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炳 良

原载《甘肃理论学刊》 2010年第4期

 

[摘要]清代的乾嘉史学内涵丰富，不仅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其理性诉求意识极为鲜明，主要表现为“实事求是”的治史理念、“护古惠后”的治史品格、“辟持风气”的治史精神。这不仅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当代中国史学建设也具有明显的启示、借鉴意义与现代价值。

[关键词]乾嘉史学；“实事求是”；现代价值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对它褒贬不一，毁誉各异，但都无法避开这个重要问题，必须对它作出价值判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对清代乾嘉考据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讨论，学者们围绕乾嘉史学问题也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见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乾嘉史学对治史理念、品格与精神的理性诉求，进而揭示其对当代史学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一    “实事求是”的治史理念

 

长期以来，研究乾嘉史学的学者往往把“实事求是”视为乾嘉学者的治学特征和考据方法，提及这个概念时大多语焉不详，未能深入考察其内涵。尽管有的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研究和有益的探索，把“实事求是”视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2]，然而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同。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乾嘉史学研究水平的深入和提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忽视对乾嘉史学治史理念的探讨。

乾嘉学者的“实事求是”思想，从学术渊源上来说是对汉代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学风的继承与张扬，这已被大多数清代学者所认同。凌廷堪认为：“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即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1]317阮元也指出：“《汉书》云，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儒之自遁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也，岂河间献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2]687-688可见汉代这一学术特点，给清代的史学发展造成深刻的影响。到乾隆、嘉庆年间，史家治史大力提倡史实考据，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鹄的，形成了注重征实而慎言褒贬的“实事求是”治学风气。乾嘉时期的“实事求是”观念并非个别学者所特有，而是绝大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他们不仅按照这个原则研治古代经史，而且用来评骘古今学者的治学成就，充分表明“实事求是”意识已经深深植根于乾嘉史家的头脑里，成为指导他们研治经史之学的学术理念和指导思想，规范着他们的史学活动。

清代考据学的“实事求是”理念，在史学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相比较而言，史学家的“求是”精神尤为突出。诚如近人梁启超所言：“总而论之，清儒所高唱之‘实事求是’主义，

比较的尚能应用于史学界。”^[3]272史学领域的“实事求是”，首要问题在于确定“实事”的内容，即什么是历史事实。在这方面，宋代史家吴缜曾经有过精辟的论断。他认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缺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4]他对历史事实提出“有是事而如是书”的精辟见解，既不是把它单纯地看作人类社会过往的历程，也不是简单地认为史书记载的内容就是历史事实，而是强调客观历史与史家主观记事的有机结合，进而达到“事得其实”的境界，已经上升到较高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层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史学“实事求是”的内涵。从汉代班固提出“实事求是”概念，发展到宋代吴缜的“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命题，再发展到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念，在学术理路上具有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既然只有“事得其实”才能做到“有是事而如是书”，保证史书记载与真实历史名实相副，那么自然就可以得出“有是事而不如是书”或“无是事而如是书”两种情况不符合真实历史的结论。乾嘉史家尽管也承认汉世近古，认为汉人的历史记载对于考证上古三代历史极为重要，但并不迷信汉人说法，而是进一步考证汉代的历史记载和古史传说是否属于历史事实。在这方面，崔述、王鸣盛和钱大昕具有代表性。崔述一方面承认“秦、汉间去古未远，其时学者各有授受”^[5]501；另一方面又反对盲从汉学，指出“近世浅学之士动谓秦、汉之书近古，其言皆有所据……由是论之，秦、汉之书其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5]6。王鸣盛治经迷信汉人，治史则没有禁忌。他说：“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贬之……经文艰奥难通，若于古传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它徙。至于史则于正文有失，尚加箴贬，何论裴骃、颜师古一辈乎！”^[6]1—2钱大昕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阐释：“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7]20史家记载历史如果“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就是“有是事而不如是书”，必然造成历史记载的遗漏或失真；倘若“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就是“无是事而如是书”，必然导致伪造历史。上述两种“非实”情况，在我国古代历史著作中大量存在，需要对古代史籍进行考异、纠谬、辨伪、祛疑。对于前一种情况，史家的任务在于考证史书记载的内容是否和真实史事相符，重在纠谬刊误。对于后一种情况，史家的任务在于考证史书记载的内容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重在疑古考信。两者虽然考史旨趣有所不同，但其共同之处则是通过考证史书记载与客观历史是否相互吻合，审查史书记载的内容是不是“实事”，最终达到“求是”境界。可见乾嘉史家提出的“实事求是”概念，并不仅仅是治学特征或考据方法，更主要的是规范其治学实践的学术理念，应当归属于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范畴。

