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丹忱，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摘   要：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并非古代史学的自然延续，历史观和方法论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第一阶段新史学不自觉地对传统史学有继承和转化，尚未将其思想、方法丢失殆尽。唯物史观全面引入中国史学所带来的最显著进步是在历史观上，使中国历史的建构模式得到合理的解释。改革开放后大陆地区开始热衷于吸收欧美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并未重视传统史学研究继往开来。整体而言，中国大陆地区的史学人才对于传统史学思想与方法的掌握严重缺失。世界范围看，历史学碎片化是二十世纪后期的普遍现象，历史学家通过明确的方法把历史进程的各部分变成整体的本领渐渐丧失。随之而来的便是历史学在跨学科研究中的自主性问题，史学已逐渐沦为给其他学科研究提供原材料的“资料员”角色。最近一二十年间，对整体历史观的探讨在西方史学界悄然回归。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史学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通史精神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避免碎片化研究的倾向；重拾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回答时代之问；同时打通经史，使经与史的研究良性互动，这样有利于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析出，有利于中国特色史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也有利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传承。可以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打下基础。

 

关键词：中国传统史学；继承；历史学科自主性；中国特色史学理论；

 

 

学术问题的突破、创新一定是建立在对学术传统的深入研究和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的。刘家和先生指出：“一切有存在价值的学术都必须在传承之流中不断地创新，也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使这门学术的传承得以延续。史学作为人类的各种学术中的一种，当然也不能例外。”创新来源于传承，学术史就是一个旧学术传统被传承、被创新的流变的历史，传承是旧传统被创新中的重要环节，创新就是在这个传承过程中发生的。刘先生认为，创新的问题不但来自于传统，而且解决创新问题的思想资源也蕴含在旧传统之中。斩断传承之流，创新既失去根据，又失去意义，割裂传统的创新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史学传统的民族而言，其传统史学的思想与方法在当今的传承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传统史学思想与方法在当今中国史学研究中的缺失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并非古代史学的自然延续。西学东渐以来解构传统、分科治学逐渐被视为催生进化、追求进步的必由之路，近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分科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冲击是系统性的，经史子集四部学术体系彻底解体，经学的内容被肢解分置在多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当中。大致从19世纪末开始，经学作为解释典范的作用日渐式微，其意识形态的地位更是不存。传统史学在无所凭依的状态下，其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经史一体、互为表里，通史精神以及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等史学传统逐渐丧失，以道德史学、资治史学以及以梳理史事为目的的考证史学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史学，渐渐失去了以往的研究旨趣，中国史学只能寻求外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热衷于引入进化史观就是典型的例子。在20世纪初中国史家开始建构的“新史学”，其思想与方法的资源主要取自德国的兰克学派、美国新史学以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等。分科治学也是一个重要特征，综合贯通的研究传统发生改变。梁启超指出：“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者，比比然矣。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其后则渐渐与史分离矣。”“史界革命”的语境下，民国时代的许多中国史家在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局限的同时，大量吸纳欧美史学的元素。考古学、人类学、政治学、地理学等近代西学学科的方法都开始运用于中国史学。从总体上看，中国史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中国第一阶段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多是深谙国学的大家，加之整个社会当中传统文化的底蕴尚在，传统史学的思想、方法一时还不可能丢失殆尽。因此，他们在引入西方史学时都会不自觉地对中国传统史学有继承和转化。比如，梁启超在进化史观基础上构建中国新史学的理论体系，“而这种进化论思想最初便是导源于今文公羊‘三世’朴素的进化观，进而接受西方进化论思想之后，而最终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进化论学说的”。再比如，他们对考证史学普遍比较推崇，特别是对清代乾嘉年间的考据学赞赏有加。王国维先生以地下的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互证的“二重证据法”便是把考古学与文献考证结合起来，对传统史学做现代性转化的杰出例证，他正是以近代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古代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而取得创造性成就的。陈寅恪先生不但利用他广博的外文知识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以诗证史，而且还力求探索中国中古时期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

