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文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要：中国近世历史理论有三次飞跃，即今文经学的复兴、从朴素进化观到进化史观、从进化史观到唯物史观。考据学兴盛期间庄存与复兴的今文经学，经刘逢禄到龚自珍、魏源时代，已与社会危机紧密联系，从传统经学转向近代经学，显示出明显的进化思想因素，至清末康有为之时，形成了朴素进化观。它与严复引进的西方进化论进行一定的化合后，通过批判和改造中国旧史学，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化史观。唯物史观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引入中国，并在扬弃进化史观的基础上得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等做出了突出贡献。近世历史理论的进步根源于社会变革的需要；历史理论对史学理论具有决定性影响。

关键词：历史理论；今文经学；进化史观；唯物史观；社会变革

这里所谓“近世”，指鸦片战争前后至1949年这一历史期间。历史理论，是关于客观历史的理论认识，它与以历史学为对象的理论认识是有区别的。为了进行区分，后者被称作“史学理论”。当然，二者也有联系。对于它们的联系，学术界已多有论述，此不赘论。历史理论的核心是历史观，即对历史的原则性解释。本文拟以历史观为中心，考察中国近世历史理论的三次进步。

一、今文经学的复兴

今文经学的朴素进化思想，是中国嘉道之际史学发生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1840年之后历史理论的新内容。众所周知，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西汉后期以来经学的两大派。二者所宗奉的经典不同，传授系统不同，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看法不同，所以，从西汉末年，两派就进行争论。西汉时，今文经学盛行，汉武帝时期所设立的经学十四博士都属于今文经学。至东汉，今文经学依然受官方的认可，但古文经学在民间却扎下了根，势力不断扩大。今文经学随着解经的繁琐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则不断式微，以致东汉末年后逐渐中断了。梁启超说：“今文学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则真所谓‘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传注自序》），自魏晋以还，莫敢道焉……《公羊》之成为绝学，垂二千年矣。”然而，至乾隆中期，汉学发展到极盛，学者遍治古经，今文经学的公羊学也受到关注。戴震弟子孔广森撰写了《公羊通义》，比他年长的庄存与则著有《春秋正辞》。据说孔广森曾向庄存与问学，但他的《公羊通义》却比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出的早。所以有人认为，孔广森向庄存与请教的未必是今文经学，孔广森、庄存与研治《公羊》谁更早还不好断定。孔广森研究今文经学，家法不明，治今文者不太认可他，而认可庄存与是今文学的启蒙大师。庄存与是和惠栋、戴震同时代的人，庄氏专求“微言大义”，与戴震、段玉裁辈治学路径全然不同。庄存与传学于他的侄子庄述祖，以及外孙刘逢禄、宋翔凤（此二人曾跟随庄述祖学习）。其学术影响不断扩大，出现了一些今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如凌曙、陈立、柳兴恩、迮鹤寿、邵懿辰、戴望等。由于庄存与是江苏武进人，武进隶属常州，因此，这些治今文经学的学者被称为“常州学派”，隐然与正统派之吴派、皖派鼎足而三。

从庄存与到戴望，依然属于传统经学的范畴，是清代考据学兴盛，学者整理、训解群经而形成的一个学术派别。今文经学中有天命论、循环论思想。这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有大量的表现。西汉统治者也利用今文经学的这些特点，提倡之，乃至独尊之。故而今文经学与政治的紧密度很高。但《春秋公羊传》也有进化的思想因素，“三世”即所见、所闻、所传闻就在《公羊传》中出现三次。特别是经过东汉何休的训解，进化思想因素得到了凸显。何休著《春秋公羊解诂》，对公羊家的“春秋三世说”作了新的解释，以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对应春秋三世——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孔子悲叹他生活在礼乐崩坏的时代，他想回到周公时期的礼治时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然何休的训解，却是相反，认为孔子时代，社会进步了——历史越来越进步，所见世比所闻世进步，所闻世比所传闻世进步。庄存与对复兴公羊学虽有首倡之功，但创见不多。刘逢禄的贡献更大。他撰写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注入了新的思想。他将改制和变革的思想融入三世说，认为“法古”没有前途，强调“法后王”。提出“天下无久而不弊之道，穷则必变，变则必反其本，然后圣人之道与天地相终始，故正朔必三而改。”这样，他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循环论，却将循环论打开了一个缺口。刘逢禄对变革的强调，是社会现实在其公羊学阐释的反映。因为在他生活的嘉庆时代，清朝的统治已是盛极而衰，社会矛盾复杂尖锐，出现了大规模的、长时间的农民起义。这就导致他治经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曰通大义而不专章句……二曰求公是而祛门户。”

