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作成，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提要】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经历40年发展后，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界努力寻求历史理论研究新的发展趋向，其特点之一便是回归面向过去的本体论反思。“人类世”是标识1800年以来地球系统历史的地质时间单元。“人类世”话语注重客观存在的过去，并据此认识现在和未来。在回归过去趋向下，约翰·麦克尼尔、迪佩什·查克拉巴蒂分别从环境史、历史理论研究角度阐释了“人类世”话语。他们的阐释在超越“西方中心论”、塑造史学新形态方面具有启示意义。分析“人类世”话语在西方历史理论界的上述因应过程，并阐释“人类世”话语的历史理论意义，对中国历史理论界正在推进的话语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人类世”话语；约翰·麦克尼尔；迪佩什·查克拉巴蒂

  

“人类世”（Anthropocene，又译“人新世”）概念自2000年提出以来，在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诸领域得到了广泛关注与热议。这也使得本属于地质学领域的“人类世”概念演化成一个具有多学科影响力的学术话语。约翰·麦克尼尔以历史学家身份参与这项跨学科的学术探索中，是最早触及“人类世”问题研究的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克拉巴蒂的“人类世”研究在学界具有标志性。查克拉巴蒂指出：“将人类视为一种地质力量的‘人类世’观念严格限定了人文主义史学，要求资本主义历史与地球和人类进化的更大尺度的历史进行对话。”这一观点对当代研究具有借鉴意义。2010年以来，国际历史理论界对“人类世”亦持开放与拥抱态度，相关研究与评论文章明显增多；议论、点评的重心在于，将“人类世”作为一个指称历史时代转型与史学转型的学术路标。国内学界从历史理论发展、史学观念创新等角度探讨了“人类世”。诸种涉及中长时段历史与史学个案、主题的讨论，推动了研究的深入，但它们都没有正面阐释作为一种话语的“人类世”面临的历史理论基础与生成语境、跨越学科藩篱向史学进行学术话语移植的具体过程及其当代价值。作为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话语之一，“人类世”的历史话语意义需要关注。梳理“人类世”学术内涵的生成语境与流变过程，并阐释其对当代历史理论研究的学理意义是无法回避的话题。 

 

一、邂逅“人类世”话语之际的当代西方历史理论

 

当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国际格局与世界体系正在经历调整与重塑。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作为与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相伴相生的学术思潮、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不断凝练研究的问题意识并调整发展的主要趋向。这里的“历史理论”是广义的，包括三重含义：第一，对本体层面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反思；第二，对认识论意义上的历史学的理论反思；第三，从体裁、风格等层面对史家历史书写行为与文本的理论反思。这三重含义存在区别，本质上相互关联。历史哲学界分别将这三重意义上的“历史理论”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与“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1945年，思辨的历史哲学衰落，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兴起。1945—1973年，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成为西方历史理论的主导。1973年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代表西方历史理论的发展趋向。这三种历史哲学形态的历时沉浮表征着20世纪以来不同时段的西方历史理论的发展趋向。从纵向维度梳理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的变化历程，有助于明了“人类世”话语出场的历史理论语境与学术节点。 

2010年以来，西方学术界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发展近四十年后，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的未来趋势是什么？这一问题兴起的契机之一是，2010年《历史与理论》创刊50周年时出版的主题专刊《〈历史与理论〉:未来50年》。“从专刊标题可知，这一期文章展望的是未来50年。编辑要求作者们回答这个问题：不仅引起当代学术界关注，而且可能在未来影响历史与理论关系讨论的问题、主题、方法和趋势是什么？”这一期专刊提出的问题标志着《历史与理论》杂志与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界都在努力重新定向，追求突破。

