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郭玉飞，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拉斐尔·萨缪尔的“人民历史”观念续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传统，主张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赋予被边缘化群体以历史主体性。他不仅关注对普通大众的历史书写，还引导他们直接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以挑战职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权的垄断。这一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美国公共史学的兴起路径，促进了英国公共史学从理念到制度的发展。其“人民历史”观念在跨文化传播中得以延展与转化，尤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公共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资源。然而，萨缪尔的观念在实践中暴露出的潜在张力，也提醒公共史学在未来发展中需要设定适当的边界。

关键词：拉斐尔·萨缪尔；“人民历史”；公共史；历史工作坊运动

“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是世界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在中国史学界，人们通常认为它诞生在 20 世纪 70年代的美国，相关介绍和研究大多围绕美国公共史学展开，较少涉及其他地区。实际上，公共史学在许多国家和不同的语境中产生过共鸣。许多历史学家后知后觉地发现，“其实他们一直在研究公共史学，却不知道它”。有学者指出，尽管定义此类实践的术语是新的，但使用易于理解的历史写作方式探讨与当下相关的主题，以及重视学术界之外的经验和知识等实践，并非新鲜事。在此意义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1934-1996，以下称萨缪尔)，虽然未曾接受过公共史学的专业训练，也从未以公共史学之名自称但其“人民历史”(people’s history) 可以归人公共史学的范畴。

萨缪尔将“人民历史”视为推动史学大众化与民主化的重要工具，并通过具体实践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路径:一方面，他续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着力书写那些在传统历史研究中被忽视的社会边缘群体的历史;另一方面，他积极倡导大众直接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打破职业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垄断。萨缪尔的“人民历史”不仅推动了英国公共史学的制度化进程，更为美国公共史学提供了先行经验。早在美国公共史学界深入讨论如何从“扩大历史知识的传播与大众可及性”到“与大众共享权威”。之前，萨缪尔就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提供了具体路径。尤其是在打破知识的单向传播、提升大众参与度，以及解构职业历史学家的权威等方面，其实践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可以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公共史学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资源。

然而，萨缪尔对公共史学的贡献未能在学界得到足够重视。从学术史的梳理来看，尽管国外学界已有部分学者将萨缪尔与公共史学联系起来，但研究多聚焦于他主导的历史工作坊运动，及其激进的教育理念对公共史学的启示,而较少深入探讨其“人民历史”实践对公共史学的具体影响。特别是在国内学界，对萨缪尔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其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思想上,①而对他与公共史学关系的讨论相对有限。仅有少数学者在分析英美公共史学差异时，曾简要提及萨缪尔是英国公共史学的创始人。综上所述，基于公共史学视域对萨缪尔“人民历史”观念与实践的研究，仍然具有广阔的拓展空间。本文立足于既有研究成果，系统分析萨缪尔“人民历史”观念的渊源、核心取向和实践路径，重点探讨其超越美国公共史学的实践特质，以及它作为全球公共史学实践的重要理论资源，在推动该领域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期望本文的研究，能为国内公共史学的理论框架构建和实践路径探索提供新的视角与启示，

一、萨缪尔“人民历史”观念的渊源与取向

萨缪尔的“人民历史”观念体现了二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内部自我革新的强大动力。立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框架，他主张以“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将普通大众置于历史叙事的中心，并将“人民历史”视为实现史学大众化与民主化的重要路径。然而，萨缪尔并未止步于对传统的继承，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超越。他通过重新界定历史研究的主体与方法，挑战职业历史学家对知识生产的断，并倡导普通大众直接参与历史书写，从而推动了公共史学的实践化探索。

萨缪尔的“人民历史”观念植根于其个人成长经历和学术训练。作为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出身的史学家，他自幼感受到与英国主流社会的疏离。犹太人的流散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边缘化的自身经历，促使他在历史书写中格外关注被社会排斥和忽视的群体，努力为他们争取历史叙事的主体地位。1952年，萨缪尔进人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师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希尔以其对英国革命史的独到研究闻名，并强调从底层视角重新审视历史。这对萨缪尔的历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希尔的引荐，萨缪尔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并参与了《人民的英国史》的修订工作。这一经历使他深人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他的学术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如萨缪尔自己所言:“能成长为一个历史学家应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共产党的历史学家群体。”

