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廖紫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古罗马医学是古希腊与拉丁医疗传统深度融合的结晶，既体现了罗马社会在医学需求上的实用取向，也奠定了现代西方医学的基础，是罗马史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罗马古典作家对同时代医学思想的记录构建了罗马医学研究的雏形；现代学者以翻译古典医疗文献为起点重新审视了罗马医学的具体理论；当代史学家借助多元化史料将罗马医学视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全面探讨了时代背景对罗马医学的影响与塑造。合理运用非医学史料、跨学科研究模式和中外历史比较观念探究学界前沿话题，是国内学者未来研究古罗马医学的新方向。

关键词：罗马医学；凯尔苏斯；盖伦

希腊医学随着罗马人在地中海世界的扩张进程，在罗马共和国晚期传入了广袤的拉丁语世界。共和国时期的文化精英作为最早接触先进希腊医学的罗马人，在意识到拉丁医疗传统的局限后，开始思考如何构建属于罗马的系统化医学体系。在接下来的近百年间，罗马医学家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将希腊医学文化与意大利本土的治疗传统相结合，塑造了罗马医学的大致框架，并推动古典医学向实用性与普及性发展。罗马帝国时期包容开放的文化环境帮助罗马医学在“黄金时代”的尾声达到古典医学发展的顶峰，亦使其构建起一座融合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知识大厦。罗马医学不仅奠定了阿拉伯医学，乃至中世纪医学的基础，也始终充当着连接古希腊医学和近现代西方医学的纽带与桥梁。古今无数该领域的学者对探究罗马医学的内容及发展历程抱有浓厚兴趣。同时，医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它与生俱来的实用性决定了其与人类社会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疾病与大众关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学者的视野不断拓宽，更多从社会背景出发考察罗马医学的作用。本文旨在追溯古罗马医学研究的起源，借助国内外学者的重要成果来捋清古罗马医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国内学者研究罗马医学的新方向。

一、罗马时代对医学的研究

罗马于公元前297年引入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乌斯（Asclepius）来应对当时肆虐的瘟疫。由此，希腊医学以宗教的形式首次进入罗马。在世俗层面，罗马于公元前219年迎来了拉丁世界的第一位专业医生阿卡加索斯（Archagathus）。此后的几十年是拉丁医疗传统与希腊医学接触并逐渐融合的时期。虽然希腊医学凭借远超意大利治疗习俗的有效性顺畅地进入了罗马上层社会，且大量希腊医生纷纷前往罗马谋生，但处于这一新鲜期的罗马知识精英大多对希腊文化持批判态度。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为其中典型代表。面对希腊医学，老加图在作品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自己的敌意，甚至禁止儿子与希腊医生打交道。他主张用罗马人自己的医疗手段来确保全家的健康。老加图对医学的看法集中于《农业志》（De Agri Cultura）中。该书大约写于公元前160年，聚焦古罗马庄园的经营及农业种植问题。其中涵盖的医学内容在全书末尾处以食谱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包括甘蓝的多项药用价值以及制备清肠药剂的详细配方，是后世学者了解罗马本土医疗传统的珍贵史料。但是，由于这些医学内容在老加图的作品中占比极其有限，且相较于对医学的探讨更像是对日常饮食习惯的

记录，因此难以被归入“研究”的范畴。

进入帝国时期后，罗马医学在万象繁荣的背景下迎来第一次发展高潮。在希腊医学逐步深入罗马社会各阶层的同时，罗马学者，尤其是医学家对希腊医学的接受度显著提升。这一时期诞生了一批在记录疗法之余还拥有独立医学思想的学者。这些学者以希波克拉底思想为基础，结合理论知识与亲身实践，创作了众多代表早期罗马医学精华的杰作。

