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柏悦，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摘要：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史学大行其道，在德国只有少数专业学者涉足普遍史，其中包括晚年写作《世界史》的史学大师兰克和文化史家卡尔·兰普莱希特。后者将文化史路径同普遍史书写联系起来，将运用于德国历史的“文化时代说”等理论框架推广至其他民族乃至全人类。兰普莱希特声称其他国家也经历过德国历史发展的5个文化阶段，只不过这些文化阶段在德国之外会变换顺序。此外，与兰克不同，兰普莱希特批判了欧洲中心论，且尤为重视东亚史和美国史。在他的操办下，1909年普遍史的实践场域莱比锡大学文化-普遍史研究所落成。研究所以跨学科、跨区域以及科研与教学并重的姿态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史研究的重要据点，时至今日普遍史更成为兰普莱希特史学遗产中影响最深远的一部分。

关键词：普遍史；兰普莱希特；文化史；德国史学

19世纪末，德国文化史家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年）反对兰克为代表的政治史学派，以文化史角度书写德意志民族历史，在世纪之交的德国学界掀起了一场大争论。20世纪初这场争论几近偃旗息鼓，兰普莱希特在传统史学家的排挤之下几乎沦为德国学界的边缘人物，但他并没有就此消沉，反而逆流而上，尝试将文化史的研究路径进一步扩展，提出与普遍史结合的新方向。20世纪20年代起，我国学界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史思想：史学家朱希祖受其影响，加大了对世界其他各国历史的研究，从而进一步形成中国自身的历史学体系建构。哲学家朱谦之更多地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他认为兰普莱希特扩大了历史学研究领域，提倡写作“世界史或普世史” ，“能够融会贯通，给历史哲学以相当的地位，可算是最有价值的了。”

当今学界热切关照变动中的世界，以超越民族国家、书写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为目标，诸如宏大叙事、世界史、全球史、新全球史、国际史、跨国史、大历史等新理念层出不穷，以续写普遍史的姿态成为当下的热门之学。普遍史是西方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遍史的回归谕示着传统的复活。而在19-20世纪之交，兰普莱希特倡导普遍史的研究与教学可谓上述各种人类世界历史书写的先声，故而对兰普莱希特普遍史研究的考察不仅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20世纪初德国史学的新动向，从长时段视角出发，本文也为更加精确地梳理百年以来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脉络提供一些参考。

一、德国学界普遍史研究的发展脉络

普遍史以时间为经，重点在共时性的空间之纬。刘家和先生认为Universal history指的是普遍史或普世史，他指出：“universal来源于拉丁文之universus（unus +versus），unus的意思是‘一’、‘同一’，versus（由verto变来）的意思是‘转动' ，一同转动的当然只能是一个整体，所以它的意思是‘全体的‘‘普遍的’‘共同的’等，因此这种史重在空间之同一。” 追溯西方史学历史的演变，从古希腊时代到20 世纪上半叶之前，普遍史大致经历了政治的、宗教的和理性的三种形态。希腊古典时期还没有出现普遍史，一般认为普遍史观念在希腊化时期产生，例如波利比乌斯的《编年史》注重空间的变化，以“政治的普遍史”为标志，狄奥多罗斯的《史集》以文化取向见长，攸西比乌斯的《教会史》试图将世界历史基督教化。进入中世纪以后，普遍史观念受到基督教神学观念的改造而表现出与古典史学时期有同有异的新内涵，开始重视纵向的历史变化，以博舒哀的《论普世史》为代表。启蒙运动时期开启之后，普遍史基本脱离了中世纪的神学观，一度充当起历史学家整合异域知识所建构的世界形象。其中较为人所知的是18世纪英国多位学者集体编纂的《萨尔普遍史》系列。他们以英国为中心，拓展开来描述周围的世界，划分出自身与他者，文明与蛮夷。这类普遍史著作在文人雅士中广受欢迎，成为他们了解世界的一种渠道，而这股风潮逐渐由英国遍传至欧洲各国。普遍史过去所具有的明确的道德垂训功效转变为隐含的实用主义。

