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星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对历史作道德阐释是罗马帝国时期古典传记的显著特征。罗马帝国早期的两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与苏维托尼乌斯都将品性作为传记写作的核心，具有突出的道德垂训意识。普鲁塔克的道德垂训主要是个人层面的，他期望通过书写历史上英雄们的一生，为读者树立道德的榜样，劝诫读者“见贤思齐”，以提升德性；苏维托尼乌斯对罗马帝王的考察，则是从罗马帝国整体的利益出发，反思帝王的品性对罗马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不同的视角和目的也使二者追求的德性有所差异，普鲁塔克追求的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德性”，苏维托尼乌斯则以当代罗马人民对帝国君主的品性要求作为评判标准，对其笔下的帝王作道德判断。二人道德史观的异同，反映了罗马帝国时期拉丁文化与希腊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关键词：普鲁塔克；苏维托尼乌斯；品性；道德垂训

从道德的层面对历史进行反思，是罗马帝国时期传记史学的显著特征。普鲁塔克（LuciusMestriusPlutarchus，约公元45~125年）和苏维托尼乌斯（GaiusSuetoniusTranquillus，约公元69~130年）是罗马帝国早期的杰出传记作家，二人的传记写作继承了西方古典传记的传统，对历史人物及事件作道德阐释。普鲁塔克作为罗马治下的希腊人，其道德史观与罗马本土的苏维托尼乌斯相比，也有很大的差异性。二者道德史观的异同，反映了道德史学内容的多样性，也反映了罗马统治时期希腊文化与拉丁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作为西方古典传记史上的双雄，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的传记写作具有突出的可比性，也一直是学界研究和讨论的重点问题。不过，学界传统上更多关注二人在传记写作方法上的差异性。关于二人道德史观的研究在20世纪末期才开始。达夫（TimDuff）指出，普鲁塔克的传记写作有三重目标：一是揭示传主的品性，二是对传主的品性作道德判断，三是通过道德垂训提升读者的德性。苏维托尼乌斯的传记写作与普鲁塔克有相似之处，如通过传主的言行揭示其品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道德判断；不过哈迪尔（AndrewWallace-Hadrill）指出，与普鲁塔克的直接说教不同，苏维托尼乌斯的语气“可以是任何一种，唯独不是说教”。因此，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的道德垂训在共性的基础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本文运用比较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察问求异，分析普鲁塔克与苏维托尼乌斯道德史观的异同，尤其是二者的差异性，以此探讨古典传记史学道德垂训的多样性。

一、古典传记中的品性与道德垂训

传主的品性是古典传记写作的重要内容，古典传记作家甚至将这一点作为区别传记与历史的显著特征。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曾比较历史著作与传记在人物描写方面的差异，他认为，在写作内容上，传记应“详述”传主童年的教育经历，并着重表现传主的个性，而传主成年后的主要功绩是历史著作的重要内容，传记只需简要概述；在功用上，传记比历史更具有道德垂训的价值，因为“活生生的人比没有生命的死气建筑更有可能唤起一个人追赶和仿效的欲望，因此，对于一名读者的自我提升而言，前者的历史自然更具有学习的价值”。罗马传记作家奈波斯在《佩洛皮达斯》的序言中也强调传主的品性是传记写作的要点，他写道：“我对如何阐述他（佩洛皮达斯）的品德感到困惑。因为我担心，倘若我着手陈述他的事迹，将不像是在讲述他的生平而像是在著史；但若是只提要点，又恐怕那些不熟悉希腊文献的人不甚明了此人到底有多伟大。”这与现代学者对传记的认识是一致的。莫米利亚诺认为，传记所要书写的不仅是传主的外在事迹，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在世界，通过传记作者的“选择性”来呈现传主的“完整性”。正如汪荣祖所说：“为人立传，岂止罗列事实，必须立其精神面貌也欤？”

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基本继承了古典传记作家的这套传记理论。普鲁塔克在亚历山大和恺撒传的序言中表明，他要寻找的是“心灵的证据”，所以他选择的传记事实是“微不足道的琐事”，因为相比于彪炳史册的政治军事功绩，“一个表情或一句笑谈”更能够揭示一个人的品性。书写传主的品性，目的之一即在于追求德性。普鲁塔克在伯里克利和费比乌斯传的序言中指出，我们的心灵与生俱有观察和体会美好事物的能力，而最美好、最有价值的事物就是美德，“善会创造出向善的冲动，使观者见贤思齐；德行不仅仅是通过完美的表象来塑造观者的品性，而且是通过深入挖掘其本身的内涵，陶冶、教化观者”。为何要追求美德？他在亚里斯泰德传中指出：“神之为神，就在于其拥有三个方面的优越性，即不朽的生命、无上的权势和完美的德性；其中最高贵也最富于神性的就是美德。人们渴望永生，这是任何人都无法达到的；渴望权势，这种权势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命运的手中；而他们却把美德放在他们价值体系的最后，这是极其不智的，须知这是唯一来自神性的至善，是人力可达的。”美德即是至善，而且人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而最好的学习途径就是从历史中寻找可效仿的榜样，因此他为读者塑造了伯里克利和费比乌斯、埃米利乌斯和提摩勒昂等德性的典范。除了道德的典范，他也写了德米特里乌斯和安东尼传这样的反面人物传记，因为在他看来，不仅要通过学习优秀的榜样来修养德性，更要了解应受谴责的言行，对恶有所认识，“如此才能以最大的热情去效法那些仁人志士”。无论如何，读者从每一部传记中都能得到启示或吸取教训。

