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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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白寿彝先生
发布时间：201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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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亚廉 转自：文汇读书周报 2012-1-20
《中国通史》的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认为这是我国史学界乃至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作为该书的组稿、出版联系人之一，每当回忆起当时组稿以及与总主编白寿彝先生联系过程中的往事，至今令人难以忘怀，不由感慨万千。现谨以此文，纪念白寿彝先生逝世十周年。
一言为定，立此存照
《中国通史》总主编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大家，也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老作者。
1978年我社编辑王界云因公赴京，白寿彝先生托人传话，约他到家中见面。王界云听了白先生对《中国通史》(我们通常称之为“大通史”，区别于“小通史”《中国通史纲要》
)整个系列工程的编辑计划，异常兴奋，立即打电话向社里汇报。社领导宋原放很重视，回应说：“大通史工程我社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好。”不久出版社和白先生达成了出版意向。大通史是一项重大工程，光有意向不行，必须提出具体实施计划才有可能实现。不久我向社领导谈了我的这一看法，他们很重视并派我专程赴京，与白先生具体商谈。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到北京组稿，曾拜访过白先生。七十年代，国家领导人指示要继续整理校点廿四史和《清史稿》工作，并要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因顾先生年老体弱，委托白先生具体指导。我和复旦大学陈允吉、王运熙，华师大李国钧，上师大裴汝诚等一度参加了这一工作，同白先生见面机会多了，并渐渐地熟悉起来。有一次他同我谈起他想编两部《中国通史》，一部大的，一部小的。在谈到他为什么有这个打算时，他讲了两件事：
1962年他到巴基斯坦参加学术会议，该国同行提起他们讲中国历史，苦于没有教材，希望他能编一本。过了十几年他再次去巴访问，他们又提出这个问题，他感到很不安。还有一件事，他说记得1972年周总理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一些年轻人不懂得自己国家的历史，我们应该编一本通俗的中国通史。此后《光明日报》记者肖黎采访他时，他也谈过这两件事，他当时还把剪报寄给了我。我听了他的话，很有感触，感到出版界也有责任。我想由他这样的史学大家来写大小通史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不过当时他是全国人大常委，又是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公务繁忙，不大可能坐下来写书，再加上出版社的工作大部分尚未恢复，所以我对他说，我非常赞成先生的计划，只是目前条件还不具备，需要假以时日。社领导这次派我来落实大通史系列的编辑出版问题，我是完全有思想准备的。
记得那次见面是在白先生家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又见面了”，我感到很亲切。他详细介绍了大通史的编辑计划和措施，我很清楚这是一个大工程，双方担子都不轻，我也深知白先生是个说话算数、一诺千金的人，不喜欢“合作意向”、“考虑出版”等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言语。所以我明确地对他说，我社已经把大通史系列列入出版计划，并把它作为重点来抓。我还说这次来看您，就是为了专门落实此事。他听了很高兴地说，一言为定。最后他让助手小刘（雪英）为我们拍照留念，还认真而又风趣地说：“通史系列的出版就是你们的了，我们立此存照。”
白先生这句话，后来网上也流传开来了。有的文章说，这是白先生对出版社的信任和鼓励。我觉得确有这样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表明约稿关系，双方从此都应该为此而负责。因为那时我们都习惯于口头约稿，即所谓“君子协定”。这在白先生看来似乎还缺点什么，但又不愿去搞什么繁琐的合同契约之类，因此才有“立此存照”的拍照之举，这种细小的地方也反映出白先生思考缜密、办事周到的过人之处。
落实各卷组织协调工作，力争第一卷早日出版
在我们那次见面之后，我们始终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召开了许多会议，讨论计划，征求专家意见。又把全书分为若干卷，每卷设一个主编，然后一卷一卷地落实。我们还在西安、南京等地召开隋唐卷和元朝卷的会议，深入讨论编书大纲，总结经验，指导其他各卷的工作。我参加了隋唐史分卷的会议。在此期间，他曾对我说各卷主编是全国范围内找的，他们都是研究各朝代的专家和名流。我们将采取主编负责制，不但要负责组织编写力量，还要负责把关，审稿，不成熟的稿子不能交出来。将来每个编写者都要署名，介绍他们的简历，并要他们负责到底。白先生集中全国史学界几百人的力量，依靠各分卷主编，分工协作，齐头并进，不但质量有保证，进度也会很快。社领导当时也很重视，还专门拨出经费支持白先生办《通史通讯》联系和指导各卷的编写工作。所以我觉得大通史的出版很有希望，充满信心。
但参加大通史编写工作的人很多，分散在全国各地，思想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这样大的工程是不是搞得起来?”有这样疑问的同志，不是个别的。像这样大的工程投资多，时间长，见效慢，风险多。再说出版界的半吊子工程和“烂尾楼”的现象并不少见。说而不做，没有用处，只有抓几本出来才能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白先生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狠抓进度，和白先生来往的信件有几十封之多。记得1986年6月12日助手代白先生来信说：“先生现在正在改第四章，如前信所言，改动幅度很大，出乎先生的预料。接信后，虽病尚未痊愈但已加紧修改，因视力欠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进度，还请多见谅!他总是说‘不要使叶先生为难，我当尽力提前!’也请叶先生放心。”看信后很感动。但为了早日拿出样本，也为了取信于参加编写工作的几百位同志，我不得不催他早日交稿。在有关部门的协作下，经过全社同志的努力，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在1989年4月终于出版了。白先生拿到新书后来信说：“总算出来了，我们都很喜欢。”当第一卷的样书送到各主编手里时，大家感到出版社在真抓实干，怀疑消失了。有的分卷主编表示要调整计划，提前完稿。有的分卷统稿时，邀请编辑参加，提前介入。参加编写的同志，有的担心自己承担的任务不能按期完成而拖别人的后腿，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大大加快了整套书编写出版的步伐。
