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永海，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摘要：苏天爵对历史的借鉴作用极为重视，其历史借鉴思想具有浓厚的理学倾向，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源于儒家政治礼仪制度的为政之道；二是基于儒家人才观的用人思想；三是根植于儒家道德伦理的历史人物观。这些为政之道、用人思想和历史人物观未必完全合理，但苏天爵积极借鉴历史经验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关键词：苏天爵；《滋溪文稿》；历史借鉴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学者因所居称之为滋溪先生。他是元代久负盛名的学者，时人赞其“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而“其为文，长于序事，平易温厚，成一家之言，而诗尤得古法”。今人赞他是“元代后期位列显要的少数北方汉族士大夫之一，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也有很高的地位。”

历史借鉴思想是元代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周少川把“在改朝换代之际注重历史的总结”，视为元初史学思想的一个特点。汪高鑫进一步指出，“终元一代的官方史学，也非常重视以史为鉴，历史鉴戒思想显得尤为突出。”以虞集、苏天爵、欧阳玄为代表的元代官方史学家，“希望通过修史，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体现出强烈的历史鉴戒意识。目前，学界关于苏天爵的研究已有比较丰富的成果，但对其历史借鉴思想尚缺乏系统挖掘与梳理，仅见于周少川考察了苏天爵的文献征实及“经世致用”思想，因限于著述体例，未对其历史借鉴思想进行系统总结。本文将从源于儒家政治礼仪制度的忠君之道、基于儒家人才观的吏治思想、根植于儒家道德伦理的历史人物观等三个方面，对苏天爵历史借鉴思想进行初步分析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源于儒家政治礼仪制度的忠君之道 

苏天爵“受过理学的严格熏陶，追求的是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因之，他“对元朝统治是极端忠诚的”。他在给朝廷的章疏中，表现出对郊社宗庙制度、经筵制度、朝仪班序制度、巡守制度等儒家政治礼仪制度的极力推崇，认为其中蕴含着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亟需认真总结与吸收。

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郊社宗庙制度，苏天爵加以总结提炼说：“郊社宗庙，国之大祀，尊亲兼著，庙享尤隆。是以古之王者必行亲祠之礼，所以报德祖宗广孝治也。”认为郊社宗庙制度，乃“尊亲兼著”的“国之大祀”，是先代圣王遗留的珍贵遗产。元朝建国后的近百年时间，列圣相承，典章具在，形成了诸多光昭简册的政治礼仪制度。苏天爵认为，这些制度对于息朝的长治久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率遵旧章，躬行祀礼”，祖宗才能“降福于万年”。此处，苏天爵便是从利于治国理政的角度出发，来讨论继承祖宗古礼制度的。对于郊社宗庙制度的深入思考与总结，体现出苏天爵积极借鉴传统礼制经验，为当朝治国理政提供参考的史学自觉。

经筵，源自汉代为帝王讲经论史的御前讲习，至宋代成为一种形式上制约息权，实质上维护息权的特殊政治礼仪制度。经筵制度“寄寓了士大夫以学术影响政治，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是帝学形成与理学发展的关键环节，体现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交融与互动。”苏天爵对经筵制度十分推崇，他说：“帝王之治，典学为先。开设经筵，实为盛典”。又说：“凡古今治乱之原，及民间情伪得失，俾讲官详究敷陈，薰陶感发。如此则圣学高明，治化熙洽，而经筵所设，诚非虚文矣。”苏天爵称当时开设的经筵，绝不仅仅为了“循故事而备外饰”，而是实现“帝王之治”的首要“盛典”。苏天爵将经筵与古今治乱之原、民间情伪得失紧密结合起来，认为开设经筵体现着“圣学”的鼎盛，昭示着“治化熙洽”、社会繁荣。从这样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窥见苏天爵对于儒家传统礼制的深刻见解及浓厚的历史借鉴意识。

