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沈坚，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一  马克思主义与年鉴学派

 

 

20世纪法国历史学曾对世界历史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深刻地影响了法国当代史学的面貌。纵观20世纪的历史图景，大多数学者都会同意以下观点，即还没有任何一个学术流派如同年鉴学派这般对历史学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他们在历史研究方法上追寻跨学科的对话；他们扩展了历史学家赖以介入过去的资料来源和问题；他们反对狭隘的、政治的和传记式的历史叙事方法；他们追求描绘全景式的整体史。这些特点和其他诸多革新彻底地改变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而年鉴学派又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有何关系?有意思的现象是，年鉴学派在研究范式上有许多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似的面貌，但年鉴学派的重要历史学家们，如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等都从来没有将他们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一直在自己的研究中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同样，法国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认为年鉴学派充满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想。

 

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年鉴学派的关系上，我个人赞同斯托伊诺维奇(T.Stoïanowich)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年鉴学派的先驱也是年鉴学派的对手”。从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和年鉴学派史学思想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某些特定的议题上，它们却循着相似的路径。它们都认为在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表象之下，存在着长时段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影响。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反对个人和英雄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重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它们还持有相同的历史认识论观点，反对经验主义，试图寻求构建整体历史知识体系的独特路径。

 

无疑，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对马克思主义并不陌生，而且还认为有一定借鉴价值。1936年，布洛赫在写给费弗尔的信中，声称他正在考虑利用马克思的思想“为索邦带来一些新鲜空气”。虽然在他眼中，马克思是一位“贫乏的哲学家”,甚至还可能“令人无法忍受”,但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苏珊·弗里德曼：《马克·布洛赫：社会学和地理学——变化中的学科相遇》。费弗尔对马克思主义也持批判态度，但从未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进行攻击，相反在有些场合还表达出某些赞赏。他曾经表示：“我本人对卡尔·马克思抱有最崇高的钦佩……但是这是否足以让他的启示成为所有教条的永恒尺度?”1934年，费弗尔在天主教刊物《信仰和生命》(Foi et Vie)中夸赞了马克思的贡献：“关于资本主义和大革命之关系最大也是最有力的问题……谁首先提出了它?我们应该会脱口而出：是卡尔·马克思!”除此之外，费弗尔亦认同马克思主义史学向整体史方向发展的努力。因此，我们就不会惊讶于以下文字出自费弗尔之手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能给我带来愉悦的感觉……阅读列宁以及那些继承马克思遗志之人的著作也是如此。”

 

后续的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也不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费尔南·布罗代尔写于1957年的一段话就不难看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复杂态度：“马克思主义是众多模型的集合整体。萨特批评这些模型的刻板、简略和不合时宜，而他的确以特殊性和个体性的名义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如他一样，我多少也要进行一些批评，但不是针对模型，而是针对人们使用它的方法。马克思的天才、他恒久力量的秘密，就在于他是首位从长时段出发构建真实社会结构的人。这些模型被永久地烙上了简明的印记；它们被赋予了法则的力量，被当作可适用于所有地区、所有社会的现成、必然的解释。相反，我们应该通过时间引发的变化检验它们，揭示出它们的真正结构，这种结构是强健而无懈可击的，并将一再循环，期间将会有微妙的变化，可能会由于其他结构的接近而或明或暗，并且能以其他法则或模型之方式进行自身定义。20世纪最具威力之社会分析方法的创造性力量受到了束缚。只有将其放入长时段之中，方可重获它的力量和生命力……我是否应该补充一句，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已经面临着任何一门致力于纯态模型构建的社会科学因其自身之缘故所将面临的危机?”

 

在法国历史学发展的进程中，拉布鲁斯(Camille-Ernest Labrousse)始终处于一个含糊不清的位置。当年鉴学派于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期间开始定义历史学事业的核心区域时，拉布鲁斯游走于该运动的边缘地带，但他在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却极大地影响了年鉴学派。拉布鲁斯常被人认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历史的大家，同时也被看作是年鉴学派的成员。当他被问及谁对他的经济社会史研究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时，拉布鲁斯列出了一个名单。排在第一位的是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第二位是马克思，第三位则是他的论文指导教授阿夫塔利翁(Aftalion)。

 

