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晨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摘要：陈垣先生不仅是一位史学家、教育家，他还编辑了一系列报刊，为学术文化传播做出贡献。早年他主持革命报刊《时事画报》《震旦日报》和医学刊物《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启迪民智，推动医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年他主编故宫档案刊物《掌故丛编》，促成了明清档案的公布；主编《辅仁学志》则提供了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阵地。晚年他也参与了一些刊物的编辑工作。在编辑这些报刊的过程中，陈垣先生秉持“中西会通”“百家争鸣”的理念，注重报刊传播知识、引领风气的社会影响，关注读者的阅读体验，重视与读者的交流互动。陈垣先生的编辑事业，具有与学术研究密切联系的特点，并且体现他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怀。

关键词：陈垣；办报办刊；编辑理念；编辑事业

 

陈垣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大家，著有《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通鉴胡注表微》等著作，在史学、教育诸领域成绩斐然。少为人知的是，陈垣先生在创办、编辑报刊杂志、推动学术文化交流方面亦卓有成绩。早在清朝末年，他就以筹办革命报刊《时事画报》《震旦日报》，鼓动反清革命著称。民国初年的国会选举中，他曾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参选国会议员。他还学习西医，与医学同仁创办医学刊物《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他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期间，创办《掌故丛编》，指导、推动故宫所藏明清档案的整理和公布。职掌辅仁大学时，陈垣先生创办《辅仁学志》并任主编，从约稿到审稿，亲力亲为。在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他筹办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并承担主编工作。以往对于陈垣先生在史学、教育等方面的研究甚多，但对于他办报办刊、传播文化、推动学术交流的贡献往往忽视。本文拟考察梳理陈垣先生的办报办刊实践，阐发其编辑报刊的指导理念，分析陈垣先生致力编辑事业的特点，以求有助于深化陈垣研究和出版史的研究。

一、陈垣先生的办报办刊实践

陈垣先生的一生，有着丰富的办报办刊实践，从青年、中年到晚年，他参与创办并主持了多种类型的杂志报刊，有力推动了学术研究和知识交流。

（一）革命报刊——《时事画报》《震旦日报》

清朝末期，政局动荡，社会急剧变革，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陈垣身处革命中心广州，受到革命思潮的感召，投身爱国救亡运动。1904-1905年，陈垣与画家潘达薇、何剑士、高剑父、谭云波等人创办《时事画报》。该报创刊号自称“不惜重资延聘美术家专司绘事”，又“特聘淹通卓识之士主持笔政”，仿东西洋各画报规则办法，考物纪事皆用图画，论事先谐后庄，以“开通群智，振发精神”为办报宗旨。每月出版三期，逢一出版，以漫画形式鼓舞群众反对满清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是当时内地发行的唯一革命报刊。陈垣主要为《时事画报》撰写文字稿件，他以“谦益”“钱罂”等笔名发表文章，“谦受益，取其与‘满招损’对，钱罂取其别名‘扑满’”，可见陈垣当时反满革命的情绪。1950年，陈垣曾在《人民日报》撰文回顾在《时事画报》参与抵制美货的运动，他说：“那时，我才二十六岁，正在广州主持一个《时事画报》，为了鼓励反美情绪，出了好些漫画，其中有一张是‘龟抬美人图’，引起了很大的风潮。”《时事画报》还公开报道孙中山在国外从事民主革命的消息，产生一定影响。

陈垣参与办理的第二份革命报刊是《震旦日报》。1911年初，陈垣在友人、广州圣心大教堂副主教魏畅茂的资助下，与革命志士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并设副刊《鸡鸣录》。《震旦日报》由康仲荦任发行人，陈垣任编辑人，梁勤任印刷人，以“诱导舆论、扶植人权、奖进民德、提倡事业”为办刊宗旨，言辞激进。副刊《鸡鸣录》主要由陈垣负责，取“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刊登“杂文、专件、传记、小说、班本、南音等，文字浅易，趣味性强，以反映民主革命思想为宗旨，特别注意刊登一些时事杂文，借以鼓吹革命思想”。《中国近代报刊史》认为，“陈垣担任主编的、1911年2月以天主教教会的经费创办起来的《震旦日报》，虽然不是革命派的报纸，由于有同情民主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参加工作，言论上也具有一定的革命倾向。……是革命派报刊宣传上的友军。”陈垣曾在给友人汪宗衍的书信中指出，“我曾办过的报系《时事画报》《震旦日报》”。1956年10月，陈垣还曾致信中山大学教授冼玉清借阅上述两种报刊。可见直到建国后，陈垣对早年办理报刊的经历和成绩仍有关注。