苏维托尼乌斯很少直接说明他的写作方法和目的，我们只能从他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以下简称《帝王传》）的内容和写作结构中归纳出来。《帝王传》基本采用编年叙事和分类概括相结合的写作方法，编年叙事部分主要是帝王们从出生、掌权到去世的过程，分类概括的部分包括帝王的外貌、生活方式和品性，其中品性是苏维托尼乌斯写作的重点。他以不同的主题，考察了这些帝王或仁慈或残酷，或慷慨或吝啬，或勇敢或懦弱，或节制或放纵的品性。以其中的《提比略传》为例，第1~23节，苏维托尼乌斯以编年叙事的方法叙述了提比略的家族、出生、青少年直至执掌罗马政权的过程。在这部分，苏维托尼乌斯通过叙述提比略复杂的成长经历，让读者理解他矛盾的性格形成的原因：提比略童年时四处逃亡，多次危在旦夕，成年后被迫与挚爱的阿格里皮娜离婚，与奥古斯都的女儿朱里娅结婚，但最终这桩政治婚姻以悲剧收场；提比略为避免被人猜忌，退隐罗德斯岛，却一再遭人诽谤和憎恨，这使他终日生活在恐惧中；早期的生活经历迫使提比略不得不伪装成一个谦逊、随和、谨慎的人，但他的野心和多疑、冷酷的个性却不时地暴露出来。第24~65节是提比略传记的核心，也是苏维托尼乌斯对提比略的品性的全面描写，他将提比略的品性和他对罗马的统治结合起来。通过苏维托尼乌斯的描写可见，提比略的品性随着他的权力的不断巩固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他的统治初期，因统治尚未稳定，所以他伪装出谦逊、宽容、民主、公正的样子；随后，他一点点露出一个元首的本来面目，加强对国家事务的干预，整肃风纪、镇压骚动、安定社会秩序；在两个儿子相继去世之后，他隐居卡普里埃岛，全然不理国事，任由国家受到威胁，苏维托尼乌斯指出：“因隐居增加的自由，以及公众监督的缺失，他以前长期掩饰起来的恶习立刻全部释放出来。”接着，苏维托尼乌斯采用主题式分类概括的方法，描述了提比略淫乱、吝啬贪婪、冷酷嗜杀和多疑的品性。最终，他的恶行引起了各阶层人民对他的谴责和仇恨，他自己也厌恶了自己，甚至他的死亡都没能停止人们对他的仇恨。品性是苏维托尼乌斯写作的主线，分类概括的写作方法则进一步强化了读者对帝王品性的认识。

为了更好地进行道德垂训，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将品性与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以《神圣的朱里乌斯传》为例，苏维托尼乌斯首先以编年叙事的方法叙述朱里乌斯获取专制权力的经过，在讲到朱里乌斯即将遇刺的关键时刻，他中断了历史叙事，说道：“所有这些事业和计划都被死亡断送了。不过，在我叙说恺撒之死以前，先简述一下他的外表和服饰、生活方式和性格，以及文章和军事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不为不相宜吧！”苏维托尼乌斯在这里中断历史叙事，转而描写朱里乌斯的品性，因为他要在描写他的死亡之前，解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朱里乌斯该不该死。他在分类描写了朱里乌斯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管理中表现出的杰出才能和优良品质后，突然转折道：“然而，他的其他行为和言论将天平的两端翻转过来。他被指责滥用了手中的职权，他的被杀是罪有应得。”在叙述朱里乌斯被谋杀之前，苏维托尼乌斯详细罗列了他的恶行，即专制和傲慢。不言而喻，正是朱里乌斯的恶行导致了他的死亡。因此，在苏维托尼乌斯的道德阐释里，专制和暴政招致人民的憎恨，进而导致帝王统治的终结。尼禄是暴君的典型。在《尼禄传》中，苏维托尼乌斯在讲述文德克斯起义之前，用大量的篇幅分类列举了尼禄的恶行以及人民对他的仇恨，在苏维托尼乌斯的行文中，尼禄的残暴和人民对他的憎恨与他最终被迫自杀身亡的结局之间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与暴君相对，仁慈的君主往往赢得人民的爱戴，并获得善终。在《神圣的奥古斯都传》中，苏维托尼乌斯在分类列举了奥古斯都在公共生活中仁慈、宽厚、谦逊的品质后，写道：“由于这些值得赞赏的行动，不难想象他是多么受人爱戴。”随后他分类列举了各阶层、各地区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奥古斯都最终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寿终正寝。

