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冯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他的在华经历对该书的撰述起到了关键作用。首先，在华学术经历激发了他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兴趣，通过实地考察深化了他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认识。其次，李约瑟在华期间结识了不少中国人，他们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重要的建议，还有部分学者成为他的合作伙伴。最后，李约瑟在华学术活动中深入了解了中国传统科技文明内蕴的思想文化因素，积极探寻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科学思维的关联，使得所撰《中国科学技术史》展现出了东西方跨文化对比的特色。

关键词：李约瑟；在华学术活动；《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主编的多卷本著作,首次系统性地论述了中国科技史。该著作以“李约瑟命题”为核心，全面总结了中国几千年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肯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杰出贡献，揭示中国古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演进历程，探讨中国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关联与差异，展现中国古代科技的独特贡献和影响。

李约瑟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主编，为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接触中国文化之前，李约瑟是一名专注于生物和化学研究的年轻科学家。然而，访华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李约瑟的职业规划。李约瑟曾自述:“在中国的4年决定了我的终身。自此以后，我根本不可能设想除了写一本西方文献中从来没有过的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书外，我还想要做什么其他工作。”在华学术活动的开展，则成为他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保障

 

一、身临其境：亲历中国科技，激发创作动力，验证“科学前哨”

亲身经历不同于从文献建构中认识中国科技，能够让人得到最直观的感受。访华后，李约瑟直接接触和观测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与中国人民和科学家进行了亲密交流。中国科学家的科研精神与能力使他对中国科技抱有友好态度，激发了他的思考与探索欲望，成为他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推动力。在华期间，他实地考察很多地区，直接接触中国科学技术，并得出了中国是“科学前哨”的重要论断。

(一) 中国科研的魅力带给李约瑟创作的启发以及动力与热情

从一位对东方知之甚少的年轻科学家到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巨擘，这转变恰恰发生在李约瑟访问中国之后。

在李约瑟的笔下，中国人的科研精神屡次受到赞扬。在抗日战争期间，他首次访华，目睹了中国人在战争中对科学的坚定和热情。无论身处何地，李约瑟都能感受到中国人民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为发展科技而努力的伟大精神。李约瑟用文字记录了他所见证的中国人民和科学家的故事：“近14年的消耗战并没有剥夺单个中国人的平静与稳定。你会看见创伤和毁灭的可怕证据。……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矢志不渝，在设备缺乏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研究，开动工厂。”“参观这个重要省份的科学机构时，访问者得到的主要印象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自己祖国的边远地区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执着和勇气及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乐观与豁达。”显而易见，李约瑟认为中国人具有坚韧、勇敢的品质，对科学研究抱有坚持和希望。

当然，不仅中国人的科研品质受到李约瑟的交口称赞，在李约瑟眼中，中国科学家的科研素质、水平也是一流的，完全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科学家。李约瑟在参加重庆工矿展览会时，感慨中国技术人员的智慧，“只要向中国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和科学人士提供所需的工具，他们就能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相媲美”。

正是中国人在困境中展现出的科研精神和科研能力深深打动了李约瑟使他对中国的科研产生了友好之情。李约瑟对中国的好感和善意不仅在他的言论和著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也从与他交往的中国学人的口中得到了证实。黄仁宇说，李约瑟“认为中国人是值得尊敬的民族，应该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傅斯年也曾评价过李约瑟，称以李约瑟为代表的一些人“是又了解我们而又同情我们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同情是由了解而来的”随着对中国的深人了解，李约瑟逐渐明晰了中国人对待科技的态度尽管在抗战时期中国呈现出落后的面貌，许多外国科学家都认为中国科技远远落后于西方，并对中国科技心存偏见。李约瑟却突破了时代影响下的“欧洲中心论”，他看到了中国文明中的闪光之处，认为中国文化有很多值得了解、关注、学习的内容，对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也是基于如此认知并将它写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中国人身上，李约瑟看到了未来中国科技发展的希望，找到了过去中国科技领先于世界的原因。他对中国人的科技精神和能力给予肯定，这让他对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如西方一样的近代科学这个问题更加困惑，这也成为他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动机之一。李约瑟始终抱有对于中国文化的温情和喜爱，这使他在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致力于客观地还原中国古代科技的真实面貌。也正是因为对中国的这份友好感情，李约瑟得以坚持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经历了漫长岁月。