 

上世纪30年代经历社会史论战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意义深远，整体而言，使中国史学的趋势从微观考证转向宏观阐释，从实证史学转向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深度历史解释：不仅注重发现和探讨历史规律，而且注重探求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趋势。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导历史研究，从宏观上阐释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规律及内在动力。这种以宏大叙事和理论分析为基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重大历史问题出发考察历史进程的研究范式顺应了当时中国时代发展的要求。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的全面引入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其中最显著的进步是在历史观上的进步，诸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的历史有规律可循，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等等，给中国史学的历史观念带来了质的飞跃，使得整个历史进程的建构模式真正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这些进步是不可否认的。但另一方面，基于意识形态而构造出一套新的史学话语体系，使得学者们忙于接受和传播唯物史观，而放弃了对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和传承，以至于1949年之后培养的史学人才在对中国传统史学包括史学思想与研究方法的掌握方面形成了整体性的严重缺失。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公式化、教条化的倾向，方法上有将阶级分析法泛化、绝对化，排斥其他史学方法的运用。这就是引发上世纪80年代关于“史学危机”讨论与反思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倡导解放学术思想，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一些学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等于全部史学理论，阶级分析方法也不是历史分析的唯一方法；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行广泛的学术自由，研究并吸收其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三论”作为史学方法的引入令人耳目一新。但传统史学的继承发展问题并未随着时间的延续得到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原因在于学者们又开始热衷于追捧来自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引入战后欧美史学流派，译介欧美史家作品，邀请欧美史家来华讲学，迅速兴起为热潮，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德国概念史、美国新史学、欧美的新文化史和后现代史学等成为时尚的学术话语。在放开胸怀借鉴和吸收欧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并没有充分重视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继往开来。目前历史专业的史学理论教材中，不少设有中国传统史学的专章，多是充当史学史研究的题材，而对于传统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阐释或语焉不详或难以深入。另一表现就是史学领域中的跨学科研究形成潮流，“走向跨学科研究去，无疑已成为1986年以来中国史坛一股最有影响力的潮流。”近些年的许多硕博论文都在绪论中标注自己运用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的哪些研究方法。当然在史学史研究中也有一些对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人史学方法的评介，考据作为史学工具的地位得到了有限度的承认。但从后来大量硕博论文看，真正运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从事科研的论文寥寥无几，而以使用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方法的为最多。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时下史学研究从理论到方法相对贫困之下的一种选择，跨学科研究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域，但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理论运用的水土不服问题。因为这些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往往是来自于西方，世界各国历史的现象相互之间虽存在一定的普遍性，但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的历史必然存在不可忽略的差异性，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说差异是带有本质性的。如果盲目迷信地运用异域的理论和方法开展中国的史学研究，难免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错误。我们看到当今中国史学似乎也有着追随西方史学的碎片化倾向，失去了中国传统史学通古今之变的旨趣和以古鉴今的功用。因此我们在中国的史学研究过程中强调不脱离“本土意识”尤为重要。

 

简要回顾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它一直在试图尽力追赶国际史学的前沿，但这种跟着潮流跑在节奏上总给人一种慢一拍甚至慢多拍的感觉。中国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比较时，在自身理论的发展创新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弱势。中国学术界关于历史学根本问题的思考主要都是在西方历史哲学的语境中展开的，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者似乎都以翻译和介绍西方的史学理论为主要事业。这不仅是中国史学传统的崩塌，也是中国史学自主性和话语权的一种丧失。

 

 

二、历史理论在当今西方史学研究中的回归

 

