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力，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副教授

 

【提要】二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史学界占据重要地位。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分支的妇女史，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5年日本战败至20世纪60年代，是战后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首次开花期”。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妇女史范围逐渐扩大，同时多元发展。第三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呈现跨学科交流、引入和深化西方性别概念等特质。总体而言，战后日本妇女史的起步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决定性影响，之后与民众史、欧美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产生互动，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不仅充实与丰富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给妇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妇女史；战后日本；日本近代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蓬勃发展，成为日本历史学的重要力量。妇女史作为战后日本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书写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妇女解放的论述框架中起步和逐渐发展的。对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发展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国内学界虽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脉络、马克思主义史家和相关论争，以及日本妇女史的发展阶段和特征有所论及，但总体而言比较单薄，还没有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考察战后日本妇女史发展、聚焦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学的专著。日本学界关于战后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发展的专文也不多见，代表性研究仅有马克思主义史家犬丸义一的《妇女史研究的课题、观点与方法——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场出发》。该文探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妇女史的书写，对其弱化阶级斗争视角等不足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在英文学界，柯蒂斯·安德森·盖尔讨论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特征，但主要关注理论层面，且涉及的历史时段较短，未能系统呈现战后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概况。鉴于此，笔者拟从代表人物、发展阶段等方面系统考察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发展的特点，进而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日本妇女史发展的互动与关联。基于战后日本史学的语境，本文处理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主要指采用马克思主义立场，以中下层妇女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社会经济和结构层面反省资本主义制度，探索妇女解放运动特性和规律的妇女史书写。由此，本文不但关注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家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妇女史著作，而且也讨论采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的妇女史叙述。战后日本妇女史的发展为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如何指导与推进日本妇女史研究，进而使其形成自身发展的独特路径？笔者根据上述问题意识，将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起步

 

1945年日本战败至20世纪60年代是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研究发展的第一阶段，被马克思主义史家犬丸义一称为妇女史的“首次开花期”。战时身陷牢狱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战后获得新生，石母田正（1912—1986年）、井上清（1913—2001年）、江口圭一（1932—2003年）等史家，将历史科学的理念与日本依靠革命从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念相结合，希望以工人阶级为主体，重视祖国与人民的文化，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以求展现日本社会的全貌。这一时期也是日本妇女在法律和制度上获得新生，迈向解放的时期。1946年颁布、次年施行的新宪法明确规定男女平等，妇女获得自由择偶权、财产权、继承权、参政权等。这些两性平等的政策改革，给予了日本妇女自明治时代以来一直向往的各种权利，这种从天而降的民主，极大地振奋了国民精神。在妇女解放和民主主义高涨的浓厚氛围中，史学界也开始思索如何书写新的妇女史。在寻找理论指导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战后初期日本妇女史的书写，与这一时期活跃的两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团体密不可分。1945年，日本共产党发布“共产党妇人行动纲领”，明确指出日本的妇女解放“只有作为人民解放的一环”，“在人民共和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实现。1946年1月，为了展开“科学的创造和普及”，以进步科学家和研究者为核心的（日本）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成立，以《历史评论》为会刊。同时，战时停刊的《历史学研究》也于1946年6月复刊，所依托的历史学研究会也重新活跃。这两个团体成为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阵地。其中，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于1948年末创立妇人问题研究会，开展妇女理论、妇女史、妇女劳动等方面的调查研究，井手文子、村田静子、永原和子等女性成员也逐步增多，出版了《现代女性十二讲》《近代日本的女性》等著作。依托以上两个团体，战后日本妇女史的书写开始成为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行为。这一时期涌现出诸多马克思主义妇女史作品。例如，能智修弥在《妇人问题讲话》（1947年）中指出，妇女的社会地位决定于社会形态，只有不断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由社会书房出版的胜目照的著作《妇女的解放》（1948年）聚焦日本的劳动妇女与农村妇女，以阶级斗争视角，叙述了日本无产阶级妇女争取解放的历史。嶋津千利世所著《女子劳动者——战后的棉纺织工厂》（1953年）通过丰富的史料，呈现日本东北及北陆地区的纺织女工们在机器大工业的压迫之下萌生抵抗意识的历史。木下顺二等人编写的《母亲的历史——日本女性的一生》（1954年）聚焦来自农村的妇女劳动者，书写她们母亲的历史。1955年由岩波书店出版的《制纱劳动者的历史》及日本评论新社出版的《职业妇女的五十年》，都关注劳动妇女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带刀贞代的《日本的妇女——妇女运动的发展》（1957年）将近代日本妇女区分为不同阶层，立足于人民的立场讨论近代以后日本的妇女解放运动史。