（二）实地考察，直观体验中国科学技术，感知中国的科学“前哨”地位

李约瑟曾感慨:“我越来越感觉到中国是科学的'前哨’”。这是李约瑟在多次考察中国的旅途中得出的结论。李约瑟认为:“典籍所提的事实，远非我们唯一的资料来源。”他强调亲身体会在了解事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李约瑟指出:“正如我们必须先接受训练，学会架设真空蒸溜器或亲自进行滴定，为了了解中国的篷帆，我们必须先在中国船上航行。或者我们应该看过制造豆腐或豆浆的中国小工厂。对于李约瑟来说，从文本中获取关于中国的信息与亲身体验中国科技得到的认知是不同的。通过直接接触中国的科学技术，李约瑟得以对中国科技产生更直观的认知。李约瑟自言，“凡在中国居住过的人，例如我本人，都知道很早的中世纪的技术(例如径向踏板翻车)至今仍然盛行”。这种对于中国技术的了解势必要通过实地观测才能获得，

李约瑟通过考察文化遗迹获取了重要的资料。他在四川参观了当地特有的“自流井”。这种井始于两千年前，沿用至今。在这次四川之旅中李约瑟目睹了古籍中所记录的开采活动，让他深感四川的“了不起”。这段旅程的观察结果也被李约瑟记录在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在甘肃地区的考察中，李约瑟还观察了当地的石油储备情况。“自古以来，当地农民可能对此已不陌生了。他们除了用渗油来治病外，还用渗油来润滑乡村手推车的车轴。” 这种认知很可能是李约瑟与当地农民交流后得出的四川的“自流井”和甘肃的石油应用情况，都是李约瑟在实地考察过程中直接获得的观察成果。这种精神，即通过实地考察验证书籍中的记载，在李约瑟晚年依然影响着他，“1986年他以86岁高龄再访中国，其目的就是要去大足石刻实地考察一下，其中一个塑像手里抱着的，到底是不是一种地雷之类的火器”。这次前往四川大足佛教石窟寺的考察推翻了李约瑟对于中国火铳出现时间的猜想。原本李约瑟“估计大约在1200年左右才开始有最早的火铳”，然而通过神像手持火铳的时间，李约瑟做出了新的判断，火铳应该是“在金兵攻陷开封后两年的 1128 年就有了”。

除了通过实地考察与文本记载的相互印证，李约瑟还利用在中国考察获得的多元化资料验证自己的想法并得出结论。他广泛利用图像资料和考古资料，将之作为研究中国科学技术的重要参考。在研究中国“橹”的时候，李约瑟先和王玲一起“根据图像提供的证明，提出多方面的证据，认定橹一定是三国(公元3世纪)或三国以前的发明”。后来，鲁桂珍和李约瑟“在广州发现了一个汉墓中的模型船，肯定地证明在公元1世纪已经定形了“。李约瑟还会自己亲自拍摄图片，作为图像资料保存下来。在敦煌石窟考察时，李约瑟不仅以文字形式记录了关于敦煌的相关情况，而日拍摄了“100多幅照片”并冲印了出来。《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有不少由李约瑟自己拍摄的配图，如第四卷第二分册在讲解中国车辆外形演变时，李约瑟在书内插入了一幅 1943年“甘肃兰州的农村用轻便车”。李约瑟在中国期间经常携带相机，随时拍摄与中国文明相关的图片，这些珍贵的图片资料至今保存在英国的李约瑟研究所，并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的重要资料来源。

李约瑟的考察足迹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深入考察中国古代科技的各类现象。与仅通过文本获得信息不同，他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和亲自观察，最直观地感受到中国古代科技的伟大之处，

二、结识中国人：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因素

李约瑟在中国广泛交友，包括科学家、史学家和政客。通过与中国人的交流，他获得了大量中国科技史的相关资料，并得到了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宝贵建议，这成为他编写该书的重要因素。