对于具有鲜明儒家特色的朝仪班序制度，苏天爵同样高度重视，他说：“朝觐会同，国家大礼。班制仪式，不可不肃。”“夫九品分官，所以著尊卑之序；四方述职，所以同远近之风。”“盖位序尊严，则观望隆重，朝廷典宪，莫大于斯。”反复强调朝仪班序乃“国家大礼”，体现着国家的政治秩序与尊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定尊卑、同远近的重要作用。同时，他还指出当时朝仪班序混乱的问题及其严重危害：“迩年以来，朝仪虽设版位，品秩率越班行。均为衣紫，从五与正五杂居；共曰服绯，七品与六品齐列。下至八品、九品，盖亦莫不皆然。”“夫既踰越班制，遂致行立不端，因忘肃敬之心，殊失朝仪之礼。”认为混乱的朝仪班序，已经到了非整饬不可的程度。据此，苏天爵提出了改进措施：“今后朝贺行礼，听读诏赦，先尽省、部、台正从二品衙门，次及诸司院局，各验职事散官序列，正从班次，济济相让，与与而行。”“如有跻越品秩、差乱位序者，同失仪论，以惩不恪。”依此，长久地坚持下去，“庶几贵贱有章，仪式不紊，上尊朝廷之典礼，下耸中外之观瞻。”苏天爵能够强调儒家固有的礼仪传统，敏锐地抓住朝仪中“跻越品秩、差乱位序”的乱象，并以此为切入点，建议朝廷整顿朝纲，严肃举止，端正人心，借以树立君威，形成上下齐整、尊卑有序的局面，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从中可以反映出苏天爵对历史及现实问题的深刻思索。

巡守，亦称为巡省、巡幸、巡狩、巡游，主要指帝王出京巡视地方与边疆的活动过程。它不仅是礼俗社会中王权政治的运作模式，而且展示了一种思想观念的空间，形成儒家以礼为教、以祭为教的礼仪文化的轨迹。关于巡守制度，苏天爵认为：“先王之巡守也，盖省观民风，设施政教，非以纵游田而事宴乐也。”他强调，元初的巡守制度，与古代遗制是颇为契合的。他说：“昔我世祖息帝肇作两京，岁时廵幸，振民布政，发号出令。远则边徼咸畏其威，近则臣庶不知其劳，是亦先王廵省之遗意欤?”此处苏天爵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强调巡守制度作为一种先王礼制在“省观民风，设施政教”中的历史作用；二是充分肯定了以世祖为代表的元初君主继承先王古礼，利用巡守制度振民布政、发号施令，达到了远近咸服、君臣交修的最佳状态。可见，他对巡守古制的意义和作用是十分清楚的。他还说：“君心之正，元化之和，礼乐之隆，风俗之厚，则惟大人君子所能致也。”此处，苏天爵对参与巡守的中书辅弼大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为他们肩负着正君心、和元化、隆礼乐、厚风俗的重任，务必“摅其素蕴，树功于世”，切不可“以缄默保位为能”“以便私适己为务”。总之，苏天爵主张应该很好地总结并利用巡守古制，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在施政中的作用。他在《中书参议府左右司题名记》中写道：“谨述古者巡守之事，及辅相参佐之责，俾来者有所观感焉。”同样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层用意。

苏天爵所处的元朝后期，政治黑暗，百姓困顿，对这些情况，他自然完全了解。但作为有影响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代表人物，他除了在当时体制下寻找治国理政方案外，别无选择。苏天爵对郊社宗庙、经筵、朝仪班序、巡守等传统政治礼仪制度的极力推崇与阐扬，体现了他试图通过不断维护息权，在传统“忠君”之道中寻找灵丹妙药，用来医治社会痼疾的拳拳用心。

二、基于儒家人才观的吏治思想   

儒家在观人方面，肯定人的个性差异。在用人方面，主张唯才是举，不拘一格，起用各种才质和各种特长的人，反对求全责备、洗垢求瘢。《尚书·伊训》云：“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论语·微子》云：“无求备于一人”。这些都是儒家人才观的宝贵财富。苏天爵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从政尤其是在司法监察系统任职的实践，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选官、用官思想，为元代统治的巩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     “随其才器大小而任用之”