普鲁塔克同样从道德的层面解释历史人物的命运。他在亚历山大传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青年亚历山大果敢的性格、坚定的意志、仁慈克制的品性以及重情重义的善举，在这样的品质下，他一路所向披靡，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讲到亚历山大决定远征海卡尼亚（Hyrcania）时，普鲁塔克中断历史叙事，讲述了亚历山大进入东方后在性情方面的一系列变化，比如因为猜忌杀死了两位挚友，疏远正直的哲学家凯利昔尼斯（Callisthenes），宠信谄媚的安纳萨尔克斯（Anaxarchus），致使其品德开始败坏；之后作者回到编年叙事，讲述亚历山大远征印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亚历山大变成了一个易怒、暴虐、生活奢靡、爱慕虚荣的人，亚历山大也因此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失败和死亡。

同样，普鲁塔克笔下的莱山德（Lysander）因其谦逊的品格赢得居鲁士的支持，从而扭转战局，打败亚西拜阿德（Alcibiades），最终征服雅典；但在获取极大荣誉和权力之后，他变得傲慢、暴虐，他的专横引起阿格西劳斯的猜忌，最终导致了斯巴达内部的政治斗争，莱山德也因这场政变走向失败。通读《希腊罗马名人传》（以下简称《名人传》），普鲁塔克试图说明道德高尚导致成功，道德卑劣导致失败。不过，由于普鲁塔克笔下人物的复杂性，必定会出现一些有德性的好人最终不得善终的情况。正如达夫所言，在这些传记中，“普鲁塔克试图通过显示有德之士死后都获得了荣耀，以及他们的死最终都得到了复仇，来处理他们失败与死亡的难题”。

“品性”是古代传记着墨的对象，引发读者的共鸣是传记写作的目的。科克斯（PatriciaCox）总结道：“古代传记是精心选择和组合的结果，目的不是记录一个人一生的历史，而是再现其品性……如果说传记是一幅有关传主一生的画，那么他一生的事迹就构成了这幅画的景观，而品性就是这幅画独有的轮廓和留白，赋予其独特的韵味。它将景观与韵味、事件和品性结合在一起，在某个瞬间引发读者的共鸣。”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通过对材料的选择和编排，将传主的命运与其德性联系起来，以期引发读者的反思，这是二人道德史观的相似之处。

二、道德史观内容的多样性

虽然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都关注品性，都将传主的命运乃至历史的发展与品性联系起来，试图从道德的层面对历史进行反思，但他们对历史进行反思的着力点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也导致了二人道德史观内容的多样性。正如格雷特林（JonasGrethlein）所指出的那样：“普鲁塔克感兴趣的是德性，德性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因此读者只能通过上下文理解传主的德性；但普鲁塔克更深层次的目标是书写历史英雄身上所具有的永恒品质，这些品质永远值得普鲁塔克的读者模仿。”佩林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虽然普鲁塔克的每对传记都承载着不同的道德兴趣，但是总体来说，他感兴趣的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德性，是那些更具有普遍价值和广泛适用性的道德观”。什么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德性”？勇敢、谨慎、宽容、正义等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人们追求的德性，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德性。德性也在苏维托尼乌斯考察的范围之内，在苏维托尼乌斯看来，这些品质是贤君应该具备的德性。那么苏维托尼乌斯与普鲁塔克的区别在哪里？哈迪尔认为，苏维托尼乌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意识，他对罗马帝王的考察，代表了罗马民众的主流观点，体现了其所处时代的罗马大众对帝王的品性的要求。这与普鲁塔克追求的超越时代和地域限制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德性”区别开来。

二人对战争题材的处理方式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苏维托尼乌斯经常略写战争，有时甚至只是罗列战役的名称，但是普鲁塔克却对相关的重大战役着墨甚多。哈迪尔认为，战争是历史著作的题材，苏维托尼乌斯为了将传记与历史著作区别开来，有意识地减少战争题材在其著作中的分量。但佩林提出了不同见解。佩林指出，普鲁塔克曾在《为政之道》中说：“城邦最大的福祉就是拥有和平、自由、富足、和谐以及大量的人口；就和平而言，人民当前不需要政治手段的干预就能实现各城邦之间的和平；至于战争，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其他民族，战争都已经消失了。”也就是说，在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生活的时代，战争已不是罗马生活的主流，对罗马境内人民生活的影响较少，因此，它不是苏维托尼乌斯考察的重要内容，而对于普鲁塔克来说，其笔下的英雄们在战争中展现的德性或劣行，体现的是“永恒的人性，而不是公元110~115年的时代特性”，这些品性会在其他时代的人身上重现，因此这种“永恒的人性”值得普鲁塔克一再地强调。因此，普鲁塔克书写战争，关注的却是人性，渴求的是和平。他在《吕库古和努马传评述》中写道：“有人会说，‘难道罗马对外征战没有促进它的发展，改善它的地位吗？’假如我要使这些人满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长了，因为这些人认为发展、改善就在于财富、奢侈和帝国版图，而不是安全、亲善以及正义带来的那种独立。”对于普鲁塔克来说，相对于财富、疆域等现实利益，国家的独立、安全、和平与正义是更值得人们去追求的东西。相较之下，苏维托尼乌斯将通过战争征服的领土、掠夺的财富作为重要功绩从帝王们的经历中提炼出来，进行书写和强调，因为这符合罗马人当下的利益。

