，知识的历史在快速扩张和碎片化的双重意义上爆炸了。 

 

历史编纂学

 

尽管体系完备的知识史的出现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但不妨回想，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一些学者已经憧憬于一部知识史，甚至尝试动笔去写了。哲学家、律师和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1605），及其随后更长的拉丁文版本《论学术的进步》（De Augmentis Scientiarum）中，阐述了一项知识改革的计划，这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科学政策”的鼻祖。培根讨论了在何时、何地（在“学问的什么位置与场所”）研究何物；知识是如何传播的，“因为各门科学就像人一样迁徙”；知识是如何繁荣、衰落或消亡的；甚至还讨论了他所谓的不仅在欧洲，而且是世界范围的对于学问的“多样化管理与安排”；由此，他主张关于学术的不同分支的历史将有助于改革。

早于德鲁克350年，培根就抱怨这样的知识史尚未写成。尽管他启发托马斯·斯普拉特（Thomas Sprat）——一位年轻的牧师——写出了一部于1667年出版的关于新成立的“皇家学会”的“历史”*（更准确的说，是一种描述），但培根的计划首先是由一些18世纪的德国学者付诸实践，他们写就了自谓的“文学史”（historia literaria）（较之文学史，更像是学术史），几十年后，一部自觉的文化史兴起，它再次由德国学者所创造。在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孔多塞侯爵在他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1793-1794）中强调了知识的增长。

19世纪出现了一场知识历史化的运动，它强调知识的发展或演化（通常被视作“进步”）。不仅是人类世界，自然世界当时都被认为受制于系统性变化的影响。这是以下两部著作表达的共同信息，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地质学纲要》（Elements of Geology, 1838）区分了地球历史的不同时期，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 1858）围绕通过自然选择达成进化的观点组织论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认为，人的所知与所思是他们社会地位、社会阶级的产物，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则关心不同学科的历史和分类，并试图说服法国教育部长设立一个科学史讲席（但他失败了）。

20世纪初，孔德所提倡的科学史被一些大学引入，尤其是在美国。德语学者则建立了所谓的“知识社会学”（Wissensoziologie），该学科关注的是在过去和现在，谁知道什么，以及在不同社会各类知识的运用。自然科学史被视为其它历史——社会或“人类”（human）科学史，人文学科史，以及最终，一般知识史——的典范。在德语中，可以说是从更学院的科学史（Wissenschaftsgeschichte）转向更一般的知识史（Wissensgeschichte）。在英语中，我们可以称之为从科学史向知识史的转变。

这种转变是相当晚近才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当下的变化常常促使历史学家以新的方式来看待过去。例如，环境史的研究就是由人们对于地球未来的争论所推动。同样，目前关于我们的“知识社会”或“信息社会”的争论也激发我们以历史的方式研究该主题。历史学家对一般性讨论的贡献相对较小，小于他们能够或者本应完成的，因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之一便是帮助其公民同胞从长远的视角看待当下的问题，从而避免眼界偏狭（parochialism）。 

空间的偏狭性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某个团体的成员）与他们（其他所有人）之间的鲜明隔阂。然而，时间同样存在偏狭性：“我们”的时代与作为无差别的整体过去之间的简单对照。我们应当尝试避免这一受限的视角，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将今天正在经历的数字革命视为一整系列知识革命的最新一次。有些历史学家已经回应了这个挑战，即把知识社会历史化的挑战。一位学者写就了关于他所称的18世纪巴黎的“早期信息社会”的文章，另外两位学者则声称“美国人已经为信息时代做了300多年的准备”。

我们将在第4章回到连续性和革命的问题上。此处注意到下述内容即可，知识史是由其他类型的历史学发展而来，特别是以下两种。第一种是书籍史，在最近几十年里，它从书籍贸易的经济史发展为阅读的社会史和信息传播的文化史。第二种是科学史，由于受到三项挑战的推动，它转向了更为广泛的知识史。

第一项挑战是由人们认识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一个19世纪的概念（导致的），因此，使用该术语描述在更早时期的知识探求活动将助长历史学家最为痛恨的时代错置的错误。第二项挑战来自对于大众文化的学术兴趣的兴起，包括手工匠人和术士（healer）的实践知识。第三项，也是最为根本的挑战来自全球史的兴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讨论非西方文化的智识成就的需要。这些成就可能并不符合西方“科学”的模式，但它们仍是对知识的贡献。

 

知识是什么?