从古代历史来看，西方不像中国那样有组织化、制度化的官方史学，不像中国史学那样被纳入国家政治体制，因此西方史学也不像中国史学那样具有资治通鉴的功用。历史主义是17至18世纪欧洲一种广泛的思潮，历史主义把人们从无时间性、绝对真理中解放出来，不再视人类历史为无法把握的内容。启蒙运动时期开始，西方的主流史学观念才开始倾向于以理性来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以理解的态度去审视人类的经验，把历史认识为若干环环相扣、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

 

1725年，意大利思想家詹巴蒂斯塔·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68—1744）出版《关于各个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标志着历史哲学科学化的开端。维柯成为西方第一个试图论证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家，他所致力的是“讨论诸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进程，沿着诸民族的全部变化多端、纷纭万象的习俗而显出经常的一致性前进。”他将世界历史进程理解为一个有机的过程，虽然其间也有一些史学家发出质疑的声音。但在近代“科学革命”的加持之下，相信世界历史将被整合为一个整体性的、由理性主宰的、有一定规律的客观过程，成为19世纪西方历史哲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近代历史学科的这一重要自主性特征从此被凸显出来。

 

19世纪中期以后，以德国史学家列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兰克学派提倡实证主义，讲究“如实直书”，强调原始材料特别是档案文献的重要性，但随着各民族国家档案馆的建立，“档案资料开始变得丰富完备，新发现的史料不断涌现。尤其是各国之间的公使交往和外交关系备忘录，数量与日俱增，内容越来越丰富，而其规模已经膨胀到这样一种程度：对于个人来说，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根本没有可能把它们悉数占有，充分利用。”兰克已经意识到，史料过多可能会产生某种后果。兰克学派对历史理论的否定进一步导致了历史学与哲学的分离，哲学需要对普遍性的规律开展研究，历史学则成了对事件的直接叙述，历史研究开始变得日益封闭。19世纪末西方近代学术分科的各门学科渐次走向独立，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成为独立学科的。

 

但从20世纪开始，各门学科又开始走向交叉和融合，20世纪前期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就是这一趋势的一种反映，历史研究的视野得以拓展。

 

鉴于法国年鉴学派对于现当代世界史学界的巨大影响力，我们有必要对年鉴学派的三代代表人物不同的治学旨趣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史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 1878—1956）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希望借鉴社会科学的手段，致力于历史学的宏观研究，提出“总体史观”的概念，以突破兰克学派那种把政治史、事件史和个别人物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模式。费弗尔说：“人类不能分割成碎片，他是一个整体。人们决不能这样区分一切历史——这是事件，是信念。”布洛赫说：“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还是让我们把它称为‘人类’吧。复数比单数更便于抽象，相对而言，复数的语法形态更适用于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应当把整个社会和人类命运都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范围，以实现“总体史”的目标。

 

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认为，历史学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之处主要表现在时间概念上，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理论。所谓长时段，也叫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或变化极为缓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这种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和根本的作用。中时段也叫局势或社会时间，主要指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如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等，这类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短时段也叫事件或政治时间，主要是指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如革命、战争、地震等，这类现象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到微小的作用。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和中时段的经济发展对短时段的政治起着决定作用。因此，布罗代尔承认：“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进一步强化了第一代年鉴学派总体历史的思想，他所认为的长时段现象实际上包括了布洛赫所关注的经济社会史和费弗尔的社会心态史。全面的总体史曾是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的追求，也是第二代学者长时段研究的重要依据。

 

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史学思想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费弗尔和布洛赫所追求的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已经失去了地位，第三代年鉴派史家们抛弃了早期对“总体历史”的抱负，一位年鉴学派的史家德·塞尔多明确呼吁：“我们应当放弃总体历史，因为这只是吕西安·费弗尔的奢望。”他们否认历史事件间有任何联系，而强调间断性是决定一切的因素。随着新领域的不断开辟和史料来源的不断扩展，让史家们越来越难以像过去那样把握历史的总体，毫无联系的具体的问题淹没了宏大的历史视野。对于整体历史的研究，对于历史因果性的探索日渐淡化。史学失去了整体认知功能，被分解成一堆碎片，转向了所谓“碎片化的历史”。在借用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研究方法的同时，史学正在逐渐消解自身的特性，不再像过去那样做总体综合、探寻历史规律的工作，也丧失了为人类发展提供史学通鉴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以研究重心下移和跨学科研究为主要特征的新史学逐渐成为西方史学的主导性范式。

