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共乐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3卷

 

摘  要：战争、政体与帝国是古代西方史著关注的三大主题。战争是万物之母，政体为善政之基，帝国乃西方古代最后的归宿。西方古代史学家重视这三大主题的研究既是史家职责的使然，更是时代需要的结果。

关键词：古代西方 史学家 战争 政体 帝国

 

中西史学是世界上最值得重视的两大学问体系。就中国而言，史学一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重史、爱史、用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常常把国家的兴亡作为其研究的重点。所谓稽“兴衰成败之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承前世之史，有鉴于治道”，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等都是中国史学家长期思索的大问题。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实际上就是一门治国之学，是治国者必备之良师，资治之通鉴。那么，古代西方的史学所研究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古代西方史学家主要考虑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这是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认真总结、仔细探究的。本文只想就古代西方史学家较多关注的三个核心主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学者同仁。

 

一

 

战争是古代西方历史上的大事，是最大的国家政治。关注战争、关注战争的缘由既是西方古代政治家的重要任务，更是历史学家思考的重点。

希罗多德是西方的“史学之父”。他书写的作品就叫《波斯战争史》，其探究的要点也放在希腊人与异族人之间发生的那场战争以及战争的原因上。[1]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同样属于战争史，属于当代性质的战争史。修昔底德认为：波斯战争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最大的一场战争。但那场战争在两次海战和两次陆战中就迅速地决出了胜负。[2]修昔底德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伯罗奔尼撒战争比过去的任何一次战争都要大。[3]因为这场战争不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在这期间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从来没有这么多城市被攻陷、被蹂躏，从来没有这么多人遭流浪，也从来没有这么多人遭虐杀。[4]在修昔底德的笔下，“战争”几乎成了“历史”的代名字。近代的研究表明：描写战争的著作几乎占了希腊史学著述的五分之四。[5]

进入罗马以后，史学家对战争的兴趣始终未减。波利比乌斯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罗马崛起史。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显然是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即：“罗马人究竟是以何种手段、在何种政制下，用不到53年的时间，成功地将世界上几乎所有人类居住的地方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的？”[6]他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告诉人们：“罗马人有充分的理由怀有创建世界帝国的雄心，并拥有足够实力与手段来实现它的目标。”[7]波利比乌斯写作《历史》的最大特点是对战争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他认为：“照目前的情形看，我知道有几位近代的学者仅就个别的战争，或和这些战争相关的事件，写过一些作品；但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对那些事件做过总体、综合性的研究，以判断事件发生的时间、起因及如何导致最终的结果。因此，我认为不能无视或忽略命运之神最卓越、最有益的成就。因为，虽然命运之神总是不断创造一些新的花样，总是在人们的生活里扮演角色，但她从来没有完成过像在我们这个时代那样的作品、成就过这样的凯旋。我们无法指望从那些记载个别事件的历史中感受到这一点，正如我们不能仅凭轮流走访世界上每座最著名城市、或目睹它们各自的城市规划，就能立即得出整个世界的形貌、组织和秩序。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8]对战争进行整体性研究是波利比乌斯留给后人的重要史学遗产之一。

应该说，在西方古代，思考战争的著作特别丰富。色诺芬的《长征记》、恺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撒鲁斯特的《朱古达战争》等都是与战争有关的经典名作。色诺芬的《希腊史》、李维的《罗马建城以来》、狄奥·卡西乌斯的《罗马史》以及阿米阿努斯的《英勇业绩》等虽然没有以战争为名，但其内容也大多与战争相关。从现代意义上说，古典史学家显然没有囊括后人所感兴趣的历史领域里的所有领域。“他们探究相当于我们所谓军事史和政治史的有限领域，几乎完全将经济、社会与宗教现象排除在外”，[9]因此带有明显的缺陷。但就古代世界而言，这种缺陷恰恰又是西方史学兴盛的标志。因为战争是万物之母，史学家选择战争作为研究的重点既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更发挥了史家的强项，尽到了史家应尽的责任。

 

二

 

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古代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无论是思想家还是历史学家都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雅典政制》、西塞罗的《论共和国》等皆属于研究西方政治体制方面的名著，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对后世影响深远。