苏天爵说，“昔我国家抚定海内，收揽豪杰，随其才器大小而任用之，入官之途盖不一也。”认为大元一统四海，与遵循“随其才器大小而任用之”的选官原则密不可分。他强调，选拔官员必须唯才是举，不可求全责备，胶柱鼓瑟。使用人才时，要不论出身，不避卑贱，咸为所用。历史上，这样的成功范例不可胜数。他举例说：“伊尹聘于有莘，傅说起于版筑，孰曰出身之卑贱，岂论家世之寒微。此古者数路用人，未尝滞于一也。”唯有如此，方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他多次强调，现实社会不是缺少人才，而是缺少伯乐。他说：“世尝患才之不足于用者，非天不生才于今也。或教养未至不足以致之，或见闻未周不足以识之。天下之才，始隐而弗彰矣。”苏天爵基于儒家选用人才的成功经验而提出的选拔官吏方案，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2.     “不以远近亲疏而有间”

苏天爵强调，元世祖时期形成的“不以远近亲疏而有间”的选官政策，是非常宝贵的。他说：“世祖息帝临御方夏，收揽豪杰，布列周行”“其大者任以股肱耳目之寄，次则公卿百执事之选，下至宫室、服御、饮食、医药、弓矢、车马，既以大臣世掌其事，至于分官以任其责者，则亦在所选择，初不以远近亲疏而有间也。”做到了不论远近、不问亲疏，唯才是举、唯才是用。又说：“自昔国家置立公卿大夫、郡牧邑令，所以内外相维，共成治效，非有远近亲疏之别也。”他还批评当时在用官方面“往往重内官而轻外职”的不良现象，致“使循良之吏老于郡县而不得达”，难以施展抱负，也给国家造成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这都是违背“不以远近亲疏而有间”、一视同仁的治吏原则的。苏天爵在很多著述中都强调这一原则，说它是元初人才众多的重要保障，实为后世子孙治国之宝典。

3.     贵在“得人”

苏天爵特别强调选官当得其人的重要性，他说：“盖法立则民畏，人存则政举，孰有任法而不任人者乎!”国家在遴选官员时，要以“深知其要，身任其责”为宗旨，要考虑职务的专业性和备选官员各自专长的结合。这种思想的产生是与他多年为官经历分不开的。他看到过很多地方官员，要么不通法律法规，要么疏忽渎职，要么全无爱民之心，贪赃枉法，鱼肉百姓。这都是官不“得人”的例证。所以，他痛彻地说：“近年以来，郡县或不得人，刑政因以失度，民怨伤于和气，水旱因以为灾。年谷不收，实原于此。”尤其是司法系统，若不得其人，所造成的危害更大。因此，他特别强调：“是以司刑官吏允贵得人，若官不得人，则乏推鞠之明；吏不得人，惟务文深之害。”在江南虑囚过程中，苏天爵清查出大量的冤假错案，很多都是官不“得人”造成的。所以，选拔官吏贵在“得人”的思想，是苏天爵从无数历史经验和大量血淋淋的冤案中总结出来的。这一思想在当时及后世都有很重要的镜鉴意义。

4.     增加国子学生员，扩大选官对象

元世祖于至元八年（1271）春，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选随朝百官子弟俊秀者入学，然未有员数。到元仁宗时期，生员“增多至四百员”。这样的规模，与“汉室中兴，圜桥门者亿万计，李唐受命，游成均者三千员”的盛况相去甚远。苏天爵向朝廷建言：“成均实风化之原，而人材乃邦家之本，是宜增广员额，乐育贤能。”他同时建议：“宜从都省闻奏，量拟增添生员一百名，内蒙古、色目五十员，汉人五十员”；“如此则贤能益盛，俗化益隆，其于治道，实为有补。”显然，这些建议对于提高官员素质，扩大遴选范围，都是有帮助的。

5.     加强对官员的监督

苏天爵说：“世祖息帝建立台宪，以肃纪纲，以正风化，其为国家治安之计盖深远也。”称赞元初确立的台宪制度，是息朝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需要认真执行的制度。台宪制度的建立，是以“登崇俊良，纠劾贪暴，训农兴学，辅世安民而已”为出发点的，“当时进用，大抵多老成忠厚之士，故能作新宪度，赞襄隆平”，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台宪内部出现了“或者矫亢以为高，苛刻以为能”的情况，完全违背了祖宗建官任人之意。这是一条很值得认真总结的教训。所以，及时对官员的监督、考察是保证官员廉洁自律的有效手段。