 

二    “护古惠后”的治史品格

 

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到清代中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厚重积累，成绩固然有目共睹，但流弊也积重难返。乾嘉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精神审视和总结前人的成就和失误，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清理，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归纳起来，可以把乾嘉史家的治史品格概括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一）护惜古人。自宋明以来，史家治史逐渐形成一股不顾客观历史环境而空洞褒贬议论的不良学风，或强立文法，予夺褒贬；或纵横捭阖，驰骋议论，其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严重背离了以知人论世为原则的宗旨。这种治史风气导致学术著述纰缪疏舛，评价严重失实，造成许多历史事实的纰缪讹误，给史学发展带来严重不良后果。乾嘉史家在抨击前人治史虚妄不实的同时，以尊重历史和护惜前贤的史学意识发覆纠谬，征实考信，开创出求真务实的治史风气。

钱大昕强调尊重古人本来面目，反对不顾客观事实而轻易訾议前人。他指出：“世之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擿沈、萧之数简，兼有竹、素烂脱，豕、虎传讹，易‘斗分’作‘升分’，更‘子琳’为‘惠琳’，乃出校书之陋，本非作者之愆，而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桑榆景迫，学殖无成，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8]1主张护惜古人，尊重历史，大力阐扬求实精神。王鸣盛认为：“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其情最为可恶！”^[9]2替前人著作考误订疑，乃是护惜古人的态度，可以保障学术继承与发展；凿空翻案，掩前人之功以为己著，乃是文化虚无主义态度，终究会毁灭学术。他对轻易褒贬历代制度和历史人物的做法极其反感，主张把考误订疑和立意著书合二为一，提出了辩证认识。王鸣盛明确指出：“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6]3在王鸣盛看来，只有根据切实、内容征实的考证之作才是著述，而那种凌驾于历史事实之上的驰骋议论、褒贬予夺之作不是史书。王鸣盛的认识在当时最具代表性，反映出清代史家著述价值观的内涵。崔述批评后人因前人记载书缺有间或传闻异词而不得其解，穿凿曲释而演绎成史实的做法，强调应当尊重历史，护惜古人。他指出：“大抵后儒之失皆在于强不知以为知，古书既缺，不知其名则亦已矣，必欲强指其人，无怪乎其舛也！孔子曰：‘吾犹及史之缺文也。’是余所深慕尔。”^[5]156崔述认为多闻阙疑方法在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批评治史者往往依据后世的记载对上古历史臆度纷争，而不能考求历史的真相，这是缺乏护惜古人的理性精神。他特别强调说：“吾辈生古人之后，但因古人之旧，无负于古人可矣，不必求胜于古人也……宁使古人有遗美，而不肯使古人受诬于后世。”^[5]12崔述是古代史家中第一位以理性意识对上古历史作系统考证的学者，尽管没能摆脱儒家经学的束缚，但和前人相比，理性精神无疑大大增强，因而能够产生出最深刻的疑古辨伪思想，初步剥开了汉代以后史家强加在古人身上的外衣，把上古历史本来面目从层层封尘里清理出一个大致轮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二）嘉惠后学。学术研究是一项极其艰苦的事情，不仅需要有长期坐冷板凳的准备，还要有甘为人梯的精神，做一些爬梳和整理资料的工作，给他人研究问题提供便利条件。这是一项繁荣学术、功在千秋的事业。清代乾嘉学者对此大多具有明确的认识，并在治学实践中身体力行，为后人作出了表率。乾嘉史家本着嘉惠后学精神不辞辛劳地考证，以致在某些问题上发千载之覆，对后世功德无量。

