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摘要：色诺芬《长征记》记载了小居鲁士雇佣的万人远征军的活动，书中富于军事管理思想。以往部分研究看到了万人军与城邦的相似性而忽略了其差异，以致多关注书中的政体思想；而部分对军事管理思想的讨论也未能充分重视雇佣兵的特殊性。书中体现的色诺芬军事管理思想的特点，在于作者不仅认识到了雇佣兵部队的特性与问题，也有针对性地表达了其对部队管理的思考，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理想的军事管理模式。书中对军事管理思想的展现，在主题选择、史书体例、人物塑造、提供史料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史学价值，为后世军事史的书写提供了范本。 

关键词：军事管理思想；色诺芬；《长征记》；史学价值

色诺芬是古典时代雅典重要史学家之一，同当时许多希腊精英一样，他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所著《长征记》记录了他参与波斯贵族小居鲁士雇佣的万人远征军（以下简称“万人军”）的军事活动。学者们已经从政治思想、史学等多方面对该书进行了讨论，其中与军事相关的问题也引发了关注。不过，以往对该书军事方面的研究多聚焦于万人军的编制、构成、后勤管理等问题，而对书中色诺芬的军事管理思想的分析相对有限。笔者认为，书中的军事管理思想具有重要价值，相关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完整地认识色诺芬的思想，也可以更好地理解《长征记》一书的史学影响。“军事管理思想”这一概念内涵丰富，本文主要关注与雇佣兵特点相关的军事指挥思想。

一

《长征记》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将领如何率领军队摆脱危险，返回希腊，书中有关军事领导的问题自然受到关注，费拉里奥认为该书是讨论色诺芬领导思想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对于如何研究其中的军事管理思想，学者们路径并不一致。

万人军是一支以重装步兵为主的部队，以往学者在研究中常关注到其与城邦的相似性。在古希腊史研究中，将城邦与军队联系起来并不罕见，韦尔南提出，古希腊的重装步兵与城邦具有高度一致性，军队是行动的公民大会。具体到万人军似乎也是这样，万人军多由希腊城邦的公民组成，军中除雇佣兵外，还有妇女、奴隶等，也使得其与城邦类似。基于二者的联系，以往部分研究在讨论万人军管理时，很容易转向城邦领域的问题，特别是讨论书中的政体思想。书中对将领描述较多，加之色诺芬出身雅典上层，重视精英的领导，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色诺芬在书中倾向于寡头制等政体，该观点与学界对色诺芬其他作品的研究结论较为吻合。不过，书中也有对普通士兵活动的记载，部分学者认为这表现了色诺芬对民主制的认可。早在1922年，布朗森在《长征记》序言中就提出，万人军是“行进的民主制”，威瑟斯也较早指出，色诺芬是摆脱贵族立场的理想主义者。近年来，克里斯特又提出《长征记》关注民主决策，同时体现了希腊精英在民主制中发挥的作用；但他认为色诺芬反对“暴民”统治。

上述研究产生了相当数量的重要成果。不过，讨论也有可商榷之处。问题之一在于，万人军不同于一般军队，它与城邦有较大的差异。多尔比提出，万人军的活动更接近殖民而非城邦，此理解主要基于对后勤等要素的分析；同时，以往不少学者忽视了万人军的特殊性，前述韦尔南论断的基础是城邦与其公民兵的相关性，但万人军是一支雇佣兵（下文将详细论述），并不隶属于任何城邦，自然不能简单以城邦视之。问题之二，来自于学者对文本的解读。部分学者对书中民主制等政体的思考有不周之处，忽视了城邦与军队管理原则的差异：城邦选择政体的标准在于是否能处理不同群体的关系（包括城邦内部的党争），而军事活动则要考虑部队的生死存亡，因此军事管理思想更多基于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有些学者讨论《长征记》中民主思想时，其论断建立在书中士兵决策的资料之上，但认为作者关注集体决策就反映他倾向民主制，此说恐怕需要慎重。古希腊文献中不乏反例，如《伊利亚特》就描绘了希腊联军的军人大会，尽管记载存在很多问题，但表明古希腊军队有士兵参与决策的传统，然而史诗是英雄而非民主制的赞歌，此类例子使《长征记》中士兵决策与民主制的关系变得模糊，因此费拉里奥断言：该书的基础并非民主制。可见，将万人军视为普通的城邦军队，进而将其与城邦相联系，讨论其中的政体思想存在一定风险。

