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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高陵考古发现学术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201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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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卫红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07
2010年4月3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与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在河南省安阳市联合举办会长联席会议，题名为“曹操高陵考古发现学术研讨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李凭主持此次研讨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副会长兼秘书长梁满仓，副会长刘驰、陈长琦、张鹤泉、严耀中、李书吉、胡阿祥，秘书戴卫红；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副会长孙家洲、李振宏、王彦辉，副秘书长赵凯。会议特邀代表有：两学会顾问、河南大学教授朱绍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学术研究》杂志社社长李旭明、主编叶金宝、编辑杨向燕，《历史研究》杂志社编审宋超。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文物报派员列席会议。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安阳市常务副市长马林青莅会致辞。
联席会议代表考察了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的曹操高陵现场，听取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志清和曹操高陵墓葬考古队领队潘伟斌的全面介绍，仔细观察了出土遗物。然后，代表们就曹操高陵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展开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并委托陈长琦执笔，撰写成会议纪要。
李凭指出，曹操墓的发现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反响和不少质疑。质疑是好事，但应该坚持学术信任的态度，即信任地方文史工作者多年的努力考察，信任考古专家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本次会议上提出的认定曹操高陵的十方面理由是有理有据的，应该支持他们的工作，认可他们的成就。由于曹操墓的发现，关于曹操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质和曹操形象的演变问题，将再度引起社会的热烈讨论。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人们都是十分熟悉的，但是围绕着曹操的研究仍然有不少耐人寻味的问题。确认曹操高陵的发现，必将有利于深入研究曹操个人的史实和推动其他相关的研究工作。
孙家洲的发言认为，从学术讨论的层面而言，西高穴村东汉二号大墓为曹操墓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在尘埃落定之后客观地看待讨论中出现的各种质疑意见是必须的，有了质疑意见的存在，考古学界的专家出面做出正面的解释与回应才是有针对性的；质疑推动了研究进程，质疑更是扩大了社会舆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对于部分绝对不专业甚至是不靠谱的质疑，业内人士也应该以更宽容的心态来对待。曹操墓的确定，使得曹操这位特殊的重量级人物从单纯的历史记载变为立体化、甚至是可直观、可触摸的；随着高陵发掘和确定，锈迹斑斑的铠甲、刻字石牌、男性头盖骨的出土等等，使曹操及其生活态度得到形象的展现。
朱绍侯指出，从墓葬形制、规格、刻字石牌等信息都证明西高穴二号墓为曹操墓是能认定的。他认为，曹操墓中一个年龄稍大的女性应该是曹操的原配丁夫人。他还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曹操高陵发掘的意义：使曹操“七十二疑冢”说不攻自破；证明曹操生前节俭、死后薄葬不假；证明曹魏政府是个清廉、有作为的政府；出土文物中格虎大刀等证明曹操尚武；对曹操的评价有待于更加公允。李振宏从几个方面谈到曹操墓发掘的历史意义：肯定曹操墓的出土文物能够证实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在证实其薄葬真实性后，其《终令》的思想性应该更受重视，进而发掘其政治思想、治国之道、民本思想，唤起历史学界对曹操的重新评价；改变社会大众对曹操形象的认知，呼吁文化艺术界重新塑造曹操的形象，科学客观地认识历史人物。刘驰谈到曹操高陵考古发布会后引起了社会的空前关注，所以更要保持科学的态度，不能因此而影响工作，继续坚持严肃的工作态度，完成发掘工作，以求出土更多的文物，为史学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梁满仓强调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及其出土文物，把对曹操的研究已经推向深入，结合出土文物将对曹操的思想有新的认识。
与会代表还从考察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画像石等出土文物出发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本次会议有六点值得注意：
一、考古工作者田野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是认真科学的。从目前已完成考古发掘的西高穴二号大墓周边地理环境及地望、墓葬形制、规格、刻铭石牌及相关出土遗物等证据来看，考古工作者关于该墓为曹操高陵的判断是正确的，其定性是准确的。
二、结合文献研究，自曹操葬后，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北宋，文献中关于曹操高陵地点在邺西的记载，一直非常明确，线索清晰。曹操生前明令：“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曹操生前规划了自己墓葬的位置，所营之墓称寿陵，人葬之后称高陵，因其居邺之西，故又称西陵。1998年西高穴村出土的后赵鲁潜墓志明确记载了鲁潜墓与曹操高陵的方位，西门豹祠及其石刻铭文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括地志》关于西门豹祠与曹操高陵位置关系的记载，唐太宗曾亲祭高陵，北宋政府曾置守冢户保护曹操高陵，这一系列史实记载均说明北宋以前曹操高陵的位置是明确的。金灭北宋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史料简缺，高陵位置记载渐趋模糊。故北宋以后关于曹操高陵的各种揣测渐见坊间，南宋诗人范成大的七十二疑冢臆说，以及《聊斋》、《三国演义》等编造的神异故事类说法，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三、历史学与考古学都是重视实证的，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和专业素养。在提出论点，作出结论时，须有可靠的文献与实物证据，不能像文学创作那样凭空想象，更不能以不可靠的传说或小说为论据。确认曹操高陵的考古学依据，是明确而充分的。墓葬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刻铭石牌是非常确切的考古依据。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在曹操“薄葬”遗令之后，明确记载：“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对于“魏武王”的称谓，不应有所怀疑。而“挌虎”是体现当时风尚的行为。其中所谓“常所用”，实际上是当时的习用语。以“常所用”兵器随葬，与曹操要求“敛以时服”的原则是一致的。
四、秦汉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两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曹操是这两个时期转折的历史节点。特殊的时代造就了特殊的历史人物曹操，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在历史上的真实面貌，非同被明清小说与旧戏剧舞台所扭曲的形象。曹操高陵的发现，有利于对曹操的客观评价，为研究真实的曹操提供了难得的宝贵的实物证据。
五、曹操高陵的发现具有重要史学意义。首先，破除历代传说中有关曹操高陵的种种谣传，廓清了历史迷雾。其次，证明了文献所载曹操生前节俭死后薄葬及尚武的事实，也体现了曹操政治廉洁、关心民生的重民思想。再次，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与确认，为研究汉魏南北朝时期的物质文化提供了一个科学坐标。最后，曹操高陵的发现激发了社会对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注，激发了学术界对汉魏历史研究的热情，对于推动有关曹操的研究和汉魏历史的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六、建议尽快整理现有考古材料和发表发掘报告，以供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一步研究；同时，对可能存在的陵园及陪葬墓等展开调查勘探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高陵制定全面科学的保护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