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对德性的不同追求，反映了二者道德垂训视角的差异。苏维托尼乌斯从罗马帝国的整体利益出发，考察帝王的品性。为此，他建立了一套较为稳定的结构，考察帝王们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这一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饮食和性方面的节制，以及与之相对的放纵。苏维托尼乌斯以此考察帝王们的自制力，朱里乌斯和奥古斯都在饮食方面都较为简朴、节制，而残酷、嗜杀的提比略、克劳狄、维特里乌斯、尼禄和图密善等人在饮食和性方面表现出放纵、无节制的特点，有自制力的帝王往往能够控制对权力的使用，因而能够实行仁政，无节制的帝王则表现为嗜杀、贪婪。第二，仁慈、善良的本性，以及与之相对的残暴、邪恶的本性。帝王的宽仁或严酷，直接影响臣民的生命安全，在苏维托尼乌斯笔下，不同的帝王在这方面具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奥古斯都和韦伯芗都是仁慈、宽容的，对他人的言语攻击和不敬行为都能一笑置之，提图斯会因一整天没有给任何人以帮助而感到“虚度了一天的光阴”。与之相反，提比略没有一天不惩罚人，伽尔巴贪婪残暴，维特里乌斯嗜杀成性，卡里古拉从小就不能控制他残暴、罪恶的天性。仁慈还是残暴，这是苏维托尼乌斯判断贤君与暴君的重要内容。第三，忠于家人和朋友，以及与之相对的背叛家人和朋友。对待亲友的态度也是苏维托尼乌斯考察帝王品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朱里乌斯和奥古斯都治家严谨，重视子女的教育，热情帮助他们的朋友和依附者，而提比略、尼禄和卡里古拉的残暴和冷酷，也毫无例外地施加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的身上。第四，贪婪、掠夺财物，以及与之相对的慷慨施予。大多数帝王没能逃脱贪婪的指控，提比略、卡里古拉、尼禄、伽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和图密善都被指责不择手段地敛取不义之财，甚至韦伯芗也有这一恶名，只不过苏维托尼乌斯用他对各个阶层的慷慨施予消解了这一指控。第五，嫉妒、憎恨他人的才能和美好品质，以及与之相对的尊重、欣赏他人的才干。嫉妒显然不是一个统治者应有的品质，尼禄和卡里古拉都公然用权力迫害甚至毁灭令他们嫉妒的人，卡里古拉甚至嫉妒、憎恨前代的文人名士，而奥古斯都、韦伯芗大力奖赏各方面的杰出人才。第六，贪念权力和荣誉，以及与之相对的谦逊。贪念权力和荣誉往往是专制的表现，导致暴政。朱里乌斯对专制权力一心向往，卡里古拉不仅渴望专制王权，还追求神的荣誉，尼禄对荣誉的追求则是在艺术方面；与之相对，韦伯芗不愿露脸出风头，将凯旋式视为负累，奥古斯都也一再拒绝人民授予他的荣誉和权力。第七，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中心，以及与之相对的以权谋私。这是苏维托尼乌斯对帝王进行道德判断的重要依据，贤君一定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进行统治的，这也基本上决定了他们的统治方式。朱里乌斯虽然军功卓著，为罗马的对外扩张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功业是以实现个人野心为目的的，因此他对权力的追求最终导致罗马共和制的结束。卡里古拉和尼禄对国家和人民毫无爱意，甚至是憎恨的，卡里古拉多次诅咒国家，希望国家遭受重大灾难，尼禄放火焚毁了罗马城，面对夺取大量人民生命的瘟疫和战争，他无动于衷；而韦伯芗在进驻罗马后，“首要任务是使国家安定下来，再使之繁荣昌盛”；奥古斯都立志于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期望将罗马城建成“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会是一座安全的城市”；当罗马出现一些意外天灾时，提图斯全力救助人民，表现出“盖世无双的父爱”。第八、勇敢、谨慎、自信，以及与之相对的懦弱、多疑、优柔寡断、被他人左右。这是帝王统治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朱里乌斯、奥古斯都、韦伯芗都作战勇敢，在危急关头临危不乱，坚定自己的判断，在国家治理方面因而也能有一番作为；与之相对，伽尔巴对他的三个劣迹斑斑的顾问言听计从，克劳狄是怯懦的，受制于妻妾和仆人，这直接导致了他们统治时期的暴政。第九，能否较好地履行行政管理的职能。以上几个方面的表现往往也决定了帝王在行政管理方面的表现，朱里乌斯、奥古斯都、韦伯芗的行政管理勤恳且卓有成效，尼禄、卡里古拉、克劳狄和图密善虽有善政，但总体来说恶行多于善行，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社会秩序混乱。