还有部分学者关注万人军的作战特点，并对其军事指挥及相关思想作了讨论。例如，布泽蒂在其作品中分析了“苏格拉底式的君主”这一问题，其中涉及色诺芬以及小居鲁士、克利尔库斯等人的指挥，但其研究主要关注指挥者的道德特征，而相对忽视了领导所需要的军事指挥能力，同时，布氏注意讨论书中的暗藏思想，但其认识有时难免出于猜测，他自己也承认论断可能会遭到批评。还有的学者注意讨论色诺芬的军事指挥思想，例如，安德森对色诺芬时代的军事理论问题做出分析，其中关注了训练、指挥思想等，但侧重点在重装步兵作战、训练等理论。前述对色诺芬军事史研究的其他作品中，也有部分涉及军事管理思想，但正如序言所指出的，其中不少论著关注后勤、编制等管理问题。尽管这些研究对本文有重要启发，但部分作品仍未突出万人军作为雇佣兵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讨论色诺芬的军事管理思想仍显不足，如安德森的论著在讨论作战、训练等问题时，仍关注其重装步兵的性质，而未能突出其雇佣兵特点；部分作品即使涉及雇佣兵问题，但也未能就其特殊性及相应管理思想展开详尽讨论，而色诺芬的军事管理思想及其价值，恰建立在对雇佣兵特殊性的认识与表述之上。

二

色诺芬军事管理思想固然与其个人的学术背景、人生经历等有关，但不可忽视的是它专门针对万人军这支雇佣兵部队，其产生与表述建立在对此军队性质的认识，特别是雇佣兵与城邦公民兵差异的认识之上。很长时间内，城邦公民兵特别是重装步兵在作战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部分城邦，如斯巴达因公民组织有军事化特色，以至于军队接近于常备兵，但本质上仍是公民兵。公民兵特点有不少，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有二：一是公民义务、权利与其身份相关，且公民的联系长期而多样，因此公民兵之间关系较亲密，他们对城邦也有深厚情感。《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伯里克利的“墓前演说”明确指出，雅典人应当尊敬祖先——因前辈奋斗为他们留下了雅典帝国，此说将公民集体与城邦利益相结合，公民在爱国热情推动下，愿意为城邦而战。二是公民兵具有高度自觉性，其参与军事活动主要出于义务与荣誉感，“墓前讲话”中伯里克利指出，不关心公众事务的人是无用之人，就是对此特点的反面描述。在此观念影响下，公民勇于公斗，其行为并不需要金钱等利益诱惑。这些特征使得公民兵相对易于管理。

雇佣兵在希腊古典时代有了巨大发展，它极大地改变了军队的管理与人们的思想，万人军正是其中的代表。以往学者已指出雇佣兵与公民兵的差异，具体到《长征记》，色诺芬对万人军作为雇佣兵的特点关注有二，并在书中做了强调。一是色诺芬认识到雇佣兵内部缺乏统一性，且有意描述了军队内部的分裂。整体而言，万人军士兵对具体城邦无深厚的归属感，这与他们的组织相关。《长征记》第一卷中，色诺芬详述了这支部队的来源：当小居鲁士到达赛莱尼时，其属下的希腊雇佣兵由11000名重装步兵和2000名轻装步兵组成；重装步兵中，来自斯巴达的克利尔库斯带来1000人，来自比奥提亚的普洛克西努斯带来1500人，叙拉古人索西斯带来300人等等。根据记载，雇佣兵多数来自于伯罗奔尼撒城邦，少部分可能来自雅典等其他城邦——军中雅典人不多，明确提及出身雅典的不足10人，这为后来色诺芬管理困难埋下了伏笔。此处作者还突出了募兵依靠不同将领分别召集，因此士兵与将领的关系远比与整支军队的联系密切，这也造成了部队内部出现分裂甚至冲突。色诺芬对此有清晰认识，也予以了描述。第一卷提及，克利尔库斯的部队与梅浓的士兵发生了争执，克氏因此惩罚了梅浓的士兵，几乎引发整个军队内讧。正如书中小居鲁士所言：一旦部队分裂，势必造成失败与将领死亡，但危机并未终结内部的不一致。在第三卷中，当早期将领去世后，新选出的将领仍是对旧将领组合的延续，表明部队仍未形成统一体。

