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玮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5世纪西班牙史家希达提乌斯撰写的《编年史》接续了自尤西比乌斯-哲罗姆以来的基督教编年史传统，将编年史续写至西罗马帝国崩溃前夕。《编年史》的内容反映了希达提乌斯以加利西亚行省这一“边缘”区域历史论说“中心”发展的认知方式，他试图借用西班牙的历史状况一窥帝国整体的命运。在希达提乌斯笔下，教会的归宿和罗马帝国的命运唇齿相依，世界将在蛮族肆虐和教义分歧中迎来最后的“末世”,呈现了一位行省知识分子身处西罗马帝国秩序崩溃过程中，对自身命运和帝国未来的忧思。

关键词：希达提乌斯；基督教编年史； “边缘”与“中心”西罗马帝国；“末世”观念

自哲罗姆(Jerome)将基督教史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的希腊语作品《编年史》(Chronici Canones)翻译为拉丁语并进行续写后，这部编年史在晚期罗马帝国的拉丁语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尤西比乌斯和哲罗姆撰史工作的感召下，许多基督教知识分子对尤西比乌斯-哲罗姆的编年史进行了续写，西班牙地区加利西亚(Gallaecia)行省主教希达提乌斯(Hydatius)便是其中极为独特的代表。

希达提乌斯的《编年史》上承哲罗姆记载的下限，下迄西罗马帝国崩溃前夕的469年，是研究晚期罗马帝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与同时期的其他编年史作品相较，希达提乌斯的史著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引发了后世研究者的关注。关于希达提乌斯的编年史研究，国外学界主要集中于这部编年史所显露的“末世”观念，以及该编年史与拉丁史学传统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学界除从基督教史学和中世纪编年史写作等角度略有涉及外，鲜有对希达提乌斯的史学观念的专门研究。尽管学界在希达提乌斯与《编年史》的史学价值方面均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在希达提乌斯笔下，边缘与中心的视角是他非常鲜明的撰史特点，他有意从西班牙当地的历史发展管窥帝国整体的命运，形成“一叶知秋”的效果。希达提乌斯为何采取这种独特的撰史视角?边缘如何论说中心?在这种视角下，晚期罗马帝国又呈现出怎样的命运与特点?在希达提乌斯的作品中，他所处的西班牙地区十分重要，他也有意通过这个边缘来叙说帝国的中心，并形成对帝国命运的整体认知。本文拟就希达提乌斯的个人生平入手，分析其边缘与中心的观察视角，进而讨论他对晚期罗马帝国的认识。

一、希达提乌斯的生平及作品

关于希达提乌斯生平的信息非常少，重要的内容大多来自他唯一的作品《编年史》。公元400年前后，希达提乌斯出生于加利西亚行省(Gallaecia)莱米卡(Lemica Civitas)城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在家庭的熏陶下，希达提乌斯在少年时代就接触了基督教信仰，并且曾跟随家族长辈前往东方游历求学。在游历途中，希达提乌斯先后拜访了多位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如凯撒里亚的尤罗吉乌斯(Eulogius of Caesarea)和亚历山大里亚的狄奥菲鲁斯(Theophilus of Alexandria)等，其中对少年希达提乌斯影响最大的便是彼时居住于伯利恒(Bethlehem)翻译著书的哲罗姆。返回家乡后不久，希达提乌斯皈依了基督教，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

成年后的希达提乌斯主要活动于西班牙的加利西亚，他在当地赢得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公元428年，希达提乌斯被推举为阿奎埃-弗拉维埃(Aquae Flaviae)的主教。任主教时，他尚不及三十岁。431年，苏维汇人和加利西亚的罗马居民产生了严重的对立和冲突，希达提乌斯被当地居民推选为特使，去向西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请求援助。同年，希达提乌斯抵达高卢，向“帝国军队长官”(militum)弗拉维乌斯·埃提乌斯(Flavius Aetius)表达加利西亚居民的诉求。此时的埃提乌斯正在筹备对高卢的蛮族发起反攻，但是他依然接受了希达提乌斯的请求，并在次年派森苏里乌斯(Censurius)作为罗马一方的特使与希达提乌斯一道返回西班牙，设法恢复当地的秩序。在此次活动之后，希达提乌斯逐渐成为负责西罗马帝国政府与加利西亚行省当地罗马居民之间联系的关键人物。