哈迪尔曾分析苏维托尼乌斯的传记写作题材，指出重大军事和政治事件不是苏维托尼乌斯的写作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政治不感兴趣，相反，他详细描写了帝王掌权后管理帝国的方式及行为表现，并从中提炼帝王的品性。从苏维托尼乌斯的考察结构来看，他恰恰是从政治的角度考察帝王的品性。帝王的节制、仁慈、忠诚、合法地获取财富以及宽待人才，保证了他能够实行仁政，确保罗马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帝王如何处理私利与公益之间的关系，他是将自己作为帝国的管理者和责任人，还是将帝国作为满足私欲的工具，直接决定了帝国是走向繁荣还是混乱；以上品质，辅之以政治才干，决定了帝国以及帝国人民的命运。因此，在苏维托尼乌斯的笔下，每一种美德和罪恶都是试金石，考察帝王们是否具备君主的品质，是否履行了君主的职能，以及对帝国的发展产生的影响。

例如，苏维托尼乌斯批评痴迷于各种艺术表演的尼禄，但他并不是批评艺术本身，他从尼禄作为帝王的身份出发，认为尼禄在这方面的激情使他与罗马皇帝的身份不相称。在《尼禄传》中，我们看到作为艺术家的尼禄和作为罗马皇帝的尼禄之间的矛盾。苏维托尼乌斯不断强调，尼禄不愿意也不适宜扮演皇帝的角色。比如，尼禄长时间滞留希腊忙于举办各种比赛，当他的释放奴劝说他返回罗马，告诉他罗马的事务在等着他处理时，他回答说：“你希望我尽快返回罗马，但你要应当为我助力并期待我返回罗马时不愧是堂堂的尼禄。”尼禄更在乎他作为艺术家的身份，而非皇帝的身份，这在苏维托尼乌斯眼中，自然是不称职的皇帝的表现；当尼禄被迫自杀时，他痛哭流涕，不断重复：“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啊，就要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在将死之际，尼禄自称艺术家而非皇帝，这再一次突出了尼禄不是一个好皇帝的形象。苏维托尼乌斯还详细地描写了尼禄被迫自杀时的懦弱表现，懦弱与帝王的品质也是不相称的。

在《盖乌斯·卡里古拉传》中，苏维托尼乌斯分别描写了“作为皇帝的卡里古拉”和“作为怪人的卡里古拉”。作为皇帝的卡里古拉宽容、仁孝，他厚葬提比略，迁回亲人的坟墓，赦免犯人；在帝国治理方面，整顿不良的社会风气，改革司法审判的程序，诚实地履行了提比略和朱里娅遗嘱中对社会的捐赠等；在公共福利方面，举办宴会、演出和比赛，慷慨施予人民；此外，他还修缮和完成了多项公共工程。而作为怪人的卡里古拉，专制、僭越，不仅渴望专制王权的仪式，还为自己建造神像和神庙；他恶毒、残暴，诋毁祖先，屠杀亲朋、元老以及其他阶层的人民，憎恨前代的文人名士；不仅横征暴敛，还不择手段地直接掠夺他人的钱财，用于奢侈的生活；等等。这两部分对比明显，显然，残暴、荒淫不是作为皇帝的卡里古拉该有的品质。同样，克劳狄也不是一个“国家元首”该有的样子，因为他被身边的宠臣和妻妾控制，“他所扮演的角色不像是一个国家元首而像是一个仆人”。理想的模范帝王是奥古斯都，他不仅具备仁慈、宽厚的品性，还很好地履行了帝王的统治职能，保证了国家的繁荣、稳定。

与苏维托尼乌斯相比，普鲁塔克主要从个人的命运和幸福的角度进行道德垂训。对比二人对朱里乌斯被刺身亡一事的评价，苏维托尼乌斯写道：“他被指责滥用了手中的职权，他的被杀是罪有应得。”普鲁塔克在《恺撒传》的最后一节评价道：“他一生冒险犯难追求的政治权柄，最终几乎没有收获，除了虚名和受人猜忌的荣誉，并未得到实质的收获。”二人评价的视角显然是不同的，苏维托尼乌斯站在国家的角度，批评恺撒对国家权力的滥用，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他被杀是“罪有应得”；普鲁塔克是从恺撒个人的命运和价值出发，认为权力带给恺撒的只有虚名，以及随之而来的谋杀，虚名和荣誉于个人的人生价值而言，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普鲁塔克因此为恺撒惋惜。