钱大昕强调指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7]603他具有相当自觉的理性精神，考证不畏艰难，能够深入肯綮，成为乾嘉历史考证学家中考史成就最大的学者。王鸣盛在嘉惠后学的精神动力驱使下不辞劳苦，反而觉得乐在其中。他说：“暗砌蛩吟，晓窗鸡唱，细书饮格，夹注跳行。每当目轮火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而凝神，搦秃毫而忘倦。时复默坐而玩之，缓步而绎之，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之，鸟入云，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顾视案上，有藜羹一盃，粝饭一盂，于是乎引饭进羹，登春台，饷太牢，不足喻其适也。”^[6]2其全身心精力无怨无悔地投入考史之中，目的就是要给后人治史提供方便。他指出：“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6]3王鸣盛不计较个人辛劳，而是为学术发展千秋大业着想，这种精神永远值得后学景仰！崔述考证我国上古历史，付出艰巨的劳动。其妻成静兰作诗描绘他考证历史的专注神态说：“近来学古益成癖，独坐搔首常寂寂，唤之不应如木石。忽然绝叫起狂喜，数千余言齐落纸。‘五行’、‘三正’细剖分，创论惊天思入云。直欲扫除千载惑，岂效小儿弄笔墨。半生辛苦文几篇，才高可惜无人识。”^[5]784崔述考证古史固然是为尊重前人，但更重要的还是想要有益于后世。他撰著《考信录》，一生之学问精力略尽于此，目的在于“古帝王圣贤之事远矣，其书之缺者亦多矣，欲以末学小生眇见寡闻为之一一考正，其亦可谓不量力矣！然即其所窥者录而识之，拾韩、朱之遗，以待后人采择，亦未尝非‘不贤识小’之义也”^[5]922。崔述不为“贤者识其大”的上达之学，探究儒家天人性命之理；而甘为“不贤者识其小”的下学之功，殚精竭力考证盘根错节的上古历史，并非要使自己成名成家，受人尊崇，而是为后人治学提供便利，不再迷惑于臆造的伪史之中，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提高。

从钱大昕、王鸣盛、崔述等人的考史动机和实践中，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乾嘉史家把考据经史视为一种自觉的精神追求，决不像过去有人所说的乾嘉诸老官高爵显，衣食无忧，所以能够优游林下，用考证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消极避世。他们乃是继承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把学术研究作为世代延续不断的神圣事业，肩负起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发展和完善。第二，乾嘉史家嘉惠后学的意识和当时某些学者标榜为便于后人考史而专嗜远古坠简残编补苴罅漏的做法貌同心异，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具有自觉的学术发展意识，考证为促进史学水平提高。后者则不知所要，盲目考索。乾嘉史家反对学者作无谓的辩难，强调考证必须有益于史学发展。倘若不管有用无用，惟古是求，不但对于当时的史学研究没有促进作用，还将给后世治史带来很大麻烦，有害而无益，终究会阻碍史学发展。

 

三    “辟持风气”的治史精神

 

清高宗乾隆中叶至清仁宗嘉庆年间，经史考据之学风靡整个学术界，成为当时绝大多数学者的价值取向和治学目标。更有甚者，末流学者还造成为考证而考证的弊端。但是，乾嘉历史考证学主流却是要扭转宋明以来空洞议论和肆意褒贬的治史学风，开辟和倡导征实致用的史学风气。特别是章学诚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提出治学贵在“辟风气”与“持风气”而不能“趋风气”与“徇风气”的学术主张，开展校雠心法和史学义例的研究，为传统史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戴震研治经史，特别强调通过音韵训诂求道，旗帜鲜明地宣扬自己的学术主张。他指出： “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10]495所谓“空所依傍”，就是要抛开前人对儒家经典和上古历史的臆解和附会，断以己意，阐发新的学术见解。戴震辩证地论证了音韵训诂与治史明道的相互关系，阐明了音韵训诂只不过是阐明经义的途径，而明道才是归宿。他提出“训诂明道”的主张，与唐宋古文学“因文见道”和宋明理学“义理明道”鼎足而三，开创出全新的治学理路。

钱大昕也认为：“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夫《六经》定于至圣，舍经则无以为学；学道要于好古，蔑古则无以见道。”^[7]377—378阐明乾嘉史家治学路数乃是通过具体历史考证求得真理，与宋明一派史家离开事实而空谈性理的治学路数截然不同。

王鸣盛以风趣的比喻表明自己的立场：“声音文字，学之门也，得其门者或寡矣。虽然，苟得其门，又何求焉？终身以之，惟是为务，其它概谢曰我弗知，此高门中一司阍之老苍头耳！门户之事，熟谙极矣，行立坐卧，不离乎门；其所造诣，铃下而止；不敢擅自升堂阶，况敢窥房奥乎！予于此等，姑舍是。”^[11]5他把训诂考证视为守门役吏，而探究学问真理才是登堂入室。王鸣盛主张考史必须有益于学术发展，不能只顾个人兴趣。他指出：“三刘氏作《刊误》，而昆山吴仁杰斗南又作《刊误补遗》，是当为《刊刊误》矣。今予于吴氏再为饶舌，则又当为《刊误补补遗》矣。展转驳难，纸墨益多，岂不无谓而可笑！人生世上，何苦吃饱闲饭，作闲磕牙？”^[12]3表示自己治史追求阐明学术宗旨，反对烦琐考证的不良学风。