这种学术突围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批判。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在2022年7月19日发表的博客文章《历史哲学为何没有“进步”？》中，认为海登·怀特著作与个性是阻挡历史哲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将历史文本的研究方法、文本结构与小说、诗歌研究方法与文本结构等同。由此产生的影响是，强调历史文本的形式分析，但不关注历史文本的真理性维度；关注历史书写的风格，但不关注历史文本的认知价值。搁置过去对历史文本的制约是怀特的学术个性，也深深地影响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走向。安克斯密特将此看作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发展面临问题的症结所在。安克斯密特就此提出解决策略：历史学家首要目标是要公正地对待过去；其次才是以最合适的语言将关于过去的真相传递给读者。另一方面是当代西方世界变局提出的认知需求。21世纪初的西方世界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面对着和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事件。当代文体学和欧洲叙事学研究者、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教授艾莉森·吉本斯于2017年6月12日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发表的《后现代主义已死：路在何方？》一文，概述了塑造当代西方世界变局的事件：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新千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反恐战争”、中东战争、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革命。这些事件标志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失败和不平衡，由此导致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幻灭以及政治上极左与极右的分裂。这些事件的累积性效应是，西方世界感觉到自身处于一种更加不稳定、更加动荡的处境中。新的世界需要新的历史理论。这个时代变局要求历史理论研究做出创新，关注西方未来命运，助力西方应对当代世界变局。 

当代西方学界在探讨历史理论未来发展趋向的过程中，呈现的趋向之一是回归面向过去的本体论反思。这一观察可以从《历史与理论》杂志2019年第3期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找到依据。柏柏尔·贝弗纳齐等合作对西方学界1945—2014年用七种语言，以专著、论文、图书章节、学位论文等形式发表的13953份历史理论文献进行了量化统计与质性分析。该份报告指出：“尽管在1945—1970年，与实质性历史哲学相关的出版物确实出现了递减趋势，但此后与此领域相关出版物的相对百分比维持在20%左右。”可以说，历史本体论反思一直在场，只是在当代以不同形式再度出场。时间、空间、历史性等问题成为当代历史本体论反思的主要议题，与之相关的大历史、全球史研究成为热点领域。如克里斯·洛伦佐所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世界变局将历史理论研究引向何处，还无法预测；但可以确定的是，要带着对历史“新方法”日益增长的理论意识，要在历史新方法实践者日益增强的自我反思性中，参与历史理论研究的辩论之中。“那就必须寻找机会，通过创造新的词汇和新的概念工具，与希望在最普遍的概念层面上对历史变化加以理论化的各种尝试通力合作。”“人类世”以过去为指向，关涉历史理论研究中的时间与空间问题，并且关注当代人类共同命运问题。因此，“人类世”话语的探讨与当代历史理论研究也具有关联价值。上述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研究趋向成为历史理论界将“人类世”话语主题化的语境。

  

二、“人类世”话语的内涵

 

对于历史理论研究来说，“人类世”是一个跨学科概念，是属于地质学和生态学领域的概念，“是21世纪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科学概念”。2000年，德国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尤金·斯托尔默两人在墨西哥库埃纳瓦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合作发布了《人类世》报告。“人类世”概念由此正式进入学术视域。保罗·克鲁岑与尤金·斯托尔默意在将“人类世”作为一个新的地质分期术语，以表征地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地质时期。他们认为，“现在提议使用‘人类世’术语来指称当前的地质时代，强调人类在地质学与生态学中的核心作用正逢其时。”他们提出，“人类世”是地球历史中的一个新的地质时期，人类在这一时期成为地球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地质中介，人类行动是塑造地球面貌的重要地质力量。

 

在当时的地质学与生态学界，全新世（Holocene）是学界认同的地质时期概念。全新世指冰期后的一万至一万二千年这一地质时代。自18世纪后期以来，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总述了人类活动自18世纪后期以来，在人口数量增长、城市化率提高、化石燃料消耗、“温室气体”与有毒物质排放、滨海湿地削减、人类在海洋中机械化捕捞等方面对地球面貌与发展进程的影响。在这一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下，保罗·克鲁岑与尤金·斯托尔默认为，在全新世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地质时期——“人类世”。“可以说，‘人类世’始于18世纪后期。分析极地冰中捕获的空气表明，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全球浓度当时开始上升。”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这一时段与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重合。“这个‘人类世’的开始时间与1784年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间重合。大约在那时，大多数湖泊中的生命组合开始出现巨大变化。”这彰显了地质学中的“人类世”概念与历史学关联的客观历史基础。“人类世”概念代表了地球历史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状态的一个新阶段。“人类世”时期，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导力量，居于统治地位。

 

