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姚从吾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期间师从张相文，受新文化运动科学风气影响，在担任《地学杂志》编辑期间，对杂志做出有益改良。在具体治学过程中，姚从吾以深厚的国学素养为根基，积极学习西方人文地理学理论，阐发独到的人地关系见解，并结合中国传统沿革地理，秉持学术经世的治学理念剖析关乎国民生计的地理问题，充分体现了深厚的学术造诣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姚从吾对历史地理的探索与实践推动了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向现代地理学的转变，有助于现代地理学研究范式的确立。

关键词：姚从吾；《地学杂志》；历史地理学

姚从吾(1894~1970)，河南襄城县人，原名士，字占卿，早年以存吾为名，后以“从吾所好”自勉，改为从吾。一生经历丰富，少年负笈北大，随后在德国留学、任教长达11年，其经历在当时颇为少见1934年归国后，胡适在北大组织文学院教授与学生见面，从吾便引得学生，尤其是陶希圣注意。姚从吾晚年潜心治史，硕果累累，是边疆史、宋辽金元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然其早年的地理学研究成就少有人注意,当时姚从吾浸润在北大自由学风之中，受张相文指导热衷于舆地之学，积极学习国外地理学理论，对地理学的理论认知颇为深刻，立足于人地关系互动，并运用到实际的地学问题中，具有学以致用的鲜明特点。

一、姚从吾与《地学杂志》改良

姚从吾幼时人私塾，读完河南许州中学堂后，升人北京中华大学预科，受业于姚永朴、徐炎东，作桐城古文，根植于旧学。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着手改革文理学科之际，姚从吾考人北大，用功刻苦，自购二十四史，“盺夕披览，夜必三鼓而后就寝”。1920年毕业后复人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深造，与胡适、傅斯年、张生、毛子水等人相熟，追求新学。晚年对母校颇为怀念，自称“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第一班学生”。姚从吾在北大就读时受陈汉章、张相文指导颇多，后者更是对其用心指导，关系甚为亲密。张相文自1917年受蔡元培之请为北大国史馆编纂兼北大讲师，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高材生中有广西藤县苏甲荣、襄城姚士鳌、盐城萧鸣籁等。”1918年，张相文全年任职于北京大学，经营中国地学会，向北大学生征求译稿，“东西文杂志及新书与地学有关者(暂以外国地理为限)，如蒙译为华文投稿，本社均极欢迎”。

《地学杂志》系张相文创办地理专业期刊，是中国最早的地理学学术刊物，自1910年创刊至1937年停刊，其间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地学界研究风气。至1920年4月，张相文年谱载“地学会编辑事委之余诚武、萧鸣籁、姚士鳌”。究其缘由，既与原编辑黄昌寿递交辞呈，宣布当年第5期后概不负责相关，又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遂以代表新知的北大史学系毕业生充实编辑部，他们也对《地学杂志》做出有益改良探索。中国地学会于1920年4月22日至5月15日召开两次会议，确定余诚武为编辑，统音、姚从吾、夏境澄、萧鸣籁等人为中国地学会新会员，担任相关职务为地学会注入了新鲜力量。此后杂志经过多位编辑操持，姚从吾在其中颇为尽责，一直从事杂志的编辑事宜。1920年下半年，由从吾、萧鸣籁负责;1921年第1期至第3期，由从吾一手编订，后因他又在教育部任职，难以兼顾，故1921年第4期后由吴其辕负责，姚从吾从旁协商处理1921年底，因吴其辕有事南归，姚从吾主持编辑事务。直到1922年底《地学杂志》第8、9期合刊宣告本刊编辑部主任姚从吾将赴德留学，并担任中国地学会驻欧洲通信员。同期，萧鸣籁发布启事，强调“内容发皇杂志继续，非吾师张蔚西先生之毅力，与吾友姚君存吾之赞助，及海内外人士之维持，曷克臻此?”肯定了姚从吾身为编辑在其中的努力。