（二）医学刊物——《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

随着民主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科学救国”成为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在革命和科学思潮的洗礼下，陈垣开始寻找科学救国之路。他“认为要使中国摆脱落后的状态，一定要使科学发达起来”，而西方医学，正是不同于传统中医的代表性科学。于是他考入广州博济医学院，学习西医。然而因为该校由美国教会举办，校方及美籍教师时常歧视中国学生，陈垣对此多有不满。1908年，陈垣与几位爱国志士商议创设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经过筹备，他们集资发起成立广州光华医学院，所取即“光耀中华”之意，陈垣称该校“合全粤医师之力而成，谋学术自立之先锋队也。”陈垣在博济医学院就读一年后，于1908年转入光华医学院，既担任光华医学院的校董，又成为该校学生。1910年，陈垣在光华医学院顺利毕业，留校任教，讲授生理学、细菌学、解剖学等课程。在此校期间，陈垣同梁慎余、叶菁华等人筹办出版《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其中《医学卫生报》自1908年8月起创刊，计划每月出版一期，由梁慎余任编辑人兼发行人，陈垣等光华医社同仁分担撰述、编辑之任，发行遍及广州、香港、澳门、佛山、梧州、阳江、江门、小榄、九江等地。该报约分图画、论说、学理、时事批评、医案、丛谈、译编、小说、杂著、选录等门类，以通俗语言阐明医学卫生理念、各国医事律法及求医养病之法。1910年8月，《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创刊，陈垣撰写发刊词。该刊专为“养成国人医事卫生知识，使社会有一种正当之舆论，善良之习惯，以谋公众之利益而保生人之健康”，由叶菁华、陈垣担任编辑人，谭斌宜为发行人，叶天任为校阅人。刊物曾一度中断，1913年4月续刊第八期，改由叶慧博主编。梁培基撰写的《本杂志续出发刊词》提到：“本学校杂志因事停刊，实为一大憾事。苏君心愉聆言，感触五内，因倡续办之说。并云杂志编辑一事，陈君现未能如前兼理，愿举叶君慧博主任。”陈垣之所以不能再负责刊物编辑，是因此年他以“革命报人”身份当选众议院议员，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国会，从此定居北京，无法兼任主编一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专门介绍此事曰：“陈垣，本校毕业生，毕业后当本校教授兼《震旦日报》编辑。现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君对于本校多所设施。前日君就职时，本校开欢送会，席间言医界事，及对于本校多感触勉励。此次杂志恢复，君力亦居多焉。”可见陈垣在光华医学院的办刊工作，受到同仁的充分肯定。

（三）故宫档案刊物——《掌故丛编》《文献丛编》

陈垣怀着救国理想抵达北京，此后做过三届议员，还当过教育次长。然而目睹北洋政府的腐朽作派，最终放弃政治，专心学术和文化事业。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故宫以后，陈垣被聘任为常务委员。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下设古物馆和图书馆，陈垣任图书馆馆长，此后机构更迭，他仍担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专门委员等。期间，陈垣不仅亲自起草《故宫博物院致北洋政府国务院公函》，征求北洋政府总理许世英同意，接收军机处档案入馆，扩充了故宫的档案收藏，而且主持创办期刊《掌故丛编》，推动故宫博物院藏明清档案的整理和公布。他教育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说：“学术界需要故宫博物院加速公布资料，故宫的工作人员近水楼台利用资料写出有价值的文章，当然会受到社会上的欢迎，但更迫切需要的是前者。”二十世纪初，新材料的涌现助推了学术热潮，学术界对于故宫藏明清档案有迫切研究的需要。本着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思想，陈垣倡议故宫的工作人员应该先公布史料，而不是占有资料先行研究。用于刊布材料的《掌故丛编》一刊，“由该院图书馆掌故部主办，陈垣、沈兼士负责，许宝蘅主编，单士元、刘儒林编辑。”该刊在陈垣等人的指导下，本着“就清厘所得，随时刊布”的原则，抄录故宫所藏宫内档案、军机处、内务府档案，对须呈现档案原貌者施加影印，并附按语说明原委或加以考据。自1928年1月起每月刊布一册。自十一辑起改称《文献丛编》。尽管此刊发布的资料稍显零散、难成体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尽快公布史料为学界所用已多有不易。据学者统计，在陈垣主持的时期，“故宫博物馆出版明清史料近50种，约千余万字”，为学术界提供了明清历史研究的最新材料。