保罗·克鲁岑与尤金·斯托尔默预见，在未来几千年甚至几百万年，人类仍将是自然界中的主要地质力量，人类活动仍将是改变地球面貌与发展进程的主因。为了全人类这个命运共同体，为了优化人类活动的影响，他们建议“制定一项全球公认的战略，保证处于人类压力下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这将是人类未来的一项重大任务”。他们提出“人类世”的实践初衷是，通过改变人类活动来应对全球人口增长给地球带来的生态与环境压力。他们意识到人类活动对地球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而提出“人类世”旨在最大程度地优化人类活动的影响并在多个学科领域内与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推动更加可持续、公平的决策。例如，保罗·克罗岑通过学术研究、公共讨论与社会交往活动，参与南极上空臭氧层“洞”恢复，致力于发展地质工程以缓解全球升温现象，并且他是第一个发出核冬天可能性警告的科学家。

 

“人类世”已成为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自2000年“人类世”概念提出以后，它作为一个地质时期名称的合理性虽迄今仍未得到国际地质大会的肯定，但已引起科学界、哲学社会科学界和人文科学界的持续关注和热烈讨论。《人类世评论》杂志创刊就是表现之一。2013年，来自不同学科的七位学者发布《人类世评论》杂志创刊宣言《〈人类世评论〉：它的重要性、含义及一本新的跨学科期刊的理论基础》。这七位发起者包括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人类世评论》的总体目标是：“在众多学科领域与不同学科背景下，共同交流和探讨这个世界中人类活动与地球系统运作密不可分的原因、历史、性质和影响。”

 

《人类世评论》是一份强调跨学科和跨国别学术合作的杂志。

 

国际地层委员会的组成机构之一、第四纪地层小组委员会下设“人类世”工作组，负责研究“人类世”在不同学术群体和学科领域衍生的含义。“人类世”工作组研究的着力点是“将‘人类世’作为一个地质时间（年代地层）单位进行研究，并将‘人类世’作为地质时间序列的潜在添加项”。2016年，“人类世”工作组提出一个试图将“人类世”正式化的提案。这一提案本身是存异求同的结果。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提案的共识之一修正了保罗·克鲁岑与尤金·斯托尔默2000年有关“人类世”时限起点的观念。“‘人类世’开始时间最适宜放在20世纪中期。这与最近累积的地层中保存的系列地质代用信号相吻合。而且，这是此时期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全球化‘大加速’的结果。”保罗·克鲁岑也支持这一观点。按这一观点，20世纪50年代是审视“人类世”的关键时段。

 

有关“人类世”话题的探讨，与理解全人类最近的过去、当下境况与未来走向休戚相关。“很明显，人类的影响，特别是在过去60年中（指从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导致生物圈的巨大调整。我们人类活动的地质特征将持续到未来。”“人类世”工作组现有成员38人，来自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人类世”工作组成员的学科构成体现了“人类世”概念本身的跨学科属性和超越任何单一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可以说，“人类世”已由地质学领域的一个学术概念演化为一个具有多学科影响力的当代学术话语。需要指出的是，“人类世”作为地质时间单元的合理性一直处在争议之中。2016年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世界地质学大会上，“人类世”工作组就是否可以确定一个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问题进行投票。在33张投票中，29名“人类世”工作组成员支持确立“人类世”，4名成员反对。从投票结果来看，支持确立“人类世”是当时“人类世”工作组绝大多数成员的共识。但4份反对票表明，“人类世”工作组在正式确立一个新的地质年代问题上存在争议。持反对意见的成员之一、莱斯特大学考古学家马特·埃奇沃思（Matt Edgeworth）认为，“人类世”工作组从世界范围内十个备选的地点中选取一个地点作为一个地质时期的标准参考层做法，忽略了人类对地球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并非完全同步这一事实。因为世界上不同区域步入“人类世”的时间并非完全一致。“人类世”工作组这一投票结果在2019年5月21日由《自然》杂志发布。“截至目前，“人类世”合理性的确认在国际地质学界仍是正在进行中的工作，并未取得一致共识。国际地质学界对“人类世”的这种态度也投射到和影响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对“人类世”的态度。

 

“人类世”概念指称18世纪后期以来或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球系统的客观历史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当前仍在展开中，是人类经验的一个新的领域。学界目前有关“人类世”话语的研究，即试图界定这一新经验领域的轮廓，辨析其中存在的各种因素及其间的关系。在各个学科领域，“人类世”是一个衍生众多学术成果的话语。从学界成果的深度与状态评判，这种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中，还不具有体系性和完备性的理论属性，还未形成任何有关“人类世”成型的理论阐述。这说明了“人类世”话语的争议性和进行性，也蕴含着有关“人类世”话题探讨的潜在价值。