 英国普遍史在德意志的传播者是哥廷根学派（Göttinger Historischen Schule），他们以哥廷根大学为据点，创办普遍史专业刊物、书写普遍史论著、研究普遍史相关理论。从启蒙时期到19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德国学界对于普遍史的论述逐渐被康德、赫尔德、费希特、黑格尔等所把持：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以普遍史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理性注解；赫尔德的《对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将普遍史视为有体系架构的、带有目的论的，且不断经过教化（Bildung）而取得进步的历史；费希特通过“世界计划”这一先验的概念推演出各个历史时期，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塑造了思辨的历史哲学的高峰，他认为自由意识不断深化直至最终实现的过程是世界历史的要义。此外，18世纪末以来，一些兼具哲学家身份的文学家也尝试对普遍史的解读，例如深受哥廷根学派影响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写作《普遍史论稿》，在浪漫主义思潮的背景下寻求世界历史联系性；1789年，弗里德里希·席勒在耶拿大学的就职演讲以“何为普遍历史？为何学习普遍历史”为题，道出普遍历史冲破了国家和民族的藩篱，以“一条世界公民的纽带将所有思考的头脑联结起来”。这一演讲开启了席勒计划于夏季学期开设的“普遍历史导论”课程。至此，多位哲学圣贤和文学巨匠在历史哲学的框架内对普遍史进行理论演绎和抒发，而德国的专业历史学家几乎没有给予普遍史密切的关注，少有的例外是著名史家兰克。

众所周知，兰克以欧洲各国的国别史见长，写作过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历史著述。但实际上兰克的研究视野不拘囿于民族国家的范畴内，“在当时史家中，兰克对全新的普遍历史概念非但有清晰的认识，亦将此付诸治史实践。”早在1831年夏，在兰克思想中即可见普遍历史观念的发端。兰克“在私授讲座中论及16世纪初以来的新史学，其中非但对普遍历史之观念与研究并不讳言，甚至这些字眼亦刊现于讲座公告之中” ，这部分手稿经后人整理题为《论普遍历史》。兰克在19世纪40年代的手稿中亦写道：讲师进入（或意欲进入）普遍思想的领域，这对讲座的相互理解当极有助益。兰克曾言：“普世史是对整个人类过去的解读，它的意义并不在某些特定的关系和趋势，而在于它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普世史与专门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对个体进行考察时从不忽略对整体的观瞻，前者的进行须仰赖后者。”在《教息史》中兰克认为“脱离了普世史，任何历史都是写不成的。”

但兰克对当时已有的普遍史书写颇有微词，他认为英国的普遍史充其量是各民族历史的汇编，缺乏内在的联系性与系统性；而德国哲学家的普遍史则是“奇幻或哲思” ，只是依据少数历史事实创建起自我意识下的概念体系，德国哲学家常常只挑选符合自己体系的事实，对那些不符合其体系的事实视而不见。兰克反对当时甚嚣尘上的思辨倾向，认为如果按照费希特、黑格尔等哲学家的理路，“史学将失去一切自主性，又不具备内在的独特旨趣，将永受哲学定律的宰制，并随哲学的真理起舞，研究历史只是探求哲学原理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于史学之中”，历史皆可从由自上而下的哲学概念中推导而得，“治史艰辛，却注定收获寥寥”，甚至会导致史学研究无用论，兰克笃定德国哲学家的普遍史完全不能代替专业历史学家的普遍史。

1876年兰克以81岁的高龄开启了撰写世界史的新计划，改援普遍的视角考量世界史。从1881-1888年，兰克和他的弟子们推出了9卷本《世界史》（Weltgeschichte）。兰克在序言中声称“我们不应在民族历史面前驻足不前。即使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的各民族史之集合也不足以构成任何一部世界史，因为它并不能体现各自之间的关系性（Zusammunghang），而世界史学的任务恰恰是认识这一关系性，并展示出能够将各民族联系起来的占统治地位的大境遇下（Begebenheiten）的历史发展”。然而，因为受欧洲中心主义理念与知识结构的限制，以及年迈失明等身体状况的影响，兰克版本的《世界史》最终呈现的只是略带有非欧洲背景、与近中东的非欧洲文化略有关系的欧洲史与其溯源的历史，并没有完全达到他一开始设想的效果，反而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一样，也出现了“理论先行”带来的缺陷。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主旋律是民族主义史学，这正是由兰克一步步形塑而成，也是兰克史学的重要特征。兰克在晚年身体力行开拓研究领域，准备重振普遍史的昔日雄风，但遗憾的是收官之作《世界史》口碑和影响力不及前作，没有挽回普遍史的式微。新兰克学派的奥托·辛策（Otto Hintze）非常支持兰克的普遍史观念，他认为20世纪初流行的“斯宾格勒文化形态理论与兰克的普遍历史观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互补的……普遍史的概念才是西方文化起源的概念。”但此后兰克的弟子中几乎没有人在普遍史研究之路上继续前行。

