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国栋：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19世纪的欧洲开始在世界居于主导地位。那时，西方史学发展出一套展示欧洲优越性、贬抑非欧洲文化的解释框架，表现出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作为西方史学的一部分，20世纪以来法国史学在“欧洲中心主义”上有何表现，又受到了哪些挑战？随后涌现的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在法国史学中又呈现何种态势？梳理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以来法国史学的变迁，同时得到一些启示。总的来说，法国史学经历了从比较到关联再到纠葛、从支持跨民族史到挑战“欧洲中心主义”再到全球史的过程。这些变化在促使历史学家廓清法兰西特性的同时，也使之能够深入探讨非欧洲人的历史意识等重要问题。

 

一

 

20世纪前后，法国史学界出现跨民族史浪潮，引导了跨文化比较研究。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的主要议题是比较史学。这次大会重点讨论欧洲文化，但也关注非欧洲世界。法律史学家埃米尔·约贝-迪瓦尔（Emile Jobbé-Duval）提出，应当将殖民地的制度和风俗纳入比较框架，以便更好地管理殖民地。实证主义史学家加布里埃尔·莫诺（Gabriel Monod）呼吁关注域外民族的历史和比较方法。然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传播的背景下，挑战民族国家修辞的尝试显得势单力薄。启蒙思想家倡导的进步、发展、理性、科学和可完善的文明仍然在法国学术界占主导地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多元的历史学兴起，一定程度动摇了“欧洲中心主义”。《经济社会史年鉴》（以下简称《年鉴》）的创刊，推动了多元历史学的形成。马克·布洛赫将历史定义为一门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不再专注于政治史、编年史和个人史。也就是说，人类在时间长河中的所有活动，都可以也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1928年，布洛赫在那篇关于比较史学的宣言中认为，比较方法有三个用途：“发现事实”，了解“相互影响”，最终“发现真正原因”；发现不同社会的独特性；系统地提出问题。1929年1月，《年鉴》杂志创刊，其宗旨即在于打破学科藩篱，倡导跨学科、总体史。因为倡导比较史学和跨学科，布洛赫被联合国史专家莫雷尔认为是“真正的全球史”先驱。 

 

不过，莫雷尔没有从研究对象上论证布洛赫如何转变以欧洲为中心的视野、展现出全球眼光。从研究对象上看，布洛赫不仅关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还重视东方，尤其是日本、中国的封建社会和伊斯兰文明。比如，他将欧洲的封建社会与日本的加以比较，认为日本政体与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结构联系不够紧密，但其武士等级制“比欧洲的‘委身制’有着更显著的等级特点”，而西欧封建主义强调“可以约束统治者的契约观念”。又比如，布洛赫通过与他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同学葛兰言（Marcel Granet）交流，对仪式的社会功能、封建义务及其法律解释产生兴趣。布洛赫主要用欧洲的例子表明封建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而葛兰言通过中国的史料揭示封建主义是一种过渡体制。《年鉴》在酝酿“年报”版块、刊登新出文献目录和评论时，计划让葛兰言负责“远东与印度的文明和经济”，莫里斯·高德弗鲁瓦-德蒙比尼（Maurice Gaudefroy-Demombynes）负责伊斯兰文明。对于伊斯兰文明，当时的主流说法强调伊斯兰文明在8世纪的对外征服导致欧洲古代的终结，但布洛赫认为，“伊斯兰教势力显然是危险性最小的”，且至少在1200年以前比欧洲更先进。作为犹太裔，布洛赫不把种族当作现代秩序的原则，展现了非欧洲中心的论说。

  

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大批反映非西方文明的丛书，同样推动历史学的多元化。1920年，亨利·贝尔发起《人类的演化》丛书，涵盖一系列能反映历史研究进展和全球人类生活状况的专题著作，包括葛兰言的《中国文明》《中国思想》。贝尔给葛兰言的《中国文明》作序，盛赞它呈现了古代中国在民族统一、物质进步、文明开化上取得的功绩，表明了中国文明的原创性。贝尔还支持印度哲学专家保罗·马森-乌塞尔（Paul Masson-Oursel），后者弘扬“文明比较理论”，主张从文化结构上比较东西方思想，例如比较苏格拉底和孔子的思想。1922年，另一项推动普遍史的计划即《世界史》系列面世，该计划由欧仁·卡芬雅克主导，纳入汉学家马伯乐、勒内·格鲁塞等人的著作。1925年，希腊史专家古斯塔夫·格洛茨主编的《通史》开始发行，其中第十卷《从起源至15世纪的东方亚洲》第一部分包括格鲁塞写的中国史。1927年，阿尔方和萨格纳克主编的《民族与文明》丛书，包括《希腊与东方》《罗马帝国》，谈到欧洲与中国的多方交流。这些丛书将中国文明纳入世界史，展现出对非欧洲世界的关注。 

