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邓默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摘要：提奥多里特主要活跃于公元五世纪的罗马帝国东部，是教会史学早期发展阶段的代表史家。他著述丰硕，晚年所撰的《教会史》构建了“尼西亚教派”战胜各种“异端”、收获“正统”地位的胜利历程。以往学者主要关注书中记述的真实性和全书的写作意图，对于《教会史》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重视不够。因此，立足作者所处的时代，从社会的深处挖掘《教会史》的撰述特征应该是下一阶段学者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提奥多里特 《教会史》 基督教史学 阿里乌斯争端

赛里斯的主教提奥多里特（Theodoret of Cyrrhus，约公元393—约460）是活跃于罗马帝国东部的著名基督教学者，在当时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声望。他用古希腊语撰写的《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为我们考察早期教会史学的演变特点提供了重要样本。目前中文世界暂无关于提奥多里特的系统介绍，他的《教会史》也尚无详细的专门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首先概述提奥多里特的生平及其《教会史》的主要内容，然后会梳理国际学界对这部作品的关注焦点，并尝试展望亟待深化的研究方向，最终期待能够引起更多学人关注这位史家和他的史学作品。

公元393年左右，提奥多里特出生在罗马帝国安条克城（Antioch）一个富裕的基督教家庭。据其回忆，他自幼便常常由虔诚的父母带去本地教会，求教于著名的僧侣修士，接受正规的神学训练。父母过世后，提奥多里特更加坚定了“为主奉献”的决心。经过修道院的几年工作，大约公元432年，他被祝圣成为叙利亚地区赛里斯城的主教。提奥多里特的大量书信显示，他在担任地方教会负责人期间，广泛结交各界人士，从君士坦丁堡的高官贵胄，到小亚细亚的神职人员，建立了起庞大的社会关系网。提奥多里特多次利用累积的人脉服务本地信众。他向朋友动情地回顾自己在这座城市里传播了“正统”信仰，平息了“异端”暴乱，捐建了不少道路桥梁，甚至为民众争取到了罗马官方的税收优惠。

除了教区的管理事务，提奥多里特还被卷进了一场影响甚广的教派斗争——“聂斯托利争端”（Nestorian Controversy）。正因如此，他经历了一连串人生起伏。学者们普遍认为，提奥多里特在这场教义争端中选择站在聂斯托利身边，代表“安条克派”积极发声。他创作了不少论辩檄文，通过各种场合严厉地批判以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西里尔（Cyril of Alexandria）为首的另一派别。然而，胜利的天平最后没有向聂斯托利和提奥多里特这一侧倾斜。公元449年，第二次以弗所宗教会议（The Second Council of Ephesus）结束后，提奥多里特连同他的不少盟友一起，被君主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革除教职，就地软禁，并最终流放。提奥多里特不止一次写信向朋友们抱怨自己遭到了教派敌人的无端攻击，并恳请对方的帮助以恢复荣誉和教职。这些求援信或许起到了一定作用。在两年后（451年）的卡尔西顿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上，新继位的罗马君主马尔西安（Marcian, 450–457年）又将提奥多里特等人召回，官复原职。但作为代价，他必须签署一份正式文件，谴责曾经的亲密伙伴聂斯托利。由于材料匮乏，我们对提奥多里特复职之后的活动情况知之甚少。目前能找到的最后一次活动记录是他和教宗利奥一世（Pope Leo I）在453年的通信。学者们推测，提奥多里特可能在当年生活过的修道院里迎来了人生的终点，并去世于460年后。

由此可见，提奥多里特并非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型学者。他亲自负责过教区的实际运作，深度参与了教会的内部权力斗争，同时和各层级的罗马行政官员有频繁交往。他受到过同侪的敬仰，也曾暂时失去权势。可以说，提奥多里特对罗马教俗两方都有深入的观察与思考，而丰富的人生经历也成为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提奥多里特是位多产的作家，现存的作品就达到几十部之多。这些作品内容多样，从解经文章到教义论辩，再到数量众多的布道词，以及30多篇圣徒传记，几乎囊括了典型的基督教文学体裁。此外，还有250多封提奥多里特与各界人士的通信留存至今，也是我们了解五世纪上半叶东部罗马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虽然部分作品曾因其中的教派立场而遭封禁，但总体而言，提奥多里特的文稿在后世享有很高的评价，经常被拜占庭的作者们提及和引用。众多文本之中，《教会史》创作于提奥多里特晚年，也是他完整流传下来的最后一部著作。

