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广军，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在第一代清史研究学者中，萧一山的贡献尤大。依其研究成果和时论综合观察，基本上可以判断出其史观的来自、构建、确性等问题。萧一山是为数不多的自我标榜“史观”的近代史家，这有其在北京大学“新史学”专业教育的影响，是其民族革命意识的涵化，更是其对抗战时政的激愤结果，因此表现出史观的经世观念、唯物主义的底色，从而体现出多元的表征性。从学术史来判断，萧一山史观演变的每一步都是顺应着近代史学发展的整体路径的，从“新史学”到唯物史观，最终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民族革命话语影响下的自赋史观。

关键词：萧一山；民国时期；史观；民族革命史观；经世

 

在民国史家中无论是领域开拓还是理论构建，萧一山都堪称独特，卓有时评。就学术成就言，萧氏被视为第一代清史研究学者中“清史的研究以孟森及萧一山的贡献为最大” 。就著述言，其《清代通史》因史料丰赡而成为经典，时论誉之“现在最有系统之清史作品，当以是书为佳本焉”，称其为“断代史中较好的一部”。就清史编纂史言，第一代清史研究成果中，《清代通史》“耗时最长，用力最苦，内容最富，水平最高”。在理论底色层面，萧氏以号召“经世”、标榜“民族革命史观”、构建民族哲学等理论著称于时。

当代学者对萧一山史学思想的研究集中于其“民族革命史观”、学承关系，或专言其经世思想，而对其史学观念的构建过程则缺少考量，言不及细，概不及全。萧一山在经世观念支配下所提出的“民族革命史观”，是“以历史哲学而倡为民族革命史观”，对此，包遵彭称“是则民族革命史观者，殆即文化史观之变名欤?”在其《清代通史》《清代史》中，主导思想是清末以来革命党人排满的民族革命，从他之后的言论来看，无论是对民族革命的三个分期来看，还是从其对清代以来历史的提炼来看，都是顺着这样的叙述逻辑开展的。有人称萧氏的民族史观，“实有其师梁启超先生的影响之迹”——民族同化史观。对萧一山史观的来历，学界存在争议，仍需进一步厘清。

 

一、“民族革命史观”：萧一山史观的自赋

萧一山标榜或自我赋予的史观是“民族革命史观”，并将之作为“史心”，以此彰显于学界。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观”首先通过研究清史、天平天国等领域，寻绎出革命的“史心”，进而在抗日战争外辱极亢时期，自赋出民族革命的史观。

萧一山比较系统地阐述“民族革命史观”是在《清代史》引论和撰写逻辑中。该书编写于抗战的“革命”话语（主要是抗日）和时代的因应之际，萧氏“益感国民责任的重大”，不敢“因循敷衍甘作民族罪人”。在近代史断限尚未达成共识的民国时期，萧一山将“有清一代”与近代史“二百几十年的民族革命”表述为“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自叙出“民族革命史观”的三个分期。在《清代史》引论中，他将反清排满革命、反对西方列强瓜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为“清史”（近代史）的主脉。引论中，萧氏自谓“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认为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萧氏称清代以来的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双重枷锁之下，“不革命还有什么出路?”民族革命在民国时期变为国民革命。萧氏所谓的“民族革命史观”在表述时显然有为了论述而论争的嫌疑，有很强的“因果迭乘”的推演逻辑，最终落脚在“近代民族革命的产物——三民主义”思想、“党治”政治的合理性推断上。

1930年代萧一山集中从事天平天国史料的整理和学术研究，因应时代革命话语，逐渐寻绎出近代史的“史心”——革命潮流。萧氏称“自民国以还，扫除禁忌，表彰革命，太平天国之事业亦渐为人所注意”，又称“近二十年，国人研究太平史者接踵比肩，犹以长发贼视秀全固属浅陋，徒以革命家论秀全亦未近里”。这种革命话语事实上是来自于1925-1927年大革命“浪涛”的推动，“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等农民起义史料收集和研究逐渐凸显，向“革命致敬”，北伐前后革命史话语已经泛化为时代主流话语。从1920年代开始，各界畅谈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话语中，时人普遍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自“反清复明运动”开始溯源民族革命，近代之后则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民族革命的对象也由满清政府转移到帝国主义。而萧氏的民族革命也逐渐循应而出，将太平天国“革命史话”化，萧氏提倡得尤为集中。