在此背景下，反而是一度激烈反对兰克史学的兰普莱希特成为继兰克之后最积极的普遍史推广者与实践者。兰普莱希特与兰克不谋而合，源自于他们对时代脉搏的把握，这正是他们研究普遍史相似的出发点。19世纪末社会剧烈变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这就需要历史学家从自身的工作出发，只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下历史学的研究。然而兰普莱希特与兰克的普遍史思想存在较大区别，尤其体现在他们对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的历史态度上。兰克在《世界史》中只给予中国古史半页的篇幅，他声称中国文明停滞僵化、没有参与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甚至以中国古史文字资料散佚作为忽略中国史的理由，深层原因在于兰克的终极关怀是基督教，没有基督教渊源的中国史是无法被纳入世界史的。而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史没有对上帝神意的执着，反而格外关注非西方地区，这将在后文详述。

二、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史书写

早在兰普莱希特与德国传统史学守护者的争论开始后，他便在文化史理论文章中倾注了对普遍史的思考。他首次把文化史方法解释为通向普遍史（Universalgeschichte）、普遍史的比较（universalgeschichtlichen Vergleichen）和历史学类型建构（historischen Typenbildungen）的关键之路，呼吁超越民族史，扩大文化史研究和编纂范围。1898年4月，在纽伦贝格举办的第5届德国历史学家大会上，兰普莱希特做了一场题为《自赫尔德以来的德意志历史科学的发展》的报告，批评了19世纪的纯粹政治史，有保留地肯定了古典哲学思想，但却高度评价了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化史和普遍史观念。关于“普遍史” ，知名学者马尼·休斯·沃灵顿（Marnie Hughes Warrington）列举了下列四种可能：“一种全面的有关已知世界或宇宙的大致统一的历史；阐明那些被认为是属于全世界的真理、理念或原则的历史；一统于由某种心智展开的世界史；一种有着不曾间断的线索的世界史”。以此为标准界定，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史观似乎更接近第二种，即寻找某种普遍规律。19世纪以来历史学家认为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可以通过观察单个地区来推断，兰普莱希特也曾认为普遍史是一个综合的范畴，“所有人类发展的普遍现象重复地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命运之上——这是人类发展的普遍模式（derTyp desVölkerwerdens） ”。

（一）  兰普莱希特普遍史思想的特点

特点之一在于，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史模型基于他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考察，以文化时代学说（Kulturzeitaltern）嵌套世界历史发展轨迹。与代表作12卷19册《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和两卷本《中世纪德意志经济生活》（Deutsches Wirtschaftsleben im Mittelalter）不同，兰普莱希特对普遍史研究计划同样雄心勃勃，但没有在大部头的著作中呈现。然而这两套著作仍然提供了解读其普遍史模型的基本架构。《德意志史》中的“文化时代说” （Kulturzeitaltern），将德意志民族历史发展分为五个阶段，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时代精神”。这本是他的文化史理论基础，而兰普莱希特将这一方法论推广至其他民族乃至全人类，制定了一个框架内的递进发展模型，声称“文化时代说”构成了一种新的普遍史的出发点。世界历史呈现出文化多样性和历史进程的多重维度，文化史的解释同样适用于世界史的解释，德国历史的各个心理发展阶段在不同国家一一上演。“人类在探索一个中心的理想，或一个社会心理的原则。这些阶段则是兰普莱希特在《德意志史》用作组织的原则，但他也主张可以代表发展到近代文化的程度一切民族的社会进化。”普遍史符合“国家发展缓慢而又普遍的规律，符合一个国家的族民从低到高，再到最高的文化阶段缓慢，但不间断进步的过程。”如果承认文化时代的相互更替序列是普遍规律，那么世界历史就展现为一种文化时代序列，其承载者便是世界各民族。通过一种比较历史观察，人们有可能为各个民族和文化领域揭示出一种相同的发展。文化史标志着“国家发展的典型性”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并且这一理论可以运用到不同国家的历史中。如果人们以同样的方式考察其他民族的演变历程，德意志史中的重要时刻，包括从最原始的物物交换到19世纪的经济繁荣，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