（四）高校学报——《辅仁学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自政界退出以后，陈垣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多所高校执教。1926年，好友英华逝世，临终以校务托付，陈垣出任辅仁大学副校长，后任校长。陈垣在辅仁大学期间，曾筹办、发行《辅仁学志》《辅仁英文学志》《华裔学志》《辅仁生活》《辅仁年刊》等多种刊物，其中，以《辅仁学志》投入精力最多。1928年，陈垣主持创办《辅仁学志》并亲任主编，编委多为辅仁大学校方代表和各系教授如雷冕、英千里、胡鲁士、沈兼士、张怀、余嘉锡、张星烺、张重一、丰浮露、储皖峰等。据研究称，《辅仁学志》“刊物编委虽达10人，但是从约稿、组稿到审稿、编辑等具体工作几乎悉由主编一人负责。”《辅仁学志》1928年创刊，至1947年停刊，刊布了陈垣、岑仲勉、余嘉锡、王重民、魏建功、张星烺、孙楷第、容肇祖等许多著名学者的重要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蔡尚思专门致信陈垣请求介绍发表《评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及《钟惺谭元春与佛学之关系》两篇文章，方豪、谢兴尧、顾廷龙、蒋天格、郑秉珊等人则曾致信陈垣索求此刊。1944年，日本学者今堀诚二《今日北平学界》一文指出：“辅仁大学陈垣校长犹健在。继续于论文和专著，作超乎常人之活跃……氏之高足余逊、叶德禄、赵光贤、柴德赓等青年讲师，各就汉唐宋明之时代追随陈垣，形成独特学风，蔚为壮观。该校除续刊《辅仁学志》《华裔学志》外，去年度新创刊《民俗学志》，拥有以叶德礼为中心的充实内容，与最近昆明方面斯学之发达相竞。”可见陈垣在辅仁治学、育人、办刊等方面的工作，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文中所论另一刊物《华裔学志》，是辅仁大学于1935年至1948年出版的学术期刊，有辅仁大学教授、德国汉学家鲍润生、顾若愚（又名顾盛德）和雷冕三任主编，陈垣、沈兼士、张星烺、英千里等人曾承担副主编和编辑的工作。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辅仁大学整体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新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仍由陈垣担任校长。1955年7月，北师大初步完成学报筹备工作，刊名确定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下加（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最初定为半年刊，每期约十五万字，每期发行一万五千册至两万册。社会科学版由陈垣任主编，丁浩川、钟敬文、陶大镛任副主编，二十位编委均由陈垣指定，主要有丁浩川、王文枢、王焕勋、白寿彝、石磐、朱智贤等专家。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正式发刊，陈垣撰发刊词，提倡“有关国家建设和一般科学理论、特别是教育理论的专题研究”。1962年，学报编辑委员会扩大调整，龚书铎、刘家和、郭预衡等学者加入编辑委员会，仍由陈垣担任社会科学版主编，副主编为方铭、白寿彝。

此外，陈垣还承担一些历史学专业刊物的编委工作。如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杂志，陈垣作为编委，常为刊物审稿并提供办刊意见。

二、陈垣先生编辑报刊的指导理念

尽管所办报刊类型多样，涉及不同学科的具体办刊思路有所不同，但是从陈垣先生的办刊经历和他在报刊发刊词中的表述来看，陈垣编辑报刊有一些普遍性的指导理念。这些指导理念，是他报刊编辑事业的重要组成。

（一）“中西会通”和“百家争鸣”的学术理念

“中西会通”既是陈垣治学的重要特色，亦是他刊物编辑工作的重要理念。早年办理医学杂志，陈垣既重视中国的传统医学，又关注域外医学的发展。他撰写了《释汉》《释唐》《闻大成》《吴学》《孔子之卫生学》《洗冤录略史》《中国解剖学史料》等一批中国医学史文章，宣扬中华医学的优秀传统。与此同时，他还注重推崇医学新知，介绍海外医学发展，革除落后的医学和社会观念。他的《日本德川季世之医事教育》一文介绍了大致相当于中国乾隆末年迄同治初年的日本“跻寿馆”“医学馆”“诸蕃医学校”“顺正书院”“广濑私塾”等处的日本医学教育情况，主张循序渐进地谋求医学革新和自立。陈垣写作的《光华医学卫生杂志发刊词》，传递出该刊物的办刊宗旨，其中特别提倡同世界医学界的交流，引导民众关注世界医学会议讯息、海外医家动态和各国医事法令。总体上看，陈垣倡议引进域外科学，发展中国医学，既不故步自封，又不全盘西化，体现出守本兼容、中西会通的文化观念。

