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倩红，郑州大学亚洲研究院教授。韩博雅，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提要】21世纪以来，一批在犹太复国主义与后犹太复国主义辩论中成长起来的以色列知识分子，围绕流散地历史与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工党时期的集体主义观念、以色列国家性质与未来走向、巴以冲突及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等话题，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以“修正”为核心的新史学话语，反映了当下期望与失望并存的以色列社会既要拥抱传统又必须面向未来的时代特征，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他们的出现，象征着以色列史学发展的时代转向与史学方法的调试更新，也代表了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关键词】以色列；史学；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民族国家叙事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或称“后-后犹太复国主义”（the Post-Post-Zionism），发端于21世纪初，是新一代学者在史学层面对以色列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现有社会面临之困境做出的回应。作为犹太民族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并非全然以批判者的姿态出现，其定位是阐释与探索，它构建的学术话语、研究范式对于当下以色列的民族国家构建及国民身份塑造都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被称为继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和后犹太复国主义史学之后的“以色列史学的第三次高潮”。“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引起了以色列及国际犹太学术界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相较于国外，中国学术界对这一群体关注甚少，目前还没有成果发表，现有的学术研究主要聚焦于代表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的“耶路撒冷学派”和代表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新历史学家”，以及围绕这两拨学术思潮的比较研究。本文拟以“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为研究对象，探讨该学术思潮的形成和主要观点，并尝试分析其对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影响。

 

一、后犹太复国主义与第三次史学高潮的兴起

 

一代自有一代之学术，时代特征孕育史学的内涵、塑造史学家的气质，而史学又是时代的表达，史学家滋养着时代精神。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片段”加以解读，将其纳入国家历史叙事的集体记忆，成为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以色列史学在时代的洪流中长足发展并形成了自身的学术传统，在相互冲突的情感表达中塑造着每一代历史学家的观点。围绕民族国家的构建、解构与修正，以色列经历了三次史学高潮。

 

以色列建国前后，犹太复国主义史学作为以色列民族主义史学的象征，借力民族国家构建的时代洪流取得长足发展，形成了第一次史学高潮。贝尔（Yitzhak Baer）、迪努尔（Ben Zion Dinur）、考夫曼（Yehezkel Kaufmann）等学者通过“巴勒斯坦中心史观”对犹太历史进行了浪漫化的解读，从根本上革新了犹太历史观念，也为犹太人在故土重构民族身份和创建现代国家提供了关键的学术支撑，因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潮流。但是，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忽视了以色列多元民族与族群复杂历史并存的客观事实，否定流散地和阿拉伯人的历史存在，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缺陷。随着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类问题逐渐暴露，它也不断面临着新的局面与形势的挑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色列内部多族群社会矛盾凸显，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紧张。在后现代和后殖民思潮的影响下，莫里斯（Bermy Morris）、弗拉潘（Simha Flapan）、佩普（Ilan Pappe）等一批“新历史学家”尝试从史学角度解释以色列社会面临的困境，对犹太复国主义提出根本性否定与质疑，由此形成了以色列的第二次史学高潮。“新历史学家”的讨论从学术圈扩展到公众领域，逐渐演变为一股新的“后犹太复国主义”社会思潮。虽然一度引起广泛关注，但后犹太复国主义史学低估了民族国家构建的复杂性以及以色列社会的特殊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指控也往往因矫枉过正而走向极端。因此，他们的观点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接受与认可，始终未能在以色列史学界占据主流地位。且“新历史学家”注重解构疏于构建，从未形成建设性的话语体系。因此，他们的观点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接受与认可，始终未能在以色列史学界占据主流地位。

 