年鉴学派从已然在法国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之中汲取了许多观点，其目的却是为了更好地抵制这种卓有成效并希望扩展成为整体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年鉴学派最终走上了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并占绝了极其有利的位置，得以在之后一段时期内进一步扩展其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普遍弥漫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年鉴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开始直接对立。冷战早期，每个人都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因此年鉴学派随即成为苏联以及西方共产主义历史学家的批评对象(这一现象在当时的法国和意大利尤为突出，因为在两国之中，共产党的影响力都十分巨大)。即便如此，年鉴学派也并未完全摒弃马克思主义。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年鉴学派“并未与马克思主义拉开距离”。这可能是因为法国的学术界极力抵制冷战思维的影响，其中年鉴学派希望坚持寻求一种平衡的观点。

 

1968年之后，冷战的影响在逐渐减弱，但是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阐释和修正；另一方面，许多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进入了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思维模式，其中包括对经济史的贬低以及对心态史和表征史的重新强调，这种转向可以与人类学和政治文化范畴中的符号学转向相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诸多著作正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而带有“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标签的作品则显得更加“地域化”。

 

 

二  马克思主义对新史学挑战的回应

 

在新史学出现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挑战，但法国受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影响的一批史学家接受挑战，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在新境况下闪现光芒。这里笔者想以一部历史著作为例来加以说明，这部著作就是法国社会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法国近现代史著作《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从1789年至今》。它谈不上是法国史学的伟大著作，但由于这部著作由七位具有法国共产党背景、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史学家集体撰写，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较为系统地阐述法国近现代史，这就给我们了解20世纪80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也使我们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法国“新史学”浪潮中遭遇的困境和他们的坚持有了重要的认识。

 

在新的形势下，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策略是将新的史学研究方向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在1974年，皮埃尔·维拉(Pierre Vilar)在他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中的史学》(Histoire Marxiste,Histoire en Construction)中指出，由于年鉴派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汇合，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可以将年鉴学派的发现纳入自己的体系中，如对数据的定量分析，对空间事实的观察，对社会时间的区分，以总体史为目的追求等。居伊·布瓦(Guy Bois)则在《新史学》文集中撰文《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Marxisme et Histoire Nouvelle)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新史学的渊源。他认为，整体史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表达互相关联的社会整体的用词“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构成”的新名词。至于计量方法，马克思也早就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尤其如“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等，仍然在话语分析和心态计量史方面发挥着首创作用。面对“新史学”的浪潮，居伊·布瓦请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起来迎接新史学的挑战，忠实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

 

在这样的背景下，七位用马克思主义概念阐释历史的历史学家推出了《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从1789年至今》,集中叙述和分析法国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历史。与一般的通史著作不同，这部历史著作没有采用编年体，而是以专题的方式来论述，总共分了七个专题：1.导言；2.法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3.法国人口问题的特殊性；4.1789年至1980年的法国农民；5.工人阶级的增长；6.法国国家、政权与民主；7.政党、政见与思潮。通过七个专题的具体历史分析，这些历史学家一方面通过具体的历史史实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将关注的问题扩展到政治思想甚至心态领域，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调和“新史学”流行的一些概念。具体地说，该书的作者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

第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反对图解马克思主义。该书的作者们熟练驾驭马克思的基本术语，我们经常看到书中的分析运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辩证法”“周期性危机”等概念。他们解释许多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于法国的现实，是由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程式化了，大部分法国史学家无法超越“形式化的马克思主义”。该书的作者们就在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范畴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

 

第二，在遵循总体规律的前提下，关注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该书作者们在强调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将历史的重点放在揭示法国历史的特殊性上。该书书名在副标题中用了“身份”(Identité)一词，该词汇恰恰包含了“同一”和“特质”这二方面的含义，在事物内部，它是一种认同，而对其他事物，它是一种识别标志。本书各专题都着重分析法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斯格特在书中写道：“没有模式，只有道路，只有资本主义规律在具体形式中发展的矛盾进程。特殊性不是模式的简单变量。原始结构根据特殊关系和它们的自身运动再生和转化，法国的特殊性不断地产生和变化着。”

 

第三，辩证地看待历史延续与断裂的关系。受法国结构主义共时性优先原则的影响，法国新史学采取强调历史发展永恒不变、强调历史延续和惯性、强调历史对变化的抵制、强调群体无意识作用的姿态。《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从1789年至今》一书的作者们一方面接受历史遗产、历史惯性甚至群体无意识在法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这与马克思的观点并不矛盾，他们甚至引用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说法证实这一点，如“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总是无意识的，至少意识是不清楚的”。如书作者提到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使用的久受崇敬的旧“服装”。然而，他们也认为，法国历史在这种继承和延续中，也存在着深刻的变动，有时甚至会出现突变。伏维尔的导言就是用“法国当代史上的断裂和延续”为题，指出法国历史的发展就是断裂和延续的统一。