《地学杂志》的改良计划始于1920年5月，先由余诚武、萧鸣籁、姚从吾等人提出，姚从吾认为“杂志精神，须求日新月异，与地理知识之普及”，获得了会员的普遍支持，然因当时经费尚不充实，仍以旧法维持，1920年7月地学会组织召开会议，张相文提出因时局影响，遂缩小改良杂志计划，封面要求素雅简洁，内容由编辑负责严定门类和材料选择，以适应世界发展之新潮流。8月地学会向靳云鹏、夏颂来请求协助，获每月200元之补助，为改良提供经济保障。至1921年12月，姚从吾作为编辑主力，指出新文化运动以来，全国各科学术焕然更新，振兴地学是本刊义不容辞的责任，宣布1922年起,“杂志内容，大加革新，选择材料，力求精当”，内容主张新颖有价值，增加“地学界消息”“通信”“介绍与批评”栏目，关注各国关于地学研究最新著作;革新文体，使用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语言以简明浅显为主，不拘文言文及白话文;印刷封面力求美观;除重要译著、论文外，统一使用五号字印刷，以节省幅。

姚从吾以书面形式正式披露了《地学杂志》改良计划，实则在此之前,《地学杂志》编辑部已经在内容选材上有所改观革新，表现为系统整理发表海外新游记及时事消息;翻译介绍国外地理学理论；拓宽国内地理学研究领域，以达兼通中西的目的，“联合同志，研究本国地学为宗旨旁及世界各国”，力图实现自创刊以来张相文对《地学杂志》的期许。

具体来看，姚从吾重视收录国外地学消息，其一，设置“欧美海程见闻记汇编”“欧美海程记汇编”游记专题，在延续刊物传统的基础上更为系统条理，收录当时国人赴外游历最新见闻；其二，在“地学界消息”专栏中翻译发表英、美两国地学界最新动态，采编摘录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探险喜马拉雅山以及美国组织远征队赴蒙古探访人类始祖的目的、经过及结果。以上两类皆在于引起国人关注海外及科学发展近况，供有志于海外留学者或关注侨民旅外近况者参考，满足近年来国人对知识之急切欲望“知地理环境、时候、价值与人类生活之影响”，此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姚从吾认为是“改造新中国之一线生机”的“福音”。同时,《地学杂志》编辑部也热衷于介绍国外地理学理论著作，向国内地学界输入西洋学理以达尔文(CharlesDarwin)所著《世界一周学术探险记》(NaturalVoyageRoundtheWorld)、耶鲁大学教授汉丁顿(EllsworthHuntington)的《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andClimate)、第11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地理子目为主，翻译纽毕金(MarionJ.Newbigin)的《近代地理学》(ModernGeography)，收录潘维肫所译凯尔蒂(JohnScottKeltie)与霍沃茨(0.J.R.Howarth)的《地理学史》(HistoryofGeography)，介绍地理研究方法，探究历史与地理之关系。

此外,《地学杂志》设置“地学研究资料”栏目，重在推动国内地理学发展，将“地学研究”范围划定为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人生地理三类，分为疆域、行政、国防、交通、水利等，明确近代地理学研究内容。姚从吾注意到近年国内新出地志及地理教科书之缺憾,“不失之简陋，即失之陈腐，于边地尤略而不详，实失地理设教之本意”，遂以《西北地理研究》为专闶殉题，要求选材新颖真实，志于辑录各边地省区调查现状，计划将新疆、四川、西藏、黑龙江、吉林等地地理情况按期发表，纠正谬误并希望引起内地青年注意，鼓励奔赴边地，可见编辑部心系国家发展的地学精神。

至1922年底，虽经费时有拮据，但改良后的《地学杂志》发展大有改观，收稿数量有所增加，以至于启事告知“因限于篇幅，未能同时一一登载”。编辑部也将此前杂志予以再版，并与国内外多家报刊实现互换国内知名报刊有《史地学报》《东方杂志》《铁路会报》《益世报》等45家，国外则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美国海约地理学会、日本地史学会联系，促进学术交流。1923年后，姚从吾远赴德国留学，编辑以陈仙和萧鸣籁为主力，杂志仍以每年12期，两期合为一册出版，后因北京政局荡,《地学杂志》经费来源中断，改为每季出版一次，最终于1937年抗战前夕停刊。