狄奥斯科里德斯（Pedanius Dioscorides）的《药物志》（De Materia Medica）为其中翘楚。生活于公元1世纪的狄奥斯科里德斯曾在希腊、意大利和小亚细亚等地作为军医服役，因此能够接触到种类繁多的植物，并培养自身分辨药物的能力。他在《药物志》中详尽记录了各种植物的根、茎、叶与果实形态，探讨了日常的食材种类，研究了常见矿物，并且全面考察了上述所有事物的药用价值。《药物志》是狄奥斯科里德斯对古罗马药物研究的结晶，其内容之丰富、语言之简练足以让未受过医学训练的人们了解常用药物的制备方法、用量及储存形式，也为医学在罗马社会的普及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由此，狄奥斯科里德斯一直被同时代罗马人乃至后世视为罗马医学的巨擘。同样对药学发展具有奠基作用的是拉杰斯（Scribonius Largus）的《论药物成分》（Compositiones Medicamentorum。拉杰斯也是一位活跃于1世纪上半叶且接受过希腊医学训练的专业医生。他的代表作《论药物成分》从一般治疗药物、毒药与解毒剂、外科用药三个方面记载了当时社会上数量庞大的药物类别及配方。即便该书内容有所散佚，学者仍能从留存部分中发掘拉杰斯的医学智慧和他对于医德的思考。拉杰斯认为，医学是一种由饮食学、药学和外科学构成的统一体，且各部分联系紧密、不可分割。在他眼中，食物疗法、药物疗法和手术疗法的功效逐一递增，都有助于病患重获健康。这一分类法是罗马帝国初期对医学分类的代表性观点。相较于以上两位医学家来说，处于同一时期的凯尔苏斯（Aulus Cornelius Celsus）和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并非以医学谋生的平民大众，而是地位崇高的罗马文化精英。不论是凯尔苏斯的《医学》（De Medicina），还是老普林尼的《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e）都呈现典型的古代百科全书式的特征：内容包罗万象，旨在为大众提供系统化的知识。

凯尔苏斯因学识渊博而被昆体良誉为“多才多艺之人”。其作品的博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医学》从饮食、药物和手术三部分全面探讨了当时存在的医学技艺，对狄奥斯科里德斯与拉杰斯着笔不多的饮食疗法和手术疗法做了基本补充。其次，凯尔苏斯在《医学》中讨论了狄奥斯科里德斯与拉杰斯很少涉及的医学史和医学派别问题。他在序章中梳理了从阿斯克勒庇乌斯出现到罗马帝国建立这段时间中杰出的医学家，随后从著名医者导入，分析医学教条派（Dogmatic School）、医学经验派（Empirical School）以及医学方法论派（Methodic School）的思想。凯尔苏斯主张折中观念，既重视希波克拉底派传来的医学技艺，也会从医疗经验中寻找疗法。这一看法是后世学者研究罗马医学观的重要参考。此外，《医学》与《药物志》《论药物成分》最大的不同在于《医学》在论述疾病或药物时有意识地使用了更多拉丁术语。此举也是罗马学者在古罗马医学崛起的过程中试图打破希腊人约定俗成的规矩、建立拉丁话语体系的证明。

老普林尼的名作《自然史》则是古代百科全书式作品的巅峰之作，对比《医学》来说拥有更广阔的研究范围。《自然史》的第20卷至第27卷将植物作为研究对象，记载了以植物作药来治疗的疾病。第28卷至第32卷则以动物为主要内容，记录了源自动物的治疗方法。相比前面提到的几部医学作品，《自然史》中有更多与宗教和巫术相关的治疗手段。这些内容可视为对带神秘色彩的古代医疗传统的拓展，是反映罗马民间医学的珍贵史料。凭借丰富的医疗措施和老普林尼足够通俗有趣的语言，《自然史》在罗马帝国时期有效推动了非专业医学的发展。再者，老普林尼作为罗马帝国的精英，和老加图及凯尔苏斯一样对从希腊传来的医学技艺抱有矛盾心理。他在《自然史》中既肯定了先进希腊医学理论的存在价值，也借老加图之口表达了对希腊医生追逐名利以至于医德败的谴责。

罗马医学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后，在活跃于安东尼王朝末期的盖伦（Galen，或译盖仑）带领下迈向了新的辉煌。盖伦在古代医学上的成就可视为理论发展与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进而从量变到质变的一次爆发。按照现在的看法，盖伦的著作可分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大类。综合研究以《治疗方法》（Methodus Medendi）为代表，完整阐述了盖伦基于“人体四性质” 提出的基础医学理论和疗法。这一系统性医学著作除了指导同时代医生的实践，还是阿拉伯医学发展的重要基石。专题研究涉及养生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和医学伦理等主题，展现了其医学思想及对医疗从业者的教导。作为生活在罗马的希腊医生，盖伦在作品中淡化了罗马人与希腊人的文化冲突，将矛头对准社会上的“冒牌医生”，指出当时医学发展面临的危机是出现了大量名不副实的医生。由此可见，盖伦时期的罗马社会存在一股追捧医学的潮流。并且，在老普林尼时期初露端倪的贪婪现象到了此时很可能已蔓延到所有医疗从业者身上。这一现象导致的一大后果便是古罗马医学的发展在盖伦之后便逐渐停滞，除了作为阿拉伯医学和中世纪医学的来源再无建树。总的来看，自希腊医神崇拜与希波克拉底派医学进入拉丁世界后，古罗马医学经历了接触、融合与创新这一完整的发展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罗马出现了许多记录、研究医学的古典作家。他们的著作是古罗马医学逐步规范化、系统化的表现。这些著作既包含具体医学理论与疗法，也反映出古罗马医生的社会地位与大众对医学的不同看法，是后世学者研究古罗马医学及罗马人医学观的必不可少的原始材料。

