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辞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摘要：东汉初年，诸王、功臣在京城招揽宾客。许多士大夫交结权要，获得政治上的提升。东汉中期以后，外戚辅政的现象越来越多，士大夫与外戚的政治交际也越来越紧密。这一时期的士大夫多依附于外戚，充当外戚的“智囊”。为巩固外戚的执政地位，他们或直言进谏，或反对外戚违反制度的行为。部分士大夫即使与外戚敌对，也会留有余地。相比外戚，宦官缺乏与士大夫合法交际的渠道。做过外戚属吏的士大夫，多与宦官相互敌对。士大夫群体并不将宦官视作合法的政治决策参与者。东汉后期，外戚与士大夫联手，共同反对宦官专权。窦武、陈蕃的联手，与汉代此前外戚和儒士结党的案例有很多相似之处。儒士群体依附于当权外戚，才能与宦官势力抗衡。窦、陈失败后，宦官因循两汉旧例清算他们的追随者。黄巾之乱后，许多受迫害的名士回到朝堂。以袁绍为代表的士大夫势力掌握了禁卫军权。士大夫群体的政治、军事实力达到两汉时期的顶峰。他们与外戚何进合作，谋划诛灭宦官。何氏与宦官势力全部覆灭，意味着士大夫摆脱了这两股宫廷势力的约束，也预示着儒士群体主导政治的时代即将到来。

关键词：士大夫；外戚；宦官；党争

本文主要研究东汉前、中期外戚、宦官与儒士大夫的交际。东汉章帝以后，马氏、邓氏、窦氏和梁氏等外戚相继掌握辅政和禁卫军权。部分宦官凭借皇帝的信任参与政治决策，甚至达到专权的地步。传统观点认为，专权的外戚、宦官虽有行事恭谨者，但多数行为不法，与士大夫群体矛盾很深。钱穆先生认为：“王室削夺政府权任，而以私关系的外戚代之，则显然为统一政府之堕落……宦官亦在当时‘王室’与‘政府’之判分下得到其地位……王室与政府逐渐隔离而易趋腐化与堕落。”外戚、宦官代表皇帝之“私”，士大夫代表国家之“公”。“私”与“公”必然是相互矛盾、难以共存的。陈苏镇先生指出，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专权使政治环境日渐恶化。部分士大夫敢于与外戚、宦官争斗，赢得了士林群体的赞誉。以上研究思路都将士大夫群体与外戚、宦官置于对立的视角之下。士大夫与当权的宫廷势力经常发生冲突，固然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东汉前、中期，外戚和宦官，特别是外戚势力与儒士大夫有很深的交往。外戚与儒士群体关系的正面特性，需要我们予以深度考察。本文将透过历史记载，探讨东汉前、中期外戚、宦官与士大夫交际的真实情况。

所谓士大夫与外戚、宦官间的“政治交际”，既包括府主——掾属关系，也包括外戚、宦官与士大夫发展的交游关系，还包含士大夫依附于外戚形成的朋党关系。本文将通过研究上述内容，探寻士大夫群体在东汉一朝政治定位的变化，考察他们与外戚、宦官的真实关系。

一、东汉初年的诸王、外戚宾客

东汉初年，诸侯王和外戚聚居京城，交通宾客。值得注意的是，权贵聚居京城，拉拢豪杰之士为己所用，是战国以来的传统。战国时期，各国贵公子养客成风。《史记》载：“是时齐有孟尝，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争相倾以待士。”公子待门客以礼，门客也用才智回报公子。孟尝君厚待冯驩，冯驩为孟尝出谋划策、游说秦王。门客与府主是价值交换的关系。门客可以参与公子的政治活动，以“智囊”的身份活跃在后者身边；贵公子豢养门客，让门客衣食无忧。世入西汉，外戚、贵族养客的情况仍很普遍。窦婴“喜宾客……封为魏其侯，游士宾客争归之”。东汉建国后，诸侯王，主要是光武帝诸子，与功臣及阴、窦等外戚家族皆在京师居住。史称“建武中，禁网尚阔，诸王既长，各招引宾客”。外戚、功臣和诸侯王在京城招揽宾客，与知名儒士和地方豪强交往。王莽从兄之子王磐，在东汉开国后“拥富赀居故国，为人尚气节而爱士好施，有名江淮间”，成为一方豪强。后来他到京师，与卫尉阴兴、大司空朱浮和齐王章交好。不久，王磐“与司隶校尉苏邺、丁鸿事相连，坐死洛阳狱”。王磐交游甚为广泛。外戚、三公及司隶等权要人士，都与他有所往来。王磐死后，其子王肃“复出入北宫及王侯邸第”。王磐父子与司隶校尉等高官、权贵交游，目的是为自己在京城的交际活动提供便利，进而牟取政治利益。权贵的交游网络遍及首都及地方，是东汉初年重要的政治现象。