 

在上述西方历史理论研究回归过去的趋向下，约翰·麦克尼尔、查克拉巴蒂分别从环境史、历史理论研究角度阐释“人类世”话语。他们是西方学术界将“人类世”话语移植到历史学、历史理论领域的代表。分析他们以“人类世”话语为中心展现的历史运思过程，能为从当代中国立场阐释“人类世”话语的历史理论意义提供一定借鉴。

 

三、约翰·麦克尼尔与“人类世”话语

 

20世纪70年代，环境史研究在美国兴起。美国史学界意识到奥尔多·利奥波德在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的价值，并严肃对待其提出的以生态观点重写历史的呼吁。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在1972年出版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日益得到认可，“哥伦布大交换”这一概念影响了美国的史学研究和大学教育。环境史与全球史是当时美国史学界的两种主要史学形态。约翰·麦克尼尔的父亲威廉·麦克尼尔即是美国著名全球史学家之一。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全球史名作《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在1974年出版。20世纪80年代，约翰·麦克尼尔以环境史研究者身份进入美国史学界。从话语体系角度衡量，世纪之交在欧洲与美国史学界兴起的大历史、深层历史等新兴史学分支引人瞩目。这些当代西方史学界的“旧貌”与“新颜”是约翰·麦克尼尔从事“人类世”研究的史学基础。

 

约翰·麦克尼尔是“人类世”工作组成员之一，也是这一跨学科学术组织中的两名历史学家之一。作为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的研究对象是自然、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类世”工作组的研究重心相吻合。在长期从事环境史研究的经历中，约翰·麦克尼尔一直秉承跨学科研究方法，与“人类世”工作组的跨学科性质同频并能够产生共振。环境史研究本身赋有的强烈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使约翰·麦克尼尔与关注人类与地球未来命运的“人类世”工作组找到了共同的价值追求。2007年12月，约翰·麦克尼尔与威尔·斯蒂芬、保罗·克鲁岑合作在《人类环境杂志》发表文章《“人类世”：人类将压倒大自然的威力吗？》。约翰·麦克尼尔由此开启“人类世”研究之路。

 

约翰·麦克尼尔将“人类世”作为一个地质时间单元，“‘人类世’概念的核心恰恰在于：这是地球历史上一个新的时段”。依据“人类世”话语，地球的历史演进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类世”第一阶段是工业化时代，时限为约1800年至1945年。“人类世”第二阶段是“大加速时期”，从1945年至约2015年。“人类世”第三阶段是地球系统运营时期，时限是自2015年以后的时期。在第三阶段，“人类世”的主要衡量尺度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地球系统变化尺度。换句话说，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类活动影响是否具有全球尺度，是地球是否进入“人类世”的根据。“人类历史上三四次决定性转变之一，可能也同样是地球历史中意义攸关的转变，是工业化的开始。”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地球进入“人类世”这一地质时期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期是重合的。

 

自工业化时期以来，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具有全球性。但这里的全球性不是指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或军事征服涉及的空间尺度，而是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范围。“气候变化使当代人类文明对环境的影响成为一个焦点。其影响范围是单一的、不断演变的行星系统——地球。”当然，人类活动影响只有在进入“人类世”之后才能达到全球尺度。在前“人类世”时期，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是区域性的。在这方面，约翰·麦克尼尔列举了前工业化时代宋朝使用矿物燃料的例子进行比照说明：“人类历史上最早有重大影响的矿物燃料使用是在宋朝（960—1279年）。北方的煤矿、特别是山西省，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冶铁业提供了丰富的煤。11世纪末，冶铁业达到高峰时，中国的煤产量相当于1700年全欧洲（不包括俄国）的产量。”由于疫病、入侵等因素影响，宋朝煤产业逐渐陷于衰退境地。从全球范围看，宋朝煤炭业的发展仍属地区性的例子，其影响也是局域性的和短时段的。这也是前工业化时期人类活动影响自然界能力限度的反映。在此对照之下，进入“人类世”之后的人类活动影响，则是全球尺度和长时段的。

 