 

历史学的碎片化是二十世纪后期的普遍现象，也是为扩大历史研究视野而付出的代价，渐渐地历史学家通过明确的方法把历史进程的各个部分变成一个整体的本领也丧失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历史学在跨学科研究中的自主性问题，新史家们试图通过跨学科研究把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但在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互动过程中，逐渐沦为给其他学科研究提供原材料的“资料员”角色。

 

二战结束后，历史理论受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冷落而衰落下来。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战后西方经历了较长的稳定而繁荣的历史阶段，人们不再热衷研究类似于人类历史的走向和未来等终极问题，也不再相信历史进步主义。他们开始反对宏大叙事和决定论，而倡导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解构历史，人类发展的整体历史观被进一步摒弃。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史学经历了人类学转向、文化学转向等，强调空间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以及历史的非主体化，史学内部的分支也越来越多。历史学进入了所谓小叙事时代，不再有整体历史的观念，沉迷于微观叙事史的研究，拒绝长时段宏观问题的思考，使史学失去了整体认知功能，被分解成一堆碎片。年鉴学派名家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就是微观史的杰作，随着微观史学的盛行，原来宏观史学下的总体历史已经不复存在了。这种历史学的转向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大陆的史学摆脱了宏大叙事的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眼光朝下的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在研究的课题上，注重向微观史、医疗史、边缘人群史等微观研究转移，也进一步改变了中国史学自古以来以政治史研究为主的格局。

 

然而，当历史学家们正忙于民间发现、地方发现的时候，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却大踏步地向宏观历史研究挺进，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学转向”。经济学领域，道格拉斯·诺思对从公元900年到1700年的长时段历史展开研究，以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因，出版了被称为“新经济史”里程碑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分析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得出了自由市场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结论，成为又一个长时段历史研究的成功案例。政治学领域，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等一系列著作，似乎都在重新激活一些历史理论上的重大问题。

 

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间，西方史学界重新对历史理论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对整体历史观的探讨也开始在史学界悄然回归。2004年，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出版了《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被视为大历史的开山之作，作为大历史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直试图尝试描绘一幅囊括宇宙、自然、人文在内的整体历史图景，其目的是在更可靠的科学的基础上，为当代的人类社会定位。弗雷德·斯皮尔的《大历史与人类未来》、辛西娅·斯托克斯·布朗的《大历史：从宇宙大霹雳到今天的人类世界》都是大历史的代表作。2010年，克里斯蒂安发表了《普遍史的回归》（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一文，重申宏观视野对历史学的重要性，宣称普遍史将在未来的50年再度流行。2012年，哈佛大学思想史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发表了《何为大观念？思想史与长时段》（What’s the big Idea？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Longue Duree）也申明了长时段的回归，号召历史学家借助宏大叙事来重塑历史学鉴古知今、放眼未来的传统。2014年，英国政治思想史学者乔·古尔蒂（Jo Guldi）与大卫·阿米蒂奇合作发表了《长时段的复兴》一文，呼吁历史学家需要再次将目光放远大，当前的全球危机以及所带来的全球治理问题和正义问题要求历史学家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2019年，后殖民史学的代表人物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出版了《文明的危机：对全球史与星球史的探索》（The Crises of Civilization: Exploring Global and Planetary Histories），他所探讨的“文明”超越了国家、民族，而是星球意义上的文明。他认为，当前人类面临的危机，既有来自资本主义或全球化的，也有来自气候恶化的。因此需要有更高视角的、全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观。

 

