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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201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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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国 杨祥银 张 洁
原载《史学理论与研究》2010年第2期
2009年10月21日至23日，第15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温州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提交论文65篇。会议围绕“6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以及“世界现代历史的主线及其理论体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集中地展现了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取得的新进展。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在此次会议上，众多学者就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理论取得的成就进行了高度的总结和概况，他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任重而道远。中国史学理论界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统领历史研究工作，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新境界。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80多年的发展，构建史学学科理论——史学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在新世纪，我们肩负着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体系的重任。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则以对《十批判书》的评价与争议为个案来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他通过梳理《十批判书》白成书之时至今60余年间所出现的各种评价与争议观点展现因该书所反映出的郭沫若史学在不同时段被学界的认同。
庞卓恒(天津师范大学)探讨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阶段的划分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阶段”或“三大形态”的论说，能够启发我们深入领会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自然规律”和“铁的必然性”，有助于克服以往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上的困惑。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进行了再解读。他认为过去我们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解读存有偏颇之处，即片面强调国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一面，而忽略了国家履行公共职能的一面，国家的本质属性应是上述两个方面的结合，国家在这两极之间的具体定位则取决于当时当地的阶级力量对比。王立端(福建三明学院)提出要准确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他认为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的学说发展史是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有效途径。王利红(安徽医科大学)认为马克思触及了浪漫主义几乎所有基本的主题。从马克思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思想，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充分关注的视角。
曹守亮(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反省历史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再次展现出唯物史观的旺盛生命力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增长点。李杰(云南大学)以梅林的历史叙述方法为例，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历史叙述方法特征。他认为历史叙述内容的结构和历史叙述形式的表现这两方面，在梅林的历史叙述方法中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结合点就在于辩证法的运用。周一平(扬州大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唯物史观历史发展动力在中国的讨论问题，他指出历史发展动力论的讨论众说纷纭，目前还难以作出各方都能接受的结论，但有几点是公认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要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要与时俱进。王贵仁(河南大学)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唯物史观认知方式表明，一种新的社会理论进入一个新的社会情境，其传播与认知不仅是思想性的，而且是技术性的。
二、全球史与世界史体系
近十年来，全球化、全球史、全球史观和世界史体系问题日益成为史学理论中研究的重大问题，这些议题在此次会议上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刘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指出，全球史观是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与批判，是世界历史思想在现时代的重新诠释。近年来，人们对“全球史观”的现代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涵。董欣洁(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了全球史研究的历史分期问题，她认为全球史学者努力在全球范围内描绘了人类历史演变的宏观图景：一方面希望能够揭示人类历史演变的整体框架；另一方面希望能够揭示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中表现出来的重大转折点，进而建立起宏观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陆伟芳(扬州大学)以约翰．达尔文《后帖木儿时代：1450年以来的帝国史》为例探讨了全球史视野中的帝国史问题，她指出全球史有别于传统的世界史和国别史，更倾向于研究各国各地区各文化间的碰撞和交流。陈晓华(首都师范大学)认为传统学科之一的中国历史文献学自身的痼疾令其非改革不可，而全球史的理念正好可以救治其弊。她提出三点中国历史文献学对全球史的借鉴：把全球史的核心理念“互动”引入历史文献学研究中；注重长吋断、大范围研究；去除中心与主义。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探讨了20世纪世界史体系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并提出以资本主义为主线来构建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体系。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分析了罗荣渠先生对世界近现代史体系的设想与构建，观点是：1．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及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因为类似的生产力可能出现不同的生产关系；2．现代生产力发展诸阶段构成世界近现代史体系的基本框架。张文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回溯了近代以来世界史观念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20世纪以前的世界史观念属于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是一元的、进步的和乐观主义的历史观念。20世纪上半叶对普遍史观作“哥白尼式革命”的反思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性的批判；二是思辨性的重建。王旭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20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信息革命，以及半个世纪的社会信息化进步所带来的从社会生活到科学探索等方面的巨大变化，给世界史研究的整体性努力带来了切实实现的可能。