佩林通过比较修昔底德和普鲁塔克对尼西阿斯悲剧命运的解释，也说明了普鲁塔克道德垂训的角度。他指出：“对修昔底德来说，尼西阿斯的悲剧远不是他自身的悲剧。雅典命运的逆转是复杂的，他从雅典的整体环境出发，而不是从尼西阿斯个人身上寻找原因。尼西阿斯的个性最多只是复杂的环境和因果关系中的一环……在普鲁塔克那里，尼西阿斯的悲剧是个人化的。尼西阿斯自身的行为和性格使他走向毁灭。相比于修昔底德，普鲁塔克并没有从雅典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寻找尼西阿斯走向悲剧的原因。在《尼西阿斯传》中，正是尼西阿斯自身的谨慎使他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军队的指挥权，但也正是他的过度谨慎导致后来的重大战役走向失败。……这显然是尼西阿斯个人的悲剧，而不是修昔底德笔下雅典的悲剧，在修昔底德笔下，尼西阿斯只是雅典悲剧的一部分。”

因此，普鲁塔克着意追求的是个人的价值和幸福，而实现个人价值和幸福的重要力量，也是我们唯一可以把握的力量，就是内在德性的修养。为了论证德性的重要性，他在《德性能否学而致之》一文中，探讨德性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并强调德性可以通过教导和诉诸理性的指引获得提升。德性让我们在顺境中保持谦逊，也给予我们直面苦难的力量。他在《论放逐》中说道：“让我们扮演一个值得钦佩的哲人，用来抗拒步步进逼的困境和突如其来的横逆。……如何面对宙斯洒下的倾盆大雨和凛冽的北风呢？我们可以寻找火堆、浴室、斗篷和房屋：在暴风雨来临之际，我们不会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也不会无谓地哀叹。所以，你也会和别人一样，挺过你生命中这段寒冷的时间，重回温暖的时光：你不需要更多的资源，只需要明智地使用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普鲁塔克将他的伦理理论广泛地应用于《名人传》，《名人传》也成为宣扬其道德哲学思想，追求“具有永恒价值的德性”的重要工具。正如托马斯·哈格所言：“对普鲁塔克来说，传记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载体，它通过重构历史名人的品质，使我们能够抓住历史中仍然真实地存在于当代社会中的某些东西。”在《名人传》中，他书写英雄们的人生历程，考察他们的德性，以及在顺境和困境中的表现。当西塞罗因政敌的攻击被迫逃离罗马，逃亡途中意志消沉，表现得异常沮丧时，普鲁塔克批评道：“不幸的遭遇使他变得极其消沉、沮丧，这样一位把大半生用来研究高深学问的哲人，竟然无法随遇而安，实在出人意料。”与西塞罗形成对比的是埃米利乌斯，埃米利乌斯远征马其顿获得巨大胜利之时却接连遭遇丧子之痛，面对罗马同胞的安慰，埃米利乌斯反而开导大家不要因他的苦难而怀忧丧志，并如期举行凯旋式。普鲁塔克指出：“世人不仅要有抵抗刀剑枪矛的勇气和毅力，还要有勇气和毅力去承担命运的每一次打击；用德性战胜罪恶，不因家庭生活中的悲痛损害公共利益，如此才能应对这样无常的命运。”普鲁塔克在“提摩利昂”一章中离开传主提摩利昂，用了三节的内容讲述西西里僭主狄奥尼修斯（Dionysius）流亡国外的落魄处境，以及面对命运中的不幸狄奥尼修斯坦然的心态。很多学者批评普鲁塔克在此用如此多的篇幅讲述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将其归于普鲁塔克散漫的写作风格。显然这些批评者没有理解普鲁塔克此处的用意。我们看到，在讲述狄奥尼修斯坎坷的遭遇时，普鲁塔克情不自禁地感慨：“在那个时代，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都要接受命运的摆布。”随后他又通过一件逸事点明他的写作意图：一个外乡人嘲笑在流亡中的狄奥尼修斯竟然还保有研究哲学的嗜好，狄奥尼修斯回答道：“如果不是受益于柏拉图的哲学，我怎么能忍受得了这无常的命运呢？”普鲁塔克在“提摩利昂和埃米利乌斯的评述”一章中进一步指出：“只有最坚定和宁静的心灵，不会在顺境中自满，也不会在挫折中沮丧。”

普鲁塔克关注个人的幸福与德性，那么苏维托尼乌斯是不是不关注帝王个人的幸福呢？我们在《帝王传》中看到，奥古斯都因女儿和孙女的不贞痛苦不已，尼禄弑母之后深陷恐惧和良心的折磨之中。但这不是苏维托尼乌斯探讨的主要目的，这些内容服务于他对帝王品性的分析，解释了帝王的行为模式和政治统治方式。正如维伦纳·舒尔茨所说，在苏维托尼乌斯的论证模式中，“帝王的性格可以解释他的行为和帝国的政治环境，反过来，他的行为和帝国的政治环境又是分析其性格的基础”。

总体来说，普鲁塔克的道德垂训为个人求善，他以个人的幸福为出发点，从历史英豪们波澜壮阔的人生履历中，提炼出值得后世效仿的德性和引以为鉴的教训，劝诫读者“见贤思齐”，提升德性。苏维托尼乌斯以罗马十二位帝王的生平作为写作对象，但他关心的不是这些帝王个人的幸福，也没有期望读者从中吸取教训，指导自己的生活。他的视角是政治的、现实的，他以罗马人民对帝国君主的品性要求作为评判标准，反思帝王的品性对帝国历史的影响，反映了他为集体致用的道德垂训观念。