（一）从中国人处获得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资料

在前往中国前，李约瑟对编写一部关于中国科技史的书已有谋划，但是当时的李约瑟“打算战后花两年时间，撰写《中国科技史》。当时他为自己定下这项工作计划，工作量究竟有多大，他心中无数。经向他会见的一些学者多次请教后，得悉不断增多的资料在中国古典文库内等待他，他才认识到，这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每一史料都标明出处，每册后有 1800年前汉文古书书目，1800年后汉文、日文及西方文作品目录，其幅之大犹如本书目学著作，为后人提供丰富资料”。而书中所引用的大量资料，不少是李约瑟在华期间获得的。这些书籍一部分由李约瑟自己购买。他曾经列出一份书单，并且在成都期间将书单上的所有科技史书籍全部购买齐全还有一部分来自友人的慷慨赠予。

通过与中国学人的接触，李约瑟对中国书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他所创办的中英科学合作馆中，聚集了许多对科学史感兴趣的中国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李约瑟称在这些“对科学史感兴趣”的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的帮助下，他“能够初步知道一些中国的科技文献”。这使他对中国书籍的数量有了更多的认识，并且更新了他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的想法。

另外，对李约瑟而言，中国友人赠送的书籍成为他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重要资料来源。李约瑟曾在信中答谢中国友人的馈赠，“承赐陈存仁教授之所著《中国医学史图鉴》一书，万分感激!此书为编卷6第1册之极有价值参考资料”。在李约瑟图书馆的藏书中，也有李约瑟收到来自中国学人赠书的痕迹。李约瑟图书馆收录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书的扉页有郭沫若的亲笔签名:“李约瑟先生惠存，郭沫若，一九四五十二.十五。”此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曾提及地质专家李四光为其提供了“中国次大陆构造的第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中国地质学》”。从中国学人处获得的已出版的书籍成为李约瑟编撰、修改、完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参考。

回到英国后，李约瑟与中国学者的交往并未因此中断，赠书活动持续进行着。回到剑桥后，“不管中国的政策怎样反复，他还是源源不断地收到违禁资料。这种情况至少一直持续到1958年”。抗战胜利后,“竺可桢收集图书和资料海运到英国剑桥，其中有一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篇幅上万卷，字数达1亿7千万字”。在英国，李约瑟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期间，来自中国的资料成为他宝贵的资料来源。

（二）将中国学人的见解吸纳进《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三十多岁才开始接触中文及中国文化，之前对中国文化并没有过多了解，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限，故李约瑟访华期间与中国学者多有往来，并与他们多次开展学术讨论。

李约瑟常与中国学者就学术问题进行讨论，这种讨论深化了他对中国文献的理解。在撰写与气象学相关的章节时，李约瑟常与中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进行交流。“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多次提到竺可桢的见解。由于与竺可桢的接触，他有了充分的资料撰写其中的'气象学一章。”他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及生物学家经利彬也有交流，华罗庚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的罗摩奴阇”“我(作者注:李约瑟)与他讨论了中国数学史。上午在邻近的药物研究所度过，与经利彬讨论了防疟疾、防痢疾问题”。李约瑟还与著名学者胡道静“一起讨论中国科学的根源，即科学的发生、发展的起因”。抗战时期，李约瑟还与李四光有过交往。李约瑟曾就“当时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出过一些建议，后来李四光教授给他写过一封信”。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史》，可以知晓李约瑟深入研读过李四光所著的《中国地质学》，并在书中多处提到李四光提出的若干问题如李四光提出的新华夏地槽问题。从丰富的史料中，我们能找到许多李约瑟与中国学人讨论问题的相关记录。

李约瑟不仅与单个学者深人讨论问题，还与中国学者开展集体性讨论。他曾在傅斯年家中寄居，提出了许多关于科学史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各学科的研究人员积极搜寻和发掘有趣的资料，例如，公元2世纪关于鞭炮的材料，几次重大的爆破事件的记载，公元 1076 年禁止向鞑粗人出售火药的通令等。

通过与中国学者的交流，李约瑟不仅解答了心中的困惑，还积累了许多关于中国科技的知识，更是通过中国学者的介绍，开阔了学术视野。中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与他讨论、交流中国古代哲学，钱临照向李约瑟介绍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及其著作《墨经》,“其中有关记载中国古代科学的成就”，这次交流使李约瑟第一次听闻墨子之名，李约瑟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到第一次听到墨子之名令其“惊叹不已”。

对一些难以理解的文献中的问题，李约瑟也常向中国学人讨教。李约瑟曾向许多学者询问老子《道德经》“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话中的“有”“无”之意。最后接受了侯外庐的解答，并将其写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不过，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同时引用了外国学者韦利的解释，使二人解释形成对比以此衬托侯外庐的译释“才更符合古代道家的总的政治立场”。