将今文经学改造得富有进化思想的是刘逢禄的两个著名弟子——龚自珍和魏源。也就是说，今文经学到龚自珍、魏源那里，才显示出传统经学向近代经学过渡的特点。龚自珍是段玉裁的外孙，自幼接受清代正统学术的熏陶和训练，在他很年轻时，段玉裁就写信勉励他：“博闻强记，多识畜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然而，龚自珍生活的时代已不是段玉裁年轻时的乾隆中期所谓清朝的繁盛期了，社会弊端丛生，政治黑暗，各种矛盾加剧。科考的挫折、政治的失意，使才华横溢的龚自珍最终走上了背离祖父辈意愿的道路。他28岁时从刘逢禄学习，崇奉今文经学，脱离汉学的治学路数。曾作诗云：“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他撰写了一些经学著作，诸如《乙丙之际著议》《壬癸之际胎观》《五经大义终始论》《太誓答问》《六经正名》《春秋决事比答问》等。他接受了公羊三世观，将社会历史分为三等：治世、乱世、衰世。在三世观中开始提出社会向前发展的观点，并对理想的太平世作出描述：“无此疆尔界……圣无外，天亦无外者也”，是一个没有“夷夏之防”“内外有异”的大同世界。对这个大同世界，龚自珍虽然描述得不是很清晰，“但他终于发现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由草莽向文明的发展。”魏源也写了大量的经学著作，诸如《诗古微》《书古微》《公羊春秋论》《董子春秋发微》，他既批评汉学，也批评宋学，提出“通经致用”“以经术为治术”的思想，指出不能为治经而治经，不能满足于字面意义，要探究经之“微言大义”，从经中体悟治国之道。龚自珍、魏源的今文经研究与庄存与、刘逢禄的重要区别在于，庄存与、刘逢禄等人主要是出于学术的原因，龚自珍、魏源则主要是出于社会的原因，庄存与、刘逢禄等人都是分经研究，龚自珍开始了综合性研究，为其后经的通论式研究开了法门。他们以经讥切时事，其经学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时代诉求。支伟成作《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内有“常州派今文经学家列传”，原列有龚自珍、魏源，但章太炎提出意见：“龚非今文专家，见后。魏以《三易洞玑》说《洪范》，不古不今，应删。”“龚自珍为段氏外甥，其说‘六经皆史’，亦与今文不同。”这说明，龚、魏的今文经学确实与他的先辈有了变化。公羊学既讲三世，也讲三统，但龚、魏把重点放在了三世说上，诚如刘大年先生评论的：“龚、魏讲三世，不强调讲三统。他们贬神学，重理性，很大程度返到了原始孔学的理性主义上。缺少这一条，就不能使后人受到启发。当然，他们仍不免拖着一条神学尾巴。其中魏源尤为明显。截去那种尾巴，也就不成为今文经学了。”龚、魏都不是纯粹的今文经学家，这点被章太炎敏锐地指出来了，这除了因为他们的主张中包含古文派的观点外，还有他们都重视史学，著有大量的史学著作，并开辟了史学经世致用的新学风。因此，今文经到龚、魏这里，神秘性少了，进化论的思想气息更加浓重了。更重要的是，他们迈出了近代经学的步履，显示出进化思想的特色，对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的今文经学和新史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从朴素进化观到进化史观