光武帝防备外戚势力，他“惩西京外戚宾客，故皆以法绳之，大者抵死徙，其余至贬黜”。高调招揽宾客的诸侯王，也成为东汉初年皇帝的打击对象。明帝即位后，楚王刘英在封国“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永平十三年（70），“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刘英被迫自杀。明帝穷治其事，牵连甚广，这就是东汉历史上著名的“楚狱”。王平、颜忠应是楚王交通的方士。同样在明帝朝，济南王刘康“不循法度，交通宾客”，有人告发他“招来州郡奸猾渔阳颜忠、刘子产等，又多遗其缯帛，案图书，谋议不轨”，刘康遂遭明帝处罚。明帝打击诸王宾客，是为了削弱诸王的势力，消除诸王对皇位的威胁。自此，东汉诸侯王招揽宾客之事有所收敛，但外戚招揽宾客的现象仍屡见不鲜，并未就此终止。

外戚拉拢士大夫，招纳宾客，首先是为了经营自己的名声。据说西汉将军苏建劝说卫青：“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者，勉之哉！”苏建明确指出，权贵招揽宾客，目的是赢得士大夫的称道。像卫青这样的权要人士或凭借军功，或凭借裙带关系上位。他们与名士交往，可以塑造自己“礼贤下士”的形象。东汉开国后，儒学兴盛，儒士大夫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许多功臣有儒士气质，刘秀本人亦是儒生出身。清人赵翼谓：“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外戚功臣所礼之贤，也从方士、地方豪强等各类名流，转变为以儒士大夫为主。大儒杨政有名京师。他拜访杨虚侯马武，武“难见政，称疾不为起。政入户，径升床排武，把臂责之曰：‘卿蒙国恩，备位藩辅，不思求贤以报殊宠，而骄天下英俊，此非养身之道也。今日动者刀入胁’”。杨政责备马武对自己避而不见的态度是“不思求贤”，说明在杨政看来，马武积极“求贤”，亦即礼待自己，方是正确之举。马武如果礼待杨政，则会使他收获礼贤之名。

其次，礼待士大夫，还可以扩充功臣和外戚的人脉基础。儒士大夫可以经过当权外戚的荐举出任官职。西汉末年，外戚傅晏扶植儒士息夫躬、孙宠，使息夫、孙获得官职，进而让他们为傅氏效力，在政治斗争中充当傅氏的马前卒。东汉儒士冯衍为求得东平、山阳王属官的职务，接住外戚阴氏递出的橄榄枝，与阴氏来往甚密。如果冯衍在阴氏的荐举下成功出任诸侯王属官，那么他必然对阴氏感恩，或许会利用职务之便为阴氏争取利益。

权戚、诸王交通士大夫，不可避免地对皇权构成挑战。《韩非子·二柄》曰：“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按法家之说，群臣的赏罚应由君王一人独断，其权不能旁落臣下。卫青答复苏建的建议，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汉武帝忌惮外戚拉拢贤士，卫青对此心知肚明，故而拒绝招揽宾客。光武帝和明帝打击宾客，正是因为外戚礼待贤士，会对皇权产生动摇。不过尽管武帝、光武帝和明帝等强势皇帝打击外戚宾客，但外戚高调礼贤的现象仍屡禁不止。卫青的做法，在两汉的当权外戚中属于少数。

当权外戚招揽贤士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他们需要儒生为自己出谋划策。西汉哀帝在位后期，外戚傅氏势微，傅皇后失宠，董贤及其妹董昭仪颇受哀帝宠幸。桓谭与傅皇后之父傅晏交好。他向傅晏指出傅皇后可能为董贤所害，并为傅氏谋划曰：

刑罚不能加无罪，邪枉不能胜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艰难，或驱使医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备。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宾客，必借以重埶，贻致讥议。不如谢遣门徒，务执谦悫，此修己正家避祸之道也。

傅晏听从了桓谭的建议，罢遣宾客，并提醒傅皇后严加戒备。后来董贤诬陷傅氏，逮捕傅皇后之弟傅喜，但没有发现傅氏的罪证。傅氏成功躲避了这次灾祸。正如桓谭所说，“士以才智要君”。此语既可评论傅皇后身边的侍从，也可评论外戚交结的士人。与外戚交往的士大夫，不论是否成为外戚的门客，都有可能以政治投机者的面貌活跃于政坛之上，为外戚贡献才智。济南王刘康等诸侯王“案图书，谋议不轨”，除了需要方士辅助外，也需要士大夫提供儒学指导。在政治斗争激烈的东汉初年，诸王、外戚如此拉拢儒士的行为必会受到皇帝重点打击。

东汉初年，诸王、功臣为经营名声、扩充人脉以及招揽“智囊”，在京城和地方高调地与士大夫结交。皇帝对他们的交际活动进行打击和限制。光武帝、明帝和章帝这三位强势君主离世后，窦氏、邓氏、梁氏等外戚掌握执政权，于是当权外戚能更加方便地拉拢、交结儒士。

二、东汉中期外戚、宦官与士大夫的交际

东汉中期，外戚辅政成为常见现象，许多士大夫随之成为外戚党羽。东汉初年，外戚与士人交往，受到光武帝、明帝等强势君主的打击和限制。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可以通过征辟掾属等形式，与士大夫建立“府主——故吏”关系。士大夫并不以成为外戚掾属为耻。相比外戚，宦官很难合法地与士大夫开展政治交际。士大夫群体对外戚和宦官的态度有本质差别。