在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具体的研究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萨缪尔明确提出:“书写被压迫群体的历史是'人民历史’的核心目标。”在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现实时，他关注那些被主流叙事忽视的边缘群体如吉卜赛人、巡回工人、马戏团成员、挖沟工人、城市工匠以及港口水手等，并揭示他们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生存状态和文化表达。萨缪尔批评工业革命的传统叙事过分强调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而忽略了这些群体的作用。他指出，“在 19 世纪的英国，这些群体在工业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比今天更为重要”，但他们的生活经历却鲜少被史学家所关注。为弥补这一空白，萨缪尔通过挖掘当时的社会改革者和慈善家遗留下来的零散记录，以精湛的叙事技巧再现了这些群体的生活图景，并通过他们鲜活的个体经历，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血腥与矛盾。例如，他通过对维多利亚时代坚持手工劳动的家具制造者的微观研究，打破了工业革命“机器制造迅速取代手工业”的线性叙事。他指出，工业革命不仅是技术的胜利幻没，更是充满复杂性与不均衡性的社会过程。这种解读，既赋予被压迫群体以历史主体性，也为重新理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更具张力的视角。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社会史”转向影响了萨缪尔的“人民历史”观念。新社会史学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来研究英国历史，极大地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更新了研究方法”，这一学派提倡“自下而上”的视角，将研究重心从宏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史转向对个体与日常生活的关注。萨缪尔的“人民历史”正是这一转向的典型体现。他批判传统历史研究过于聚焦革命、宪法和英雄等宏大主题，忽视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萨缪尔主张历史研究应贴近大众，选取与普通人密切相关的主题，甚至直言:“除非某件事能引起'普通人’的共鸣，否则我对它没有兴趣。”

然而，萨缪尔并未完全沿袭新社会史学派的研究路径，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推动了“自下而上”的治史理念。与霍布斯鲍姆等学者侧重阶级分析、关注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角色不同，萨缪尔更加关注身份构成的复杂性。他认为，过度依赖阶级分析可能会忽视民族、宗教和种族等因素在塑造大众身份中的作用。为了克服这一局限性，萨缪尔倡导通过地方史和个体生活经验的研究，展现“人民历史”的多样性。他强调“'人民历史’意味着聚焦地方性主题，尤其是社区、城镇或教区的具体研究。”萨缪尔将社区视为大众公共生活的缩影，主张通过微观视角研究社区历史，揭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例如，在对海丁顿采石场的研究中，他详细考察了采石场工人的工作环境、职业特征及他们通过“灰色收入”维持生计的方式，揭示了自19世纪以来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他认为采石场是英帝国扩张过程中未被完全殖民的“黑暗角落”并以此反思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地方性矛盾。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丰富了普通民众的历史叙事，也为理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进入 20 世纪 80年代，史学研究的“文化史”转向同样为萨缪尔的“人民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启示。在新社会史转向中，文化分析已经初露端倪。尤其是以 E.P.汤普森(E.P.Thompson)为代表的学者，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强调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作用，为新文化史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新文化史研究更加注重语言、符号、身份认同等文化因素，历史学家开始转向性别、种族、记忆、仪式、话语分析等领域。这种转向为萨缪尔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使他能够将文化分析、语言研究和记忆理论纳入“人民历史”的研究范畴。萨缪尔关注普通民众的文化实践，主张通过“非官方史料”揭示普通民众的生活经历，并直言:“与其让文献来组织工作……历史学家不如用大众的真实生活经历作为研究的基础。”在这一理念下，他高度重视照片、传单、海报、日记、商业记录、遗嘱、契约等非官方史料的运用，为普通民众的历史呈现提供了更加多元和贴近生活的视角。