三、罗马文化对道德史观的影响

历史书写带有明确的目的性。穆启乐指出：“罗马史家无疑也认为，应向读者传达对事件原因的洞察。然而一方面，这种洞察几乎一直局限在探究政治成功和失败的道德原因上……另一方面，直接的道德感召在相关言论中举足轻重。”确实，从道德的层面对历史进行反思是罗马史学的显著特征。朱本源在解释西方古典史学的实用主义色彩时指出：“实用的史学是合理的人道主义史学自然发展的结果。在历史科学的草创时期，历史思维必须从神本主义过渡到人本主义，从神意（providence）过渡到人的意志。而在古代整个思想文化水平上所能得到的历史解释只能是心理的（即不可能从社会物质条件或经济基础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因此，“它只能走上‘心理学的—训诲的’方法论道路”。普鲁塔克与苏维托尼乌斯的道德史观，反映了罗马帝国早期西方古典传记对历史的道德反思，也深刻反映了朱本源所总结的罗马史学思维发展的整体思想文化背景。

在罗马帝国早期，斯多葛主义哲学成为罗马社会中颇具影响力的哲学流派，其道德哲学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道德史观的思想基础。在斯多葛派哲学世界观中，宇宙是一个有组织的、有理性的体系，人作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应该同宇宙的目的相协调而行动，力图在神圣的目的中来实现自己作为人的目的，以求达到最大限度的完善”。因此，人应顺应宇宙秩序，过有德性的生活，因为“真正有德性的行为是有意识地导向最高目的或目标的行为”。国家作为一个集体组织，是宇宙的一部分，与宇宙的目的一致，因此国家的兴衰与人民及统治者的德性息息相关。在这一哲学世界观下，“一个国家的制度并不能决定这个国家的福祉；它的市民和统治者的品质则具有远为重要的意义。……一位未来的行省总督、帝国的皇帝、一位禁卫军长官和一个显贵人物——这样的上流人物能够自我修养出一副温润的气质和仁慈、慷慨的心肠，那么，社会上的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强调德性对个人及国家的重要意义，正是这一道德哲学观的具体体现。

不过，二人的道德垂训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对历史进行道德反思。普鲁塔克与苏维托尼乌斯道德史观的异同，反映了罗马帝国多民族文化在统一中表现出差异性。拉丁文化本身就是对希腊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罗马人最终走上的一条选择性的希腊化道路，并在此过程中构建了自己强烈的罗马特性。希腊人虽然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丧失了政治独立，但“希腊人素来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民族’，其同一性从来不依赖于政治统一，因而其传统的民族认同内容并未因罗马的统治而改变”，因此在文化上始终保有传统的民族认同。

穆启乐曾通过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历史学家的著史界域和著史目的，指出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体现出了界域的广度，所意图达到的效果忽略了地理、政治和时间的界限”。穆启乐的这一观点与佩林提出的普鲁塔克追求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德性”不谋而合。在普鲁塔克的时代，希腊城邦的独立和自由已失去四个多世纪了，希腊沦为罗马的行省也已经两个世纪。在这一背景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希腊哲学家逐渐将个人利益与城邦利益分离开，更关注个人利益。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个人的自我和幸福的实现”。确实，与苏维托尼乌斯等拉丁学者对罗马整体命运的关注相比，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人普鲁塔克更为关注个体。

普鲁塔克接受了希腊被征服的命运，但这种接受是在历史发展大势的潮流中的被动接受，他热爱希腊文化并以此为荣，而希腊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个人面对历史发展的洪流，既无力改变民族和城邦的命运，甚至也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要服从命运的安排。既然个人无力驾驭外部的世界和无常的命运，作为历史中的个人，只能转而向内在的精神世界寻求庇护，因为唯有坚强的内心和高贵的品质能使我们抵御人生的挫折和苦难。科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对波里比乌斯著史目的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普鲁塔克也很有启发意义。他指出：“波里比乌斯并不认为历史研究将能使人们避免他们的前人的错误，并且能在世俗的成功方面超越他们的前人；研究历史所能导致的成功，在他看来，乃是一种内心的成功，一种不是克服了环境而是克服了自身的胜利。我们从它的英雄的悲剧中所学习的，不是要避免我们生活中的这类悲剧，而是要在命运带来这类悲剧时能勇敢地承受它们。”如此，唯有美德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是幸福的根源。因此，普鲁塔克在《名人传》中延续了希腊哲学对人生目的和幸福的追问。

但普鲁塔克并不认为一个人身上会具有纯粹的德性或恶行，即人并不是非黑即白，人是意志、欲望和理性的统一体，德行的实现就是通过学习使这三者和谐，各司其职。他在《论伦理的德性》一文中说道：“灵魂也是两种相异和独特性质的合成物，如同身体需要兽性的部分，要在自然女神的强制之下，与理性混杂和结合起来。”对伦理哲学教师普鲁塔克来说，传记就是最好的教学工具，因为“只有历史中的伟人才能教会我们理解自我并最终提升自我”。