此外，在官员选拔方面，苏天爵很注意对“必慎选直谅多闻之士置诸左右，以参讽议，以备顾问”等成功经验加以总结。他在《治世龟鉴》专设《守令》篇，对历史上选用优良地方官的成功范例加以记述，归纳选拔“良吏”“循吏”的思想。苏天爵还根据两汉“名臣多出于丞史小吏”的历史实际，提出“虽吏属亦必选用贤材”的看法，并结合当时“内而卿士大夫，外则州牧藩宣，大抵多由吏进”的现状，提出用人必须“重其选”的问题。

苏天爵对元初贯彻“随其才器大小而任用之”“不以远近亲疏而有间”，贵在“得人”的人才标准，以及元世祖时期对各级官员有效监督等描述，自然有溢美之处。但这些思想作为选官、用官的原则，无疑是正确的。苏天爵借鉴儒家人才观与元初成功经验而提出的选用官员思想，充分彰显了他作为元代后期优秀史学家的卓越史鉴意识。

三、根植于儒家道德伦理的历史人物观

苏天爵认为，对历史人物善恶得失的评价，目的就是为后世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借鉴。评论对象虽然是历史人物，但落脚点却是现在和将来。他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写道：“古者史官所以论著君臣善恶得失，以为监戒者也。”直接点明史官以历史为镜鉴，从中汲取知识、智慧、经验、教训的重大作用，并说：“惟圣朝龙兴朔方，灭金平宋，遂一华夏，而阀阅勋旧之臣，谋猷才能之士，苟不载之简策，何以垂示方来。”从历史借鉴的角度指明修撰史书（《本朝功臣列传》）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研究相关著述可以发现，苏天爵评价历史人物时，都是以表彰传统忠贞孝悌、“纪载贤能”、抨击贪墨为原则，而这些原则又以“龟鉴”为根本目的。他对待撰述对象的选择，也从来不以官品高低，出身贵贱为标准，而是以传统道德伦理尺标，看其是否具有道德示范作用。他在《修功臣列传》中旗帜鲜明地强调，撰写历史就是要“以为后世之法”，而不是对达官显贵事迹的简单记录。

1.     恪守传统道德标准，以劝世风

古人对于士者的道德水平要求是很高的，忠信、孝悌等内容是“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苏天爵所说：“古之为士者，所以学乎道也。道也者，忠于君、孝于亲、弟于长上、信于朋友之谓也。”在他眼中，那些一生恪守忠孝友悌之道的人，虽然“身修于一时”，其德业却可以“表于后世”。苏天爵笔下，多是诸如海陵胡公瑗、山阳徐公积那样，“经术德业之懿，高尚孝友之风，千载之下犹足仪形后学，激励风俗”的人物，至于那些“富贵利达”之辈，则不是苏氏愿意记载的。

苏天爵撰写的碑铭、传记，特别注意传主的道德素养，重视反映其德业行迹，这都是在“以史为鉴”“以道德感化世风”的思想指导之下形成的。例如，他为刘因撰写《墓志铭》，即可以体现朝廷“欲图安宁长久之治”“崇礼义廉耻之风”的初衷，期望通过“敷求硕儒，阐明正学，彰示好恶之公，作新观听之几”的措施，达到“人人知有礼义廉耻之实，不为奔竞侥倖之习”，以及“风俗淳而善类兴，朝廷正而天下治”之目的。他为訾仲元作诗序，着力赞扬其“慈祥岂弟之行著于家庭”“忠厚孝友之风推于乡党”、“凶岁则出其有余以济不足，饥者与之以食，疾者捄之以药，殣者送之以藏”等美德和义举，期望借此反映“朝廷治化之隆、风纪敦励之严有所致也”，从而激励士大夫们“歌咏其美”“以为劝者”。他撰写《有元旌表孝行刘君墓志铭》，记述刘成（瑞卿）以七十高龄赡养九十余岁的父亲，出发点是阐扬“是时天子方以孝治天下”的经验，以期在举国上下兴起“敬老”之风。《滋溪文稿》多篇《先茔碑》类作品，无一不是宣传“谨家牒而心不忘于先茔者，孝之大也”的伦理之道。