辅仁大学以“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国固有文化，养成硕学通才”为办学宗旨，倡导中西文化交流正是辅仁大学的宗旨所在。陈垣在辅仁大学，亦多致力于会通中西，他亲自筹办的文学院，提倡“向之所短，则利用科学救其弊，补其偏，务使习国学而毋故步自封，读西籍而毋食欧不化，不托空言，期裨实用。”陈垣既是《辅仁学志》作者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又具体承担该刊物的编辑工作；既继承钱大昕等人乾嘉汉学的学术传统，又注重介绍西方学术方法和研究旨趣，加强与海外汉学的联系。《辅仁学志》创刊号的“弁首”，详细阐述了该刊宗旨：“向之摩挲百宋千元者，今则须蹀躞于新疆大漠。倾向既异，工作自殊。然则欲适应时代之要求，非利用科学方法不可。欲阐发邃古之文明，非共图欧洲合作不可。吾人既承沟通文化之使命，发扬时代精神，复冀椎轮为大辂之始，揭橥斯志甄综客观材料。”二十世纪以来，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献等新材料的涌现以及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等西方学术方法的引进，对学术研究的范式更新起到促进作用。引入西方学术的最新方法，倡导中西交流合作，正是《辅仁学志》的旨趣所在。除发表传统考据学的文章外，《辅仁学志》还多次刊登外国学者的译作以及中国学者的中西交通史成果。如1卷2期刊布柯劳斯的《蒙古史发凡》，2卷2期发表演田耕作的《东亚文明之黎明》，3卷1期发表希伯和的《中亚史地论丛》。此刊还发布了中国学者张星烺借鉴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撰写的《唐时非洲黑奴输入中国考》《中国人种中日耳曼种分子》等文章。研究海外汉学的专家张西平认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在国内是由陈垣、张星烺、向达、方豪、朱谦之、阎宗临这些前辈学者所开辟的”。陈垣成为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辟者，一方面缘于他个人对中西交通史的精深研究，另一方面则出于他主持的《辅仁学志》等研究平台对中西交通研究发展的重要助力。

主张学术探讨，提倡“百家争鸣”是陈垣办刊的另一学术理念。1956年，陈垣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创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他在慷慨激昂的发刊词中大力提倡“百家争鸣”，鼓励大家充分利用学报这一园地，在学术上热烈地争鸣。他特别强调说：“成‘家’的可以鸣，不成‘家’的也可以鸣；年老的教授可以鸣，年轻的教师也可以鸣；大题可以鸣，小题也可以鸣”。他认为，无论是洋洋大观还是一得之见，只要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理，都有争鸣的权利，这既响应了当时党中央在科学领域的指导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阐发了个人对学报编辑工作的指导理念。他认为，学术争鸣应当是学术思想上的自由论争，在学术上独立思考，深入钻研，然后各抒己见，平心静气、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地互相批评，才能使科学研究向前发展。而且，陈垣特别指出，“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有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或者不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他还是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也有反对唯心主义的自由；有怀疑和批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批评非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由。”他认为公开辩论，百家争鸣，才能使我们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更加深刻，真正使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驳倒非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使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在争鸣中互相接近，得到解决。这样的编辑理念，有助于推动学术研究工作走向繁荣，在今天看来仍有借鉴意义。

（二）注重杂志报刊传播知识、引领风气的社会影响

杂志报刊作为知识讯息的传播渠道，在社会上发挥着重要功用，陈垣先生对此有明确认识。早在1910年，他就详细阐述了医学杂志的社会作用，强调办刊的必要性。在《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发刊词》中，陈垣指出：“人之苦莫苦于无口，口不备不足以成人，今吾医人亦赖口之用甚矣。”他以人之有口喻社会之有报刊杂志，若是缺乏相应的传播渠道，则难以产生正常的社会交流，揭示了医学刊物在传播知识讯息、促进社会发展上的重要功用。

发刊词中所倡导的辨明世俗对医师的诋毁、病人对医法的误会，纠正其他刊物记载医事失实的情况、祛除大众的医事迷信等等方面，在刊物此后所发“医事批评”文章中多有体现。仅陈垣所撰就有《又有用担竿压毙孖胎者》《在公地唾涎者真要罚矣》《改良医院急乎重建城隍庙急》《坊人有太古遗风》等多篇文章，对提倡科学的医学卫生观念、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发刊词中的有些认识，如对“海港检疫”“传染病预防”等医事法令的重视，在当时医学不甚发达的时代，还是相当进步的理念。陈垣《敬告寄稿诸君》一文指出：“本报发行后，远近寄稿者甚众。”可见该报自发行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

陈垣重视刊物的社会影响在其他刊物的编辑发行中亦有体现。1936年，辅仁大学创办《辅仁年刊》，内容是辅仁大学的校史、校景、教职员、毕业生名录、学术研究会、体育活动、校园生活、毕业论文题目等等，多配有精美照片。陈垣作为校长为该刊作序，其中指出，辅仁学子自东西南北各地相聚，共历寒暑，互相砥砺，然而一旦毕业，就如风流云散，历时稍久，将至姓氏或相望，面目不相识。因此，学校创办《辅仁年刊》，“订车笠之盟，结久要之好，留踪迹，联感情，异日者，或显、或晦、或穷、或通、皆得于斯刊以为之印证。”此即强调刊物记录辅仁同学情谊，深化彼此联系的功用。不仅如此，因刊物发行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汉奸横行，世风日下。鉴于此，陈垣对学生谆谆教诲：