关于《教会史》的成书日期，目前学界尚存争议，但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相信提奥多里特是在流放过程中，即在449~450年完成了全书的最终写作。这部历史作品大致依照罗马君主的任期共分为五卷，上起“阿里乌斯的疯狂”，下迄“可敬的西奥多(Theodore)与西奥多图（Theodotus）”的去世，覆盖了324~429年的教俗史事。与其他同时代的教会史家，例如君士坦丁堡的苏格拉底斯（Socrates of Constantinople）和索佐门（Sozomen）一样，提奥多里特开篇也宣称自己要接续“教会史学之父”优西比乌的教会史写作，从前辈停笔处开始叙事。比起另两位同代史家的作品，提奥多里特的《教会史》篇幅更精简，记述的年代也较短，但全书的主题相对明确，内容较为集中，且少有赘余。

该书第一卷以阿里乌斯在亚历山大里亚挑起事端（324年）开头，结束于君士坦丁一世的去世（337年）。前半卷围绕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展开，介绍了阿里乌斯及其支持者因为“作恶”被最终斥为“异端教派”的经过，也叙述了《尼西亚信经》中的教义信条被立为“正统信仰”，并受到各方热烈欢迎的前前后后。下半卷集中展示了君士坦丁一世及其家族全面扶持教会发展的举措，以及他本人对《尼西亚信经》不遗余力的推广。

第二卷主要以两位主角的斗争为线索。君主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 337–361年在位）被描写成反面角色。因为他放任“阿里乌斯异端”卷土重来，还为他们迫害“正统派”的主教提供各种便利和支持。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亚大纳修（Athanasius）则是提奥多里特笔下的英雄人物。书中的他不畏强权，即使多次被流放依然选择反抗包括君主在内的一切“异端”，因此获得了广大信徒的爱戴和上帝的护佑。在该卷结尾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痛苦地死于征战途中，提奥多里特顺理成章地将之归因于君主不虔诚的信仰。

第三卷大体叙述了“叛教者”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 361–363年）的短暂统治。该卷大部分篇幅都在描写各种针对基督徒的残忍暴行，这些极端行为往往由尤利安直接授意或亲自领导，因此他被贴上了“叛教者”的标签。提奥多里特用尤利安的战死结束这一卷，意在说明上帝对不敬基督之人的致命惩罚。

第四卷处理的是公元363~378年的历史，涉及三位罗马最高统治者。史家将约维安（Jovian, 363–364年）塑造为虔诚的“尼西亚信徒”，称他是所有基督徒君主的榜样。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 364–375年）也因为强烈的“反阿里乌斯”政策而备受提奥多里特的赞赏。与两位前任的文本形象正相反，瓦伦斯（Valens, 364–378年）则因为遇人不淑而成为“阿里乌斯异端”，他不但没有悔悟，反而变本加厉迫害“正统”信徒。我们读到，他最终也受到了上帝的惩罚，死在亚德里亚堡（Adrianople）的战场上。

第五卷是全书最长的一卷，内容从378年延续到429年左右。在为“尼西亚同情者”格拉提安（Gratian, 367–383年）送上简短的赞美后，提奥多里特开始讲述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 379–395年）和他家族的虔诚信仰。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由于再次正式确认了《尼西亚信经》的绝对正统地位，因而受到史家的特别关注。该卷剩下的部分着重列举了“金嘴”若望（John Chrysostom）的事迹，尤其是他捍卫“正统”信仰的系列行为。提奥多里特也简要提及了狄奥多西一世之后的帝国统治者，包括阿卡狄乌斯（Arcadius, 383–408年）、霍诺里乌斯（Honorius, 393–423年）以及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还有普尔喀丽亚（Pulcheria）等拥有实权的女性。史家最后表示，和平容易使人懈怠和懦弱，只有斗争才能激起大家的勇气。

全书的结尾稍显仓促，提奥多里特没有做任何形式的总结陈词，而是出人意料地插入两位主教之死的内容。而后，他又附上罗马、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以及君士坦丁堡等帝国主要教区的历代主教名录。

通过以上总结能够看出，《教会史》的核心主题是公元四世纪爆发的“阿里乌斯争端”（the Arian Controversy）。提奥多里特叙述了以“三位一体”和《尼西亚信经》为基础的教义学说战胜以“阿里乌斯派”为主的各种“异端教旨”，获得教会与罗马君主的完全承认，并被确立为绝对“正统”的前后经过。虽然教派斗争是全书的焦点，但提奥多里特也讨论了一些世俗内容，比如罗马与波斯的历次冲突，还有罗马君主的统治政策，等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位被长期忽视的基督教作家。只是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提奥多里特的神学文本或哲学思想，相较之下，《教会史》似乎受到学界冷落。直到近二三十年，德语和法语的完整校勘本才陆续修订出版，而最新的英译本还要追溯到19世纪末。迄今仍没有系统探究这部作品的学术专著，仅有的一些讨论分散在各类相关书籍和期刊中。归纳而言，过往对《教会史》的零星考察主要涉及两大主题。