在空间单元上，约翰·麦克尼尔阐释“人类世”地球系统变化的视野是全球性的。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是体现这种全球性视野的关键术语。全球变化指“正在改变地球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生物物理与社会经济变化。全球变化包括广泛的全球尺度变化现象”。具体来说，全球化、城市化、沿海生态系统、大气构成、碳循环、生物多样性、人口、经济、资源利用和能源等都属于全球变化的具体体现。约翰·麦克尼尔等“人类世”研究者也正是从这些现象和维度探测全球变化的数量级和指数量。

 

在上述时间与空间单元中，有关“人类世”的历史性阐释得以展开。这种历史性阐释的出发点在于：认定人类及人类活动在改变地球系统历史方面，已经成为压倒大自然威力的一种地质力量。一个相关的地质学根据是，地球系统历史中的第五次大灭绝发生于6500万年前，其原因是小行星撞击地球。这次大规模物种灭绝由自然力量导致。而当代人类文明处于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日益临近的地球系统历史过程中。人类活动是当代物种灭绝的主因。人类将一个个濒危物种推上了物种灭绝的境地。这引起当代人类文明的危机意识和自省，并在保护物种方面有所行动。鉴往可以知未来，追述历史为未来提供镜鉴，同样是“人类世”研究者注重的。

 

从1800年左右英国工业革命兴起，人类活动的影响开始超越地方性，达到全球性尺度。英国工业革命是这一历史性转折的发动机。这体现为工业革命以英国为中心不断向欧洲和北美扩展的历史过程。煤、石油、天然气等矿物燃料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陆续得到广泛使用，改善人类社会的福祉，也推进了工业革命的进程，不断改变地球的面貌。在地球这张自然画卷上，人类通过依赖能源的历史过程、侧重市场的经济活动铭刻了威力不断增大的人类历史印记。在文明史与世界史中，这彰显了人类活动的文明程度与进步程度，但与此相关的自然代价此时还未引起重视。

 

1945年之后，人类活动进入了空前加速发展的时期，即“大加速时期”。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延缓了“大加速时期”的到来，由此也成为“人类世”历史上的“间歇期”。约翰·麦克尼尔等学者认为，“大加速时期”得以启动的原因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和美国在二战后世界中的领导作用。“新的国际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的初衷在于，推动西方经济复苏和促进经济增长。在美国的领导下，世界走向了一个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为基础的体系，其特征是更加开放的贸易和资本流动。”整个世界由此呈现了一幅不断变动的历史图景：经济全球化、城市化、人口数量、电子通讯和国际旅游等方面的人类活动空前发展。与此相关，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一氧化氮浓度、甲烷浓度、南极上空臭氧损失、北半球平均地表温度异常、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和全球渔业过渡捕捞等现象都呈现增加、加剧倾向。水道污染、酸雨等环境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浮现。这主要发生在欧洲、北美和日本这些发达、富裕的国家。在“大加速时期”内的大部分时间里，环境问题并未得到应有重视。20世纪90年代，环境问题逐渐得到重视。

 

至此，在上述对约翰·麦克尼尔“人类世”话语阐释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需要进行历时性评价与总结。首先，约翰·麦克尼尔与保罗·克鲁岑、尤金·斯托尔默一样，通过阐释“人类世”话语彰显了对过去的重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保罗·克鲁岑、尤金·斯托尔默提出“人类世”的根本意图是：提醒当代人注重客观存在的过去，尤其是在人类历史演进中付出的不可逆的自然代价；这种自然历程与人类历史历程一样，对于当代人来说并非直观呈现、直接在场的，但对于人类生存与未来命运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在2000年的报告中，保罗·克鲁岑与尤金·斯托尔默预判了将会从根本上冲撞与重创人类在地球系统历史中主导地位的几个因素：巨大的火山喷发、流行病等重大灾难，大规模的核战争，小行星撞击地球，新的冰河时期和持续以原始技术掠夺地球资源。人类需要集体面对和合作应对未来。这是两位科学家从科学角度研究得出的具有人文关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结论。约翰·麦克尼尔上述从历史角度对“人类世”话语进行的解析，既延展了保罗·克鲁岑二人“人类世”话语的学术内涵，也同样体现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关注当代世界问题的现实关怀。其次，麦克尼尔致力于超越“西方中心论”。约翰·麦克尼尔在与威廉·麦克尼尔合著《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即以网络理论加长时段观念方式超越以往以西方为中心、按线性时间观组织知识的方式。秉持这一学术诉求，约翰·麦克尼尔的“人类世”话语以自然为阐释中心，尝试超越人类中心论，在这一维度上体现了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尝试。尽管如此，“西方中心论”立场与学术话语仍是约翰·麦克尼尔须臾不可离的。这使“西方中心论”成为其学术阐释包括对“人类世”话语阐释的基本底色。例如，约翰·麦克尼尔对“人类世”历史进行阶段划分时，其中蕴含的人类社会发展路径仍是“先源于欧美，再波及其他”的模式，以单一的、模仿西方的模式代替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在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超越“西方中心论”不仅是西方学者的自反意识与自觉实践，也是非西方学者的学术自觉。在“人类世”话语研究中，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印度裔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是在这方面发出非西方学者声音的代表。