二、现代学界对古典医疗文献的再研究

罗马帝国之后，西方医学在漫长的中世纪始终受限于古希腊罗马医学的框架，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阿拉伯医学即便在翻译运动中融会了东西方的医学知识，仍难以超越盖伦医学理论的范围。并且，盖伦之前的诸多医学著作早已湮没在历史之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重新出版。由此，人们对古罗马医学的研究在近千年的时间里逐渐沉寂。步入19世纪后，现代医学取得了一系列划时代的进步，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况。无论是抗生素的发现，还是疫苗与医学影像技术的发明，都彻底影响了医学的发展方向。此时，古罗马医学并非西方医学研究的主流议题。学者的主要成果在于将凯尔苏斯的《医学》与盖伦的大量著作由拉丁语和希腊语翻译为现代语言。除翻译工作外，学者很少扎根于文献来钻研罗马医学思想。并且，人们在先进技术的帮助下能够轻松识别过去医学观念中的错误，包括古罗马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体液学说和由此衍生出的放血疗法。受此影响，部分学者在最初研究古代医学时会彻底否定这些有悖于现代医学的理论，并认定其毫无价值，从而小觑古罗马医学在西方医学研究中的地位。

20世纪后，随着现代学者对古典医学研究的深入以及考古工作的推进，更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前人对古罗马医学的看法，认为“不能以现代标准来衡量罗马医学成就，而要接受罗马医学本来的面貌，思考其在罗马社会上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一批学者对以凯尔苏斯和盖伦的著作为核心的罗马医疗文献进行了再研究，力图从中发掘新的问题与探究价值。

斯卡布罗（John Samuel Scarborough）以老加图、瓦罗、科鲁梅拉等人的农学作品和凯尔苏斯的医学著作为主要材料，详细梳理了古罗马医学在帝国早期的理论与实践。他指出，帝国初的罗马学者充分吸纳了舶来的希腊医学，并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将希腊医学与拉丁医学知识结合，最终呈现出既具备理性，又符合罗马现实需求的“百科全书式”医学。对于质疑罗马医学价值的说法，斯卡布罗认为，罗马医学的价值更多在于其反映了罗马社会的需求及罗马作家的思想，而非以放血法为代表的“错误”疗法。因此，学者不应将现代医学技术当作否定古代医学的理由。此外，20世纪新的考古发现也有助于学者重新思考罗马医学的先进程度。杰克逊（Ralph Jackson）等人极其详细地整理了意大利境内出土的帝国时期的各类医疗器械，其中既有手术刀、医用钳和针等常见器械，也有烧灼器、骨凿等频繁出现于医学文献中却极少出土的珍贵器械。通过对照凯尔苏斯和盖伦作品中所记的手术用具与考古发现的实际物品，杰克逊等人指出，这些医疗器械的复杂构造与精良质地反映了罗马医学在手术方面拥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由此，在考古文物的佐证下，罗马医学的地位在学界得到进一步确认乃至很大程度的提升。

除了对古罗马医学价值的整体探讨，20世纪的研究重点还包括医疗文献内容和作者生平。凯尔苏斯奠定了罗马医学体系的基础，而盖伦则代表了罗马医学的成熟与巅峰。因此，学者多以二者及其作品为核心展开研究。医学领域针对具体疾病和疗法的研究成果颇丰。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在二者中，盖伦因著作浩繁而备受学者关注。20世纪以后，史学界对盖伦生平的研究层见叠出。德国学者伊尔伯格（JohannesIlberg）的《盖伦的实践》是介绍盖伦其人最全面的作品之一。他不仅讨论了盖伦的职业生涯，还指出盖伦在攻击自己的学术对手时颇为傲慢自负。伊尔伯格凭借语言风格对盖伦的个性做了推测，但得到此结论的证据较为薄弱，反而凸显出自身观点的武断。艾尔科兹（D.E.Eichholz）对伊尔伯格的论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盖伦虽然不足以被当作“和蔼之人”，但也远称不上“恶劣”。盖伦是个优缺点都十分鲜明的人，虽然言语犀利刻薄，但在教导学生和诊治病患时始终竭尽全力、严谨负责。学者应从双重角度去分析他的性格特点。对盖伦生平这一问题，基尔高（Frederick G.Kilgour）和纽顿（Vivian Nutton）同样用简练的语言进行了完整的梳理。由于盖伦声称“最好的医生同样是一名哲学家”，所以学者也热衷于探讨他的哲学思想。沃尔泽（Richard Walzer）考察了盖伦的《论品德》（De Moribus），着眼于盖伦关于“性格”及灵魂的理论，认为盖伦的伦理学思想具有明显的柏拉图主义元素。在伦理学之外，德·拉西（Phillip DeLacy）将研究范围延伸至逻辑学，讨论了盖伦在三段论方面与柏拉图主义的相似之处。他强调，盖伦认可的是柏拉图本人的哲学理论，绝非所谓柏拉图主义者的思想。因此，后世学者在研读盖伦的哲学作品时， 必须将他的哲学思想与学园派及后续柏拉图主义者的思想区分清楚。