 

1945年以后建立的世界新秩序呼唤新的史学视角，探索欧洲与非欧洲世界的平等互动。这方面的代表是费弗尔，他认为，欧洲史、拉美史和世界史的编纂，不应该以欧洲为中心。首先是关于欧洲史。费弗尔在1944—1945年法兰西公学院的系列讲座中，追溯了处于变动中的欧洲概念，为理解欧洲的过去提供了学术基础。他认为，古希腊人的欧洲只是一个地理框架，包括地中海世界以及非洲、小亚细亚和亚洲等区域，没有文化、种族层面的意涵；是18世纪欧洲的繁荣造就了欧洲主义。欧洲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而是一种心理构建，是不断变化的政治或文化议题。欧洲在成为“政治实体”之前，是一个“社会实体”，因此，有必要“挑战、对抗、消除传统的既定价值，且用其他的来取代它们”。其次是关于拉美史。费弗尔主持《年鉴》拉丁美洲专刊，邀请布罗代尔、保罗·里韦（Paul Rivet）等人撰文。在该专刊的《导言》中，费弗尔谈到《年鉴》创办之初对拉美国家的兴趣，因为它们不是“固定的”和“静态的”，因而有利于我们“创制长期的人类经验，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经验”。他和里韦等人一样强调拉美在地理、种族、语言上的多样性，批评欧洲学者过于重视欧洲而忽略了这些多样性。最后是关于世界史。费弗尔于1949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主编一套新的人类史丛书，追溯人类在洲际大迁移中的重要阶段，以挑战当时流行的撰写重要人物历史的风潮。作为人类史丛书的负责人，费弗尔倡议，历史不应该是百科全书式的或编年的，而应该围绕三个原则展开：欧洲文明在过去不是，在未来也不应该是所有文明的模本；各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科学和技术的交流在人类进步中至关重要。费弗尔邀请印度史学家潘尼迦（K. M. Panikkar）主编《人类史》第六卷，以矫正当时英美主流学者的偏见和短视，凸显非欧洲国家的价值。费弗尔在他负责的《世界史杂志》第一期开篇重申他的理念：世界历史不应该“制造怨恨；它不是要用大国来压制所谓的‘小国’；它将这些国家看作是一项共同伟大事业的诸多参与者”。换句话说，理想的世界历史应该是一部人类为着某种共同利益共处的、各文化之间交流交往的历史，它将各个国家当作平等的主体，而不是强调欧洲或西方的优越性。 

 

在《年鉴》2001年讨论全球史的专刊中，编辑部谈到弘扬全球史是该杂志的传统，尤其是布罗代尔的目标之一。从主题上说，16世纪的地中海、15—18世纪的欧洲经济，确实以欧洲为中心。但是，布罗代尔也从经济交换和文明交流的层面，说明了超越欧洲中心的可能性。经济交换上，他将世界划分成以地中海、中国、莫斯科大公国和印度洋为中心的四个“经济世界”。限于主题和时段，他没有从全球市场的关联和交换层面论述15世纪之前欧洲的经济状况。近来，诺雷尔延续布罗代尔的思路，说明了各个经济世界如何走向世界经济，同时认为与欧洲兴起相关的技术和制度是亚非欧层面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文明交流上，布罗代尔强调文明互鉴，同时说明中国文明和拉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位置。西方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借用”和受启发最多而已。 

 

在阿尔及利亚和拉美游历过的布罗代尔主张，历史学家既要把握全球文明，又要关注现有的多元文明。例如，11世纪以来的欧洲文明是欧洲社会内部以及与非欧洲世界交流的结果。《文明史纲》花大篇幅阐述中国文明，认为它具有“一种卓绝超凡的统一性和内聚力”，同时说明拉美文明的存在，盛赞拉美比另一个美洲即北美先进得多。在前述《年鉴》拉美专刊中，布罗代尔撰写了11篇评论，几乎谈到了拉美所有国家，强化了美洲史与大西洋史的相互关联这一观念。具体的措施上，他建立了名为“文化圈”（aire culturelle）的区域研究中心，支持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阿拉伯专家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的研究。白乐日关于官制、资本主义的著作和“宋代研究计划”，为布罗代尔撰述15—18世纪欧洲的经济史提供了有关中国的重要知识，从而使后者意识到中国和印度是可以与欧洲相提并论的仅有的两大文明——至少到19世纪时是这样。 