在研究方法上，萨缪尔提倡跨学科的方法，特别强调结合口述史与记忆研究，以拓展对“人民历史”的解读。他认为:“历史和记忆是不可分割的，记忆是理解时代的产物。”传统历史学家通常聚焦于战争、改革和政府兴衰等宏大叙事，但普通民众的记忆往往聚焦于大洪水、反常风暴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为此，萨缪尔将“家族自传、地方志、学校'隐性课程’、电视节目、学生的课外知识、传说、文学形式的歌谣、小说、19 世纪的历史读物等视为连接历史与大众记忆的重要媒介，并展现这些载体在重塑历史认知中的潜力。”他还主张利用口述史的方法进一步挖掘大众个体记忆的社会价值。不同于传统历史学家将口述史料视为“无用的虚构”，撈缪尔认为“口述史料能够同时对过去和现在提供深刻的理解”能够真实反映个体记忆在集体记忆形成中的置换与省略。他经常“与不同群体进行深入对话，了解他们的生活背景、工作和家庭，以便收集具有历史深度的口述史料”。例如，在研究英格兰北部的贫困群体时萨缪尔曾走访当地的教区和档案馆，通过与牧师的交流获取了重要材料以研究贫困群体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为了保持口述史的真实性，萨缪尔尽量避免使用学术化语言，保留讲述者的声音与情感。在研究伦敦东区底层群体时，他花费六年时间对罪犯亚瑟·哈丁(Arthur Harding)进行深入采访，通过哈丁的讲述，生动还原了底层群体的生存经验与社会现实。这种以讲述者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为理解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变迁中普通民众的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进一步丰富了“人民历史”的内容。

萨缪尔的“人民历史”不仅是对传统史学的革新，更是对战后英国社会深刻变化的积极回应，具有显著的公共价值。二战后，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交锋加剧了社会思想的分裂，历史研究中原有的“共识”逐渐瓦解，统一的研究框架与主题已难以维系。历史学者之间的激烈争论逐渐消耗了公众对历史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信心。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感叹的:“历史的记忆，已经死去。”与此同时，学术体制的进一步专业化使历史学家与公众的隔阂加剧，史学成果更多追逐学术潮流而缺乏对公共社会需求的回应。在这一语境下，萨缪尔敏锐地意识到，历史学必须重新连接公共领域，以回应社会思想分裂、知识与大众隔离等问题。

萨缪尔将“人民历史”视为一种挑战主流历史叙事的方法论工具，致力于打破职业历史学家对历史知识生产的垄断。他指出，“'人民历史’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提出了历史知识的来源、生产及目的等关键问题，更在于打破既有的知识劳动分工，挑战专业化的垄断”萨缪尔察觉到传统历史研究存在隐含的权力结构:普通民众的历史被职业历史学家选、加工并赋予意义，从而成为一种深奥而难以为公众所用的知识形式。这种“自上而下”的知识生产体系，将职业历史学家置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地方史学家、口述史学家以及档案管理者等非职业历史工作者则处于边缘地位，被剥夺了参与历史叙事的权利。萨缪尔认为，“历史书写不应掌握在少数职业历史学家手中，普通民众也应拥有参与历史研究的权利”。因而，他主张扩大参与历史研究的主体，将包括业余爱好者、社区研究者档案管理者等在内的广大群体纳入“历史工作者”的行列。他形象地将这些被忽视的历史工作者称为“历史的无形之手”，以此凸显他们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并警示学界应正视他们的贡献。萨缪尔强调，“忽视普通历史工作者的贡献，史学的发展必然会走向衰落”。他坚信，只有通过大众化的协同创作，才能实现历史叙事的真正多样化，从而摆脱精英主义的束缚，回归服务公众的本质目标。

二、萨缪尔“人民历史”的实践与影响

萨缪尔的“人民历史”不仅是一种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新探索，更是对公共史学核心目标的实践回应。通过具体实践，萨缪尔不仅影响了英国本土的历史书写方式，更为全球公共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实践路径。