 

四、迪佩什·查克拉巴蒂与“人类世”话语

 

迪佩什·查克拉巴蒂是国际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委员会理事，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劳伦斯·金普顿杰出教授、南亚语言与文明系研究员。查克拉巴蒂是当代学术界后殖民史学的重要代表，2000年出版的《地方化欧洲：后殖民思想与历史差异》是其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查克拉巴蒂关注“人类世”话语研究的时代背景是，全球变暖现象出现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起科学界与公众讨论。后殖民史学、全球史、环境史与深层历史是查克拉巴蒂开展“人类世”话语研究的当代史学背景。与约翰·麦克尼尔厚描地质现象、从历史分期角度解释“人类世”话语意义不同，查克拉巴蒂站在“人类世”时代的当代边界上，尝试融合并超越上述史学范式，从历史理论研究角度重构“人类世”话语。

 

在时间维度，表现地球系统历史的地质时间拓展了人类历史理解的范围。人类历史时间与地质时间的差异比较及将两者整合的可行性分析是查克拉巴蒂探讨的重点。这分别关涉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时间和以地球系统历史为中心的地质时间。两种时间的差异在于，世界历史时间遵循资本批判思维，而地质时间是物种思考。查克拉巴蒂论域中的世界历史时间跨度为500年，是资本主义史或全球经济体系史的时限。地质时间跨度以数百万年计，是表述地壳上不同地质事件发生先后顺序的时间单元。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人类世”以及“人类世”之前的全新世都只是超长时段的地质时间中的两个片段。“人类世”是指地球系统历史中1800年以来的地质时段，也是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的活动对地球地质状况产生前所未有影响的时段。在此，世界资本主义史与人类物种史呈现了交叠状态。查克拉巴蒂将“人类世”作为地质时间序列中的一个时间单元，其思考的逻辑重心是地质时间整体。

 

在历史理论研究中引入“人类世”话语之后，有必要将人类历史时间与地质时间关联起来。因为，当代人类的气候变化危机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存在因果关联。例如，工业发展燃烧的化石燃料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并形成无法回收的废弃物。这些温室气体和废弃物进而导致地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海洋酸化等现象。这些气候变化现象形成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物种的生态“透支”困境。而“‘人类世’术语有助于公众关注下述可能性：人类现在如此主宰地球，以至于人类的集体影响相当于非常大规模的行星力量”。但这并不是为了论证人类在地球系统历史中的中心地位。相反，“人类世”所代表的地质时间，为审视人类在地球系统历史中的位置、从物种角度审视当代环境危机开拓了深层时间场域和更宏大的语境。科学家提出了九种量化指标衡量人类地质时间的演化进度。当代人类已在三个指标上超出了全新世的指标限度，正处于由全新世向“人类世”过渡的过程中。按地质时间，当代人类所处的时间节点是全新世与“人类世”两个地质时代、两种地质时间交叠的横切面上。整体而言，地球的地质时间贯穿于远超于人类历史的时间尺度。这使资本主义史与物种史有必要进行对话，与此相应的两种时间也在扩大人类历史理解范围的过程中融合。

 