 在此基础上，兰普莱希特补充道：世界历史在运行过程中并不会无意识地完全遵循“文化时代说”的顺序，而是会出现置换、交错等有意识的变化，这样的变化绝不是无序的，而是因为相互交流的文化相似性决定的。如此一来历史学家要注意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文化之间的关系，要把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互相比较，以建立人类的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是孤立的，只要我们拨开遥远过去的迷雾，可以看到或大或小的人类群体，有的存在敌对，有的和睦相处，但不论如何一个国家和他的邻国之间的联系都非常紧密。

 兰普莱希特普遍史思想的特点之二在于，重视东亚史和美国史以及批判欧洲中心论（Eurozentrismus）。在1909 年发表的《普遍史方法的构建》一文中，兰普莱希特括性地总结了他对普遍史的认识。他将自己的体系称之为：“人类历史的国家道路和国家发展的普遍历程。”新的世界史也不再为个人树碑立传，要求跳出传统欧洲中心论的窠臼。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参与人类普遍进程的权利，文化上的不平等更多的是发展先后问题，而不是文化固有的优劣之分。

1904年8月至1905年初，兰普莱希特在美国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学术考察，眼界的开拓也刺激了兰普莱希特对普遍史更深入的思考。兰普莱希特走访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西点军校、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高校，他是当时为数不多受邀访美的欧洲学者。1904年9-10月，他分别在圣路易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两场英语学术报告，以历史学发展、现当代历史学科的特征为题，总结了社会心理学方法，并提倡普遍史研究。报告大获成功，1905年由美国新史学旗手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Robinson）亲自操刀完成了整理并出版成册，题为《什么是历史？现代历史科学的五堂讲座》。兰普莱希特以德国史作为范式，认为美国历史也一样，都经历了在缓慢而不间断的状态下从低级到高级直到最高级别的文化发展。他还强调革新后的文化史必须以普遍史的面貌出现，正是因为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变化，这些外部刺激的积累导致文化时代的更迭。孤立地看待某一民族历史发展的路径不应该是普遍史的基础，经济和社会历史为文化-历史变化提供了基础。

1906年兰普莱希特的《美国行记—旅行印象、考察调研与历史全景》（以下简称《美国行记》）出版。《美国行记》不能算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兰普莱希特直言虽然较为详尽地记录了旅行见闻，一些判断也会有主观的痕迹，但是“他的历史学专业素养还是深深体现在其中”，兰普莱希特自信满满地认为这项调研能够为认识美国提供新的视角。在100多年后的当下重新审视这本小册子，《美国行记》以纲领性的方式勾勒出德国学者眼中的20世纪初美国形象，文中还在多处涉及他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评价，体现了他的文化—普遍史考量，这是兰普莱希特基于自己的普遍史理论对世界主义的（kosmopolitisch）一次有益尝试。

在世界历史中，兰普莱希特有三个最感兴趣的方面，其一是日本历史。远东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俄国，不禁让人联想到了德国的崛起；其二是中国历史。兰普莱希特认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处于衰落之中；其三在于美国历史，他认为美国为殖民文化树立了一个样板。《美国行记》的写作正值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兰普莱希特认为俄国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的国度，俄国人认为自己的科学成就居于世界前列，并且对日本的历史发展做出了误判，想当然地认为日本文化只是一种“半截文化”（Halbkultur），甚至把日本文明看成是蛮夷化的产物。兰普莱希特对于国家之间的战争此时还保持着一种以文化角度进行阐释的朴素视角：“在当今的时代，已居于一定文化高度的国家民众难道只能通过一场大战，才能证明他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文化归属感么？”在他看来日俄战争的爆发从很大程度上只是俄国为了证明自身文化所处高度而挑起的。而在日俄战争之后，拥有独立文明程度最高的三个国家或地区是：亚洲、欧洲和美国，他们之间应该学会相互理解、认识和尊重，这对当今人类世界具有最真正、最重要的内涵。德国学界并没有深入研究文明世界对野蛮世界的自负，然而德国只有当它不再将自己视为西方传统的自然中心时，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世界各国都应承认现代世界的分工，而不是自我封锁或展示沙文主义。

至于中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曾在古代美洲史占有一席之地，产生了一种尚可与欧洲中世纪盛期对比的文化。中世纪以来亚洲的印度、中国、日本发展起来，更成为与欧洲势均力敌的文化范式，印度和中国文明可以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相提并论。而日本文化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就像是欧洲文化建立在古典文化之上。