和帝以后，邓氏、窦氏、梁氏等外戚家族成员先后辅政，担任大将军、车骑将军等官。这些官职的担任者可开府辟召官僚和士人。外戚多利用这一条件，征辟有名的士大夫。如车骑将军马防“外戚尊重，请（傅）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后来马氏败落，外戚窦宪担任车骑将军，“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马防、窦宪都征辟名士。窦宪不介意傅毅曾效力马氏，将他招入自己麾下。周景入仕之初，接受大将军梁冀的征辟。在东汉的当权外戚中，窦宪、梁冀名声不佳，最终皆身败名裂，但傅毅、周景并不以自己曾出任他们的掾属为耻。到东汉后期，部分士人因鄙薄地方长官而拒绝在地方任职，如巴肃“历慎令、贝丘长，皆以郡守非其人，辞病去”。不过外戚的征辟很少遭到士大夫拒绝。马融早年“不应征聘”，后来大将军邓骘召其为舍人，据说马融认为该任命“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居凉州。此后凉州爆发战乱，米价踊贵。马融因生活窘迫转变态度，接受邓氏的征召。史书并未记载邓骘发出任命与马融接受征召的时间。实际上，东汉功臣家族之间联系甚多。马融作为马氏外戚的家族成员，他与邓家的联系很可能早已有之。且如果他在凉州生活窘迫，那么返归故里，或就近逃亡汉中、巴蜀等地，都是可行的。笔者大胆推测：邓骘最后不得善终，且此后马融忤逆邓氏，双方关系破裂，所以马融这位当世大儒需要改编自己的经历，让自己的出仕过程看起来更像迫不得已，而非邓氏“召之即来”。史书记载的，正是马融改编后的经历。

汉末徐干撰《中论·谴交》，批评当时的交游之风：

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也……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

所谓“儒服塞道”，说明很多儒士也试图通过交游获利。“有策名于朝，称门生于富贵之家”的，恐怕也有不少士大夫。余英时先生据此指出：“俗士交游之颓风既至桓灵之世而极盛，党锢之祸之适起于此时恐不能不与之有关。”徐干称当朝公卿、州牧郡守等门庭若市，外戚之家应该也会宾客辐辏。史称东汉初年，三公掾属“专尚交游，以不肯视事为高”。三公掾属中有很多儒士。他们不务政务，而是专心交际。尽管徐干批评东汉桓、灵二帝时期的现象，但结合东汉初年三公掾属以及杨政等人的经历看，士大夫醉心交游，特别是热衷于与外戚等权贵人士交际的现象，恐怕从东汉初年就已有之。

史官笔下的士大夫，在与外戚的交往中往往不畏权威、仗义执言。这些记载留给后人的印象，就是正直的士大夫与外戚对抗，即使在外戚幕府效力，也不与外戚同流合污。典型案例是儒士崔琦与梁冀的交往。崔琦在洛阳担任郎官，外戚梁冀“闻其才，请与交”。史称“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冀不能受”。崔琦于是作《外戚箴》讽谏梁氏，最终触怒梁冀，为梁氏所害。表面上看，崔琦一直与梁冀对抗，不过事实恐怕并不这样简单。《外戚箴》文末曰：“履道者固，杖埶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他对梁冀说：“今将军累世台辅，任齐伊、公，而德政未闻，黎元涂炭，不能结纳贞良，以救祸败，反复欲钳塞士口，杜蔽主听，将使玄黄改色，马鹿易形乎？”观此，崔琦劝谏梁冀的主旨，是梁冀应在国家遭遇统治危机的情况下低调处事，广纳贤士，以保全执政之位。崔琦的做法与西汉末年的桓谭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充当外戚的“智囊”，为外戚执政出谋划策。只是他的言语过于直率，且梁冀心胸狭隘，最终触怒梁冀，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士大夫与外戚矛盾激烈、友好关系破裂的情况，在东汉前、中期有很多。马融因建议朝廷勤修武备，不合邓氏之意而失去邓氏信任。窦氏执政期间，崔骃亦劝谏窦宪“谦德之光，《周易》所美；满溢之位，道家所戒……矜矜业业，无殆无荒”。据说崔骃正直敢言，不得窦宪欢心，遭窦氏疏远。这些案例或为士大夫与外戚政见不和，如马融与邓氏；或为士人劝谏外戚应低调执政，谨慎处事。在传世的东汉史料中，后一种记载更多。崔琦与梁冀的分歧就是崔骃与窦宪矛盾的“翻版”。为何这些儒士在得到外戚礼遇的情况下，会对外戚如此犯颜直谏，特别是为何他们要执着地劝谏外戚谦逊、低调，值得深入探讨。

东汉立国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否定王莽篡汉。东汉初年，皇帝打击外戚势力，朝野上下亦对外戚掌权保持警惕。皇后本人也自我抑制，节制自己家族的权势。章帝即位后，朝臣提议封马太后亲属为侯，马太后予以回绝，称：“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时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又田蚡、窦婴，宠贵横恣，倾覆之祸，为世所传……吾岂可上负先帝之旨，下亏先人之德，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她引用西汉田蚡、窦婴等外戚骄横的例子，表明东汉不能重蹈西汉骄纵外戚的覆辙。从这个角度上看，警惕外戚专权，是东汉王朝的“国策”。尽管这一“国策”在东汉中后期未能贯彻执行，但我们不能否认它在东汉初年的存在。在东汉中后期外戚频频掌权的背景下，这一原则仍能以某种方式制约、限制外戚的行为。