在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重新定向相应，查克拉巴蒂使用“地球系统”这一术语描述“人类世”话语引入后历史研究对象的广延。“我们生活的时代不仅是全球的时代。我们也生活在黄道十二宫中两宫会切时辰（指地球相对于太阳自转所测量的时间，称为太阳时。太阳时通过直接观察太阳或测量日晷得到）的全球、也就是‘地球系统’时代。”查克拉巴蒂提出这一术语受“人类世”工作组前述研究启发：“这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实体称为地球系统。这个地球系统不同于通常用来组织现代历史的全球、地球、世界这些范畴。”全球指代现代资本和技术的全球流动，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空间范畴。人类通过劳动、资本流动与技术推动经济与社会进步。地球系统关涉由人类追求工业发展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引起的全球变暖现象，是具有去人类中心化旨趣的空间范畴。这体现在对人类活动所改变的地球深层历史进程的关注。例如，世界特大城市增加带来人类长期侵蚀和沉降率的大幅上升、人类工业化以来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工业化以前100万年排放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尤其是全球高纬度地区气温升高对生物圈的深远影响、生物灭绝速度和范围大幅增长、海水酸化等。随着人类经济社会进步而来的全球气候变化，给地球系统运行和人类生存带来空前的危机感。从地球系统维度宏观地理解历史演进，是当代地球系统科学与大气科学的科学发现所揭示的深层历史演变给历史研究提出的一项人文课题。2022年8月21日，在波兰波兹南召开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查克拉巴蒂的主题演讲《资本主义、劳动与地球系统历史的场域》解释了上述两个空间范畴之间的关联和从地球系统角度思考历史的必要性。在历史理解中，查克拉巴蒂将全球与地球系统两个范畴结合起来，以探索一种将资本史与物种史联系起来的更具普遍意义的生命史。

 

在这种时间与空间限度中，查克拉巴蒂阐述了“人类世”话语影响下的历史理解中的“人”及人类活动的历史性。人具有历史个体、生物个体与地质个体三重属性。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有目的的人类活动能够改变历史。这是人文主义历史学的基本信念。维柯“真理即创造”、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学术命题均体现了这一点。在全球化时代，人类通过经济制度、政治政策与技术发明等推动历史发展，是全球史中的历史主体。在环境史视野中，人的生物属性得以突显。人类历史活动也因此成为一种在时间中不断展开的自然史的一部分。自然环境不仅仅是人类历史活动的背景，也是人类历史的塑造者。在“人类世”视野下，人是一种地质个体。人类活动影响着地球系统中地质状况的变化。“全球变暖可能是人类最持久的遗产之一。人类使用化石燃料向大气释放二氧化碳的气候影响将比巨石阵的影响持续更长时间。”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的地质活动并不是有目的的，但这种活动影响着当代人类的境况与未来命运。

 

查克拉巴蒂在历史理论反思与当代历史学走向角度对“人类世”话语进行了深度的阐释，在当代学术界具有独特的风格与价值。其一，在整合当代人文主义史学范型基础上，思考史学新形态的可能性。在查克拉巴蒂看来，地球系统历史是“人类世”话语在史学领域激起的涟漪效应。由于地球系统历史试图解析当代全球变暖现象的学术逻辑，具有整合环境史、全球史等当代史学形态的潜质。但是，查克拉巴蒂并未使用当代学术界习用的“转向”“超越”等词来锚定地球系统历史的学术坐标。其二，持续地批判“西方中心论”。在研究领域上，查克拉巴蒂的研究跨度是比较大的，从南亚历史与史学、后殖民研究到历史理论、全球化，再到气候变化对历史学的影响。其中，后殖民研究所依托的后殖民主义思潮本身否定一切宏大叙事而且倚重福柯的后现代“权力”和“话语”理论。反对“西方中心论”是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底色，这一立场也体现在查克拉巴蒂的“庶民研究”中。在“人类世”研究中，查克拉巴蒂延续了这一学术立场。他将全球化与地球系统历史复合起来重构“人类世”话语过程中，仍延续了批判“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在追述全球变暖起因时，查克拉巴蒂注意到西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同责任权重。同时，查克拉巴蒂自己也意识到，西方学术话语是他无法摆脱的“滤镜”。2022年11月11日，查克拉巴蒂同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霍莉·凯斯（Holly Case）进行关于“人类世”学术座谈的过程中，谈到他的后殖民史学研究同事批评他身上的“西化”倾向。在为“人类世”时代历史发展归因时，查克拉巴蒂将西方资本主义视作核心推动力，印证了这一点。