在“新历史学家”的冲击下，以色列历史学的发展处于困惑、低谷时期。伴随着对后犹太复国主义不满情绪的增长，民众对新历史话语的需求更显迫切。加之21世纪以来以色列国家经济稳步发展、科技发达程度引人注目，但面临的挑战与困难不减，社会深陷一种“既乐观又焦虑”的矛盾情绪之中。复杂的情感渗透到学术研究中，促使当代以色列史学进入新发展阶段，以色列第三次史学高潮“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应运而生，其宗旨在于焕发史学的活力，完善其阐释功能，服务于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代表了对“新历史学家”激进态度的修正，以及向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归。他们的思想有着丰富的现实背景与深厚的学术根源。从现实层面看，第一，在多元文化挑战下，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与希望在以色列社会与学术界重燃。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在新一代学者的成长经历中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始终保持着对现代以色列国家的深度认可。因此，面对当下社会的精神困顿，“相比于‘新历史学家’试图揭露犹太复国主义缺点、解开团结以色列人纽带的想法，他们更加想要挖掘犹太复国主义如何首先把犹太人团结在一起、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并建立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第二，“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是以色列自由经济、多元文化不断发展的结果。随着个人主义的高度发展，一些困扰“新历史学家”的议题，如对大屠杀幸存者的态度、“米兹拉希犹太人”等东方犹太人的社会融入等问题的重要性下降，历史学家更倾向于从微观角度出发、在更加务实的层面上处理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话题。从学术层面看，当代西方史学的影响，也是重要背景。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后现代思潮和新文化史的兴起，西方史学出现从理性到感性、从宏大叙事到微观研究的文化转向，并由此引起了史学观念和方法上的创新。这一趋向对以色列史学研究产生巨大冲击，“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出现正是以色列史学界对国际史学发展趋势的呼应。同时，“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也受到以色列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如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强调的建设犹太文化中心、修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坚持的犹太人对以色列土地拥有历史遗产与现实主权、进步犹太复国主义提倡的以色列多元化与进步犹太教等观点，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新一代学者思想的形成。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在21世纪初期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但这一术语的提出始于俄裔以色列学者利霍夫斯基，他将该学派的研究特点归结为“新的主题、新的来源、新的风格、新的问题、新的态度”。利霍夫斯基对“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与“新历史学家”的关系做了界定：“‘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在实质上是对后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的批判发展，吸收前辈的某些思想，但拒绝激进的情绪，主张真正的史学不应该只是批判；试图用更多元的维度、更现实的视角、更共情的话语来理解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用更谨慎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在更实质性的层面上处理较少争议的话题。”卡普兰紧随其后，对“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学术目标进行总结，认为他们“以‘探索’为己任，寻求在新旧历史学家辩论之外历史叙事的新趋向，以及以色列国家未来发展的新出路”。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利霍夫斯基、卡普兰之外，还有诺伊曼（Boaz Neumann）、尼尔（Oded Nir）、罗津（Orit Rozin）、赫尔曼（Anat Hellman）等人。这些学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职于以色列不同大学或研究机构，是以色列史学研究的生力军。诺伊曼的研究领域为德国犹太史和犹太复国主义史，其观点主要体现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中的土地与欲望》《20世纪之交的德国世界》等著作中，他倡导新一代学者要拥有“将生活与思想融入史学，学术就是生活”的研究逻辑。尼尔的《后犹太复国主义之后以色列的批判性反思，或是解释性视角的开启》和《以色列文学与“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时代》着重审视了新一代学者史学叙事方式的变化，详细论述了将文化置于理解以色列社会变迁之中心是当前史学最大的特征。同时，“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并不局限于以色列国内的学者，许多欧美学者也参与其中，如多伦多大学的阿德勒（Emanuel Adler）、美国哈佛大学的拉宾诺维奇（Simon Rabinovitch）、密歇根大学的维德林格（Jeffrey Veidlinger）、理海大学的莱博维奇（Nitzan Lebovic）、加拿大圣文森特山大学的盖奇曼（Roni Gechtman）等。他们通过对20世纪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外的海外犹太人，尤其是欧洲犹太人不同侧面的考察，重新解读犹太—以色列民族主义的历史，为观察以色列国家发展提供了更加开放的视角。

 

总的来说，“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以修正的话语、探索的态度、折中的视角重新审视以色列民族国家发展进程，是着眼现实，重塑历史话语的一种努力。他们的出现在促进以色列史学发展、增强民族认同、弥合社会和族群分裂等方面有重要影响。

 

二、“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主要观点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围绕“如何理解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创造新社会的方式”和“如何理解后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衍生现象出现的时代特性和文化背景”两个问题，从流散地历史与犹太教问题、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工党时期的集体主义观念、以色列国家性质及未来走向、巴以冲突及以色列国家合法性六个方面重新解读民族国家的历史。

 

（一）关于流散地历史与犹太教问题

 