一个主题是辨析文本的真实性。《教会史》记载的真实性是学者们首先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者通过比对其他史籍，发现《教会史》有不少独家记载，如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写给其他教会领袖的信件，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致北非教区的公函，等等。这些材料确实为我们了解公元四世纪的教会政治与教义变迁提供了一手资料。另外，提奥多里特引用了不少圣徒故事，其中也反映了叙利亚本地的风土人情。杨（Frances M. Young）认为，《教会史》最大的价值就体现在这些新史料上。然而人们很快注意到，除了这些独家记载，书中更多的是漏洞百出的史实错误。例如，提奥多里特写道，瓦伦斯出发征伐哥特人之际，曾向瓦伦提尼安一世请求援兵，却因其“异端信仰”而被后者严词拒绝。实际上，瓦伦斯于378年率军出发，瓦伦提尼安一世在375年去世，显然不可能接到增援请求。再如，书里称狄奥多西一世为了向米兰主教安布罗休忏悔，谦恭地按照对方的指示颁布了一项法令，使民众不受君主无端愤怒的伤害。之后处理安条克居民暴动时，因为想起主教的教导和这条刚刚出台的法令，狄奥多西一世果然打消了强力镇压的念头。可是根据麦克林恩（Neil McLynn）等人的考证，暴动发生的时间（387年）早于君主忏悔的时间（389~390年）。文中提到的法令在《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 ）等法条汇编中也找不到。就连提奥多里特自己也承认，他为了“叙述的统一”不惜打乱原本的年代顺序。这种缺乏“求真”精神的表述直接降低了全书作为史料的可靠程度，由此也招致不少负面评价。

字里行间强烈的教派偏见同样破坏了《教会史》的客观准确。对亚大纳修等“尼西亚派”的支持者，提奥多里特称他们是“神圣的”（θεῖος）、“伟大的” （μέγας）、“杰出的”（πάντα ἄριστος），或是令人钦佩的（θαυμάσιος），等等。“阿里乌斯派”的信徒却经常与负面词语联系在一起，他们在书中被描述成“恶魔”（δαίμων）的“工具”（τεχνασμάτων），被欲望奴役，不仅严重“渎神”（ἀσέβεια），而且热衷传播谎言，引诱无辜的百姓。提奥多里特还经常会忽略那些不利于“正统派”形象的证据。比如，书中只有“阿里乌斯派”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被开除教籍，遭到流放的记述，丝毫未提及几年后阿里乌斯等人重新回到宫廷，受到君士坦丁一世重用的情况。而如果提奥多里特眼中的“尼西亚派”主教面临惩罚，那一定是由于对手狡猾的诬告和诡计。这种明显的个人成见，不仅有违“不偏不忿”的古典撰史传统，也不符合近代以来史学客观性的评价标准。

除了注重辨析文本真实性，《教会史》的创作动机是学界争论的另一个关键主题。由于提奥多里特没有明确交代自己写作的初衷，因而也引发了角度各异的不同看法。有的学者强调史学的教谕功能，认为史家意在渲染阿里乌斯等“异端”的历史危害，劝告读者不能重蹈覆辙。有的学者提出，提奥多里特着力描写“正统教义”的巨大威力，是以此彰显自己始终坚持正确信仰，有资格引导人们过上虔诚的生活。鉴于书中强烈的神学教义色彩，布道（homily）或护教（apologetics）也是可能的撰史目的。这些说法看似符合《教会史》的主要内容，但没有体现这部作品的独到之处。这是因为，君士坦丁堡的苏格拉底斯、索佐门等史家同样歌颂了《尼西亚信经》的正统地位，也批评了阿里乌斯等“异端”分子。而且有证据显示，提奥多里特知晓甚至借鉴过这两位史家的作品。有内容相近的作品在前，为何《教会史》还会使用类似的主题和视角？又是什么激发了提奥多里特写作历史的兴趣？

结合提奥多里特参与“聂斯托利争端”的经历，一些学者认为《教会史》暗含史家在教派斗争失利后的反击。例如，艾伦（Pauline Allen）指出，虽然书中没有直接点名，但“异端”领袖阿里乌斯很可能影射了提奥多里特现实中的教派敌人——亚历山大里亚的西里尔。切斯纳特（Glenn. F. Chesnut）提供了一种神学层面的解读：在提奥多里特看来，西里尔倡导的“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与“本体同一”（homoousios）等官方教义相抵触，进而会消解现行正统理论的合法性。因此，通过回顾历史，提奥多里特想要提醒人们，如果真的让西里尔带领“亚历山大里亚派”赢得信仰主导权，那么所谓的“阿里乌斯异端”就会迅速反扑，整个教会都将重新遭受信仰灾难。