三、历史哲学
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指导，与会学者还对历史事实、历史叙述、历史规律、历史思维、历史意识与历史情感等重要历史哲学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吕昭义(云南大学)区分了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他指出人们历史活动与人们对这一活动的认知均是主观与客观交流的实践，都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二重性。陈立新(武汉大学)认为如何叙述历史、历史编纂学和“批判历史学”是表现形式有所分殊的两种解决方案。两者分别执于“客体”和“主体”的视域，却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抽象，或借助抽象来展开自身，就在存在论基础上共享着理智形而上学的预设前提。黄涛(温州大学)讨论了历史叙述的民间维度，他指出“民间”视角近年来在思想界和人文社科领域诸多学科颇为引入注意。
彭刚(清华大学)分析了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问题，他认为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中关于历史学性质、历史学家工作与过往历史实在之间关系的看法，可分为重构论、建构论与解构论三种不同的观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立场的主要特征，是历史的文本化、解释对于事实的支配地位以及历史解释的多元论立场。赖国栋(厦门大学)指出历史学家写作自传的经历引导他们重新反思历史知识的本质，反思历史学家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功能。他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乔治，杜比、格尔兹等人作为讨论对象，并以此让我们确认史学家叙述自我吋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即建构主义和实验主义。吴怀棋(北京师范大学)强调了历史思维对于新世纪的史学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新世纪的史学发展要求我们的历史思维更新，这包括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体系的更新。只有历史思维的更新、发展，历史学才能适应新世纪的需要，为振兴民族为人类发展贡献力量。
隽鸿飞(黑龙江大学)从生成论的视角讨论了历史意识问题，他认为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历史的生成过程同时也就是人的自我认识、自我理解的过程。张文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讨论了历史、历史学家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历史著作是人写的，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他必然带着感情去写。历史学家必须与被写者心同；历史学家必定要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演他所要研究的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这种重演非同心不可；而要做到同心，历史学家需与被研究者或被写者同情。
张始峰(陕西渭南师范学院)探讨了历史规律认识的模糊性特征，他认为历史规律的认识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不清晰陸和不稳定性，使我们在发现和研究历史必然性时呈现出复杂性和局部的反复性、不确定性。刘克辉(河南大学)认为在历史人物评价中应该秉持“同情”原则，历史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物都处在某一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上，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认识具体的历史事物，只有从它的时代条件出发，分析它的特殊的历史联系，才能够加以理解和认识。
四、中外史学家研究
与会学者还介绍、分析了中外一些著名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方法论。蔡克骄(温州大学)总结了浙东史学家汪辉祖的史学成就，指出他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和成就：编撰《元史本证》、编纂史学姓名工具书和传记文学。其史学思想最主要的是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夏诗荷(温州大学)介绍了史学家全祖望的史学成就及其史学思想，史以纪实，据史实录；表彰忠义气节，不以人废言。指出他在搜集与整理(辑佚、校注等)历史文献和历史地理学等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李学智(天津师范大学)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学说，他们认为在人类文明初期，地理环境决定着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通过对物质生产活动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对自然富源利用的范围和减低了受自然条件制约的程度。刘建国(温州大学)评价了俄国杰出革命家、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粹主义思想：1．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俄国的专制农奴制度；2．对资本主义持尖锐批判态度；3．主张保存公社，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张澜(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提出美国“边疆假说”理论的创立问题实属特纳和威尔逊二人共同创立，特纳强调边疆的地理环境方面的作用；威尔逊则强调边疆在国家有机体内的精神运动方面，两者共同形成了“边疆假说”的内核。朱发建(湖南师范大学)指出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是近代中国“新史学”家引介的西方史学资源之一，透过它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过程，可以了解近代中国新史学发展与西方史学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陈茂华(东华大学)介绍了荷兰历史学家弗兰克。安克施密特(F．R．Ankersmit)的历史主义综合论思想，她指出安克施密特坚持历史主义是近代以来生成于历史学自身的、历史写作层面的唯一理论，它的核心概念一一历史的观念(即个体性)一一将启蒙史学与叙事史学关联起来，使过去的实在部分具有了连贯性与一致性。董立河(中国石油大学)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了安克施密特史学理论的嬗变历程。他指出从1983年《叙事的逻辑》的出版为起始，安克施密特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叙事实体”和“历史再现”理论。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5年《崇高的历史经验》发表，安克施密特精心构建了一套旨在超越叙述主义的“历史经验”理论。
梁民愫(江西师范大学)分析了英国历史学家雷蒙德．威廉斯的社会文化研究，他指出从历史学与文化研究共生互动的角度来看，威廉斯无疑是身体力行地促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传统和文化研究理路之间保持正常交流和紧密关系的一位重要文化理论家与历史研究学者。陈恒(上海师范大学)介绍了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对于希腊化研究的重大贡献，他指出沃尔班克对希腊化世界所进行的具体与宏观研究以及所提出的概念影响这一领域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尤其关注这一时期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扩张。郑春生(温州大学)分析了法国思想家马尔库塞思想诠释时代变迁的历史原因，他指出像马尔库塞这样著名的思想家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层面、多向度的，他们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五、中外史学流派、方法及其比较研究