萨缪尔的“人民历史”实践为美国公共史学从“专业史学家主导”转向与大众“共享权威”(shared authority)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美国公共史学在兴起初期，主要关注如何扩大历史知识的应用范围和提高大众的可及性。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在提出“公共史学”概念时，特别强调培养“专业公共史学家”的重要性，认为他们的职责是将历史学的方法应用于学术界以外的领域。然而，这种模式下的公共史学依然以职业历史学家为中心，公众更多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正如一些公共史学家所言:“公共史学家的职责是为非专业人士解读历史的深层含义。”这种观点凸显了美国公共史学的局限性，一方面，它通过学历认证和传统学术标准巩固了职业历史学家的权威;另一方面，其重点在于知识的传播，而非实现知识生产的大众化，与公共史学“共享权威”的初衷有所偏离。

面对这种局限性，一些公共史学家开始倡导职业历史学家将部分“历史解释权”让渡给大众，推动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有学者提出，公共史学应被定义为“为了公众的史学，或者公众史，或者在大众参与下创立的史学”。托马斯·高文(Thomas Cauvin)进一步指出，当代公共史学的核心已转向“如何与公众共享权威”。然而，在实践层面，美国公共史学尚显不足。一些学者批评称，美国公共史学未能真正解决公众在历史生产中的主体性问题,“在人人参与、书写人人方面并不突出”。在这一点上,萨缪尔“人民历史”的实践，尤其是在激发大众参与历史创作方面，为实现“与公众共享权威”的目标提供了前瞻性的实践经验，具有独特的价值。

在萨缪尔的实践中，创新的知识传播模式成为实现与大众“共享权威”的关键。他敏锐地察觉到，传统“人民历史”的书写通常由专业史学界主导，晦涩复杂的学术语言不仅隔绝了大众的理解，还进一步巩固了学术精英对历史解释权的垄断。为打破这一局面，萨缪尔特别强调“非官方知识”(unoficial knowledge)的运用，以突破传统历史写作的封闭性与高门槛,与基于档案与文献的“官方知识”相比,“非官方知识”根植于日常生活与个体经验，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和情感共鸣效果。萨缪尔认为通过赋予“非官方知识”更多的历史价值，可以激发普通人对历史的兴趣，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历史的生产与传播。

萨缪尔“人民历史”的实践不仅关注历史书写的“大众可及性”，更试图通过历史研究的“大众化”和“去中心化”，鼓励普通人和非职业历史工作者参与历史研究与创作。在他看来，历史是“一种社会性的知识形式，是'千手齐力’在特定时刻的共同创作”。基于这一理念，萨缪尔通过“历史工作坊运动”(History Workshop Movement)进行将“历史解释权”部分让渡给大众的实践探索。历史工作坊讲习班和《历史工作坊杂志》(History Workshop Jourmal)构成了这一运动的两大核心支柱。讲习班突破了阶级、性别和学术界限，吸纳来自各个领域的参与者，充分体现了萨缪尔“扩大历史研究主体群体”的愿景。与此同时,《历史工作坊杂志》则致力于消除学术与非学术之间的隔阂，使历史成为一种“共同财产”帮助大众重新审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杂志通过设立“工人图书馆”“档案与原始资料”等栏目，刊发简明易懂的文章，为读者提供了学术与非学术对话的平台。这种双向互动的模式，不仅促进了历史知识的传播，更激发了大众参与历史创作的热情，使历史真正成为属于所有人的领域。

萨缪尔对“大众参与”的倡导，取得了显著成果。历史工作坊运动鼓舞了不同社会群体参与历史创作的热情，催生了一系列业余历史爱好者组织，如“劳动遗产小组”(Labour Heritage Group)和“黑人与亚裔研究协会”(Black &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等,1995 年，伦敦成立了以萨缪尔命名的“拉斐尔·萨缪尔中心”(Raphael Samuel Centre)，旨在“鼓励公众广泛参与历史研究与讨论”，并通过与地方历史研究组织合作，推动本地化历史项目的创建。在萨缪尔的影响下，英国资助公众参与的项目日益普及，如公众参与英国国家协调中心(UK National Co-ordinating Centre) 提倡的“共享知识、资源和技能”模式。