今吾同学百数千人，志趣虽殊，为学以求用于世则一；若能守之以弘毅，持之以贞固，秉忠直之气，为士民之倡，易俗移风，利泽施乎社会，则物亦可借人而传，吾于新刊觇之矣。苟其行违忠直，驱逐声势，同流而合污，后之人展兹刊曰：“是非某校之徒欤？何其行之若是也。”则是刊系于吾校之誉者甚大，吾同学可不自警自惕、勉学而慎行哉！

所谓“是刊系于吾校之誉者甚大”，即不仅创设此刊为师生、同学多年情谊的记录和见证，而且希望借此刊物之传布，警醒学子们勉学慎行、洁身自好，为天下士民榜样，引导树立勇毅忠直、持守正道的社会风气。如此理念，与陈垣先生研究史学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的旨趣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关注读者的阅读体验，重视编读交流

陈垣在办理刊物时，格外关注读者的阅读体验，注重与读者的交流。他认为书刊要规范排版布局，以更好地传达文意，避免读者产生疑惑。陈垣编辑《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经常收到格式不规范的长篇大论，这对读者阅读造成不便。鉴于此，他专门在第三期刊布《敬告寄稿诸君》，提醒作者投稿时自拟标题并施加圈点，以便节省目力。第四期上，他又刊登《再告寄稿诸君》一文，对规范稿件格式提出进一步要求说：

寄来诸稿，间有长篇大论，一气呵成，并不提行者。则文字上言之，何不可。但既为说理文字，又为医学专门的说理文字，阅报者又未必尽为医界中人，故欲其学说之普及于大众，不得不多提行以清眉目，令阅者省一番精神也。作者以为何如？编者识。

他认为，在行文必要处提行，可以使文章条理清晰，层次明白，便于读者阅读。况且医学专门的说理文字在当时本就晦涩，想要让普通大众读得明白，势必要格式清朗。这就说明，陈垣对行文规范的重视，有基于大众读者阅读便利的考量。1957年时，《历史研究》编辑部征询陈垣意见，请教是否可将“历史动态”等稿件改为六号字以节约用纸。陈垣提出，“与其用六号字，不如减省不必要的词句，可登可不登的稿件就不登。”尽可能地压缩稿件的内容，而不是调整字号，他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减省纸张，而且可以节约阅者的目力和精神，更可以精炼作者行文的本领，一举三善。”稿件字数过小势必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他认为调整字号不如精简行文，这样更便于读者阅读。写文章要凝练文笔是陈垣的一贯主张。1961年，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的学术会议上，陈垣谈到当时刊物上许多学术论文好发空论，重复、空洞的闲话太多，既浪费版面，又浪费读者眼力和时间，他强调行文应当反复凝练、精雕细琢。陈垣提出：“我以为，发表的文章，最低要求应当：一、理要讲清楚，使人心里服；二、话要讲明白，使人看得懂；三、闲话不说，或者少说。”他对浮华空洞、故作高深的文风持批判态度，主张“写文章总要使人能看得懂才好”，这对于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有重要意义。直到其晚年时，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他还经常为中华书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审稿件、提建议。1961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刊载《从借书谈起》一文，陈垣认为“报纸能多刊载这样的短文，可以省时、省纸，对读者大有利益。”对于该文在句读和数字等方面存在可能引发读者误解的问题，陈垣还做了专门指正。