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在1930年逐渐浮现、抗战时期公开畅言。1938年在《“抗战必胜”之历史的解释》中，萧氏认为抗战必胜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称“我觉得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事情，只是民族革命的史实”。1938年在《民族革命的三阶段》中他指出中国近代史三个兴衰转捩的枢纽是：太平天国的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1938年12月萧氏在《再论民族革命的三阶段》述称“无疑地这只是我就‘史心’来讲，而不是就‘史迹’来讲”。在两文中，萧氏的史观是历史的“渐进”法则和“突变”法则的体现——长期发展是渐进式的，在枢纽时期是突变式的，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1939年萧氏在《近代史的教训》中以“近代民族革命的伟迹来说”，“我们民族革命的运动，实具有一贯的思想”，这篇文章与其《清代史》引论论调相似——近代民族革命分为三个阶段。

在讨论民族革命历史问题的基础上，1942年萧一山开始自赋史观——民族革命史观。在1942年《清代的学风》中，萧氏称“许多学者以‘唯心’，‘唯物’或‘外交史观’来讲近代史，我则以‘民族革命’为近代史的中心”。1943年在为彭泽益《太平天国革命思潮》的序中，萧氏开始标榜“余治近代史二十余年，向主民族革命史观”，因观览近三百年历史“吾民日在革命之潮流中”，“此近代史心之所在”。1944年萧氏《清史大纲》撰成，引论中直接称“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编后记中也直接称：“是书胥本余所持民族革命史观”。至此，萧一山明确标识出自己的史观问题。之后，萧一山自赋的“民族革命史观”往往被时人提及，舆论称其“提倡民族革命史观……言论所及，影响甚大”。顾颉刚在构建学术史时称：“《清史大纲》一册，则本其民族革命史观”，萧氏自赋史观被社会化认知。

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观”实则遮蔽了其实际撰写中各种史观的丰富性。有学者在对比清史双璧的萧一山和孟森史学贡献时，称“萧著以种族革命的思想贯穿于全书之中”，但“这种思想主题反而不及孟先生那样高明远大”。萧氏的民族革命实则是抗战时期他所提出的构建新的民族哲学的反映：“民族史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支持者，也是历史的唯一动力”。在一些史观提炼方面，萧氏在总结民族革命的三个阶段时，提出自己是依照“史心”而不是“史迹”，事实上是萧氏根据历史提炼自得，或者是从现象中总结而得，因此萧氏的“民族革命史观”就显得异常的自主和主观。萧氏所谓的“史迹”则是“历史发展的公则”，对此，应该“循照它的路程而迈进”，“民族革命史观”支配下所构建出来的民族革命三个阶段的构建逻辑是“这一个奇玮的潮流，自二百六十余年而始终一贯，循历史发展的公则”。可见，萧一山自谓史观的最大问题是依主观而判断出革命史的“史心”，而不是以历史发展公则的“史迹”。

 

二、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构建之因素

既然萧一山自赋史观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那么有几个影响主观的因素，可以解释其“民族革命史观”的构建过程。

一是肇始于北京大学“新史学”的专业教育。作为新的史观，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观”应该是来自于北京大学新史学发轫之初的教育。1921年春，萧氏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政治系，受教于明清史专家朱希祖、孟森等人。此时，北京大学史学门正在逐渐规范化过程中，史学正处于改文学的史学为科学史学的改革之中，是以欧美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的时期。新史学从北大标榜而起，认为“近人之所谓新史，不出通史专史二类”，概括的记述谓之通史，以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为原则，主张“联贯”。具体操作上，“一人闭户而可殚，假以数年之岁月而可成，此即现代之所谓通史也”。在北大史学授课体系调整之际，萧一山入校，所修的是改革后的史学系新班，所学的是以“时代相次”的通史课程，而何炳松的“新史学”课程1920年也开始讲授。同时，北大校园环境中，也营造出清史兴趣。1924年，北大校内的清史热推动胡适也在哲学系每周添授“清代思想史”一小时。1922年11月1日学生萧一山也加入到内阁大库史料的整理中。萧一山的写作得益于清代内阁档案拨给北京大学，萧一山参与整理，批阅取证很多。