返回加利西亚后，希达提乌斯继续在处理当地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45年，他曾向埃默里塔(Emerita)主教安东尼乌斯(Antonius)通报阿斯图里卡(Asturica)城所藏匿的摩尼教徒(the Manichees)的情况，并一同收到了罗马教会关于此事的指导意见。在利奥一世(Leo I,440-461年)继任罗马主教后，希达提乌斯又先后数次参与当地教会内部的教义讨论与传播活动。然而在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Ⅲ,425-455)遇刺身亡后，西罗马帝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皇位频繁更迭。与此同时，苏维汇人(the Sueves)不断在伊比利亚半岛扩张，联合当地反罗马势力挤压罗马居民的生存空间。希达提乌斯本人也在冲突中被苏维汇人抓住，历经3个月的牢狱之灾后才被苏维汇人释放，返回阿奎埃-弗拉维埃。晚年的希达提乌斯着手为尤西比乌斯-哲罗姆的编年史撰写续篇，彼时希达提乌斯年事已高，但仍为作品的编纂进行了较为充足的准备。在总结自身早年的经历之余，他也注意收集前人的历史文献，最终写成了一部时间跨度长达90年的编年史续作。成书之后，希达提乌斯没有对《编年史》进行续写和修订，因此学界推测他应该是在469年完成作品后不久辞世。

希达提乌斯的《编年史》上承哲罗姆对亚得里亚堡之战(the Battle of Adrainople)的叙述，以公元379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接受格拉提安(Gratian,375-383年)皇帝的任命出任帝国东部的奥古斯都为《编年史》的起点；结束于公元468-469年，对加利西亚行省“异象”(prodigia)的描述是希达提乌斯《编年史》中最后的条目。从严格的体裁来看，希达提乌斯所著《编年史》并不是一部专门独立的史著,而是对尤西比乌斯-哲罗姆的编年史的接续，更应被视作一部大型编年史中的一部分。在内容上，希达提乌斯着重记载了伊比利亚半岛以苏维汇人为代表的“蛮族”(the Barbarians)和当地罗马人之间的矛盾，兼记同时期帝国层面的重大历史事件，通过加利西亚行省的“边缘”视角见证了罗马帝国西部政权逐渐崩溃的历史。

二、以“边缘”说“中心”的视角

在早期基督教编年史传统中，编年史重在对时间进行计算，行文风格崇尚简洁，因此需要将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事件简要总结并加以记录。基于这一特点，编年史家在编纂或续写作品时需要具备良好的信息获取能力。在尚有作品存世的帝国晚期基督教编年史家中，如尤西比乌斯、哲罗姆、阿基坦的普罗斯佩尔(Prosper of Aquitania)、马塞林努斯(Marcellinus  Comes)等，他们或游历广泛，或居住于区域性的学术与文化的中心，这使得他们可以更为便利地利用当地资源从事编年史的写作。与这些编年史家相较，希达提乌斯在信息获取便利性上相去甚远，他除去少年时的经历以及为加利西亚居民请愿外，几乎没有出过加利西亚行省。按照希达提乌斯自己在《编年史》中的定位，他认为自己所处的地区正是罗马帝国的“边缘”。