20世纪50年代后，部分学者进一步将盖伦放入2世纪罗马社会中考察：或是以盖伦作品为史料研究发生于罗马帝国的重大事件，或是讨论时代背景对盖伦思想的影响。例如，利特曼（R.J.Littman）将盖伦对安东尼瘟疫（the Antonine Plague）的记述作为核心材料，论证了该瘟疫最可能的病因。他通过盖伦所记载的瘟疫症状，包括发热、呕吐、喉部溃疡以及全身出现皮疹（exanthemata），推断安东尼瘟疫大概率是现代医学所称的“出血性天花”（hemorrhagic smallpox）。该判断在只考虑盖伦记载的情况下具有一定合理性。遗憾的是，史料的缺乏和医学技术的局限始终是研究古代瘟疫难以克服的问题。安东尼瘟疫的起因至今仍无定论。此外，盖伦对第二代智术师（The SeconS ophistic）的看法在20世纪后期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罗马文化时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安德森（Graham Anderson）看来，盖伦已明确表达了对智术师的轻蔑，并强调卖弄口才的演说家做派正是对医者职业素养的挑战。冯·斯塔登（Heinrich von Staden）却在分析了盖伦关于公开解剖的描述后对此结论提出异议。他认为盖伦对公开表演（epideixis）的态度并非绝对厌恶，而是复杂矛盾的。根据盖伦在自传作品《论我的书籍》（On My Own Books）中的记载，他曾在罗马进行过多次解剖“表演”。而盖伦吸收同时代智术师的炫技式表演文化，正是为了在大众面前展现医学的先进与优越，从而在第二代智术师活动的浪潮中获得胜利。

与盖伦相比，由于凯尔苏斯的生平记载寥寥且仅有《医学》存世，史学家的研究话题更为局限。早在20世纪初，依旧是德国学者率先对凯尔苏斯及其《医学》提出新的思考。威尔曼（Max Wellmann）的研究成果开启了后世对凯尔苏斯身份的争论。这也是研究凯尔苏斯的核心话题。在《凯尔苏斯：〈医学〉来源研究》一书中，威尔曼详细列举了凯尔苏斯使用的希腊文本，并推测这些内容是凯尔苏斯翻译其朋友、医者卡西乌斯（Cassiusof Sicily）的著作的结果。由此，他认为，凯尔苏斯只是向罗马人转述希波克拉底医学的作家而非专业医生。编写《拉丁医学文集》凯尔苏斯卷的麦克思（Fridericus Marx）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但他认为《医学》中的希腊语部分实际出自阿斯克勒庇亚德斯（Asclepiades）的学生斯库鲁斯（Titus Aufidius Siculus）之手以威尔曼和麦克思为代表的“凯尔苏斯作家论”几乎主导了该时期学界对其身份问题的判断。直到1936年，《医学》洛布本译者斯宾塞（W.G.Spencer）才正式提出“凯尔苏斯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医者”这一猜想。他认为，由于凯尔苏斯在行文时多次使用拉丁语“ego”作为主语，叙述治疗方案和讲述照顾病患的故事，因此可以将其视为具备行医能力的医者。受斯宾塞研究方法的影响，20世纪中期的学者着眼于凯尔苏斯的行文特点，在逐一讨论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后，提出了带有折中色彩的新看法。卡斯蒂廖尼（Arturo Castiglioni）在1940年参与第一届加里森讲座（the Fielding H.Garrison Lecture）时提出，学者应采纳老普林尼的分类意见，将凯尔苏斯归为“学者”，而不是“医例，但他并未进行过真正的医学实践。迈内克（Bruno Meinecke）继承了卡斯蒂廖尼的观点。他从凯尔苏斯使用拉丁医学术语的频率及其对罗马农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两个方面反驳了威尔曼的论点，指出《医学》中与希腊术语相对应的拉丁词语以及详细的农业知识都不可能是传统医者卡西乌斯的作品。同时，他也认为拥有“科尔内利乌斯”（Cornelius）之名的凯尔苏斯绝非泛泛之辈。后者学医是受学习的乐趣驱使而非为了谋生，这类人无法被称为“medicus”。因此，“与其将凯尔苏斯想象成一个极其聪明的剽窃者或以医谋生的人，不如把他视为一个精通医学的 大师（artifex medicinae）”。