 

这一时期的奠基之作，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井上清的《日本女性史》一书，这也是日本妇女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井上清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研究日本近现代史，主张“人民的历史学”，反对国家主义史观。他著有《明治维新》（1951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1968年）、《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1989年）和《日本的军国主义》（2004年）等，深具影响。井上清曾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学者一道揭露与痛斥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的学术成就及其对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贡献，之后为其藏书专门设立“井上清文库”。然而，中国学界对井上清史学贡献的介绍并不充分，且大多集中于钓鱼岛等问题的言论，对其在日本妇女史领域的贡献知之甚少。

 

《日本女性史》一书是井上清关于妇女史研究的代表作，也是日本妇女史领域无法绕开的经典之作。该书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梳理不同社会阶段无产阶级妇女的劳动和生活，明确指出日本妇女长久以来地位低下、生活苦难的主要原因在于阶级压迫，强调日本妇女需要挣脱天皇制与父权制的双重压迫才能获得解放。这一过程与工人阶级的解放密不可分，必须通过社会变革才能实现。《日本女性史》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层面，高屋建瓴地回答了长久困扰妇女史学界的问题，例如妇女为何受压抑、如何才能走向解放等。该书作为跨越原始时代至战后妇女史发展的通史性著作，销量甚广，激起了日本全国性的妇女史热潮，也奠定了战后日本妇女史书写的“宏大叙事”。 

 

具体而言，《日本女性史》的开拓性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构历史叙述的主体。针对既有的妇女史书写，井上清批判之前的作品大多是关于皇族、贵族及武士阶级等著名妇女的传记，或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关于“妇道”或恋爱的故事，亦或是民俗学者关于婚姻或青楼女子生活的一些记录，而这些充其量只是一些风俗记载，并不能算是“女性的历史”。很显然，井上清期望呈现的是一部以广大劳动妇女为主体，记录她们受到压迫与争取解放的历史。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

 

女性也是人。这个简单的事实，迄今为止日本人是并不知道的。迄今为止的日本人民只是一种被统治者统治的对象，“女人毕竟是女人”“女主内”，换言之，女人一直被看作男人的附属品。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日本历史，并不是关于占九成以上的日本人民男女的历史，而是统治日本人民的、少数男性的历史。在这当中，女性是被完全无视的。

 

井上清指出，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普遍认识到“人民才是日本真正的主人”，人民开始成为历史书写的主体。然而，妇女在实际生活中的解放尚未实现，因此他创作该书的基调便是立足日本妇女长久以来受压迫的历史，为了“人民与女性的真正的解放”书写一部历史。可以说，井上清书写妇女史的目的一以贯之，即书写一部关于“人民女性”和“人民大众”的历史。

 

第二，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尤其是将妇女的发展与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相结合，以宏观视野书写妇女的历史。井上清定义的妇女史书写，是将妇女的解放看作历史的必然，同时揭示和展现相应的条件和历史过程。他将“女性的地位、生活以及女性解放的问题”看作“和广泛的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体的历史相关的，整体性的规律性的问题”。该书采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来呈现日本妇女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从最初的日本原始共产制与母系氏族（绳文时代），到奴隶制社会与父权制的成立（平安时代），再到封建制度发展下的妇女（镰仓、室町、战国时代），继而到明治维新之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立和女工阶级的成长。作为近代史家，井上清关于明治维新以后的叙述尤为值得关注。他指出，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日本人民推翻了长达数百年的封建制，跨出了近代民主主义和男女平等的第一步。然而，这种妇女解放并不彻底，不过是一种“纸上谈兵”。在他看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保留了封建制残余，集中表现为传统父权制继续实施对妇女的统治和剥削。例如，明治时期的法律规定，妇女的离婚请求需要得到父兄的同意；贫困农村的女孩没有人身自由，大多被父兄卖到纺织厂里做女工。与此同时，伴随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父权制又以新的形式得到强化。例如，明治维新后出现了女工阶层，她们大多被剥夺外出和通信的自由，并束缚于严厉的罚金制度。一旦发生火灾，多数女工因无法逃脱而身亡。井上清列举了如下的例子：明治时期的日本女工绝大多数未满20岁，百分之十未满14岁，甚至还有一些不满十岁的少女。这些女工一天超长时间劳动的薪水，只相当于一升大米的价值，约为同龄男性工人的六成。在揭露女工恶劣的生存和工作环境后，井上清指出，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的是将纺织业作为军需和支柱产业，帮助日本迈向帝国主义的历史真相。