（三）结交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国合作伙伴

《中国科学技术史》并非由李约瑟一人独立完成。他与来自全球的许多优秀学者组成了创作团队，其中鲁桂珍、王玲、黄兴宗和何丙郁等均为中国学者。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提出了六项参与编撰该书的学者必须具备的条件:“(1)他必须有一定的科学素养，而且还必须多年从事过实用的和生产性的科学研究；(2)他必须很熟悉欧洲的科学史，并且已在其中某一方面进行过一些独创性的工作；(3)他必须对欧洲各个历史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有兴趣并有所了解；(4)他还必须亲身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并有机会在中国各地旅行，最好既不是以传教士或者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也不是以商人的身份；(5)他必须得中文，如果不能很快速地阅读中文书籍，至少也须足以查阅原著和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6)他必须能够有幸地得到很多中国科学家和学者们的指导。”符合六项条件的人，不是长期旅华，对中国史学、科学均有一定了解的外国人，就是有过国外旅居经历，并具备相关专业知识与素养的中国人。事实上，能同时满足李约瑟提出的六项条件的人在当时并不多。李约瑟的访华经历，让李约瑟与不少中国学者有往来，并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鲁桂珍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撰写人。如前文所言，正是与鲁桂珍等几位中国留英学生的相遇，使李约瑟踏上了研究中国科技史之旅之后在鲁桂珍的陪伴下，李约瑟学习中文，阅读中国古籍，不断深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1957年后，鲁桂珍更是成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主要合作者。鲁桂珍一共参与8卷书的编写，是协助李约瑟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卷数最多的学者。也无外乎鲁桂珍被李约瑟称为“《中国之科学与文明》最主要的合作人，她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另一名《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参与者是王玲。1943年，李约瑟“在四川李庄拜访当时疏散在那里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第一次遇见他”。在1947-1956年这段时期内，李约瑟和王玲共同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在李约瑟的描述中，王玲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贡献，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他的史学专业训练，对日常讨论起了极大作用；第二，承担了“十分之七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翻译工作；第三，查找、挖掘和审查有用的资料，确定其价值，负责烦琐的图书馆、索引及编目工作。王玲一共参与了《中国科学技术史》7卷书的编写，是仅次于鲁桂珍协助李约瑟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多的学者。李约瑟评价王玲:“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

黄兴宗同样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人之一。李约瑟打算成立中英科学合作所时，给黄兴宗写信，邀请黄兴宗与他一起去中英科学合作所工作并一起到各处旅行。1943年4月，李约瑟到达成都后，黄兴宗与李约瑟碰面。随后，黄兴宗不仅为李约瑟成立中英科学合作所出力甚多还陪伴李约瑟到处旅行、考察。1979年后，黄兴宗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第五分册的独立撰写人。除了以上提到的，中国学者对该书的编撰还提供了其他的帮助。如有学者帮助《中国科学技术史》开展审阅工作。李约瑟曾写道:“(吴大琨)给我在经济学、历史学方面很多参考。……在桂林又见面了。”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特别致谢了吴大琨，吴大琨不仅与李约瑟共议中国科学技术史相关的问题，还审阅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书稿。何丙郁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一册的编撰者，对李约瑟编撰的部分观点并不十分认同，故而何丙郁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保留了自己的观点，这使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观念更加丰富。

三、观察与对比：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思维探索之旅

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发展的研究不仅停留在科技本身，在访华之旅中李约瑟更将对中国科技的研究深人中国传统物质文明的内在理路，即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结构等。同时，他将中国的科技史研究置于世界科技史发展的更宽广的视域中，并将之体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中。

（一）探寻中国哲学思想，揭示中国科技发展的哲理基础

多次的访华之旅让李约瑟对中国科学的了解逐渐从科学技术深入科学思想，并促使他深人挖掘影响科学思想的因素。李约瑟关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科技思维的讨论就是这种研究思路的典型例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专门探讨了中国哲学如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佛教、理学等思想及其他中国科学观念与中国传统科技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点明了研究中国科技发展需要探究传统哲学的原因所在:“如果没有中国文明所特有的哲学，自然科学也不能使它本身臻于完善”。