西方历史学对普遍性的追求也体现在被称为全球思想史的新的研究领域中。全球思想史是思想史与全球史的结合，它突破了以往全球史只关注有形的、物质的局限，将研究重点放在无形的和不易把握的思想上。全球思想史呼吁历史学家关注西方思想在全球流动时与不同的地方经验所发生的碰撞、交融、混杂等现象，认为只有跳出思想研究的偏狭主义和地方主义，才有可能创造出一种体现了平等精神的、也更具普遍性的思想体系。

 

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全球化时代对人类提出了诸多新的挑战，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需要人类去应对，全球化从根本上重塑了世界的结构，现实赋予史学以新的使命。而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中的宏大叙事的解构，对偶然性、差异性、多元性的过度强调，使人们难以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加重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感的焦虑。史学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发言权，史学家在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成为了旁观者。因此，整体历史观研究的回潮既是全球化发展的要求，也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历史理论对于普遍性的追求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那种以个体社会为中心的分析框架无法对全球性的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只以区域性、地方性的研究无法应对类似于世界性公共卫生危机、文明的冲突以及国家间的博弈等全局性的问题。从西方史学近代至今的一系列“转向”特别是导致历史研究碎片化的现实来看，至少其历史理论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明。

 

 

三、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与方法如何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得以传承

 

近现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接受，给中国史学带来历史观念方面质的飞跃，因此他们对于整体史观并不陌生。而古代史学传统中的通史精神以及尊重历史理性的思维方式，使他们更能够对带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展开研究。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为整体历史观的研究提供了样本，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旨归的中国传统的道德史学、资治史学，就是在求索长时段历史发展的因果性和规律性，探讨其背后的合乎理性的因素。这就是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契合之处。因此，可以说唯物史观的引入不是对中国传统史学思维的颠覆，而是对它的一种引领。以替代传统学术中经学对于史学而言的意识形态作用。

 

中国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接受经历了一个从僵化到辩证、从套用公式到把握精神实质的认识过程，因为要认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问题，就必须重视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这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那就是重视对历史事物所处时代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精髓。由此可见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对于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还是有贡献的。当然“文革”结束前的史学研究有将阶级分析方法绝对化的倾向，这样势必忽视统治阶级对历史发展作用的研究，忽略许多非阶级关系因素的研究。显然，阶级分析方法的绝对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很大损害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应该并非一种单一性的方法，而是由多层次、多领域的方法集合而成的开放的方法体系。它能够把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所运用过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体系中来。其中不仅有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也包括近代以来中外“新史学”的方法。可以说，唯物史观的引入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史学的现代性基本形态的构建。

 

1.以通史精神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

 

面对时下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倾向，我们有必要对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做再思考。马克思主义史学追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当然是通过从宏观上研究分析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性的特征，从而论证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可以说，一切关于历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都是宏观历史研究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科学无比重视，甚至称历史科学为他们所知的唯一科学，贯通研究是历史科学重要的学科特质之一，是非常可以体现史学的学科研究自主性的。

 

通史精神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独特传统。刘家和先生说：“通史作为传统，既是中国史学体例的一种表现，也是史学精神的一种展现；如果推展而言，这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相互作用的一种在精神上的反映。”通史精神的核心就是“通古今之变”。中华文明对历史的根本态度充分体现了历史理性的特质，认为贯通古今的宏大历史变化是可以认识、把握的，是可以从中探究出变中之常的常理常道的。这既是中华文明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特质之一。

 

中国古代的史学典籍可以证明，中国史家在撰著历史的过程中既采用宏观历史研究也采用微观历史研究。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旨归，发端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通史精神，这说明《史记》绝不是仅仅停留在记录和整理具体的史实，而是试图从宏观的视角观察历史，探讨古今变化之道。司马光以继承《春秋》为己任，在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演变中纵观中国政治史上的得失成败，为治国理政提供史学资鉴，当然也不可能以微观研究为主。