第二，色诺芬关注到了雇佣兵的管理方式较为特殊。由于雇佣兵对部队缺乏忠诚感，雇主和将领对部队的管理主要依赖金钱，或是通过欺骗、强迫等手段实现。这一点从文中对军队的称呼即可看出，色诺芬会用不同名号称呼希腊人部队，其中使用了“μισθoφóρoς”一词，该词既形容为报酬而服务，也可指为了金钱的雇佣兵，用该称呼强调了这支军队的趋利性。色诺芬笔下的雇佣兵在为小居鲁士服务时，常缺乏主动性，只有在利诱下才执行命令，当士兵觉察到小居鲁士计划与波斯国王交战时，便要求增加军饷，而后者也承诺将增加五成军饷。由于雇主的利诱，士兵野心越来越大，当要求无法满足时便会出现管理困难，而将领所能掌握的经费总是有限的。因此，除了经济利诱，将军还可能欺骗士兵，如克利尔库斯就曾经用欺骗手段迫使士兵继续前进，此行为也受到了色诺芬的批评。

色诺芬是雅典公民，又曾担任万人军将领，他对雇佣兵与公民兵的差异有清晰认识，那他如何看待万人军存在的问题?从书中看，作者希望将自身与这支部队的问题作出切割，这反映了他对雇佣兵特性的某些负面看法。色诺芬曾极力为自己参加雇佣兵的行为辩护，提到：  

成为居鲁士的朋友，可能会遭到雅典政府的控诉，因为他（注：即居鲁士）曾在拉栖代梦人与雅典的战争中积极支持前者。

色诺芬认识到参加小居鲁士的雇佣兵有违背城邦利益乃至希腊人利益的风险，可能导致不利后果，因此他在谈及参军原因时，强调是因为受到好友普洛克西努斯的邀请，且得到了德尔斐神谕的支持。此描述表明，色诺芬试图证明自己与雇佣兵有所不同，他并非是受到金钱诱惑而参军，也不是要刻意违背城邦利益，而是在神意支持下，出于友谊参加了万人军。考虑到色诺芬返回希腊后，可能受到种种责难，因此书中他自我辩护的需求较为强烈，而辩护内容正是基于雇佣兵的特殊性，说明他对相关问题有较清醒认识。

万人军中的服役经历和城邦公民的经验，使得色诺芬对雇佣兵的缺点有相当理解，而担任雇佣兵的领导也使他对这支队伍的组织管理有深入思考，进一步形成他独特的、有针对性的军事管理思想，并在书中对其加以阐述。

三

基于自己对雇佣兵性质的理解，色诺芬在《长征记》中对军事管理思想的表达围绕着如何指挥这支特殊部队而展开。具体而言，他认为比较急迫的问题，一是在部队缺乏认同的背景下凝聚部队；二是较好地管理一支追求私人利益的部队。色诺芬通过对不同人物行为和品行的描述反映军事管理思想。

第一，面对一支缺乏认同的部队，色诺芬认为将领能否团结队伍极为重要，这也是他们军事管理能力与品行的体现。书中对凝聚力有限的将领并不认可，前述对克利尔库斯与梅浓部队争执的描述就是一例。万人军内部出现纷争固然与此时部队来源多样，并非统一体有关，但也是出于将领自身的原因。从领导力看，克利尔库斯因士兵矛盾而惩罚梅浓的属下，几乎造成了军队内讧。色诺芬认为克氏应有领导责任，书中提到当小居鲁士劝解时，克利尔库斯才“回过神来”，说明克氏在冲动之下已丧失了判断力，此人曾长期担任将领，但此处指挥有失水准，因此第二卷末尾对克氏等人悼词式的评价中，色诺芬虽称其善于指挥，但也指出了其严厉苛刻的风格，特别提出他在愤怒之下常做出令人后悔的举动，这与此处色诺芬的认识是一致的。从道德角度看，雇佣兵官兵虽缺乏对整个部队的认同，但也应考虑作战目标，而造成内讧恰是由于将领和士兵们忽略了整体利益。克利尔库斯曾对自己招募的雇佣兵称：“我认为你们对我而言既是祖国，也是朋友与盟友。”这其中有笼络军心之目的，但也反映了将领直辖部队对其本人的重要意义，因此将军们视自己招募的部队为私兵，只考虑个人和直辖部队的利益，而不顾万人军的整体利益；士兵对待部队和将领也同样如此。上述能力与道德的缺陷，是早期希腊将领们无法凝聚部队，士兵们无法团结的重要原因，这是色诺芬以反例阐述自己的军事管理思想。