康有为是晚清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著名的经古文家而且政治保守的叶德辉，说过这样一段话：“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原祸始，颇咎先生及邵阳魏默深二人。”这段话评论的是龚自珍和魏源。由于学派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这个评论当然是很消极的，也很不公允。但是，他却精到地指出了今文经学的传授脉络，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来自廖平，廖平师从王闿运，王闿运的思想源自龚、魏。

康有为自幼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熟读经书，走着一般士人的科考路线。自1876年始，他师从岭南名儒朱次琦6年，受朱氏影响较大，汉、宋兼治；一度对古文经学非常崇信，撰著《何氏纠谬》，批评何休。随着学问的长进，他对汉学、宋学均有不满，认为汉学琐碎，宋学空疏。此时，他一边准备科举考试，一边也接触了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1888年他去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目睹中法战后国内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便向皇帝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这时，他的三世历史观初步形成。他说：“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康有为把“三世说”解释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1890年他拜廖平为师。廖平著有《辟刘篇》《知圣篇》。受廖平影响，康有为撰著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后又有《春秋董氏学》《中庸注》《孟子微》《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大同书》《大学注》《礼运注》等今文经学重要著作。他通过注释儒家经典文献，进一步发挥今文经学家的观点。他解释“王天下有三重焉”句，说：“三重者，三世之统也；有拨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亦有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之世亦有其据乱、升平之别……展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他用这种观念多次上书光绪帝，论述变法的必要性。说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解救的办法只有变法：“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的历史进化理论，一是借用比附儒家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论述而阐发，形式上是“我注六经”，而实际上是“六经注我”。二是历史的进化是循序渐变，不能躐等突变。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对应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阶段，是天下万国都要遵循的。所以，变法是必然，同时，变法只能改良，不能革命。康有为所宣扬的变法，具有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性质。但在形式上又比较独特，他必须披上孔圣人的外衣，声称只有这样做，才遵循了孔子的教导，才是真正地坚持孔子主义。

今文经学到康有为这里，可以说已具有朴素的进化史观之理论形态。朴素的进化史观从思想来源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固然是最重要的一个。但除此之外，康氏所接触到的西学知识以及其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书也是重要的思想资源。

西方的自然进化学说，在洋务运动期间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了。洋务派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就翻译了体现被恩格斯称赞的康德、拉普拉斯和赖尔理论的原著，那就是侯失勒著、李善兰译的《谈天》，雷侠儿著、华蘅芳译的《地学浅释》。前者用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解释天体演化过程，后者论证地球及其表面形成的缓慢变化过程，认为生活在地球上的动植物也是渐次变化而来的。在准备科举考试期间，康有为读了许多西学书籍。他自述道：光绪五年（1879），“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得《西国近世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光绪九年（1883），“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于时，欲辑万国文献通考，并及声律、韵学、地图学。是时绝意试事，专精问学，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俛读仰思，日新大进。”此外，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关注得也比较早，对日本学界的著述情况了解很多。他与女儿康同薇于1896-1897年编的《日本书目志》，收书籍7700多种，内分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学、语言、美术、小说、兵书等16门。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发表前曾寄给过梁启超，康有为看过。梁启超致信严复说：“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言倾佩至不可言喻。”

受朱次琦的影响，康有为对史学也很重视，他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史学是其教学的重要部分。他说：“历朝经世之学，自廿四史外，《通鉴》著治乱之统，《通考》详沿革之故，及夫国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梁启超也说：“盖先生之学，以历史为根柢。”“先生于中国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中国史之外，他对外国史下的功夫也很大，他著有《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日本政变考》更是花费了近十年时间，是他以史论政，阐释进化学说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对光绪帝决心变法起了很大的作用。

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观，是一种带有中国经学特点的历史进化理论。它的形成，用康有为自己的话说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梁启超的评论则是“以孔子、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康有为不是纯粹的学者，就如汪荣祖评论的：“康若有政治活动而无学术思想，无非是二三流的政客；康若有学术思想而无政治活动，最多略胜廖平之徒而已。”他的三世进化观若没有他的政治宣传和政治实践，也未必提得出来。