流散经历是犹太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看待散居地历史一直是以色列史学话语的核心，也是前两代史学家争论的焦点。“耶路撒冷学派”持“否定流散地”观点，将漫长的流散历史压缩为古代与现代之间的中间期，反对流散的不正常状态，认为流散地生活是犹太人遭受一切反犹迫害的内在根源；“新历史学家”则指责这样的说法不仅忽视了客观史实，也使犹太复国主义在道德上缺乏必要的合法性，必须予以消解。“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主张“将以色列带到大流散”，即承认流散历史，在此基础上接受当下犹太人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现实，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弥合族群分裂，团结世界犹太人。在新一代学者眼中，“否定流散地”最大的流弊在于其主张只有返回故土者才能获得健康、正常的生活。以色列犹太人和世界犹太人由此被潜移默化地区分开来，这也是以色列被定义为排他性国家的原因之一。为扭转这一价值观，“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主张生活在外邦并非是对“自己精神的背叛”，相反，应鼓励犹太人自由选择生活的地方，以色列犹太人和海外犹太人之间文化和精神上的紧密联系才使犹太历史更加有厚度。阿德勒强调，这一历史意识并非意在阻碍犹太人回归以色列，而是巩固犹太人安全意识、实现犹太人进步、达成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最佳方式。

 

关于犹太教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发展，“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坚信，在后犹太复国主义之后的时代，犹太教可以作为社会正义和平等的一种典范，再次发挥强大的凝聚力，成为国家的光明指引。他们总结当前以色列在犹太教问题上的看法，将其归结为“耶路撒冷派”与“特拉维夫派”两种观点，前者回望过去，从民族主义信仰和宗教中获得认同；后者面向未来，从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中找寻自我。在“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眼中，犹太教是犹太民族国家生存的基石，民主与宽容是现代以色列国家发展的基础。二者看似不兼容，实则缺一不可。“耶路撒冷派”与“特拉维夫派”不可偏废。用阿德勒的话来说：“一个以色列（我们称之为特拉维夫），是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另一个以色列（我们称之为耶路撒冷），是民族主义者、集体主义者、救世主的信徒……现在的大部分犹太人属于‘特拉维夫’，但他们也梦想‘耶路撒冷’。”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倡一种“进步犹太教”：“从内在逻辑来看，‘进步犹太教’要求在保持犹太教信仰、恪守对上帝承诺的前提下追求政治上的平等；呼吁在坚持犹太教传统教义、仪式宗教的原则上谋求族群间的融合；从实践准则来看，它倡导犹太人在世俗的以色列社会作出持续贡献；敦促海外犹太人宗教信仰向‘以色列化’更新；正视阿拉伯人等少数族裔的民主事业。”同时，他们致力培养一批进步派犹太拉比，作为实现其宗教宣言的重要力量。

 

（二）关于犹太复国主义

 

前两代历史学家对犹太复国主义存在极大争议。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将其视为构建民族“神话”、塑造新的民族凝聚力与集体记忆的核心内涵。“新历史学家”则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而言是一场剥削、压迫的暴力殖民运动，缺乏道德上的合法性，以色列社会面临的冲突从根本上归结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性与种族性；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对历史记忆的预设性塑造使史学沦为操控集体记忆的工具。毫无疑问，“新历史学家”的上述认识构成了对犹太复国主义最根本的挑战，引起学术界的激烈讨论，他们被斥之为“民族虚无主义者”“犹太认同的瓦解者”“犹太国家的掘墓人”。

 

相较于“新历史学家”的全盘否定，“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更倾向一种折中与模糊的态度，即用同情的情感、发展的眼光评价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史学。他们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存在某些不合理之处，但也不认为以色列需要为此道歉。其主要观点如下：第一，从政治哲学层面重新解读犹太复国主义的信条。首先，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一场运动，更是一场革命，是犹太世界应对外部危机的反应；其次，犹太复国主义革命针对的是犹太人内部，其根本作用在于重塑犹太人与犹太民族记忆之间的对话，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寻求平衡；最后，犹太复国主义为民族与土地之间的联系提供合理化的解释，它将以色列地视为民族精神孕育与成长的根基，强调犹太人对以色列地的认同，超越时间界限连接了犹太人的过去与当下，从而赋予了土地新的生命。

 

第二，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的真正目的在于重建民族文化，即吸收现代文化的同时维系犹太人与过去的联系。利霍夫斯基通过追溯文化革命在塑造“新犹太人”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指出犹太复国主义的文明使命是“诞生现代希伯来文化”，并强调这种使命实质上是“内向型的努力”，以此驳斥“新历史学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指控和“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是对巴勒斯坦阿拉伯文化的蔑视与控制”等说法。