 

从1900年到20世纪70年代，虽然出现了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些倾向，但“欧洲中心主义”在法国的大学系统里仍有市场。法国学术界强调，法国的文明使命有别于其他帝国的经济殖民。这也使得殖民史在法国史学中处于边缘位置，不被法国主流学术界认为是一个合理的研究对象；英语世界的“后殖民史在法国本土根本不存在”。 

 

二

  

“欧洲中心主义”是问题，全面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便成了一个解决之道。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展开、全球资本的流动、劳动力的跨国转移、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和多媒体的兴盛，“欧洲中心主义”成了需要破除的对象。特别是随着全球史的推进，历史学领域涌现了一些新的概念，以超越“欧洲中心主义”。 

 

20世纪70年代兴盛的非洲主义乃至“非洲中心主义”，是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一股重要力量。但是，“非洲中心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欧洲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非洲史专家科克里-维德罗维什主张把非洲当作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看到西方介入之前的非洲人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作用。例如，非洲处于地中海、印度洋和大西洋三个世界的交汇处，在原材料、贸易、国际政治中不完全是被动的。换言之，不应采用“非洲中心主义”的叙事，而应强调非洲与欧洲的密切交流。20世纪70年代以后，来自非洲法语国家的史学家加入法国大学系统，倡导去中心和去等级，强化了非洲史中的多元文化融合，弱化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截然区分。 

 

1985年，埃斯巴涅和维尔纳提出“文化迁移”（transferts culturels）概念，以超越历史比较和“中心—边缘”说，解释多元现代性的动力。两位作者认为比较方法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取向，忽略了文化间的“异质”因素和非欧洲的历史。比较旨在说明相似、相同或差异，是由强烈情感而起，同时激起新的情感，例如优越感。文化迁移研究考虑两个主要问题：一方面是实际的迁移过程，即原文化如何得到流传；另一方面是迁移的效果和遗产，即目标文化如何选择、改造原文化。归结起来，原文化如何经由不同的媒介、思想模式在目标文化中得到转译、吸收，乃至重新语义化？这一路数将目标文化中的观察者看作中介，而非被动的接受者，以呈现文化交流的复杂性、过程性和互惠性。这样，原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差异变得同样重要。他们首先分析19世纪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文化迁移，认为德国是法国人文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要素。近来，他们将这一概念运用到俄法德意的四方交流中，还被拓展到越南、中亚研究，认为非欧洲的资料也有利于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化迁移将文化理解为一种多层次的语义系统，将迁移看作是发生在各个层面，因此凸显了日常生活领域的各种网络和微观迁移，有利于去中心、去等级。 

 

2002年，维尔纳和齐默尔曼进一步提出“纠葛史”（histoire croisée）概念，将历史学家的位置当作方法论的出发点，强调各个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广泛关联，摒弃带有欧洲中心的“影响”“思维模式”等概念。纠葛史是“一种通过不同的框架塑造理解空间的不断结构化的认知活动”，为思考联结、迁移和并行现象的历史提供了新的方式。纠葛史强调研究对象的建构本质，反思细致分析的必要性，同时描述意义的代际性。为了“超越比较”，两位学者主张从四个方面探索纠葛。第一是关注研究对象内部的纠葛。它关注图像、书面文献等原始资料，通过跨学科的方法，评估对原始资料的各种解读、诠释。第二是交叉分析各种观点，即“视野纠葛”，以了解历史的迷思和现实。第三是理解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应该考虑研究对象所处的位置、立场和目标。第四个范畴是探索比例尺之间的纠葛，例如宏观史与微观史、全球与地方、域外与本土的关系——它们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交叉、融合。纠葛史凸显了空间的建构性、不同空间框架下的同时性以及历史行动者和历史学家在界定空间秩序上的中心位置，从而有利于说明经验、文化与社会的限制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 

 

实践上，贝特朗的《均衡的历史》展现了“纠葛史”，代表“一种真正的历史学转向”。贝特朗没有采用任何统摄视角呈现17世纪前后荷兰人、马来人和爪哇人在印尼万丹的状况，只是试图在欧洲和东南亚两个世界的穿梭中说明相遇双方的状况。在贝特朗之前，东南亚史专家丹尼斯·隆巴德的《爪哇的十字路口》也揭示了爪哇在区域上的重叠、商路上的兴盛和交流上的频繁，可以看作纠葛史的早期示范。隆巴德试图通过研究塑造现代印尼和爪哇心态的那些历史要素，打破以欧洲为中心看世界历史的传统。隆巴德证明，欧洲人到来之前，伊斯兰化是该区域融合的主要动力，东南亚由此成为人、物和观念广泛交流的地方，同时通过印度联结起地中海和中国。 