其实，在西方，最早对政治体制进行剖析的不是思想家，而是历史学家。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罗多德就在《历史》中讨论过寡头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的优劣。[10]修昔底德也通过伯利克里之口赞颂过雅典的民主政制。他说：“我们的宪法没有照搬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相反地，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街坊邻居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因此而生气，也不会相互猜疑，相互监视，甚至不会因此而常常给他们难看的脸色，尽管这种脸色不会对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11] 雅典的民主政制正因为有修昔底德的妙笔而传扬天下。到了罗马时期，波利比乌斯更把共和政治看作是罗马崛起的主因。他认为，人们不能发现比罗马共和制更为完美的政治制度。因为由元老院、执政官和公民大会三者混合而成且相互牵制和配合的制度，可以应付一切非常的事变。“每当一些外来的共同危险威胁他们，并迫使其联合行动、互相支持时，国家的力量便会变得格外强大，以致任何一件需要做的事都不会被忽略，因为所有三方都热心地竞相提出应对危机的方法。任何决定了的事都能得到立即实行，因为所有的人于公于私都会为完成既定的任务而通力合作；因此，这种特殊形式的政体，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即它所决定追求的任何目标都能实现。当他们再度摆脱了外来的威胁，收获了他们的胜利所带来的好运和丰硕的成果，并且在安享繁荣之时，像屡见不鲜的那样，他们被阿谀和游惰所腐蚀，变得傲慢、专横起来。而恰恰就在此时，我们看到国家本身已为它所患的这种疾病，提供了一种补救的良方。这就是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当某一部分长得跟其他部分已不相称，企图取得优势，并且有变得过分揽权的倾向时，由于上面所举出的理由，即三者之中没有一个可以专权，一个部门的意图要受到其他部门的制约和抵制，所以，很明显的，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可以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或者以轻侮的态度对待它们。事实上，各个部门始终都保持着原状。这是由于任何越权的行为都会受到制止，而且每个部门从一开始就得担心受到其他部门的干涉。”[12]波利比乌斯的评价虽有某些溢美之处，但它确实为人们正确认识罗马政治体制的先进性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

阿庇安是帝国全盛时期的史学家。至阿庇安生活的时代，罗马已经经历了三种政体形式。阿庇安以贯通的方法审视罗马政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置这些政体形式于罗马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他认为：“罗马人虽然占有了一个包括这样多、这样大的一些民族的帝国，但是罗马人辛勤操劳了五百年，经过许多艰难困苦才在意大利本部巩固地建立了他们的势力。这个时期的前半段，他们是在国王统治之下；但是他们驱逐国王，宣誓不再受国王统治之后，他们就采取了贵族政治，每年选举他们的统治者。在这五百年以后约二百年中，他们的领土扩张得很大，他们在外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权力，使大部分国家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盖约[朱理亚]•恺撒打败了他的政敌[13]之后，他本人取得了最高的统治权，他使这种权力加强、系统化和巩固起来；他虽然保留了共和国的形式和名义，但却使自己成为一切的绝对统治者。这样，从那时候起,直到现在,[14]政体一直是君主政体；但是他们没有称他们的统治者为国王，我认为这是由于遵守古代誓言的缘故。他们称统治者为大元帅（imperators），这个称号过去也是那些在军队中暂时负担总司令职务的人的称号。但是事实上他们正是国王了。”[15]不过，阿庇安并没有把他认为的“君主政制”与腐败政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阿庇安眼里，罗马的君主政治还是很成功、很高效的。因为从这一政治出现到阿庇安生活的近二百年的时间里，“罗马城已经大大地美化起来了，它的收入增加得很多，在长久和平与安定的时期中，一切都已经向持久的繁荣进展。有些国家被这些元首并入帝国之内，其他一些国家的暴动被镇压下去了。因为他们占有陆地上和海洋上最好的部分，他们的目的，就整体来说，是以谨慎的办法来保全他们的帝国，而不是想无限地扩充势力来统治贫穷而又无利可图的野蛮部落……他们用许多军队驻守在帝国四周，把整个陆界海疆防守成看似一个完整的要塞一样。”[16]由君主政制替代共和政制显然是波利比乌斯所不曾想到的。

当然，对政体形式作过专门研究的古典史家还很多，其中著名的有西塞罗、李维、塔西佗和小普林尼等。他们皆以丰富的历史事例向世人叙说史家对政治体制的看法。或赞共和之精神；或斥暴君之误国；或颂元首之英明。言虽然不一定为当时统治者所重，但它确实为后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参照系。