在史观方面，原始自北京大学的“新史学”在学界影响有二：“为通史运动之再提出”；“为历史解释之不可囿于一元”。而这两点都在萧一山身上有所体现：再提出的通史运动直接助推他撰写《清代通史》，历史解释不限一元则促使萧氏自谓的“民族革命史观”的观念产生雏形。何炳松以《通史新义》惠嘉方来，于是中国通史著述纷出，而其中萧一山《清代通史》属此“草创之初”的早期成果。萧一山对于通史作为书名，前后有两种解释：在《清代通史》叙例中，两次解释“通”的深意。以继承太史公、章实斋、顾亭林以来的通识传统为己任，又接受西方新史学整体史的影响，将清代视作中国历史长链之一环，秉“经世致用”宗旨。在技术层面，主张改变详古略今的讲史习惯，运用“倒叙之法”先讲当务之急的“近代史”。

萧一山的史学专业成长到成熟于“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的“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在近代史学转型过程中，朱希祖在推介何炳松所译《新史学》时所称的“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而萧氏的《清代通史》也算是新史学的“积极的建设”。客观而论，萧一山此时正处于使用新史学理念和方法进行初步编纂的早期通史尝试之际，《清代通史》正处于关键节点上，成果既出，就绕不开，当然也会存在问题。

二是萧一山个人“民族革命”情结的推动之因。个人的“民族革命”意识，体现在萧氏撰述史著方面，起自他对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清代全史》的阅读感受。在中学时代阅读稻叶君山《清朝全史》时，萧氏深以国史假手外人为耻，“私念为吾国士林之耻”，遂发愤著《清代通史》。1932年时人称稻叶君山《清代全史》出版后，“而我们中华直到十五年后萧一山先生才完成了一部《清代通史》，并且洋洋一篇数百万言的巨作，这是在我们中华学术史上怎样可喜可贺的事情”，从情感上讲“自己的田地，教人家耕耘，这是一件怎样可耻的事情”。1942年时，萧一山在整理清代学术史时提到《清朝全史》，仍称“立场不同，舛疏颇多”，如英法联军入北京，描述时“不但袒护外人，且鼓励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压制中国，此岂我国民所能堪乎”。萧一山《清代通史》的写作源起于与稻叶君山的“学争”，已体现出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怀。

三是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受压迫最关键的时代激愤。民国时期，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一直未能撰出。1934年时萧一山称“既十年，而下卷犹未能卒业”，是因为内心存在“私念”：“以为国史之大业，岂学殖谫浅者，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胜任，使余努力以成草稿，藉开近代史研究之先路，则外人视之，或不至目中国学术为无人，斯余之素愿矣”，内心是渴望续撰的。直到1945年时还在强调“迄未杀青”，即便是“社会属望殷，函牍征询”的状态下，“因生事牵累”，又因为新出史料太多，“殊非短时间所能整理”，因此搁置，不敢“聊且命笔”，于是简编为《清代史》。正是在《清代史》中，萧氏序文中严正标榜出“民族革命史观”，原因是与其构建民族哲学主张相关，更与抗战所受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局相关。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萧氏的民族革命史观也逐渐被时人所轻。1945年时人就论称《清代史》中“萧君之民族史见解，亦颇有可议之处”，“似有修正之必要”。抗战胜利后，萧氏的“民族革命史观”似乎已然完成了“革命”的阶段任务，而在时人看来，已见落寞。1947年青年罗荣渠将萧氏自标的“民族革命史观”称为莫名其妙的史观。1949年批评者更是称萧氏为代表“买办资本阶级的学者”，其研究历史方法“是以机械的考证法为骨干，以西洋实验主义为归依，这充分表现出欧、美资本主义的从属者的有买办阶级的习性”。

 

三、萧一山史观的底色和多元

在讨论史家的史观时，学者很少自叙史观，“公开宣称自己信奉某种历史观的，只有倡导民族革命史观的萧一山”，意指萧氏史观的自赋性。对于自觉提炼史观的做法，萧一山标榜为“史心”，本文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需要商讨。

