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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发布时间：201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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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于2019年12月14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京师大厦），召开“2019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学术负责人为周文玖教授。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国学者93人，外国学者2人，收到论文85篇。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以下四个主要议题：
1．七十年来中国史学之发展
2．中国史学的国际传播及影响
3．国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新发展
4．中外史学史、史学理论之比较
出席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教授、瞿林东教授、陈其泰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庞卓恒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廖学盛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乔治忠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保罗·罗斯（Paul A.Roth）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邹兆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张耕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牛润珍教授，芬兰奥卢大学尤尼-马蒂·库卡宁（Jouni-Matti Kuukkanen）教授以及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孔子研究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安庆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廊坊师范学院、淮北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宁波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南通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北京联合大学、渤海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苏州大学、聊城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近百位国内外学者。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致开幕辞，向大家介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取向。刘家和、瞿林东、庞卓恒、乔治忠、保罗·罗斯诸先生就史学的本质、史学自身发展的前途、已往史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与教训、史学范式的建构等问题作了大会主题发言。本次研讨会分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外国史学三个小组进行讨论。诸位学者就历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发言并展开了讨论。这些问题涉及历史编纂学、史学方法论、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包括史家、史著和史学现象，特别是传统与西方的因素如何塑造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史学与社会的交互影响等问题，体现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的新视野、新观点。在闭幕式之前，陈其泰、周少川、牛润珍、邹兆辰、张耕华、尤尼-马蒂·库卡宁六位教授在大会上发言，从史学的学术传承，史学的时代使命，史学的学术追求等方面阐述自己的见解。在杨共乐教授致闭幕词后，大会闭幕。
中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是与会学者二关注的热点。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着重阐发“史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认为应通过求真、求善、求美，重新塑造被现代学科体系分解的史学。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向与会学者介绍其关于建设中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思考，认为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总结中国厚重的史学遗产，借鉴西方古今史学的积极成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既要有大气魄，又要有细工夫，扎扎实实推进“三大体系”建设。庞卓恒（天津师范大学）回顾古代史分期大讨论的成就和教训，认为每个存在千年以上的古文明都经历了若干个亚阶段的变迁，主张通过探讨历史发展的“亚阶段”，深入历史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扭转唯物史观公式化、简单化的倾向，重新学习唯物史观。乔治忠（南开大学）考析中国史学的起源问题，首先总结出历史学产生的三个社会条件：比较完备的文字和历法，系统性描述和记载社会事件的冲动，普遍的自觉记史意识与记事求真的强劲观念。得出中国传统史学是上古原发性、持续发展的史学的结论。邹兆辰（首都师范大学）对中国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复旦学派大加推崇，从耿淡如奠定初步的学科基础，到张广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开拓，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西方史学史专业的学科体系建设、全国通用教材的编撰以及人才培养机制都已形成规模，并且形成了本专业共同认可的学术理念和治学路径。邹教授认为代际传承是学术发展的普遍规律，学派的形成也不会妨碍学者学术个性的发展，而培养和促进学派的形成有助于学术的发展。这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总结了白寿彝先生治学的使命意识和坚韧精神，一是史书体裁必须反映出新的时代特点，确立“立体式著史”的目标；二是努力探索构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三是在晚年焕发学术青春，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和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纂，以推动全国史学发展自励。周少川（北京师范大学）的论文总结了他的恩师刘乃和先生的史学成就：一是继承和弘扬陈垣学术，二是在古代史和妇女史研究中发展实证学风，三是深入对古代典籍的研究并构建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四是重视通过历史教育和历史知识的普及来发挥史学的社会作用。刘乃和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女史学家的杰出代表。牛润珍教授提出历史学的新时代十大新使命，号召运用历史研究解决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具体建议。以上，无论是理论的阐释、问题的考索、还是人物的研究、学科的规划，都指向了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一是要从前辈学者那里继承关怀现实的传统和扎实严谨的学风，二是要立足当下，与时代的需求相联系。
在历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上，国内外学者都有积极的探讨。保罗·罗斯（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探索托马斯·库恩如何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建构出一种关于常规科学的叙事，认为只有通过对科学进行历史性（叙事性）的重构，才有可能理解今天所谓的“科学”缘何取得当下的地位。库恩的书实际上解答了科学何以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同时他也创新性发展出了一种新的科学史研究范式。尤尼-马蒂·库卡宁（芬兰奥卢大学）的观点是：“史学知识就是要做出正确的主张”。通过对史家共同体所规定的、判定主张正确与否的规则的批判，旨在改变通向知识的方法。当学术行为和主张是正确的，他们自身就会受到保证，从而成为知识。张耕华（华东师范大学）阐述史学理论领域一个关键问题：历史陈述之“真”的界定。有些历史陈述之不获普遍接受或认可，或许是史料、技术或思想观念的原因，更深层的是利益关系不一致。人们共同利益及其社会实践所达到的程度或水平，对认可历史陈述的影响是复杂的。
本次会议的小组讨论十分活跃，大家就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与外国史学史的研究现状和一些重要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特别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未来研究应着力方向的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认为，史学史研究应当开阔研究视野和选题视野，也要广泛借鉴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兼顾学科的开放性与自主性，在各种经验研究中锤炼史学史的分析工具和话语的解释能力”。外国史学中的历史书写，特别是围绕史家的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对历史书写展开研究。史学的真，对真的概念、求真方法的理论思考，全球视野、鲜明的比较意识。在研究西方历史时，注意在全球史的视野下，以中国的同类问题作为参照物，这些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加深了对西方史学特征的观察与认识，也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包含着中国关怀的历史研究。逻辑性的理论思考和经验性的实证研究之间存在着张力，应注意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
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的学术交流搭建了平台。中西学者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路径和方法各有不同，各有优长与不足。中国学者对本国史学的研究，立足于几千年来积累的史学遗产，血统中带有传统史学的基因，以中国立场看待西方史学，比较中西史学的不同，由此发现差异和相同之处。特别是中西史学理念相同之处，为中西史学理论的交流与突破，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西方史学理论自成体系，研究水平很高，但对中国史学的了解并不深入，甚至并不了解。中国史学理论学界对西方学术的关注和了解其实已经很充分，未来的重点是面向世界，立足本国，形成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这需要对中西史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和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以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学科理论框架得到了完善，在具体的问题研究上也不断地深入。与会学者同时也在反思过去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为将来拓展研究边界寻找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