与希腊文化不同，罗马文化更重视德性在国家的发展中的功用。莫米利亚诺将罗马史学称为“民族历史”，他认为罗马史学“比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普通希腊历史更为关心政治制度的延续”，“因为他们对于传统和延续有强烈的意识”。穆启乐的观点与此相似，他认为罗马史学家的视域“囊括的是罗马历史，而且是其总体发展过程”。他们著史的目的“是巩固国家的道德结构，以此对国家持续的繁荣富强有所贡献，或至少应当延缓其衰落”。而罗马史学的实用主义正源于罗马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

苏维托尼乌斯是土生土长的罗马人，作为罗马精英团体的一员，罗马帝国的命运与其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他关注罗马帝国的整体命运。在写作的视域和目的上，苏维托尼乌斯继承了罗马史学的传统，沿袭了罗马道德史学探究罗马兴衰的民族使命感。我们看到《帝王传》是一部在时间上连贯的著作，它以罗马帝国早期的十二位帝王的人生为写作对象，从整部传记来看，它囊括了罗马从朱里乌斯到图密善统治的历史，是对罗马这一百多年发展历程的书写。苏维托尼乌斯以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标准考察了帝国早期的十二位帝王的品行，阐释“恺撒”的意义，并反思他们对帝国兴衰的影响。

佩林认为，《神圣的朱里乌斯传》作为《帝王传》的开篇传记，不仅奠定了书写恺撒一生的基本架构，而且建立了一套解释模式，解释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的罗马历史。更重要的是，“十二篇帝王传记中的每一篇都在帮助我们理解恺撒的本质”。《神圣的朱里乌斯传》和《神圣的奥古斯都传》解释了罗马帝国建立的过程，以及什么是王权。在《提比略传》中，苏维托尼乌斯指出，在提比略刚出生的年代，“人们还不知道恺撒的权力也是一种王权”。到作者所处的时代，人们显然已经对王权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当“提比略毫不犹豫立即接受并行使起元首的权力，让一队卫兵站在自己周围”，苏维托尼乌斯指出：“这就意味着他已在实际上掌握了权力并拥有统治者的外部标志。”解释恺撒的权力，并试图将恺撒的权力与罗马帝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联系起来，这是《帝王传》写作的重要目的。

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哲学家们反复强调美德是王权至关重要的品质。君主政治是合法的，因为统治者是“最好的人”。正如哈迪尔所说：“君主统治的正统性依托的是他们的个人品质，而不仅仅是基于他们具有的‘官僚政治’条件。德性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也就是说，虽然出身、财富和军事力量等是获取王权的必要条件，但个人品质决定了帝王统治的稳定性，美德是帝王行使权力的有生力量，是王权至关重要的品质。因此，作为帝王，其最出众的地方不是出身、财富或军事力量，而是道德上的完美。王权是神圣的，但只有在美德之下帝王才能类似于神。这就是苏维托尼乌斯传记写作所要强调的，美德造就贤君，劣行造就昏君。罗马帝国早期希腊文化与拉丁文化的融合与发展，造就了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同中有异的道德史观。二人的道德史观，反映了罗马帝国时期实用主义思想的发展，他们从道德的善出发，探究德性与个人命运以及国家发展之间的关联，作道德训诫，以维护精英阶层的统治。

普鲁塔克作为希腊人，承认并接受了希腊被罗马征服的既定事实，相较于对罗马帝国整体命运的关注，他更为关心在帝国的统治下如何实现个人的价值和幸福。普鲁塔克没有为当代的人物作传，他创作《名人传》时，传记中离他最近的人物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他的写作目标不是为后世保存有关这些历史名人的史料，也不是赞美这些伟人的雄伟事业，而是从历史材料中提炼出可以成为典范的内容，在精心构造的叙事框架中再造它们，实现其道德训诫的目的。因此，在对历史的道德阐释中，普鲁塔克关注个人的成长和教育经历，通过揭示传主因拥有或缺乏某种德性而走向成功或失败，引导读者反思人性和人生，以此提升读者的德性。

苏维托尼乌斯作为罗马人，他关注帝国的整体命运，并敏锐地观察到帝制下君主个人的品性对帝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因此，《帝王传》以朱里乌斯到图密善十二位帝王的传记，书写了罗马帝国早期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传记的写作过程中，苏维托尼乌斯始终将帝王的品性作为写作的焦点，并试图将帝王的品性与帝国的兴衰联系起来，具有突出的道德垂训意识。

道德史观是古希腊罗马人文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它从人本身出发，探究人的主观意识和活动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并期待对后世的人产生影响。但从道德的层面解释历史，反映了古代学者在历史认识方面的局限性，即关注人类行为背后的主观原因，忽视了历史发展的社会物质条件，从而对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产生影响。这是在道德史观的影响下，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在历史解释方面的局限性。

（原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刊》2024年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