以苏天爵的观点，古代的贤人君子，在道德上首先是高尚的，其言行足以为后世典范。他曾说：“臣闻古之君子莫不亲师友以修其学，惇典礼以肃其家，措诸于用则教化兴而风俗美。”这恰恰是苏天爵对君子在道德上的要求。他心中的君子应该像郑灃那样：“其居家也恒以孝友睦其昆弟，春秋浸高，衣冠尊肃，动履康宁，一话一言，皆可为法”；“事母至孝，旨甘克尽其养。事兄能顺，田园悉推让之。及卒，室无馀财，惟祭器图书而已。”也应该像焦悦那样：“奉亲之养，温凊甘旨尽其职。执亲之丧，衰麻哭泣合乎理，三年不宿于内，君子以为难。家庭雍睦，虽盛暑必具衣冠以见子孙，子孙亦皆缉学修行。”

苏天爵记述的人物，官至几品，勋爵几何，并不重要。他们可以不是官员，可以没有财富，甚至可以没有多少学识，但不能没有道德。只有符合当时社会对君子制定的道德标准，合乎儒家教化的需要，才能写进历史。这就是苏天爵的史学逻辑。

他撰写的《崔孝廉传》，开头便说：“崔孝廉名显，字耀卿。有官君子也。不称其官而曰孝廉者，著其行也。著其行者，所以崇世教也。”舍官爵而以孝廉名篇，苏天爵以德高者感人劝世之目的十分清楚。他曾说：“余闻古之君子不以名位崇高为贵，而惟节义风㮣之为尚也。故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再一次阐明了他恪守传统道德的立场。

2.     奖廉惩贪，树立典范

收入苏天爵文史著述中的人物，除了道德典范之外，大部分都是勤于政事，廉政爱民，确有惠政，深受百姓喜爱的各级官员。至于那些“虽有官封，别无事迹”的，哪怕是位列二品以上的高官，因其不足以为“后世之法”，不具有借鉴功能，“自可删去”。这样处理，体现了苏天爵史学借鉴意识的成熟。

元代后期，吏治败坏，贪腐盛行。对此，苏天爵心知肚明。他一方面屡屡向朝廷进言，希望国家下大力气严肃法纪，整饬吏治；一方面搜集古往今来，尤其是近当代廉吏清官史料，纵论古今，阐明己意，希望以此方式为各级官员提供榜样，也为朝廷清整衰腐提供资鉴。他坚持认为，居藩省者，必得清慎之臣，知爱民为本，则能倡其众；官郡县者，必得廉能之人，知奉公为职，则能集其事。否则，“成功者鲜矣”。也就是说，爱民廉能，奉公守职，是苏天爵对官员的基本要求。他之所以在很多文章中都盛赞元初的吏治清明，就是因为元初征召了大批足以为后世师表的智能之士。每次回忆起那时的盛况，苏天爵都十分激动：“当是时，材能智略之士若四公者，则有太保刘公秉忠，丞相史公天泽，平章廉公希宪、宋公子贞，左丞张公文谦、董公文炳，参政杨公果、贾公居贞，枢密董公文忠、赵公良弼，尚书刘公肃、李公昶、徐公世隆，内翰窦公默、王公鹗、董公文用、郝公经，太史杨公恭懿、王公恂、郭公守敬”。文中所列，皆元初鸿儒巨擘，肱骨之臣，元初盛世，实赖诸君。诸如这样充满无尽感慨的文句，在苏天爵文章中屡有出现。他一直企盼着他所处的时代，能够像开国之初那样，出现更多的良相循吏。

这样的企盼在苏天爵《滋溪文稿》中的碑传中显露无遗。从《吕文穆公神道碑》中，可以体会到苏天爵渴望官员们都能够像吕端善那样“教养有方”“化民有道”“道明经济，闻于家邦”的心情。阅读《靳公神道碑》，览者一定会深思传主“惠政著于当时，遗爱洽于一邑，历时虽久，民犹颂之”的真正原因。知晓元初赵瑨“荐更民政，慈祥岂弟，人不忍欺。其为监司，务持大体，不事苛细”等事迹后，自然明白了赵瑨“所至吏畏而民爱之”的道理。通过《江西佥宪张侯分司杂诗序》，会对张侯（士从）“为人廉明慎密”“彰善树弱，风节矫矫，远迩震詟，民称道之不容口”等政绩有直接的认识，也会对苏天爵“使为郡使者皆然，天下何患不治乎”的话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同时还会对“方今朝廷念民疾苦，特命宰臣精择守令，其不才者悉罢遣之”的措施多一分赞同。遍查苏天爵撰写的碑传文字，几乎每篇都充满着这样深沉的历史情怀。