姚从吾担任《地学杂志》编辑期间，以学术洞察力与创新精神，对杂志的栏目设置、选材及翻译介绍国外地理学理论著作倾注心血，延续杂志初创宗旨的同时促进革新，以追赶世界学术潮流为目的，拓宽国外地理学理论的传播路径，促使近代地理学学科分类逐渐明晰。《地学杂志》的改良革新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国内地学类期刊的栏目与选题,《史地学报》《地理学报》《禹贡》等后续地学类期刊皆有所吸收借鉴，在学科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沫印记。这段宝贵的编辑经历，也为姚从吾的学术养成提供了契机，使其更容易把握国内外地学发展动态，他早期的地理学系列文章均在这一时期发表，既系统阐发了对地理学的理论认识，又将理论认识融入具体研究实践，关切中国传统沿革地理

二、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考与回应

近代以来，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传人中国，国内学者受其影响，梁启超、章太炎、邹代钧、刘师培等均做出精彩论述主张地理环境对人类生活方式起到决定作用。至20世纪初期，西方地理学者频繁来华讲学，国外地理学理论著作在中国得到广泛翻译与传播。当时国内专业地学期刊设置栏目，介绍国外地学发展动态，张其昀在由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创办的《史地学报》上连续撰文介绍国外地理学著作内容，总结当时欧洲各国地理学发展情况，鼓励国人研究之精神。《地学杂志》中“外编”一栏也频频翻译介绍各国地理研究状况。

在此学术背景下，中国学者对地理学的定义逐渐明朗，将其从史学中剥离出来，归结为一门科学，地理学经历了为诸种学问集合物到研究地面自然的、人为的种种现象之科学的变化。姚从吾将国内解释地理学之观点予以归纳，一为研究自然现象之科学，一为研究人与地关系之科学，分别吸收了美、日两国不同学说主张。他在辨析地理学学科定义及属性、任务时，也多参考《二十世纪大字典》《韦氏大词典》《大英百科全书》，肯定英国米尔(H.R.Mi)博士所言“地理学为寻求地面自然现象正确智识之学问”较为切实，将地理学定性为综合科学研究，为说明叙述地面自然现象与人事现象之科学学问。又受日本学者吉田松阴“地不离人，人不离事，欲论人事，先究地理”之说启发，总结地理学的研究任务在于考察地面之“真象”:探究人与地互相之关系。并对比了中、西地理学研究差异，关切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提倡中国学者治地理学时应作综合研究重事实戒空谈，抛开浮浅推演之观察，进行探源穷流之分析，追求更为本质的学理。

姚从吾对地理学理论的认识更偏向于法国人文地理学派，表现为探究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化的关系，分为“人生地理学”和“气候与文化两个方面，属于“人地学”(Anthropographie)的讨论范畴。对于前者，丁义明在《地理历史学上之观察》一文中提出地理与历史之关系如肉体之于精神,“且学务纲要，首注重于历史地理”，以“人才消长关乎地势”“文物盛衰生长当依据地脉”“国地同异翻译当研究音文”“种族迁徙依据当考究原始”等，强调研究历史时应当注意到地理环境差异。姚从吾将法国学者白兰士(PauldelaBlache)与劭可侣(EliseeReclus)的地学理论奉为圭臬，注重强调地理与历史的互相关系，其根本是以人生为究竟，“读地理发达之历史，数物质文明之增进，开矿造路，航海行空，有不以人生为究竟，而以地理为生人之根者平。是则历史上地理之变迁，谓即人类文明所由生可也”。张其昀也摘译白吕纳(JeanBrunhes)与克米尔(CamilleVallanx)所著《历史地理学》(LaGeographiedelhistorie)，引人西学中的“历史地理学”，总结纲要,“历史固为人类所演成，地理亦有为人类所构成者”“人类为地理主要之原动力”。其中农业分布、人口迁徙与转移、国家分布与发展皆与地理有密切关系。