崔述受家学熏陶，形成了“空所依傍”的治史意识。他说：“南方人初读《论》《孟》，即合朱子《集注》读之；《大学》《中庸》章句亦然。北方人则俟《四书》本文皆成诵后，再读经一二种，然后读《四书注》，而读注时亦连本文合而读之。先君教述读注皆不然，经文虽已久熟，仍令先读五十遍，然后经、注合读亦五十遍；于温注时亦然。谓读注当连经文，固也；读经则不可以连注，读经文而连注读之，则经文之义为注所间隔而章法不明，脉络次第多忽而不之觉，故必令别读也。”^[13]11崔述治史经、传分开，认清了两者分别属于不同时代的学术内容，产生出疑古辨伪思想，确立了宗《六经》而疑传注和诸子的考史宗旨。他“自读书以来，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久之而始觉传注所言有不尽合于经者，百家所记往往有与经相悖者……于是历考其事，汇而编之，以经为主，传注之与经合者则著之，而异端小说不经之言，咸辟其谬而删削之，题之曰《考信录》。”^[14]4—5崔述不存迷信前人的成见，不依傍历代学者对古史的穿凿附会之说，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治史风格，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考史成就。

章学诚认为，无论任何时代的学术风气，都会存在攻习学问的偏激之处，不能平心论定是非，再加之众人推波助澜，最后形成一种流弊不可收拾的局面。他指出：“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也。盖既曰风气，无论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习，而谐众以为低昂，不复有性情之自得矣……自来门户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质如是，皆随声附和者之求加不已，而激至于反也。”^[15]62章学诚对此批评说：“若夫世方尚经，从而钻研服、郑；世方贵史，从而攻习班、马；尚考证者，穿穴坟籍以为博；工词章者，搜猎华藻以为奇。夫世之所尚，未必即我性之所安；时之所趋，何必即吾质之所近？舍其所长，而用其所短，亦已难矣。而毁誉之势眩其外，利钝之见惑其中，虽使十倍古人之智力，而成功且不能以及半焉。何况中才而下，本无所以自通哉！”^[15]84正是由于学术风气不断改变，世人研究学问的侧重点发生变化，造成中国古代学术中考证、辞章与义理三大主流学派，而每一个学派都是批判和借鉴前一学派而来，在扬弃前一个学派流弊的同时，自身又产生物极必反的问题，从而埋下自我否定的根基，形成学术风气不断循环往复的特征。章学诚通过考察中国学术思潮的演变，触及到了这一法则。他指出：“风气之盛，则村荒学究，皆可抵掌而升讲席；风气之衰，虽朱程大贤，犹见议于末学矣。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15]93在他看来，扭转宋学空疏的一面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矫枉过正。然而学术风气对于学者治学趋向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受名利的诱惑，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逐渐发展成积重难反之势，导致了学术发展的偏颇。学术风气左右着学者的见识，处在特定风气影响下的人们限于时代的局限，只能看到学术某一方面的利弊，无法洞察全局。章学诚一针见血地指出：“夫风气所在，毁誉随之，得失是非，岂有定哉！辞章之习既盛，辄诋马、郑为章句；性理之焰方张，则嗤韩、欧为文人。循环往复，莫知所底。”^[15]85因此，章学诚认为学者应当懂得补偏救弊的道理，治学要有定见，不应当随风气为转移。而要能够做到这一步，就要求学者必须研究真正的学问，以学业作为挽救学术风气积弊的中流砥柱。他说：“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犹羲和、保章之法，不能历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补救，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历法之差，非过则不及。风气之弊，非偏重则偏轻也。重轻过不及之偏，非因其极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16]310-311章学诚主张考察清楚历代学术思潮盛衰递变的过程，更好地理清学术思潮的发展脉络，然后才能看到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全貌，正确评价其是非和利弊。他特别强调说：“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于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托；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16]154-155这是因为只有开创学术风气之人深究学术真谛，洞悉前人学术中的利弊得失，知道为什么应当提倡哪些东西，避免哪些东西。于是他们有针对性地抨击前代学术的流弊，扭转前人的失误，形成自己的学术主张。章学诚指出：“夫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一时风尚，必有所偏，学者不求其性之所自近，而充其量之所能极，徒局局焉趋于一偏之风尚，当其势重气盛，趋向所归，莫不人人自谓跻泰山之颠，穷黄河之源，何其壮哉！逮至气衰习变，后人追数从前，则自磊落数子而外，凡所谓依风附景，趋骛声名之众，未有过而问焉。是以汉儒治经，唐世崇尚诗赋，则服、郑数君，不为习蔽，而余子概无闻焉。唐人业诗，宋儒崇尚策论，则李、杜诸家，不为习蔽，而余人无所述焉。夫学至于千百年后，世变风移，一时趋向所不在是，而声施卓然，不可磨灭，则精神周而当日所谓发于意之诚然者，有至理也。”^[15]695后人纠正前人学术之偏颇，就要懂得补偏救弊的道理。这不仅需要具备预见学术发展趋变的见识，而且需要具有为学术而献身的勇气。因为对于末世学风“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15]332究竟是“持风气”扭转思潮，还是“徇风气”加重积弊，成为每一位学者面临的艰难选择。然而学者治学只有敢于“持风气”而不“徇风气”，才能促进学术乃至社会正常发展。