总之，20世纪的学者在翻译罗马医疗文献的基础性工作上，重新发掘和研究了文献内容以及作者生平，纠正了将现代观点强加于古典史料的研究倾向，同时修正了过去因医学进步而产生的“罗马医学无价值”论。除对具体医学理论和疗法的研究外，学界既有肯定古罗马医学价值的系统性成果，还围绕凯尔苏斯的身份以及盖伦的哲学和文学思想展开了专题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越发重视罗马帝国在医学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为后续学界思考罗马医学的发展背景和罗马社会对医学的态度提供新的启示。

三、多元化史料基础上的综合性研究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前人对古代医学文献的深入讨论以及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兴盛逐渐引起学者对罗马时代背景的重视。不少学者将古罗马医

学视为罗马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形态，并主张将文学作品、政府文件、私人信件连同考古发现一并作为史料进行研究。由此，在史料多元化的研究风潮下，学者通过大量非医学材料将罗马医学家背后更为广阔的罗马帝国纳入研究范围，从单独讨论医学理论或医学家思想变为多方面探究特定背景下与医学相关的所有内容。这一时期学界的研究成果显著，包括以下四个主题。

（一）对罗马医疗市场的研究

研究古典医学的知名学者纽顿首次将“医疗市场”（medical market）概念引入了罗马社会研究。在《医疗市场中的治疗者》一文中，纽顿回顾了希腊罗马时期医学的发展与演变，认为在从罗马共和国末期到帝国初期这段文化碰撞的时间里，自我医疗（self-help）和家庭医疗（domestic medicine）领域涌现的大量业余医疗人士加剧了医疗行业的竞争。罗马帝国复杂的社会环境催生了这种“市场化”行为。弗莱明（Rebecca Flemming）也撰文指出，罗马世界的专业医生需要和同行与业余者在开放的市场上争夺客户。除了专业医生提供的医术与服务之外，流通的药物和药材构建起当时最明显的医疗市场。同时还存在通过购买、继承、物物交换等手段形成的药方市场。以上环环相扣的市场基于地理位置、客户财富以及医疗手段，在罗马社会中并列和重叠。

此外，医疗市场中药方、药材等贸易对象亦备受学者关注。纽顿在此方面也有代表性研究成果。他以贩卖蛇毒解药的马尔西人（marsi）为切入点，探讨了罗马帝国时期社会底层的药物贸易情况。纽顿特别强调，随着药材贸易的发展，药材在罗马的价格有所降低，有利于促进底层社会医疗的进步。与此同时，贸易的兴盛既助长了罗马人的奢侈之风，也暴露出市场复杂、肮脏和无序的事实。上层社会对药物的兴趣直接导致各种自制药剂泛滥，同时出现医生用其他药物哄骗富人的现象。塞迪诺娃（HanaŠedinová）在研究古代药方中矿石的作用时，提到当时社会中存在药物买卖与欺诈的情况。不少庸医会打着米特里达梯解毒药（Mithridatium）的名头兜售自己制作的所谓解药，榨取穷人钱财。托特林（LaurenceM.V.Totelin）受纽顿启发，探讨了贸易中充当交流方式的信件，从经济角度考虑了信件在当时罗马医疗市场中的重要地位。托特林认为，在当时的罗马社会，信件既是人们投递药方的工具，也是运送药材的载体。罗马人会通过信件给亲戚朋友寄送药方或易于保存的药材。此举有助于他们绕开药商设下的价格骗局，用实惠的价格获得药材。还有学者聚焦于和饮食疗法相关的粮食市场。霍勒伦（ClaireHolleran）格外注意罗马政府对食品市场的控与干预。由此可见，在罗马社会，医者、患者以及药材和药方共同组成的多重医疗市场是值得探究的重点话题。同时，学者也不应忽视罗马政府在这个复杂市场中的作用。

（二）对罗马医学类型的研究

随着罗马医学与希腊医学的深度融合，罗马医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庞大而多元的体系。在该医学体系与当时潜在的医疗市场相互影响下，罗马社会涌现出多种类型的医疗服务，为患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学界试图对罗马社会的医学类型进行划分。学者对于“专业医学”的定义基本没有异议，认为它是继承希波克拉底传统的希腊医学，并且认为专业医者需具有专业素养和伦理道德。但是，他们对专业医学之外的医学类型的划分和界定并不明晰。