 

第三，“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不认同“犹太复国主义使命已经完成”的说法，充分肯定“犹太性”在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建国早期在犹太复国主义引导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为高度分裂的社会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同时，他们指责“新历史学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是“一种高度主观、自命不凡的沉思”。“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称“新历史学家”为“快乐的90一代”：“他们的史学思想形成于以色列外部地缘冲突缓解，内部自由主义增长的乐观情绪中，实质上是采取了一种‘历史终结’的立场，即认定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然而，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复杂的地缘政治境况使以色列人的安全心理愈发脆弱，修补与弥合似乎更加符合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更注重观察与学习过往的经验，更趋向于倾听普通人的声音。他们对以色列建国历史的考察更加趋于“相对主义”，拒绝用绝对“好”或“坏”的道德准则来评价犹太复国主义。

 

（三）关于犹太移民运动

 

重返精神故土的阿利亚运动是犹太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环节，对该运动的是非评判也是历代以色列史学家争论的焦点。相比“新历史学家”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移民定居活动的道德谴责，“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学者的评价则强调其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承认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活动存在不当之处，坦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状态，侵犯了阿拉伯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充分肯定这一活动在塑造以色列民族国家新的历史意识和共同身份中的积极作用。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移民运动的积极一面，通过强调个人主观经验，驳斥“新历史学家”的指控。诺伊曼提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定居活动既不是民族叙事从流散到复兴的无缝过渡，也绝不是剥夺迫害巴勒斯坦人行动的无缝呈现，而是基于定居者欲望和周围物质生活环境相互激发之上的无缝生长……个体的主观体验为整个定居活动提供了根本的矛盾与动力。”尼尔也认为，以往的历史叙述几乎忽略了个人经验在早期移居活动中的作用，而“正是个人经验的主观性，才使得难以轻易地用是或非的道德框架去定性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

 

伯格的《迪岑戈夫中心的狄俄尼索斯》被普遍誉为标志以色列史学进入新阶段的典范之作。这部描写特拉维夫的城市史著作基于对个人主观体验的强调，在对犹太移民运动时期的阿以种族关系和社会地位的讨论中，得出了与“新历史学家”不同的结论。根据伯格的观察，虽然从宏观视角来看，犹太移民的确是进入这一城市的强势一方，但从微观视角出发，阿拉伯人作为富有地主，犹太人作为贫穷寄居者的另外一面在这一时期的特拉维夫也比比皆是。犹太复国主义学者费格对这一结论表示认同，认为如果用普通居住在此的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视角来看这段历史，所谓的移民运动不过是一场历史事件的舞台：“它不意味着巴以之间广泛的斗争，更谈不上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占领，或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

 

（四）关于工党时期的集体主义观念

 

以“基布兹”为标识的集体主义是以色列工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后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中，这种带有理想色彩的集体主义社会价值观，实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少数族裔基本生存要求，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和多元发展的阻碍。因而，他们倡导更加关注个体发展的个人主义规范模式。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对该观点予以反驳，认为后犹太复国主义对个人主义的提倡可以归结为以色列社会私有化高速发展的产物，而集体主义更符合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建设，尤其是社会巩固发展初期的时代需求，具有不可替代性；正是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赋予以色列福利国家及其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合法性。卡普兰对此解释道：“由于犹太人长期只维持着精神上的联系，犹太复国主义需要构建一种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离开他们现有的生活环境，转移到另一个新的甚至相对困难的环境中去的宏伟愿景……它（集体主义）帮助人们打破时空边界，释放想象力，增加了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计划的说服力和号召力，为以色列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民族认同来源和信心来源。”罗津则通过具体事例论证面对以色列建国初期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集体主义结构及其塑造的情感适应机制在支撑普通民众民族意识的维系中起着重要的工具作用。

 

（五）关于以色列国家性质及未来走向

 