陈垣向来重视编读交流，办理刊物时有读者来信咨询，或就文章内容，或就刊物形式提出意见建议。对读者疑问，陈垣经常耐心回复。他所办理的《医学卫生报》“远近之贻书奖励者络绎不绝”，其中还有人专门就报刊义例提出建议。鉴于此，刊物开辟“问答”栏目，搭建编读互动的平台，回复读者关于报刊义例的提问。如有读者来信质询《医学卫生报》所发《虎列拉》（霍乱）一文，“不及治法，则卒遇此症无从措手，虽有医者，亦恐延之不及，似亦未善。”对此，陈垣做出回复。他指出，世人多以病试药，弊病甚多。霍乱之病，需经医生针对病人体质病情开具用药处方，而报纸仅负责传播事前预防和事后调理的方法。若是刊载治疗方法，既不符合《黄帝内经》以来的传统，又容易误人病情。不仅详细说明了报刊不载治理之方的缘故，又向读者介绍了正确的就医理念。针对多有患者咨询幼儿种痘、种痘不良反应等事宜，陈垣参取《种痘施术心得书》，总结种痘的禁忌情况、方法、注意事项等，介绍日本等国的种痘法规，撰成《告种痘者》一文供读者参考。在办理《光华医事卫生杂志》时，亦时有读者来信。一次，有一名署名古愚的读者来信提问：“阅贵报第二期言《新唐志》有崔知悌《产图》一卷。考今《唐志》并无此，未知贵报何所据？或别本有之？窃所未解，敬以为问，希有以报也。”读者对刊文中指出的《新唐志》有《产图》一卷表示疑问，故来信咨询。陈垣回信指出，崔知悌《产图》不仅在《新唐志》中有，而且在《旧唐志》亦有记载，只是属于五行类，不归于医术类。《崇文总目》亦收入此书，题为《产鉴图》，耐心细致地指导读者查阅史籍以解决疑窦。

三、陈垣先生致力报刊编辑事业的特点

陈垣先生热衷于知识交流和学术争鸣，并通过办报办刊引领进步的社会观念，他常常一腔热血地投入报刊编辑工作中，为学术界和社会服务，而不计个人得失。在丰富办刊历程和独到编辑理念的基础上，陈垣先生的编辑事业形成了鲜明特点，择其要者，有以下两点。

（一）编辑与研究紧密联系的学者风格

陈垣先生是一名出色的编辑，更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在主编或指导刊物编辑出版的工作中，他不仅参与刊物的编辑工作，而且积极撰稿，支持刊物发展。既编又写、编辑与研究紧密联系的学者风格，成为陈垣先生从事编辑事业的一大特色。

在编辑《时事画报》时，陈垣为画报撰写了许多文章。仅1907年，他就在《时事画报》的18期上发表了52篇文章，多的每期可有5、6篇。其中，在第6期，陈垣发表《记王将军墓》，该文参稽《广东通志》等史料，表彰清末反清志士番禺人王兴之功绩，提出“将军去今不三百年，昔粤人悲痛感激而谋立公之碣者，何今而竟忘之也耶”的疑问，并引龚自珍“灭人国者先灭人之史”的说法，呼吁民众树立历史观念，反对腐朽的满清统治。第21期刊布陈垣所撰《国朝首请泯除满汉畛域者仁和杭堇甫先生》一文，则介绍了乾隆时杭州学者杭世骏反对满清朝廷在任用官员上“内满而外汉”的主张。陈垣在革命报刊所发文章，饱含民族主义情绪，以犀利的文笔痛击清政府的落后，鼓舞了革命事业。1908年，陈垣开始办理医学刊物，此年他在《医学卫生报》上发表文章22篇。次年，继在《医学卫生报》发文44篇。陈垣所撰写的《牛痘入中国考略》《中国解剖学史料》等文章，先后发布于《医学卫生报》第6、7期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第4、5期，文章介绍了近代医学的发展，“为提倡近代医学和改善我国的环境卫生发出了有力的呼声”。陈垣在向学生介绍读书经验时提到，自己早年间“学过西医，办过报纸，但读书和教书从未间断”。在杂志工作的同仁亦称他“邃于古学，资于事故，隐以著述医自任”。在广州期间，办报是陈垣工作生活的重心之一，或出于节省经费等考虑，他在所办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使他的编辑工作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编研一体”的特点。从他的文章中，可以发现陈垣不仅分担报刊编辑的日常工作，而且一直秉持深入研究的学术理念，这种精神正是他此后成为著名学者的原因之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弃医从史”以后，陈垣走入专业史学研究的道路，他此期的编辑活动，更加体现出编辑与研究紧密联系的学者风格。在整理刊布故宫藏明清档案时，陈垣经常热心地为工作人员讲解整理方法。曾参加故宫档案整理工作、解放后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回忆说：“陈师学问博大精深，在缤纷文物中，每见一事一物，均对吾等青年后辈讲解分析，使聆者昭昭而后已。”陈垣不但细致地指导整理人员撰写按语叙录，甚至亲自动手，考订档案源流、年代次第。《文献丛编》所公布的档案中，许多档案叙录经过陈垣的撰写或订正。著名的《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十四通，均有康熙朱笔删改，记载了康熙四十四年（1705）和五十九年，罗马教廷遣使来华同清廷交涉的情况，是考察清代对外关系的重要史料。该文书首次排印公布于《文献丛编》第6辑，此后应读者要求参照原稿影印，文书叙录就由陈垣亲自执笔。不仅如此，陈垣还根据档案编辑的实践，总结提炼，得出“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编目”的“整理档案八法”和“文件原有的包扎、标识，以及一切附件，都不要使之脱离”的“秤不离砣”法则，引导档案整理工作走向科学、规范。上述法则此后成为故宫博物院规范分类整理和编纂档案目录的总原则。