康氏的三世进化观，尽管吸收了西学知识，援引了西方进化论，但由于它以公羊学为本体，又决定了它具有先天的弱点，那就是粗疏原始、主观乃至神秘。康有为的阐释，主观推论和比附的成分较多，从学理上就具有很大的争论性，所以受到学界的怀疑甚至惊骇。因此，它仍然没有突破朴素进化观的范畴。

而真正对在中国建立起进化史观理论体系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严复。严复出身于福州船政学堂，其间系统地学习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接受西方教官的教育和训练，并有在舰船实习的丰富阅历，后经选拔到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在英国除了学习海军专业知识，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社会科学等也很感兴趣，课余时间对英国、法国社会作了深入的考察。这期间，他与驻英公使郭嵩焘多有交往，受到郭的赏识。1879年回国后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次年应李鸿章之聘，到天津水师学堂担任洋文教习，1893年升任总办。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给严复极大的刺激，他决定翻译西方书籍，呼吁向西方学习，力主变法。严复的译著很多，先后有《天演论》《群己权界论》《原富》《社会通诠》《群学肆言》《法意》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成为人人的口头禅。”胡适也说过：“《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论》最早刊印于1895年，不是定本，部分内容刊载于1897年的《国闻汇编》，1898年正式出版。《天演论》是将达尔文进化论介绍到中国的代表作，也是西方进化史观的代表作。它并非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而是赫胥黎的著作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直译应是《进化与伦理学及其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是一部自然科学著作，在西方影响很大，甚至出现了巨大争议。赫胥黎本是英国生物学家，他赞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并把其中的进化理论引进到社会领域。运用进化理论研究社会问题的还有一位社会学家斯宾塞，他1872年写成《社会学研究》一书。《天演论》包括本文、注释、案语。注释和案语都是严复自己的文字。《进化与伦理学及其他》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的，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是“物竞天择”，“天择”是自然为其提供的生存条件，“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的竞争能力。只有适应自然又有竞争能力的生物才能生存繁衍。生物界的这一法则也适用于人类社会，人类文明愈发展，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就愈有生存竞争力。严复的解释和案语，运用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融合了斯宾塞的社会学观点，提出了一些全新的历史观念，如“物竞天择，后胜于今”“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世运铸圣人，非圣人铸世运”，比较系统地构建其进化史观。严复在其他译著及自己的著述中继续阐释和宣扬进化史观。如在《政治讲义》中，他说：“天演者，时进之义也，古之人发此者二三千年，中西载籍，莫不有考，然而最近百年，其学乃大盛。”

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观相比，严复引进的西方进化史观是以自然科学的理论作根据，以近代西方社会科学作基础，虽然严复在一些按语中也不时插进一些如“世运”之类的中国术语，但它终究具有以西方的话语体系为本，以中国的政治和历史为用的特点，在理论上更有逻辑性，更加严密和系统。但我们不得不指出，这种进化史观在思想体系上虽然比退落的历史观或循环的历史观有进步性，但并不是科学的。首先，将生物进化的理论生硬地套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并不能揭示人类社会存在和运行的规律性。恩格斯对这一点有过批评。恩格斯说：“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因此，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公式中，那末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种公式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其次，它所宣扬的种族主义内容，给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和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撑。俞旦初指出：“严复所介绍以及当时思想和史学界所据以宣传和阐发的进化论，主要是庸俗进化论，突出地表现了种族主义的观点，把生物进化的规律套用到社会进化上来，在理论上是反科学的，在实践上有为帝国主义殖民侵略辩护的一面。”但从翻译者的主观意图看，引介进化史观显然不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而是用这种理论说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唤醒当政者和广大民众的危机意识，变法改革，奋发图强。正是由于这种善良的政治愿望，中国人在接受和宣传进化史观时，逐渐把种族主义的东西，把倚强凌弱的东西过滤掉了。特别是将它运用于历史研究和建立新史学时，它似乎成了主张“历史是进步的”观点之简洁化表达。