先看儒家，在李约瑟看来，儒家关注人及人类社会远超过关注自然与科学，这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往往起到了反作用。然而，李约瑟也认为并非儒家思想的所有成分都是对中国科技发展起阻碍作用的。他认为“儒家思想基本上是重理性的，反对任何迷信以至超自然形成的宗教”这使得儒家思想具备了“助长了科学的萌芽”这一面。墨家、名家被李约瑟视为“曾做出重大努力来建设一种科学逻辑”的两大学派。尤其是墨家，被李约瑟评价为“完全依赖人类理性”，并“明确地奠定了在亚洲可以成为自然科学的主要基本概念的东西……它们勾画出了堪称之为科学方法的一整套完整理论”。除此之外，“法家的信念就以尖锐的形式提出了实在法与自然法的关系问题”，使法家较儒家与科学的关系更为紧密。法家与科学另一个存在关联性的点在于法家对数量的爱好。不难发现，法家思想在中国科技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道家及道教思想与中国科技的关系。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道家思想是李约瑟花了大量篇幅来进行描述的思想，也是李约瑟所接触的中国哲学思想中，带给李约瑟触动最大的部分。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曾称道家思想是“一种哲学与宗教的出色而极其有趣的结合，同时包含着'原始的’科学和方技。它对于了解全部中国科学技术是极其重要的”。李约瑟认为道家哲学中所包含的诸多因素对中国科学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道家-引者注)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

能够深入中国道家与道教思想，和李约瑟在华期间参观道观、参加道教活动及与学者讨论密不可分。

第一次访华时，李约瑟便探访了大量的道观，李约瑟对中国道教圣地十分喜爱，常常留连忘返”。李约瑟的日记中多有对他探访道观的记载譬如李约瑟曾记载自己在陕西南部，前往张三丰创立的道观参观。观看道教仪式和倾听道家义理，也是李约瑟增进对道教了解的重要渠道。“在成都和嘉定，我有机会聆听郭本道以及已故黄方刚关于道教的艰深而重要的阐释。在楼观台住持曾永寿指导下，我得以看到活生生的传统道教。”事实上，李约瑟对道家及道教思想十分感兴趣，甚至在公开场合“揄扬道家的种种科学贡献”，自称为名誉道士以示对道教的热情

（二）科技与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东西方跨文化对比

最早引发李约瑟思考中西科学思维异同的是鲁桂珍、王应莱、沈诗章三人到访剑桥实验室，他们的表现“完全不下于西方人”，三人的“聪慧”令其印象深刻，故李约瑟产生了疑问:“既然他们的心灵同我没有两样，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传统来?”“中国人思维不逊于西方人”的这一认知引发了李约瑟对东西方思维比较的初步思考。访华后，李约瑟对中西方科学思维的对比感知更为强烈，并找到了更多中西方科学思维的共同点。譬如，李约瑟提出了“在中国和在欧洲一样，都可找到宇宙类比和国家类比的发达形式”。显然，古代中国的科学思想并不逊于西方。而这种共同点更加深了李约瑟对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疑惑。李约瑟感慨道:“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的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它发生于西方--欧美，即欧洲文明的广大范围内。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李约瑟深人接触中国文明后，他不仅看到了中西方科学思维的共通点，也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影响了东西方未来科学发展的走向。第一，在李约瑟心目中，中国人缺乏对中国以外事务的探索欲，而西方人在这点上与中国人恰恰相反。“李约瑟说有一件事使他常常沮丧，那便是中国人对中国以外的情况，并没有甚么好奇心。……这与西方人士大不相同。”而探索欲的缺乏使中国人对中国以外的事务的了解程度大为削弱。第二，李约瑟对中西方思维的不同，还有一个重要的结论——他认为中国的科技是“实用性”的。这也是李约瑟所说的:“中国有许多技术发现，但这不是近代科学，也不是理论科学，而是经验科学。”此外，在中研院开展演讲的时候，李约瑟再次体会到了中西之间思路上的差异。李约瑟提出:“我的总思路与他们(中国的通讯研究员-者注)通常遵循的很不相同，因而相应地，他们都很感兴趣，但讨论不太热烈，因气氛是相当皇家学会的。”