 

微观史学研究则一直到了清乾嘉年间才呈现充分发展的局面，考证史迹，钩沉辑佚，订伪辨谬，成为当时史学界的风尚。力求通过详尽无遗的考证把中国古史建立在信史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乾嘉学派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空前的，意义也是重要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乾嘉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清廷前期长时间的文字狱，此种学术取向是当时学人被迫放弃中国史学传承已久的经世致用功用的无奈之举。

 

仅有微观研究的缺陷在于：一、历史的全局并不等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之和，因此即使是对个别历史现象做了细致研究，也不等于认识了历史的全局。也就是说碎片的简单拼接构成不了整体。二、对于个别现象的研究，如果不能从更大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不能从它自身发展与周围环境的联系上加以观察，就很容易形成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因此把思考问题的视野放开、纵观全局，才有可能发掘出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寻觅出隐藏于历史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历史的本质。这丝毫不是要否认微观历史研究的价值，因为历史的真实性，是一切史学著作的第一价值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以忠于历史事实为原则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微观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通史精神可能既需要包括纵向的“贯通”，通古今之道，对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进行历时性的考察探究；也需要包括横向的“会通”，会天下之理，对中学西学进行共时性的比较分析。因此强调史学研究中通史精神，既可以避免碎片化研究的倾向，也是对中国古代史学优秀传统的继承。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构成统一的历史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学发展到现代的条件下，科学分工越来越细化，不必要求一切从事微观研究的史学工作者用同样的精力进行宏观研究，也不可能要求一切从事宏观研究的历史学家用同样的精力去开展微观研究。历史学是一门实证性的科学，任何历史理论、历史规律的提出，都应以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为基础。重视实证研究也并不是提倡各行其是的碎片研究，而是有机地集中于历史学的一些大主题上。在回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等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应提倡兼具宏观与微观的综合研究团队协同科研攻关，找回历史学科的自主性。

 

2.以史为鉴，经世致用

 

在古代中国，历史学的功用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如刘知幾所言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可以说对于历史经验重要性的认识，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为充分。中国传统史学的致用主要表现在资治镜鉴和道德训诫，即所谓“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这也体现了中国史学传统中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统一的原则，使传统史学有着道德史学和资治史学的特征。

 

资治是指为国家政府的政治统治、管理决策提供经验、教训。最典型的当属司马光等所著的《资治通鉴》，就是要提供修史“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传统史学为政治服务是其经世致用的一个重要形式。训诫就是指进行道德教化，史家著史书的一个目的在于通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记述和褒贬，以伦理的或道德的准则警示和教育人们，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比如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体现的就是这种道德警示作用。刘知幾在《史通》中说：“史之为务，申以劝戒，树以风声”，指明了传统史学的一个要务就是道德训诫。而道德与政治结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因此，可以说史学与政治的融通奠定了传统史学的经世精神。

 

近代意义上的史学致用很大程度上是在唤醒和培育民族意识上。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钱穆先生说：“吾中国历史之主要大流者系何？曰必为吾国家民族文化之绵历与发皇，吾国家民族文化之奋斗与争存，舍此皆不足以当历史之主流。”他著作的《国史大纲》就是旨在发掘民族精神，为拯救民族危亡而贡献心力。民族主义倾向是近代史学致用的重要特点。但在引入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旨在挽救民族危亡，唤醒中国民族认同的同时，理论上的冲击也是致命的，产生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条件下的民族国家理论，并不适用于认识和解释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疆域与民族。

 