姚从吾对于地理环境与文化关系的探究则体现出世界性的学术视野，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源于东、西文化论争，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批驳日本学者金子马治、北聆吉关于东方为放任自然之文化，西方为征服自然之文化的观点，激励国人征服自然，挽救民族自存，具有浓厚爱国主义情怀例如，金子马治在丙辰学社讲演《东西文化之比较》，姚从吾总结其说对于“中国不能产生自然科学”之谬论，指出中国人固然不肖在亚洲历史上之地位，但其建筑长城、开凿运河、建筑雕刻等，各有特质，并非不劳而获。又如，北聆吉主张东方与西方文化的性质分别为消极的与积极的“凡东洋诸民族，皆有一共同与西洋民族不同之点，即不欲征服自然，制服自然，而欲与自然融合，与自然游乐是也”。姚从吾认为征服自然与放任自然之说太过武断，是受蔽于一时之现象，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并非一成不变。据此，他辩证指出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就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而言，为“强制的亦友谊的”“部分的非普遍的”，这里强调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是直接的，但地理环境有差异，其对人类生活与文化的影响也是片面的非整体的。就文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而言，是“创造的亦利用的”“相对的非绝对的”，人类利用其本能，在可能范围内对地理环境加以创造，但属于相对创造，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经典表述之一是“人类历史，每受地理环境之支配”，人类活动受限于地理环境。然姚从吾认为此说“惊吓嫉视自然界势力之伟大”。他更注重自然势力与人类社会的进步两相激荡，“人生真义惟有努力于自然物之征服、利用，为生活改进，文明进步之奋斗耳”。在这一点上，他似受白兰士观点的启发，白兰士在《人文地理学原理》(Principle of Human Geography)中主张人类文化固然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但人类对地理环境的改造与反应，也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人类是地理环境的主人，不是地理环境的奴隶”。白氏学说重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环境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环境能否为人类所利用，取决于人类的选择能力，其学说是在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人地关系理论的革新。姚从吾对其充分借鉴，主张自然势力与人类社会的进步两相激荡，才有今日文明进步之世界，强调地理环境虽可以左右人类生活状态，而人类亦能在可能范围内改变地理环境，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以便群居之生活。两者互相影响，人类不能离地理环境而生存，而自然资源之供给也由人类智慧创造

之后，姚从吾在《何为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有若何之关系》一文中进一步阐发独到见解，将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从人地相互共存之现状和历史上以往之事实两方面进行探究。他指出自然界影响人类生活的因素主要为地势、气候、物产，它们构成了地理环境。其中，地势为组成地理环境的重要部分，地势作为天然界域决定一国之面积、民族立国之精神、国家之间的关系、人类文化发展之方向;气候影响人类身体发育与民族之性格、支配人类行为;物产中的矿物、植物、动物亦构成各地社会现象之差异，并以实际案例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生活的具体影响。姚从吾强调“适应自然环境问题”“应征服自然，不应为自然征服问题”是地学者应尽之责任，地理环境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之生活人类如能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其文化将日益进步;不能利用自然、征服自然者，其文化将日益衰落。