 

第三，明确界定了“解放”的概念，确立了妇女史书写的线性叙事与解放史观。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在井上清之前的妇女史书写，往往是记录历史上的精英女性，或是描写封建家庭的形态，这些大多立足于统治阶级，缺乏贯穿始终的叙述主线。井上清书写的，是一部位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争取解放的历史。关于“解放”的概念，井上清作了如下诠释：

 

不仅在法律制度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的真正的男女同权、女性解放一定会实现。这是历史的必然。然而，这里所谓的解放，并不是我们无所作为、顺其自然就能实现的。如果被统治阶级不起来斗争，统治阶级的权力并不会自行消亡。我们纵观东西方历史就能看到这一点。女性的解放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指为了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最终必然获得胜利，胜利的历史条件也正逐渐获得成熟。

 

不难看出，井上清定义的解放，是生产力的解放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依照他的观点，妇女在历史中受到基于经济结构不平等的阶级压迫，而妇女解放的最终实现需要依靠劳动阶级通过斗争，彻底推翻阶级压迫来完成。在该书中，井上清明确区分不同社会阶段男女平等的本质，强调社会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他指出，尽管在中世，农民斗争也十分伟大，但其力量局限于某一地区。结果是，这些农民斗争虽推翻了旧的统治者，但农民自身又随之成为新的统治者。近代之后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在于劳动者阶级的崛起，发展了生产力，进而使全国统一为一个整体。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本身就意味着生产力。井上清一方面积极评价了明治维新在推翻日本封建制度、迈出男女平等第一步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指出近代以后日本妇女甚至陷入更为艰难的困境。不过，在这种困境中，妇女解放的条件也应运而生。真正的妇女解放，并不是消除性别之间的对立，而是以劳动阶级为中心，团结所有民众而展开的社会运动。只有消灭阶级压迫，才能彻底实现妇女的解放。考虑到井上清创作该书的时代背景，可以说他不仅回顾了日本妇女的历史，同时也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展望，即希望进一步消灭封建残余和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彻底的制度与文化变革。

 

除了井上清的《日本女性史》，战后妇女史书写还伴随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代表性活动有20世纪50年代初期石母田正等人发起的“国民历史学”运动。“国民历史学”这一概念由石母田正在1952年首次使用，主要指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发起，以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会为核心、历史学研究会共同参与的历史学运动。石母田正认为，民众需要通过书写自己的历史来获得自己的声音，而知识分子应当将“到民众中去”与“学术创新”相结合，通过帮助民众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进而践行历史学的改革。该运动作为一场历史科学的运动，首次实现了历史科学、历史学家与国民大众的联合，同时实现了现实与历史学、现实政治与历史学的结合，因此也被称作一场“历史学的革命”。

 

在“国民历史学”运动倡导的历史书写中，普通妇女是主体，而这种理念深受同时代中国革命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期，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到民众中去”的理念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界颇为流行。石母田正鼓励工人和农民结成兴趣小组，推动工会和农村历史的编纂工作。在这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史家们坚持学术研究应当回归民众，反思以客观和中立为名、以文书史料为中心的学院派实证主义史学。他们认为，既有的历史学是高高在上而脱离群众的，文书史料属于擅长使用纸张和文字的统治者留下的资料，并不能反映民众的意识。基于这种认识，之前被忽视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作为人民群众的史料开始受到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家们也着手对农村的老人与妇女展开采访调查，希望书写属于农村妇女的历史。1952年，石母田正的专著《历史与民族的发现》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被称为“国民历史学”运动的“圣经”，书中专门设置“民众与女性的历史”一章，指出既往的历史书写忽视了妇女，强调以妇女为主体的史学的重要性。在“国民历史学”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之下，马克思主义史家们走出书斋，深入群众，踏足日本各个地区，深入工厂与农村，与劳动者、家庭主妇和普通民众妇女一起书写历史，重塑她们的历史认识，使其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经历，帮助她们建立主人翁意识，认识到自己是参与历史变革、推动日本社会进程的一部分。这些历史学的实践进一步让长久以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成为历史书写的主体，推动战后日本妇女史的发展。

 