在教育理念的革新与英国公共史学制度化方面，萨缪尔的“人民历史”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萨缪尔察觉到，普通民众常常认为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记忆过于平凡，难以成为有价值的历史叙事，因此倾向于将叙事权交给职业历史学家。与此同时，英国传统的历史教学理念也往往忽视个体的生活经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向。因而，萨缪尔主张革新教育理念培养大众的历史意识。在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的教学实践中，他推行非等级化、合作式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以个体经历为切入点，结合口述史和个人记忆等非传统史料进行研究。这种方法既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历史思维，又拓宽了他们历史研究的视野。例如，萨缪尔带领学生进行以铁路工人、街头市场和乡村工人罢工等为主题的，小规模的地方史考察，引导学生将日常生活与宏观历史叙事有机结合。在萨缪尔的影响下，自1996年起，罗斯金学院开设了英国首个公共史学课程，成为英国唯一提供公共史学硕士学位的学术机构。如今，该学院的公共史学课程仍延续萨缪尔的教学传统，强调个人生活经验与历史研究的融合，培养学生将口述历史、民众记忆等元素融人历史书写的能力，并鼓励学生参与社区项目、生活史研究及囚犯教育等实践活动萨缪尔的“人民历史”不仅深刻影响了英国本土，还成为全球公共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萨缪尔的理念得到了广泛认可。澳大利亚历史学家马尔科姆·麦克莱恩、(Malcolm MacLean)将萨缪尔的“人铊锇茯懾鵒咫蓼蝸蜜亻霜霹缀戛虾歌櫝稍愽甜杞史”视为推动历史民主化和大众化的重要路径。他曾明确指出，萨缪尔的“人民历史”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史学。同样，格雷姆·戴维森(Graeme Davison)也注意到英国的人民历史运动对澳大利亚公共史学的某些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这一运动与萨缪尔在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的教学实践有着直接的关联。在新西兰，萨缪尔的“人民历史”也被作为推动公共史学研究的重要依据，在新西兰首部关于公共史学的文集中，其“人民历史”被多次提及并加以讨论。这些地区的学者不仅积极回应了萨缪尔关于历史研究的民主化和大众化的主张，还结合当地特色对其理念进行了延伸与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公共史学式。

尽管萨缪尔的“人民历史”对公共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暴露出的问题也凸显了这一领域面临的深层挑战。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在历史真实性与多样性之间找到平衡点。萨缪尔强调通过口述史和记忆研究的方法，赋予普通人更大的历史书写权，但这种方式却不可避免地遭遇实践困境。口述史和记忆研究依赖个人回忆，而这些回忆往往被主观情感、记忆偏差甚至间流逝所侵蚀。个人的记忆可能是片段的、选择性的，甚至是无意识重构的，这可能导致历史叙述的失真。正因如此，公共史学在依赖这些方法时，常常受到专业史学界的质疑。例如，皮特·诺瓦克(Peter Novick)就尖锐指出，公共史学虽以学术形式呈现，但往往受特定利益驱动，从而可能偏离客观性。这种批评并非无的放矢，它直指公共史学的核心矛盾:如何在多元声音与学术真实性之间找到平衡，这仍是这一领域需要长期探索的课题。

此外,“人民历史”还面临另一重困境:如何在大众参与和学术严谨性之间取得平衡。萨缪尔的大众参与理念打破了职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权的垄断，赋予普通人更多参与历史叙述的权利。这一理论构想无疑具有民主化和多元化的吸引力。然而，实践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历史写作不仅需要基本薔粜的历史知识，还要求一定的理论素养和历史思维，而普通民众是否具备这些能力，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尤其是一些学者提出“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的主张，并试图以此作为公共史学的核心立足点。这一理念看似鼓舞人心，却可能高估了普通人参与历史书写的能力。当公共史学过于强调“大众化”而忽视专业性时，历史研究的质量难免受到影响。有批评者指出，大众历史创作往往缺乏职业历史学家的系统性和理论性，容易陷入碎片化或个人化的困境。

更现实的问题是，即使大众具备一定的历史写作能力，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参与历史创作?历史研究通常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普通人可能更倾向于关注与自身直接相关的历史，如家族史、地方史等，而对更广泛的历史议题兴趣有限。有学者认为，将地方史或家族史纳人公共史学的研究范围，虽然有助于呈现更为多样的历史图景，但也可能因为过于私人化而偏离公共史学的核心目标。因此，如何在实践中引导大众更有效地参与历史创作，同时确保学术的严谨性与质量，是公共史学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这种平衡不仅关乎公共史学的理论完善，更决定了其能否在实践中实现真正的社会价值。