姚从吾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反思与回应，在当时是颇为进步的。此后，竺可桢在《地理对于人生之影响》中提出“环境在一方面逼迫人民劳其手足，困其心志，在他方面就叫你有发展地步”，注意到环境的双重作用。邓光禹发表《地理与文化之关系》言东、西方文化不同是由于地理环境差异，认为欧、亚、非三洲，建立帝国，不仅文艺、哲学盛极一时，且集政治、法律之大成，推其原因，盖与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进而观察现代各国文化之发达，亦渊源于其所处地理环境。据此，他提出“人类有征服自然之能力，地理适于发展文化，则友而利用之，地理障碍文化之进步，亦能利用智能克服之。文化赖地理而发展，地理亦赖文化而改良，者实互相依倚，非可单提独论者也”。此见与姚从吾所论颇为相似。李长傅在《地理学讲话》中谈及“地理环境与地人相关”，人类受环境的支配而被限制其生存的范围，但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的不同在于人拥有智能，对其环境可以加以改造，征服自然。可以说，姚从吾对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颇具先见之明，后续学者的讨论也直接导致了由地理环境决定论到人地关系“或然论”的这一地学理论的传播。学界普遍认为1934年《禹贡》杂志的问世标志着历史地理学的创立，然1920年前后，姚从吾便在《地学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辨析地理学基本概念，明确研究方法与任务，讨论地理、历史与文化之关系，凝练研究地学者应尽之责任，体现出深厚的地理学理论素养和世界史研究的视野，属于较早对近代地理学的理论探索，极具启发意义。

三、探究中国传统沿革地理

姚从吾就读北大期间，课余好读书，对舆地史籍更甚，以廿四史地理志为治学发端，做出贯通式研究。在他看来，当时地学界“从新者，固多未明西洋文化之真面目，而守旧者亦未能尽知东洋文化之真精神”，认为研究地理，应重视“时代之精神”，不轻信古人，以“进化之真理”寻求实学。学问要博览与兼通,“不博览，不足以言知学问，不兼通，不足以辨别比较”。在具体的地理学研究中，他以中国为本位，以西方人文地学理论为指导探究中国传统沿革地理，从廿四史地理志到清代地学家刘献廷的《广阳杂记》，探源中国沿革地理中蕴含的人地关系之思想。同时，又密切关怀现实，响应近代地学界学术动态及时事消息，以地震、黄河及水利史等问题为切入点，进行科学研究，体现出经世致用的学术品格。

《禹贡》发刊词中提出详密整理每一朝代的地理志，将之作为禹贡学会的任务之一，以研究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姚从吾较早关注于此，对《历代地理志评议》一文颇有信心,“所言者皆各地志中有用之记载，阅之可以见历代疆域志沿革之真象，著书之方法，各书之真面目，与中国学者对历史的地理研究记载之态度者也”。他主张客观观察，力在还原各原有面目，加之个人见解，得出“盖正史中之地理志，每况愈下，毫无生趣。至明代益抛弃本题，而完全成为账簿式之记载矣”的结论。姚从吾对《汉书·地理志》推崇备至，认为其详尽了地理与人生之关系:对《汉书·地理志》之后的地理志多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们缺少实学，不知记载事实关乎一代文化之存亡。他归纳出历代地理志的缺点:引用原书未能标注，使后人无从检对；取材未能慎重，缺略不全;因循守旧未能创作;滥用僻词，违背进化之理，缺乏记事之史识。据此，提出地理志应看重疆域面积、政治沿革，地势、山脉、河流与气候物产状况，人口多寡、风俗差异，边地垦殖、农业概况，等等。