起初，学者多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来看待这一问题。琼斯（W.H.S.Jones）在《古罗马民间医学》一文中指出，罗马共和国末期到帝国时期的医学分为专业和非专业两类：前者是来自希腊的专业医学（professional medicine），包括诊断与预后等思想；后者是意大利本土产生的民间医学（folk medicine），包含各类草药配方和带迷信色彩的疗法。琼斯的分类也是学界公认对罗马医学最基础的分类。大部分学者在讨论相关话题时，都会将希腊医学单独划为一类，并视其为“专业的”和“理性的”。里德尔（John M. Riddle）提出的分类法延续了琼斯对希腊医学的看法。他将“由经验构建的系统化学说”定义为高级医学（high medicine），如盖伦在希波克拉底体液学基础上阐发的病理学思想；相反，“以经验为主，且多数带有宗教性质的医学思想”则是低级医学（low medicine）。较为遗憾的是，里德尔也未能彻底区分世俗医学传统与信仰、祭祀等宗教医学思想。

与二元对立的医学分类方法不同，克莱曼（Arthur Kleinman）将古代医学视作由专业医学、民间医学和大众医学（popular medicine）三种类型构成的文化系统。他在“专业医学”与“民间医学”方面承接之前学者的观点，用“有组织的且受专业训练的治疗者”和“未经训练的治疗者”来区分以上两派。克莱曼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以患者思想为主的“大众医学”。他将患者由于自身和家庭的医疗活动、社会关系以及信仰活动而产生的医学思维全部归入大众医学。此外，克莱曼强调，三种医学类型之间存在重叠的部分。古代人可以依据病情自由选择或更换医疗类型。奥伯赫尔曼（Steven M. Oberhelman）深入分析了克莱曼分类法的优点，为克莱曼的分类证明了古代医学的多元性（medical pluralism），但其研究的不足在于缺乏对宗教医学的探讨。对此，奥伯赫尔曼借鉴了金提尔科雷（David Gentilcore）对现代早期意大利医学的分类———“专业医学”、“大众医学”和“宗教医学”（ecclesiastical medicine），将这种三分法运用于古希腊罗马医学研究中，着重分析了宗教医学和希波克拉底医学在古代医疗活动中的交融现象。

受克莱曼观点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学者开始淡化不同医学类型之间的界限与差别，转而强调罗马帝国内多种医学类型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现象。德拉克特（Jane Draycott）在专著《意大利中部的家庭医学》中指出，尽管以克莱曼、金提尔科雷为代表的三分法更契合罗马时期的医学发展，但罗马医学内部情况更为复杂，难以被明确归入特定类别。因此，拉克特将研究视角从治疗方法转移至医疗实践发生的场所，以“家庭”为中心，探究了罗马时期不同医疗实践和思想在家庭环境中的交叉和融合情况。戈里尼（Maria Elena Gorrini）撰文描述了专业医学和宗教医学之间的密切联系。首先，祭司对患者采取的饮食限制与希波克拉底派医生主张的饮食疗法具有相同疗效。其次，医生既会在圣所（Sanctuary）内供奉医神阿斯克勒庇乌斯，也会与祭司进行治疗方面的交流。最后，当医生的疗法失效时，尤其是在瘟疫盛行时，患者会重新寻求宗教医学的帮助。伊斯雷尔洛维奇（IdoIsraelowich）提出，古典时期的患者没有对医者和圣所提供的疗法进行区分，在他们看来，疾病的治愈通常是二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包含专业医学在内的世俗医学和宗教医学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

（三）对罗马医生和患者及其关系的研究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批判性的医学社会学的兴起，以及有关患者权利的新运动的产生，患者成为医学史叙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学者以患者为研究中心，试图探究特定社会背景下人们对疾病的主观感受。波特（Roy Porter）把患者及与患者密切相关的家庭、社区的医学统称为“底层人的医学”，并表明了需要关注该领域的原因。他认为，这既是因为患者和医生同为医疗过程的主角，也是因为大多数患者的病并非通过医生而是通过患者自身或患者家庭治愈的。布东米洛（Véronique Boudon-Millot）从患者角度切入研究，认为罗马帝国中富裕阶层与贫穷阶层的患者在面对疾病时会做出不同选择。名贵的药材是富裕阶层的患者才能拥有的。对于贫穷阶层的患者，尤其是居住在乡村地区的患者来说，他们需要寻找便宜的替换药材。此外，学者还研究了医学作品的读者群体，并认为通过作品的受众能看出当时患者的身份。色诺芬托斯（Sophia Xenophontos）以盖伦的《对医学学习的劝诫》（Exhortation to the Study of Medicine）一文为探究对象，指出这是一部旨在对潜在医学生进行道德教化的作品。纽顿以盖伦的《论最佳医生的检查》（On Examining the Best Physicians）为例，分析得出盖伦作品的受众是典型的富裕且有文化的群体。在该问题上，威尔金斯（John M.Wilkins）也认为，盖伦的文章旨在告诉“和他自己一样”的富有罗马人如何让身体保持健康。