总体而言，战后初期日本的妇女史书写深深地刻有马克思主义的烙印。井上清的《日本女性史》开拓和奠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妇女史范式。就整体结构而言，该书按照生产力的发展，将社会形态分为不同阶段，介绍每个阶段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叙述妇女的生活状态，因此基本沿用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思路。与此同时，该书也将恩格斯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本土化处理，如根据日本历史的实况，指出日本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时，出现了一个农奴制的现象。依照马克思主义社会阶段发展的框架，该书在梳理每个历史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同时，均专辟一节叙述妇女的境况。这一将妇女解放置于社会发展脉络之中的写法，是近代日本妇女史书写的一大创举。其特点是将妇女的命运和广大民众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指出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的解放才是妇女的根本解放。井上清将妇女史研究置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野中的路径，弥补了既有研究局限于妇女生活，较为扁平化与单一性的缺陷，其聚焦阶级斗争的视角同时也修正了性别对立与割裂的误区，开启了战后日本妇女史书写的新范式。可以说，战后初期无论井上清的历史书写，还是“国民历史学”的史学实践，都试图将妇女尤其是普通妇女看作历史的主体，思考其与社会进程和社会变革的关联，奠定了近代日本妇女史书写的基调。但是，井上清等人着重梳理和呈现历史演进的规律，对妇女命运的多样性有所忽略，没有突出以妇女自身的视角来考察历史的演变。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扩展

 

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研究发展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这一时期日本妇女史蓬勃发展，记录底层日常生活的民众妇女史开始兴起，并成为新的潮流。民众妇女史是民众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都是聚焦底层妇女，但民众妇女史与马克思主义妇女史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张力。尤其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叙事方法和视角，民众史家有所质疑，并有意与其宏大叙事和解放史观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也正是这种张力，促使这一时期的日本妇女史研究呈现勃勃生机。

 

20世纪70年代前后，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逐渐步入小康，这给部分史家带来了妇女已经获得解放的假象，削弱了妇女史书写对于解放的诉求。以村上信彦（1909—1983年）为代表的民众史家希望突破线性叙述，力求丰富而多面地呈现日本妇女生活。他的代表作《明治女性史》聚焦明治以后妇女的教育、职业、婚姻、家庭等领域，深入挖掘文字与口述资料，从诸多角度考察了明治之后日本妇女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一部丰富而详实的近代妇女生活史。这部书的创作，也是基于对井上清的妇女史书写的不满与批判。村上信彦在《明治女性史》的序言和发表于1970年3月《思想》杂志的文章《女性史研究的课题与展望》中，对井上清的《日本女性史》展开了批判，认为其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只选取解放运动史上的事件与人物，观点较为片面；且将历史简单化、概念化处理，忽略了妇女史发展过程中的复杂与多面。村上关照底层妇女的日常生活，大量发掘文献与口述资料，试图书写独立于阶级斗争的妇女史，开拓了妇女史研究的领域。

 

与此同时，以民众史为底色的区域妇女史、平民妇女史、底层妇女史等史学潮流也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日本战败后，“大日本帝国国民”这一普遍的“国民”幻想解体，人们认识到，日本的社会实体是建立在活生生的民众生活的基础之上，如果不考察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对日本社会的研究便无从谈起。在这一背景之下，地区妇女史等获得拓展，而这些学者多为非学院派的民间人士。他们针对妇女文字资料不足的缺憾，努力发掘整理妇女口述资料，关注普通妇女的日常生活，出版了大量口述史作品。这些口述史作品立足于妇女史文献资料不足的现状，试图呈现一个不同于既有的以男性为主角、以档案文献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聚焦底层妇女的优秀的口述史作品，如1968年山本茂实的《啊，野麦峡》、1976年森崎和江的《南洋姐》等。其中，出版于1972年的山崎朋子的《望乡》是底层妇女史的代表作，该书叙述了明治到大正时期被卖身至东南亚从事身体交易的日本妇女的历史。山崎朋子在日本九州天草地区采访了十几位曾经在新加坡、马尼拉等地从事卖春活动的“南洋姐”，倾听她们的艰苦生活和悲惨处境，创作出一部关于底层妇女的生命史。就这部著作的写作动机，山崎朋子作了如下的介绍：

 

迄今为止日本的历史书，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到如今的各种各样的历史全集，其中绝大多数由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男性写作而成。昭和初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传入日本后，史学界开始尝试书写劳动者和农民为主体的历史，但这些历史仍然是男性视角的产物。到了昭和二十年日本战败，帝国主义瓦解后，女性获得了政治上、社会上的各种权利，这时，“女性史”这一领域也逐渐生成。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女性史的书写，除了极少的特例，绝大多数书写的都是精英女性的历史。

 