一种历史理论，没有史学的说明和运用，是建立不起来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在进行变法宣传时，充分发挥了史学的功用。1896-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后序》《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唐才常在《湘学报》上发表的《史学略论》及论史文章，徐仁铸发表的《輶轩今语》，都涉及大量的历史知识和史学知识，用以论述改革的必要性，以史议政，以史言理。其中所涉及的历史进化理论，还不免今文经学的气息。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逃到日本，继续宣传维新变法，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这时，梁启超受日本翻译的西方文明史学的影响，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他应用进化论，阐释史学理论，并在阐释史学理论的同时，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化史观。《中国史叙论》的第一节是“史之界说”，到了《新史学》，第一节改为“史学之界说”。“史”变为“史学”（在正文中用的又是“历史”），这是一个进步。更重要的是，他强调史学叙述的是“进化之现象”。他对“史学”的定义用三个排比句，层层深入，目的在于强调史学的任务是揭示人类进化的现象和规律。三个排比句实际是三个论点：“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梁启超认为，事物都是变化的，变化现象有两种，一种是循环之状，一种是进化之状。他对进化作了解释，说：“其变化由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也。”“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这就把进化与历史学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历史学就是研究进化现象的。他还对循环论的历史观进行了否定，说：“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他以注释的形式评论了今文经学的三世三统说，并在注释之后，论述道：“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也就是说，他认为，今文经学的三世三统说，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论。由这句话可说明，梁启超此时已挣脱了今文经学的羁绊。其后，在谈历史进化时，梁启超不再以今文经学为话语体系，而是表彰西方进化论鼻祖及思想家。他撰写的《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介绍了达尔文的生平、达尔文发现进化论的经过及其进化论的基本观点。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视为“真理”，说尽管它一问世，就遭到宗教的强力压制，但真理最终取得了胜利，表达了对进化论的赞美和接受。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梁启超对进化论问世以来对学术的影响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后，深刻改变了世界思想界，除自然科学外，历史、政治、经济学等人文学科也受其影响。斯宾塞更是将进化论体系发扬光大，颉德（Benjamin Kidd）完善和推进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是进化论的“传钵巨子”和“革命健儿”。认为近四十年的西方思想界受进化论影响极为深远，“进化论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

从梁启超对“史学”概念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构建的进化史观基本内涵：1.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即使有退步，也是暂时的，历史的进步表现为一种螺旋式上升；2.历史的发展是有因果联系的（历史学要探究历史的因果关系）；3.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性的（历史学要探究历史的“公理公例”）。

在构建进化史观的同时，梁启超也用进化史观解析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是梁启超运用进化史观研究中国专制政体的专题论文。文章开宗明义地说：“进化者，向一目的而上进之谓也，日迈月征，进进不已，必达于其极点；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知其进，而考其所以独进之由，而求使他途与之竞进之道，斯亦史氏之责任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运用进化论论述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其中不乏诙谐和乐观：“生理学之公例，凡两异性相合者，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之学术思想放大光明。今则全球若比邻矣，埃及、安息、印度、墨西哥四祖国，其文明皆已灭，故虽与欧人交，而不能生新现象。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夏曾佑此后撰写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被誉为中国人最早以进化史观用章节体写作的中国历史，夏曾佑说：“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国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夏曾佑与梁启超都治今文经学，梁启超说自己十九岁时结识夏曾佑，在一起时常争论学问，“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夏曾佑也与严复关系密切，1897年，他们曾共同创办《国闻报》。夏曾佑还是严复译作（如《社会通诠》《群学肆言》等）的最早读者，并为其中的一些著作写序或按语。这说明，夏曾佑对今文经学、进化论的了解，以及传统学术素养方面都不下于梁启超。但到20世纪初写作中国历史教科书时，在对进化史观的理解和建构方面，夏曾佑很显然已落后于梁启超。夏曾佑掌握的进化史观还没有完全走出今文经学的藩篱。