三、余论：公共史学的全球发展与萨缪尔“人民历史”的启示

公共史学发展至今，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浪潮。许多国家和地区，如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和俄罗斯，都开设了公共史学课程，并开展相关实践。甚至有学者说:“处处都是公共史学的空间。”然而，正如保罗·阿什顿(Paul Ashton)所言:“公共历史是一个具有弹性、复杂性和争议性的概念。其内涵会随着时间、文化以及地方区域和国际背景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这种动态特征使得关于“何为公共史学”的争论从未停歇。即便是美国公共史学的主要机构——国家公共史学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Public History)在回应这一问题时，也仅模糊地表示:“当公众看到它时，自然能识别出来。”

尽管公共史学发端于特定的国家背景，其发展却早已超越了国界，跨国对话成为其重要的推动力。塞尔日·努瓦雷(Serge Noiret)和托马斯·考文(Thomas Cauvin)呼吁，公共史学要在全球视角与地方背景之间取得平衡，他们提出了“全球本地化”的概念，强调国际经验与地方实践的结合。保罗·阿什顿(Paul Ashton)和亚历克斯·特拉佩兹尼克(Alex Trapeznik)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公共历史根植于特定的地方性背景同时开放于跨境流动与国际发展。”这些观点表明，当代公共史学的实践与研究正日益融合多元的国际与地方视角，逐步形成跨国合作的方法和理论框架。

回顾中国公共史学的发展历程，其引人初期更多被视为专业历史学的延伸，主要服务于学术领域。如今，尽管公共史学项目数量显著增加，但多数仍停留在纪实性历史呈现的层面，侧重于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与描述而缺乏深度的历史反思与多元视角的挖掘。这种模式虽然能够满足公众对历史知识的基本需求，却难以激发他们的批判性思考与主动参与的热情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公共史学项目往往未能深入挖掘具体的历史背景，也缺乏方法论的创新，导致其难以全面呈现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要推动中国公共史学的可持续发展，既要结合本土实际，又要借鉴国际公共史学的先进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表达方式与研究方法。

在这一探索过程中，萨缪尔的“人民历史”观念及实践可以为中国公共史学的发展提供重要启示。正如前文所述，萨缪尔的理念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展现了强大的适应性与生命力。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学者结合本地实际，对“人民历史”进行了延伸与转化，最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公共史学模式。这些成功案例证明，萨缪尔的理念不仅具备全球视野，能够超越地域与文化的局限，同时也具有高度的本土适应性。因此中国学界可以从自身现状出发，借鉴萨缪尔的理念，探索公共史学发展的路径。

萨缪尔的“人民历史”强调将历史书写的权利交还给普通民众，打破职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权的垄断。有学者评价:“(萨缪尔)不仅让职业历史学家承担了公共角色，也让普通大众在历史书写中发出声音，其推动大众参与历史的方式比美国公共史学更为激进。”这一理念对中国公共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公共史学可以通过赋权普通民众推动职业历史学家与普通民众在历史书写中形成对话与合作，从而更好地反映多元历史声音，尤其是那些在宏大历史叙事中相对薄弱或未被充分发掘的社群记忆与区域历史。此外，萨缪尔的“人民历史”注重历史叙事的多元化，强调微观的地方史、家族史、个人史等。中国拥有丰富的地方历史资源，在具体实践中，公共史学工作者可以结合本土文化，借鉴中国传统祤审滤统的中鮁費薅既鎬则方志反编纂经验，并融合口述史、记忆研究等方法，深入挖掘地方史、家族史、社区史，呈现更加多样化的历史图景，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史学模式的形成。

总之，萨缪尔的“人民历史”观念及其实践，为中国公共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与实践启示。在扎根本土的基础上，吸收国际经验，不仅能够推动中国公共史学的长远发展，还能在全球公共史学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贡献中国的智慧与视角。

（原文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