除廿四史地理志之外，姚从吾也梳理了清代学者增补疆域志情况，将他们的行为定义为考名定实，无科学之辅助，属于“历史的地理”。基于此，他对地理、历史的地理予以区分:地理为独立学科，注重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界现象:中国传统沿革地理为历史的地理，在于详述历代疆域变迁，非正宗之地理。姚从吾参考英国历史学家弗里曼(Freeman)之说将“历史的地理”总结为“研究各时代地球表面发生之名称，及名称之由来，与名称之关系之学问也”，从属于历史学，并将人类历史与历史的地理比喻为“人类之历史犹戏剧也。而历史的地理则演剧舞台布景之次数演作之幕数耳。历史为人类活动之痕迹，历史的地理为人类活动痕迹之标志”。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言刘献廷有意于人文地理，但其《广阳杂记》“实涉笔漫录之作，殆不足以见献廷”。然姚从吾认为刘献廷对人地关系之见识，开我国地理学者研究人、地关系之先河，在一众疆域沿革论中独放异彩。故姚从吾以刘献廷及《广阳杂记》为题，试图论述刘氏对人、地关系之认识，关涉地势、物产、气候与人生关系，举出具体事例,强调不同地理环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刘氏治地理学以实际调查为主，游历各地，观察归纳再得出可信结论，对地理具有卓识灼见。当代学者邹振环指出刘氏只有若干零碎的论述，尚未形成系统明晰、论证详备的著述。姚从吾将其与同时代地学家比较，尤能发现刘献廷地学思想可贵与进步之处，当顾祖禹、黄仪流连于考究沿革、解释地名时，刘献廷则以游历调查为本，从事观察比较之科学研究。他进一步肯定《广阳杂记》的学术价值，据此以了解历代地形之变迁、清初地图绘法、天文学之观念、航海经验等。姚从吾对刘献廷的推崇不仅是由于其虽身处清初却具有超越时代认知的地学思想，更是因为刘氏善于实践观察。这也让姚从吾早年发出宁为刘献廷、顾炎武，不作程门立雪人的治学心声，“一切胥托诸空谈，除独善其身外，对自然对此生毫无办法也”。并立下一年游一省以广见闻的壮志，在奔赴德国留学前，他游历上海、杭州、香港等地，并向张相文汇报游踪，以期广国内治地学者之见闻。

受刘献廷治学方法影响，姚从吾以现实生活联系学术，关注时事，对地震、黄河及水利史做出系统梳理，以期运用学术指导现实生活。1920年12月16日，甘肃、陕西等地发生地震，受灾严重，但事过月余，除了一纸官方电文，没有其他报道,《地学杂志》编辑部遂响应时事，发表《陕甘地震纪略》，收集各方消息，以资留心地学者参考，文末言北大地质研究会将请学者开地震讲演大会，编辑部也将竭力搜采关于地震研究报告之资料。由此,《地学杂志》不仅连载姚从吾《地震之研究》一文，之后又绘制《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陇秦直晋等省地震图》，发表谢家荣的《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甘肃及其他各省之地震情形》，对地震这一自然现象做科学解释。

姚从吾身为杂志编辑，密切关注地学界消息，听美国地质学会葛利普(Amadeusw.Grabau)演讲地震之原因、性质、关系、预防等，以此为契机，写作专文。文中首先以所学知识科学解释地震，力求破除国人对地震根深蒂固的观念:然后梳理甘四史五行志中地震记载，总结中国古代对于地震之认知，或以地震附会时政，以应天人感应之说，见《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等，或以五行解释地震，为浅显宇宙论，见《唐书》《金史》《明史》等，两者皆未能深究地震发生原因、关系预防的措施;最后对比中、西学术研究差异，地理环境影响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但也指出单以地理环境解释人类文化未免偏而不全。姚从吾已然跳脱出地理环境决定论，注重“人有求智之本能”，强调人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以累代学识逐渐定为公认学理，遂形成系统科学。值得一提的是，姚从吾在文末附有“廿四史五行志所载地震一览表”，以历代地理志为主，参考当时学人学术成果，做出具体统计，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21年8月间，黄河水患肆虐,《晨报》发表时论:“今年夏天人伏以来，中国北部中部各省，天雨特多，长江既发大水，黄河又决口数处，河南、山东，已有几处报水灾了。”《民国日报》报道“日前直属范庄，大堤溃决，漫水建瓴而下”，山东境内齐东县、寿张县、淄川县等均有灾情。至8月18日，黄河水患造成灾民达二百万众,姚从吾对此密切关注,“今山东利津、济阳、直隶、濮阳，又以河决漂数百村庄见告矣”。他以追往思来、水患未止的心怀，探究黄河概况，广泛参考近代地理史籍与西方学者著述，深入考察黄河上、中、下游概况，将黄河水道变迁划分为六个时期，以提纲挈领的方式，清晰呈现水道变迁的整体脉络，其治学过程中体现出的乾嘉考据精神，彰显了他作为地学家的专业素养。姚从吾重点关注黄河下游泛滥的问题，对此总结原因，“大抵千载河患，厥状有二，曰决曰溢。决生于不流达，溢生于无所容。决之害猛而易救，溢之害普而难防”，提出“居今日若以科学之方法治黄河，则必不专持提防，而为凿湖蓄水，缓和水势之是谋，可断言矣”。其中不难看出，他希望借助科学客观的地理方法，实现对黄河的有效治理，彻底消除水患威胁。此外,《地学杂志》为配合姚从吾的《黄河之概观》，在“图迹”栏目附上《黄河下游一览图》，为地学研究者结合时空维度研究黄河水患问题提供了便利。