这就要求我们当代的史家继续发扬传统史学的经世精神，从民族融合这一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看，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自在阶段，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主要表现在一种历史文化上的认同。据统计，十六国时期，前赵、成汉、后赵、前秦、后秦、后凉、夏、北魏和五燕等十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参与到正统之争中，入主汉地的各少数民族往往自称是炎黄等传说中的华夏先王之后，从族源上认同华夏。辽、金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皆以中原王朝自居，志在统一全国，实现一统；西夏虽偏居西北，亦自认华夏。元朝统治者除了在国号、年号上采用中原王朝建元之制，还继承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为辽、宋、金朝修史，既反映了蒙古统治者以中华正统自居，又反映了元人“天下一家”记录各民族融合历史的中华整体观念。清代统治者则始终认同中华政统、道统，雍正帝、乾隆帝的实录中还记载他们多次强调，只要是居于清朝大一统政权下的民族均为华夏，只有尚未被纳入版图的民族才是“夷狄”。这种中华历史文化认同发展成为超越族类认同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认同。“整个中华民族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的一体性联系，客观地起着对各民族命运与共的规律性作用。”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天下一家的历史，需要当代中国史家廓清中国疆域的时代变迁，厘清中华民族的族群构成及历史文化，从逻辑上对包括“新清史”在内的一些西方史学的民族、疆域学说给予学理性的回应，避免陷入了“民族国家”的学术话语陷阱，这是中国史学面对的重大时代问题。

 

谈史学的致用就涉及到一个与求真关系的问题。讲史学的致用，讲史学为政治服务，有些人会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这大概与学术上的钟摆效应有关。是前几十年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甚至不惜歪曲历史的后果，外部政治力量的干预和控制曾经让中国史学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求真应是史学首要的学术和社会担当，在历史真相被扭曲、被遮蔽之时，如果历史学家放弃了寻找和打开历史真相的努力，他就放弃了学术良知，放弃了对社会应有的责任。因此片面致用、不顾求真，只能使史学丧失独立品格，成为政治的附庸，被逐出学术之林。但另一方面，如果史学只崇尚求真、压抑致用，只能使史学与时代、社会脱节，使史学沦为搜集和整理史料的管理员，史学家如果拒绝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拒绝在研究活动中体现出对于当下的实践性，那么史学家研究的意义就会受到限制，史学也将失去现实之源，日益走向封闭。

 

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需要史学工作者有提供史学资鉴的历史使命意识和历史担当意识。史学致用的实践性集中表现为对人类智慧的提升方面。这种智慧可以表现为通过对历史上某种发展趋势的梳理，为今天提交出历史机遇期的相关判断，推动国家抓住时机、奋发有为；可以表现为对历史上带有规律性的事物进行分析，为国家的发展道路提供更多的理性选择；也可以表现为对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积极总结，推进国家治理，使过去的错误、痛苦和灾难不再重现。当然史学的致用不可能是无限的，时代变迁的因素也要充分考虑，避免使致用变为滥用。

 

3.打通经史是继承中国史学传统的重要一步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中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因为历史上经学的原则作为指导思想渗透到史学之中，所以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正是蕴含在经学当中。传统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是我们民族文化特有的形态，这不仅仅是图书目录的分类，也是解读传统史学意蕴的切入点。西方许多学人看不出中国史部典籍中的观点、思想是有理论的，其主要原因是他们不了解蕴含在经部的中国道统，也不理解中国古代史家“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达方式，就错误地判断：中国虽历史典籍丰富，但史学思想贫乏。如果我们的学者也鹦鹉学舌的话，就大错特错了。

 

刘家和先生对中国经史关系有着精深的研究，从比较研究的视野下论证了中国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同其他文明加以比较，就发现史学与经学的密切关系是中国所独有的。古希腊有发达的史学而无经学，如果非要找出与中国经学相类似的义理之学，那就是哲学。可古希腊哲学是通过逻辑理性寻找绝对真理，坚信真理只能在永恒的不变中去把握。就哲学的功用而言，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为纯思辨的学问，为智慧而求智慧，而不求具体的实用价值，所以也与史学之重总结历史经验的经世致用的目标颇异其趣。

 