 

第四，对流行的历史分析时间概念进行新的阐释，强调不同时间段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历史进程或影响历史的因素进行时间分割，如“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这是年鉴学派的重要遗产。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下，这样的概念在史学界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新史学”本身也是年鉴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从1789年至今》一书的作者试图将这些观念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轨道。他们认为，历史发展中各种时段的因素并不是各自发展的，它们充满着联系，充满着辩证关系。在他们研究的两百年的历史中，有一个生产力、社会结构和人口发展的周期，作者们借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皮埃尔·维拉的用词，把它称为“中等长”(moyennement long)时段，这是从封建主义垮台经工业资本主义到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再到现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周期，同时有些短时段的历史事件起到标志性的作用：法国大革命及其以后的多次革命，巴黎公社、德雷福斯事件、人民阵线、两次世界大战、1968年五月风暴等。在不同的领域，有些事件也具有划时代意义，比如工业革命、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大扩张等。因此，作者们使用阿尔杜塞的用语，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历史时段的“交织”(entrelacement)。

 

总之，在法国新史学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些曾经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的史学家通过一部完整的法国近现代史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不论其中的观点是否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但至少可以使我们借此了解当时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困境与它作出的回应。

 

三  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法国大革命研究

 

法国大革命在法国是个非常特殊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曾占据主导地位。这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要么曾参加共产党，要么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者；他们往往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分析、经济社会分析等手段和学说，作为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基础，等等。当然，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和他们对大革命的解读，也随着社会和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而发生重要的演变。

 

法国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源自饶勒斯和马蒂埃。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上，他采取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饶勒斯主编的《法国大革命社会主义史》(L’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于1900年出版。在谈到研究方法时，他说：“对于历史，我们必须同时对经济发展和人的壮举给予充分的重视。因此在解释历史时，我们既要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又要有米什莱(Michelet)的理想主义。”可见他在写作时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突出地体现在他对大革命的阶级分析上面，以及将重点放在经济和社会因素的考察上。

 

在法国大革命研究领域，第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阿尔伯特·马蒂埃(Albert Mathiez)。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分析方法，来阐释大革命的发展进程。在饶勒斯的基础上，马蒂埃明确地把大革命的进程分成三个阶段：资产阶级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权；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民众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最后大恐怖时代，法国革命民众抵御外国敌对势力干涉的斗争，代表民主和公正的雅各宾党人与丹东的斗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非常熟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即革命是阶级斗争的过程，坚决革命到底，拒绝任何妥协。在马蒂埃的努力下，对法国大革命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确立了“正统”的地位。

当年鉴学派开始出现之时，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专家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在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之时，也吸收了年鉴学派的一些研究思路。他是法国最早重视大革命中农民社会群体研究的史家。1924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专著《法国大革命期间北部地区的农民》(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928年，他参与了年鉴学派标志性刊物《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创办。1932年出版的《1789年的大恐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乡村恐慌》(La Grande Peur de1789)一书因为对大革命早期农民心理的重构，成为年鉴学派的经典。1932年，马蒂埃去世，勒费弗尔被指定为他的继任者，接掌他创立的罗伯斯庇尔研究会及其刊物《法国大革命历史年鉴》。1937年，他成为索邦大革命历史研究所所长。勒费弗尔在二战之后重新整理了自己多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并在1951年写成《法国大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一书，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时势与革命的必然性、革命的阶级属性、人民大众的重要作用等深化了法国大革命的研究。

勒费弗尔逝世八年后，他的学生阿尔伯特·索布尔(Albert Soboul)成为索邦大革命历史研究所所长。1939年6月，他正式加入共产党，并终生不渝。他在老师研究法国大革命中农民的基础上，开创性地研究巴黎的无套裤汉。索布尔不太赞赏年鉴学派的方法，认为他们忽视了对具体事件的研究。因此，他采用的是一种以政治分析为主，并辅以社会分析的研究方法。他从民众革命的角度探索血腥暴力的法国大革命的根源。索布尔最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大革命解释的主导地位，这种解释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使资产阶级在18世纪成为法国财政、商业和工业的主导者，因而自然地要求从封建王权那里获得权利和自由，同时取消封建特权、实现权利平等，启蒙思想体现的正是他们的这种阶级意识。到18世纪下半期，这种发展受到了被教士和贵族所把持的封建特权的严重阻碍，这是资产阶级必须打破的锁链。另一方面，农民也坚决要求废除一切封建特权；而面包价格上涨导致生活成本上升，也使市民(后者包括工匠、店主、熟练工人、学徒等，即所谓的“无套裤汉”)站到了封建王权的对立面。这就使得原本打算同贵族寻求妥协的资产阶级与农民和市民的联合成为可能，并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进程。