 

综上所述，最近几十年里，学术界内外都经历了可被称为认识论转向的运动。这种集体性转向，就像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其他转向（语言转向、视觉转向、实践转向等等）一样，提出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什么是知识？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但知识史家不能简单地抛给哲学家，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有不同意见。例如，对于一位哲学家而言，知识是与世界有着联系的有机体的任何状态。

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历史学家，尤其是美国历史学家，更喜欢谈论“信息”，例如《一个被信息改变的国家》（A Nation Transformed by Information）或《当信息时代来临》（When Information Came of Age）这样的书。同样地，2012年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的两次会议题为“如何书写信息史”和“国家机密信息”。选择“信息”而不是“知识”这个词表明了美国的经验主义文化，这尤其与德国关注理论和科学（Wissenschaft）形成鲜明对比，Wissenschaft通常被英译为“科学”（science），但它更广泛地意指系统化组织的知识的不同形式。

在我看来，这两个术语都是有用的，特别是当我们区分二者时。有时我们被告知，“我们被信息淹没了”，但“缺乏知识”。在戏剧《岩石》（The Rock, 1934）中，艾略特（T. S. Eliot）已经问过这些问题：“我们在知识中失去的智慧在哪里？”以及“我们在信息中失去的知识在哪里？”借用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一个著名的比喻也许能有帮助，即认为信息是生的（raw），而知识已是熟的（cooked）。当然，既然所谓的“数据”根本不是客观地“给出”的，而是被充满预设和偏见的人类头脑所感知和处理的，那么信息也只是相对生的。但是，正如第三章将阐明的，这些信息经由分类、批判、验证、衡量、对比和系统化的方式而一再被加以处理。在下文中，只要有必要，我们仍会区分知识和信息，尽管有时会用“知识”一词来表示这两个要素，尤其是在章节的标题中。

一些学者专注于信仰的历史（在法国，亦即信仰史[histoire des croyances]），通常集中在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信徒则认为他们的信仰是知识。至于历史学家，他们最好是将知识的概念扩展到他们所研究的个人和群体视之为知识的全部内容。因此，本书没有单独讨论信仰。

 

复数的知识

 

尽管这项研究的标题如此，也可以认为，不存在知识史。只存在知识（复数）的历史（复数）。当前知识史的爆炸使得这点更加明显，同时也更有必要尝试将这些碎片拼接起来。因此，本书将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为榜样，他经常写复数的知识（savoirs），而不是单数的知识（savoir）；管理学理论家彼得·德鲁克曾提出，“我们己经从单数的知识转向了复数的知识”；人类学家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也声称：“存在复数的知识，而不单是大写的知识”。

即使在某个特定的文化中，也存在不同种类的知识：纯粹和应用的、抽象和具体的、明确和隐含的、学术的和大众的、男性的和女性的、本土的和普世的、知道怎么做某事的和知道某事是怎样的。

最近一项关于17世纪科学革命的研究，对比了在1500年和18世纪时“什么是值得知道的？”，强调了从“知道为什么”向“知道怎么做”的转变。人们认为值得知道的东西，因地点、时间和社会群体的不同而千差万别。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同样如此，例如：三位一体的教义，巫术的灵验或者地球是圆的。同样有差别的是什么可作为确信（belief）的正当性：口头证词、书面证据或统计数据等。因此，“知识文化”（或Wissenskulturen）这一短语在最近兴起，它涵盖了实践、方法、假设、组织和教授的方式等。这个短语很有裨益，倘若我们牢记不同的知识可能在某个特定文化中共存、竞争和冲突：例如马丁·穆尔索（Martin Mulsow）最近对18世纪德国非正统思想秘密传播的研究提醒我们，存在着主流知识和被压制的知识。

甚至知识的概念也随着地点、时间，以及（最重要的）语言的不同而改变。在古希腊，存在着techne（知道如何做）、episteme（知道是什么），praxis（实践），phronesis（精明）和gnosis（洞见）的分工。在拉丁语中，有着scientia（知道是什么）和ars（知道如何做）的区分，而sapientia（衍自sapere，“认识”）意味着智慧，experientia则意指从经验中获得的知识。在阿拉伯语中，episteme被翻译成‘ilm（复数形式是‘ulum，指“科学”，因此学者过去也被称为‘ulema）。gnosis的对应词是ma'rifah，而sapientia的对应词是hikma。在中国，“知”（zhi）指一般知识，而“史学”（shixue）指的是专业学科（knowhow）的知识。

在德语中，Erkenntnis（源自经验的知识，最初是Kundschaft）和Wissenschaft（学术知识）已有区别。在英语中，“科学家”和“专家”这两个词都出现于19世纪早期，那是一个日益专业化的时代。描述普通人所拥有的知识的词也是如此：“民俗”（folklore），通常意味着一种低劣的知识形式。在法语中，最著名的区别是savoir（知识的通用术语）与connaissance（指专业知识）。同样，在法语里不同群体的博学人士被描述为intellectuels（扮演公共角色）、savants（主要是学者）和connoisseurs（了解艺术或葡萄酒的人）。