章帝以后，皇帝即位的年龄越来越幼小，外戚执政遂无法避免。但外戚高调处事，仍会引起官僚士大夫的警惕。章帝在位期间，马廖兄弟“倾身交结，冠盖之士争赴趣之”。司空第五伦“以后族过盛，欲令朝廷抑损其权”，上疏建议皇帝限制马氏的交际活动。他列举明帝与阴太后打击外戚宾客的做法：“近代光烈皇后，虽友爱天至，而卒使阴就归国，徙废阴兴宾客；其后梁、窦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诛之。”针对马氏兄弟交结豪杰和士大夫的行为，第五伦提醒皇帝“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诚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第五伦不仅站在东汉朝廷的立场上建议皇帝抑制外戚交游，还声称自己直言进谏是为了保全马氏家族。这说明在士大夫看来，外戚高调地交结宾客，不仅对朝廷构成威胁，也不利于其自身。正是东汉防备外戚的国策，使外戚一旦高调处事，就会吸引朝野上下的关注，给家族带来危险。第五伦声称他反对马廖兄弟高调交游，是为了马氏家族的安全，并非全然虚言。

外戚执政，不可避免地与朝臣和士人广泛接触。外戚家族成员往往求低调而不得。如果他们举荐贤士入朝为官，其自身亦严守法度，就会减少过失，赢得朝野上下的赞誉，降低被反对势力针对的风险。崔骃、崔琦或为外戚属下，或为外戚智囊，有责任提醒当权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减少“逾矩”行为。崔骃与窦氏产生矛盾，是在窦宪北征匈奴之时。史称宪“道路愈多不法”，崔骃作为窦宪主簿，指出窦宪的过失，“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此前窦宪因派人刺杀都乡侯刘畅而遭处罚。为将功折罪，窦宪率军出击北匈奴。因此，此次出兵，窦宪的各种举措必然受到朝野瞩目。崔骃劝谏窦宪，是为了让后者恪守法度，以平息朝野上下针对窦氏的不利舆论。窦宪未听从崔骃的劝告，数年后果然遭到和帝打击，被迫自杀。崔琦劝告梁冀的初衷，是在“黎元涂炭”，梁冀执政遭遇危机的背景下，为梁冀寻找保身之道。梁冀最终身败名裂，与他迫害士大夫，特别是崔琦这样的忠直之士有很大关系。此前马融得罪邓氏，只是累年不得升迁；窦宪不采纳崔骃的建议，也只将崔骃逐出自己的幕府。其他外戚杀戮士人，大多只是诛除政敌。梁冀却因意见不和，杀害曾经的友人崔琦。这是践踏东汉外戚与士大夫交往底线的行为，也是他身后声名狼藉的重要原因之一。

许多儒士与外戚在朝堂上展开斗争，利用公开上奏等方式，反对外戚僭越、奢侈等行为。这些士大夫的正直不可否认。但另一方面，部分士人与外戚的争斗看似激烈，实则留有一定余地。士人何敞“性公正”，早年出任太尉宋由的掾属，力劝宋由彻查窦宪刺杀刘畅之事。后来他又屡次上疏，弹劾窦宪及其弟窦笃、窦景超规格营建府第等不法行为。窦宪对他深为忌惮，于是将他调任地方。表面上看，何敞与窦氏外戚水火不容，关系恶劣。不过窦氏败落后，“有司奏敞子与夏阳侯（窦）瓌厚善”；当年何敞屡次弹劾窦宪，却称赞窦宪之弟窦瓌“虽在弱冠，有不隐之忠，比请退身，愿抑家权。可与参谋，听顺其意”。何敞称赞窦瓌在政治上的低调，似乎表明窦瓌的行事作风与窦宪、窦笃、窦景不同。但据《后汉书·窦融列传》，至少在营修宅第的问题上，窦瓌的奢华、逾制与诸位兄长无异。何敞一家应确实与窦瓌保持友好关系，故何敞对窦瓌颇为偏袒。这种友好关系，至少在客观上为何敞与窦氏家族的关系留出了修复的空间。窦瓌最终被安置于封国，形同软禁，未能回归京城。假使他后来东山再起，重回朝廷，那么何敞应当能得到重用。因此，在考察东汉士人与外戚的关系时，如果只看士大夫激烈反对外戚的言行，是不够全面的。蒋晓亮女士考察成阳三碑，认为东汉后期的仲氏家族同宦官势力结好，“又和清流寄望的刘郃关系密切。实际情势远非史书呈现的两种势力间截然对立”。东汉后期名士与宦官势力的关系容后再论。在东汉中期，士大夫与外戚势力绝非公然对立的。即使是那些与外戚斗争的士大夫，有时也会留有余地，保留与外戚势力联合的可能性。