希达提乌斯的“边缘”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地理层面，希达提乌斯毕生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加利西亚行省，该行省位于罗马帝国的西陲，远离西罗马帝国政治中心意大利半岛，更远离在东方的东罗马帝国宫廷。希达提乌斯数次以“最边远的”(extrema parte)一词描写加利西亚行省罗马人与苏维汇人杂居的地带。 在他的前言中，他认为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是：“在整个世界边缘的加利西亚”(intra extremamuniuersi orbis  Galciam)。 这表明地理上的遥远使得希达提乌斯在心里产生了相当强的距离感，他虽然承认自己处于罗马世界之内，却是距离世界中心遥远的最边缘地带。

其次是信息流通层面，5世纪初，苏维汇人、汪达尔人(the Vandals)、阿兰人(the Alans)突破传统的帝国边境莱茵河后，一路劫掠通过高卢，翻越比利牛斯山脉抵达西班牙。西罗马帝国政府也曾尝试组织远征，希望恢复罗马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秩序，但都没有取得彻底的成功。 在《编年史》中，苏维汇人与当地人关系异常敌对，尽管双方曾经达成多次和平约定，但是由于缺乏帝国政府强力的介入，和平约定反复被打破，这种紧张的政治局势使得希达提乌斯在信息获取上面临更大的困难。例如，在《编年史》的记载中，公元416年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塞奥菲鲁斯(Theophilus of Alexandria)去世后，史家坦言自己无从知晓何人继任了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一职。 事实上，接任该职的是基督教著名的学者亚历山大里亚的西里尔(Cyril of Alexandria),西里尔因著述颇丰和对信仰的狂热虔诚而在基督教世界闻名遐迩，可是希达提乌斯直到撰写公元436年的条目时才第一次提及这一信息，这表明他无法确定在塞奥菲鲁斯和西里尔之间是否存在继任者，由此便可以发现史家在获取信息上的客观困难。 

最后是书写层面，西班牙当地的历史事件作为“边缘”的内容，成为希达提乌斯叙事的主要对象。作为《编年史》撰写的重要分水岭，希达提乌斯在撰史时所参考的前人文献截止于公元428年的记载，自429年的记载开始，他转为独立地撰写史作。也正是从该年开始，关于西班牙地区事务的记载大幅增加，在《编年史》关于公元379 ~428年的内容中，对非西班牙地区的历史记载略多于对西班牙地区的记载。而在他独立撰写的公元429 ~469年的内容中，涉及非西班牙地区的条目数量却仅为西班牙地区条目的一半。希达提乌斯甚至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也纳入了“边缘”历史，将其作为历史叙事的内容，形成了大量涉及历史事件前因后果或事件细节的记载，例如，希达提乌斯详细记载了西哥特人攻占阿斯图里卡和帕伦提亚(Palentia)城的前因后果，以及西哥特人焚毁房屋、奴役平民的暴行。 

为了弥补史料信息不足的缺陷，希达提乌斯采用了一种相对间接的视角认知时代的变化，即由“边缘”论说“中心”。“边缘”与“中心”的认知视角在古代世界由来已久。在古希腊时代，希腊人将自身视为文明的中心，在希腊文明以外的族群和社会被视为未开化的“野蛮”人。罗马共和国至帝国初期，将战乱阻隔在罗马世界中心以外的社会状态被称作“罗马和平”(pax romana),它代指着罗马帝国统治的黄金时代，斯特拉波等知识分子将向周边传播文明视为罗马帝国的历史使命，塔西佗也在《日耳曼尼亚志》中赞扬蛮族身上那些罗马人曾具有的质朴美德。 罗马帝国晚期，官方接纳基督教作为统治帝国的意识形态后，“边缘”与“中心”的视角依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突出上帝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基督教史家们构建起了神意支配下的普世史体系，在这种体系中，“边缘”和“中心”被赋予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边缘”也成为折射“中心”的一面镜子。 