1.萧一山史观的“经世”底色

民国时期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观”是自赋而成的，主要得自于其在革命话语下对时势的个人感悟、心境。从根本上讲，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观”是其一贯的“经世”精神在史学研究中的体现。王家范称萧氏的《清代通史》，正是在近代学科独立与学科建设艰辛而多曲折的长过程中，通过叙述清史，“留下了那个时代，像先生那样一代人的复杂心境，以及他们在中国思想变迁路途上踩过的足迹”。萧氏“民族革命史观”之倡导，有其“明道救世”的“经世”底色。萧氏主导发行《经世》杂志，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经世》杂志宣称“本刊素以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自负”。萧一山解释经世称“学术原是指导社会的原动力，学术的途径错了，社会当然要受狠大的影响”，“我们要‘负经世之志，谈经世之务’”。其“民族革命史观”明确于抗战时期，该时期也正是萧氏主张经世论调最为集中之际，他尝试以经世论对抗战必胜进行历史的解释，甚至要构建出新的民族哲学的高站位上考量经世问题。1940年代后期，萧一山被时人称为“经世派领袖之一”。1942年萧氏赴城固视察并沿途讲演经世之义，演讲题目如《经世之经过及意义》《经世之学与青年责任》《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等，逐渐形成其民族哲学。1943年舆论称其为“著名史学家，数年来提倡民族哲学及经世学说最力”。

时人判断称萧一山的经世思想与梁启超一样，都把历史视为“经世”的工具。在1942年《近代史书鸟瞰》中，萧氏称“吾国史学不能与时俱进”，“以致史学人才不能负荷时代所赋予之使命，此深可痛惜者已”，主张史学要达变、知今。萧一山的学生黄现璠分析萧氏学术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点：一为民族革命史论，一为经世学。但是，黄现璠不赞同萧氏认为近代革命性质纯属民族革命，而非阶级革命，认为是两者兼而有之，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有学者判断称：萧氏“想以历史研究来阐发民族大义，实现他的经世思想。日后他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更说明他有心以行动来实践他的史观”。在创作意图上，萧氏作史的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用世之意。受日人先著我国史的“史争”目的，衔恨编纂《清代通史》；受抗日战争民族动员的需要，激情撰写《清代史》。萧一山撰《清代通史》一是激愤于日人撰清史之实际；二是此时多所提及的“外人恒言‘中国无史’”的讥笑，对此萧一山称“岂真无史哉?无史学而已矣”；三是基于“新史学既兴，当注意于社会现象之真谛，以明变迁之由”，顺应史学潮流之需。事实上，三者几乎全部是基于现实又服务于现实的需要而撰写。总体看，萧一山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经世意图。

2.萧一山史观的非一元性

萧一山自我标榜的史观与其撰述中所呈现出来的、读者阅读体悟出来的史观并非完全一致，也说明其史观的多元性，应该还有两种观念对之影响较深——进化观、唯物史观。

萧氏撰《清代通史》时，其史观不明，但是从其叙述框架来看，受当时流行的进化观念影响较大。早于萧一山的清史研究者多秉持演进观，如1913年汪荣宝、许国英《清史讲义》称“历史之要义，在以钩稽人类之陈迹，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夫人类之进化，既必有其累代一贯之关系，则历史亦不能于彼此之间划然有所分割”；华鹏飞《清史》第一句称：“历史学之要义，在使读者明于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变迁，邦国之兴衰”。早期的清史著作一般都普遍将清代史划分为开创、全盛、忧患、改革及灭亡等时期，以呈现进化的阶段。受此影响，《清代通史》导论有谓“历史者，宇宙现象之叙述录也”，杨鸿烈批评称这种观点与“自然科学没有什么区别了”。时人从历史哲学角度判断的史观称为“史释”，在分类中，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被划分为“政治史释”，强调斗争、竞争“为历史之动力”。抗战时期，萧一山在《大公报》《时事新报》《中央周报》《经世特刊》等发表论文，自谓发表的“中心思想”“就是根据历史的实事和民族的现状来推断我们抗战的前途”。抗战之际萧一山自觉提出“民族革命史观”，根据历史实事和民族现状来判断“历史的趋势”。

