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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网站
9日上午8点30分，会议正式揭开序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黄兴涛教授致欢迎词，并简要说明举办这次会议的两大主旨：活跃清代政治史研究，对美国近年来颇有影响的“新清史”作出学术回应。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哈佛大学欧立德教授、中国社科院定宜庄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教授、北京大学徐凯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森时彦教授、台湾中研院赖惠敏研究员等先后作了大会发言。辽宁大学张杰教授、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耶鲁大学濮德培教授、南开大学杜家骥教授、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胡明辉教授、乔治敦大学米华健教授等进行评论。随后，研讨会进入分组讨论阶段。10日晚上7点至10点半，会议进入最后一个程序——圆桌会议，所有与会学者围坐一起，就会议热点问题展开自由讨论，大大增进了会议研讨的学术效果。
最近十多年来，在美国兴起的“新清史”研究，将对清代政治史的关注点转移到满洲、蒙古、新疆等所谓“内陆亚洲”地区，认为清朝统治的成功关键在于其对边疆地区的成功经营，在于成功地保持满洲认同、满蒙联合，也即满人的族群特性而不是接受“汉化”，甚至以往被认为是满族皇帝倾慕汉文化最主要表现的“南巡”，也被解释为是“满族特性”的典型表现。这些把“满族”作为历史主体的研究将清朝历史置于世界史范围中去考察，显示了清史研究从中心到边缘、从中原到边疆的某种转变，而同时也都涉及到清代“民族、国家认同”的重大问题。濮德培、欧立德、米华健、张勉治等几位美国“新清史”的代表人物均出席了此次会议，并程度不同地重新阐释了以往的有关看法。而海内外众多学者在充分肯定“新清史”研究所具有的特色和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对其中的有些观点提出郑重的商榷和尖锐的批评，认为清代满洲人虽然保持自己的民族认同，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同样非常深刻，对包括各民族在内的“中国”概念的使用也已经非常普遍，而且越到清代中后期，越加明确和强烈，并得到世界各国包括国际条约的普遍承认，两种认同实际上处于不同层面。德国学者王马克明确强调，清朝皇帝不仅是满洲的皇帝，而且是中国各民族的皇帝，得到各族人民的承认，同时清朝皇帝本身不仅有“满族认同”，更有包括所有境内民族在内的、接续历史正统的“中国”认同，并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对清代政治文化的探讨是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它显示了社会文化史与传统政治史研究的互动与结合。学者们所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包括清朝帝王庙的祭祀、19世纪清朝国家的悼念活动，清儒考证“明堂”的政治含义，北京庙会的多民族政治文化内涵，“汉奸”词义的演变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清朝皇帝的正统观与教养观，灾异论与清代王朝认同的关联，心性之学与大臣之道，康熙南巡与杭州西湖景观建设的关系，清末民初的中西联姻与国家认同，清代中、日教科书所提供的近代人种学知识及其意义，清末传入政治经济学知识的路径，李岩的故事如何被清代史学家接受，黄帝的偶像如何塑造和延续等等。这些研究，大多反映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与影响。有的学者还结合清代历史，大胆提出或深入阐发了诸如“学者型官僚”、“技术官僚”、“清代皇家新儒学”，以及“中国跨体系社会”等新的解释历史的概念，引起了与会学者广泛的兴趣。
清代政治与官僚制度的关系，以及国家和各级政府的行政措施是此次会议的又一个主题。近些年来清代政治史的研究呈现出弱化的趋势，研究者更多地将注意力由对政治斗争、权力关系和政治事件的考察转移到对关乎国计民生各个方面问题的关注。此次会议上，不仅有对八旗制度、科道制度、外蒙古捐纳制度、属州制度、养民蠲租、盛京围场捕牲等制度的考察，而且有对明清易代、雍正即位、乾隆朝江南河务和海塘修筑、金川之役，包村事件，以及总督、外务部大臣等官僚群体等问题在新的史料支撑或新的理论影响下的新的解读，还有民间诉讼、民间宗教、区域社会、基层治理模式等相关问题的探讨，等等。总的说来，各种议题均不同程度地关注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些研究，表现了此次会议呼吁“回归”政治史，进而探讨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如何“回归”政治史之路径的自觉关怀。
此次会议是海内外学者第一次就“新清史”展开直接对话的重要学术会议，并在一定程度上就相关问题达成了某些共识，这将对清代民族和国家认同问题的有关认知产生影响。或许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经历过“新清史”挑战之后重新在新的高度回归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清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
此次会议紧张、有序，讨论热烈、深入，真正达到了学术交流的预期目标，受到与会中外学者的一致好评，也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前来旁听并自愿参与研讨的不仅有来自北京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学生，还有不少来自欧美和日本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历史研究》编辑部、《光明日报》史学版、《中华读书报》思想学术版等学术文化媒体，均有学者代表出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