主编《辅仁学志》时，中国正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陈垣目睹国家危亡，忧心如焚，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而是坚守北京，主持辅仁大学发展大局，著书编刊，不只是阐发个人的学术主张，更追求“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等目的。自1932至1947年，陈垣不但负责《辅仁学志》的编刊工作，而且提供了本人的16篇成果相继刊发于《辅仁学志》，其中就包含此后产生重大影响的两部著作《清初僧诤记》和《通鉴胡注表微》，对鼓舞师生、军民的抗日热情发挥一定作用。从早年间作为《时事画报》的文字编辑，一年刊发数十篇稿件，到在困局中主持《辅仁学志》，坚守阵地，产出高质量成果，编辑与研究紧密联系的学者风格成为贯穿陈垣编辑事业的重要特点。

（二）体现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怀

爱国情怀是陈垣思想的底色，可以说，对国家的热爱和对人民的关怀贯穿陈垣先生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的始终。在陈垣的编辑办刊事业上，也可以清晰感受到他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怀。

陈垣出生于清朝末年的广东地区，目睹清政府腐败昏聩，列强欺凌，国家内忧外患，危机日深。受到当时广州流行的维新思想影响，他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事业。对此，他后来回忆说：“我青年时在广州，受到些维新思想影响，也曾抱有救国之志，参加了一些当时的反帝反封建活动。”创办进步报刊《时事画报》《震旦日报》，就是他驱夷灭洋救国思想的写照。《时事画报》作为当时“内地发行的唯一革命报”，鼓舞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有所助力。1959年，陈垣曾向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介绍清末广州抵制美货的活动和“龟抬美人”漫画的风潮。他说：“1905年，美国续颁华工禁例，华侨冯夏威自刎于上海美领事馆门外，举国大愤，各省志士纷纷组织拒约会，抵制美货，余亦其中一员。时适有以美国秦大臣与大总统女公子为首的美国游历团二百余人到广州。广州当时交通工具只有轿而无车，同人乃鼓动全城轿班罢工，四处张贴《龟抬美人》漫画，画一个美女坐轿子，两只乌龟抬之。这是说抬美人者便是乌龟。”《时事画报》创作的“龟抬美人图”，一时间在广州大街小巷广泛传播，将拒约运动推向高潮。据陈垣说清政府后来竟然找不到伺候美国人的轿夫，只好抓了在街头演讲的马达臣、潘信明、夏仲文三人，“姓夏的是夏重民，是我一个义育学堂的学生”。这引起更大的风潮。人们纷纷到监狱去慰问，又举办生祭“马潘夏”的大会，最终迫使清政府在美国人离开中国之后释放三人。

在办理医学报刊时，陈垣呼吁赶超西洋医学、发展中国医学，旨在探索医学救国之路。他写作的《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发刊词》，针砭时弊地提出发展中国医学的主张：“吾国人日矜言中国医学驾乎西洋医学之上，否亦斤斤于中西医学之短长，即以医报一端论，其所长者安在耶？……抑吾闻之，他国医报，一科有一科之杂志，一会有一会之杂志，细如皮肤微毒、耳病咽喉等科，莫不有会、有杂志，且能寿至千号至数千号焉。兹体事大，非此所能也。先其普通者、肤浅者，以期渐进乎深造，乎专精，并期其能稍永年焉。是岂一人之任哉！”他认为，域外的医学报刊，已经发展到分科十分专精的程度，而中国医报才刚刚萌生，这是中国医学不够发达的表现之一。创办医学报刊，推进中国医学事业循序渐进地发展，体现出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不仅如此，他还撰写文章，总结中国医学的发展历史，引进域外医学的进步理念，以推动中国医学发展。在《中国解剖学史料》中，陈垣先是肯定了古代医学的发展成就，而后表明了对国家“日蹙百里”、民族危亡现状的深切忧虑，接着他说：“吾今既述其祖若宗开国之雄烈，黄帝子孙，有能来言恢复乎？吾将执大刀利斧从其后。”表达了他赶超西洋西学，发展中国医学的志向。