在现有史料中，部分外戚故吏与外戚间的联系记录甚少。儒士周景受大将军梁冀征辟入仕，历任河内太守、将作大匠等官。梁冀被诛后，周景“以故吏免官禁锢”。梁冀执政期间，能先后出任国家核心地带——“三河”之地郡守，并主管营建宫室的人，一定是他的心腹。或许由于周景此后打击宦官子弟，在汉末士大夫心目中的形象比较正面，所以在史书中，周景与梁冀的联系未得到充分记录。朱穆早年举孝廉，梁冀欲以之为谋主，遂征辟之。朱穆在梁冀幕府“甚见亲任”，获举侍御史。后来他劝谏梁冀要节俭为政，“言甚切”，但心胸狭隘的梁冀却未开罪朱穆。朱穆应当是梁冀的亲信，所以梁冀能容忍他的谏言。周景、朱穆与梁氏外戚的政治联系，在史书中遭到弱化。部分士人受恩于外戚的事实，亦遭史家删除。据《朱穆传》，朱穆举荐栾巴于梁冀，冀遂向朝廷推荐栾巴为议郎。栾巴本传言“荆州刺史李固荐巴治迹，征拜议郎”。李固应当向朝廷汇报栾巴的优秀政绩，而后梁冀荐巴为议郎。且当时梁冀辅政，若无其允准，即使得到李固举荐，栾巴也没有机会出任议郎。因此，梁冀对栾巴有知遇之恩。但在栾巴本传中，梁冀对他的知遇之恩并未得到记录。由此可见，许多在史书中留下正面形象的士大夫，或是外戚故吏，或受恩于外戚。但史书通常只记载他们劝谏外戚节俭、谨慎的言论。史家想通过这类记载突出他们正直的品格，弱化他们受恩于外戚的历史事实。

外戚家族在政治斗争中落败前后，士大夫对他们的态度难免“前恭后倨”，即从原先的恭敬转变为此后的倨傲。部分士人甚至对外戚家族落井下石。窦宪任大将军，娶妻之时“天下郡国皆有礼庆”。东汉郡国长官阿附当权外戚，会抓住各种机会表达自己对外戚的“忠诚”。一旦外戚权势稍有衰弱，这些士人往往会一改此前的恭敬之态，转而对外戚“落井下石”。梁冀死后，黄琼上疏：“尚书周永，昔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势，坐事当罪，越拜令职。见冀将衰，乃阳毁示忠，遂因奸计，亦取封侯。”像周永这样本是梁冀心腹、后充当反梁先锋的官僚士人，应该不占多数。但梁冀声名狼藉，他死后，许多因他得官的士人恐怕会自觉地与之划清界限。这也是史书鲜少正面记载士大夫与外戚关系的重要原因。

相比外戚，宦官在笼络士大夫方面缺乏优势。《后汉书·何进传》载何太后曰：“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陈苏镇先生指出，东汉章帝以后，侍中等士人出居禁中之外，不再拥有随时出入禁中的权利。自此，负责禁省事务的宦官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宦官能参与高层的政务决策，也承担向禁宫之外传达命令的职责，有机会与外朝大臣会面。但他们的主要工作区域在禁中，与士大夫交际联络的机会少于外戚。宦官日常工作的上述特性，给了他们接近皇权的便利，也限制了他们与士大夫的政治交际。

东汉有限制宦官与官僚交往的法律。《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司马彪《续汉书》曰：“蜀郡太守因计吏修敬于（曹）腾，益州刺史种暠于函谷关搜得其笺……奏腾内臣外交，所不当为，请免官治罪。”当然，法律规定与现实之间有很大差距。当权宦官交通朝臣，往往不受约束。东汉末年，十常侍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说明宦官庞大的交际网络从中央延伸到地方。曹腾本人与海内名士多有联系，“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他推荐名士任官，为自己赢得良好声誉。不过像曹腾这样交际广泛的宦官只是少数。宦官通常利用联姻扩大自己的人脉。比如中常侍丁肃与太傅胡广联姻；太尉陈球小妻为宦官程璜之女；济南相荀緄亦忌惮宦官势力，为其子荀彧娶中常侍唐衡之女。不过与宦官联姻的士大夫，声誉难免受损。胡广联姻宦官，“以此讥毁于时”；荀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于讥议”，说明宦官的联姻对象受士大夫群体鄙视。因此，相比外戚，宦官与士大夫的政治交际难以开展。

后人将外戚和宦官并称，将这两个群体专权视作东汉政治之弊端。不过细读史书，能发现东汉士人对外戚和宦官的态度并不相同。正如前文所述，东汉士人，即使是那些史书中的骨鲠之士，也未将自己出身外戚故吏作为耻辱。宦官的姻党，却往往遭到士大夫的鄙薄。党锢之祸的起因，是宦官势力与士大夫之间的冲突。上疏举报李膺等士人的，正是宦官的党羽。宦官群体始终被士大夫视作“佞幸”。即使他们当中有个别虚心纳贤者，士大夫群体也不将宦官参政视为正当的政治现象。