 

与“纠葛史”类似的说法是“混杂”（métissage）。按格鲁津斯基的说法，“混杂”是指两种文化在相互对抗中相互渗透、融合而产生的新文化，后来指不同的人种、物质、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纠葛。格鲁津斯基认为，混杂与统一化、全球化关联，甚至说“每一种文化都是混杂的，且这种混杂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的起源”。作为16世纪拉美史专家，格鲁津斯基围绕欧洲认同和现代性等问题，参考多学科成果，发表《想象的殖民化》（1988年）、《梅斯蒂索人的思想》（1999年）、《世界的四个部分》（2004年）、《你那边几点》（2008年）、《鹰与龙》（2012年）等著作，着重说明欧洲在与拉美、伊斯兰和中国的碰撞、交流中产生混杂。他强调不要从民族国家、殖民和帝国的角度看历史，而要从全球的视野关注社会如何纠葛，以及社会中的这些族群、政治、经济、宗教的安排方式。 

 

格鲁津斯基首先以殖民时期的墨西哥为例，说明非西方社会中存在的混杂及其动力。16世纪发生在墨西哥的混杂形成了一套独特又动态的文化，它不同于大西洋两岸的文化，但又密切关联。因此，不仅要关注欧洲，而且要考察印第安土著与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印第安土著甚至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发展出了“全球的”宇宙观；西班牙的殖民不是单向的，而是带来新的文化意涵。在“世界的四个部分”逐渐构建起关联时，商贸往来和人员交流影响到许多人的思想，从而消解殖民者的文化权威。其次，《你那边几点》关注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混杂。最后，他分析西班牙在墨西哥殖民和葡萄牙在占领中国澳门的一些情形，包括碰撞、交流和误解，说明16世纪中国在西方扩张中处于特殊位置。1520年左右，埃尔南·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将之“化为一些死亡文明的仓库”而引来怜悯和悲叹的时候，明朝正德皇帝在接见皮莱资时界定了欧洲的大致情况、抵制了欧洲人的无理要求。格鲁津斯基对照墨西哥湾与中国南海的情形，认为中国和欧洲的联系不是通过政治扩张或经济依赖，“而是通过将世界各地联系起来的环球航行”。16世纪欧洲人在美洲的胜利、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失败，是理解东西方历史分野的关键，而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将其放在全球史的框架中。总之，格鲁津斯基从相互“发现无限多样的景观和民族”的角度解读16世纪的全球化，为解读文艺复兴提供了另一种路径，它“少了顽固的‘欧洲中心主义’，可能更多与我们的时代相一致”。他的“混杂”概念批评了纯洁性的主张，说明交流交融的不可预测性和模糊性，强调有必要“欣赏情景的多样性、轨迹的独特性和联系的复杂性”。 

 

三

  

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至少包含两个方面：预设并用历史学的话语证明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贬抑非欧洲历史文化在欧洲发展中扮演的重要作用。这两个方面受到法国史学家的批评：一些历史学家关注欧洲之外的历史，以对抗将欧洲的历史当作中心或绝对标准的看法；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展现世界不同区域或文明的交流交融，弘扬“纠葛史”，从而排斥欧洲文明的普遍化，使欧洲“地方化”。这些做法肯定了欧洲与非欧洲世界的复杂互动，构成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越。中国的历史在这种超越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结构性偏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提示人类历史是多面向、多中心、纠葛与混杂的，也是可差异分析的，有助于消解这种偏见。法国史学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

  

首先，需要展现动态又多样的历史世界，同时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历史地看，欧洲是异质又动态的，而非单一又线性的。欧洲本身不是同质的，而是在与非欧洲世界的交流交融中逐渐塑造起来的；欧洲文明只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文明（如果将欧洲当作一个整体的话）。也就是说，应该用关联、换位的眼光看欧洲历史，承认历史的复杂、文化的多样和视域的宽广又平等，而不是将欧洲的历史发展当作“普遍”标准或展示非欧洲的“西方实验室”属性。尤其不应该为了构建欧洲社会的“自我中心”形象，描绘乃至制造一幅“边缘性他者”的图景。维尔纳指出，质疑、超越“欧洲中心主义”，是“改变分析的比例尺，同时将欧洲与世界其他部分的更多关联纳入考虑的邀请”，以展现被忽略的横向关联的历史。 