在希达提乌斯看来，加利西亚行省作为基督教罗马世界的“边缘”而存在，虽然史家并未直接提及他所论的“中心”具体为何物，但是通过《编年史》依然可以发现史家所讨论的“中心”是教会的未来和罗马的统治。希达提乌斯确信自己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光辉的古老传统正在崩溃。“边缘”与“中心”面对着同样一场剧变，希达提乌斯赋予自己一个任务：为这场剧变提供来自边缘区域的视角，通过加利西亚这个“边缘”镜鉴世界的变化趋势。 为了使“边缘”与“中心”的观察视角更加具有真实性和说服力，希达提乌斯有意识地扩大了史料的收集范围，努力地平衡“边缘”与“中心”之间的关系。除了前人史著,他还利用教会内部的书信和神学作品，如罗马主教利奥一世(Leo I,440-461年)针对基督教一性论信仰而发布的《大册》(The Tome) ;通过地中海世界的长途旅行者，他成功获知了狄奥多西二世召集以弗所公会议的消息；根据布尔吉斯的分析，希达提乌斯的消息来源甚至包括了希班利斯(Hispalis)港口活跃的希腊商人。 这些渠道多样的信息共同组成了希达提乌斯记载中那些并不多见却来自其他地区的叙事内容。

以“边缘”论说“中心”的叙事方法体现在希达提乌斯对罗马帝国城市沦陷的记录上。公元410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带领下攻陷罗马城，该事件对罗马知识界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奥古斯丁、奥罗修斯、哲罗姆等知识分子均写作了大量作品表达各自的见解。从北非的希波城至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众多知识分子都试图解释罗马城为何会被蛮族攻破，甚至将此作为不同信仰间论战的依据。但是半个世纪后，希达提乌斯撰史时，竟然对罗马城的陷落未着一字，反而在《编年史》中哀叹蛮族在西班牙半岛的肆虐。尽管希达提乌斯在史实获取上存在一定困难，但结合他曾在5世纪中期参与教会对摩尼教徒审判的经历来看，当时的他是可以有效地得到教会内部消息的，他所收集的前人著作应当也涉及罗马城陷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因此他不太可能对发生在410年的罗马城陷落事件一无所知，此处的处理更有可能是有意为之。相反，希达提乌斯对西班牙城市的沦陷赋予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阐释。公元5世纪50年代，哥特人洗劫了西班牙城市布拉卡拉(Bracara),他便将这座西班牙城市与基督教信仰中的圣城耶路撒冷进行类比，认为布拉卡拉陷落后的惨剧一定程度上重现了《耶利米书》中上帝对耶路撒冷降下的愤怒。 通过这些记载可以发现，希达提乌斯在撰写《编年史》时，地处“边缘”不仅没有成为他撰史的不利因素，反而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既可以将他对西班牙形势的记载，与同时期其他史家笔下的罗马城陷落互相印证，以凸显“边缘”与“中心”面临共同的命运，同时借用西班牙的区域事务折射出帝国和教会将要面临的挑战与危机。

通过这种以“边缘”为主、以“中心”为辅，以“边缘”论说、镜鉴“中心”的叙事方法，希达提乌斯在《编年史》中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叙事内容，他甚至将自身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也融入历史的叙述中，与其他编年史作品相比，他的《编年史》内容更为详细，篇幅更长。《编年史》所记载的前50年(即公元379 ~428年)已超过编年史所涉总时段的一半，但是实际记载的篇幅却仅为希达提乌斯独立撰史的后40年(即公元429~469年)内容的一半。这一特点随着历史记录更加靠近希达提乌斯的撰史时间而更为明显，至5世纪60年代的历史内容时，年份所属的记载条目甚至达十数条。具体在历史事件上，希达提乌斯的记载也显得非常翔实，他对瓦伦提尼安三世遇刺的记载仅次于普罗斯佩尔 ;关于墨乔里安远征计划破产以及最终被里西梅尔杀害的内容，他的记载甚至多于6世纪的马塞林努斯和《511年高卢编年史》。正如学者伯尔吉斯所言：“希达提乌斯编年史的90年比蒙森《小编年史》(Chronica minora)各卷中任何编年史的90年都占据了更多的空间。” 