许多外戚故吏与宦官矛盾深重。太尉杨震早年受邓骘征辟。后杨震反对中常侍樊丰等内宠奢僭逾制等不法行为，宦官弹劾杨震“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清算邓氏的正是安帝。宦官此语意在激怒安帝，诱使安帝诛杀杨震。安帝果然罢免杨震的官职，逼迫杨震自杀。邓太后临朝期间，杨震并无直言劝谏之事。邓太后去世后，“内宠始盛”，自此杨震屡次上疏，劝安帝节制对乳母和宦官的宠信。宦官和安帝认为，杨震因邓氏遭诛灭而心怀怨恨，所以才处处针对因邓氏倒台而得利的近幸群体。类似外戚故吏与宦官之间矛盾深重的例子还有很多。朱穆提议罢遣宦官，遭宦官“因事称诏诋毁之”。赵岐早年亦受梁冀征辟，为梁冀“陈损益求贤之策”，梁冀未采纳，但也未开罪于他。后来赵岐从兄赵袭与中常侍唐璜之兄唐玹不和，双方矛盾深重，唐玹遂借故大肆杀戮赵氏家族成员。唐璜是诛杀梁冀的重要功臣。赵、唐两家的矛盾是否与赵岐受梁冀征辟有关，现已不可确知。不过曾为外戚效力的士大夫，与诛除外戚得利的宦官多有不和，不能说是巧合。这些士大夫反对宦官，未必是想为外戚复仇，但宦官群体会将他们视作外戚势力的残余。且士大夫对待外戚故主与宦官的态度差异巨大，说明宦官得到皇帝信任，参与政治决策，并不能得到这些士大夫的认可。

余英时先生认为，东汉后期清流士人与外戚联手，原因是这两股势力有共同的敌人——宦官，以及部分外戚兼具士大夫身份。本章内容提示我们：外戚与士大夫联合，是东汉前、中期以来常见的现象。许多以正直形象示人的士大夫甘愿成为外戚属吏，或与外戚交游。即使与外戚争斗，也会留有一定余地。在史书中，外戚与士人的政治联系往往遭到史官“选择性记录”，部分士人与外戚关系亲密的史实并未得到记载。在汉代的高层权力结构中，宦官始终不被士大夫群体视作正当的组成部分。他们与皇家无亲缘关系，也无开府之权，无法通过正常的程序征辟士人。士大夫对于宦官当权缺乏好感，他们反抗宦官的斗争，也在东汉后期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

三、东汉后期外戚、儒士同宦官的斗争

东汉后期，部分士人与外戚联手，同宦官势力展开争斗。皇帝与宦官先后两次对参与斗争的士大夫群体实施“党锢”。前人研究多将士大夫与外戚联手归因于士大夫的自觉意识。余英时先生说：“从来论汉末党锢之祸者……以为起于士大夫与宦官之相互激荡，此诚不易之论也。然结党一事关涉士大夫之群体自觉……似不能纯以一时偶然之刺激说之。”有关东汉后期士大夫之“群体自觉”，余先生已论之甚详。我将从两汉儒士结党的传统运作方式入手，探讨汉末士大夫、外戚与宦官群体斗争的特点。

自东汉建国起，部分官僚士大夫坚守法令，刚正不阿，打击权贵豪强。到王朝后期，随着朝廷高层官僚和权贵腐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正直士人与后者的斗争也愈发激烈。李膺、陈蕃就是这一时期正直士大夫的代表。李膺担任河南尹，负责首都附近的监察工作，“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共同心志，纠罚奸幸”；太尉陈蕃上疏皇帝，保护对抗宦官的士大夫。他们还与不少同道之士联手，整肃官场不正之风。比如陈蕃与黄琬整顿三署郎官，二人“同心，显用志士……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他们的举动得到士林群体的广泛拥护。自此，士大夫与当权者的斗争，从朝堂和公府蔓延到全国。士林群体以李膺、陈蕃为核心，联合起来对抗宦官势力。

东汉后期以陈蕃、李膺为首的士林交结，呈现出比西汉和东汉前、中期儒士更强的独立性。这一时期的士林阶层，已经出现了自成一体的评价倾向。士大夫群体对一个人的评价，与后者的官位高低无关。官场中的上下级，也能成为好友。相互交游的好友，也不一定是同辈之人。陈蕃出任地方官时，与接受功曹任命的徐稚交游。史称陈蕃“在郡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后世遂有“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典故。士大夫交游打破年齿、官职等因素的限制，使得官位较低，甚至在野的士人能与陈蕃、李膺等高级官僚交换对朝政的意见。他们普遍对宦官专权的现象不满，使得针对宦官的舆论遍布朝堂和乡野。他们有的是政治斗争中的朋党关系，有的只是志趣相投的交游关系。川胜义雄先生认为，汉末士林清议在全国、郡和县、乡基层乡村社会分别形成了三个层次的乡论网，这些乡论网络中的士人就是东汉政府指称的“党人”。清议是否形成严整的三层次乡论网络，或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川胜先生注意到针对宦官的舆论遍布各地，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应当属实。

在宦官势力看来，士大夫相互交结的行为即是结党，他们以打击朋党的方式应对即可。范晔《后汉书》载宦官党羽牢修上疏，告李膺等士大夫“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但范晔仅对这封上疏进行概括，未抄录全文。袁宏《后汉纪》载牢修之文曰：“司隶李膺……等相与结为党，诽谤朝廷，迫协公卿，自相荐举。三桓专鲁，六卿分晋，政在大夫，《春秋》所讥。”桓帝于是下令抓捕这些士大夫，党锢之祸自此而起。由此可见，桓帝认可牢修的说法，认为李膺等高官与太学生、各郡国游士结成朋党，动摇皇权。