对以色列国家属性的争论是“新历史学家”与传统史学交锋的焦点之一。“新历史学家”指责现代以色列国家的“犹太性”，严厉批判传统史学左右集体记忆，阻碍“犹太人身份认同”转向“新型以色列人身份认同”进程的做法；倡导以色列从单一民族的宗教国家走向多元化的世俗国家，赋予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内的少数族裔以平等与民主。他们的主张一度被视为解决棘手社会冲突、保障国家和平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然而，21世纪以来，依旧严峻的地缘政治状况促使一些“新历史学家”开始反思自己对以色列国家性质的质疑与批判，他们重新评估了自己的立场，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将以色列视为一个犹太国家的潜在认知。这些“新历史学家”观点的转变构成了“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认识以色列民族国家性质的基础。新一代学者认识国家性质的基本逻辑是：“犹太性固然重要，但不是国家为犹太人理想服务，而是犹太性为现代国家发展服务。”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进一步提出以色列应建立一种“防御性民主”，即犹太人主导下的民主。未来以色列应该向一个以犹太人为主导的、世俗的、民主的国家发展，实现国家与宗教严格分离。这里的“分离”并不代表强制世俗化或限制宗教发展，而是指国家既不制裁也不补贴宗教活动和机构。换言之，就是在保证“犹太人”身份认同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强调其他少数族裔的“以色列人”身份认同以弥合社会分裂。实现“防御性民主”政治计划的巨大优势在于，可以改变以色列国内冲突的基础和性质，将族群冲突转化为公民问题，将零和游戏转变为正和游戏。温布鲁姆将新一代学者“防御性民主”的内在逻辑归结为两方面：第一，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不足以保障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的民主必须以服务犹太人为根本目的，否则它就会成为敌人的武器；第二，“犹太人”的概念并不是阻碍民主发展、导致国内矛盾的根本因素，以色列当前社会冲突的根源来自于“以色列人”观念之上的公民权对抗，源于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近30%的公民被剥夺了平等的公民权。

 

（六）关于巴以冲突及以色列国家的合法性

 

关于巴勒斯坦人，犹太复国主义和后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前者有意忽略和抹除非犹太人（尤其是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生活的痕迹；后者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历史遭遇，斥责以色列政府的强权做法。“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则认为“新历史学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指控过于偏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活动并不是完全忽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因此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殖民巴勒斯坦地区的“恶棍”。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从文化的角度把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描绘成彼此的镜像，强调后者在巴以关系中的主动性，他们拒绝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当作讲述“以色列故事”的背景模板，看到的通常是二者之间的相似而非不同。利霍夫斯基指出，二者的民族主义在西方文化面前都属于弱势，具有相似之处。新一代学者着力从普通人的视角，论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其构建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实践中并非一味排斥巴勒斯坦人，他们的一些做法不能排除积极的一面。例如，戴维多维奇和施瓦茨考察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对新移民的疫苗接种运动，提出虽然疫苗接种是政府“西方殖民做法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其出发点可以被认为是善意的和良性的；赫希在对犹太复国主义公共卫生实践的研究中指出，卫生组织通过教育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米兹拉希犹太人等少数族裔进行的教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东方主义”文化胁迫案例，“相反，它有助于帮助以色列社会构建一种‘现代’和‘西方式’的集体认同”。总而言之，犹太复国主义者既有排斥少数族裔的做法，同时也表现出了试图将少数族裔纳入新以色列民族国家社会的努力。

 

投射到现实政治中，面对巴以冲突的复杂状况，“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不认同“以色列应该为和平困境负主要责任”的说法，强调和平努力的失败并非由单一因素所致，也不排斥以色列应当为推进当前的巴以关系做出一定改变。为此，他们倡导研究者应该摆脱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纯粹地、无预设地从历史研究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一方面，肯定犹太民族多样性，关注流散时期的犹太历史；另一方面，强调犹太历史的整体性，摆脱民族国家框架的束缚，以此作为反思国家政权设计的基础，才能够为巴以冲突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解决方案。例如，他们重新追溯犹太复国主义诞生时期的思想蓝图，领会杜布诺（Simon Dubnow）等早期犹太民族主义先辈在进行政权设计时表现出的“自治主义”想象力，强调“对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进入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本意是生存，不包含任何更广泛的政治目的或意识形态”，以此弱化土地在以色列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的特殊意义。

 

三、从“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看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新趋向

 

作为一股新的史学潮流，“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得到了以色列主流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同。布莱纳评价“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是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发展的最新面貌。巴拉克更指出，“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研究范式已经主导了以色列的学术研究。“耶路撒冷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迈尔斯赞扬“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史学是更加符合历史和历史研究总体发展趋势的新视角。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新历史学家”塞格夫批评新一代学者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辩护，是史学和社会的倒退。赫利德指控“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以一种亵渎的、缺乏约束力的术语来描述民族国家，助长了以色列社会的停滞不前。尽管外界看法不尽相同，“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仍为以色列学术界、思想界带来了新的变化。