三、希达提乌斯笔下晚期罗马帝国的命运

基于边缘与中心的视角，希达提乌斯表达了他对5世纪中后期罗马帝国整体命运的思考。在希达提乌斯看来，罗马帝国的命运与基督教的命运是一致的。自米兰敕令后，基督教逐渐被罗马统治阶层接纳，成为罗马帝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为了将基督教信仰和罗马的历史文化相结合，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和尤西比乌斯等基督教知识分子扭转了早期基督教知识界对罗马帝国的抨击和批判，转而肯定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一致性，将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罗马帝国视为上帝统治世界的工具。当西罗马帝国面对5世纪日益严峻的统治危机时，一些基督教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淡化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不过，希达提乌斯并未像奥古斯丁、奥罗修斯、萨尔维安(Salvian)一样，试图削弱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之间的联系，他对两者都持悲观的态度，认为整个世界正在进入基督教理论中被称作“末世”(last days)的历史阶段。

在《编年史》中，希达提乌斯对罗马帝国表达了极强的归属感，特别是对狄奥多西王朝的统治，史家保持了很高的热忱。这种对往事的追忆体现在《编年史》的细节上：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去世，他的儿子阿卡狄乌斯和霍诺留分治帝国东、西两部。为了突出这一事件，希达提乌斯在该年的记录中将本已结束的奥林匹克周期向后推迟了一年，形成了全书唯一的5年奥林匹克周期，并特意解释这一处理的缘由。 狄奥多西一世的继承者也得到了希达提乌斯的重视，他在记载自狄奥多西一世至马尔西安的皇帝在位信息时，都特意提及他们与上一代皇帝的关系，以此强调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随着西罗马帝国衰落，社会的剧烈动荡唤起了希达提乌斯对狄奥多西王朝的怀念。 

与之相似，史家对教会的命运也是忧心忡忡。帝国晚期出现的基督教教义分歧和来自多神教的质疑，成为“末世”前信仰混乱的表现。希达提乌斯记载了基督教会内部存在的神职授任不当的问题，希班利斯主教萨比努斯(Sabinus)因派系争议遭到驱逐，直到二十年后才得以返回，其间出任希班利斯主教的埃皮法尼乌斯(Epifanius)使用了非常不光彩的手段。 对现实中的基督教会事务，希达提乌斯直言“不加区分的神职任命败坏了教会的继承”“光荣自由的消亡”“几乎所有基于神圣教导的信仰衰落” ,表现了史家对教会命运极为焦虑的心态。

罗马帝国和基督教唇齿相依的关系也体现在二者拥有共同的敌人。在《编年史》中，希达提乌斯认为蛮族给他所处的世界带来了双重的破坏：蛮族既是罗马帝国秩序的破坏者，不断地劫掠西班牙地区的罗马人，再三破坏双方达成的和平约定；亦扮演了动摇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敌基督”(Anti-Christ)的角色，蛮族国王任用邪恶的“异端”主教，强迫其统治下的民众接受“异端”信仰。希达提乌斯对蛮族的反感并不仅限于苏维汇人，他对西哥特人进行了同样的抨击。与蛮族达成合作的西班牙“巴高达”(Baugaudae)领袖巴西利乌斯也被希达提乌斯提及，他们和蛮族人一样，残害罗马人，重创帝国的远征军，甚至闯入教堂，无视教堂对民众的庇护，粗暴地殴打主教。通过对这些破坏者的刻画，希达提乌斯勾勒了一幅帝国和教会正在遭受严峻危机的图景。这一图景最终指向的命运则是基督教理论中的“末世”与“终结”。