建宁元年（168），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诛杀宦官失败，宦官大肆报复“党人”，诛杀、流放士大夫，史称“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陈蕃、窦武与宦官的斗争，与此前两汉士大夫参与的党争差别不大。这些政治斗争的表现形式，都是士大夫依附于当权外戚，与另一派当权者进行争斗。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后，窦武上疏，为党人求情，李膺等人遂得开释。灵帝即位后，陈、窦执政，共同对抗宦官势力。他们“同心尽力，征用名贤，共参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陈蕃依附于窦武，借助窦武的外戚身份与宦官势力斗争。二人“征天下名士废黜者前司隶李膺……辟颍川陈寔为属：共定计策。于是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反对宦官的士大夫群体在陈蕃、李膺的带动下结成朋党。宦官最终诛杀窦武、陈蕃，他们的党羽也遭处罚。这一朋党的部分领袖人物，如李膺、范滂等遭迫害而死。宦官势力杀戮陈、李等敌对朋党势力的领袖，在朝堂上消灭了敌对势力。

仔细观察陈蕃、窦武的作为，能发现他们针对的是以宦官曹节为首的朋党。诛杀窦武的重要人物除曹节外，还有长乐五官史朱瑀。史载典中书者抓住窦武出宫回府的时机，将窦武的谋划告知朱瑀。朱瑀看到窦武上疏，怒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说明朱瑀并非宦官。据《续汉书·百官志》，长乐五官史是长乐少府的属官。《后汉书·皇后纪》章怀太子注曰：“长乐少府，掌皇太后宫，秩二千石。”窦太后去世后，李咸上疏力争窦太后与桓帝合葬，疏中称窦氏为“长乐太后”。窦武谋划诛灭宦官时，窦太后居于长乐宫。时任长乐少府是李膺，长乐太仆是曹节。李膺在灵帝即位、窦武和陈蕃执政后才被任命为长乐少府，对长乐宫属官的控制不及在宫中任职多年的曹节等人。窦武要求诛杀长乐五官史朱瑀，显然是因为他认定朱瑀乃曹节一党。

表面上看，窦武、陈蕃一党想要尽诛宦官。窦武上疏太后：“故事，黄门、常侍但当给事省内，典门户，主近署财物耳。今乃使与政事而任权重，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诛废，以清朝廷。”从奏疏中看，窦武认为黄门、常侍权势过重，导致天下人怨气深重，应当全部诛杀。但实际上，窦武等人只是想诛杀与他们不和的宦官及其党羽。史载窦武抓捕宦官，“奏免黄门令魏彪，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无状者长乐尚书郑飒，送北寺狱”。如果窦武等人的谋划成功，山冰应该会取代曹节等人，成为内廷中最具权势的宦官。当然，如果窦武、陈蕃成功，宦官的权力一定遭到大幅削弱，只是如果窦、陈一党想让山冰取代魏彪，那么窦武对宦官“宜悉诛废”之语，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是虚张声势。

窦武、陈蕃死后，东汉朝廷扩大迫害士人的范围，李膺的许多交游对象都遭受刑罚。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犯“大逆”之类大罪者的朋友进行处罚，是两汉惯例。西汉末年，淳于长获罪，其友人也遭处分。杜业指责丞相翟方进执法过严，称“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无归故郡者，今坐长者归故郡，已深一等”。杜业只是指责翟方进对淳于长友人“归故郡”的处罚过重，未否认“大逆友人免官”这一“故事”的合理性。对于犯“大逆”之罪的官僚，朝廷处罚其友人，有一定的法理依据。宦官起兵讨伐窦武、陈蕃，在宫中宣称：“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如果窦、陈一党胜利，那么这一罪名自然不成立；但窦、陈失败，意味着二人是以“大逆”之罪被诛杀的。宦官可以因循旧例打击他们的好友。

朝廷打击陈蕃、李膺的交游对象，有一定的法理依据。但不可否认的是，统治者在打击陈、李好友之时有意扩大打击面。《后汉书·党锢列传》曰：

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檀彬……徐干为“八俊”，田林……公绪恭为“八顾”，朱楷……宣褒为“八及”，刻石立墠，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

从这段记载看，宦官群体有意扩大打击对象的范围。这些受到打击的士人尽管都被称作“党人”，但他们或在朝堂之上与李膺、陈蕃结党，是真正的李、陈一党，或与李、陈的关系介于“交”“党”之间。范晔提到有部分与李、陈“未尝交关”的士大夫也被列为禁锢对象。他将打击党人的始作俑者指向侯览、曹节等宦官。但实际上，扩大打击面，将李、陈的交游对象列为党人，是桓帝和宦官的共同意志。统治者意识到李、陈交游圈对朝廷的威胁，即所谓党人“图危社稷”，故而杀戮、流放、禁锢这部分士人。这激化了士大夫群体对宦官势力的仇恨，也使不少有识之士对东汉朝廷深感失望。清除宦官，重新定位士大夫群体在朝廷中的地位，成为士大夫群体需要完成的事业。

黄巾之乱爆发后，东汉朝廷风雨飘摇。迫于压力，统治者不得不解禁党人。何顒等幸存的党锢名士回到朝堂，为东汉政府效力。不过灵帝在世时，士大夫群体并未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灵帝去世后，外戚、大将军何进手握重兵，以袁绍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亦依附于他。此时的何进与袁绍，形成了类似当年窦武与陈蕃那样的合作模式。以党锢士人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不可能放下对宦官群体的仇恨。何进因个人名声需要，以及宦官首领蹇硕欲谋杀自己、迎立刘协而决定杀戮宦官。何氏家族曾受宦官提携，何太后及其弟何苗与宦官关系良好，所以何进亦在是否诛杀全体宦官一事上犹豫不定，一度只想“诛其放纵者”。在袁绍力劝之下，何进最终下定决心诛杀全体宦官。