山崎朋子的写作初衷并非为了否定精英女性的历史，但她同时强调：“精英女性只不过是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而沉潜在海中的是数十倍体量的巨大的冰块——劳动者、农民阶级的女性”；“如果不书写这些底层女性的生活，不将她们的喜悦和悲伤纳入历史的书写，就称不上是真正的女性史。”该作品出版后引发了巨大反响，1974年被改编成电影《望乡》，其中女主角“阿崎婆”的扮演者田中绢代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同年《望乡》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望乡》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掀起了一股热潮，让广大中国观众更深切地了解了日本底层妇女的悲惨和苦难，有助于反思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

 

然而，民众妇女史的蓬勃发展虽极大地充实了战后日本妇女史的书写，但也遭致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批评。例如，伊藤康子等人指出，村上信彦的《明治女性史》虽注重实证研究，但较为轻视工人阶级女性的解放，内容过于微观与琐碎，缺乏理论深度。此外，伊藤康子指出村上倾向将妇女的境遇和妇女的社会意识关联，而忽略了背后根本的社会存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犬丸义一更将这一时期民众妇女史的发展，概括为“女性史的泛滥”和“理论的后退”。他指出彼时热门的民众妇女史体现了民众史观，却不是唯物史观。这些民众史书写聚焦底层和平民女性，但未对她们进行阶级上的细分。如果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史学书写缺乏理论构建，表现了战后初期唯物史观的一种后退。

 

除了民众妇女史学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学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其经典作品是米田佐代子于1972年出版的《近代日本女性史》。该书以明治维新为开端，写到战后安保斗争前后。相较于井上清的《日本女性史》，米田的研究吸收了民众妇女史的特点。她在采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同时，注重对历史事实的挖掘，希望书写日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米田指出，这一时期妇女史书写的趋势，是脱离对“位于社会顶层的著名女性等”的过多关注，将眼光投向“社会底层的、默默艰苦奋斗的平民女性的生活”。米田定义的妇女史，是一部以妇女解放运动为主线的历史，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是围绕妇女史的基本课题——妇女解放的问题，从日本现状中提炼出创造性的妇女解放理论；第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把握日本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和演变的必然性。米田对妇女解放这一议题有如下诠释：

 

关于什么是妇女解放这一问题，从科学立场出发，一般会如此理解：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妇女深受双重压迫——资本的剥削和一夫一妻制家庭中的男女不平等，将妇女从中解放出来，实现实质的男女平等，也即所谓的妇女解放。更具体一点说，（妇女解放就是指）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将女性从家务和育儿负担中解放出来，和男子一起参与社会生产劳动。

 

米田进一步写道，日本妇女史家的重要使命不是教条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基础理论直接挪用至日本，而是结合他们的理论探索符合日本现实的妇女解放理论。米田认为，日本的妇女解放当然包括男女同权的实现、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等具体层面，但其根本目标应该是“实现彻底的民主主义政治”。米田也正是在这一范式下理解和解释日本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

 

我认为，现代的妇女运动其重要性就在于，它以谋求各种的生活层面变革的形式展开，与此同时，从根本上谋求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的实现，因此，我将妇女运动看作是一种民主主义运动。

 

在上述理论认识与框架下，米田书写的近代日本妇女史就是一部近代日本妇女运动史，其中尤为关注的是劳动阶级妇女谋求解放的历史过程。此书关于明治时代的论述特征表现为：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虽然出台了一些解放妇女的政策措施，但这并未给日本妇女带来解放。明治政府的改革保留了诸多封建残余，未能将妇女从封建压迫中彻底解放出来，日本的妇女劳动者，受到封建势力与资本家的双重压迫。同时，米田也指出，明治改革给日本妇女带来了谋求自我解放的契机，使其走上了不懈斗争的漫漫长路。例如，为了富国强兵，明治政府发展经济，设立近代工厂，年轻女子成为女工，相互之间产生连带感，开启了作为工人阶级成长的第一步。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发展的另一标志性成果，是1982年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日本女性史》。这部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丛书，由日本最高学府之一的出版机构出版，象征着日本妇女史研究开始从边缘地位走向学术主流。该书编者指出，在二战后，日本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家族的束缚被打破，妇女也获得了更多经济独立的机会。然而，社会上仍有许多“封建残余”，妇女解放依旧任重道远。占日本人口半数的妇女虽然“能顶半边天”，但妇女史研究在日本史学界一直呈现相对孤立的状态。因此，该书以社会结构的变迁为基础，考察了日本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发展。该书编者还指出，战后日本妇女史是以妇女解放史的形态开始发展的，而历史叙述的书写者，是以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妇女史分会为中心的各个妇女团体的女性。在此基础上，该书采用论文集的形式，聚焦女性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劳动，考察了妇女争取解放的历史道路，内容包括《两次大战期间的女子劳动——以纺织、制纱女工为中心》（大岛荣子）、《独占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女工的结合》（川合叶子）、《帝国主义期的农村与女性》（金原左门）、《20世纪30年代年代的无产妇人运动》（石月静惠）等。