在苏天爵看来，“君子立身莫重于保守名节，大臣为政莫急于康济斯民”。元代名臣张养浩能够“审其时而后动，合乎礼而后应”，是真正的“君子”“大臣”。因之，苏天爵特地撰写《七聘堂记》，“以为世之师表”，并希望“士之登公斯堂，思其难进易退之风，审其度时合义之制”，“则立人之朝，必无贪位苟禄之耻矣。”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苏天爵品评历史人物时的良苦用意。

在褒奖勤政爱民的模范官员的同时，苏天爵对那些贪墨之徒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以图从反面总结历史教训。他说：“比岁吴、越之境年谷屡丰，盗窃弗发，居官者不能廉静以息民，贪墨兴事，深文巧诋，民始不胜其重困矣。”“故狱讼之烦，廵逻之扰，则有造币之伪，食盐之私，榜笞逮系，无所不至。”更为严重的是，类似的民众斗争在当时非常普遍，真可谓盗贼丛生。针对如此情况，苏天爵发出责问：“呜呼，安居而乐生，人之常情也，或陷于罪戾者，又可不哀矜欤”；“民之为盗，亦岂其本心哉?”他毫不隐晦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第以有司会敛之虐，加以比岁雨旸之愆，民罹穷苦，始有不幸陷于刑辟者矣。”接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长民者诚能以仁爱存心，廉慎律已，民知有耻，相帅为善，又岂有寇攘之足患欤?”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举例说：“汉渤海郡盗起，龚遂为守，盗乃悉平。朝歌有盗，连年未获，虞诩为长，贼遂解散。”并认为这都是“精择守令为治之明效也。”最后，苏天爵表明自己的立场，“有国家者，山川之修阻，城池之高深”，当然是“所以域民”的有效路径，但却不是最重要的，而“选求循良，惠养鳏寡”，才是真正的第一要务!

在《治世龟鉴》中，苏天爵设《守令》篇，专门总结“经史百氏书”，褒奖循吏，痛斥贪官，从而为理国者提供“龟鉴”。如该篇第一目涉及汉初相国萧何、曹参，文帝、景帝时期的河南循吏吴公、蜀守文翁，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等，他们或“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或“谨身帅先，居以廉平”，或“通于事务，明习文法”，皆汉代良吏代表，其言行与各自所处历史阶段的兴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目引述汉代颍川太守黄霸赡养鳏寡贫穷，奖励农桑等事迹，歌颂历史上循吏的善政嘉言。第三目引汉章帝诏书“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厌之，甚苦之”之句，表现了对俗吏的深恶痛绝。《治体》篇第四目引司马光语抨击粉饰太平的牛僧孺：“于斯之时，阍寺协君于内，藩镇阻兵于外。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军旅，岁兴赋役日急，而僧孺谓之太平，不亦诬乎?”并说：“僧孺位居承弼，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孰大焉。”这样的文字，虽不出自苏天爵之口，但结合苏天爵一生的为政生涯，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天爵自己的心声。

受理学影响，苏天爵极力赞美德才兼备、一心为民的廉洁官员，抨击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这使得他的历史人物观具有极强的借鉴意识。正如汪高鑫所说，元代史家的历史借鉴思想大多“强调天理，突显人的道德品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们所撰写的史书也多赞扬忠义之士，贬斥奸邪、叛逆之臣，这样的历史鉴戒思想既是为了维护元朝的政治统治，同时也是理学所强调的忠君思想在史学中的体现。”苏天爵是元代史家的代表，其带有理学倾向的历史借鉴思想在元代史家中具有典型意义。

以上从为政之道、用人思想、历史人物观三个方面，考察了苏天爵历史借鉴思想。这些思想都是他多年为官实践的体会，也是他为元朝统治者提出的治世良方。囿于阶级和时代局限，苏天爵对其论题不可能给出非常科学的答案；基于其深邃的历史借鉴思想而提出的治世方案，也不可能完全得以实施。但是，苏天爵对历史经验的重视，以及关注现实、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必须肯定的。

（原载《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