 

三

 

 帝国是西方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现象，也是西方古代历史学家经常进行比较的主题，是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不过，由于受历史、自身条件和作品内容等方面的影响，历史学家对帝国的研究也各有侧重、不尽相同。

 为了说明并突出自身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波利比乌斯选择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帝国与罗马相比，结果发现：“波斯人在一段时期里曾拥有强大的权力与广阔的领土，但是他们每次试图冒险跨越欧亚的边界时，帝国的安全便会受到威胁，甚至会置自身的生存于危险之中。拉西第梦人在结束了多年的希腊争霸战争之后，最终获得了霸权，但他们也仅仅保留了不到十二年的时间。马其顿人在欧洲的统治限于亚得里亚海延伸至多瑙河流域。而这只占整个大陆很不重要的一部分。随后，他们推翻了波斯帝国，成了亚细亚的主宰。虽然从地理和政治上看，他们的帝国即使至今还被视作是业已存在过的帝国中的最大一个，但他们仍将世界上大部分人类居住的地区留在帝国的疆域之外。他们甚至从未试图对西西里、撒丁或利比亚这些地区进行扩张，而且说句实在话，他们对欧洲西部那些最凶猛好战的种族也一无所知。然而罗马人则不同，他们不只是将世界上的局部地区，而是将几乎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其拥有地域之广前无古人，而且在未来也不会出现真正令其恐惧的对手。]”[17]虽然波利比乌斯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但他对业已存在或存在过的帝国的描述还是较为准确的。

 晚波利比乌斯近一百年的狄奥尼修斯也把罗马帝国作为其研究的重点，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在版图的广阔”，还是“在和平和战争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成就维持的持久性方面”都无法与罗马相提评论。[18]他的《罗马古代史》考镜源流、辨彰学术，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罗马帝国的“前世”面貌，从“前世”中导出现实帝国罗马的合理性。他坚信：他选择的主题是崇高、高尚而且对许多人是很有用的。[19]

 李维是奥古斯都时代著名的史学家，对帝国成长的传统怀有敬意。他坦言：“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具有比（罗马）更伟大、更神圣、更富有杰出的典范；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罗马那样如此长时间地将贪婪和奢侈杜绝于社会之外；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对清贫和简朴的生活保持如此特别的敬意和如此长久的尊重。”[20]他要求人们要更多地关注下面两个问题：1）以往曾有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世风，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方法支撑起和平和战争时期帝国的治权，并将其拓展扩大。2）随着纪律的逐渐松弛，世风是如何始由缓慢下沉，到急转直下，最后堕入彻底崩溃，以致一直延续至今的。[21]在“既不能忍受自己的病痛，也不能忍受为消除病痛而采取的解救措施”的情况下，李维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从录于珍贵碑文的历史档案中找到各种范例，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选择效仿的榜样，并竭力戒除源自始点的失误。[22]史家的爱国心、帝国情由此可见。

 阿庇安总结了罗马七百余年的发展，对“罗马广阔的领土”和“帝国维持时间的长久”深有感触。他把帝国罗马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谨慎、幸运，以及在勇敢、忍耐和艰苦奋斗方面，超越其他所有的民族。在罗马人牢牢掌控自己的势力之前，“他们绝对不因为胜利而骄傲；虽然他们有时候，在单独一天内丧失了二万人，在另一次丧失了四万人，又一次丧失了五万人，虽然罗马城本身常在危急之中，他们也绝对不因为不幸而沮丧。饥馑、时常发生的瘟疫、人民暴动，甚至所有这些事情同时发生，都不能挫折他们的热忱；直到经过七百年胜负不能预测的斗争和危险，最后他们才达成现在的伟大，取得现在的繁荣，作为机智聪慧的报酬。”[23]阿庇安以记事本末的形式按顺序把罗马帝国的形成过程展示给了读者。

 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史家没有写成探究罗马帝国灭亡的史著。而后世的吉本正好利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弥补了西方古代史家留下的缺憾，使《罗马帝国衰亡史》成为人类不朽的名著。

 

毋庸置疑，战争、政体与帝国不是西方古代史家所关注的全部，但确是他们思考的核心。总结和梳理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和关注的重点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但它肯定是史学史研究领域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学科建设的需要，无论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史学的价值、反思史学的功能还是更加深刻地理解西方的文化传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