 

五、“人类世”话语历史理论意义的当代阐释

 

“人类世”话语的形成及其对科学研究的激励效应有赖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变化历程和当代气候变化危机的现实土壤。“人类世”话语移植到历史学领域之后，彰显出它的历史理论意义。按前述历史理论定义的三重维度，具体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首先，在“人类世”话语连带效应下，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理论引起思考。国际地质学界研讨“人类世”话语，认识到人类、人类活动是主导地球系统变化的力量，试图追溯和预判人类行为是如何改变地球深层进程并影响地球系统未来发展的。在这一现实与学术语境下，“未来”成为当代学界历史理论研究的一个维度和主题。佐尔坦·西蒙和马雷克·塔姆在与《历史与理论》杂志合作推出“历史性未来”迭代项目，其学术初衷之一即是推动思辨的历史哲学复兴，提出适应当代变局的历史理论。他们期待当代历史理论界能够提出解决当代历史困境的诠释工具，为理解当代复杂的历史状况助力。这个项目的系列成果之一、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历史的荆棘：意想不到的后果与思辨的历史哲学》，表达了西方学界在“人类世”语境下的历史理论思考。安克斯密特认为，在诠释工具方面，“最关键的是意想不到的后果。历史上与历史过程中意想不到的后果，就像生物过程中的突变一样”。按照“意想不到的后果”对历史过程的解释是：“在历史与自然两个过程中，都会出现问题或偏离预期。”安克斯密特将历史与自然都看作前途难以预料的“阴云”，其中充满“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个立场反映了对“人类世”视野下人类活动具有未知地质后果的担忧，也否定了对历史过程进行理论化的可能。诚然，安克斯密特这种观点有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学术传统的渊源，也只是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界诸多论说中的一种。在人与自然的历史中，确实存在“意想不到的后果”，但理性和规律性仍是不可否认的。现代化、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当代均具有独特的历史思辨价值。

 

其次，在历史认识层面，客观的过去对于历史认识的规约价值得到重视。在当代学界语言转向驱动下，西方历史理论界的一个“共时性前提假设是：语言与实在、文本与过去之间是表现关系（以‘关于’作连接词），不是指称关系（以‘是’作连接词）”。这解绑了语言与实在、文本与过去之间的指称关系。语言选用、文本风格成为历史认识中的首要考量，与它们关切的实在、过去被疏离。例如，海登·怀特关于犹太大屠杀问题的观点代表了这一立场：“在这个问题上，‘相互竞争的’叙事之间的冲突与其说与所涉事实有关，不如说与情节编织赋予事实的不同故事意义有关。”科学界对“人类世”的研究，直接面对呈现过去的客观历史数据与自然现象，依此进行学术论证与推断。其中蕴含的史学启示在于：“人类世”话语所反映的客观过去，是当代历史认识论反思需正视的维度；将历史客观性与史学主体性辩证统一，是历史认识的真正追求。

 

最后，在历史书写中，历史总体化范畴必不可少。在批判和反思现代知识获得合法性过程中运用的普遍性标准与价值时，利奥塔宣称：“实际上合法叙事在当代的式微，无论是传统或‘现代’（如人性解放，思想的实验等等），都和信仰的丧失有关。”这里的“合法叙事”是学术界所谓的“宏大叙事”“大叙事”或“元叙事”。利奥塔这句话表述的语义即是“宏大叙事式微”。在后现代知识语境中，史学研究中关注差异、有限性的“微观叙事”“小叙事”繁荣起来。与此相应，表现整体、宏观的历史总体化范畴的史学市场愈益萎缩。“人类世”话语介入历史理论研究后，形成了对历史总体化范畴的供给侧需求。“人类世”话语不仅关涉过去的人与自然关系实态，也关涉着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调适以及未来的人类命运预期。“人类世”话语所反映的历史整体性，要求提出把握和理解历史大势的历史总体化范畴。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界正在努力构建适合这一需求的历史总体化范畴。例如，弗朗索瓦·阿赫托戈的“历史性的体制”理论集成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维度，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可能是过去范畴，也可能是当下范畴或未来范畴，那么显而易见的是，由此产生的时间秩序也不会是同一的”。在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界，“历史性的体制”具备成为历史总体化范畴的学理潜质，值得关注和反思。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