至于德国以及整个欧洲文化从古至今已经足够强大，但兰普莱希特以自我提醒的方式宣称“绝不应当将自己局限于国内事物，轻慢对欧洲之外其他文明的认识，因为未来的世界强国对军事能力的依赖会逐渐减少。德国乃至欧洲即使在新局势中可能保持优势地位，也需要对所有国家和整体人类进行透彻的分析归类。在人类文明的伟大宫殿里，一起生活的邻居从遥远而陌生到日益关系密切，面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尤其北美是当今世界非常引人瞩目的存在，新英格兰的旧洋文化已经消失，一些国家崭露头角，特别是在密西西比河谷的中心地带的“美国具有很大的潜力，‘变化'一词是美国发展的基调，……文化底蕴较浅的国家将通过数之不尽的新刺激（Reize）带来进步的可能性。而处于古老文化中的人民，他们将通过外来移民注入新的活力，前提是这个国家依然保持着雄厚的底蕴。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他不应当被殖民化束缚住手脚” 。美国已经是相当成熟的货币经济社会，殖民化催生了一种城镇文化（Städtekultur），所以美国没有像欧洲国家一样受制于传统社会的羁绊，没有宗法制（Patriarchalismus），也没有人情心理（Herz），美国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种新的模式，是一种打破隔膜各阶层的无拘束相互交往的模式。而德国人受制于浓厚的乡土情结和民族感情，没能直面实用的世界主义。在20 世纪初大国崛起的殖民时代，兰普莱希特对于美国的关注颇具前瞻性和预见性，他让对美国感到既陌生又感兴趣的德国人了解到，美国这一新崛起的大国势力将对欧洲各个国家构成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冲突。

纵然美国人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但是美国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属于自己真正的文化，兰普莱希特判断的依据是美国没有体现自身特点的艺术，诸如戏剧、文学和音乐只是在走欧洲艺术的老路子。美国从他的母国中接受了业已发展成熟的劳动分工制度，但没有进行再创造，从擦鞋匠到银行职员，再到普通政客，民众就像类人机器一般运作。殖民地想要超越母国需要克服巨大的文化差距，这在美国的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的发展障碍除了殖民地传统，还有种族和地区多样性等，但还好美国建立在现代性和新教主义之上，进一步缩短差距的解决方法在于繁荣发展的美国企业，它们为美国的现代精神生活提供了“经济刺激” ，是美国发展自身文化的精神源泉，美国“正处于自主文化发展的前夜。”

综上所述，兰普莱希特对传统普遍史的第一次反思不仅基于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或抵制来自欧洲的傲慢，更多源于他对科学的普遍史或世界史理论的渴望。兰普莱希特也对黑格尔历史哲学进行了审视，但区别于兰克，兰普莱希特的判断更聚焦于黑格尔关于非西方地区的“历史缺失”（Geschichteslosigkeit）。兰普莱希特关注的是整个世界，而不是止步于从古代到以西方为中心这一传统的领域，在他眼中那种理想主义式的、以西方为世界中心的世界主义已经过时且不复存在了，而现在通行的是现实主义的世界主义，要了解自身文明独特性的前提首先要深入探究其他国家的历史。此外，20世纪初的普遍史研究具有更为深刻的时代背景，兰普莱希特收获了日新月异的世界知识，了解到连接日益紧密的现代社会经济，尤其是他应邀到美国多所大学进行访问，亲身体验了日益增长的跨文化接触以及交通和通讯的便捷。所以他得以拓展自我研究新领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更为大胆地假设“文化时代说”可以运用在近现代西欧民族国家和古典时期的西方国家，乃至每个民族的命运之中。

（二）  对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史理论与书写的评价        

不可避免的，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史理论与书写受到了同时代或后世史家的多重拆解。例如同时代的美国史家阿莱·巴斯罗·肖（Arley Barthlow Show）不仅反对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对他的普遍史也不以为然，声称“也许有一天会出现真正的普遍史，但绝不是兰普莱希特的那种所谓新方向”。一些持批判态度的当代学者认为尽管兰普莱希特的开放性设定针对普遍史的既定传统提出了质疑，但他以德意志民族历史为参照来论述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过分强调统一性，人类社会的群体差异被忽视了。兰普莱希特普遍史观的统一性不是历史的，更类似一种机械的定义秩序（Sinnerordnung），即缺乏基于实证研究的纲领性陈述。一系列理论文章所体现的世界史观不是历史理论，只是一种没有具体国家和地域的乌托邦（nowhereutopia）和没有时间概念的乌托时（nowhen uchronia）。比如兰普莱希特着墨最多的美国用文化时代理论如何具体划分历史阶段？20世纪初的美国是否和德国处于同一个文化阶段？这些问题兰普莱希特在《美国行记》中没有进一步解答。这都成为后世诟病兰普莱希特文化时代分期合理性的痛点。