与之相对，书中对能凝聚部队的人则不吝赞扬，其中代表就是色诺芬自己，他在书中始终关注万人军的团结。这首先表现在他愿意为了部队凝聚力而牺牲个人利益。军队到达哈尔梅涅后，由于接近希腊，士兵们更细致地考虑未来，希望选择唯一的将领取代集体指挥，色诺芬获得提名，他也曾考虑过接受此职务，说明他对最高指挥权有兴趣，不过最后他却推举了其他人。色诺芬放弃该职务据说与占卜结果不利等相关，但公开理由是：“当一个拉栖代梦人在手边的时候，你们选择我当指挥官是不恰当的”，同时，他明确提出：“当你们选了其他人之时，你们也不会看到我搞宗派主义。”尽管实际原因更能反映色诺芬本人的想法，但公开理由是他对大众的宣传，二者的差异更表明他认为将领维护部队团结具有重要性，而能够实现此目标的将领值得被赞扬，他试图以此宣扬自己的领导。

从书中记载看，要维护军队团结，优秀将领应有责任感和能力。当色诺芬获得领导权后，书中对他的记载更反映了此思想。万人军面临危险时尚能勉强保持团结，但在获得初步胜利后，部队内部矛盾更为突出，甚至一分为三，色诺芬所率部队不过其中之一，且人数不多，不过，当另一支阿卡狄亚部队因劫掠而陷入困境时，色诺芬积极劝说部下参与救援。他知道团结对泛希腊认同的意义，更知道实现军队团结的现实性： 

 如果他们灭亡，我们也不会幸存。

正是由于色诺芬的努力，三路人马成功在卡尔佩港会合。色氏的叙述表明他试图将领导人的道德（维护团结）与能力（实现目标的劝说力、战略思维等）相结合，以维持军队的合作。来自不同城邦的希腊人能够实现凝聚，这是人们出于摆脱外部威胁需要的选择，也是《长征记》被视为“泛希腊主义”文本的重要原因。不过，“泛希腊主义”在全书中并非平均展现，在色诺芬领导下该特点更为明显。学者李提出，《长征记》前期士兵表现出对将领和其所属部队而非整个希腊人军队的忠诚，直到后期此现象才趋于淡化；李认为这是形势变化使然。其实这也符合色诺芬的军事管理思想，因为他是后期而并非前期的将领，正是在对自己获得领导权前后的对比中，其理想的军事管理者形象得以确立。

第二，面对雇佣兵重视金钱而不易管理的特点，色诺芬提出了对应管理思想，仍然从道德和能力两方面出发，指出将领应具备德性与组织动员能力，并对不符合要求的将领予以了批评。在前两卷中，小居鲁士和早期希腊将领主要依靠欺骗、体罚、赏金等方式凝聚部队，却未能消除万人军内部的矛盾。色诺芬根据他们的案例，指出利诱有不可持续的一面：由于士兵们反复提高要求，小居鲁士只能不断增加报酬以画饼充饥。而对于欺骗行为，色诺芬强调自己在参与远征时对作战目的并不知情，表明自己是受害者而非加害人，他的自我辩护显示出他对欺骗手段的不满，因为军中只有克利尔库斯知道内情，但此人恰欺骗了万人军，克氏在需要士兵支持的时候，称“他将无论如何都选择与士兵们在一起，和他们共同遭受任何磨难。”不过，这种言论显然不是出于真心。色诺芬还强调，面对士兵的质疑，克利尔库斯虽不得不作出解释，但缺乏对士兵的关怀。书中记载，当士兵们得知远征的真实目的时：

对将军们感到生气，因为他们知道此事已经很长时间，却向士兵们保密。

普通士兵对将领的行为不满，却难以改变现实，他们贪图金银不离开军队是原因之一，但将领对士兵利益的漠视和欺骗影响更大。从部队后来的管理效果可知，金钱、欺骗等都无法对部队实施有效管理，这又为色诺芬军事管理思想提供了反例。

色诺芬既然认为管理这支特殊部队时，将领应具备良好能力与品行，那他在书中自然对善于管理之人给予了高度评价。从第三卷起，色诺芬本人已成为军队主要指挥者之一，而在到达黑海后其影响力继续提升——虽然也遇到更大困难。部队处境危险，也无稳定收入和补给，正是在他领导下，士兵愿意服从指挥，取得胜利。第三卷、第四卷中，色诺芬试图表明，自己能不断地提出正确指挥方案，不但在缺乏金钱的情况下实现了补给，解决了敌人骑兵部队的困扰等问题，且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同时，他还展现了自己虔诚的一面。正因具备多种能力与美德，他赢得了士兵的支持。此类对色诺芬军事管理的描述，与作者在前两卷中对早期将领的评价方式一致，但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一步突出了后期色诺芬的形象。