何进、袁绍的合作与窦、陈合作有很大不同。首先，何进并非东汉传统的“四姓”外戚，其家族在东汉朝廷根基较浅，家族人才较少。何进、何苗兄弟也不像窦武那样有深厚的儒学素养。何氏与宦官家族交往甚密，何进、何苗兄弟并不齐心。以上因素使何氏家族对士大夫的号召力较弱。何进能与袁绍合作，只是因为双方有共同的敌人——宦官。其次，何进、袁绍都领有禁军，袁绍弟袁术亦为虎贲中郎将。史称灵帝晚年“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都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校尉，淳于琼为佐军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宦官蹇硕为八校尉的元帅，但在这八校尉中，宦官只占其一。蹇硕被杀后，何进吞并其营兵，宦官遂彻底失去禁卫军权。而袁绍一党势力正盛，正如他所说：“前窦武欲诛内宠而反为所害者，以其言语漏泄，而五营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将军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也。”窦武、陈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京城的军事力量缺乏足够的掌控。何进、袁绍等人手握军权，士大夫一党的军事实力已强于宦官。士大夫群体对宦官的仇视，以及士大夫群体的实力皆达到东汉建国以来的顶峰。最终，宦官发动宫廷政变，杀何进，随后袁绍组织禁军尽杀宦官。东汉最后一拨外戚、宦官势力被清除，意味着士大夫群体最终摆脱了这两股宫廷势力的约束，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东汉后期，士大夫群体与宦官势力的斗争，其方式与东汉前、中期的政治斗争并无本质差别。士人依附于当权外戚，与反对势力争斗。东汉末年，士大夫借助外戚何氏的帮助，在取得禁卫军权后，完成对宦官势力的诛灭。两汉外戚——士大夫联合的方式，对汉末政治斗争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结语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生群体从学林走向政坛，成为官僚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末年，儒生倡导复古改制；东汉前、中期，入仕的儒生忙于案牍，将儒家理想融入行政实践。儒生受制于两汉的政治惯例，在最高权力被外戚掌握的现实下，尽可能地实践自己的理念。在这一过程中，儒生不可避免地依附于外戚。个别希望摆脱这一规律、主宰政局的士人，通常遭到杀戮。哀帝去世后，何武与王莽争夺大司马之位。何武失败，被王莽迫害致死。东汉开国后，部分儒士广交诸王、功臣和外戚，希望得到当权者的礼遇，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东汉中期以降，外戚经常居于辅政之位，士大夫群体与外戚鲜少发生大规模冲突；东汉也没有像何武那样，与外戚争夺辅政之位的士大夫。由此可见，东汉士人普遍接受了外戚当权的现实，在外戚的羽翼下施展自己的才华。

作为两汉政治的“潜规则”，外戚在皇帝幼弱之时执掌朝权的正当性，从西汉到东汉并无变化。即使东汉后期，像李膺、陈蕃这样“风骨独立”的士大夫，也需依附外戚，才可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外戚的掾属，是儒士青睐的官职。儒生们在朝堂上正直敢言，与他们同外戚建立府主——故吏关系、为执政外戚出谋献策并不矛盾。外戚与士人在政治上的紧密联系，是宦官无法比拟的。士大夫始终不将宦官视作政治权力的合法构成。在“汉魏革命”后，宦官不再居于权力中枢，而外戚并未彻底退出朝政。魏晋以降，外戚辅政的情况仍屡有发生。西晋杨骏辅政，以及东晋庾氏执政，皆是其例。杨骏遭许多士大夫鄙薄，原因是他“素无美望”，与名士少有交游，未得到士大夫群体的拥护；庾亮兄弟皆为江左名士，因此庾氏执政，能得到东晋世家大族的认可。士大夫群体并未将外戚彻底逐出权力核心，而是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外戚执政的合理性。两汉士大夫在政治上依附于外戚，魏晋以降的外戚则需迎合士大夫。士大夫群体的发展壮大，使双方的地位在汉魏之际发生倒转。

东汉末年的士大夫群体与东汉前、中期已有很大不同。他们的社会声望崇高，且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袁绍等士人在中央掌握禁卫军权，刘表、张邈等人在地方任职。董卓进入洛阳后，这些地方牧守成为割据势力。何进掌权时期，相对宦官，儒士的政治、军事实力已取得优势。东汉最后的外戚、宦官势力“同归于尽”后，尽管像董卓这样的军阀实力强悍，但士大夫群体可以与之抗衡。数年后，董卓等西北军阀覆灭，群雄并起的汉末诸雄中，袁绍、刘表、孔融、陶谦等主要势力的领导者皆为儒士。曹操的祖父曹腾是宦官。他尽管是“阉宦之后”，但他早年举孝廉，后担任洛阳北部尉，杖杀宦官蹇硕的叔父。此后曹操又参与袁绍诛杀宦官的谋划。仅就曹操在东汉末年的作为看，他显然是士大夫群体中的一员。以上的各种情况，预示着士大夫摆脱外戚、宦官势力掣肘，主导朝政的时代即将到来。

（原载《中国文化史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