但兰普莱希特也不缺少当代支持者，代表观点是“1904年兰普莱希特在纽约的演讲可以视为超越传统的普遍史，并迈向新的全球史的第一步。按照当下的概念术语，超越传统的普遍史认识世界，而新的全球史则是在相互作用的内生潜力运作下观察全球化的趋势。”依据前文兰普莱希特对“文化时代说”运用在普遍史研究上的补充说明，支持者的评价似乎也没有过誉。然而，在这种声音之外，当今学界也存在着将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历史指导原则指责为“帝国主义”的立场。从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一体两面的本质特征可以解读这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评价，也可以清晰地展示他的普遍史研究的割裂性。如果普遍主义被绝对化、中心化、工具化之后，就有沦为文化帝国主义、民族扩张主义和殖民话语霸权的危险。形势（Konstellation）和功能（Funktion）是兰普莱希特在普遍史的描述中使用的基本术语，他的普遍历史观接受了现代功能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试图超越政治伦理学的解释模式。归根结底他无法摆脱德国历史主义在他身上投射的阴影，他书写普遍史浅尝辄止，主要以德意志民族国家为中心。兰普莱希特被称为“威廉时代的幻境师”（wilhelminischerlllusionist），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他从“和平主义”文化外交的理念回归泛德意志观念，他创作的一些小册子中包裹着文化扩张的蕴意，在威廉二世“世界政策”的旗帜下宣扬海陆扩张，他本人沦陷于武装战争的狂热中，为德国宣战摇旗呐喊。这都使他的学术本质没有突破传统史学的框囿，最终他的政治思想与普遍史书写背道而驰。

三、普遍史的实践场域：文化一普遍史研究所

 学界质疑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史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但由他建成的文化—普遍史研究所（Institutfur Kultur-und Universalgeschichte）却开时代之先河。

早在1896 年，兰普莱希特筹建了萨克森王室历史委员会（Die Königlich Sächsische Kommission fur Geschichte），开设了地方史和移民史的课程。1906年，兰普莱希特积极倡导和建立地方历史和移民学研究所。尽管兰普莱希特对历史地理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他与弗里德里希·拉泽尔（Friedrich Ratzel）、卡尔·利特（Karl Ritter）等人从纯粹的地理理论上构建普遍史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兰普莱希特认为历史地理学尽管具有很深刻的因果关系，但毕竟不是人类历史的核心。1907年9月，兰普莱希特在德累斯顿召开的第10届德国历史学家大会上作了题为“普遍史研究在高等院校的计划设想”的报告，指出政治史的导向已经过时了，高级研讨课（Seminar）中世界史应该占主要地位，导论课自然应从德国文化史开始，还要扩展到中国、日本和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历史，而且要涉及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在1908年柏林召开的第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兰普莱希特作了题为“莱比锡大学文化史和普遍史研究”的报告，大力呼吁在国际范围内开展普遍史研究。因为兰普莱希特的国际声望很高，研究领域独特而被选为报告人。但兰普莱希特失望地发现“在诸如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样的大会上，总体史遭遇冷遇”，而“要求为世界史和方法论专门设置一个核心的讨论会以促进综合研究，防止各讨论会相互隔绝当然毫不过分。”但是这样的讨论会被有意扼杀了，兰普莱希特的演讲与类似的其他演讲“只能在东方史或文学史讨论会上寻找庇护所。”总之，兰普莱希特断定德国史学界“高端研究”（Hohen Studien）存在缺陷，消除这一缺陷要以世界史、欧洲地域之外的文化史，还有各国地方史为基础。