对水利史的关注也是姚从吾心系民生、书生报国学术志向的重要体现。他曾坦言对水利史有系统的写作计划，将中国水利史划分为东北部北部、中部及南部四个板块，意图梳理近五十年来中国水利事业发展情况，既述及先辈贤达之功绩，也记录写明水利民生之实况，便于研究水利者参考。姚从吾最先关注到东北地区南满水田与北满水运发展，参考当时国内外茶志报纸、调查书、日人松本敬之《富之满洲》等材料，从人地关系角度探究东北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体现出爱国的民族主义情怀。

结 语

姚从吾一生涉猎广泛，治学范围涉及多个领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期，热衷于舆地之学，研习西方地学理论，对其进行批判性吸收，发表关于人地关系的独到见解，并将其实践于中国传统沿革地理之中，围绕地震灾害、黄河治理及水利史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展开深入研究，展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学术担当。专治地学的学者王庸对姚从吾颇为赞许指出“中国近今讲人文地理学的，大概是以姚存吾、盛叙功两先生为最早”,“姚先生的以清儒刘献廷的地理学说，和人文地理学相比附，尤为当时很新颖的述作，并非一般穿凿附会的文章可比”。这一评价肯定了姚氏在推动中国传统舆地学向现代人文地理学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开创性作用。

章太炎在《治国学方法之——明地学》中强调地理对历史研究的辅助价值，“我们研究国学，所以要研究地理者，原是因为对于地理没有明白的观念，看古书就有许多不懂。譬如看到春秋战国的战争和楚汉战争史书上已载明谁胜谁败，但所以胜所以败的原因，关于形式的，很多就和地理有关了”，指出地理环境在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姚从吾治学理念不谋而合。姚从吾被公派前往德国留学后，接受兰克史学方法训练，研究重心转向辽金元三史。尽管研究方法发生转变，但在具体治学中他始终对地理学保持关注。在编撰《历史研究法》时，他依旧强调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人类是依赖地理生存的。就人类对空间的关系说，寒带与热带的人，因居处不同，性情习惯也彼此各异。再就文化对自然的关系说，自然环境各异，文化的表现也跟着改变。我们若再详察各地各民族，各有各的特性，就感觉自然环境对人生仍是极有威权”。

姚从吾晚年研究边疆民族史时，以地理环境为切入点，以期补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所忽略部分，解析契丹、女真、蒙古民族的疆域沿革、行政区划的形态及其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论述气候对辽、金、元三朝疆域向南拓展的限制，以及长江作为地理屏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其辽、金、元史研究始终贯穿人文地理的分析视角，通过探讨地理环境对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活动的影响，构建独具特色的历史地理研究体系，姚从吾曾说明自己治地理学更倾向于以李特尔(Karl Ritter)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派，“我们喜欢历史的人，因李派容易接近，常常向人地关系论者讨教”，总结李派治学特点:“首先利用地理的因素，解说地理与人类历史的发展，说明人类文化的进步，也就是逐渐征服自然环境与改善自己的生活。”彭明辉在总结其学术成就时指出，姚从吾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始终以历史学为核心，这一学术立场与顾颉刚研究理念接近。纵观姚从吾的学术生涯，他身处时代变革中，勇于追求新学，早年专治地学时期，将西方人文地理学理论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结合起来，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故我们对其早期地理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应当置于中国近现代学术范式转型的宏观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