而科学思维上的差异是由中国传统文明中诸多因素导致的。先要看到中西方思想观念上存在差别。譬如，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对中国法律是否影响近代科技发展进行了深入议论，其中，李约瑟对中西方法律展开了一系列的对比。书内记录，李约瑟赞同葛兰言的结论:“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沿着全然不同的路线发展的，而中国人的秩序观念肯定地是把法的观念排除在外。然而在欧洲人中间自然法则的观念却是如此之不自觉，以至于不少汉学家都毫不犹豫地从文献里读出'法则’这个词;而事实上，那里面并没有一个字可以证明这一点。欧洲的汉学家以自己固有的文明经验对中国文化进行解读，将不少中国文献中的语句翻译成“法则”，但事实上，在中国的语境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观念。这种翻译方式显然是违背了中国人的思想方式的。另一个重要的例证，是中西方法律中对待动物的不同态度:欧洲人会对他们认为有罪的动物进行审判和刑事起诉，但在中国，却不会如此，动物对人的攻击行为会被解读为“上天的谴责”。

科学思维上的差异与中国思想有关，但“单单用哲学思想的因素是无法为中西科学发展之不同提出圆满的答案的”。正如李约瑟所言:“科学的发展受时间和地域条件的制约，它不能离开若干社会因素，如地理、政治和经济诸方面因素”。中西方科技发展的差异更体现于影响科技发展的诸多因素。以一个最微小的事例来看。李约瑟曾经观察到，西方商行想要向中国销售脱脂大豆粗粉，但“中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不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这仅仅是两种文明存在差异的一个小例证。如果要深入了解中西方科技发展的不同特征，和近代中西方在科技发展上的不同趋势，就必须要探究中西方地理、社会结构、经济制度等多种因素李约瑟的足迹遍布中国，在穿梭于中国东西南北的旅程中，李约瑟对中国的自然地理有了直观的认知。在李约瑟的访华游记中，常常可见李约瑟对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的描述。李约瑟在旅行观察中发现，“福建省的内陆部分被山脉和森林环绕着”；“黄土可能是由风力从戈壁搬运而来的在岁月的长河里，黄土就这样堆积成数百英尺高的众多山丘”是对于甘肃一带黄土地的生动描写；敦煌密密麻麻的佛教石窟之所以得以保存“部分地是因受到一片灌溉良好的迷人的小绿洲上树木的保护，从而免遭气候的影响”。李约瑟走遍了中国的主要地区，感受到了中国自然环境的变化。李约瑟通过旅行，发现中西方地理环境并不相同:“中国是个纯粹的大陆性国家，而欧洲更像是由海洋分割的群岛，因而要适当开展各种贸易、商业活动和征服。”中国则“依赖精耕细作的农业”。在中国的地理条件下，到处都需要灌溉，故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是必要的，而这又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导致中国形成了完备的官僚体系来开展统筹、协调工作。这种官僚体系就是李约瑟所描述的中国社会结构模式，也被称为“封建官僚体系”。欧洲则不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在欧洲的地理环境和体制的影响下，欧洲商人阶层逐渐壮大，并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商业发展的影响下，重商主义兴起，对农业、工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大力发展农业的中国却在追求“稳定”的特质下，失去原本在科技发展上抢占的先机，未能抢先迈出向近代科学转型的一步。

四、结语

在旅华期间，李约瑟体验了中国科技之精湛，深深震撼于中国人的科研精神与能力，使他对中国萌生了友好态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并因对中国的这份感情，李约瑟得以保持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创作热情通过实地考察，李约瑟能够感受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这段时间内李约瑟结识了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学者，从中获得了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丰富素材和创作建议，并遇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史》重要的合作伙伴，这些成为该书面世的关键因素。在华期间，李约瑟接触了中国哲学思想，深入挖掘了它与中国科学思维的关联，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提供了重要启示。李约瑟曾是一位西方的科学家，具备西方科学思维和文化认知。来华后，他通过各种学术活动，接触了东方文明。李约瑟的个人经历使他对中西方文明均有涉猎，李约瑟以双重视野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将东西方文明进行对比，体现了跨文化交融和科学思维碰撞的重要特征。不过，正如李约瑟亲密的合作伙伴黄兴宗所言:“Without his Chinaexperience it is doubtful that he would have devoted the entire second half of hisife to the enterprise we now know as the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Project”。这段经历无疑是《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巨作得以面世的关键。

（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4年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