 

概而言之，20世纪70年代后展开的对底层民众妇女史的书写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与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学之间又有着互动、共鸣和碰撞。这一时期的妇女史家基本遵循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学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论述框架，聚焦各个底层妇女群体的具体问题，对此展开细致的描述、分析与诠释。这种史学路径扩充了日本近代侧重文字资料的历史研究传统，推动了历史学的民间化与大众化，使下层妇女逐步发展为历史书写的主体。这些讨论激发了学界关于妇女史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关系的深入思考，让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史家之间获得充分的对话与交流。可以说，战后日本民众妇女史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进一步充实与丰富了妇女史的理论和实践，使日本现代妇女史的发展独具特色。具体而言，在经历了机械模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阶段之后，这一时期的妇女史家逐步探索本土化的妇女史书写，促使日本妇女史研究出现了长足发展，也呈现一些日本特质。例如，上文介绍的妇女史论争，其实质就是对日本战后妇女史书写规范的一种摸索。相关讨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妇女史的书写，是否就等同于妇女解放史的书写？战后初期，受民主主义精神的鼓舞，以井上清为首的妇女史家，将日本妇女史叙述成一部妇女解放的历史，尤其重视日本妇女逐步迈向独立与解放的历史侧面。到20世纪70年代，以村上信彦为首的史家则希望进一步挖掘妇女生活的多重侧面，突破特定的历史叙事模式，以求尽可能丰富而立体地呈现妇女的境遇。这一论争中的两派，在时间上形成一种递进的关系，后者对前者有所批评，同时又对前者和研究作了补充和细化。两派学者提倡的不同取径，恰好丰富与充实了战后日本妇女史的书写。第二，对于是否应该将妇女的解放还原为阶级解放，也即阶级一元论，还是应该将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区分对待，也即阶级和性别的二元论，两派史家也有一定的分歧。民众史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家过于强调阶级压迫，指出若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解放等同于妇女的解放，则会忽略在阶级压迫之外存在的性别压迫。他们认为应该将性别压迫视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进行分析，因此在书写近代日本妇女的历史时，倾向于刻意强调父权制给妇女带来的枷锁。以上两个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的讨论中都有端倪，但未能充分展开，其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要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日本妇女史书写中，多数的参与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史家”。他们不隶属于正统的史学机构，很多人的身份是记者、作家、兼职教师或家庭主妇。这种史学创作的风潮，让妇女史书写呈现百花齐放的样貌，却也遭致不够系统、理论性较弱的批评。然而，正是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既促发了史学界对妇女史议题的关注，也对学院派史学作了有益的补充。与此同时，关注社会文化层面性别构建的欧美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传入日本，在社会学界、哲学界等领域引发了关注，也波及历史学界。一些学院派的文学研究者、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参与日本妇女史的书写，催生了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发展的第三阶段。相较之前民众妇女史主要关注各个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及团体女性，如女工、娼妓、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和活动，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则将着力点置于分析妇女受压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也即妇女在近代社会被赋予妻子、母亲等性别角色背后的历史渊源。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揭示普遍性、规律性的史学思维异曲同工，形成了新的汇合。

 

 

三、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更新

 

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研究发展的第三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时期妇女史的发展呈现一些新特征：一是跨学科对话的充分展开，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等领域学者广泛参与妇女史的讨论，将其视角与方法带入历史研究，刺激了历史学的活跃和发展。二是性别概念被引入日本，史学界开始从妇女史转向性别史。

 

这一时期的日本妇女史研究，超越了早期围绕马克思主义妇女史论争的焦点，也即妇女史的叙述是否应该局限于解放史这一二元论思路，在理论和方法层面愈发多元。其核心议题之一是反思“近代性”给妇女带来的影响，关注性、身体、家庭、战争与殖民等问题。通过多元分析的视角，新一代妇女史家们以近代日本社会中隐藏的以西方为模板的、看似民主的、普遍的男权中心主义作为批判对象，从性别视角审视近代公私二元的社会制度，揭露理性、个人、市民等知识理念构建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野》（以下简称《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下妇女无偿的家务劳动是导致妇女地位长久低下的历史根源。大泽真理在《超越企业中心社会——从“性别”阅读现代社会》中批判了日本劳动研究中将劳动主体等同于男性，妇女只是特殊的二流劳动者的学术生产机制。武田佐知子的《被塑造的男性：明治天皇的肖像与男性美》则考察了天皇形象在明治时期脱离传统的中性打扮，模仿欧洲启蒙君主的形象，逐步凸显出男性气概的过程。