严复翻译《天演论》，引进西方进化论，不仅与宗奉今文经的学者互动频繁，也得到了治古文经学者的赞同和响应。古文经学大家章太炎1899年发表的《菌说》就是论述进化论的。《菌说》论述生命的起源“细菌”，进而考察生命、物种、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他说：“今夫庶物莫不起于细胞。细胞大抵皆球形，其中有核，亦大抵皆球形……原形质似卵白质，赫胥黎称之曰‘生命之本原’。而卵白质无同化、增殖二力，原形质有同化、增殖二力，故威斯门氏明其有异，以为非化学家之观念也。夫质素相同，而作用有间，斯最足异者，是即生物之所以灵运，然非有神宰界之矣。”“万物之胜负，决于智而已矣……乃者红、黑、棕色之种，伏于黄人，黄人复制于白人。白人……能胜于黄人也，惟其智勇能窃圣法焉尔。”“彼人之自保则奈何？曰：合群明分而已矣。苟能此，则无不自立。”“合群明分，则足以御他族之侮；涣志离德，则帅天下而路。”《菌说》涉及自然科学的知识非常丰富，还有诸多西方思想家的观点、西方进化论学说。这与章氏在诂经精舍读书期间阅读、研究了大量的西学著作有关。他在诂经精舍时期作的《膏兰室札记》，引用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侯失勒的《谈天》、雷侠儿的《地学浅释》等，表明他不仅研读传统学术，也研读了江南制造局、同文馆、广学会出版的众多西学书。章太炎曾把自己关于进化论的著述寄给严复，征求严复意见。严复1900年3月18日复函云：“前后承赐读《訄书》及《儒术真论》，尚未卒业。”他之所以把自己的著述寄给严复，无疑是他从严复译著中汲取了学术营养，希望得到严复的点评乃至认可。此时的章太炎，对进化论可谓信心满满，他计划运用进化理论写一部《中国通史》。他说：“彪蒙之用，斯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而已。”“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1906年发表的《俱分进化论》是章太炎对进化论的再认识。《俱分进化论》认为，低等哺乳动物的进化以及人的进化，其善为进，其恶亦为进；其乐为进，其苦亦为进。“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他还运用佛教的思想资源论述了这一观点。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包含一定的辩证思想，但也反映了章太炎对现实诸多冲突找不到解决方法的矛盾和苦闷。如姜义华所说：“俱分进化论的提出，表现了对于进化带来的人格的分裂、生活的异化的无奈。”同时，它也说明，进化史观在解释和说明社会历史方面尚有很大的局限性。20年代后，梁启超在历史观上出现动摇和倒退，反映了他持进化史观不能圆满阐释历史的复杂心理。

三、从进化史观到唯物史观

中国的进化史观是通过“输入”的方式在清末十年即早期“新史学”阶段构建起来并得到初步运用的。进入民国以后，进化史观继续发挥作用，并成为新历史考据学尊奉的历史理论。在新历史考据学中，胡适是标志性人物。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少历史考据的学术成果，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和方法在新历史考据学的兴起、开展过程中起了发凡的作用。胡适倡导实验主义，而实验主义本质上是进化史观在学术研究中的方法论。胡适说：“到了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家，方才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是一种思想方法，他的要点在于注重证据。对于一切迷信，一切传说，他只有一个作战的武器，是‘拿证据来’。”胡适的自白，符合历史实际。20世纪末，戴逸从总结一个世纪学术史的角度评论说：“五四运动发动了对封建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这是伟大的进步。这种批判也以进化史观作为思想武器之一。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是基于历史进化的思想，这样就产生了疑古辨伪思潮：不仅认为远古时代不是美好、进步的，儒家宣扬的远古黄金时代纯属子虚乌有……”这是很有见识的论断。顾颉刚提出疑古后，傅斯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史学就是史料学”理念从事历史研究，也属于新历史考据学的范畴。然而，就在进化史观在中国的政治和学术不断产生巨大影响之时，一种更高级更完善的历史理论传入中国，那就是唯物史观。