关于中外史学流派与方法及中外史学比较的讨论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口述史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问题受到了相当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杨雁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集中分析了口述史学的社会性特征，他指出社会性是口述史学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同时又是该学科内部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王海晨(温州大学)以众多张学良口述历史版本为研究对象，指出口述史的价值是在和其他史料比较中显现出来的，张学良15述历史的价值，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觉、新观点。邱国珍(温州大学)以两则口述历史材料为中心，分析了民国时期浙江畲汉两个民族之间的互动与友好关系。她指出畲汉互动可分为三个层面：即政治层面、文化层面和民间交往层面。林发钦(澳门理工学院)指出口述历史近年受到越来越多澳门人的关注，不同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相继展开不同主题的口述历史计划，大力搜集和整理口述史料，回顾澳门口述史学的历程，了解世界其他地区口述历史的发展和当前做法，促进澳门口述历史健康发展。杨祥银(温州大学)认为当代美国口述史学主要呈现了以下四种主流趋势：1．作为档案实践的口述史学(1948年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2．口述史学的“社会史转向”(20世纪60年代中期叫O年代中期)；3．口述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20世纪70年代中期叫O年代中期)；4．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
徐善伟(上海大学)审视了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的西方史学，他认为该时期是西方史学从近代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一个过渡时期，传统史学在达到鼎盛时对传统史学的反思也已经开始。徐良(江西师范大学)认为作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社会运动在史学领域的反映，“新左派”史学与前者在指导理论上有着共同的渊源。他们从不同的领域为美国“新左派”史学家们提供了社会批判和历史研究的全新视角和理论武器。
陈新(复旦大学)探讨了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他认为在近现代历史学发展历程中，史学理论研究承担的任务是对历史学实践及其本质进行反思。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承担的任务更为艰巨，它以分析中国和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为基础，目的却是要在综合比较中，开拓出比较者自我史学发展的新道路。景德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则就中德历史主义学派做了比较分析，他指出在中国与德国近现代史学史上，历史主义的思潮或学派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在中国，历史主义思潮取得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主流之下的支流地位，而在1945年以前的德国，历史主义学派长期处于主流地位。
朱政惠(华东师范大学)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情况，他认为这起伏变化的历史，归根结底是国际局势、国内环境的影响在起作用，他们制约了整个百年的研究历程，应该引起充分的注意。李勇(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总结了近20年来中国大陆中西史学结合研究的情况。他认为中西史学结合研究正从比较走向传播交流，而且呈现出蓬勃的态势，成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中非常重要的趋势。钱茂伟(宁波大学)以浙江史学为中心，试图对近60年来中国史学进行区域量化分析。
六、其他问题
与会学者还对历史研究中的一些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何平(首都师范大学)以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近代欧洲社会冲突的性质和背景，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宏观讨论现代社会冲突的两种主要形式的性质及其发生的背景。李桂芝(中国社会科学院)讨论了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异端运动与女性权利问题，她认为根据异端运动与女性的关系又可分为两类：即以女性为中心的异端运动；以男性为中心或非女性为中心的运动。在这两类运动中，女性的地位不同，享有的某些权利也有所不同。陈勇、张洁(温州大学)对20世纪以来中世纪银行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梳理，他们指出中世纪银行研究的学术史综述，必须置于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方能得到较为全面的认识。
此外，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呼吁加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研究，他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实施和改革进程中，涉及现代、当代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在讨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改革与重建问题吋，需要对他进行历史的考察。王旭(厦门大学)提倡对世界城市发展模式进行历史学解读，并侧重关注揭示20世纪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修正传统城市化理论以及加强外国城市史研究等问题。刘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分析了西方学界有关阶级问题研究的最新动态，他指出尽管不断有学者声称“阶级已经死亡”，但学界整体而言对阶级问题的研究仍是热点。他依据国外对6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和平反战、环境和妇女运动)的研究，评介几种阶级理论与方法。徐华炳(温州大学)讨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移民理论研究的范畴、内容和意义，他指出移民、移民社会和移民理论是中国移民理论体系基石的三个的范畴；其研究意义在于有助于探索中国移民活动的具体规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移民模式和促进中国移民理论的学科建设。李友东(天津师范大学)指出，农时(农业生产的节奏和频度)是中国早期文明协作的“有计划”，而农时的传播能在多大空间内传播，使不同文明区保持农业生产同步，则为协作规模的大小标准。庞天佑(湛江师范学院)讨论了君主与风俗、道德和国家盛衰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社会里，君主处于至高无上、专断一切的地位。君主的行为不仅对国家发展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风俗的变化。王兴文(温州大学)以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为例，强调史料考据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当代的史学研究中，由于忽视了对史料的考据，致使一些史学研究走人误区，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陈志刚(温州大学)指出，历史教育刻意追求“教化”，可能使历史教育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宣传。学生学习历史不是为了改变社会，而是为了改变学生自己，认识人类的本性，使学生拥有历史眼光，改变他们看待、认识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