充分利用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提高书稿质量
白先生十分重视考古工作，关心出土文物。在西安开隋唐史卷编写会议期间，他常和我们谈起历史与考古的关系，强调文物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说解放后，考古工作有许多新发现、新成果，它们改变了历史研究中的许多传统看法和观点，我们的大通史一定要注意吸收。他说文物是最过硬的历史原料，许多结论常常被它推翻。他对西安情有独钟，他说这里地上地下宝贝很多，秦砖汉瓦，俯拾即是。在此期间，陕西师大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和我陪他参观了乾陵。
当时学术界不少人士提出发掘乾陵的倡议，大家正在为此而议论纷纷。当他看到陵墓上的大石头之间用铁水浇灌加以固定时，他说这样牢固的东西是挖不开的，如果炸开，墓里的文物肯定要遭到毁灭性破坏。在参观昭陵前，西安文物管理部门的同志说昭陵早已毁坏，一片废墟，只剩下遗址。他说，我们编隋唐史，怎能不看昭陵，废墟也要看。当时秦陵的铜车马刚出土不久，修复工作还未全部完成，但在他的要求下，文物部门为他开了绿灯。大家看后，眼界大开。他说真是了不起的国宝。我说拍张照，将来作为大通史的插图。他说，好主意，但人家还未公开，不能拍。将来我们编秦汉卷还要派它的大用场。
编史书和考古工作紧密结合，这是白先生的一贯主张。早在他规划大通史时曾对我说，中国远古时代这段历史只有传说，缺乏文字材料，传说往往不可靠，没有文物证明不能成为信史。这一直是讲授和编写通史时绕不过的难点。这段历史将来他想请文物考古专家来写，运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发挥他们的专长，文献不足征，就让文物来“说话”。后来由苏秉琦教授为主编的第二卷《远古时代》的出版，变成了现实。
这一卷书稿质量非常高，白先生在定稿时看了很满意。他曾在1990年12月19日给我的信中说：“通史第二卷全稿已齐。”“全稿前尚缺苏先生《导言》，约七八千字，不久可以补寄。本卷是高水平著作，我为此稿感到很高兴。”所以后来他为第二卷写的《题记》高度赞扬说：“本卷的完成，在极大程度上概括了远古时代考古学研究尤其是他们本人的研究成果，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清理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发展脉络。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前例的。这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白先生的评价很高，我觉得恰如其分。这正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一大亮点和特色之一。
百折不挠，迎难而上
大通史工程启动的时候，白先生已经七十多岁，过了古稀之年。到这个年龄段还要大展宏图的人并不多见。他把这大工程的启动，变成重新工作的开始。他认为“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他在心理上好像没有一点老之已至的感觉，还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劲头十足，迎难而上。下面举一些他给我来信中谈到的事例，可窥见一斑。
早在1984年10月22日我接到他来信，一看是助手的笔迹，他只是在后面签了个名，并亲笔写道：“因视力不佳，请刘雪英同志代笔。”字迹模糊，勉强能辨认。白先生的眼睛本来就高度近视，随着年岁的增加，视力越来越下降。后来又患上了白内障，虽进行了摘除手术，但视力也没有恢复多少。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大通史的审读工作也未停止。有时实在看不清，就由助手读稿，白先生口授，工作照样进行。有时为赶交稿时间，常常日以继夜地工作，有一年春节也没有很好过，他在3月
22日来信说：“一直忙了廿天，弄得很累。近两天精神已恢复，照常工作了。”
1986年的一天白先生不慎摔了一跤，让人感到很不安。5月13日他给我的来信说：“
4月20日凌晨，我摔了一跤，经过二十多天的疗养，有所好转，还没有发现后遗症。”但他没有等到完全恢复，又重新拿起了书稿。
1992年3月，正当大通史的审读工作紧张而有序进行的时候，白先生的夫人牟老师不幸逝世。他非常悲痛，来信说：“多年以来，传珸（牟老师的名字）为我家柱石。她的逝去，使人悲痛之余，有无所措手足之感。”我立刻去信表示沉痛哀悼和慰问，并请他保重身体，万望节哀。他回信除了表示谢意，还说：“近来我的心情已逐渐平静，工作已部分恢复。”他很快走出阴影，又为大通史的事忙碌起来。
在此期间，他还挤出时间，为我社编写了《中国通史纲要》（即以前同我讲的小通史）和《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大通史系列的编辑工作当时历史读物编辑室许多同志都参加了，如林烨卿、刘伯涵等。白先生还买了一本《中国通史纲要》送林烨卿，嘱我转交。我退休后，与白先生的联系工作由王界云、张美娣接任，他们为大通史的编辑出版做了许多工作。1994年新一届社领导陈昕、郭志坤等上任后，把大通史列为重点工程，高度关注，在他们的亲自督促下，经过编辑、校对、美编以及出版部门同志的共同努力，一千四百万字、二十二册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在1999年4月终于全部出版了。白先生编大小通史的愿望，全部实现了。这一年正好是白先生的九十大寿，北师大为他开了庆祝大会。我应北师大邀请，有幸参加了大会。白先生由人搀扶进入会场，尽管身体虚弱，但当他听到宣读中央领导的贺电和北师大领导的祝词时，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如今白先生虽然早已离开我们，但他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综揽全局的大家风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