这类解释虽然考虑到了《教会史》的创作背景，却仍略显牵强。首先，将书中的“异端失败者”阿里乌斯与现实中的“正统胜利者”西里尔相提并论，本就缺乏逻辑上的可比性。其次，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西里尔本人也是“三位一体”和《尼西亚信经》的坚定支持者，不存在理论上的相悖之处。最后，如前文介绍，提奥多里特曾经写过多部批判西里尔的文章，两人也有过当面交锋。既然能够直接提及对方的名字，并就具体的问题进行论辩，提奥多里特似乎没有必要再用历史曲笔的方式，隐晦地攻击劲敌。显然，针对《教会史》的目标和功用，还有继续探讨的余地。

综上所述，对文本真实性的考辨，以及对史家写作意图的猜测，占据了以往《教会史》研究的主流。然而，严重的史实错漏和教派偏见导致很难从书中提取可靠的历史证据，各种关于创作动机的观点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如何继续挖掘这部史著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在阅读和研习《教会史》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简单陈述如下，供学界参考指正。

一方面，《教会史》中展现的撰史策略和修辞手法值得进一步分析。尽管在记载真实性上频遭诟病，但提奥多里特的文字能力从古至今一直备受好评。九世纪著名的拜占庭学者佛提乌斯（Photius）曾评价提奥多里特“在所有我提到的作家中，有最适合历史的写作风格，清楚、庄重，并少有累赘”。爱德华·吉本称其为“博学的”教会史家。巴恩斯（Timothy D. Barnes）和罗尔巴克尔（David Rohrbacher）等人近年来也纷纷给予提奥多里特好评，认为他在消化原始材料、维持叙事清晰等实践层面是同代翘楚。撰史实践还可以包括选编史料、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诸多方面，同样需要关注。举例来说，书中大量引用了来源明确且出处权威的原始文献，这是否与《教会史》时常被批评缺乏真实性相矛盾？比起其他史家，提奥多里特更加频繁地使用“牧羊人”（ποιμένων）、“羊群”（ποίμνης/προβάτοις)），以及“恶狼”（λύκοις）等动物类的比喻，背后目的又是什么？同时，作为涉猎过多种基督教文学体裁的作者，提奥多里特在撰述历史时有无借鉴和使用其他文体的技法？这些重要问题历代学者较少涉及，但却事关《教会史》的整体书写特点，因此值得继续细致检视。

另一方面，《教会史》与罗马晚期社会思想环境之间的联系仍需深入探究。文字是作者思想的载体，也是时代的产物。虽然很难找出提奥多里特准确的撰史动因，但他的历史写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公元四、五世纪，东部罗马正经历社会矛盾的剧烈转变。其一，急速扩张的教会组织架构，加上教众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挑战了罗马政权自古以来对宗教与社会领域的把控；其二，教会内部的权力争夺愈演愈烈，且不可避免地牵扯进帝国各方利益集团。《教会史》的字里行间也反映了提奥多里特对这场权力结构变革的观察与思考。一些研究为系统提炼《教会史》蕴含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价值提供了有益尝试。例如，特罗姆普夫（G.W. Trompf）曾分析，提奥多里特用上帝的“惩罚性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理论取代传统希腊史学中的“命运”（Tyche ）史观。历史解释模式的转变，映射了史家心中只有基督教才能“拯救”帝国未来前途的设想。莱平（Hartmut Leppin）则从人物入手，通过探讨《教会史》构建君主形象的方式，意在说明提奥多里特自成体系的“君权”理论。以上的成果提醒我们，《教会史》绝不是对教会发展的简单记录，它承载着以提奥多里特为代表的基督教知识精英对现实世界的理解。除了上帝和君主的形象，《教会史》中出现的其他社会成员，包括主教、圣徒、贞女，乃至普通民众等都值得仔细审视，如此才能更好地概括提奥多里特眼中罗马社会结构的全貌。同时，提奥多里特解释历史事件的原则也不只有“惩罚性正义”一种，教派立场、个人性格，甚至罗马传统道德规范等，都可以成为评判人物行为的标准，抑或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为了完整呈现提奥多里特的历史观念，书中各项具体的法则都不容忽视。

简言之，《教会史》浓缩了提奥多里特丰富的史学思考与社会观察，代表着早期教会史学在五世纪的重要发展。与其简单地批判这部作品天然缺失的记载真实性，或不断猜测本就含混不清的创作动因，不如立足作者所处的时代，从社会的深处挖掘《教会史》的撰述特征，展现基督教史学自身的演变规律。

（本文原载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2年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