但从20世纪下半叶起，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强劲的挑战。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解释的质疑首先来自英国人科班(Alfred Cobban),他早在50年代就与晚年的勒费弗尔展开了辩论。但新理念要在法国得到认可，还需要重量级的本土人物的崛起。这位对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大革命解释提出挑战的法国历史学家就是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孚雷否定大革命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如阶级分析方法、强调经济和社会因素、主张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肯定下层群众的作用和历史地位等。他认为，从1750年起，思想观念和心态上的变化使得旧制度的残余变得不可忍受，引起了文化上的平等革命，然而由于缺乏自由，开明的精神影响了启蒙思想家，他们玩弄一些抽象原则，并不考虑现实的实用性和可行性，由此引发了一场原则的革命，而并不知道如何实施。

 

面对“修正”派咄咄逼人的攻势，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史学的继承人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进行了论战。1988年，即大革命200周年之际，在罗伯斯庇尔的故乡，米歇尔·伏维尔有意采用罗伯斯庇尔研究会创始人马蒂埃于1920年的演说题目《我们为什么是罗伯斯庇尔主义者》作了一次重要的演讲，追随马蒂埃、勒费弗尔等先辈的脚步，重温罗伯斯庇尔的民主斗士形象，并为他的恐怖政策辩护。但伏维尔的大革命研究对象和方法与他的前辈们已经大不相同，他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心态史、肖像史、微观史等上面。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解释相通的是，他依然重视法国大革命的阶级分析，重视一般民众的历史作用，同时继续认为大革命是法国历史的转折点，它造就了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觉醒，是法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

 

法国大革命“修正”主义的崛起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的变化，是法国史学界对于历史学科内部演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现状的自然反应。它也体现了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绝不是一个僵化的学科，而是具有跟随时代发展变化的能力和生命力。进入新世纪，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正在力量重整中酝酿新的生机。

 

 

四  结语

 

笔者曾向许多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提出“法国存在过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吗?”这一问题，但得到的回答总是否定的。记得1982年，伏维尔教授到北京大学讲学，介绍心态史研究，北京大学教授张芝联先生介绍他时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称谓，伏维尔本人不置可否，但他特意补充，在法国真正称得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是皮埃尔·维拉教授。因此，笔者在切入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时，认真去阅读皮埃尔·维拉教授的著作，这位教授的专长是研究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制度，他的著作基本上采用的是实证的方式，从来看不出理论的建构，所论述的问题均非常具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见解，主要反映在他为勒高夫主编的著作《制作历史》中，他为此书写了一节：“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中的史学”。但此文没有提及任何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名字，文章主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Althusser)进行讨论，文中坦言：“一些历史学家比他们自己认为的要更马克思主义，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则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更不像马克思主义。”。我们大概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法国不存在历史学家们有着自我身份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

 

然而，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史学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年鉴学派和新史学。勒高夫主编的另一本著作《新史学》中，专门有一条目“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其中特别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方法更新方面的重大作用和影响：马克思主义包含有“全球史”和“整体史”的倾向，要求“同时掌握社会生活的各种方面(经济的和心态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它一开始就向各个人文科学没有限制地开放。它赋予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决定作用，因此它关心的重点在于结构而不是表面事件，在于集体而不在于个人，在于日常生活而不在于偶然事故。至于计量方法，马克思不是已经大量使用了吗”。作者得出结论：“看到马克思主义对“新史学”进展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全面影响过法国的主流史学流派。法国主流的史学家或多或少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克·布洛赫撰写《法国乡村史》(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1931)和《封建社会》(La Soctiété Féodale,1936)就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法国著名的经济社会史家如拉布鲁斯、布维埃、维拉等的著作中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其余如勒华拉杜里、福柯、杜比等也都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们认为，虽然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构成流派，但它影响了法国当代史学的发展，融入其他史学流派之中，并且在某些史学研究领域(法国大革命)长期占主导地位。我们可以赞同维拉所说，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建设中的流派。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虽不完整，但却是真实的存在。

 

 

 

（本文原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1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