罗马社会中的医患关系同样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内容。纽顿表明，在罗马人进一步与希腊医学接触后，社会上出现了使用演讲、辩论等手段争夺患者的医生。这些医生会从贫穷的患者那里榨取钱财来满足自己欲望。相反，在有权势或富有的患者面前，医生变成了“买卖”的对象，甚至需要服从患者的命令。谢克（Katherine D.van Schaik）指出了医患之间沟通与信任的重要性。她认为，相信、预后和关注患者的想法这三类行为在医患关系的形成与维持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次成功的治疗不仅需要患者了解、信任医生的疗法，也要求医生充分认识并尊重患者对治疗的想法和选择。罗比（Courtney Roby）详细探究了“沟通”问题，并主张疼痛是医患间的沟通难题。⑥她指出，疼痛是患者的主观感受，而大多数患者无法准确表达这种感觉，所以医生常常难以把握患者病情。由此，自罗马帝国初期开始，陆续有专业医生发明有关疼痛的术语供患者选择，以求获得最精确的病情描述，从而提升治疗效果。以上研究均对学者深入思考患者在罗马医学中的地位有一定启发性。

（四）对罗马军队医学的研究

除家庭外，军队是罗马医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无论是随军医生、身为士兵的患者，还是集中管理的军队医院都呈现出与民用医学截然不同的特点。20世纪以来，学界陆续开始对罗马军队的医疗情况进行详细究。伯恩（Eugene Hugh Byrne）论述了罗马共和国末期到帝国早期军队中医疗护理模式的变化。他认为，罗马士兵从最初在战场上依靠自我治疗或互助，到帝国时期拥有稳定的军医资源，这一变化主要源于罗马帝国的扩张和经济发展。同时，罗马人优秀的组织能力让军队医疗体系在帝国时期的进步速度远大于医学理论自身的进展。斯卡布罗质疑了当时学界普遍持有的“帝国时期军队中配备有熟练军医”观点。他重新审视了军队里从医人员的身份，认为所谓的军医并非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疗人员，而是拥有包扎和护理能力的士兵。并且，这些医疗人员并非如盖伦一样接受理论培训来增强学识，而是在随军的医疗实践中不断积累治疗经验。纽顿对斯卡布罗这一结论持保留态度，在肯定后者提出的“熟练士兵可以作为军医”这一观点的同时，也指出古代的行医资格由经验和成功病例来决定，

而不是由对医学理论的掌握程度来决定。由此，学者无法仅凭借医生的理论知识就断言军队医学的非专业性。纽顿的结论表明该研究话题仍有进一步探究空间。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学界对非医学文献越发重视，学者从文学作品或科学作品中获取了更多关于军队医学的宝贵信息。萨拉查（Christine F. Salazar）详细考察了罗马帝国时期军队的整体医疗状况，包括军医的身份与技能、各种战争伤的疗法以及罗马帝国时期出现的“军队医院”概念（valetudinaria）。贝尔菲里奥（Valentine J. Belfiglio）和沙利文特（Sylvia I.Sullivant）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罗马军队中高水平的卫生条件、传染病情况下的隔离措施和处理战争伤的手术步骤等具体方面进行详细讨论，并指出军队医院、军医及“医疗分类法”是罗马帝国时期首创的三类医学成果。

近年来，部分学者除了研究战争给士兵肉体造成的损伤，也开始将目光转向罗马士兵所遭受的心理创伤。科尔斯顿（Jon Coulston）介绍了罗马士兵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敢与懦弱心理。他指出，精良的装备与训练、良好的饮食和医疗条件等都是提升士兵士气的因素。相反，受伤、战败、被俘都会对士兵心理造成严重冲击，让他们陷入恐惧与绝望。由于科尔斯顿的落脚点在于突出罗马帝国的环境与文化对军队实力的极大帮助，因此尽管他提到罗马士兵的心理问题，但未深入研究。洛美尔（Korneelvan Lommel）从讨论罗马士兵的心理延伸到分析士兵们所患的精神疾病。他主要使用帝国时期的法律文件来探讨罗马士兵在战争期间与和平时期可能出现的厌世（taediumvitae）、悲伤（luctus）、羞耻（pudor）等心理问题。洛美尔认为，帝国时期的罗马人受希腊医学的体液论影响，已经对精神疾病有了明确认知。并且，罗马法律也反映出对精神障碍士兵的同情与优待。对罗马士兵精神疾病的研究与当今社会对人内心世界的关注相契合，是值得学者继续思考的新颖话题。但由于缺乏原始史料的支持，学者只能依赖古典文献中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来推测罗马士兵的患病情况，因此其研究结论容易受到质疑。