 

上野千鹤子是这一时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如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妇女史研究出现了不同学科、不同学术团体之间交叉与融合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后，跨学科的交流愈发充分，在妇女史研究领域尤为突出和影响力甚大的学者便是社会学出身的上野千鹤子。上野千鹤子生于1948年，现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也是近年来日本最为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社会活动家。上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十分熟稔，不仅作了多方位的研读和介绍，还对日本现行的制度与文化有着诸多大胆而尖锐的批判。她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立足点，指出：“女性解放的理论始终无法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这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彻底揭示近代工业社会的机制，并指明（将女性）从中解放出来的理论。”出版于1990年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上野学术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也是将欧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运用于日本本土妇女解放实践的经典妇女史著作。该书深刻剖析了日本近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与父权制意识形态捆绑，将妇女束缚在家庭中，并要求她们无偿奉献的一种运作机制。针对日本社会家庭主妇群体十分庞大的特殊国情，上野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入家庭领域，剖析日本妇女在近代社会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她将夫妇关系看作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关系，指出日本男性拥有日本妇女无偿的家务劳动，进而探讨如何定义妇女的家务劳动，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等问题。她指出，日本妇女在日本社会承担着双重负担：“女性作为雇佣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着剥削，她们同时又作为家务劳动者在父权制下遭受着剥削。”与此同时，上野千鹤子也关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文化与意识形态给妇女带来的压迫，探讨文化的生产机制如何运作，该机制如何榨取妇女的劳动并合理化其无偿的付出。例如，日本文化反复强调母爱的重要性，认为对于儿童尤其是三岁以内的孩子来说，母亲无条件的全职陪伴至关重要，因为这将影响和塑造孩子的一生。上野指出：“所有的育儿科学都只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某种意识形态”，对于妇女献身精神的赞美都是以“为了孩子”之名，合理化母亲全职育儿，将妇女限制在家庭中，阻断其通往职场发展的道路。上野对欧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引介以及本土化挪用，引发日本学界重新思考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意义和价值，重塑了家庭主妇的劳动观念，有助于日本学界充分而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进一步推动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理论的长足发展。

 

20世纪90年代的妇女史书写和主流历史学之间发生了碰撞和交融，进而催生了日本史学界对近代日本历史学的学术范式，尤其是历史史料和方法的再审视。其契机之一是“从军慰安妇”问题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伴随韩国“从军慰安妇”金学顺公开指证日本政府关于“从军慰安妇”的罪行，日本史学界开始关注“从军慰安妇”的历史。以吉见义明为首的左翼实证史家倾力挖掘资料，证明日本政府主导“从军慰安妇”制度的罪恶行径，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同样作为左翼学者的上野千鹤子指责，吉见义明等学者过多地关注档案文献，而轻视“从军慰安妇”口述证言的研究方法。上野希望通过重视口述证言，以“从军慰安妇”这一极端弱势的群体为历史书写的主体，更深刻彻底地揭露日本政府的丑恶行径。1997年，吉见义明等人创办的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举办主题为“民族主义与‘慰安妇’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上野在会上质疑日本近代历史叙述的生产机制，指出日本史学界向来把口述证言置于较文书资料次等的位置，矛头直指“文书史料中心主义”的近代史学。上野基于“语言学转向”后的史学理论，从语言建构性的角度指出文字档案和口述资料的共性，认为不应将两者过度区分，而且在“从军慰安妇”的问题上，应该以历史的亲历者，也即“从军慰安妇”本人的口述证言为主要史料。

 