刘家和先生指出，经学的体是常道之学，而用是致用之学。致用面对的是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是不断变化的，那么作为经学之体的常如何能够应对现实的变呢？经学的体用在逻辑上需要有一个含常之变与含变之常的学问与之协调，这就是史学。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在这种变化中人们是能反思到它们在更高层次上的一种重复性和相同性的，也就是所谓变中体现了常。中华民族具有历史理性，善于在变化中把握真理。汪高鑫先生也指出“经史之间的因缘最深，相互影响最大。……就治学特点而言，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过程中，经史之学相互影响，经学以史证经、史学以经解史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现象，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若要深入研究中国史学非常有必要打通经史。

 

鉴于中国经学与史学的密切关系，我们特别需要强调在研究中国史学理论时，引入经史合参的研究方法。最初史为经之源，由于孔子整理六经，后世才得以据此为经典，训释传记，逐渐形成经学。六经作为上古时代的先王政典，本身就是重要史料。而其中蕴含的道统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承继，并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史籍的书写，因此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思潮溯源探流都可以追寻到六经那里。诸如以《易经》的“通变”思想解读历史变动，包括历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因革损益；以《公羊传》大一统思想论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还有《春秋》笔法与史学求真的关系等问题，都非常值得我们用经史合参的方法进行认真研究。打通经史，使经与史的研究良性互动，有利于借助经学的义理辨析，将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理论的析出，有利于中国特色史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而且通过经学阐发义理，将类似于“天下”“天命”“王道”“道统”等中国文化特有的概念，从概念史的意义上加以深入研究，也能够为构建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添砖加瓦。

 

打通经史还有利于继承传统史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继承是带有抢救性质的。史学是非常讲究史料使用的学科，要使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对于文献的考证整理方面，经学与史学是相通的，但像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等传统研究方法目前急需抢救性传承，比如训诂学，它以古代经典文本中的汉字为主要训释对象，一向以“小学”的名称被视为经学附庸，也表明其对于经学而言的基础性。戴震在《六书论序》中言：“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汉字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居于一统地位，故只存在解读问题，不存在翻译与破解死文字问题。所以，汉字既具有文化认同功能，又具有民族与国家认同功能。重拾训诂学“识字”，在中国不仅意味对学术传统的传承，还意味着民族、国家、文化三大认同的合一，意味着对方言的克服。李红岩先生说：“汉字文化从训诂学到哲学，从物质形态到精神形态，无一不以汉字为基底。汉字性质所生发出来的独有的规定性，必然使得读书必先识字这一命题在指向人类精神活动的共同性的同时，也标明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但引进近代学术分科以来，训诂学与历史学和哲学相分离，使其丧失了这两个学科中思想、精神的沃土而后继乏人。当然包括20世纪初梁启超、胡适、王国维等人探讨总结出的如“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等，也应是我们研究和继承的内容。这些传统研究方法对我们今天仍是大有裨益的，比如目录学可以指示所需史料可能存在于哪一类古籍的路径；而考据学运用音韵、训诂等方法帮助我们为史料辨伪并纠正讹谬；清人在此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值得认真学习继承。割裂经学与史学实在是画地为牢的做法。

 

总之，中国有着极其悠久厚重的成熟优秀的史学传统，因此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方法的传承发展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关系到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大时代课题。20世纪前期我们对西方史学的应对过程中的得与失需要认真研究，新世纪国际历史学的学术动态值得我们关注并反思。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史学需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继承传统史学的通史精神，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回答大变局下的时代之问与历史之问，承担起历史学应有的整体认知“通古今之变”的责任，重拾中华文明的历史理性，找回历史学科的自主性。同时打通经史，借助经学的义理阐发，将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理论辨析出来，创新并发展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打下基础。还应当抢救性地继承一些传统经学史学的研究方法，将一些中国经学史学特有的概念，从概念史的意义上加以深入研究，为构建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添砖加瓦。从而改变一个多世纪以来跟着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潮流跑的局面。

 

（本文原载《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