综上所述，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学者逐渐突破现代学者在史料选择上的局限，开始大量使用非医学领域的原始材料，在医疗社会史的视角下描述了罗马医学于帝国时期的独特面貌。学者尤其关注到“医疗市场”这个由多元医学体系促成的时代现象，并进一步探讨了在此特殊市场中作为卖方的医生和作为买方的患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民间医学之外，学者亦将军队医学视为重要研究对象，从军用疗法、医疗设施到患者心理等方面重现了罗马帝国军团内部的医疗状况。西方学界深入社会各方面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引领着新时代罗马医学研究的前沿，为国内学界探索罗马医学提供了优秀的参考和宝贵的启示。

四、国内研究的近况及未来展望

对比国外学界而言，国内学界对于古罗马医学的研究成果较为匮乏。从时间上看，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大致始于20世纪末期。就研究主题来看，国内学者将研究重心放在罗马著名医学家身上，并以盖伦为主要探究对象。例如，谢德秋简要概括了盖伦在解剖学、生理学以及临床医学上的思想，在肯定盖伦对古代医学所做贡献之余，也关注到盖伦受时代所限

而提出的错误医学观念。除论述盖伦的医学思想外，还有学者从哲学角度讨论盖伦的自然观与伦理观。张轩辞以盖伦的《论身体各部分的功能》一书为例，讨论了盖伦著书的目的，将重点放在盖伦的伦理教化意图上面，阐明了其在治疗患者身体与灵魂方面的成果。21世纪后，陆续有学者使用非医学材料来探究安东尼瘟疫的相关问题。徐国栋以罗马法律为线索，对罗马共和国晚期到罗马帝国早期的公共卫生设施及相应立法进行了研究。姬庆红在古典文学作品、纸莎草及考古资料等文献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罗马人应对瘟疫的不同方法。她阐述了当时人们采取的祈祷、献祭和净化等宗教措施，以及隔离、消毒等科学的医学手段，并认为尽管罗马政府和民众在当时采取的预防与治疗方法较为仓促，但这些看似徒劳的举动都为后世医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此外，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引入了西方学界对医疗发展的一般看法，并将不同时期国外学者笔下的医疗通史译为中文。这类翻译工作足以为国内学者在西方医学后续研究中提出新想法打下牢固的基础。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医疗史的关注有所提升，不仅期望从古罗马应对瘟疫的记载中汲取经验与启示，也意图剖析罗马人面对疾病时的内心世界。笔者认为，国内学者应在完全掌握罗马医学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学习并理解国际学界的前沿研究成果，灵活运用古罗马时期的多领域史料，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争取在研究视角上取得创新。紧跟国际学界的研究风向去探讨古罗马医学的特征。西方学者如今已较少进行梳理古典文献和泛论医学家思想的研究。最近几年，学者更多关注罗马的医疗市场以及罗马医学的连续性特点。对于前者，国内学者可以将罗马社会存在的各种医学类型视为不同的医疗服务类商品，将患者和医者分别看作买卖双方，将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视为市场存在与发展的条件，进而研究医学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形态。对于后者，国内学者应当按照古典学的路径关注各时期古典作品的文本，将研究对象具体化。例如，从凯尔苏斯、老普林尼及盖伦等人对饮食、洗浴、锻炼等的记载来看罗马人养生观念的变迁，以突出罗马医学思想的继承性与连续性。此类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罗马医学研究的内容与扩大研究角度。

积极使用跨学科的方法考察罗马大众的医学观及瘟疫之下的心理。目前西方学界对罗马医学的考古工作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科学技术与考古发现的巧妙结合有助于学者重现罗马时代的治疗场景。但出于多方面原因，国内学界在考古领域以及相关数据统计方面较难占得研究先机。因此，国内学者可以尝试从心理学及社会学角度出发，在牢记时代背景的基础上重新钻研古典文献，以通过文字来推测古代作者对罗马医学的看法，为罗马观念史研究增加新的可能性。

合理使用中外历史比较的观念去思考古罗马医学的发展水平。中国古代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较罗马医学来说更具稳定性和连贯性。并且，两者的部分疗法在同时期的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相似性，具备一定的比较价值。因此，国内学者可充分运用对中国古典医书的研究优势，将罗马医学理论、药物配方、手术过程及器械等方面与中医进行全方位比较，将罗马医学文献与以《神农百草经》和《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汉代中医文献进行比较，以求在传统的罗马医学研究领域产出创新性成果。

（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5年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