 

四    借鉴与启示

 

通过以上三方面内容可以看出，乾嘉史学不仅在当时的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即使在当前的史学研究中，也显得难能可贵，值得大力阐扬，认真加以继承。今天，我们尤其应该继承乾嘉学者的治史理念，弘扬其精神品格，促进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这对于研究中国史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启示。

首先，继承和发扬乾嘉史学的治史理念和精神品格，有助于端正对于实证与理论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中国传统史学中每一种学术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宗旨对前代的史籍加以整理和改造，这固然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人为的舛误。特别是在宋明理学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古代史籍几乎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如果对历代史籍不加以全面整理，势必严重阻碍史学的发展。乾嘉史家本着实事求是、护惜古人、嘉惠后学的精神，把主要精力用于校注古籍、辑佚古书 、改补旧史、考证史籍，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全面清理前人的古籍，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全面总结传统学术文化的需要。他们在这种理性精神的驱使下，本着求实征信和护惜古人的态度考证经史，一扫宋明学术末流空疏不实学风，确立了无征不信的治史原则，端正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其影响直至当代而愈显重要。因此，对于包括清代乾嘉史学在内的传统史学，需要有一个认真的反思、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评价，恰当地继承这份宝贵的史学遗产。

其次，继承和发扬乾嘉史学的治史理念和精神品格，有助于自觉抵制当前学术界治史急功近利等浮躁之风。乾嘉史家本着嘉惠后学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史学研究，以致在某些问题上发千载之覆，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钱大昕考证两晋、南朝之际侨置州郡问题，追溯历史记载致误的源头，澄清了唐修《晋书·地理志》沿讹千有余年的谬误，成为清代考史成就的典范。王鸣盛考证《新唐书》对《旧唐书》删削失实，并且评价了宋代吴缜《新唐书纠谬》的失误，距离唐代时间较近的吴缜没能解决的问题，反而由千余年后的王鸣盛解决，恐怕不是个人能力不同所致，主要是有没有自任其劳、嘉惠后学的精神在起作用。崔述针对刘歆、杜预、司马贞等人把神农与炎帝混为一谈的错误，作了细致的考辨，根据《易传》和《左传》的记载，考证出神农在黄帝之前，而炎帝在黄帝之后，从而结束了两千年来误认神农与炎帝为一人的局面，澄清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功在后学。章学诚治学提倡“持风气”而反对“徇风气”，其历史意义已经超越了乾嘉时期特定的时代与空间，显示出历久而弥新的学术价值，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目前学术界存在的“泡沫学术”问题，已经给学术和社会造成一系列危害，是敢于“持风气”挽救和扭转治学浮躁的局面，还是“徇风气”继续加重学术的偏颇程度，成为摆在每一位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严肃课题。今天重温章学诚的治学见解，对于当前的学术研究一定会有所裨益。

再次，乾嘉史学确立的“实事求是”治史理念，与西方史学中的实证史学思潮殊途同归，有益于回应国际范围内后现代史学思潮怀疑历史客观性的挑战。乾嘉历史考证学家把客观公正对待历史事实作为史家追求的目标和最高境界，认为一切议论褒贬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历史基础之上，这样的历史见解才能客观公允，具有学术价值。这种对历史不轻易褒贬，而是以事实为根据评价历史的意识，表明乾嘉史家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更加明确，承认历史事实不能完全由史家主观意识构建。乾嘉史家的史学理念及其治史实践表明，人类不但可以考证清楚历史的真相，而且还能认识和解释过去存在的历史，充分汲取历史智慧，为现实社会服务。这对于回应后现代史学提出的问题，进一步认识历史学的性质，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