1922年《史学之研究》集中展示了萧氏早岁的史观。该文中，他丝毫未谈及其后来所提出的“民族革命史观”，而对“唯物史观”则认为在史学上价值重大，“我辈不可不明其真义”。对未来新史学的“标准”，萧一山认为“今之新史学兴，或将有以经济趋势为标准者矣”，无疑这种主张是唯物史观的。在史观（历史的解释方法）发展上，他也指出“唯心的解释之企图，既已失败，于是不得不另辟新蹊，而历史之唯物的解释出矣”，据此“其目的在得全部之真实”。对“主观派”与“客观派”史家，萧氏认为在通史研究中都有所“偏驶”，要“两观并用，心物兼摄”，因此主张从文化、政治、生计、其余的现象来构建普通史（通史）。又指出“惟足使吾人之思想一新，而能注意于社会中之一般现象者，不可不以（唯物史观）为最大之原动力”。在史观或理论上，青年萧一山如是说。

在《清代通史》中萧一山称“近世‘唯物史观’之学说兴起，谓经济之趋势，当求诸历史；历史之变迁，亦根据于经济；二者有相互之关系，而历史之因革，尤以经济为转枢”，学者们据此理解其史观的唯物性。李大钊为该书序中也希望萧氏能够运用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将清一代历史写成中国国民的历史。萧氏虽言“民族革命史观”，但在唯物史观新传入之际，正在撰写《清代通史》的他并不排斥。在整理评价近代史研究著述时，萧一山称经济本为经济史重要部分，但是研究却不善，“海上诸作常以唯物史观为经济史研究之中心，其成就亦有未宏”，指出以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经济史研究未出令人满意之成果。在写作中，萧一山对唯物史观如此使用。

但是，此时的萧一山对唯物史观也有所误读，认为是“社会学上之一种法则”，仅理解到“经济的解释”层面，是历史上唯心的解释失败后所产生的。虽言唯物史观的生计观，但萧氏还是认为文化政治不纯粹受经济之支配，对于通史而言，在文化政治生计三者中，“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政治握社会上之最大权利，故能支配一切；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者也”，对此，萧一山“取普通史例，三者亦均衡铨叙之”。虽受唯物史观影响，但他却并不完全同意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和生计层面的观照，在此时的实际写作中，事实上他仅将“经济趋势”作为判断四个史学划分时期“所取之标准”之一。

 

四、结论

从清史研究的学术史角度观察，以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所产生的1920、30年代清史研究起步阶段的整体来看，此时的清史研究“受反满革命的影响，对清朝否定较多”，叙述政治事件较多而缺少分析。对于民族式的革命，1935年萧一山称“有清末叶以来，民族主义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因此，萧氏将革命史的叙述始自清初：“若谓近代史当与近代国家之建立相适应，鸦片战争一役不啻我民族自觉之警钟，殊不知我民族革命建国之图，肇于清初，帝国主义者乃民族革命之新对象耳”。而此时萧氏所理解的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和反满主义。之后，萧氏的“民族革命史观”是“在其长期深入研究清代全部复杂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提炼、升华而成的”。萧氏的“民族革命史观”的确赋予了史学负荷时代使命的现实责任感。但是从萧氏史观构建史的角度看，“民族革命史观”似乎不是其唯一史观，其史观的演生更为复杂和多元，他的史观由自赋属性到学术界的共鉴状态，形成过程也最为独特。

在萧一山多元史观中，民族革命史观构成其史学思想的核心（萧氏称之为“史心”），目的是唤醒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为团结抗日、挽救危局而摇旗呐喊。但是其史观的底色有二：经世致用和唯物史观，在其史观的构建过程中，经世是其频繁提及的，成为其标榜史用的口号，直至衍生出“民族革命史观”；而唯物史观是其撰史的底色，自青年时期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到撰文框架中的表述，他一直坚持唯物史观的一些原则。从民国时期专研清史或近代史的学者来看，在近代中国史学转型之际，学者们的史观和史学方法也呈现出接受、演变、突转和定型的个人史观自然演进的普遍路径，这其中明确自赋史观的萧一山可谓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和观察对象。

（本文原载《史学史研究》2022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