那末进化史观有什么缺陷？唯物史观比进化史观进步在哪儿？

早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前，李大钊已对进化史观有所不满了。认为日本学者鼓吹的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根据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吾人虽不欲苛论古人，而对于马氏人口论所授近世侵略家以口实之事实，亦不敢为之曲讳。”进化史观是半截子唯物论，本质上还是唯心史观。在历史的起源问题上，其所谓的“大自然”与上帝无异；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它归结为人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种的竞争，乃至战争和瘟疫；历史的发展只有渐变量变，没有突变质变；历史的因果是线性的，忽视历史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作为一种历史观，进化史观不能摆脱机械论。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它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为中国革命者和进步学者所接受。中国学者在运用过程中，不断完善对它的认识。它已成为中国学者解析历史的锐利思想武器。

中国人接触马克思及其著作、理论从清末就开始了。19世纪末传教士所办的期刊，20世纪初流亡到日本的维新派人士、革命派人士创办的期刊都发表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略，翻译他们的重要著作，并作介绍和阐释。其中，社会主义思想和阶级斗争学说是介绍的重点。有人甚至比较过达尔文进化论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异同。近年来这方面的材料被发掘得越来越多，能做很多翔实深细的考证性文章。但这些材料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这些介绍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一个政治派别或学术流派来看待，马克思学说没有成为其政治团体的理论遵循，而且他们的介绍中还有许多误解和批评。最早自觉地有系统地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还是李大钊。他1919年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把马克思主义视作一个理论体系，这是此前没有过的。李大钊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是与他的留日背景有关。他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日本学者的著作，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其中影响较大者有中江兆民、吉野作造、安部矶雄、今井嘉幸、市村赞次郎、加藤弘之、河上肇。据考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参考了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但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整个改变了世界格局，世界上出现了首个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李大钊对十月革命进行了高度的称赞和热情的讴歌，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李大钊最早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重大意义。要而言之，中国此时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主要通过三条渠道：一是日本，二是法国，三是苏俄。日本途径开始得最早；苏俄途径输入的理论著作最多，影响最大。马克思主义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流行于中国的各种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主义”。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方都认可唯物史观，并自称宗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深度融入中国的政治、学术领域。1938年，延安创办了专门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机构马列学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作了有组织的翻译工作和研究。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不仅撰写了一系列论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战略策略的重要著作，还撰写了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成熟阶段。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且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在中国史学界，“史观”一词是他最早明确提出来的，并以它为题目论述了历史上的各种史观之表现，以及史观的历史，这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认为，史观不同，写出来的历史就不一样，“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以观环列的光景，所造愈高，所观愈广。”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叙述马克思的历史观，用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的一段话，并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又称为经济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的名称，乃是马克思的朋友恩格斯（Engles）在一八七七年开始用的。”他比较了政治史观和经济的历史观的异同，认为经济的历史观才能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是从西方思想史的视角研究唯物史观的产生过程。他论述了欧洲自波丹到马克思、李卡尔特等重要学者的史学思想，认为唯物史观是西方几个世纪历史理论不断发展的结晶，对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作了有力的论述。

从历史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史学理论教学工作及其《史学要论》的出版都不可小觑。《史学要论》虽然篇幅较小，但体大思精，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在其中谈到了“历史哲学”，并讲到两种历史哲学，这就是后来史学理论界所津津乐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他说：“历史哲学所当究论的问题，应是些比在历史学上所论的，更普遍，更渊深，更根本的问题。”“凡历史事实之非历史科学所能探究、所能解释的问题，都归历史哲学的领域。即凡历史事实之须从哲学的见地基于世界全体的原理以根本的说明其本性及原则者，都为历史哲学所当研究的问题。”——这些都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范畴。但李大钊也注意到历史哲学的一种新趋向，他说：“有一派哲学家，于哲学问题中特别看重智识的批评之问题。这一派人自然要认历史的智识的批评为历史哲学的主要问题。此事曩不为学者所注意，近始注意及之。这批评的论究，即智识学的论究，今后将日益精微，诚为最堪属望之一事；然若以历史哲学的任务，为专在论究历史的智识的批评，即形式的批评，此外更无其他应当研究的问题，则未免强历史哲学的广大范围以纳于狭小的局部，而没却其本来的领域，殆非通论。”这种重智识的批评的历史哲学属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范畴。两者之间，李大钊更重视所谓“思辨的历史哲学”。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形式的批评的论究，于实行历史哲学实质的建设的论究，亦诚为必要；其应该存在，亦为吾人所承认；但他只是历史哲学之准备的研究，入门的初步，不能说他就是历史哲学的全体。”李大钊对两种历史哲学的区分，反映了他的学术敏锐性，说明他当时的确是站在国际学术前沿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