在自我描述时，色诺芬强调他尊重士兵，从而赢得支持。面对军队中的部分重大问题，色诺芬作为将领能够吸收士兵的意见。《长征记》后半部分曾多次描绘全军大会，提及了普通士兵的态度，例如：“士兵们聚在一起，开始商量后续行程。”而包括色氏在内的将领并未反对。作者也着意刻画出万人军执行相对平等的原则，并说明他本人对此予以尊重。色诺芬曾在军人大会上表态：

如果有其他人的建议比我的更好，任何人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士兵，也可以自由地提出建议。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不像某些学者所言，是色诺芬政体思想的产物，因为其中有现实考量，此时色氏刚获得指挥权不久，地位并不稳固，但他的立场是明确的，要有效管理士兵最好获得士兵支持，显然这可以帮助他管理部队。另一个例子则出现在色诺芬权力已经稳固的第五卷，当时有人抨击色诺芬，指出他过于傲慢，但色诺芬并未强制压服士兵，而以辩论的方式维护个人利益。色氏对攻击他的言论不满，但他通过辩护解决问题，表明他赞成将领应适当尊重士兵，惟其如此，才能更好掌握这支以利益为导向的军队。

总的看来，从第三卷开始，色诺芬逐渐成为万人军主要将领之一，并实现了既定的目标——返回希腊。他之所以能够较好地领导这支雇佣兵队伍，军队所面临的危机固然是迫使士兵团结与服从的原因之一，这对将领发挥管理能力是有利的，但色诺芬具有的领导力与品德更是他试图展示的内容，依据则是他的军事管理思想。色诺芬从万人军问题出发，刻画着理想的军事管理方式，对不符合要求的领导者，即使是早期将领乃至雇主，他也予以了批判，这也有助于塑造他自己的形象。

四

《长征记》是色诺芬最重要的历史作品之一，书中体现的军事管理思想，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军事史，也在主题选择、史书体例、人物塑造、提供史料等诸多方面展现出其史学价值，为后世西方历史写作提供了经典范例。

首先，《长征记》选择了较少被关注的雇佣兵及相应军事管理思想作为描述对象之一，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特点，为史学提供了新的主题。其实，雇佣兵并非色诺芬时代的新事物，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人史籍中都记载了这种军队，对其存在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指出，由于金钱诱惑，雇佣兵只服从雇主的命令，甚至可以攻击同族之人。不过，由于主题的缘故，这些作品主要关注公民兵，如伯里克利“墓前讲话”考虑的是如何安慰与鼓动有强烈爱国心的公民，却不涉及雇佣兵的特点及管理思想。而《长征记》记述万人军的历史，色诺芬选择以雇佣兵为主要写作对象，他不仅准确地把握了雇佣兵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办法，表现出更为合理、具体的雇佣兵军事管理思想。这一主题选择，相较于此前的作品具有创新性，不仅突出了雇佣兵在希腊变革时期的重要地位，也丰富了希腊史学的内涵。

第二，《长征记》军事管理思想与其具有开创意义的史书体例有机结合，为史家表达思想提供了范例。古希腊史学家对战争主题有不同的写作体例，《长征记》之前的史书或因作于史学草创之际，未能形成相对稳定的史书体例；或以编年体记载规模宏大的战争，虽内容丰富，但其中军事管理思想表达并不集中。此外，之前史学家多以局外人视角观察军事活动，其军事思想的表达存在距离感，部分史学家的军事经验有限，也造成其理解军事活动的困难。《长征记》则与前辈史著不同，该书独特体例恰适于表现色诺芬的军事管理思想。一方面，它具有一定自传性质，作者曾是万人军的参与者乃至领导者，书中既有他作为亲历者的记忆，也包含了写作时的思考。莫米利亚诺在《古希腊传记的发展》一书中称：“色诺芬还是与公元前四世纪自传相联系的第一人，对我们而言，其《长征记》是对一场战役加以评论的范本，该评论由战役的主要将领之一撰写”。近年来，该书更被视为军事自传的先导。不过，《长征记》也非纯粹的人物传记，它以时间为线索，以专题史形式记载部队的征战过程，这不仅使得内容更加凝聚，也使思想表达具有更宏观的视野和客观性，特别是作者常以“一个叫做色诺芬的雅典人”等第三人称作为自称，显然他希望效法前辈，以史学家身份相对客观地看待过去的历史。在该书撰写中，色诺芬将个人思想有机地融入史书体例之中，使得军事管理思想的表达紧紧围绕雇佣兵这一主题展开；而具有双重身份的色诺芬，既可以通过旁白、人物评价等方式发表作者看法，也可以通过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物描述，表达自己等历史活动参与者的认识。在对哈尔梅涅选举将领活动的记载中，色诺芬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较全面地表达了个人的军事管理思想。这种思想与体例的结合，为后来史家提供了模板，恺撒《高卢战记》就效法色诺芬作品，在有自传属性的史书中融入个人看法，更好地实现了作家阐述思想之目的。