尽管屡屡受挫，但兰普莱希特始终没有放弃向外推广普遍史。1903年时他打算在莱比锡大学历史学院（Teildes Historischen Instituts）下设立文化—普遍史讨论课（Seminarfur Kultur-und Universalgeschichte），主张更多地考虑非欧洲史。但莱比锡大学的同僚们对普遍史研究兴趣索然，尤其是埃里希·布兰登堡（Erich Brandenburg）极力反对。相较争论中的张扬，此时的兰普莱希特已经收敛锋芒，最初他曾想妥协，颇为无奈地说过“布兰登堡教授和我对于‘什么是普遍史'意见不一，他将普遍史定义为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政治史；而我理解下的普遍史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体历史”。但兰普莱希特认为他和布兰登堡的分歧只是方法之间的差异，并不会影响问题的本质，计划慢慢说服这个固执己见的同事，但令兰普莱希特没有料想到的是，两人之间的对立难以协调，持续了5年之久。布兰登堡和其他同事忙于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学术资源，视兰普莱希特的建议为私人想法拒不配合。布兰登堡断然拒绝进行东亚史教学和研究，他认为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涵盖了历史的所有过程，没有留给普遍史任何空间。对此，兰普莱希特坦言“我已经受够了，我只希望能够安静地独立工作”，他意识到只有搭建起科研与教学的独立平台，和历史学院在空间和制度上完全分离，摩擦和分歧才会消失。

二人之间的矛盾核心实则围绕着学界对普遍史研究的专业认可度。随着19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史学专业化的程度日趋巩固，相对于拥有严苛评估标准的正统史学或官方史学，普遍史或是世界史多半是人文学者及业余史家的雅好，如何定位包罗万象的普遍史显得模棱两可，当时普遍史并没有作为历史学家公认的术语并广泛运用。身为正统政治史的绝对拥趸，勃兰登堡不能容忍兰普莱希特将概念不清的“普遍史”与地位边缘的“文化史”拼凑在一起命名新建的研究所。

然而，兰普莱希特并没有圈地自娱，他具有高度的学术敏锐度，并且使用了大量实证主义方法，更将跨学科思维从人文社会科学延伸到自然科学领域。兰普莱希特深信只有以制度组织才能落实研究所的设想，职业化史学不仅局限于智识思考，还充分体现在可操作的实践性之上。1909年，莱比锡大学文化—普遍史研究所最终落地，兼具行动力和执行力的兰普莱希特将其打造成一个以世界史为导向的教育机构的典范。文化—普遍史研究所毗邻历史院系，是莱比锡大学内第二个独立的历史研究机构，也是当时众多德国高校中第一个涉及比较史及世界史教学的科研系所。兰普莱希特承担起教学与行政的双重任务，他不仅亲自讲授文化史和历史方法研究等课程，还招揽了一大批教授学者在此执教，这种做法旋即有了效仿者，但近百年以来，莱比锡大学是德国唯一真正意识到世界史或普遍史学术价值，并将其纳入到教学和研究体制的院校。“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考验，这里的经验研究和世界史教学从未停止过。研究所至今依旧存在，现如今该机构的正式称谓是全球与欧洲研究所（Globaland European Studies Institute， GESI）”。

值得注意的是，跨学科的重组与联盟在文化—普遍史研究所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和资源共享越过院系的高墙，涉及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课程包括了历史哲学、谱牒学、文献学、人种学、经济学、社会学、德国文化史以及外国文化史（含中国文化史）、儿童研究、朝廷礼仪、比较法律等，具体的课程内容包括如古希腊瓶饰画的鉴赏、19世纪英国经济思潮、法国小说、拜占庭神学、日本观赏艺术等等。其中的“儿童研究”受到了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的启发，兰普莱希特期望从个人心理倾向中获得集体“精神状态”，他重视实证材料，收集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绘画在课堂上与学生们一起分析，旨在阐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和联系。除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史、普遍史课程外，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厚，出版了40余部辑刊《文化—普遍史论丛》（Beiträgezur Kultur-und Universalgeschichte）。此外，师从兰普莱希特和拉泽尔的汉斯·赫尔莫特（Hans F. Helmolt）出版了9卷本《世界史》。

至此，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史观念发生了第二次反思与转折。他认为普遍史研究需要全新的路径，以大规模跨学科方法和材料作为支撑，汇集各国的研究，各国历史学家通过深入的合作，全力解决一味堆砌材料这一缺陷。