不同种类的知识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例如，当15世纪初米兰大教堂在建时，当地技艺精湛的泥瓦匠和负责该项目的法国建筑师就实践知识（ars）和理论，尤其是几何知识（scientia）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争论。17世纪时，专业医生嘲笑助产妇和非官方术士的实践知识。18世纪晚期，一位法国磨坊主撰文批评“博士”，换言之，是savants，控诉他们傲慢地告知磨坊主和面包师应当如何完成他们的工作。

由于存在上述的变化和冲突，这些不同意义上的知识史已结出诸多成果，而且很多工作仍有待完成。一些有关实践（例如观察和描述）和态度（例如客观性）的著作已经出版了。如果有哪种知识是永恒的，那肯定是智慧，正当笔者写作本书时，一部即将出版的著作声称它关注的是智慧的历史，或是几个世纪以来在不同地方被认为是智慧之物的历史。

 

历史学及其近邻

 

刚开始研究知识史的普通的或常规的历史学家很快就会意识到，各门学科的学者们（或近或远的邻居）已经对该主题做出了宝贵贡献。因此，有必要对所谓的“学术部落和领地”作简要讨论，以便将历史学家所做的研究纳入更大的图景。

毫不奇怪，许多学科都将知识作为研究的对象以及目标。知识史的邻近学科包括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法学和科学史、哲学（更进一步还有认知研究的多学科领域，这将在第4章讨论）。大学以外的群体也不能被遗忘，档案管理员、图书馆员和博物馆馆长都对我们所谓的“知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些相邻部落中，最为接近的是科学史，它已从关注伟大科学家的伟大思想转向了研究诸如科学协会等机构、实验和观察等实践活动以及实验室和植物园等场所。对知识史的许多贡献可被描述为另一个名称下的（这种新类型的）科学史。另一个近邻是哲学。从古希腊人开始，哲学家们就一直关注认识论（源于希腊语术语，episteme），提出了诸如“什么是知识?”、“我们怎么才能认识某物？”、“我们的知识可靠吗？”等问题。米歇尔·福柯是认识论更新的一位领军者，他从哲学转向医学史，从对疯癫和诊所的研究转向对知识（savoir）和权力（pouvoir）关系的更为普遍的思考，提出了“权力的行使总是创造知识，反之，知识始终导致权力的作用”的精辟论述。弗朗西斯·培根在这一点上说得再简洁不过了，他知道，在政府管理知识的同时，知识也赋予政府权力，或如他所言，知识使政府“得以可能”。

长期以来，社会学家始终关注影响知识的社会因素，或在特定环境下什么被认为是知识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在后来被称为“知识社会学”的第一波浪潮中，曼海姆（Mannheim）提出了思维的“存在性约束”（existential binding, Seinsverbundenheit）或“情境约束”（situational binding, Situationsgebundenheit）的观点，换言之，它是指“思维模式”或“特定群体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是卡尔·马克思的“思维由社会阶级决定”观点的更为温和或开放的说法。正如曼海姆所写，“我们所言的这些群体不只是阶级——这是一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会主张的，还有代际、身份群体、教派、职业群体、学校等等。”  

20世纪70年代起，知识社会学的第二波浪潮开始显现。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于知识社会学的贡献在诸多重要方面都承续了曼海姆的工作。布尔迪厄研究了法国大学体系，或者他称之为学术“场域”或“战场”，分析了入场的条件以及个人在场中的地位与学术权力的不同策略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曼海姆曾赞扬那些有勇气将自己及其对手的观点置诸社会分析之下的学者。实际上，布尔迪厄撰写了他所谓的“反思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他将深邃的目光投向了自己、同事和自然科学家的工作中。与此同时，所谓的科学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提出了他们称为“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的理论，试图超越曼海姆，解释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功和失败的理论。

知识情境化的观点本身就是情境化的。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曼海姆还是个年轻小伙，他在奥匈帝国崩溃中成长，这种崩溃使得许多人质疑他们此前视为理所当然的信仰。知识社会学的第二波浪潮，从福柯到布尔迪厄，发生在1968年5月巴黎著名的“事件”之后，当时学生们不仅在街头与警察搏斗，还对学术体系提出了质疑。与此同时，女性主义的兴起激发了对于女性学者职业生涯障碍的分析，以及——更具积极意义的——对于女性“认识方式”的研究，这将在第4章中讨论。20世纪70年代情境的第三个因素是“后殖民”思想家的崛起，他们对去殖民化进程——或者更准确地说，对这一进程的被感知到的局限性作出了回应。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以福柯的方式对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案例研究，他认为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本质上是统治该地区的一种方式。