 

从史学发展趋势来看，“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兴起象征着一种以“修正”为核心话语的时代转向，展现了以色列史学研究的自我调试。史学发展与社会变迁紧密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以色列国家经济、科技发展迅速，但各种社会问题、文化冲突愈发凸显，繁荣背后，以色列社会充斥着一股焦虑与空虚感。不论是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的“神话与理想”，还是后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的“批判与否定”，显然都不足以解释当下以色列社会面临的困惑。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既代表了新一代学者对以色列史学传统的反思，也展现了以色列社会既要拥抱传统又必须面向未来的时代特征。

 

一方面，“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呈现了一种向传统回归的潮流。正如卡普兰所说：“虽然犹太复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对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也并非完美，但当犹太个体每每面临巨大挑战时，它仍然提供了某种坚实的庇护和身份认同。”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多元表达与社会张力持续的时代，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再度成为部分以色列民众的寄托。“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出现正迎合了这样的需求。新一代学者重新肯定了犹太复国主义在道德上的合法性，并意图从其最初的愿景中寻找适用于当前社会的经验。同时，“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又推动了以色列社会“拥抱传统”的热潮。第一，对以色列文学作品的民族国家叙事基调产生影响。越来越多的作家、艺术家、影视行业创作者通过挖掘“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展现明显的文化认同，理想主义色彩愈发浓厚，成为当下“希伯来力量”的重要组成。第二，孕育“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青年运动“阿亚利姆”（Ayalim）。“阿亚利姆”运动以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阿利亚”为蓝本，在内盖夫、加利利等地建立名为“学生村”的青年社区，号召大学生聚集到以色列的边缘地带，通过开展普及教育、历史讲座、移动图书馆等多项活动，加强年轻人对历史之根、民族之根、文化之根的联系与认同。参见阿亚利姆运动官网，“阿亚利姆”运动在大学校园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另一方面，“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代表了一股新的史学潮流。新一代学者的历史意识始终保持着对犹太复国主义遗产的深切共情，并在此基础上立足当下，直面现有的矛盾冲突与精神困惑，寻找以色列国家未来发展的出路，是时代特征的史学表达。第一，蕴含对和平的深切渴望。“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学者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辩护，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注意到后者在“号召犹太人回归故土”之外更深层次的意义，赋予其“将‘来到以色列地实现和平’作为基本信条，将‘犹太文明在故土复兴’作为最终目标”的新内涵，暗示包含学术研究在内的一切活动都旨在缔造一个和平的以色列国。第二，彰显舒缓社会张力的意愿。修正的学术风格试图在犹太性与民主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等问题的对抗中寻求妥协，为解决当下社会困境提供一个可能的思路。第三，表达建设福利国家的愿景。以探索以色列的更好发展为目的，其对个体的关注暗含社会对缩小贫富差距、消除贫困等与个人利益紧密相关的福利的追求。第四，体现整合精神困顿、弥合族群分裂的期待。新一代学者通过一种温和、折中的话语表达，试图缓解以色列普遍的社会焦虑感，消除多元性带来的分歧，从而实现真正而非人为的民族团结，开启“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新时代。

 

从史学思想来看，“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展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重塑历史话语的努力。“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学者们，既没有直接感受过以色列诞生的喜悦和大屠杀记忆的创伤，也没有经历过工党衰落和黎巴嫩战争带来的道德批判，而是成长于各种声音交锋的多元社会，重新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及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发展轨迹。一方面，“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能够用相对中立的态度反思以色列史学的成就与缺陷。他们延续了犹太复国主义对民族国家的深层次认可，也认同后犹太复国主义重新审视传统历史叙述的尝试，主张“真正的史学不应该只有批判性，更应该有建设性，一味地否定犹太复国主义，对其‘去神话化’不再符合当前民众的情感需求，更无助于以色列民族国家未来的稳定发展”。这种认识修正了“新历史学家”过分致力于批判、强调矛盾与冲突的激进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解构话语冲击下以色列社会日渐支离破碎的历史意识，慰藉了民众的精神世界，对强化民族国家的根基、增强犹太民族认同与国家归属感、弥合族群分裂与维系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不仅反映了以色列新一代知识分子渴望民族国家健康、长远发展的良好愿景，也展现了民众对犹太历史、民族文化、现代以色列国家依存关系的不断增强，被认为是以色列爱国意识的复兴。另一方面，用辩证的眼光评判现代以色列国的成长。以色列主流媒体《国土报》评价“‘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是一颗启明星，重新定义了以色列的荣耀与挑战”。他们坦然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存在某些不合理之处，但同时也能看到不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是后犹太复国主义都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不论是前者乌托邦式的描绘，还是后者解构的话语，都不能完全适用于当下。而通过对国家建设、社会制度和福利国家的探索，谋求现有社会更好地发展，才更为实际所需。”