首先，（所谓历史的）证人，其证言并不是一盘反复播放的录音带。其次，证言是在叙述者和倾听者之间产生的一种，具有临场感的共同完成的产物。如果倾听者被替换，那么证言也会产生变化。在此基础上，（在这一过程中）无法言说的内容、被压抑的记忆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叙述，存在于尽量贴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叙述磁场之中的。因此，若是研究者想知道真相，也即属于叙述者的真实（reality），必须正视叙述中的矛盾和非一贯性，并且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上野反复强调口述证言的重要，其核心宗旨在于希望大家重新思考历史的主体问题。当史学界一味追求档案文书的记载，而档案文书又是政府主导的记录行为时，容易让相关历史研究落入国家主义的窠臼，迟迟难以脱出“国族史”限定的范畴。由此看来，20世纪90年代“从军慰安妇”的公开发声，与日本女性主义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正是受害女性当事人的亲口证言，刺激和挑战了历史学界对于这一特殊议题的思考。上野在这一时期的观点集中反映在《国家主义与社会性别》等研究中。2000年以后，《历史评论》与历史学研究会也专门组织了口述史特辑，促成了继20世纪70年代妇女口述史发展之后的第二波口述史高潮，从方法和观点上进一步丰富了被压迫妇女的历史书写。总结而言，以上野千鹤子为首的与“从军慰安妇”相关的历史书写，主要进行了两个层面反思：第一层是反思近代战争给妇女带来的压迫，第二层是反思近代日本围绕战争的历史叙事对妇女的压迫。这不仅为战后日本妇女史的书写提供了多元的思路，也通过和主流历史学界的对话，充实和丰富了战后历史学的范式、立场与观念。

 

换言之，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民众史为基础的、倾向于探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妇女史潮流之后，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又进一步回归到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规律层面，也即从普遍性的视角探讨近代社会给妇女带来的压迫。如果说井上清时期的妇女史书写在看到明治维新的进步性的同时也兼顾指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限，那么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日本妇女史书写则立场更为鲜明。他们提升批判火力，将反思和审视的矛头集中对准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上野千鹤子为首的学者明确地将日本妇女的弱势地位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从社会结构深层诠释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妇女带来的压迫和剥削。“从军慰安妇”问题，则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中压迫、欺凌妇女的重要一环，它不仅给日本本土带来了影响，同时给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妇女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视角，才让该时期的妇女史研究脱离了浮于表面的单一呈现，精准而深刻地直指近代日本历史，以及近代日本学术的痛点和弱点。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妇女史研究较为显著的特点，还在于相较欧美发达国家，日本的经济发达程度与其男女平等的进程并不匹配，妇女的社会参与度很低，仍然有许多妇女愿意成为全职太太，婚后改从夫姓，对在社会公共领域参与劳动并无很大意愿。可以说，父权制不仅贯穿了封建时期的日本，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固化，而且主宰着日本的经济与文化，使日本妇女长期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却无力也无意识反抗。以上野千鹤子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围绕阶级关系与生产关系剥削的理论挪用至家庭领域，指出基于家庭内部存在性别压迫，将男性与女性比作剥削与被剥削阶级，聚焦家务和生育劳动，进而解剖这种阶级间的不平等。这种解读给认识日本妇女的历史带去了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帮助日本妇女认识到自身境遇的特殊性，进而深刻地揭露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陷阱。

 

 

结语

 

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研究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分支，其发展有着独特的路径。本文通过审视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发展脉络，思索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日本妇女史书写的指导意义。可以说，战后日本妇女史从起步时就积极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后者的理论、方法和路径已经逐步内化为战后妇女史书写的一部分，影响至今。从以井上清为核心的第一波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兴起开始，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经历了一个观点逐步多元、理论性逐步增强、视野逐步开阔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呈现两个较为鲜明的特点。第一，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受到日本民众史学的影响，注重挖掘下层妇女的日常生活，同时兼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线性叙事与解放史观。第二，通过跨学科和跨文化的交流，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深受欧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将之运用到妇女史的研究中，极大增强了日本妇女史书写的厚度和生命力。

 

就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影响而言，其倡导者从宏大叙事与唯物史观出发研究妇女状况的历史演变，之后又参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妇女史论争，进一步拓展其研究领域。二战后，不同立场和背景的妇女史家参照或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积极探讨妇女史书写的理论与方法，思考如何确立妇女史书写的主体性，促进妇女史研究与主流历史学界的充分对话。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野千鹤子等人的妇女史论著受到许多关注。伴随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妇女史和性别研究、女性论、女性研究等称谓交互使用，使马克思主义妇女史学的内涵愈发丰富和愈益开放，在方法论和视角等方面不断给历史学界带来新的启迪。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书写愈发多元与丰满，并与国际学界展开积极对话。总体而言，日本妇女史学者仍然停留在欧美理论—本土实践的对话框架中，无论性别研究还是女性主义研究的领域，尚未产生自主、独特的理论贡献。诚然，战后日本妇女史的书写从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等方面深入分析日本历史进程中妇女所受的压迫，贡献良多，但对于如何建构一个平等正义的性别秩序，显然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笔者认为，研究日本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的发展变化，有助于我们从理论、方法和材料等方面看到其成就与不足，突破现今妇女史研究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妇女史研究提供一点参考与借鉴。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