 

进一步说，需要揭示非欧洲人的能动作用。“欧洲中心主义”将欧洲当作衡量进步的基准，是建立在1756年才开始使用的法国的“文明”（civilisation）概念上，而该概念是吸收非欧洲思想的产物。从长时段看，与中国、埃及等古文明相比，1492年之前的法国乃至欧洲并不占优势。即便在启蒙时期，法国思想家（如伏尔泰）将中国当作典范，以说明欧洲应该如何管理国家；另一些思想家（如皮埃尔·培尔）将儒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置，认为欧洲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文化的交汇处。非洲也有它的辉煌历史。欧洲经济主导地位的前史就涉及欧洲在亚洲、非洲等地的殖民。理解跨大西洋奴隶制，必须了解非洲被殖民前的历史，例如人类的非洲起源、非洲王国曾经的精密结构和富庶情形。内森·瓦赫特尔提倡“被征服者的视野”，从印第安人的视角展示秘鲁被征服前后的状态，凸显了美洲印第安人的抵抗、融合等生存策略。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关注非欧洲人如何思考、行动、传送信息、创造文化，而不是将他们看作是被动的、待开化的。 

 

其次，需要发掘并分析原始资料，考虑历史进程、原始资料和意义阐释三者的结合。迁移和纠葛要求历史学家“研究各种语境的交互，考虑各种资料的创造性转译过程，阐释各种涌现状况和多层含义”。换句话说，一方面考虑原始资料呈现的历史信息；另一方面关照谁编纂、使用这些资料，又为何编纂、使用它们。格鲁津斯基引述墨西哥编年史家奇马尔帕因（Chimalpahin）的记录，呈现了17世纪墨西哥的文化混杂、节日庆祝和疾病传播。探险家科尔特斯、使者皮莱资等欧洲人的资料，还有金国平、吴志良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鹰与龙》中得到征引。这样的征引旨在从欧洲人和非欧洲人可能存在的冲突观点中厘清16世纪东西方的相遇或并行。贝特朗分析爪哇编年史和阐述国家治理的《国王之冠》（1603年），认为欧洲人的叙事和爪哇的叙事同等重要，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认识对方，因而应该加以“均衡”考虑，从而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评估17世纪前后的爪哇。 

 

另外，需要探索历史表现的新方式。传统史学偏重文本叙事。文化迁移强调媒介和文化中介，揭示照片、戏剧、电影等媒介也承载历史。甚至舞蹈、电子游戏都展示我们与过去的关联。计量史学兴起后，许多历史学家运用统计、图表等方式展示近代早期欧亚的交流，利用大数据建立起过往历史分析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非欧洲尤其是拉美地区、伊斯兰世界，图像显得更重要。例如，印第安元素与欧洲元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怪诞风格，不是用欧洲的概念可以完全理解的。这些图像传递出的历史信息，与历史信息通过图像来传递同样重要。法国鲁贝市的高中学生采用角色扮演、布置场景等形式，将《鹰与龙》中的故事搬上了鲁贝剧院的舞台，生动表现了历史。 

 

最后，需要关注史学中的政治性。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史学家试图与德国史学家就种族、民族、帝国等议题展开竞争，反对种族主义。谈到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球史，格罗瑟和莫雷尔认为，冷战期间美国学者拓展出的全球史，是在世界经济和军事介入之外展示美国人的文化帝国主义。因此，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或者说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历史学，成了法国史学家对抗的目标之一。近来，意大利裔的俄国史专家斯坦赞尼认为，全球史将每个国家的历史都看作全球进程的一部分，挑战了西方是进步的标准，部分上也“回归到民族主义”。历史科学与现实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应该得到揭示。 

 

总的来说，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历史学，也需要对一些历史倾向加以重估。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重审20世纪以来的法国史学，它经历了从提倡比较，到寻找关联，再到理解纠葛的过程，走出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路径。这也是一条与西方史学潮流和现代文明对话之路。一些历史学家引入新的概念、理论、方法和视角，以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一些历史学家借用非欧洲的思想资源，拓宽历史的视域，例如考察文化纠葛。本文不旨在全面概述“欧洲中心主义”或跨民族史、全球史，而是想指出：关注法国史学中的超越“欧洲中心主义”，有助于从西方思想的内部反思历史学，讨论历史学的新问题、新方法和新对象。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