第三，《长征记》的军事管理思想有助于刻画人物，对塑造优秀将领形象有重要意义，其撰述方法启迪了后世史学家。色诺芬从自身军事管理思想出发，通过与其他将领的对比，刻画出善于团结队伍、具有指挥能力和优秀品德的自我形象，实现了塑造人物的目标。后世史家在描述军事领导人时，不少人借鉴了《长征记》的方法，阿里安是其中代表之一。他对色诺芬的作品极为推崇，暗示自己是“小色诺芬”，学界也将其视为“新色诺芬”，其所著《亚历山大远征记》（Anabasis of Alexander）以希腊人（马其顿人）对东方远征为叙述对象，甚至名称也效法《长征记》，书中通过描述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活动，表现了作者对军事管理思想的理解，塑造了善于指挥的亚历山大大帝形象，该书也成为军事史书写的另一典范。此外，恺撒《高卢战记》也通过军事活动以及个人军事思想的阐发，刻画了恺撒的忠诚爱国特质。后世诸多史家的效法，印证了书中军事管理思想对人物刻画的积极作用。

第四，色诺芬书中的军事管理思想提升了其史料价值，有助于后世对万人军远征历史的理解。《长征记》描绘的军事管理思想主要是作者（主人公）的体悟与认识，但这并不否定其内涵的真实客观性。色诺芬在书中的军事管理思想，除了通过评论、旁白等表现，更多与史事相结合，蕴含于对人物、事件的描述中，因此其思想以历史事实作为依托，不仅提升了思想的真实性，也有助于读者更深入理解历史过程，特别是雇佣兵的活动与特点。那么，色诺芬有无可能虚构事实呢?可能性不大。在古代社会，读者（听众）与作者关系直接，这对作者写作影响巨大。对《长征记》的读者（听众）而言，万人军远征属于近代史——该书著述约在公元前360年代，与所记对象时间相距不远，因此许多人对这段历史并不陌生，色诺芬肯定难以忽视接受者的感受，也不愿意此书被抛弃，更加之此书本就带有自我辩护的作用，因此他不太可能大量歪曲事实，虚假表达个人军事思想。同时，书中详细记载数十年前的事情，表明作者写作时有文献作为参考，很可能是色诺芬在远征时笔记的基础上，结合此后几十年的思考，完成了该书著述，因此其军事管理思想包含了远征时的认识，具有更高的可信性。正因如此，书中记载成为学者们研究这一阶段历史特别是军事管理思想的重要材料。

结语

万人军远征在古典时代乃至后世有重要影响，参加远征对色诺芬本人更意义重大，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也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著述主题与丰富资料。作为关注管理问题且具有军事经验的希腊精英，色诺芬无论是身为史学家，还是作为军队领导者，都关注到雇佣兵与公民兵的区别，他从问题出发试图解决管理难题，形成了其书中独特的军事管理思想。就此而言，该书既是描述时代变化的重要文献，也是作者思想的总结与展示。在史书撰写过程中，色诺芬有意识地将对雇佣兵管理的思考融入对史事的记载，充分利用该书兼具自传和专题史的特点，为后世研究留下了重要史料，这都有助于为《长征记》赢得史学地位。有学者推测，在色诺芬写作前后可能有其他关于万人军的史著传播，无论此说是否可靠，但流传至今的唯有《长征记》，这也从侧面证明该书得到了时人与后世的认可，而其中军事管理思想的史学价值是史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作为古典时代希腊史学特别是军事史学的经典，也为后来史家写作同类作品提供了范例。

（原载《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