在史学层面，陈垣更以爱国著称，牟润孙就称陈垣“著述之间则有爱国之深旨”。陈垣主张在史学上超越外国，提倡“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他曾说：“每当我接到从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象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他们。”1928年创刊的《辅仁学志》，正是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理念的具体实践。该刊发表了一系列乾嘉考据和西方学术方法融合的文章，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1937年以后，北京沦陷，辅仁大学虽然未被日军接管，然而经费不足，办学愈发艰难，《辅仁学志》曾面临停刊的境遇。启功回忆说：“几位老先生相约在《学志》上发表文章不收稿费。这时期他们发表的文章比收稿费时还要多。”此期《辅仁学志》发表了一系列关注社会现实、宣扬民族气节的文章。如1940-1941年，《辅仁学志》第9卷2期、第10卷分两期刊布赵光贤先生的毕业论文《明失辽东考原》，详尽考述了辽东地区被满清攻陷的历史过程。第13卷刊布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考证了北宋杨业祖孙三代前赴后继、忠烈报国的事迹，藉以激励同胞抵抗日寇，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爱国情感。特别是抗战期间社会上多有媚外求荣的汉奸，他们“得意洋洋，有结队渡海朝拜、归以为荣、夸耀于乡党邻里者”，陈垣刊文痛斥这些汉奸。1941年，陈垣写作的《清初僧诤记》发表于《辅仁学志》第9卷第2期，此书表面写清朝初年佛教各派之间以及投靠清朝的和尚幕臣之间的斗争，实际是藉以讽刺卖国求荣的汉奸。1944年3月，辅仁大学秘书长、院长、教授被日寇拘捕者达三四十人，陈垣本人也受到很大威胁。陈垣说：“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们更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陈垣此时写作《通鉴胡注表微》，缘于宋末元初的胡三省曾在《资治通鉴》的注解中揭露宋朝招致灭亡的原因、斥责卖国投降的败类、申诉元朝残暴统治的难以容忍以及自己身受亡国惨痛的心情。陈垣通过阐发《通鉴胡注》的微言大义，撰成《通鉴胡注表微》，借以激发民众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分两期发表于《辅仁学志》第13、14卷。此书“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在国家破碎、民族危亡之际，表达爱国热情、伸张民族正义，成为最能代表陈垣爱国情怀的代表著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垣目睹国家面貌的巨大变化，形成了为人民和社会服务的思想倾向。在1949年给胡适的公开信中，他反思个人过去“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弊端，主张“应即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服务”。1950年，辅仁大学创办《新辅仁》，陈垣在《发刊词》中强调，过去的辅仁大学，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因为种种关系错综复杂，相对保守和落后，过去辅仁所出的校刊，没有真正掌握在先生和同学们自己的手里。而自北京解放以来，辅仁大学走上了新的道路，《新辅仁》是我们自己的刊物，“和全国的人民一起站起来了”。他在发刊词中慷慨陈词：“现在的辅仁，已今非昔比，当我们看见新的辅仁，无论是先生，无论是同学，是校务的进行，是工作的推动，是政治理论的学习，是日常生活的态度，是学术趋向，是思想方法，渐渐在改变，呈现了年青、茁壮、活泼、跃进的空气，辅仁整个是在动，是在发展着，他已有了新生的力量，已有了灿烂的前途。”他对建国后辅仁大学的发展满怀憧憬，强调《新辅仁》一刊将是辅仁大学师生实际生活的记录，将有效推动师生的学习和进步。无独有偶，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发刊词中，陈垣也满怀期待地提出发展学术、服务人民的主张。他说：“今天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自己得到了政治权利。”秉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创办刊物，是为了发展学术、繁荣文化、造福人民。他鼓励科学工作者们在空前伟大的时代，充分发挥才能和智慧，推动科研工作和提高教育质量，创造空前繁荣的文化。可以说，从青年时创办革命报刊以启迪民智、拯救民族危亡，筹办医学杂志以普及医学卫生知识、推动社会进步，到以《辅仁学志》为阵地“夺回汉学中心”，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服务”的办刊主张，陈垣先生的爱国情怀贯穿着他致力编辑事业的全过程。

陈垣先生向来以学问渊博、国际知名的史学名家、教育大家著称，办报办刊，推动知识传播和学术交流仅是他极为丰富的人生履历和学术事业的一小部分。以精湛学识、人格魅力组织编辑报刊的著名学者不在少数，研究出版史的专家宋原放指出，“不能因为他们是某方面的专门家而抹杀他们对编辑工作的贡献。”陈垣先生所办报刊类型多样，既有革命报刊《时事画报》《震旦日报》、医学刊物《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又有故宫档案刊物《掌故丛编》和高校学报《辅仁学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既传播了知识和进步思想，又为学术交流和争鸣提供了重要阵地。他在丰富的办刊实践中，形成了办报办刊的指导理念，并在其间彰显鲜明的学者风格和浓厚的爱国情怀，这些都是我国编辑出版史的重要财富。因此，陈垣先生的编辑事业和贡献是值得加以深入研究和总结的。

（原载《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4期）