郭沫若从事中国古史研究之前，对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下过很大功夫。在当时中译本还很少的情况下，郭沫若运用自己掌握的日文、英文、德文，在日本研读和翻译了诸多经典著作，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黄烈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深厚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影响很大，郭沫若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一面旗帜。

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理论建设上，翦伯赞的贡献更为突出。

1938年，翦伯赞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是从历史本体论意义上建构的历史理论。二十年代，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论述是反复说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而对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反作用论述得很少。强调历史发展变化的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正确的，但把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史观，就可能犯经济决定论的机械主义错误。而这一点恰是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着意批评的。《历史哲学教程》中的“历史的适应性”，就是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它不仅反对唯心论，而且反对机械唯物论，强调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显而易见，在历史理论方面，《历史哲学教程》比《史学要论》更完善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两个里程碑，分别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奠基和初步形成。

四、历史变革、历史理论及史学理论

近世中国历史理论的发展已如上述。从其三次飞跃中不难发现，每一次历史理论的变革，都与社会现实、历史变革密不可分。历史理论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它的存在和变化也遵循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规律。历史变革孕育了新的历史理论，而新的历史理论又推进了历史变革。历史理论不是社会发展和历史变化自动产生出来的，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以及许多学者思维的结晶。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变、无穷无尽的社会危机民族危机、各种各样的学术遗产，以及日益频繁的中外文化和学术之交流，都参与了历史理论的创新。由于历史理论与社会变革的密切关系，历史理论自然就与政治家，以及深度参与政治活动的思想家、学者联系得更加紧密。在中国近世历史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胡适、李大钊、翦伯赞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孙中山、毛泽东等也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但作为学科的史学理论（或称史学理论学科），应该包括狭义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一般而言，狭义的历史理论决定狭义的史学理论的面貌。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提出“新史学”的理论，是进化史观决定的；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向胡适发起了挑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界？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这段话，明确表达了与宗奉进化史观的胡适“整理国故”派的史学旨趣之不同。之所以有这种不同，郭沫若其实在这个《自序》也点破了：“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谈。”也就是说，郭沫若与胡适之所以在史学理论上不同，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理论的差异，胡适缺乏“辩证唯物论”的观念。

翦伯赞的《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对胡适的实验主义历史观作了更加全面的分析和批评，在此基础上指出其史学理论的弊端。他说：“实验主义者的历史方法，可以概括如次的几点：第一、是从主观观念论出发，因而否认历史发展之客观的规律性。第二、是以陈旧的进化论为中心，因而否认社会经济在历史发展中有任何质的突变。第三、是以机械的因果律代替历史发展之一般的全面性，因而他只能看到个个的零碎的现象，而在现象之间，无力建立其联系。第四、他强调历史发展中之主观的创造作用，而无视客观条件对主观作用之制约性或规定性。第五、他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并且把偶然性提高到必然性的地位，因而他们以为整个的历史，都是偶然事件的碰巧与凑合。”这里的“实验主义者的历史方法”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它的弊端是由实验主义历史观决定的。可见，史学理论受历史理论的支配。

郭沫若、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胡适等的学术批评，不免学派意气之争，但最根本的还是进化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差异导致的。当然，过去在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史学”时，对进化史观否定过多，这是需要反思的。进化史观与封建社会的历史退化观、历史循环论相比，是进步的，正如瞿林东先生说的：“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步”。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也是先进的历史理论。“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新时期繁荣历史学，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历史理论，而且必须坚定这个理论自信，这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学理本身的要求。

（原载《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