皮埃尔·布尔迪厄在研究法国之前曾研究过阿尔及利亚，他的工作可以被同等地视为对知识社会学或知识人类学的贡献。曾几何时，这两门学科是相对区分的。社会学家研究整体性的社会，并从社会结构的多样性的角度来解释他们所描述之物。相反，人类学家在村庄里进行田野考察，对于他们所观察到的作出文化解释，包括他们过去称之“民族科学”（ethnoscience）的内容。正如语言学家在濒危语言消亡前记录它们一样，人类学家，特别是自称为“认知人类学家”的群体，记录了可被称为“濒危知识”的东西，包括建筑工人、铁匠和木匠的专业技能（knowhow）。复数形式的知识或“知识文化”的观点，就像复数形式的文化观一样，都来自人类学家。挪威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是当今人类学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将其漫长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倾注于研究从巴厘岛到新几内亚的不同社会的知识。

近来，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差异有所模糊。例如，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他横跨人类学和科学史领域，是“科学和技术研究”的领军者——曾在实验室（他所处的生物化学实验室）进行“田野考察”，以观察正在形成的科学知识，因此，他将“西方”科学与特罗布里亚人（Trobrianders）或是阿赞德人（Azande）——两者都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经典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等民族的知识置于相同基础上。拉图尔接着出版了他所谓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État）的“人种志”。人类学家这种胆大妄为的行为激发了第四章将会回应的一个主要问题，即相对主义问题。

考古学家对“史前”时代（换言之，即书写体系发明前的时代）的知识和思维方式的重建深感兴趣。他们已转向人类学，试图在实物遗存中推测知识和思维，因为很多人类学家研究过类似史前时代的、小规模的和使用简单技术的社会。因此，“认知考古学”与认知人类学并行，它们都是利用认知科学的成果来寻找“古代思维”。

强调知识被制造的地点——这在福柯的著作中很明显——启发了地理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同样在这个学科中，最新的认识论转向已是显而易见。最近关于科学知识的地理学研究表明了这一点，该研究受到以下悖论的启发：科学知识是普遍的（或至少声称是如此），然而它却是在特定的环境（如实验室）和（至少主要是）特定的文化下被制造的。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对信息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感兴趣，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与其他学科一致，经济学的“认知转向”也开始显现，它将知识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加以讨论。例如，日本管理学理论家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认为，“知识创造型公司”更具创新性，因此更有竞争力。一些经济学家将知识视为可买卖的商品，尽管正如一位理论家承认的，“很难将信息转化为财产”。最后一项步骤涉及律师的领域。知识产权（有时称为IP）法是美国、欧盟和其他地方的法律中增速最快的部分之一，旨在应对各种新媒体的版权问题以及专利纠纷。

另一方面，政治学或政治科学系对知识研究的贡献少于预期。上面引述的关于权力和知识之间关系的著名论述，是由局外人米歇尔·福柯完成的。同样，“知识的地缘政治”一词与地缘政治学专家无关，而是文学教授沃尔特·米格洛（Walter Mignolo）提出的，而且地缘政治学导论几乎不谈论知识，尽管它们会探讨诸如地图和公共舆论等话题。

同样地，尽管信息对政治和军事决策显然与对经济决策同等的至关重要，但政治学系的学生大都将它抛给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韦尔斯利学院的政治学教授罗克珊·尤本（Roxanne Euben）则属例外，她在《彼岸之旅》（Journeys to the Other Shore, 2006）一书中比较了伊斯兰教世界和西方世界探寻知识的旅行。另一个例子是耶鲁大学的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他的著作《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 1998）批评了中央政府作规划所依据的一般和抽象的知识，并为他所称的“植根于本土经验”的“实践知识”而呼吁。对本土知识的兴趣往往与对于帝国主义以及被征服的或下层的知识的关注联系在一起，这并非出于偶然，它在过去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地区，尤其是非洲和南美洲最为强烈。例如，马里的巴马科已经建立了一个本土知识研究中心，而讨论这一课题的西班牙裔美国学者包括沃尔特·米格洛和路易斯·塔皮亚（Luis Tapia）。

正如记忆研究已经扩展到包括遗忘这一互补的对立主题，知识研究也开始容纳对于无知的研究，包括已消亡或被有意拒斥的知识（见下文，第2章）。毋须说，本书作者也深受无知之苦。毫不夸张地说，我对知识的了解是零碎的。我对非西方世界的了解远不及对西方的了解，对大学以外的知识的了解远不及对学术知识的了解，对自然科学的了解远不及对人文学科的了解。尽管受到这些限制，下文仍将尽力展现多样的知识史。本书将从关键概念入手，然后转向研究将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过程，这些知识可以更广泛地传播并用于不同的目的，最后以讨论该领域内经常出现的问题和未来的前景为总结。

 

 

（本文原载《西方史学史研究》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