文化—普遍史研究所吸引了众多海外知名学者和留学生的关注，这在当时是前卫的国际化表现，真正践行了兰普莱希特开放的普遍史观念。研究所的成立本就依靠了两个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for International Peace）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巴特勒(Nicholas Butler)。此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知名学术期刊《美国历史评论》主编约翰·杰姆森（John Franklin Jameson）在1900年巴黎举办的国际历史学家大会和兰普莱希特相识，190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两人进一步熟识，杰姆森在任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历史研究部主任时，为文化—普遍史研究所筹建图书馆提供了资金帮助。兰普莱希特还邀请了来自法国、荷兰、比利时、挪威等国学者作为研究所的客座教授。1909年，法国年鉴学派开创者马克·布洛赫参加了莱比锡大学的跨学科研讨班。法国经济史家乔治斯·勃朗德尔（Georges Blondel）也曾到访进行学术交流。

在欧美国家之外，东亚诸国的学者也成为研究所的座上宾。北京大学校长、著名学者蔡元培曾在1908-1911年赴德留学，并在莱比锡大学深造。1912年冬，蔡元培受兰普莱希特之邀再赴莱比锡大学，选修了文化—普遍史研究所的“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的欧洲历史”课程。这一次蔡元培不再只是作为学生聆听兰普莱希特的讲座，他还以学者身份在研究所考察调研。兰普莱希特对蔡元培亦印象深刻，他说“蔡元培先生（Herrn Tsai）是我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中介人，他在莱比锡大学学习了文化史的课程，尤其对文化分期有所掌握，后来他回到中国成为新成立的文化部部长，但是在这期间他又回到文化—普遍史研究所继续做调研。

余论

从德国本土地方—区域史（Landesgeschichte）、民族史（Nationalgeschichte）研究视域向普遍史或世界史的转型，兰普莱希特完成了自身史学探索的蜕变。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史“从心理学的视角看德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借助了一些精神原理论（Psychogenese）的术语和生物学专业用语，用对文化接受过程(kultureller Rezeptionsvorgänge)的观察和比较来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完成是在特定条件下，凭借复兴（Renaissance）、接受（Rezeption）、外泌（Exosome）和内渗(Endosmose)等步骤，由原生国产生的心理成果传向下一个接受国，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国家的文化经过容纳吸收其他国家的文化，再结合自己已有的文化逐渐成为全新的文化。结合社会心理学方法，他把所擅长文化史路径同普遍史紧密联系起来。兰普莱希特想要构建一个纯粹的发展理论，类似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发展最高阶段那样的理论体系。

然而， 即便普遍史“洞察大事”（DerBlick fur das Gross）， 其科学形式是人性史（Menschheitsgeschichte），但兰普莱希特认为这在当时方法论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

他的研究依然以国家或民族作为叙述的重要单位，他在《什么是文化史？》一文中强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发展周期，“一部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可能写成的。“历史研究必须限于研究典型民族的发展”，这最终成为他历史书写的休止符，他没有书写普遍史学术专著，只是描绘出一个蓝图。然而，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史家斯宾格勒以及英国史家汤因比相继提出文化形态论，开始以“文明”为历史单位书写世界史，产生了远超兰普莱希特的影响力。

在19-20世纪之交欧洲中心论盛行的德国历史学界，兰普莱希特具有较为突出的超前意识，他大力倡导普遍史研究，其视野之开阔，雄心之博大，也开启了领先于时代的“跨国史”历史研究思路。尽管未能写出普遍史的代表作，但兰普莱希特的普遍史学实践真正成为德国史学专业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兰普莱希特想要凭一己之力完成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庞大历史体系建设，在学界和同僚皆不看好的情况下，他完成了多项持久的挑战。与学术水平相比，他的学术组织能力得到了更多的认可，文化-普遍史研究所培养了众多学生，包括从全世界慕名而来的留学生。兰普莱希特的诸多文化史核心观点在当时争议巨大，在当今德国的师承基本断裂了，但普遍史研究却被继承了下来，至今颇具活力，是德国全球史研究的重镇。研究所成员沃尔特·马尔科夫（Walter Markov）从1952年开始承担殖民主义和非殖民化的比较史；曼弗雷德·科索克（Manfred Kossok）专注于革命动荡的全球比较历史以及全球北方和南方的转型之路；现任研究所所长马蒂亚斯·米德尔近年来注重欧洲视角下的全球史实践、全球化条件下的空间化进程、跨区域史以及跨文化迁移史相关研究、全球化转向下的世界史书写。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学术的传承，普遍史最终成为兰普莱希特文化史精神遗产中最具价值、影响最深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