在基督教的理论中，“末世”指世界终结前最后的时段，亦称“末日”,以“末世”或“末日”为对象的认识与创作即“末世论”(áποκáλυψις)。 基督教信仰中的“末世”观念最早可追溯至《但以理书》,书中称，犹太先知但以理梦到在俗世的四大帝国之后，上帝将结束俗世的帝国，进行“最终审判”,并在地上建立“永远的国”。 在《新约》中“末世”的观念体现得更加清晰，并与耶稣基督的“二次降临”和“救赎”等观念一起成为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例如在《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向门徒预言“世界的末日”到来，并向门徒预言“末日”的征兆，如战乱、饥荒、地震等灾难，以及闪电等“异象”或“先兆”的出现，俗世迎来最终的结束。 

在希达提乌斯生活的年代，西班牙地区流传着一份被称为《多默启示录》(Apocalypse  of Thomas)的末世论文本。该启示录形成于5世纪前后，以耶稣告诫门徒多默的口吻预言了世界终结时的各种奇异事件。该书与《圣经》启示录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摩尼教和基督教普利西里安派(the Priscillians)思想的影响。在“末世”观念的影响下，希达提乌斯逐渐放弃了传统观念中对罗马“永恒之城”的定位，对罗马帝国的未来复兴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希达提乌斯不仅将时代的悲剧上溯至哲罗姆史书所记载的时代，甚至在帝国崩溃前的5世纪60年代便直言：罗马帝国是“必将灭亡”的。 

在具体的“末世”的细节建构上，希达提乌斯保留了许多关于"异象”的传闻，一些“异象”传闻的时间、地点，以及信息来源。这些“异象”不仅出现在高卢、西班牙等多个地区，而且被史家赋予了超出所处地域的象征意义。例如在公元451年关于卡塔隆尼平原之战的记载前，《编年史》记录了加利西亚地区的夜空中曾出现长达数小时的红色标枪状的天象，史家直言这些“异象”正是对卡塔隆尼平原残酷战争即将爆发的示警。希达提乌斯也结合圣经的典故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异象”加以阐释。公元414年，罗马公主加拉·普拉西狄亚(Galla Placidia)和哥特人领袖阿陶尔夫(Athaulf)在纳博讷成婚，史家将此事与《但以理书》第11章所说的南方国王和北方国王联姻的预言类比。 希达提乌斯与4~6世纪的其他编年史家相比较，他所记关于“末世”和“异象”的内容大幅增加，这些记载与阐释不仅成为《编年史》的重要内容，而且建构了一个危机四伏、行将终结的世界。 

对于世界终结的时间，希达提乌斯也进行了计算。史家在《编年史》中主要采用了君主纪年法和奥林匹克纪年法，这两种纪年方式均直接延续自尤西比乌斯和哲罗姆的纪年方式，表明了希达提乌斯对尤西比乌斯-哲罗姆所创立的基督教编年史传统的继承。然而，希达提乌斯结合在西班牙地区流传的《多默启示录》,得出了耶稣基督将在受难后的第九个禧年(the Jubilee)二次降临的结论。在《编年史》的公元382年和公元432年条目下，均留下了作者对禧年周期的记录。结合对《多默启示录》的研究和编年史的禧年周期规律，伯尔吉斯等学者计算出公元482年5月27日是希达提乌斯得出的世界“终结”时间。 将《编年史》撰写至“世界终结”(consummanda)甚至成了希达提乌斯自认为撰史时的历史任务，鉴于自己病体沉疴，他特意嘱托后继者要将编年史继续撰写下去，直至最终审判的到来。 

四、结语

透过希达提乌斯撰写的《编年史》,可以发现史家作为基督教知识分子，在西罗马帝国日薄西山时，对帝国即将崩溃的忧虑和彷徨。正是在帝国黄昏的历史环境下，他自发地借用基督教的“末世”观念来解释蛮族横行的现实，透过西班牙地区这"一叶",窥见帝国整体性的命运悲剧。希达提乌斯的《编年史》不仅在研究古代晚期西班牙地区的历史时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其撰史特点和独特的观察视角也为后世研究该时期史学发展和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例。

（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4年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