 

从史学方法来看，“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代表了研究范式的文化转向。其史学以文化作为审视以色列民族国家发展的主线，以个体主观经验作为观察时代变迁、理解以色列民族国家发展的切入点，开拓了探索以色列现代民族国家成长历程的思路，也是现代犹太学术研究的重要发展。可以说，正是这种文化属性孕育了新一代学者“修正”的特性，赋予其史学研究崭新的生命力。“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以文化为视角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既没有否定前两代学者的史学研究，又在学术思维上有所调试。他们利用口头采访、流行报纸和青少年杂志、私人相册等更加多元的大众文化产品去追溯历史，其研究在横向上呈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互动，在纵向上着重关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经常性、持续性和典型性”。其二，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造就了新一代学者更加趋于折中的价值观。相较于前两代历史学家对以色列官方历史的争论，新一代学者默认社会的发展并非仅仅由精英群体所主导，更倾向于将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融入普通人的经历。由于普通民众主观感受千差万别，在很多情况下不会完全统一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下，才导致强调个体私人体验的“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在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是非判断变得更加困难，其评价体系也更加模糊、折中。

 

在肯定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自身的缺陷与负面效应。首先，“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兴起的时间较短，尚处于发展期，很多主张还比较模糊，不少观点尚未成熟。由于“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缺乏稳定的组织基础、研究阵地，各代表人物相互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导致该群体的许多观点多见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在理论层面尚未形成完备的体系。很多代表人物的研究善于着眼现实，侧重观察以色列国建立以来的发展面貌，而涉及传统犹太历史本身的研究较少，对前两代学者关注的犹太民族传续、犹太历史分期等更具历史厚度的重要话题研究不足。

 

其次，新一代学者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过深，尤其是文化史研究中泛化、碎化的倾向普遍反映在大部分成果中。很多代表人物倾向选择以微观史和深描作为突破口，刻意回避精英历史、整体历史等，以示自己区别于传统历史的姿态，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步入零散、断裂的“碎片化”误区的趋势，从而导致弱化了整体、全面地认识历史的能力。如何解决文化之“虚”与历史研究求“实”的关系，提高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如何真正地将微观个体与更广泛、深刻的社会背景相结合，从而实现“以小见大”的目的，仍是新一代学者亟需解决的问题。

 

再次，“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当下年轻一代逃避政治、忽视冲突、盲目乐观的社会风气。他们坦言，困扰多数人的并不是权力或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而是琐碎的日常生活。因此，他们的学术也受到了一些社会学家的质疑，认为其回避了冲突、对抗和压迫在塑造以色列过去与未来中的核心地位。

 

最后，就目前来看，“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社会影响力还非常有限。他们模糊的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学激发政治变革的能力。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学术就像众所周知的黑格尔之夜——‘所有奶牛都是灰色的’，过分折中的态度决定了其很难对某一具体的社会问题提出一个明确的、可行的解决方案。”不可否认，与前两代学者不同，新一代学者虽然也提出了一些涉及以色列国家性质、巴以冲突等问题的现实措施，也引起了政界的某些注意，但整体来看，其影响力主要局限于史学界、思想界、文化界，对社会发展、政治变革的推动力还尚待观察。

 

结语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通过模糊评价犹太复国主义、重新解读移民运动、辩证看待集体主义、探讨以色列国家性质、巴以冲突等问题，构建了一种以“修正”为特点的史学话语。“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作为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既是对以色列发展历史的反思，又是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探索。不可否认，这一群体固然存在缺陷，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但仍为以色列史学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新一代学者兼具民族情怀与现实关切，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力图探求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方向，他们的辩证观念、务实意识、探索精神无疑是当下以色列社会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声音。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